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王淼，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1934年，纪德发表了自己的《日记》散页。他在其中这样写道：“（我）盼望活得够长久，看到俄国的计划成功，看到欧洲的国家对着他们硬是不承认的事实俯首无言……我从来没有抱着这么大的热忱注视未来，我由衷地赞同这个巨大却完全人道的事业。” 1936年6月17日，六十七岁的法国作家纪德接受苏联政府的邀请，正式开始了他历时两个多月的苏联之行。纪德访苏归来的三个月后，即同年的11月，他的苏联游记《访苏联归来》写成问世，一时之间，在东、西方世界掀起轩然大波。 要想真正弄清纪德对苏联的真实看法以及他访苏归来之后的所思所想，我们首先需要对纪德访苏之前的思想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世界形势变幻、波诡云谲的时代，世界大战的威胁与经济危机的阴影，使得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普遍陷入了一种生活困顿与精神迷茫的状态之中。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与不满，那些具有正义感的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在焦虑与不安的情绪中试图去寻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在他们眼中业已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彼时的他们，则纷纷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身上——安德烈·纪德无疑即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作为一位知名作家，纪德身上有着浓郁的自由主义色彩，他的左翼情结也由来已久。鉴于西方社会的现状，纪德开始对马克思的著作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他的非洲之行，则让他亲眼目睹了民族之间敲诈勒索的残酷现实。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给他的心灵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触动。所以，纪德既被《资本论》中的道义力量所打动，同时，他也执著地相信“马克思主义付诸实施，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建立一个新社会，可以使人飞跃发展”。他甚至进而认为，世间无疑存在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解决方法，能够一劳永逸地避免人剥削人所造成的人间惨剧。纪德不无欣喜地看到，终于有一个国家拥有了这样的真理，这个幸福的国度就是苏联。1934年，纪德发表了自己的《日记》散页。他在其中这样写道:“(我)盼望活得够长久，看到俄国的计划成功，看到欧洲的国家对着他们硬是不承认的事实俯首无言……我从来没有抱着这么大的热忱注视未来，我由衷地赞同这个巨大却完全人道的事业。”次年6月，纪德与另一位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一起，参与筹建了极具左翼色彩的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在该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和罗曼·罗兰双双进入了由十二位重要成员所组成的大会主席团。 苏联官方对纪德的举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次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并借以摆脱孤立处境的机会。就在纪德公开发表支持苏联的言论期间，苏联政府曾经多次邀请纪德访苏。纪德本人在经过了一番犹疑之后，方慎重地提出与五位朋友共同出访的要求。苏联政府很快接受了这个条件。一切准备就绪，纪德在作家希夫林·吉尤、杰夫·拉斯特、欧仁·达比，以及曾经在莫斯科住过两年之久、精通苏联各项事务的皮埃尔·埃巴尔等人的陪同下，正式开始了访苏的行程。纪德本人无疑非常重视这次苏联之行。在日后的追忆中，他仍然坦言这次旅行在自己“一生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肯定是大精灵之一”。但他同时也明白，自己这次行程将要记下的也未必都是歌颂苏联的话语。的确，他虽然是抱着去亲眼目睹“所有国家中最幸运的国家”的目的前往苏联，但他也极有可能会面对一个他并不希望看到的现实。不管怎样，纪德总算得到了一次验证自己理想的机会。无论是好是坏，他都要正视自己即将看到的那个“榜样”与“向导”，却决不能昧着良心去信口雌黄——“只有真实可靠的才可以接受，一切神秘论调都要从那里赶走。”纪德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作为一位作家，纪德在苏联所受到的礼遇之隆，是他本人也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享受到了只有国家元首才能够享受到的待遇。从纪德踏上苏联国土的那一天起，他就非常惊诧地发现，自己已经处于鲜花与掌声的包围之中了。他的足迹所到之处，一定会有盛大的欢迎仪式，随之而来的即是地方行政官员全程陪同的参观和游览。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个村庄，只要是纪德经过的地方，到处都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彩旗，上面写着“欢迎安德烈·纪德，法国最伟大的作家!”更让纪德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他走进一个剧场时，正在演出的戏剧竟然也会马上中止，全体观众起立，在法国国歌《马赛曲》的伴奏下向纪德致意。值得一提的是，纪德还很荣幸地被邀请参加了高尔基的葬礼。他不但走上了设在红场的高尔基追悼会的主席台，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等苏联领袖们站在一起，甚至还亲自为高尔基致了悼词。当纪德站在红场高处，凝望着如此壮观的场面，凝望着下面川流不息的人群时，他既为苏联感到骄傲，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在任何别的地方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人情味。他觉得，那是同志加兄弟的真正情谊。他说:“我们的思想中是把文化的命运和苏联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捍卫苏联。”“为了它我可以放弃世界上最美好的景致。”至少从表面看来，苏联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井井有条、那么高尚、那么完美，但是，随着游览的不断深入，纪德仍然凭着自己的直觉感到了其中的虚假。很显然，他们每天的日程都是策划好的，见什么人，不见什么人，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也明显经过了一番精心的安排。在纪德眼中，这里的社会虽然看起来的确像一个人类的乐园，但人们的所作所为却总是带有一种表演的痕迹。而且，随着时间流逝，这样的蛛丝马迹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这让纪德感到了深深的不安。 终于，纪德寻找到一个可以打破官方安排的机会。那是在从莫斯科到奥尔忠尼启则去的列车上，纪德一行本来有自己的包厢，但他们却通过与列车员的交涉，与另外车厢中的一群到高加索去度假的共青团员交上了朋友。在与他们无拘无束的交谈中，纪德既被这些年轻人的热烈情绪所感染，同时，也深为他们对外面世界的无知，以及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感到惊讶。如果说这次偶然的相遇还让纪德对自己的所见所闻充满了疑惑，那么，纪德以后的经历则让他完全证实了自己的判断。有一次，当纪德询问一位大学生的外语成绩如何时，他竟然听到了这样的回答:“几年以前，德国和美国还有东西可以让我们学学。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向外国学习的了。因此又何必去讲他们的语言呢?”对此，纪德在自己的游记中作了如是评价:“苏联公民对外国的无知非同一般。更有甚者，苏联公民被告知国外各方面一切都不如苏联。他们巧妙地让苏联人保持了这种幻觉。因为重要的是让每个人庆幸自己处于让他免遭更不幸的痛苦的政权之下，即使这个人并不很满意。”也正是基于这种见闻，纪德认为，由于阻止了和外界的联系，苏联人的幸福实际上是建立在期望、信任和无知之上的。于是，纪德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文化完全朝着同一方向，无公允可言，涉及各个方面，几乎完全没有批评精神。” 应该承认，纪德的眼光是非常锐利的。虽然纪德在苏联只有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面对的是一个经过了层层美化之后的现实，但他还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与分析，看到了苏联政治隐秘的另一面。而他游记的笔触也同样涉及苏联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莫斯科，纪德这样记录了自己的观感:“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莫斯科的街上让人如此感到社会平均化的结果: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每个人的需要似乎都是一样的。……人人都异乎寻常地穿得一样。如果能够看到人们的思想的话，无疑地这种千篇一律也一定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也正因为这种一致，每个人能够快乐，并且表现出快乐的样子。”同样是出于绝对平均化的结果，苏联人对于商品的需要也显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喜爱，而只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因而，“那些商品几乎都不堪入目，简直让人以为这些商品是尽可能地为了倒人胃口而制作的”。苏联人的住宅也好不到哪里去，里面除了千篇一律难看的家具和同一张斯大林像外，其他几乎一无所有，“没有一点点个人的东西，没有一点点私人纪念品”，以致“每一住所都是一模一样，完全可以互换，连集体农庄的庄员们也是一模一样，可以调换，如果他们互相换一下位置也不会被人察觉的”。当然，令纪德感到震惊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在他看来，最不可思议的个人崇拜在苏联人眼中竟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纪德所到之处，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私人住宅，“到处都悬挂着斯大林的头像，人人嘴上都挂着他的名字，每一个人的讲话中都无可遗漏地颂扬他”。在斯大林的故乡戈里，纪德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他出于礼貌发一份电报给斯大林，对自己在苏联受到的接待表示感谢，只是因为电文中没有加上“您，劳动人民的领袖”，或者“各族人民的导师”的字样，营业员竟然拒绝拍发。直到纪德妥协之后，电报才如愿发出。这些记述很容易让人想起“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类似情节。但纪德的文字不是想像力的产物，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虽然他的确无心讽刺，但他的文字却具有更加深刻的讽刺力量。 如果说上述记录触及的仍然只是苏联人的日常生活表象的话，那么，无疑纪德已经开始透过这些表象，逐渐触摸到苏联政治的实质。通过与苏联文化界与艺术界人士的接触与交流，纪德发现，“在苏联，不管一部作品多么美，只要它不紧跟路线，它就会遭到羞辱。美被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一旦有人不同意使自己的艺术堕落，并拒绝俯首听命，官方就会迫使他们保持沉默。而一直就被苏联官方所竭力吹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质也不过是相互揭发与相互指责，“在线内可以任意批评，出线的批评是不允许的”，“谁企图走得远一点谁就会遭殃”，“众人的幸福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众人的幸福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的。为了得到幸福，就得听话、随大流”。于是，在苏联文化界，你根本听不到任何不同于主流观念的声音，艺术家的思想已经被消磨得没有棱角，奴性与虚伪竟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之常态，同时也是他们的个人利禄之所系，因为他们只有听话，才能有所收益，只有“思想对路”，才会进入日益膨胀的特权阶层，乃至最终从平均主义的樊笼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新贵。 对于纪德而言，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与他当初的理想大相径庭。这一点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不过，客观地说，纪德的《访苏联归来》却仍然写得相当节制，这一方面是因为纪德对自己的观察有点半信半疑，另一方面，他对苏联的制度尚存在一定的幻想，对乌托邦社会的热情也并没有完全熄灭。纪德在前言中这样说过:“三年前，我公开宣布我赞赏苏联、我爱苏联。那里正在进行一场前无古人的尝试，使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我们期待着那里取得巨大的进步，出现能够带领全人类前进的飞跃。”可见，在纪德眼中，苏联所施行的各种社会制度，其实均是带有一种试验性质的。既然苏联的各种制度正处于“建设之中”的实验阶段，那么，那里就难免会“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有时即使“花了努力并不一定总是取得预期的效果”，乃至“最不好的负面效应伴随着最好的正面效应”，都应该属于情理允许的范围之内。毕竟，从最光明到最阴暗的过渡就像是一次分娩的过程，阵痛是难免的，代价也是必须付出的，正如苏联正在施行的闭关政策，那只是因为“在建立新秩序以前，在情况得到改善以前，为了苏联居民的幸福起见，重要的是将这种幸福保护起来”。但纪德终于还是不无沮丧地发现，自己对于苏联的谅解之词往往并不能自圆其说，他看到的苏联是单调的、令人窒息的，专制社会所有的特征在这里竟然一点也不缺少。虽然在这里“实行专政是显而易见的，但那是一个人的专政，不再是团结起来的无产者的专政，不再是苏维埃专政”。而且这种专政的目的只是为了消灭个体之间的差异，把个人改造成为傀儡，以利于大一统的专制统治。纪德在经过了反复对比之后，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事情往往如此，我们只有在失去了某些优势之后才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在苏联逗留过，更有助于我们体会到我们在法国享有的无可估量的思想自由，而我们有时还自由得太过分了。” 离开苏联前夕，纪德已经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法国人民的询问，因为那些对苏联依然抱有殷切希望的人们，无疑都在等着他作出鲜明的评判。是实话实说，还是避重就轻?不管怎样，苏联政府为了取悦纪德，已经用尽了他们能够使用的一切手段，仅仅是版税一项，已经足够让纪德成为亿万富翁了，更何况纪德还曾经那般地赞美苏联、并一再声称把人类“文化的前途和苏联的辉煌命运联系在一起”呢?但纪德毕竟是一位充满良知的知识分子，他既无法欺骗自己，同时也更不能欺骗自己的读者，根本无法保持沉默。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心使然，其中并不存在个人的自尊心和任何私念。所以，纪德一旦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就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因为他所要捍卫的从来都是象征着真理的苏联，而并不是苏联自身。在他的眼中，远比苏联更为重要的事情是人类、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纪德之所以赞美苏联，是为了人类，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纪德了解真相后批评苏联，显然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当然，纪德批评苏联的态度是相当友好的，也是充满善意的，他只是想以诤友的身份进言，因为他觉得只有毫无保留地坦诚相见，并把那些最有害的事情充分显示出来，才是对苏联及其所代表的事业最为切实有效的帮助，反之，所有的吹捧与献媚最终都会转变成为一种危害。他说:“我是出于对苏联及它已完成的奇迹的赞赏才提出我的批评。我也是出于我们对它依然怀有的期望，尤其是因为它让我们有所希望，才对它提出批评的。”但是，让纪德始料未及的是，他自认为对苏联的帮助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访苏联归来》刚刚问世，他本人马上就陷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围攻之中。苏联官方将他视作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小人。而那些昔日志同道合的朋友，则对他落井下石、疯狂围剿，极尽侮辱、漫骂之能事。甚至连罗曼·罗兰也不能原谅他。这位同样看清了苏联真实面目的著名作家，竟然选择了放弃自己干预现实的权利，在宗派利益面前，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抛诸脑后——直到罗曼·罗兰逝世五十周年之后，他的《莫斯科日记》才公布于世，他个人对苏联的真实看法才大白于天下。而此时的苏联却早已烟消云散。当然，让纪德更为愕然的还是苏联的反应。他根本无法相信在苏联强大的外表之下，竟然掩藏着一个如此弱不禁风的躯体，纪德心目中的那个“能够创造出想不到的光荣业绩的超人”就此死去，而他对社会改造所一直抱有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至此亦彻底宣告破灭。 就在世人对纪德的人身攻击方兴未艾时，纪德已经开始对《访苏联归来》的第一版进行全面修订。彼时的纪德已经真正看清了专制社会的本质，进而对一切乌托邦社会反人类的实质也有了更加清醒的把握。他的《“访苏联归来”之补充》几乎涉及了苏联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更加广泛的层面和更加深刻的视角，全面展示了苏联社会的黑暗。他说:“苏俄是普及谎言的，在那里，甚至连眼睛都可能受骗。”他说:“俄罗斯不是一个提出诉讼的地方。但是，西伯利亚的确是个流放的地方。”他说:“在今天的苏联，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比任何国家都更加缺乏自由。”面对着世人的责难与围剿，这，就是纪德的回答。 ((法)安德烈·纪德著，朱静、黄葆译:《访苏联归来》，花城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兼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苏东剧变问题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与前景方向）博士生导师。   1970～ 1980年代初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少有的、稳定的时代，但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却危机暗藏，致使苏联社会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   1977年是十月革命胜利60周年，11月7日，苏联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队伍中，第一次出现了和列宁像制式、大小一模一样的勃列日涅夫肖像，站在列宁墓观礼台上的勃列日涅夫喜不自禁。 1977年对于苏联而言，也确实是重要的一年。10月7日苏联第九届最高苏维埃第七次非常会议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在此之前苏联全民就此宪法进行了公开讨论，尽管民众的意见大都未被吸收，但该事件本身给人的印象是苏联是很民主的国家。该宪法强化了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写进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向世人描述了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的盛况:在苏联共产党这个核心的领导下，“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加强了，苏联各民族的友谊巩固了。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力量的苏联社会的社会与政治一致和思想一致形成了。苏维埃国家已经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它已成为全民的国家。”“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这个阶段，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新制度的创造力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劳动人民越来越广泛地享有伟大革命胜利的果实。”“这个社会已经建立起强大的生产力、先进的科学和文化，人民的福利不断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强大的背后当时苏联确实有其值得骄傲之处:在1975年赫尔辛基会议签署的《最后文件》中，苏联战后取得的成果，特别是苏东国家的边界得到了最终确认。苏联与美国的差距缩短，基本达到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目的，在某些武器装备上苏联甚至还处于一定的优势地位。这一时期苏联社会稳定，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由于柯西金改革的刺激，1966~1970年的第八个五年计划是自斯大林时代以来最成功的一个五年计划，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收入增长了15%，农业产量增长了21%(上一个五年计划只增长12%)，工业增长了50.5%，居民收入增加了50%，集体农庄庄员也可以每月领工资了。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工业总值增长43%，农业增长13%。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统计数据表明，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1965年，苏联人的平均工资只有96.5卢布，到了其执政晚期上涨到170卢布。很多苏联人在这段时间内搬进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到1980年有1亿人改善了居住条件，购买了像样的家具、服装甚至汽车。 但是，苏联的强大有其潜在致命的弱点。尽管苏联在宇航、核武器和军事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整个经济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比美国低一倍，苏联从美国进口的粮食要比在国内生产的便宜一倍。1979年苏联生产的产品总额不超过美国的60%。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37%，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1980年代初，苏联人均消费水平在世界上排名第77位，苏联的医疗保健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4%，而在发达国家占10%~12%。苏联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却养活不了自己，只有1966年、1973年两年苏联粮食能够自给。1975年进口1590万吨，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五大隐患 苏联在197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后便一路下滑。苏共在争吵中庆祝了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却未能庆祝75周年，1991年底苏联这个超级大国解体了。回头看，勃列日涅夫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他安于现状、好大喜功、在稳定的口号下坐失了改革的良机，积累了大量的矛盾与问题，为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 其一，勃列日涅夫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上。 1967年苏联有洲际弹道导弹570枚，美国有1054枚，到1979年美国仍是1054枚，苏联增加到1409枚。同时生产了数量过多的核武器。这一时期美国军队从350万人减少到206万人，苏联军队则从368万人增至419万人。军事工业集团、军方势力的影响膨胀，在国家机器制造业的全部产品中，有60%以上是具有军事意义的产品，耐用消费品的比重仅占5%~6%，75%的科研经费被用于满足军事的需要，采掘和加工工业全部工人的1/3从事武器及军事技术装备生产，而美国为12%~14%，西欧各国为6%~7%。苏联对外奉行进攻性战略，与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甚至出兵入侵阿富汗。苏联在世界上扩张，也是不计经济效益的。 人们需要的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人民的需求与国家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出现了在边远地区只向几类居民(哺乳妇女、参加过战争的老兵、重病患者)凭票供应某些食品的情况，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在大多数地区都如此，只有莫斯科、列宁格勒、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和一些有特殊意义的城市，情况好些。 其二，在稳定的口号下，勃列日涅夫拒绝改革并压制创新。 勃列日涅夫反对柯西金的改革。苏联经济体制的无效性日益显现，经济进入停滞状态，速度逐年下滑，第九个五年计划和第十个五年计划都没有完成任务。1973年石油危机后，世界石油价格提高了19倍，原料价格提高了7~9倍，苏联靠出卖原料获取了巨额收入，在国民经济中原材料工业占的比重高达40%。苏联经济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苏联错过了科技革命，电子计算机、机器制造、机器人技术处于落后状态。 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占上风。1967年，勃列日涅夫第一次提出发达社会主义概念，1971年这一掩盖矛盾、粉饰太平的理论被苏共二十四大所确认，后来又写入了苏联宪法。勃列日涅夫认为苏联一切都完美，与苏共观点不同的人精神有问题。于是，许多人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一些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对苏联现实有意见的人被打成持不同政见者。在苏斯洛夫的领导下，当时意识形态的高压政策和严格的新闻检查，遏制了创新，苏联的精神生活也停滞了。 其三，干部终身制和老人政治严重，形成了稳定的居于各级领导地位的利益集团和官僚特权阶层。 勃列日涅夫掌权的秘密，首先是干部的稳定和终身制，主要是高级官员等“在册权贵”地位与利益的稳定。他上台后废除了赫鲁晓夫时期规定的领导职务任期制和轮换制，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使拥有特权的群体逐步定格，并且形成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正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社会终于从最初的某些官员拥有某些特权，演变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特权阶层。苏共实际上已成为这一阶层的利益代表。 干部队伍超常规的稳定，造成了高层长期无法输入新鲜血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老人政治。1976年夏天勃列日涅夫中风，难于正常工作，但在干部终身制的体制下，他仍掌握着最高权力，从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苏共中央委员实际连任率达到90%。政治局和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在1971~1981年平均年龄从60岁提高到68岁，其中许多人患有重病。 国家的停滞却是“在册权贵”的繁荣时期。“挑选干部不是根据职业素质和成绩，而是根据候选人是否善于处理好同高层人物的关系，是否善于在党的各级机关建立人情关系。”他们从为国家服务的阶层变成了试图完全控制国家和社会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成了苏联的统治阶级。勃列日涅夫和地方的封疆大吏们都按照对自己的忠实程度提拔亲信，排斥异己，逐渐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帮派势力。以前党的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界领导人大多数都来自业务能力表现突出的普通民众，但1970~1980年代，精英的增补通过特殊的选拔和培养干部的系统:高级党校、团校、工会学校、社会科学学院、外交学院进行，进入这些学校只能靠有影响的官僚的推荐。评定直接取决于领导们个人喜好和政治考虑，业务素质很少被考虑，正直性和原则性通常最有可能成为升迁的障碍。许多地区同乡关系和裙带关系发展，长官的子女和其他亲属独立生活后一开始就处于特殊的地位。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副部长，连襟领导着机器制造部。 其四，社会风气失控，贪污、腐败和特权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由勃列日涅夫带头，授勋、送礼、崇尚奢侈成风，他本人生活非常奢侈，在扎维多沃的猎场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并且在莫斯科郊外至少还有六栋别墅。 其五，苏联没有很好地处理与世界的关系。 1970年代美国对苏实行缓和政策，向苏联提供技术和资金，以换取苏联延缓扩张的势头，成为国际体系的一员。但对抗思维仍然压在苏联领导人心头，他们仍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全面对抗出发分析任何事，苏联借此全力发展武器和对外扩张，坐失了良机。 总之，1970~1980年代初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少有的、非常稳定、祥和的时代，但只是表面繁荣的时代。稳定转化成停滞，苏联社会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促使几十年积累的矛盾和危机在1980年代末期来了个总爆发，最终导致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出乎意料地轰然倒塌。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   出版界在俄国历来被誉为“革命的母亲”。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对“革命的母亲”进行限制，是所有统治阶级最愿意干的一件事。然而，当他们自己走上权力舞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革命母亲”开刀。   革命与变形之二:“革命母亲”之死 在对待出版自由的问题上，列宁曾经发誓革命胜利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到新闻自由。他认为，争取政治自由是社会主义者的当务之急。他说，“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他常说，比民粹派“土地与自由”更加明确的政治口号“应当是政治自由”，是否坚持“政治自由”是当时辨别马克思主义与经济主义、工联主义的标志性区别。抛弃了这个原则，就“完全等于抛弃了社会主义”。这时他特别喜欢马克思的一句话:“没有出版的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托洛茨基在革命动员的时候更是大声呼吁道:“捍卫言论自由对工人来说，言论自由就是面包，就是空气”。出版界在俄国历来被誉为“革命的母亲”。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对“革命的母亲”进行限制，是所有统治阶级最愿意干的一件事。然而，当他们自己走上权力舞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革命母亲”开刀。 与列宁誓言相反的是，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就颁布《关于出版的法令》，建立了临时的书报检查制度。在法令中明文禁止反对派的出版自由，把一切不属于自己控制的、反映不同声音的报纸都说成是“毒害大众心灵并使群众意识发生混乱，……危害性甚至超过炸弹和机枪”的“资产阶级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以后出版业很快被国有化，只有党所认可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才有使用印刷设备和纸张的权利。对这种做法，列宁解释说，出版和集会自由这类“纯粹的民主”是骗人的鬼话，“我们向来不承认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 卢森堡对此曾尖锐地批评道:“只有仅仅予与政府的支持者和一党成员的自由，就不是自由。自由应当总是对于那些持有不同想法的人而言的”，“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集会等自由，公共生活就会逐渐死灭，就只能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而列宁却反唇相讥道，暴力夺取政权必然要用暴力来维持，任何阶级都没有“彻底的民主”和“无限制的公开性”，“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我们不愿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到上世纪20年代初，任何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行为”。 即便如此，当时党内的卢那察尔斯基、党外的高尔基都曾对俄共的书报检查制度的专横粗暴做法表示过愤慨，他们大力呼吁尽快出台正式的出版法加以规范和限制权力对新闻出版业的干预。高尔基曾以放弃俄国国籍来抗议布尔什维克践踏新闻自由、取缔其他党派的报纸，高尔基质问道:布尔什维克半年取缔的报纸比整个沙皇时代加起来还要多，为什么害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难道要把社会公众的思想也要变成国有的吗?要把国家变成巨大的监狱吗? 革命与变形之三:“消灭劳动自由” 在对待工人罢工的问题上，革命前列宁曾发誓一定要给“工人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废除身份证，流动和迁徙完全自由”，并把这一条作为社会民主党争取政治自由的具体条款写入党纲。列宁说:俄国“工人如果不能像西欧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的集会这些权利，那么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改善”。“争取政治自由”是“工人的迫切事情”。托洛茨基说，沙皇专制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支配大多数人的劳动和生命，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军队投入杀戮。”他又对临时政府说，凌驾于工人民主之上的政府是工贼。 然而十月武装夺权刚刚落下帷幕，1917年12月，彼得格勒的印刷厂工人罢工，列宁立刻下令，把罢工工人当作流氓处理，他认为苏维埃政府太软弱了，下令对公民实行“等级与监督”以刑罚作为威慑手段，强迫所有的人劳动。他说:“这个等级与监督制度的目的很明确，也通俗易懂，每个人都应当有面包，……无赖(包括任何想要逃避工作的人)都不得闲逛，而应该关在监狱里，或是从事最沉重的强制劳动服满刑期，这些无赖的命运也理所应当是富人的命运——所有试图规避社会主义规定与法律的富人都该有同样的下场”。从此，在列宁式的体制下，任何乞丐、流浪汉和“盲流”，都被归入“无赖”之列;而如果“不服从分配”老老实实干派给你的活，更不用说还要罢工，那就更是“流氓”。哪怕你身无分文，也与“资产阶级——富人”一样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惩罚。1917年12月25日，列宁在《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再次强调，必须铁腕镇压罢工的工人，即所谓“流氓”。“富人和流氓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他们是资本主义哺育出来的两种主要寄生虫，他们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必须置于全民的特殊监督之下，必须为他们最轻微的违反社会主义的法律和规定而受到无情的惩罚，在这方面表现出人性的软弱、犹豫或温情脉脉，都是对社会主义极大的犯罪”。 我们知道，西欧一些国家当年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出现过抓捕流浪、乞讨者并施以强迫劳役的法律，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痛斥的“血腥立法”。由于下层人民的抗议，这些恶法在英国等地到19世纪前期均已被废除，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讥笑西方发达国家居然还有流浪汉。但马克思万没想到的是，这种“血腥立法”在号称是以他的思想为指导的国家却重现了，而且变本加厉。 这种苏维埃式的“血腥立法”以所谓的“劳动义务制”为依据。所谓“义务”是与“权利”相对而言。自由人有做某事的权利，即“想做某事则别人不得阻拦，不想做也可以不做”;而相反的状态，“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做某事”则意味着做某事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没有不做的自由。在欧洲左派运动和劳工运动的传统中，劳动被视为劳动者的神圣权利，工人要求职业保障，失业者要求得到就业机会，资本家不得随意开除工人，这就是在争取劳动权利。但是“劳动义务”或曰强制劳动则只有奴隶制或农奴制下才存在，自由的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当然就不可能被强加以“劳动义务”。尽管在劳工运动中也曾有人把反对“剥削”、反对“不劳而获”的意思表述为“劳动义务”，但其所针对的通常只是富人和权势者，意在制止他们通过经济的或“超经济”的(即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去剥夺劳动者，而从来没有针对穷人、弱势群体和工农讲“劳动义务”、主张像农奴制时代那样对民众实行强迫劳动的。 尤其是无偿的劳动，在文明社会通常不会具有强制性，而只能是高尚公民出于公益心志愿从事的一种奉献行为，所以称为“志愿者”，他们是自愿奉献，当然就不能说是什么“义务”劳动。 但是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却开始宣传针对民众的“劳动义务制”。当局大肆批判“劳动自由”，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苏俄理论家布哈林声称:“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所以，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来取而代之。这种“专政下的生产管理体系”，可以是有偿的“劳动军”，也可以是无偿的“义务星期六”，但都以军事化的强制为基础。在他那本极有影响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布哈林就专列一章曰“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他指出，“专政”决不仅仅意味着对“阶级敌人”的强制:“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新型的主要强制形式之一，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于是，1920年代的苏联曾特别流行以所谓“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组织劳动、用“阶级斗争”和“专政”手段对付“落后工人”的说法。 对流浪者可以抓起来劳改，星期六无酬干活成为强制性“义务”。在这种“专政下实行的劳动义务制”下，当然不可能存在什么罢工权利。布哈林驳斥了那种认为布尔什维克将增加罢工自由的“资产阶级教授的谣言”，他说:“在实行劳动军、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劳动纪律的年份还发出这种叫声，难道不可笑吗?”不给报酬的白干都成了强制性的“义务”，更何谈发了工资你还要讨价还价?! 而列宁的说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称，工人罢工是“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即使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尔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工厂(按:这两家工厂是著名的”红色堡垒“，”十月革命“时工人赤卫队的发源地)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按列宁的说法，这些人视国家为雇主，按照革命前工人的“习惯”，“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从‘它’那里捞钱则多多益善”，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要反对”这些“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吗?无怪乎读到这类话的人说:列宁实际上是“以劳苦大众的名义对劳苦大众使用暴力”。 于是几乎从“革命”一成功起，俄国就不断发生镇压罢工的严重事件。 1918年从2月到10月物价上涨，通胀率达到258%，第二年在这个基础上又翻了一番。为表示抗议，1919年3月16日，当年作为“十月革命中心”的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发生罢工。特别委员会立即出手镇压，逮捕了900人，此后数日内未经审判处决了其中的200人。1919年春图拉、奥廖尔、特维尔、伊万诺沃和阿斯特拉罕等地多次发生工人罢工，工人要求获得与红军同样的粮食配给(按:当时参加红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可以获得粮食配给)，这些罢工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了。其中很多镇压令正是列宁、托洛茨基等人亲自下达的。与列宁把罢工工人骂做“坏蛋”、“流氓”相比，托洛茨基的说法更有“逻辑性”，他认为现在工人已经被组成“劳动军”，工人罢工就等于军人开小差，“应把开小差的工人关进惩罚营或送进集中营”。 1921年2月24日，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决议把工人的罢工定性为“反革命破坏”，命令对罢工工厂立即实行军管，对工人们进行重新注册，在所有的机关和企业中都组成可以调动军队的特命全权“革命三人小组”，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三人小组的所有命令和决定，三人小组具有至高无上的、包括采取极端惩罚措施在内的“镇压权”，“可在每一个别情形下使用军事力量”，“如若街上有人群聚集，部队可动用武力，如有抗拒者，就地枪决”，尤其是对那些具有煽动能力的工人活动分子决不手软。 如今大家都知道“十月革命”后成立的“契卡”就是“肃反委员会”，批评它“肃反扩大化”的声音也很多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实际上这个机构的全名叫“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换句话说，它要“肃清”的对象除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反革命”)，还包括更加漫无边界的所谓“怠工”者。“怠工”都要镇压，更何况罢工?从此之后，在沙皇时代工人可以频繁罢工的权利就再也不复存在了。1929年苏联的劳动法典规定，工人旷工3天，企业就可以开除，行政部门有权不经过冲突评议委员会批准，独立地对“违反考勤规定者”进行各种处罚。我们不要望文生义地以为，“开除工人”就会使他成为失业者。不会的。1929年的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失业现象据说已经被“消灭”。乞丐与流浪汉都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盲流”就等于“流氓”，专政的铁拳在等着他们;而做小生意、揽私活等个体谋生手段也是“资本主义”的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开除工人”当然不仅仅是把他们撵出工厂让他们到社会上乱跑，而通常就意味着把他们送进劳改(劳教)营，在“劳动义务”的强制下服苦役。 就这样，俄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禁止罢工的“工人阶级政党”。 当时也有些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在战争时期不得不如此。但是最高领导层很快反驳说:这些强制“绝不仅是紧急措施”，而应当是“常规”。托洛茨基甚至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然以苏俄经济自比农奴制，他说:“根据经济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劳动调控，对每个工人来说就是强制性的。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说强制劳动总是没有效果的，这是最可怜、最不幸的自由派的偏见，奴隶劳动同样有生产成效，农奴的强制劳动不是封建地主恶意的产物，(当时)它是一种进步现象”。“也许是现代唯一一次坦率地为强迫劳动辩护”的这番话甚至吓坏了后来的波兰托派思想家多伊彻，毕竟是外国人的多伊彻对自己崇拜的这位革命家“讲话竟非常近似于一个过去的强迫剥削制度的辩护士”而深感惊愕。的确，听到这些话的人们都会问，既然如此，那就让封建农奴制一直持续下去好了，还搞什么革命，还要什么社会主义? 正如苏联史学权威刊物《历史问题》前主编伊斯肯德洛夫所说，“新政权推行国有化政策的极其残酷的做法，国有化最终成了全面‘剥夺剥夺者’、不仅强行没收大资产者，而且强行没收中等私有主甚至小私有主的全部生产资料和全部财产，而且其中的多数人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并成为在自己的国家中被抛弃的人”。紧接着托洛茨基提议，由军事人民委员会承担劳动人民委员会的职能。列宁全力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1919年12月27日便由托洛茨基主持成立了劳动义务委员会。当时一些老革命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他们不相信凭军事命令能使经济的车轮运转，不相信“用法老建造金字塔的办法可以建立计划经济”，便把托洛茨基称为“新的阿拉克切耶夫”。

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苏联共产党在93年的建党、74年的执政历程中，由建党之初几十人的小党发展成为近2000万党员的世界性大党，然而其纯洁性则呈现出重力加速度下降的现象，执政时间越长纯洁性流失越明显，越是到执政后期纯洁性流失越急剧，由一个发展上升、先锋模范、核心领导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政党演变成为隐性流失、显性流失又急剧崩溃的殇党。这其中有一系列待解的难题、规律、特点和教训，值得世人沉思和鉴镜。   发展上升期 列宁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实体形态的开创者，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纯洁性建设的开创者。列宁建党和执政时期，成为苏共纯洁性积累发展和显著上升期。 一是主张组织建党。1903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组织建党的原则，主张:建立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中统一的党;凡是党员，不仅必须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而且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坚持地方服从中央、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 二是注重质量建党。打天下时和建政期间，列宁十分重视党员队伍的质量建设。他强调:“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重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的人’”。 三是实行纪律固党。列宁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仅要有严密的组织，还要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以维护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四是依靠群众建党。列宁用古希腊关于安泰的神话来强调党群关系建设。他形象地将无产阶级政党和党的领导干部比作安泰，把人民群众比作大地母亲，并指出，我们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就在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就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里。因此，密切联系群众是党执政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党执政的最大危险。 正因如此，列宁领导的苏共，不仅从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地下党，迅速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的革命党，进而发展成为一个经受住了血与火、生与死的多重考验、展示出先进性和纯洁性形象的执政党;不仅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能够有效地克服和纠正革命和建设中的失误和不足，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显性提升与隐性流失并存期 斯大林执政时期，是苏共纯洁性显性提升与隐性流失并存期。在近30年的时间里，斯大林借助列宁的革命权威和政绩红利，依靠苏联模式的短期效应，明显提升了苏共的先进性形象，推进了苏共的纯洁性建设。 其一，列宁革命和建设巨大红利的延续效应。列宁革命和执政期间，是艰苦卓绝、出生入死的创业期，创造了苏共的辉煌成就、革命政绩和崇高威望。但不幸的是，他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未竟的遗憾，怀着对斯大林能否十分谨慎地使用权力的忧思，过早离世，其红利则被后世、不断释放。后来执政的斯大林，充分享受和运用了列宁的革命和建设红利。 其二，卫国战争和二战的重大胜利形成的光环效应。斯大林执政时期，领导苏共成功击退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反扑和围攻，特别是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性胜利。由此，不仅树立了苏共的先进性、纯洁性形象，而且在全世界树立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神圣形象，确立了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地位。 其三，斯大林权力结构模式的短期效应。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是以“议行监合一”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为主要特征的。斯大林依靠这一模式，动员和集中全国资源和力量，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基础，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基础体系，成为当时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但是，斯大林执政期间，为了垄断绝对权力、打造“教主”地位，依靠不受监督制衡的无限权力，以“红色恐怖”手段，不断搞政治清洗、等级授职和造神崇拜三大运动，消灭现实和潜在的敌人与对手，消除对斯大林模式的不同看法和声音，培养在册权贵和“圣剑骑士团”，给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造成了重大的隐性损伤。 大搞清洗运动。斯大林上台执政后，采取结盟联合、分化孤立、各个击破、整体清除的方法，对持不同政见的阶层和人士进行大清洗，压制和剥夺各社会阶层和广大民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全苏联遭到他迫害的人数达千万计，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受害者，给广大家庭和党员干部造成的心理创伤持续几十年。 大搞等级授职运动。在清除反对派和大清洗的同时，斯大林抛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普选制精神和苏联宪法原则，以等级授职制和职务终身制取代普选制和任期制，设置了一套以任命制为核心的《职务名册》，其本人主要控制着《职务名册》的第1号和第2号名单，插手和操纵第3号名单，形成以其为核心的“管理层”控制。整个政治局成了斯大林的政治局，形成了清一色的斯大林党中央。通过排斥异己的所谓纯洁性“大清洗”，致使苏共以党代政制、一党独政制、一把手一人治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官僚特权制等，在苏联代代相传，甚至愈演愈烈。 大搞造神运动。为把自己打造为精神图腾和“教主”，斯大林一方面垄断意识形态，对各阶层人士和广大民众进行思想控制和言论管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解释和运用，“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使全党“团结一致”;另一方面大搞造神运动，树立个人崇拜，打造绝对权威，塑造其在全党全国全军中的神圣形象，教化全党全国人民对斯大林模式的遵从和固守，将其一言一行当成全党全国甚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绝对真理。 隐性流失加剧期 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他们执政时期的苏联，尽管综合国力、军力达到了顶峰，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与美国分治世界近半个世纪;尽管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一边脱下鞋子敲打发言桌、一边声称要埋葬帝国主义，勃列日涅夫将飞船送上天、导弹部署到美国的家门口;尽管形成和拥有改革的最佳机遇和条件，但由于他们既是斯大林模式的产物和受益者，又必然是斯大林模式的执行者和传承者。他们共同将斯大林模式推向了固化和极化的境地，不仅消耗完了斯大林模式的红利，而且隐性地损伤和流失了苏共的先进性、合法性和纯洁性，留下一个盛极而衰的苏联给戈尔巴乔夫。 赫鲁晓夫充分利用这种体制的独裁主义结构，特别是执政后期，无法摆脱绝对的权力和谄媚的腐化作用，同样搞党政合一，同样搞个人极权，同样搞个人崇拜，同样搞党内斗争，同样搞霸权主义，重新走向斯大林式的极权道路，致使斯大林“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反弹和回归，使苏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受到了隐性损伤。 作为等级授职制复制的“武大郎”式干部的杰出代表，勃列日涅夫无能研判和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无心融入和顺应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潮流，无力担当和推进继往开来的时代变革重任，痛失苏联历史上的最佳改革时机，维稳抑变18年，使斯大林模式更加成熟、更加固化，走向极端，成为苏联历史上的“超稳定时代”。特别是从1982年到1984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苏共连续三任年老病弱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在职病逝，成为苏共执政危机和纯洁性危机的隐性加剧期。 显性流失与急剧崩溃期 苏共经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丧失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革新的最好时机，也由纯洁性的隐性流失期迅速走向显性流失与急剧崩溃期。 1985年3月11日，在“别无其他的选择”的情况下，在苏联人民发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怒吼声中，苏共挑选旧体制内“最合适”人选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但此时的苏联已到了“极度萧条衰退时期”，出现了全面危机，党和国家开始显露出“苏联之灾厄”。 加之，戈尔巴乔夫改革过程中，始终在激进派与传统派的夹缝中犹豫摇摆，始终在“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中折腾回复，始终在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中选人用人，在内外交困、慌不择路的情况下，超越党内分权和党政分工两个阶段，直接搞党政分开，最后将最高权力中心由党内转移到苏维埃再到总统，自己成为拥有无限权力的超级总统和民主利己主义者。 由此，不仅激进改革派抛弃了戈尔巴乔夫，而且党内保守派也放弃了戈尔巴乔夫，最要命的是各阶层和人民群众都对戈尔巴乔夫感到极度失望，苏联已再也没有改革的时间和空间了，也无人并无能替苏联负责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成为苏共执政危机总爆发时期，成为苏共合法性、纯洁性显性流失乃至急剧崩溃破产时期。 苏共纯洁性丧失过程中的乱象 苏共的纯洁性不断丧失的过程，既是苏共蜕化变质、脱离群众的过程，也是苏共执政危机积累、加剧到爆发的过程。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自斯大林时期起，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形态并没有朝着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不仅总体上形成和固化、甚至极化了斯大林“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而且丧失了苏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推进权力结构改革的最佳机遇和条件，苏共不断走向“四大危险”。 精神懈怠。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的苏共党人，依靠强大的意识形态教化，严格的舆论言论管制，搞教条化、垄断化、实用化的马列主义，不仅始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而根本的问题;而且道德人格物化、核心价值缺失、理想信念坍塌、话语体系阻塞，形成说谎机制和伪善氛围，形成“万马齐喑”甚至“听不到人民声音”的可怕局面，出现了严重的精神懈怠危机，从精神上和心理上不断解构苏共的纯洁性资源和执政根基。 能力不足。斯大林及其后的苏共党人，在不断扩大阶级基础的同时，忽视了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质量建设，党员发展过多过快，干部队伍膨胀腐化，许多不知党、不信党、不爱党的人被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入党提干功利化、手段化的现象不断加剧，严重影响了队伍的整体质量、形象和战斗力。特别是长期推行封建社会的等级授职制，形成了“武大郎式”的用人导向和干部标准，产生了大量“勃列日涅夫式”、“契尔年科式”的维稳型、执行型干部，庸人得道、奸佞当权，精英淘汰、士在游寓，整个队伍“能力不足”和“本领恐慌”问题日益突出，执政能力层层矮化、代代矮化。因而，最终无人、无能也不愿替苏联负责了。 党群疏离。由于苏共长期推行以牺牲人自由全面发展权利为代价的现代化，大搞政绩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始终未能解决广大民众的民生民权民主问题;同时，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发展壮大，苏共走上了腐化变质的道路，“安泰”离开了大地，党群干群日益疏离，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苏共执政的最大政治优势变成了最大的执政危险。苏共解散前，已有400多万名党员退党。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过程中，全国近2000万党员、2600万团员、2亿工会会员和300万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几无一人抗议和救护。 消极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苏共各级干部非常信奉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只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口号，升官发财成为公开追求，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权力成为一种乐趣，形成了以“一把手”为核心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腐败集团，“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苏联解体以后，那些“在册权贵”摇身一变，大都成了新国家新体制新权力结构的新成员。 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努力 苏共在74年的执政过程中，自斯大林时期起，其纯洁性总体上是隐性损伤与显性流失并发，期间也有过三次挽救性改革，但要么人亡政息，要么人没亡政就息了。 列宁的晚年顶层设计努力。列宁晚年特别是病重期间，认真反思了苏联体制和模式的弊端和执政危险，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政权建设不能“盲目”地、机械地“重复”巴黎公社经验，必须借鉴和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主张推进党内权力结构改革，顶层设计了无产阶级执政党第一张“议行监三权分开”的权力结构草图，意在以此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但遗憾的是，人亡政息。斯大林及其后的一代又一代苏共党人剑走偏锋，形成和固化了一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畸形权力结构和以牺牲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赫鲁晓夫的改革努力。赫鲁晓夫执政11年间，对斯大林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的弊端和危害有所认知和反思。 他从思想文化“解冻”、揭批斯大林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等入手，实施了“非斯大林化”的修补性改革。但由于其始终没有找到斯大林犯种种错误而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根本原因，始终没有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始终没有抓住党内特别是各级党的“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只是在斯大林“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的窠臼中进行技术改良、局部修补、同义反复，最终陷入人没亡政就息了的宿命。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努力。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初，着手进行以加速战略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但立马遭到了党内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此时，他意识到陈旧腐败的政治体制是制约和阻碍苏联改革发展的关键因素。他转而进行以公开性、民主性、多元化为“新思维”的政治体制改革，然而难以形成共识，并遭到了旧体制旧模式的强大阻碍。于是，他又进行揭老底、晒旧帐、改宪法、行多党、破垄断的民主利己主义改革。虽然打破了苏共特别是党内传统派对权力长期垄断的局面，但仍然回到了“权力过分集中”和“武大郎开店”的老路上，落入斯大林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窠臼，更重要的是使本已严重受损受伤的苏共先进性、纯洁性形象和合法性、合理性地位彻底丧失，最终改革破产，亡党亡国。 鉴镜与启示 苏共纯洁性的丧失，亡党亡国的特大事故，根本原因是“议行监合三为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和“用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制”的任命干部方式，这不仅是“苏联模式”的核心，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的主要症结;这不仅是世界政党研究的典型案例，也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特殊遗产，还是当代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读的必修课。以苏联解体为鉴镜，总结和转化党的纯洁性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破解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使命。 进行以发展党内民主，保持党的生命力、纯洁性为目标的权力结构顶层设计。深度挖掘、总结和转化中国历史上权力结构和监察制度建设经验，借鉴人类社会权力结构建设的有益成果，进行权力结构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党内国会”之下“议行监分开”的等腰三角形权力结构改革目标，明确党内分权——党政分工——党政分开的权力结构改革三阶段的路线图，建立一种能够保持和发展党的生命力和纯洁性、很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权力结构。 建立推进权力结构改革、保持党的生命力、纯洁性的基层试验区。按照邓小平关于权力结构改革的要求，借鉴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经验，围绕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这一“总病根”，遵循分权制衡的原则，在全国市县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以及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的基础上，创办县级党委权力结构改革试验区，从县级党内的分权入手，科学分解县委特别是县委书记权力，合理配置县级权力结构，点上试点、面上突破，以基层突破带动全局突围，逐步推进全党乃至全国的权力结构改革，以真正实现“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保障并促进以维护党的生命力、纯洁性为共同目标的公民社会和权利社会建设。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有利于民主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党的生命力、纯洁性的保障和发展，有利于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加强。因此，权力结构的改革和转换，必须厘清权力与权利的授受、制衡和回归三大关系，最终形成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真正实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保障和促进公民社会和权利社会建设，构建比西方“三权分立”制度更具内涵、更具实质、更具特色的等腰三角形权力结构，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政治本色。 本文来源于《人民论坛》杂志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   一幅工人画像需要精确的真实，还是艺术家的笔触所表现的真实；一首无韵诗可以表现积极的社会主义内容，还是社会主义诗人需要遵循某种形式，这类问题不取决于批评家和艺术家，而是取决于文化官员。他们的决定往往出于政治原因和个人爱好。   苏联统治东欧国家后，大力推行苏维埃文化。1949年3月，苏联外交部出台一系列针对东欧各国文化的建议，认为东欧国家知识分子仍受西方资产阶级影响，需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这包括翻译和传播苏联电影和书籍，建立苏联文化中心和苏联式学校。苏联文化官员不仅要传播苏联艺术，而且想从根本上改变东欧各国文化。 苏维埃文化的范式便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东德成立之初，苏联占领军文化官员便公开批评前卫艺术家们“试图装作革命者”，其艺术是“毫无内容的形式”。许多东德艺术家所喜爱的毕加索的绘画，更被指斥为颓废、堕落。这引起艺术家困惑，他们没想到“进步”的苏联居然在艺术上赞成保守。实际上，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艺术的社会责任，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苏联在上世纪30年代就禁绝了实验诗歌和前卫建筑艺术。 谴责艺术家们创作抽象艺术、无调性音乐和实验诗歌很容易，他们可以去创作“工业化养猪场的合理化和机械化”之类主题。但一幅工人画像需要精确的真实，还是艺术家的笔触所表现的真实;一首歌的抒情是“进步”的，它与音调的难度有没有关系;一首无韵诗可以表现积极的社会主义内容，还是社会主义诗人需要遵循某种形式，这类问题就不取决于批评家和艺术家，而是取决于文化官员。他们的决定往往出于政治原因和个人爱好。 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控制艺术家的工具，连布莱希特的作品也未能幸免。他作词的歌剧《卢克勒斯》就因为充满不和谐音和机械敲打的噪声，被冠以形式主义罪名。官方既不喜欢歌剧里只有九种打击乐器，没有小提琴，也不喜欢其中的反战调子(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时期)。布莱希特不得不给当时的东德总统威廉·匹克写信，承诺在歌剧里加进三首咏叹调，以表现“积极的内容”。布莱希特明白了，不是艺术家而是党才具有最终决定权。 另一位艺术家斯汤培尔没这么好的运气。他在地铁站画了一幅大型抽象壁画。起初，这幅画被誉为“一首歌颂重建的多姿多彩的交响乐”，但在苏联文化官员谴责形式主义艺术后，由于斯汤培尔公开表示反对，壁画被官方宣判为“毫无意义的产品”，最终被刷上油漆，永远销毁。 建筑艺术同样需要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波兰华沙在战争中遭受巨大破坏，城市变成废墟。面对战后重建，有人主张完全建一个钢铁和玻璃的现代城市，有人主张混凝土街道和高楼按照野兽派艺术风格重建，而公众则希望恢复旧城风貌，尤其是恢复中世纪、巴洛克时期、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建筑，以免民族的建筑遗产消逝。 到1949年，官方认为这都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符合波兰政府对环境决定论的信仰:如果环境可以影响人，建筑家们就有责任帮助创造新现实，新华沙不能恢复战前反映资产阶级个人品味的大杂烩布局，必须具有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风貌。这种情况下，官方重建华沙的蓝图基本上来自莫斯科，波兰国家出版社甚至还出版了一部名为《苏联建筑》的书，赞美苏联建筑艺术的成就。 莫斯科的办公楼、公共场所和街区体现出巨大、笨重和豪华，街道宽阔而很难通过，广场宽平而适合游行。但莫斯科的设计并不适合华沙，这座城市从前是为马匹和行人设计，广场和公园是用于闲暇而不是游行，地上铺的是草而不是水泥。但此时的土地已经全部属于国有，建筑家们全是政府雇员。重建华沙的设计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样板:农业部大楼两层高的圆柱、为“五一”游行设计的大街、水泥灯杆和阳台，没有一个源自波兰的建筑传统。 波兰建筑学家戈尔扎姆曾是英国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的拥趸，后成为新政权的拥护者。他在论运动领袖莫里斯的书中认为，建筑可以“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在形式上是民族的”。体现这一思想的著名建筑便是华沙科学文化宫。宫殿位于市中心，俯瞰华沙城。这是斯大林送给波兰人的礼物——按照斯大林的旨意，要建“一个从城市任何点都能看到的宫殿”。文化宫的设计、材料和工人都来自苏联，同时吸收了波兰巴洛克时期的风格。从远处看，就像莫斯科那些婚礼蛋糕式的高层建筑，与周围显得很不协调。 华沙的重建在美学上是失败的，在经济上是浪费的。那些支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波兰艺术家们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他们证明了艺术家与政府合作是可能的，却没有证明这种合作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