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 我们总能用常识的放大镜去点燃许多东西，让一切重燃热情，让一切更加清澈。常识，一个极为普通的词，却在一个日益畸形的时代显得弥足珍贵起来。 ” 四川大学有一本学生杂志很火，名叫《常识》。这本不隶属任何官方机构的读物，热衷于讨论学校内各种“敏感”议题。 在豆瓣上，它这样介绍自己：试刊于2009年11月，创刊2010年1月13号，芳龄2岁差4个月。它是一本公益时事读书刊物；一个仅供发声的平台；立足校园，胸中不怀祖国，眼光偶尔触及世界；发文，坚持“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原则；倡导用扬弃的态度来解读书本，获取新知，武装头脑；根植于思考，脱胎于批判，用独立的视角考量一切，秉持理性基准。 香港学者梁文道，在其《常识》一书中曾写到：“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觉得常识稀缺的不只有梁文道等一干知识分子。2010年1月，四川大学的几名在校本科生，创办了一份名为《常识》的公益时事刊物。刊头上，赫然印着“本刊所述，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本刊之旨，实为普及我大学生之自由思考，若觉可怪，实乃当今我大学之常识匮乏也”。《常识》创刊词《向常识致敬》里说：“我们总能用常识的放大镜去点燃许多东西，让一切重燃热情，让一切更加清澈。常识，一个极为普通的词，却在一个日益畸形的时代显得弥足珍贵起来。” 在已经出刊的6本杂志中，《常识》不光关注学校食堂米饭定价不定量、校内机动车辆违规行驶、校内暴力凶杀案、大学论文代理、大学生公民教育等校园问题，还专访了被舆论打成筛子的“范跑跑”、刊登了川大民间组织行思社关于“乐山尘肺病”事件的调查、讨论大学是否应该去行政化……最新一期杂志，他们又将焦点对准了校内同性恋群体。 《常识》主编“埂上插秧”（笔名）介绍，这一期的订阅量已接近1000份。   常识稀缺，所以才有《常识》   这是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埂上插秧表示：“按理说，谈常识的刊物应该是最没有市场的。常识嘛，大家都知道，用不着靠阅读你们的刊物去获取。但事实却是，常识稀缺，以常识作为主要内容的书作、杂志非常受欢迎。有太多的事情我们都无能为力。” “我希望这个世界是好的，希望人性都是善良的，希望公平正义真的是比太阳还有光辉，希望人与人是生而平等的……这一切好的，善的，都是我所希望的。但如果它不是，我也宁愿去直面它，而不是拿表象欺骗自我。我希望我们的读者也能看到这些，去追求与期待它的改变，即使力量可能微乎其微。常识的力量就在于，发现它，然后大声宣告出来，再然后是可能的改变。” 《常识》在创刊时便声明：“本刊立足校园，胸中不怀祖国，眼光偶尔触及世界”。事实上，《常识》从校园入手，只做跟大学生相关的话题。例如川大校园内的暴力凶杀案、校园内同性恋群体等等。社会主流专业媒体做过的内容，他们不会跟风，偶尔会做一些“落地”处理。就像好多媒体已经报道过“高校学生为了获得奖学金、保研资格等利益而去买版面发论文”这样的事情。《常识》采访了本校几名这样做的学生，“为了让大家知道，这种事情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氛围宽松 但也要谨慎处理   在外人看来，《常识》做的一些内容有些都挺“敏感”。而主创团队却不这么认为。绝对的禁高压线他们不会触碰。对于那些争议性较大的话题，他们要做的就是将之“脱敏”。 即使这样“脱敏”处理，很多学校囿于体制的束缚，还是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将这类刊物停掉。 川大是个例外。埂上插秧对记者说：“川大的氛围十分自由。就像校训说的那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至今我们只被主管学工的老师约谈过一次。谈话内容也不是要我们停刊，或者撤稿之类的。而是让我们注意拿捏分寸。我知道的校园内还有其他4份跟《常识》类似的刊物，目前比较活跃的还有2家，停办的2家也都是因为内部原因，没有一家是迫于学校压力停刊的。” 埂上插秧还说，如果有一天《常识》真的感觉到校方施加的压力，那么可以预见，是更高层的权力在起作用。到那时，《常识》没有能力反抗。 因此《常识》对一些选题也是有顾虑的。他给记者举了两个例子。最近云南某学校曝出的女生陪酒可免水电费事件，《常识》想与之相对应地、做一个成都地区高校被包养女生的调查。但试了一下觉得水太深了，就没做。还有一次，《常识》做关于校园内网评员（俗称“五毛”）的调查，最后是用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这不是完全凭空捏造，而是有事实基础的。” 《常识》觉得有风险的选题，会找与他们关系很好的律师寻求处理建议。此外，也有一些老师、记者朋友帮《常识》“把关”。“壮烈牺牲并不好玩，活着干自己的事才有意思。” 这样一份校园刊物得到了好多老师和同学的支持。一些老师免费给《常识》供稿，还有的老师给我们捐了数千元的活动经费，身边的同学捐来了大量的旧书。 事实为王，理性批判   《常识》版权页的征稿启事中，有这样一句话：“犬儒、歌功颂德类免投，欢迎理性批判，嬉笑怒骂。”而且每一期《常识》中，批判性的内容分量很重。 埂上插秧解释说：“我们批判性的内容是不少，但都是基于理性批判。每一期《常识》版权页的《声明》说得很清楚：本刊根植于思考，脱胎于批判，用独立的视角考量一切，秉持理性基准。办刊之初，评论占据了很大比重。评论都是个人观点，可能主观色彩就比较浓。近几期，我们更强调用事实说话，用事实表明我们的立场。因此，评论不断被弱化，访谈类、调查类的东西越来越多。” 当记者询问，现在的《常识》是否足够理性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我们会尽力去追求理性。”       希望杂志独立   《常识》近期还宣传说，要给作者提供稿酬。“虽然这个想法尚在筹划之中，短期内不易实现，但是必须要做。因为稿酬是高质量稿件的保证。” 现在，《常识》的经费主要来自一些同学和老师的捐助。他们大多以捐赠图书为主，《常识》的成员在学校内摆摊出售这些旧书，累计卖了1000多块钱。也有部分老师直接给《常识》捐现金，少则几百，多则上千。 近期《常识》也应读者要求推出了印刷版的杂志。由于印刷数量较少，成本价很高，《常识》都是低于印刷成本价给需要的同学的。“近期我们正在考虑接纳一些赞助，作为经费以及稿酬。《常识》是公益时事刊物，我们不会靠它去赚钱。”梗上插秧说。“接纳赞助主要为了经济独立。只有经济独立，内容才能独立。况且一直靠别人的捐助生存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要靠自己。”   谈理想：也就骗骗自己   理想主义，是大学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有人认为用这个词来形容《常识》，再合适不过了。 埂上插秧给记者讲一个故事。一份名为《景深》的校园刊物，他们卖掉导师捐给他们充作经费的200余本藏书，东拼西凑弄足印刷费。一经印出，即拿到校内广场贩卖，寻求支持。一天下来，围观与购买者寥寥无几。一天毕
，他们主编，梗上插秧的朋友刺猬在博客上发文，慨叹自我的无力，才入大学不到一载的他，显然在内心受到挫折，他在文中回答路过杂志摊位一同学提出的问题——你们做这个，如此艰难，到底是为什么呢？他的答案是一个反问：如果我说是为了一份新闻理想，你信吗？ “我信他。但我非常不想再拿这个被我们这帮人弄得像精神鸦片一样的——‘理想’这东西来搪塞大家。拿他来骗骗自己还可以，拿去骗别人，咱不干这无良的事。” 可是，他也实在想不出一个类似这样的万金油词语，一说出来，能让他们在任何绝境中瞬间如打了鸡血般重新信心满，容光焕发。 “我想不出。”梗上插秧再次强调。 即将走出校园的他，对于将来的打算是“带着理想啃面包”。“这个听起来像是玄幻，想要得到一些，总得丢掉一些，不能什么都想要，也要不了。面包除了可以塞肚子，照顾家人外，还有一大功能，便是蚕食我们的理想年轻的时候我们谈理想，生活的压力来了，还得要面包，这是尴尬，那就让他尴尬去吧，这些我们本来就无能为力，保持自己最基本的良心和底线就好。”   《常识》中的 “ 常识 ”   不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当前，“左”与“右”最终会含混不清，因为本质上，它们都在同一个圆圈上方向相反地奔驰着，碰撞得头破血流却又殊途同归。 ——《哪里有理想，哪里就有思考》   我们害怕革命，害怕任何以革命的名义做出的牺牲。我们害怕它设立的超人的目标，它提出的绝对要求，还有它非人道的不宽容态度。 ——《嗨，乌托邦》   于他们，我们不只是打酱油的路人，不只是故事各个版本的创造者和转述者，不只是新闻报道里表示情绪稳定的师生。因而，在悼念逝者、奉上献花和烛光之后，新的不幸却接踵而来，我们有什么资格以为自己是缅怀者？ ——《愿我阳光》       （杨华军，《云南信息报》记者。原文链接： http :// my 1510. cn / article . php ? id =66204 ）

“ 我们总能用常识的放大镜去点燃许多东西，让一切重燃热情，让一切更加清澈。常识，一个极为普通的词，却在一个日益畸形的时代显得弥足珍贵起来。 ” 四川大学有一本学生杂志很火，名叫《常识》。这本不隶属任何官方机构的读物，热衷于讨论学校内各种“敏感”议题。 在豆瓣上，它这样介绍自己：试刊于2009年11月，创刊2010年1月13号，芳龄2岁差4个月。它是一本公益时事读书刊物；一个仅供发声的平台；立足校园，胸中不怀祖国，眼光偶尔触及世界；发文，坚持“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原则；倡导用扬弃的态度来解读书本，获取新知，武装头脑；根植于思考，脱胎于批判，用独立的视角考量一切，秉持理性基准。 香港学者梁文道，在其《常识》一书中曾写到：“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觉得常识稀缺的不只有梁文道等一干知识分子。2010年1月，四川大学的几名在校本科生，创办了一份名为《常识》的公益时事刊物。刊头上，赫然印着“本刊所述，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本刊之旨，实为普及我大学生之自由思考，若觉可怪，实乃当今我大学之常识匮乏也”。《常识》创刊词《向常识致敬》里说：“我们总能用常识的放大镜去点燃许多东西，让一切重燃热情，让一切更加清澈。常识，一个极为普通的词，却在一个日益畸形的时代显得弥足珍贵起来。” 在已经出刊的6本杂志中，《常识》不光关注学校食堂米饭定价不定量、校内机动车辆违规行驶、校内暴力凶杀案、大学论文代理、大学生公民教育等校园问题，还专访了被舆论打成筛子的“范跑跑”、刊登了川大民间组织行思社关于“乐山尘肺病”事件的调查、讨论大学是否应该去行政化……最新一期杂志，他们又将焦点对准了校内同性恋群体。 《常识》主编“埂上插秧”（笔名）介绍，这一期的订阅量已接近1000份。   常识稀缺，所以才有《常识》   这是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埂上插秧表示：“按理说，谈常识的刊物应该是最没有市场的。常识嘛，大家都知道，用不着靠阅读你们的刊物去获取。但事实却是，常识稀缺，以常识作为主要内容的书作、杂志非常受欢迎。有太多的事情我们都无能为力。” “我希望这个世界是好的，希望人性都是善良的，希望公平正义真的是比太阳还有光辉，希望人与人是生而平等的……这一切好的，善的，都是我所希望的。但如果它不是，我也宁愿去直面它，而不是拿表象欺骗自我。我希望我们的读者也能看到这些，去追求与期待它的改变，即使力量可能微乎其微。常识的力量就在于，发现它，然后大声宣告出来，再然后是可能的改变。” 《常识》在创刊时便声明：“本刊立足校园，胸中不怀祖国，眼光偶尔触及世界”。事实上，《常识》从校园入手，只做跟大学生相关的话题。例如川大校园内的暴力凶杀案、校园内同性恋群体等等。社会主流专业媒体做过的内容，他们不会跟风，偶尔会做一些“落地”处理。就像好多媒体已经报道过“高校学生为了获得奖学金、保研资格等利益而去买版面发论文”这样的事情。《常识》采访了本校几名这样做的学生，“为了让大家知道，这种事情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氛围宽松 但也要谨慎处理   在外人看来，《常识》做的一些内容有些都挺“敏感”。而主创团队却不这么认为。绝对的禁高压线他们不会触碰。对于那些争议性较大的话题，他们要做的就是将之“脱敏”。 即使这样“脱敏”处理，很多学校囿于体制的束缚，还是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将这类刊物停掉。 川大是个例外。埂上插秧对记者说：“川大的氛围十分自由。就像校训说的那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至今我们只被主管学工的老师约谈过一次。谈话内容也不是要我们停刊，或者撤稿之类的。而是让我们注意拿捏分寸。我知道的校园内还有其他4份跟《常识》类似的刊物，目前比较活跃的还有2家，停办的2家也都是因为内部原因，没有一家是迫于学校压力停刊的。” 埂上插秧还说，如果有一天《常识》真的感觉到校方施加的压力，那么可以预见，是更高层的权力在起作用。到那时，《常识》没有能力反抗。 因此《常识》对一些选题也是有顾虑的。他给记者举了两个例子。最近云南某学校曝出的女生陪酒可免水电费事件，《常识》想与之相对应地、做一个成都地区高校被包养女生的调查。但试了一下觉得水太深了，就没做。还有一次，《常识》做关于校园内网评员（俗称“五毛”）的调查，最后是用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这不是完全凭空捏造，而是有事实基础的。” 《常识》觉得有风险的选题，会找与他们关系很好的律师寻求处理建议。此外，也有一些老师、记者朋友帮《常识》“把关”。“壮烈牺牲并不好玩，活着干自己的事才有意思。” 这样一份校园刊物得到了好多老师和同学的支持。一些老师免费给《常识》供稿，还有的老师给我们捐了数千元的活动经费，身边的同学捐来了大量的旧书。 事实为王，理性批判   《常识》版权页的征稿启事中，有这样一句话：“犬儒、歌功颂德类免投，欢迎理性批判，嬉笑怒骂。”而且每一期《常识》中，批判性的内容分量很重。 埂上插秧解释说：“我们批判性的内容是不少，但都是基于理性批判。每一期《常识》版权页的《声明》说得很清楚：本刊根植于思考，脱胎于批判，用独立的视角考量一切，秉持理性基准。办刊之初，评论占据了很大比重。评论都是个人观点，可能主观色彩就比较浓。近几期，我们更强调用事实说话，用事实表明我们的立场。因此，评论不断被弱化，访谈类、调查类的东西越来越多。” 当记者询问，现在的《常识》是否足够理性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我们会尽力去追求理性。”       希望杂志独立   《常识》近期还宣传说，要给作者提供稿酬。“虽然这个想法尚在筹划之中，短期内不易实现，但是必须要做。因为稿酬是高质量稿件的保证。” 现在，《常识》的经费主要来自一些同学和老师的捐助。他们大多以捐赠图书为主，《常识》的成员在学校内摆摊出售这些旧书，累计卖了1000多块钱。也有部分老师直接给《常识》捐现金，少则几百，多则上千。 近期《常识》也应读者要求推出了印刷版的杂志。由于印刷数量较少，成本价很高，《常识》都是低于印刷成本价给需要的同学的。“近期我们正在考虑接纳一些赞助，作为经费以及稿酬。《常识》是公益时事刊物，我们不会靠它去赚钱。”梗上插秧说。“接纳赞助主要为了经济独立。只有经济独立，内容才能独立。况且一直靠别人的捐助生存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要靠自己。”   谈理想：也就骗骗自己   理想主义，是大学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有人认为用这个词来形容《常识》，再合适不过了。 埂上插秧给记者讲一个故事。一份名为《景深》的校园刊物，他们卖掉导师捐给他们充作经费的200余本藏书，东拼西凑弄足印刷费。一经印出，即拿到校内广场贩卖，寻求支持。一天下来，围观与购买者寥寥无几。一天毕，他们主编，梗上插秧的朋友刺猬在博客上发文，慨叹自我的无力，才入大学不到一载的他，显然在内心受到挫折，他在文中回答路过杂志摊位一同学提出的问题——你们做这个，如此艰难，到底是为什么呢？他的答案是一个反问：如果我说是为了一份新闻理想，你信吗？ “我信他。但我非常不想再拿这个被我们这帮人弄得像精神鸦片一样的——‘理想’这东西来搪塞大家。拿他来骗骗自己还可以，拿去骗别人，咱不干这无良的事。” 可是，他也实在想不出一个类似这样的万金油词语，一说出来，能让他们在任何绝境中瞬间如打了鸡血般重新信心满，容光焕发。 “我想不出。”梗上插秧再次强调。 即将走出校园的他，对于将来的打算是“带着理想啃面包”。“这个听起来像是玄幻，想要得到一些，总得丢掉一些，不能什么都想要，也要不了。面包除了可以塞肚子，照顾家人外，还有一大功能，便是蚕食我们的理想年轻的时候我们谈理想，生活的压力来了，还得要面包，这是尴尬，那就让他尴尬去吧，这些我们本来就无能为力，保持自己最基本的良心和底线就好。”   《常识》中的 “ 常识 ”   不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当前，“左”与“右”最终会含混不清，因为本质上，它们都在同一个圆圈上方向相反地奔驰着，碰撞得头破血流却又殊途同归。 ——《哪里有理想，哪里就有思考》   我们害怕革命，害怕任何以革命的名义做出的牺牲。我们害怕它设立的超人的目标，它提出的绝对要求，还有它非人道的不宽容态度。 ——《嗨，乌托邦》   于他们，我们不只是打酱油的路人，不只是故事各个版本的创造者和转述者，不只是新闻报道里表示情绪稳定的师生。因而，在悼念逝者、奉上献花和烛光之后，新的不幸却接踵而来，我们有什么资格以为自己是缅怀者？ ——《愿我阳光》       （杨华军，《云南信息报》记者。原文链接： http :// my 1510. cn / article . php ? id =66204 ）

“ 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幸福 !”   一   坐20路公交车到终点站，下车就能看见厦大学生公寓。不过，这里与厦门大学有关的也仅仅是几栋公寓楼而已，要去校本部上课，得花十几分钟时间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 隧道的那头，是被称为中国最美大学的厦大；隧道的这头，则是一个叫“曾厝垵”的村子。“垵”是闽南语，多用于村名。学生公寓的建设给曾厝垵的村民带来了财源，但村子还是村子，建筑依然低矮、杂乱。 在村口，我见到了夭夭姑娘。一天前，她和她的同学带着我和我的同事在厦大逛了一圈，那是我们初次相识。在海边的胡里山炮台，她问我：能不能来参加一个沙龙，与同学们交流一下？ 我说，当然可以，不过规模要小一些，大家围坐一圈聊天最好了，不要弄成讲座的样子。夭夭姑娘说，他们的沙龙正是这样的形式。 于是，我便在第二天下午来到了曾厝垵。我以为沙龙的举办地点会是一间教室，或是咖啡馆，但实际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夭夭姑娘带我走进一条小巷，爬上一截狭窄的楼梯，穿过一间台球厅和一家桌游店，便来到了他们的据点——一个约摸三十平米的房间。 屋里没有空调，没有饮水机，甚至可以说什么都没有，除了椅子和书报，以及一面镜子墙。 对于沙龙来说，这样的房间也就够了。在这个11月初的下午，大约二十个年轻人围坐一圈，谈论我为沙龙定下的主题：理解和谈论这个世界。   二   我原本担心，自己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沙龙嘉宾，因为夭夭姑娘告诉我：他们举办的活动叫“公益伙伴”。这个名字听上去似乎更侧重于NGO。而我，充其量只能算一个比较关注NGO的媒体人。 后来我才知道，这群年轻人在做的与其说是“公益”与“NGO”，不如说是一个提倡自由、开放、分享的公共空间，一种对精神交流、诗意生活的探索。用他们的话说，“公益伙伴”只是他们使用的一个“壳”。“公益”和“NGO”固然是大家交流的重点之一，但在这个“壳”里面，有着更为宽广的目标。 最初，这群人因TED而相识，并逐渐形成一个圈子——大家有着类似的理念，有着相同的期待，推崇沙龙文化，渴望公共空间，亦对失落已久的大学精神有着本能的向往。 他们本可以在厦大注册学生社团，然后按照规矩申请借用学校的教室举办活动，但他们没有。他们从村民手中租下了这间不大的房子，在这里分享、交流。 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们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更多的可能性。每个周末，这里都有丰富的活动。我的沙龙本准备安排在晚上，结果发现当晚已经请了另外的嘉宾，才不得不更改了时间。 我在心里暗暗佩服：在我之前去过的所有学校中，似乎都没有见过这样有想法、有行动力的一群人。   三   “你今天看到的，是我们的‘陪都’。” 沙龙结束后，我们在附近的小饭馆里吃特色的“同安封肉”。席间，他们这样告诉我。 原来，曾厝垵并非这个乌托邦的起点，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中转站而已。   如果早几个月来，我将可能见证他们的“公共空间1.0”——位于厦大校内的“国光三号楼”。那栋1950年代初修建的小楼虽然有些破旧，但对于构建一个属于厦大学生的公共空间来说，却是再合适不过的地方。他们从老师手中转租下了一套房子，重新粉刷、布置，在里面畅快地读书、聊天，甚至接纳沙发客的入住；房前还有一个小小的院落，他们在里面种上了各种植物，更可在月下小酌，不亦乐乎。 于是，“国光”成了沙龙的据点，更成为三五好友常相聚的地方。它离图书馆、宿舍都不远，这群年轻人经常在“国光”读书、畅谈至深夜，再在月光下漫步于校园中——实在是令人艳羡不已的生活方式。 “‘国光’的那套房原是厦大第四任校长汪德耀先生的居所。”他们告诉我，汪先生也是一位传奇的人物，五四时正值高中便与同学组织学生自治联盟参与罢·课，并作为仅有的两名中学生代表之一在北大红楼和北洋军警谈判。这段历史让今天的学生们愈发相信：“国光”便是他们在厦大要寻觅的根系。 遗憾的是，几个月之后，这套房子便被校方强制收回了，于是便有了位于曾厝垵村口的“陪都”。 晚饭后，我请他们带我去看一看“国光”。我们一起穿过那条连接着曾厝垵和校本部的长长隧道，隧道的墙壁上画满了学生们自己的涂鸦，有的是毕业纪念，有的是爱情表白，还有的是环保宣传。 在隧道中间灯光最暗的那一段，我见到了他们喷涂的两行字——   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一定要幸福！   “前面一句话我很欣赏，”我说，“可是后面一句话是不是太小清新了呢？” “我们觉得，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最重要的还是要幸福。”这是他们给我的答案。 我们在黑夜中看了看“国光”的模样便离开了，他们还要赶回曾厝垵开会，讨论正在筹措的“公共空间3.0”。那将是一个比“陪都”的条件好得多的地方，虽然离校本部有一站的距离，但却是一套独门独户的老宅，有一走道、一厅、一房、一卫、一厨、一阁楼，还有一“超赞的长长斜顶屋顶”。更幸运的是，房东听说几位年轻人的来意后，爽快地将房租降了几百块钱。   于是，一个新的乌托邦所在地正逐渐从理想走进现实。在“公共空间3.0”里，将有各种藏书、沙龙、读书会、影展、茶话、沙发客。他们希望借此营造一个新的精神家园，实现“文艺复兴”的梦想。 到新的公共空间建起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还能来趟厦门，哪怕只是来喝杯茶、看看书。   ▲夜色下的国光     （方可成，《南方周末》记者。原文链接： http :// www . fangkc . cn /2011/11/ utopia – in – zengcuoan / ）

“ 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幸福 !”   一   坐20路公交车到终点站，下车就能看见厦大学生公寓。不过，这里与厦门大学有关的也仅仅是几栋公寓楼而已，要去校本部上课，得花十几分钟时间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 隧道的那头，是被称为中国最美大学的厦大；隧道的这头，则是一个叫“曾厝垵”的村子。“垵”是闽南语，多用于村名。学生公寓的建设给曾厝垵的村民带来了财源，但村子还是村子，建筑依然低矮、杂乱。 在村口，我见到了夭夭姑娘。一天前，她和她的同学带着我和我的同事在厦大逛了一圈，那是我们初次相识。在海边的胡里山炮台，她问我：能不能来参加一个沙龙，与同学们交流一下？ 我说，当然可以，不过规模要小一些，大家围坐一圈聊天最好了，不要弄成讲座的样子。夭夭姑娘说，他们的沙龙正是这样的形式。 于是，我便在第二天下午来到了曾厝垵。我以为沙龙的举办地点会是一间教室，或是咖啡馆，但实际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夭夭姑娘带我走进一条小巷，爬上一截狭窄的楼梯，穿过一间台球厅和一家桌游店，便来到了他们的据点——一个约摸三十平米的房间。 屋里没有空调，没有饮水机，甚至可以说什么都没有，除了椅子和书报，以及一面镜子墙。 对于沙龙来说，这样的房间也就够了。在这个11月初的下午，大约二十个年轻人围坐一圈，谈论我为沙龙定下的主题：理解和谈论这个世界。   二   我原本担心，自己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沙龙嘉宾，因为夭夭姑娘告诉我：他们举办的活动叫“公益伙伴”。这个名字听上去似乎更侧重于NGO。而我，充其量只能算一个比较关注NGO的媒体人。 后来我才知道，这群年轻人在做的与其说是“公益”与“NGO”，不如说是一个提倡自由、开放、分享的公共空间，一种对精神交流、诗意生活的探索。用他们的话说，“公益伙伴”只是他们使用的一个“壳”。“公益”和“NGO”固然是大家交流的重点之一，但在这个“壳”里面，有着更为宽广的目标。 最初，这群人因TED而相识，并逐渐形成一个圈子——大家有着类似的理念，有着相同的期待，推崇沙龙文化，渴望公共空间，亦对失落已久的大学精神有着本能的向往。 他们本可以在厦大注册学生社团，然后按照规矩申请借用学校的教室举办活动，但他们没有。他们从村民手中租下了这间不大的房子，在这里分享、交流。 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们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更多的可能性。每个周末，这里都有丰富的活动。我的沙龙本准备安排在晚上，结果发现当晚已经请了另外的嘉宾，才不得不更改了时间。 我在心里暗暗佩服：在我之前去过的所有学校中，似乎都没有见过这样有想法、有行动力的一群人。   三   “你今天看到的，是我们的‘陪都’。” 沙龙结束后，我们在附近的小饭馆里吃特色的“同安封肉”。席间，他们这样告诉我。 原来，曾厝垵并非这个乌托邦的起点，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中转站而已。   如果早几个月来，我将可能见证他们的“公共空间1.0”——位于厦大校内的“国光三号楼”。那栋1950年代初修建的小楼虽然有些破旧，但对于构建一个属于厦大学生的公共空间来说，却是再合适不过的地方。他们从老师手中转租下了一套房子，重新粉刷、布置，在里面畅快地读书、聊天，甚至接纳沙发客的入住；房前还有一个小小的院落，他们在里面种上了各种植物，更可在月下小酌，不亦乐乎。 于是，“国光”成了沙龙的据点，更成为三五好友常相聚的地方。它离图书馆、宿舍都不远，这群年轻人经常在“国光”读书、畅谈至深夜，再在月光下漫步于校园中——实在是令人艳羡不已的生活方式。 “‘国光’的那套房原是厦大第四任校长汪德耀先生的居所。”他们告诉我，汪先生也是一位传奇的人物，五四时正值高中便与同学组织学生自治联盟参与罢·课，并作为仅有的两名中学生代表之一在北大红楼和北洋军警谈判。这段历史让今天的学生们愈发相信：“国光”便是他们在厦大要寻觅的根系。 遗憾的是，几个月之后，这套房子便被校方强制收回了，于是便有了位于曾厝垵村口的“陪都”。 晚饭后，我请他们带我去看一看“国光”。我们一起穿过那条连接着曾厝垵和校本部的长长隧道，隧道的墙壁上画满了学生们自己的涂鸦，有的是毕业纪念，有的是爱情表白，还有的是环保宣传。 在隧道中间灯光最暗的那一段，我见到了他们喷涂的两行字——   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一定要幸福！   “前面一句话我很欣赏，”我说，“可是后面一句话是不是太小清新了呢？” “我们觉得，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最重要的还是要幸福。”这是他们给我的答案。 我们在黑夜中看了看“国光”的模样便离开了，他们还要赶回曾厝垵开会，讨论正在筹措的“公共空间3.0”。那将是一个比“陪都”的条件好得多的地方，虽然离校本部有一站的距离，但却是一套独门独户的老宅，有一走道、一厅、一房、一卫、一厨、一阁楼，还有一“超赞的长长斜顶屋顶”。更幸运的是，房东听说几位年轻人的来意后，爽快地将房租降了几百块钱。   于是，一个新的乌托邦所在地正逐渐从理想走进现实。在“公共空间3.0”里，将有各种藏书、沙龙、读书会、影展、茶话、沙发客。他们希望借此营造一个新的精神家园，实现“文艺复兴”的梦想。 到新的公共空间建起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还能来趟厦门，哪怕只是来喝杯茶、看看书。   ▲夜色下的国光     （方可成，《南方周末》记者。原文链接： http :// www . fangkc . cn /2011/11/ utopia – in – zengcuoan / ）

“ 大学毕业之际，大拇指若代表出国留学深造，食指代表自食其力，工作独立，中指最长，代表国内考研，路漫漫其修远兮，无名指或代表自主创业，默默无闻。那么，小拇指，短小且少有人问津，但它同样也是一条路，少有人走的一条路，它是间隔年，也是我的义工旅行。 ” “您好，您已经被招募为TED*1KG四川震后乡村演讲会的主持人志愿者。”2010年11月，当我刚踏入似闲非闲的大四上学期，整天泡在南方周末新闻总部实习时，机缘巧合地邂逅了自己间隔年套餐国内的第一部分，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由多背一公斤和TEDtoChina组织牵头，五名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讲者，以“创造”为主题，先后走访了四川震后的五所乡村小学，吃住在农家。 在南方，大家对间隔年这个概念并不陌生，仿佛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大学生跃跃欲试。在北方，间隔年相对还处于萌芽状态，含苞待放。国外的间隔年多是完整的一年。但切合中国实际情况，如高考制度，应届毕业生身份等，我把这个概念拓展为“间隔年套餐”。即分时段分地点，寒暑假+课余时间，可徒步旅行可国际义工也可在当地的公益组织做事情。形变质不变，同样也可以达到开阔视野，和不同背景的人交流沟通，在接触“生老病死残”里换心。 豆瓣间隔年小站，间隔年论坛是目前国内相对比较全面的间隔年资讯网站，包括义工/志愿者，打工/工作，行者故事，旅行专栏，间隔指南，旅行掠影等栏目。为了更好地推广义工旅行的概念，我在间隔年小站上开了自己专栏，通过文字记录分享自己的义工经历。 欧美国家中学生的间隔年相对较为成熟，不乏专门的间隔年公司打包为学生设计各种间隔年项目。最直接的，就是Go Abroad.Com，Bestgapyear.co.uk，Realgap.co.uk三个综合性的资讯网站，按照国家，项目时间，义工工作种类分类，提供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义工套餐项目，但收费相对较高。特别地，BUNAC组织作为中间桥梁，为学生提供了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工作的资讯，在美国夏令营的计划，以及在印度、秘鲁、南非、中国、哥斯达黎加等地志愿者的机会。 当你进入一个圈子后，类似于吸引力法则，很多你希望获得的信息便不断地从天而降了。 参加完TED*1KG的志愿活动后，我结识了一群对公益有着同样热情的朋友，保持联系并互通着有无。一个月后，一位大姐姐告诉了在爱聚网上有人发布出招募寒假去马来西亚有机稻米农场义工的消息，怀着一颗兴奋的心，我立即发出简历和志愿说明，最后农场主确认后，我们一行五位志愿者便在寒假暴走吉隆坡和槟城，义工柔佛州居銮镇。 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期间，由于马来西亚雨季，柔佛州发洪水，农场被淹几日，我们暂时搬到了居銮镇上的农场主家里。不经意遇到了当地从日本回来的Cafe店的老板娘Bevy，她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她的店里做义工，带我们看电影上灵修会，和我们聊天。 回国后，利用大四下学期的闲暇时间，我又通过广州中山大学红丝带协会和朋友公益去到了广州市八院探访艾滋病人，和他们聊天，持续了一个月。不断地义工中，感触最深的还是尊重与理解。亲身去接触交流，更多地了解了社会问题，太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同情，而是一点点的理解和尊重。理解这个社会存在一些和你不一样的人，因为很多时候，你甚至不能体会，光是站在人群之中，他们要战胜多少怯懦，鼓起多大的勇气。那些让他们恐惧的眼神，言语，行为，无一例外的来自于其他人，比如你，比如我，比如他。 当大多数学生准备申请出国，国内考研或者找工作的时候，我便磨刀霍霍向东南亚的义工组织，申请规划自己剩下的套餐了。首先利用Volunteer Work、Gap Year和国名的关键词组合进行GOOGLE查找资料，然后按照对方组织的要求递出申请。一般来说，东南亚国家部分义工组织免费提供食宿，部分组织会收取1000-3000人民币/月的费用，含食宿，部分组织虽不收取费用，但食宿问题需要你自己解决。申请难度和要求也不尽相同。一般是免费提供食宿的机构竞争激烈，申请难度相对较大，申请材料也较为繁琐。比如泰国的雷神父基金会，申请就需要两封推荐信，一封个人申请陈述，一份简历，一段英语口语录音，最后材料审核通过后，还会有电话面试。或如位于加尔各答的印度特蕾莎修女之家的义工，则不需要申请，只需落地后每周一、三或五再前往修女之家登记注册。有的如尼泊尔的未来儿童之村，越南的SJ Vietnam，需要提前两至三个月联系，通过邮件发送一封英文的申请说明信，简单地介绍自己，若是时间允许，项目合适，对方机构接收的概率一般较大。而从义工工作时间来看，最低时间是从有机农场的10天到大型组织的6个月不等的。 最后，剩下的2/3间隔年“生老病死残”的主题套餐便出炉了：8月初火车进藏，住在当地人家里，再神山脚下的志愿者之家义工，9月在尼泊尔的儿童之家做20天左右的义工，，接着是印度1个月的垂死之家临终关怀，以老人和残疾人为对象进行服务。接下来是在泰国为期六个月的Fr. Ray Foundation（雷神父基金会）日托中心、收容中心、外展队、儿童之家和盲校服务，对方提供六个月的免费食宿，一同工作的25个义工大都来自欧美国家。最后是越南的SJ Vietnam机构，目前是在河内一所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做义工，homestay（家庭寄宿）形式，每月2000RMB包食宿。由于雷神父基金会提供半年食宿，所以一年的总预算大概在1万以内。 在查阅资料中，我也挖掘出不少国内适合间隔年套餐的义工组织：可先从多背一公斤开始，登陆网站后，可按照地图索引，自己选择学校暑假或者寒假探访，亦可在“活动”栏目不定期找到合适自己的义工项目。或者选择寒暑假厦门、丽江、青海湖等地的青年旅社义工，打工换食宿，融入一地的生活，和不同文化背景人交流中开阔视野，可关注豆瓣“走走走，去做青旅实习生”小组。热爱骑行的也可关注齐天下游学网站，在国内也可踩单车+环保低碳玩转间隔年。中国志愿者社区论坛则是全国性的义工项目不定期汇总发布点，短期长期，支教类，艾滋病类，环保类，残障类，儿童类不定期都有义工项目招募。纯民间NGO组织好友营，登陆其网站也可查询到寒暑假的支教活动，现主要在四川省木里县和湖南宁远开展支教活动，多为长期（一学期），也可以特别申请短期支教，提供支教老师吃住费用（300元/位），其它生活及交通费用自理。区域性的如“家”，地处广州，志愿者活动是在一至两个星期（一般选择在春季/夏季长假，劳动/国庆节，周末）内，20-30名志愿者在同一个营地（汉森病康复村，山区学校等）同吃同住。 东南亚国家的义工组织，如泰国清迈的Starfish Home，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以儿童为主的公益机构，它的义工要求：20岁以上，3个月最低6个月优先考虑，提供食宿外加130美刀补贴，教英语辅导功课各种活动等，英语专业最佳；或是泰国清迈Phrao有机农场，小型综合果园，工作时长最低2个星期，6小时/天，提供食宿；再或是泰国廊开Isara Charity Foundation，英语能力佳者可选择教英语，时长2-12星期不等，提供食宿。 总体来看，国外的一些间隔年
项目还是良莠不齐的，有的收费较为昂贵，带有一定盈利性质，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要有所顾虑。 大学毕业之际，大拇指若代表出国留学深造，食指代表自食其力，工作独立，中指最长，代表国内考研，路漫漫其修远兮，无名指或代表自主创业，默默无闻。那么，小拇指，短小且少有人问津，但它同样也是一条路，少有人走的一条路，它是间隔年，也是我的义工旅行。 (安芯，暨南大学毕业生，间隔年实行者。原文链接： http :// site . douban . com / widget / notes /3043546/ note /179944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