告密

中国首都北京历来活跃着一支由老年妇女为主的业余治安队。中国媒体说，她们为维护北京社会治安做出了贡献。不过也有批评者认为，这种职业告密群体是专制统治的产物。北京的大妈们，不仅会跳广场舞，热衷炒卖黄金地产，还是北京警方的重要工具。《北京青年报》7月23号报道说，近年来住在北京的多名网络大V、明星艺人嫖娼和吸毒因群众举报而被警方抓获，举报有功的北京“朝阳群众”被戏称为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队。而在北京中心的西城区，以大妈为主的“业余情报组织”也战功赫赫。北京西城大妈“治安员”有七万多人，其中登记注册的有五万多人。她们日夜活跃在大街小巷和交通要道，不放过任何可疑情况。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说，这些以红袖标、红帽子或者红马甲为标志的大妈治安员，仅在今年前4个月，就因为举报犯罪线索获得了56万人民币的“奖金”。她们去年全年所得奖金总数则达209万元。大妈治安员每人都携带治安综合办公室配发的手册，其中列出“七种可疑人员、三种可疑物品、三种可疑事件”，并附有处置办法及报警电话等。在美国的中国问题评论人士李洪宽表示，中国大陆这种官方组织的民间告密网络是典型的中国特色，“没事就刺探别人的隐私，盼着出点事儿，好去举报。这是从文革以来中共发明的一种告密举报制度，是一种中国特色。”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则表示，北京大妈大娘治安志愿者其实就是以前被称为北京“小脚侦缉队”的升级版，“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所谓群众监督，那时候叫小脚侦缉队，现在不裹小脚了，所以大家称他们是大妈侦缉队。”刘先生介绍说，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公安局动员了三百多万所谓志愿人员，包括北京城区的退休人员。奥运会之后，这个机制被保存，逐渐形成了目前的民间治安制度。中国公安部曾想在全国推广北京的做法，但不太成功，“官方想推广成全国范围，实际上就是北京和个别大城市，其他很难搞起来。尤其是在北京市中心的西城和朝阳，这些地方干部多，大概政治觉悟高吧，所以才喜欢监视别人。”刘先生认为，北京除了西城区和朝阳区之外，其他郊县区，因为流动人口多，所以治安志愿者制度远不如中心区域有效。以金钱奖励举报犯罪线索古今中外都不罕见，甚至是很国家警方破案的一个重要方式。但李洪宽认为，北京大妈侦缉队模式不仅举报刑事犯罪，更多的是针对当局所谓的不稳定因素，她们甚至会刺探普通访民以及当局不喜欢的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在法律层面存在很多问题，“在严格的法治社会，这种事情可能很难获得法律的批准，他们举报十个案件可能有八九个是错的，这可能没什么，但却给别人带来很多不便。”有网民表示，北京的这种万民监督刺探别人的机制折射出当年文革的影子。一个民众互相监视的社会，付出的代价是人与人之间丧失起码的信任。中国的刘先生认为，政府鼓励告密，奖励相互监视，是专制制度的产物，北京市有18个区县，如果每个区县都有五万业余的监视告密队伍，则将有近百万自愿告密者，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他认为，住在这样的地方，不可能有真正自由和幸福。记者石山（责编：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