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如果我们假定，网速会持续增长变快——这差不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不能忍受哪怕以毫秒计的响应时间延迟。最终结果是，我们不愿意体验那些需要我们等待的事物，那些不能立刻满足我们的事物。” 随着网络速度提高，我们对于时间的感觉也发生了变化，由此可以折射出科技如何改变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回到2006年，一项著名的电子零售业研究表明，如果电商网站页面加载时间超过4秒，会有三分之一的网购消费者（使用宽带连接）放弃等待；如果加载时间超过6秒，会有接近三分之二的消费者放弃等待。 根据这项研究得出以下的四秒规则：人们等待网页加载的时间不会超过四秒。接下来的六年里，四秒规则一次又一次被刷新，现在适用的是四分之一秒规则。谷歌和微软这样的公司研究发现，现在页面加载延迟为250毫秒，访问者就会放弃这个网站。今年年初时，微软的搜索专家沈向洋这么说：“二百五十毫秒差不多是互联网竞争优势的魔法数字。”眨眼需要400毫秒，对比之下就知道这个速度是什么概念了。 现在一项有关在线视频的新研究（GigaOm） 进一步证明了随着媒体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因此失去耐心。克里希纳和西塔拉曼两位研究员研究了Akamai的数据库，其中包含了两千三百万支视频，总浏览人次达七百万。他们发现延迟超过两秒就会有观众选择放弃等待，之后加载时间每延长一秒，放弃的比例就会增长5.8%。     任何一个经历过点下播放键等待视频播放那段时间血压上升的焦虑的人都能理解这个数字。实际上，值得惊讶的反而是竟然有10%的人愿意等待视频超过50秒。（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这些人趁机去洗手间了。） 研究数据中更耐人寻味的是，网速越快，放弃的比率越高。     就是说，我们体验的信息流速度越快，我们就越没有耐心。这项研究对于在线媒体和广告相关人员，或者数据中心与媒体广告网络相关人员都有重大参考价值。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所有人的思维、社交和生活的方式。如果我们假定，网速会持续增长变快——这差不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不能忍受哪怕以毫秒计的响应时间延迟。最终结果是，我们不愿意体验那些需要我们等待的事物，那些不能立刻满足我们的事物。 有件事没有在这项研究里体现出来——但我基于自己的体验和对周围的观察，敢于断言——这种失去耐心不止是对于互联网，还延伸到了线下生活中。换言之，数字科技使得我们对各种延迟都越来越敏感且抗拒——越来越不能忍受那些没有新刺激的时刻。因为我们对于时间的感觉深深影响着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所以我认为科技带来的我们对延迟的认知的改变还有更深远的影响。 文章来自译言网，译者为： blurryyou。   【原文链接】

“我们也可以把短暂性看成为个人生活中各种联系的周转速度。而且，我们每个人的特点都可以用这种速度体现出来。有些人的生活特点就在于周转速度比别人慢。过去和现在的人的生活相对说是“低短暂性”的他们的关系的持续时间往往比较长，未来人却生活在“高短暂性”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关系的持续时间缩短了，联系的速度特别快。在他们的生活中，物品、地点、人、思想概念和组织机构，都更容易‘疲塌’。” 时空压缩与短信体验 随着短信时代的来临，我们今天遭遇到的是一整套全新的经验。为了把这一问题说清楚，我们依然有必要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谈起。以下这段论述来自于哈维（David Harvey），笔者以为值得认真对待： 我们可以就空间体验来追溯各种相似的过程并得出相似的结论。开创世界市场、减少空间障碍、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激励因素无所不在，正像把空间结构（劳动仔细分工的一系列结构、工厂系统的流水线、劳动的区域分工、大城镇聚集）、流通网络（运输和交通系统）、消费（家庭和本国的投资、社群组织、住宅差异、城市中的集体消费）合理化为有效的生产结构的激励因素无所不在一样。在所有这些方面为了排除空间障碍而做出的创新，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都是极有意义的，它把这种历史变成了一件非常地理化的事情铁路和电报、汽车、无线电和电话、喷气式飞机和电视，以及近远程通信的革命，都是这方面的例子。B19 在哈维的论述中，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资本主义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过程，于是有了所谓的“时空压缩”，也有了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全新体验，而地球村、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等等其实就是这种体验的产物。在这里，笔者不讨论时空变化中的商业动因（如为了加快资本的运转）和意识形态因素（如资本主义），而只是想借用“时空压缩”这一概念思考我们所面临的短信体验。 如果在电子媒介的链条上考察短信的前身，我们不得不提到电报，因为它们都是在通过文字传递信息，也都在“快”中体现了时空压缩的特点。然而，电报虽然能够进行即时的信息传递，但它却是首先把语言转换成代码、再把代码翻译成语言来进行的，寄件人不可能把一封电报直接发送到收件人的手中。而中间环节的增多既让这种快打了折扣，也会让人生发出奇怪的感受。在最早以电报入诗的中国诗歌《今别离（其二）》中，黄遵宪告诉我们的就是这种全新的体验：“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驰书迅已极，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虽署花字名，知谁箝缗尾。寻常并坐语，未邃悉心事，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只有斑斑墨，颇似临行泪。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如何寄君书，断续不时至？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电子媒介的使用，古人那种“岭外音书断”的局面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的迅速。但是，电报虽然使感情的传递变得快捷方便了，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个新问题就是“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和“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当电报经过了中间环节的编码和解码之后，诗人对印刷在纸上的文字已心生疑虑这是亲人表达的意思吗？由于受书信体验的影响，形成这样的疑虑是理所当然的。这也表明，当人们刚刚遭遇一种新的东西时，人们总是会拿旧的东西与之比照，从而在半信半疑中开始自己的体验历险。 然而，所有这些问题在短信时代已不复存在。如今，已没有人怀疑出现在手机屏幕或电脑屏幕上的文字的真实性。这说明，频繁的短信交流早已清除了人们书信体验的残余，也消除了文字被电子媒介传递的陌生感。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短信可以在瞬息之间到达对方手中，所以时间已被高度浓缩，空间之维仿佛已彻底消失。麦克卢汉（Herbert McLuhan）说：“电子媒介废弃了空间的向度，而不是拓展了空间的范围。借助电子媒介，我们到处恢复面对面的人际关系，仿佛以最小的村落尺度恢复了这种关系。”B20事实上，短信跟电话一样，其实也是空间消失变成零距离之后的面对面交流。人们因此拥有了一种新的时空观，而新的价值观也应运而生。托夫勒曾把“短暂性”看做是现代生活的基本特征，我以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我们的价值观。他指出： 推而广之，我们也可以把短暂性看成为个人生活中各种联系的周转速度。而且，我们每个人的特点都可以用这种速度体现出来。有些人的生活特点就在于周转速度比别人慢。过去和现在的人的生活相对说是“低短暂性”的他们的关系的持续时间往往比较长，未来人却生活在“高短暂性”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关系的持续时间缩短了，联系的速度特别快。在他们的生活中，物品、地点、人、思想概念和组织机构，都更容易“疲塌”。B21 考虑到托夫勒写下这段文字的时间是1970年代初，所以我们今天很可能已进入一个“高短暂性”的时代里。一次性使用物品的增多，意味着我们只能与物保持一种“短暂性”的接触，于是买了就用，用完就扔成为人们的消费理念。而托夫勒则告诉我们，人们生活中的诸多变迁都与“用完就扔”关系密切。当迁移和流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一个“地方”的用完就扔；当离婚率变得居高不下，这是对“感情”的用完就扔；当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被匆匆浏览后遭到删除，这是对“信息”的用完就扔。在书信文化传统中，家书或情书会得到妥善的保存，这是对情感记忆的一种缅怀和呵护，而在短信文化的氛围中，却很少有人去保存短信，因为它们太容易被生产和传播，所以一键删除、来去匆匆很可能就是它们的命运，它们不幸遭遇到一个“短暂性”的时代。 在这一背景下思考短信，我们可以把短信看做是这个“短暂性”时代的美学形式，它从多个层面回应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又用它自己的实际举动为这个时代的“短暂性”进行着某种辩护。与此同时，人们的情感方式、表情达意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这种变化。 第一、交流的迫切性。早在黄遵宪的《今别离》中，交流的迫切性体验就已经被他敏感地捕捉到了。而在短信时代，这一趋向则变得更加明显、自然。王一川在分析黄遵宪的这首诗时指出：“诗人同时也看到另一种新问题：既然电信速度那么快，为什么不每日每刻寄书往来以便交流彼此的相思之苦呢？‘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由对现代快速度的高度信赖和期待，反倒对亲人产生了更急切、更深厚的相思之情和更多的沟通要求，所以恨不得化做电光一瞬间飞到亲人身旁：‘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诗人强烈地感到，现代电信制度给人际传播和亲情沟通既提供了速度上的极大便利，又增添了新的障碍和陌生感，更滋生出远为频繁的沟通需要，从而在现代人的心理上造成新的紧张感。”B22这里的分析是相当准确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电子媒介与人的情感需求呈现出一种非常诡异的关系：传播的速度越快，时空的距离越近，人们交流的愿望也就变得越强烈。而交流的东西越多，人们的心理反而会变得更加紧张，于是也就需要更多的交流加以润滑。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人的紧张与焦虑不是起因于交流的匮乏，而是基于交流的频繁。 第二、媒介的依赖性。当手机可以随身携带、电脑可以随时打开，这样的媒介就真正成为人的器官的延伸，甚至成为人的器官的一部分；人们对这样的媒介也形成了空前的依赖。在一篇名为《短信时代的爱情》的小说里，离婚三年的内科大夫娟子忽然有一天收到一个陌生人的情感短信，一开始她置之不理，在陌生人持续不断的嘘寒问暖中，娟子的心里开始变暖，也逐渐对这个陌生的手机号码产生了一种依恋。一次生病之后，她一天都没收到这个人的短信，“她心里开始慌慌的，她想不会是对方生病了吧？她侧面打听院里有没有哪个医生生病了，可是这样怎么可能打听到呢？她一天都吃不下，到了晚上就更紧张了，她想起来她那次没带手机，‘我爱你’着急的样子，她想‘我爱你’肯定是出事了，否则不会不给她任何消息。她整个晚上抓住手机睡觉，偶尔有信息发出来的声音，她整个人就跳了起来，可是都是些六合彩中心发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B23这是手机依赖症的一个典型例子。当短信催生了人们更多的情感交流需要时，固定的交流一旦中断，人们马上就变得坐卧不安六神无主了。这样的情感体验在书信时代是无法想象的。今道友信指出：“希望天外之火将长路卷起来烧光的那位女子，在那以后的几年里见不到她的爱人，他们的书信来往恐怕一年也只有几次。但在此期间，她没有放弃她的爱。而在当今时代里的我们，假如与爱人离别三四年，而且交流爱情的通讯也被切断，有多少人能对爱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呢？”B24这样的疑问是可以成立的。由此我们也不妨得出如下结论：人对媒介的依赖程度越高，人的感情也就会变得越发脆弱。 第三、情感的复制性。手机短信刚刚兴起时，短信的祝福与问候便成为逢年过节时的新礼仪。然而，相互转发的“二手短信”又改变了这种祝福与问候的颜色。据报道，2006年春节，“昨天拜年早了点，明天拜年挤了点，后天拜年迟了点，现在拜年是正点，祝你狗年旺旺”和“新年到，放鞭炮，鸡儿跑，狗儿闹，祝福你，开怀笑，幸福的日子汪汪叫”等短信受到人们的特别关爱，有人收到69条拜年短信，有近30条均是对上面其中一条短信的转发。由于厌烦这种信息“轰炸”，许多人看到祝福短信便直接删除B25。在一个一切都可以复制的年代里，情感的复制是不足为奇的，所以简单指责“二手短信”缩水，给人添堵意义不大。问题的关键在于，情感短信造成了能指与所指的彻底断裂。于是发送短信的内容已变得不再重要，关键是你发送了。而当那些漫天飞舞的短信变成一种能指符号时，它非常典型地强化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短暂、迅速、即生即灭。 毫无疑问，所有的这些变化都指向了一种崭新的体验现代性体验，或者用鲍曼（Zygmunt Bauman）的话说，这是一种轻快的、液态的、流动的现代性体验B26。由于现代电信机制造就了时空压缩，人们的时空观和价值观得以改变，而时空压缩不但造成了时间和空间的贬值，而且也催生了人的情感世界的贬值。为了让情感得到滋养，人们的情感交往变得更加频繁，但复制与仿造的话语又成为漂浮不定的能指，于是情感被进一步空心化了。流动的现代性甚至让叙述与抒情也变得分外简洁，短信之所以“短”，既是对“短暂性”时代特征的一种回应，也是对一种新的表情达意模式的呼唤和认可。于是，持久的东西不再具有存在价值，永恒成为短信时代的奢侈之梦。也正是因为如上原因，今天的现代人往往会有生活上的漂浮感，心理上的无助感，情感上的虚脱感。所有这些，都应该是轻快的现代性体验的综合反应。 不能承受的短信之轻 许多东西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它的价值。恰恰是在书信走向终结，短信疯狂蔓延之时，许多人开始了“怀念书信”的美学行动。我们先来看看相关表述。 成方圆对写信时的状态做出了如下描述：“我写信时如打坐入定，先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气场，让自己处在一种被催眠的状态，把那些陈年往事或平时稍纵即逝的感觉一口气写下来，和朋友分享，中途最好不停，否则如人体内沉积多日又排泄不畅的毒素，个中滋味自不待言。而能让我先集中思绪后一气呵成的两个重要因素就是纸和笔。”B27这里特别提到了纸和笔，它们成为构成写信之“气场”的重要元素。无独有偶，作家弱水也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下通过偶然发现的稿纸想到了写信，又通过写信度过了幸福的时光。她说：“我在一个无聊的会场写了一封信。当时，主席台上的领导正在依次发言。我耐着性子听了很长时间，听他们一会儿语重心长，一会儿高深莫测地东拉西扯。后来我忽然发现桌子上准备了两页稿纸，我立刻决定用它们写一封信。‘亲爱的，……’我这样开了头。虽然敲惯键盘的手，一下子拿起笔来，已经不怎么顺手了，写出的字也不似从前的流畅秀挺，但并不妨碍我把自己一段日子以来的心绪一笔一画地条分缕析出来。整个会场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我在两页稿纸上度过了宁静而幸福的两个小时，直到会议结束。”B28既然纸和笔如此重要，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纸和笔能让她们在写信时拥有一种特殊的心情？ 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寄信、读信的相关描述：“信一写好，便装进信封，信封上的字体也得选择。我是不习惯总用一种字体的，特别是‘收信人’一栏，我会凭我的感觉另外书写一种字体，比如‘地址’用正楷体，‘收信人姓名’我就会用隶书。而右下角的落款处，那就肯定是自己签名式的行草了。小心翼翼地封好信封，马不停蹄地赶往邮政局。若是晚上封的信，须等到翌日早晨，这时又怕忘了这件事，便在记事板上郑重地写上‘发信’二字。这样，才会上床安心地入睡。临投信进邮箱那会儿，还会把信拿出来看看，想想是不是该写的都写了呢，真有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的味道。信进邮箱，便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同时，另一种希望就已经潜滋暗长起来什么时候，我才能收到回信哟？”B29 “那天上班，看到办公桌凌乱的报纸堆里有一封信。它不是稿件也不是银行账单。我知道是谁的信，也知道信里的内容。但是仍然充满喜悦和期待。已经久违了这样的书信。拆信之前，我得先为这次私人化的阅读腾出一小块物理上的空间和心灵上的‘空地’。我整理了办公桌上的杂物。清理了快满出来的烟灰缸。打好两个要紧的电话。为自己泡一杯茶。然后，关上门，坐下来，小心地拆开信封。”B30在以上的描述中，寄信的程序那么繁琐，但为什么寄信人却又如此郑重其事？而读信之前的种种准备，甚至使读信具有了某种宗教意味。“在这个迷恋速度的喧嚣年代，个人化的书信像纯然手工的东西一样越来越少了。于是读信也不自觉地成为仪式。”B31如果此说成立，为什么读信会成为仪式？ 让我们进入到具体的分析之中。可以把写信者对于笔和纸的迷恋看做前工业时代的文化遗产。在这个时代中，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手工生产出来的。而写信者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同时也处在了手工生产的情境之下。手工生产是一次性的生产，同时也是高度个性化的生产，这意味着它既不可能复制也不可能批量制作。书信写作尤其体现出了手工时代生产的基本特点：书信写作不像其他写作，它不以进入印刷系统为目的，这意味着它始终以“手写体”保持着自己的生产特色。而为了使自己的文字承载更多的语义信息，写信者可以把自己的书信收拾出一片个性化的天地：纸的选取（是用宣纸还是用普通的信纸），笔的讲究（是用毛笔还是用钢笔、圆珠笔甚至铅笔），甚至信封的设计（在没有标准化之前信封也是可以手工制作的）等等，它们让书信中的文字有了某种拓展和延伸。在这里，写信者本人富有个性化的书写文字，再加上让那些文字鲜活起来的种种“信物”，为书信营造了一个情感生发、倾诉、交流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之中，无论是写信还是读信，都会对人构成一种特殊的诱惑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书信写作看做是一次小小的美学事件，也可以把书信的生产看做是本雅明所谓的富有“光晕”的艺术。 我们还可以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论述的意义上进一步思考书信的存在价值。海德格尔指出：“存在在思想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想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B32海德格尔虽然是在“诗人哲学家”的层面上思考“语言”与“存在之家”的关系的，但我们不妨借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说法让“诗人哲学家”与普通人发生关联。弗氏指出：“每一个人在内心都是一个诗人，直到最后一个人死去，最后一个诗人才死去。”B33这就意味着普通人也是一个潜在意义上的诗人、作家甚至哲学家，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既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但是，书信写作却使他们对“诗人”和“哲学家”有了非常近似的体验，因为在书信写作中他们进入了一种“思想”和“创作”的状态，他们既可以抒情也可以说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通过对语言文字的调理与打磨确认自己的存在，进而去守护自己的存在之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于写信者来说，纸和笔的意义在于他拥有了抵达自己内心世界的重要工具，他的心灵言说可以变成文字，而文字由于通过手的舞动，仿佛更具有了某种灵性和力量。 然而，短信时代来临之后，纸和笔消失了，“手写体”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键盘或按键。它们固然也生产出了文字，但这样的文字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海德格尔的思考： 现代人“用”打字机写和让机器“听写”（Dichten）这个词还有“创造性发明”的意思并非出于偶然。这种写的“历史”同时也是文字日损的主要原因之一。文字不再通过手来写了，不再是真写了，而是通过手的机械压力。打字机把字母从原本属于手的领地夺走了这意味着手从原来属于文字的领地退出了。文字成了某种“打”出来的东西。……当打字机首次成为大路货之后，用机器打出来的私人信函曾被视为缺少风度或是一种侮辱。今天，手写的信函使快速阅读减慢，因此被认为是老派的和不合时宜的。机械式写作在书面文字的领域剥夺了手的尊严，将文字的价值贬低为不过是一种交流工具而已。B34 打字机剥夺了手的尊严，文字因此遭到贬值表面上看，这样的判断显得匪夷所思，但实际上却暗示出一个为人忽略的道理：当语言也可以通过机器生产，手与心之间的通衢大道便有了机器的阻隔。这时，文字的生产速度固然已变得越来越快，但它仿佛只是大工业时代机器生产的一件产品，却很难成为呈现心灵世界的艺术品。把海德格尔的分析延伸于当今的短信生产中，我们可能依然会发现其思考的有效性。因为无论是拇指按还是十指敲，文字都已经脱离了手的线性连接，也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人的情感关照。因此，短信更适宜成为一种日常事务的信息交流工具，却很难成为一种情感传递媒介。有人在比较书信和电子邮件的写读体会时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正在读大学，家中的来信很多别字，需要用方言才能读得懂，但每收到一封就让我念想好几天。今天读电子信件，往往草草了事。这不仅是因为文字的易读，也因为情感的简化。而情感的私密性，其实与生俱来是警惕那千篇一律的方块字的。写信读信莫不如是。我的经验是，若是收发电子邮件，情感就自然收起。”B35屏幕上的方块字与情感的私密性相悖，这意味着邮件中的文字已找不到情感的“气场”；而读邮件时情感自然收起的状况，又让邮件中本来就已经耗散的情感进一步失踪。这样的收读经验显然也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文字贬值为信息交流工具的正确性。 如果说缅怀写信是对一种手写体文字之价值的确认，从而也是对一种情感的珍视，那么为什么人们对繁琐的寄信程序和等信、盼信之苦也一往情深、津津乐道呢？那里面是不是也隐藏着什么美学秘密？成方圆描述道：“传统的书信方式从写信、写信封、贴邮票到寄出就像是一个酝酿过程，比发E－MAIL慢多了，但在这个缓慢的过程中能体会到很多细腻的感受，内心所有的情感都一点一滴地浸透在笔纸间，同时想象着对方收到信时的样子，由于这个过程漫长，伴随而来的心情，或愉快，或惆怅，也就随之延长了许多。而写E－MAIL往往是匆匆忙忙，有事说事，还都是事务性的事，然后一点鼠标就走了。满屏的四方字一个个排列整齐，怎么看都觉得像施了人工化肥的蔬菜水果，全然没了中国字的内在神韵。”B36这样的描述让我们明白，书信无论从哪一个环节上都是以“慢”为其主要特征的，而在“快”的短信面前，它的“慢”也就呈现得更加分明。然而，也恰恰是这种“慢”成全了我们感觉的复活和记忆的苏醒。韩少功说，没什么急事的时候，他更愿意开车走老公路，因为“高速路是简洁明快的公告，老公路是婉转唠叨的叙事。更进一步说，老公路只是进入了叙事的轮廓，更慢的步行才是对细节的咀嚼”B37。而昆德拉（Milan Kundera）则说得更加绝对：“在慢与记忆，快与遗忘之间有一个秘密联系。……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直接成正比。”B38而为了把他这个存在主义数学方程式阐述得更加明白，他甚至做出了如下论述： 我们的时代迷上了速度魔鬼，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时代也就很容易被忘怀。我宁可把这个论断颠倒过来说：我们的时代被遗忘的欲望纠缠着；为了满足这个欲望，它迷上了速度魔鬼；它加速步伐，因为要我们明白它不再希望让大家回忆；它对自己也厌烦了，也恶心了；它要一口吹灭记忆微弱的火苗。 把韩少功、昆德拉的相关论述带入到我们关于书信与短信的体验中，问题显然会被看得更加清楚。书信由于慢，它因此需要全身心的参与，而情感活动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生发、渐渐膨胀。而所有的情感由于绵延的时间，仿佛有了一个个的节点，也仿佛有了可以落脚之处。这样的情感体验是能够进入记忆之中的，而人的生命结构中由于有了这种情感记忆，似乎也变得更有分量了。而短信由于它的“短平快”，却有可能对人的情感活动造成一种屏蔽、麻醉、删除或稀释。结果，短信要不成为一种普通的信息，要不成为人的情感活动的“心灵鸡汤”。它的构成方式和运行方式显然不是为了让人记忆，而是为了让人更有效地遗忘。在这一问题上，昆德拉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我们生活在一个高速运转的时代中时，信息的生产早已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为了减轻心灵的负荷，人们必须学会遗忘。于是，快与遗忘成为互为因果的东西，短信则成为快与遗忘的中转站，也成为快与遗忘的时代见证。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短信成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人们缅怀书信的慢，其实是对一种深度情感模式的向往。于是，短信时代的书信阅读变成一种仪式也就可以理解了：人们是在以这样一种特殊方式与自己的过去依依作别，也是对这个时代默默的抗议。然而，这种抗议却又是非常微弱的，因为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已不再写信，我们也不可能期望别人给我们写信。当写信读信几近绝迹时，那种仪式化的情感也就成为一种残存的美学姿态。因其空洞和飘渺，很可能它会被实用主义的时代精神迅速取代。道理很简单，那些缅怀书信者都是有过书信经验的人，而在短信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人类，他们并无书信记忆，也不存在快与慢的情感对比。在这样一种时代语境中，他们还会怀念书信和那种仪式化的情感吗？ 于是，最后的问题也就变得清晰起来：所谓书信的终结其实是一种古典性经验的终结，也是一种深度情感模式的终结。而在短信的蔓延中，我们体验到的却是一种叫做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经验的东西，它削平了深度模式，也把我们带入到一种轻盈的存在状态。这样的状态也许谈不上有多坏，但显然也不可能有多好。更为关键的是，无论我们会对它做出怎样的反应，我们都已成为了它的俘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很可能会长久地生活在这样一种高度敞开同时也高度禁闭的世界里：敞开的是信息的流通，禁闭的是心灵的歌哭。   注释： B19［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90页。 B20［加］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何道宽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页。 B22王一川：《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河北学刊》2005年第6期。 B23炜炜：《短信时代的爱情》，《福建文学》2004年第7期。 B24［日］今道友信：《关于爱》，徐培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 T B25魏宗凯：《二手短信可能削弱祝福分量》，原载《新闻晨报》，http://tech.sina.com.cn/t/2006-01-30/1208831620.shtml. B26参见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7~202页。 B28弱水：《信》，http://www2.tianyablog.com/blogg …… mp;PostID=10869643. B29陈振林：《怀念书信》，《新青年》2006年第10期。 B30B31吴志翔：《书信往来成为古典事件历史使命已经面临终结》，原载《中国青年》，http://culture.china.com/zh_cn/i …… 0222/12122250.html

“我曾经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拉什科夫那个朋友：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永远没有时间。直到我的一个学生跟我说：“老师，不要说自己忙，因为忙就是心死。”我恍然大悟。忙，就是心死。心死的表现之一，就是‘低头族’。” 2010年5月，搜狐的张朝阳率领14个男部下（准确地说，是搜狐所有总监级以上男高管）前往青海攀登岗什卡雪峰。他们还拉上了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我问搜狐人士，张朝阳为啥要干这事？他说，你去看Charles的搜狐围脖啊，他说了，为的是要逃离城市。 于是我登陆搜狐微博，关注上了张朝阳，看到他在5月8日发了一条围脖曰：“北京的车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北京承载着全国的压力，几千个驻京办，这一代人对现代化高质量生活的期望还是能开车，开好车，有房住，在繁华市中心住，买了房子使劲装修，而空气恶化，食品安全，肥胖等后现代问题可能要等到下一代才上升为第一优先考虑的问题，而现在，人们似乎不是真正的关心，可是十年后社会普遍的健康问题，减寿，甚至癌症的发病率大幅度提高都与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我是受不了了，逃了。逃到郊外，逃到山里。” 看完这条围脖，我的第一反应是，中国还有多少地方可逃？第二反应是，逃不起的人咋办？（更加糟糕的是，很多人还不想逃呢，等着各种机会往里钻。）第三反应是，难不成就一逃不回头了么？ 抱着这些疑问，接下来的一周，我每天都上搜狐微博去看张朝阳是咋个逃的。发现他率领的搜狐登山队有众多队员都开设了微博登山直播，其中不少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一路登一路发。有的时候，你甚至有点搞不清楚，他们是为了去登山呢，还是为了去广播自己的登山。比如这一条：“周围坐着十来个男人，每个人都低头在玩自己的机机，偶尔抬头大家都诡异的一笑。”这情形的确很诡异：置身雪峰美景，不去体验风光，而是埋头写微博。 张朝阳自己说：“微博时代首次登山，每个队员都是即时记者，大家没事儿全在低头看手机，与前方和后方的人七嘴八舌。”他回想起2002年第一次登四姑娘山，要靠有人骑快马从大本营下到小镇上，在一家小旅店门口用电话线拨号到搜狐的服务器（那时搜狐也提供拨号上网服务），把前方的消息发给外界，其时已是八个小时以后了。他感叹道：“八年了，通讯变化天翻地覆，希望变化的不只是科技啊。” 变化的当然不只是科技。的确要感谢“彪悍”的手机时代，感谢人人时代的互联网，否则不会有搜狐高管“全员播报的登山”，也不会有张朝阳5月13日14:40的那条微博：“雪山峰顶发的微博，应该是微博历史的首次，手都快冻坏了。”激动啊，现场的人激动，看官也激动。 曾有人问鲍勃·麦特卡尔夫，什么是互联网时代的下一个“夺命应用”（killer app），这位以太网的发明人、“麦特卡尔夫定律”的首创者毫不犹豫地回答：“永远在线”（always on）。何谓“永远在线”？简单地说，就是“随时、随地、随意”联上互联网，达到沟通无所不在、信息无所不在的境地。 “永远在线”意味着“拨号”的终结，“启动”的终结和“登录”的终结。网络连接将像电话连接一样：无论你何时拿起电话，电话里总是传来悦耳的号音，等待着同你交流。还有什么东西比移动互联更能够保证人们“永远在线”呢？无线产品早已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从早些年的收音机、电视、直播卫星到汽车的卫星定位系统，到当下的手机、平板、电子阅读器、可穿戴设备，处处可见无线的威力。在现有的社会之上，“网外人”不甚知晓的空间里，有人已经过上一种纯粹的无线生活：他们会用手机下载互联网内容、收发电子邮件和买卖股票；用数字终端播放音乐、传递照片和阅取全球定位系统的数据；用平板电脑欣赏电影、收看球赛并检查自己工厂里的库存。 当快速成长的互联网，遇上快速成长的无线产品，一个崭新的个人通信时代露出了曙光。然而，我最关心的还不是移动数据通信范围的扩大，而是它给我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一想到当我走下飞机或是登临高山，只要我有了一点冲动，就可以打一个电话、发一封电子邮件，甚至从互联网上抓一些资料，我就感到这是一种解放。 但它真的像表面看那样是一种解放吗？别人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找到我，我的生活会如何被重新界定呢？ 无法中断联系意味着无法逃避。但无线人类的问题比这还要糟糕。他的大脑必须适应无线生活的节奏，每隔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要回应一些新发生的事情。不久他就变成了一架机器，任何事情都做得很快。他买了速度最快的机器，但下载时间稍长就令他感到受了侮辱。他对信息无止无休的奔流上了瘾，想停下脚步，却身不由己。 今天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交流过度的世界里。网站太多了，微博太多了，短信太多了，比特太多了，而注意力却太少。速度过快、信息耗能过大导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人们的创造性会受到损害。毕竟，创造性是在你心有旁骛的时候产生的。假如你的大脑总是在进行多任务处理，或是对外界事物作出被动反应，漫无目的的头脑游戏就失去了空间，而这本来是创造力之源。而且，如果你消费的信息同你周围的人并无二致，就不会有什么刺激因素激发你的另类思维。你接触不到出乎意料的知识，只能随信息之波而逐流，这股洪水尽管湍急，却没有深度。 没有谁描述这种状态比道格拉斯·拉什科夫更传神的了。他写了《当下的冲击》这本书，明眼人一望而知，影射的是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1970年的名作《未来的冲击》。拉什科夫断言，如果在20世纪末期，时代的标记是未来主义（futurism），那么，定义21世纪的，就是当下主义（presentism）。所谓当下主义，即过去与未来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紧跟现在发生的事情。 拉什科夫的一个朋友曾给他发短信说：“总是忙得不亦乐乎。所有事情都在同步进行。没时间，真的没时间。”托夫勒所预言的未来，很多都实现了，但吊诡的是，我们却没有时间享受它们。在永远在线、万物皆流的现实中，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找不到安放之地。 我们活在当下，这个“当下”却像一条鱼一样抓也抓不住。我们数字化的自我和模拟化的身体，被抛入一种永恒的对立当中。这将给人类生活带来怎样的长期影响——无论是生理、行为，还是政治、文化——尚无人能够知晓。 那一年，搜狐的高管们上了山，又下了山。我看他们的微博，无非感叹心灵的荡涤，精神的力量，信仰的神圣，重生的快感；他们诵心经，为中国的孩子们祈福，到玉树援助灾民，被雪山加持。我相信他们所有的这些感受与行动，我只是对这些感受与行动的持久性没有把握，因为信息之流滚滚向前，人们的逐流行动也永无休歇。张朝阳称，“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受到了雪山的加持而与过去不同。”可是，这种不同包不包括对一个问题的追问呢—— 张朝阳的微博说：“就在搜狐登山队登顶岗什卡的同一天，一支十人组成的中国民间登山队在攀登尼泊尔境内道拉吉里8167米雪山时，一人遇难，另一人下落不明，关于是否要登山，为什么登山以及怎样登山的问题近期将会成为关注的焦点。”为什么登山？怎样登山？这是登山爱好者在这样的悲剧之后要向自己反复提问的问题。但我的问题比单纯的登山爱好者适用的范围更广：为什么要用微博直播登山？在令人敬畏的雪峰之上，为什么惦念着发出那条微博？ 张朝阳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还是要回归文明。既如此，就既得享受文明的方便与舒适，也要忍受文明的焦躁与污染。无线革命给我们创造的生活也脱不出这个逻辑。这场革命昭示的意义，是回归人的主体性，让人从时空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时空的主动掌控者。然则，如果你无法成为这场革命的主宰，自己解放自己，而只是在等待技术来解放你，那你最终还是会成为技术的奴隶。 拉什科夫用了一句简单的话总结这个道理：“不论iPhone因为什么而震动，都不如此刻你的眼神交流更有价值。”真正的活在当下，不意味着追赶永无止尽的信息洪流，而是重视质量甚于速度，宁愿选择人的怪癖而不是数字化的完美。 我曾经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拉什科夫那个朋友。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永远没有时间。直到我的一个学生跟我说：“老师，不要说自己忙，因为忙就是心死。”我恍然大悟。忙，就是心死。心死的表现之一，就是“低头族”。 无论在人行道，地铁上，饭桌上，到处充斥着一群“低头族”。人手一台iPhone，iPad，Kindle，随时都低头盯着手中的方寸屏幕。请问，你能抬起头来吗？ 有的时候，这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   文章原载于财经网博客 【原文链接】

“很多事情人们永远也不需要知道。如果人们一天有几次能够做一些有趣的事，就会对自己更满意。大多数事情人们无需了解，即使是极好的东西。在这种背景下，比其他任何事情更重要的是，给自己的口味、价值观、兴趣和直觉装上健全而有效的过滤器。顺便说一句，这些东西只能够缓慢地获得。” 需要保护慢速的时间。一位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士提出的血泪申请，往往会遭到掌权者的拒绝。这需要公众的支持、社会福利和它所能得到的配额。速度如果控制得好，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人们可以依赖个人和职业的位置，在个人层面上用不同的方式保护慢速。但是为了不被速度生吞活剥，有必要自觉地加以选择。例如，可以做出这样的决策： 只在周一早上回复电子邮件； 周二去一个秘密的地方钓鱼，别人找不到自己； 每天上下班需要驾驶60英里，一个人在车上时，电话和收音机全部关掉； 周二与周三阅读专业期刊，不读报纸； 不设立自动留言电话，当自己不在办公室时，不用管那些未接的电话； 在用无线上网设备阅读新闻之前，总会阅读一首诗和两条注解；在下午4点半到晚上8点半之间，与自己的家人待在一起，不接触外界的事情； 每隔一周的星期三去听音乐会，或者去听管弦乐作品，不受干扰也从不间断； 只要现在这一刻适合自己，就要拒绝下一刻的打扰。 其次，延迟是伪装的祝福。它们会为反省产生空隙，人们不得不了解如何利用它们。说比做更容易吗？当然。但是每一次人们因为会议延期而觉得宽慰时，就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第三，小木屋的逻辑值得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在北欧国家（包括芬兰），小别墅或木屋的概念具有特殊的含义。只有一半的北欧人可以轻易地拥有小别墅，但每个人都明白其深层的意义。当人们抵达那些小别墅时，会发现它们要么位于偏僻和荒芜的山间，要么就在海岸线附近的荒滩上（因为各种原因，丹麦除外），此时缓慢的瞬间接管了一切。人们把手表放在抽屉里，等到返回城市后才把它取出来。对于别墅是否需要电视、电话和互联网，很多家庭都发生过激烈的讨论——尽管这些设备可以带来方便，人们却羞于承认这一点。尤其是在挪威，许多人甚至拒绝在别墅中使用电。在这种环境下，产生压力的不是管理活动的时钟，而是管理时间组织的活动。孩子们上床睡觉会比平常晚一个小时，晚餐是因为饥肠辘辘，只要你喜欢就可以随意采摘浆果或钓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的想象特别丰富，下一刻似乎永远不会到来，不需要越过这一刻去看它，把它放到一边去。（这几行文字的写作地点就是——你猜测一下——在我们的小别墅里！）目前，现代社会很少有市民会梦想永久地回到这种令人喜悦的时刻。我们对其他的乐趣知道得太多，也非常理解我们当前社会的复杂性，知道回归天然的梦想确实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我们别忘了别墅的状态完全不同于碎片化的匆忙情形，可是通常后者管理了我们的大部分生活。我认为在别墅的时间里，安排许多不同的活动会很有利，不过其前提条件是，这些活动不需要仔细精准的合作。（在这方面，似乎北部的人在处理专横的时间时，具有相对的优势；在英国，与此最密切的等价物似乎是板球，但事实上并非同一种事物。） 第四，所有的决策会排斥其所包括的事物。长时间的重要新闻节目以及很长一段时间待在偏僻的地域，可能会比其他的短暂选择更好一些；问题在于人们花时间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寄生于其他事情之上，而后者可能也要花费他的时间。当我被其他不太苛刻和互相不太排斥的活动包围时，我怎样才能确定，用一学期阅读康德的著作和待在一个节奏缓慢的泰式小渔村里，哪种使用时间的方式比较明智呢？如果我按照优先顺序进行处理，又该采用什么标准呢？因为缺乏不证自明的标准，很多人试图找时间做一切事。结果是每一件事或每一个活动都痛苦不堪。这恰恰就是问题所在。 如果你有钱，可以不带薪休假，暂停工作和学习，并把孩子放到乡下友善的亲戚那里，让自己用上半年的时间搞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建议你首先考虑下列活动： 学习弹爵士钢琴； 在巴黎呆上6个月正确地学习法语； 在最新版的模拟城市游戏中，真正熟练地建构一座虚拟城市； 熟悉符号逻辑； 读一下《尤利西斯》这本小说； 照顾家庭并成为一个更好的厨师； 与朋友在咖啡馆或电影院玩个痛快； 在热带沙滩的吊床里悠闲地度过尽可能多的时间。 这些都是值得赞赏的好主意，但是自然不可能同时实现。可以把两三个主意合并在一起，但是计划中捆绑的主意太多，就会把事情搞砸。在这方面，我们这一代人有机会经历的概念，是我们的祖父母那一辈的十多倍，因而必定有所保留。报酬递减的原则和堆垛作用十分强势。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提到有些人具有不同寻常的能量与精力，可以同时做12件事，而且都做得很好。然后在做第13件事时，突然间就会做得一塌糊涂，或者会因为病症发作而精力衰竭。与任何悲观主义或新勒德分子关于使用“停止键”的建议相比，这种见解是一个更有成效的起点。速度是一份巨大的礼物，直到它失控为止。与其他许多人类学家一样，我在田野工作期间也住在一个热带村庄里。村庄的日常生活根本没有我们想要的那样缓慢。对于大部分居民而言，时间不是一种可以测量的稀缺资源。生活以悠闲的节奏继续向前。自然的，数月之后我感觉非常厌烦。有趣的是，这也是许多村民的感受，尤其是年轻的男子和女子。他们从出生以后，似乎一直在等待生活的加速，因为他们生活在现代的边缘，接触的是大城市快速变化的电影与故事。 换句话说，他们不需要浪漫而无限缓慢的时间。现代就是速度。同时，埃科的“超现代性”的主要内涵，应该就是超速发展。 第五，有必要在快慢的时间之间有意识地进行转换。近来，坐立不安成了个人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正在茁壮成长。一般来说，这种心理特征的出现，往往是缓慢时间遇上了对快速时间的期待。上下班高峰期和延迟的航班就是最好的例证。《明镜周刊》的一篇老文章（准确地说是在1989年的文章），援引了一个9岁小孩的话语：“我的老师比保姆雅达利说话慢，有的时候慢得让我发疯。我在想快点，让我回家去找雅达利，她能更快地告诉我这些事情。” 然而，1999年在联合国对小孩教育的调查研究中，一个5岁的小孩接受访谈时说：“我从来不去玩。因为总有人说快点，我讨厌匆匆忙忙。”总的看来，这两个案例表明了当今同时存在的两种对立趋势：别人的缓慢引起的坐立不安，以及外部对速度和效率的需求造成的挫折感。 两个小孩的观点之间的差别，自然已经被包含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中：德国的9岁男孩（现在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能够调整自己的速度，而5岁女孩的节奏则完全由外界决定。解决方案是有意识地管理自己节奏的变化。 很多事情人们永远也不需要知道。如果人们一天有几次能够做一些有趣的事，就会对自己更满意。大多数事情人们无需了解，即使是极好的东西。在这种背景下，比其他任何事情更重要的是，给自己的口味、价值观、兴趣和直觉装上健全而有效的过滤器。顺便说一句，这些东西只能够缓慢地获得。 为了让慢速的时间留存下来，不仅仅需要这些个人训练的项目，还需要政府、贸易组织、雇主组织、政治家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必须将其嵌入社会的结构之中。仅仅呼吁每个人具有良好的心愿，还远远不够。好的愿望不受约束也无法托付给他人，迟早都会被制度系统埋没。人们很容易而且可以自由地伸出食指，说现在自己离线的时间多，很少看乏味的电视剧，读了一些好的老式期刊，不再写很多电子邮件，关掉了手机，乘坐火车而不是飞机去旅行，与小孩和老人呆上足够长的时间。虽然这方面的箴言具有较高的价值，但很明显它们也是有限的。如果要从根本上限制信息社会的副作用，就需要社会优先权。要是政治家、官员和企业主能够意识到，我们目前有一个黄金的机会，可以从快慢两个世界中获得最好的东西——如果我们只看到其中一个，那么我们将失去无法估量的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正像19世纪工人阶级为了使工业制度为末端服务（不仅仅是为资本家服务）而不得不耐心并强硬地斗争一样，我们这个时代的斗争是为了稀缺的资源——慢速，这将导致更大的对抗。可能因为技术专家（包括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大笔的金钱都处于错误的一方，他们在效率上共享一个价值体系，几乎将其视为一种宗教信仰。 文章节选自托马斯·H·埃里克森书目《时间，快与慢》 【原文链接】     推荐书目：《时间，快与慢》           作者:  挪威托马斯·H·埃里克森(Thomas H. Eriksen) 译者:  周云水  /  何小荣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年: 2013-7 ISBN: 9787550215160

“他们在移动，可是他们移动的方式是透过电子影像，因此他们的旅行和他们的移动能力都是模拟的，他们终究受缚于计算机椅上。他们的模拟的移动和模拟的旅行（虽然看似）较之一般人高级了些，可是到了最后痛苦的情境和一般人相比之下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除非他们真的愿意“起而行”，成为道地道地传统的旅行者，否则他们的痛苦和束缚于在地的人实在不会有什么不同。” 众说纷纭的现代性定义，在Berman（编者注：美国学者Marshall Berman）那里有个比较不具争议的说法。他认为现代性的乃是关于经验，此经验不论男子女人都共享，并同时和自我与他者、时间与空间、生活险境（peril）与任何偶发的可能性有关，要成为“现代”我们就必须许诺各种不同的风险、成长与改变。更深的一层的是，现代的环境跨越了地理和种族的差异，也跨越了国家和阶级的界线，同时也超越了宗教和意识型态的区分。在这个情境下，现代性整合了全人类。从这里出发，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向度探究现代性的歧异与经验。在本文里，我尝试结合”旅行”和”科技”两个角度来诠释计算机网络用户的现代性经验，阐释移动（mobility）的概念如何在下放到网上冲浪情境里，并且对Urry（编者注：英国社会学教授 John Urry ）等人宣称的“观光的终结”（end of tourism）作更进一步的诠释，宣称“移动的终结”。1 一、旅行的变貌 旅行是一种和他者眼光与陌生现实环境的遭遇，同时也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过程。按照传统的说法旅行无疑是在某个时间点的某种异于本地的空间经验。从时间上来看，旅行者不但经历了某个时间过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她也因之产生复杂的时间体验；从空间的角度出发，身体的移动带来的空间的变异所代表的不单纯的只是地理情境上的转移，还包括了文化社会环境的反差遭遇。不论是波特莱尔的巴黎体验或是班雅明和辛麦尔的柏林体验，或是中国古典的山水游记，无不写就了传统旅行的典范。不论是波特莱尔《恶之华》或是苏东坡的《赤壁赋》，在时间与空间的变异中他们写就移动的身体经验，展现在读者眼前一篇篇令人动容的文章。不过这种”缓慢的”旅行观点经过19世纪中叶以来的交通和传播科技变革的洗礼之后，逐渐造成Giddens（编者注：英国社会学家Anthony Giddens）所言”时空调距”（time-space distanciation），在旅行的层次上形成的是旅行的社会化与组织化过程，换句话说，自铁路交通的开展以来，旅行（travel）渐渐脱离了个人层次，成为一个可经由社会过程组织的集体经验，旅行成为了旅游（journey），或者更传神的可以用“观光”（tourism）来形容。旅行社等“旅游工业”组织带着我们上山下海、穿越国家的边界，如入无人之境，我们可以全身进入，也可全身而退。旅行成为专门的事业，福特主义式的事业。习以为常的传统现代性见证代表人 — 漫游者（flâneur） — 或已被飞机乘客、火车旅客…等身份所替代。2 旅行形式的根本变迁，首先造成人的移动能力（mobility）根本改变。闭上眼睛去想象旅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通常我们再也不会将基于本地的（local）旅行定义为旅行，旅行似乎必须远渡重洋。远渡重洋的旅行看似让吾人的移动能力提高，提升了人们的万国性（cosmopolitanism），3吊诡的是这种移动能力的提升却是来自于旅行的组织化与社会化：一种个人层次的去技术化与旅行本身的专门化、事业化过程。旅行成为众多消费的项目之一，我们不需要具备任何知识也不需要了解目的地的任何情报，我们就能够轻易上路。 不过Harvey（编者注：英国学者David Harvey）的观点指出，福特主义式的生产形式已经由后福特主义式的生产所形式取代，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形式已经式微，这种生产形式与消费形式的基本变革表征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后现代主义涉及了差异的抹除、界线的取消、日常生活的美学化与媒介渗透的文化，是一个完全以视觉为主导的文化，体现在旅行上则造成了”观光终结”（end of tourism）的情境。按照Baudrillard（编者注：法国社会学家及哲学家的说法我们如今都活在符号里，我们如今都活在无所不在的拟像中，我们活在影像消费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里展开超真实的旅行（travels in hyper-reality），我们每个人都在扮演旅行者的角色。 二、不公平的旅行与公平的结果！（？） 虽然说后现代表征的是符号主导的文化，吾人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景观社会，仰赖它们主导我们日常行动。不过我以为，在后现代这种看似”公平地”全面为符号流、信息流和影像流弥漫的社会里，嵌埋在各种关于旅行关于科技的论述生产其实暗藏某种决定论（或多重决定论）倾向，换句话说，我以为在这些论述里隐藏着各种来自阶级、来自经济、来自社会、来自科技的不公平，这些阶级、经济、文化、社会等等条件与限制造成的是各种不同的新阶层的出现，每个人都可能被归纳在某个权力中心之内，可是却也被排除在某个权力核心之外。4这样的观点在Bauman（编者注：波兰社会学家 Zygmunt Bauman ） 那里得到共鸣，Buaman(2001)曾经说过”像所有已知的社会，后现代的社会，或消费社会，也是一个阶层化的社会”（张君玫，2001，p.107），如果电视的”符号之旅”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里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那么我预备以因特网的例子，说明要成为因特网的旅行者所存在的多重限制与权力分配，并且说明当代的网上冲浪高手们的悲哀情境。 首先来看看台湾地区计算机网络使用的人数。根据资策会的统计数字，台湾上网人口截至2001年6月为止，累计达七百二十一万人，计算机网络的普及率为32%，到了2001年12月底为止，上网人口提升到七百八十二万人，网络使用普及率为35%，其中宽带用户达到了113万户。5这个看似令人惊讶的数据，其实隐藏的许多研究方法和统计上面的问题。虽然目前有许多的数据试图说明使用网络的人口不断的提升，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关于因特网的近用依然只是少数人。决定一个人能否近用计算机网络除了最根本的经济因素的考虑之外，6至少还包括了社会因素7和文化因素8可以决定他╱她是否足以晋升为网络一族。Virilio（编者注：Paul Virilio 法国哲学家、城市理论家）认为，假如权力的施展愈来愈透过看不见信息网络，那么凡是没有办法和网络通电的人，就愈没有移动能力。如果我们假定宽带网络的用户的确通过了来自文化社会经济等等条件的考验，他╱她或许的确享有遨游四方的通行证，他／她或许因此成为各家网络服务公司争取的主要客户，他／她成为菁英份子，成为Castells（编者注：Manuel Castells 美国社会学家）归类活在”流动空间”（spaces of flow）的一份子 — 拥有来去自如的移动能力，随时随地享有上天下地的超能力。 可是在我的观点则认为，身处在网络世界的他／她也不必然的具备了移动的能力，推到极限，我认为他或她和最后的处境和那些基于地方，被绑在地方（locally tied）的一般人（或Bauman所说的“盲流”（vagabond））9其实没有两样，同样都动弹不得，虽然他或她看似握有更高的权力或移动能力，其实反而什么都没有。10 Bauman指出活在流动空间的居民都住在时间里，空间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再重要，因为空间的存在就是为了要证明时间能够消灭空间，就是要证明每一个距离都能够在瞬间获得克服。对于Bauman的说法，我相信一半，尤其是这样的观点体现在因特网的”初学者”经验身上的确相当传神。许多网络初学者的共同经验指出，进入此虚拟世界就像进入大观园｛或者McLuhan（编者注：Marshall McLuhan：美国学者，现代传播理论奠基者）的“地球村”｝，形形色色的种族、网站、语言、次文化突然展现在屏幕前，新鲜感十足，久久不想下线。 然而对一个已经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等等考验的网上冲浪高手而言，我则认为他们所处的最后情境与可能与活在在地的居民并无二致，他们虽然握有这些资源，可是久而久之，使用计算机网络的新鲜感消失了，上网变成例行公事，或者他们久久久久地坐在屏幕前，不知道要下什么关键词、不知要按什么键或什么网址才能去有趣的地方，因为新鲜感消失了、因为不知道究竟何去何从，大观园的世界顿时化为封闭的世界，最后可能徒留黑暗空洞的屏幕。他们想要移动，可是再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们也从后现代版的自由转向后现代版的奴役。11他们在移动，可是他们移动的方式是透过电子影像，因此他们的旅行和他们的移动能力都是模拟的，他们终究受缚于计算机椅上，如果说传统的旅行实践在后现代转化为符号的实践，那么网上冲浪高手们所代表的可能不过是另一批与一般人形式稍微不同的符号实践者，12通过不同的接口，进行相同的实践。他们成为后现代较为高级的符号实践者，他们的模拟的移动和模拟的旅行（虽然看似）较之一般人高级了些，可是到了最后痛苦的情境和一般人相比之下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除非他们真的愿意“起而行”，成为道地道地传统的旅行者，否则他们的痛苦和束缚于在地的人实在不会有什么不同。 参考数据 台湾新经济简讯第九期 http://www.cedi.cepd.gov.tw/news/index01.cfm?ItemNo=009 张君玫译，Zygmunt Bauman着（2002）：《全球化：对人类的深远影响》，台北：群学。 资策会网站 http://www.find.org.tw/ Harvey, David.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