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

周瑞金: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

民间“新意见阶层”在互联网上的崛起,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锁定了诸多事关公共决策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细细梳理近年来的网络焦点,诸如陕西华南虎照片的真伪之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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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如何破局?——杨继绳:警惕“权力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如何破局? 来源:中国经营网  时间: 2010-11-08 11:09      我们选取三位背景各异的公共知识分子,目的也在于不同理念交锋、碰撞所带来的想象力,重启“问道于民”之路。      问道于民   向前看,就是向后看。   俄罗斯知识分子赫尔岑这句话今天读来尤有深意,遗忘历史往往意味着背叛当下。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改革已经推进32年。三十年前的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席间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也被称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邓小平在讲话中表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并列举了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随后的几年,邓小平也多次重申,“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三十年后,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体制改革成就可谓不俗,不乏“中国模式”与 “北京共识”等域内境外喝彩之声。然而,随着改革推进深水区,普遍受惠的“帕累托改进”时代行将远去,各类利益集团博弈更为激烈,各界对于改革的期待日趋多元化,全方位铺开改革仍待推进。   2010年并不轻松,从年初两会的“国进民退”大讨论到9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纪念,各界深化改革的呼声与反思日渐增多,尤其是对于一直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尤高。此刻重温邓小平上述讲话,正当其时。   9月,胡锦涛主席在深圳的讲话中也表示,“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其间思路与两年前纪念三中全会30周年的讲话一脉相承:“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制保障。”   一个月之后,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一句话引来广泛注目:“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公报中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也无不透露出极强的改革意识。作为一次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发展确定方向、谋划蓝图的会议,这些无疑表明:改革开放将在这个人口占世界1/4的大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把时段拉长,向上追溯,以长远的目光看,我们可以借鉴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来定位我们当下的历史坐标。他认为,从秦始皇将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可谓中国政治社会制度两千多年前的第一次大“转型”,历经二三百年之久而延续下来;秦汉模式到了清朝末年“鸦片战争”时期,又因西方文明挑战而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顺利的话也需要两百年,那么从1840年开始计算,到2040年或许可以走出这一“历史的三峡”。   改革之路,其修远兮。唐德刚先生早有言在先,“转型”涉及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的转型,往往激烈而痛苦,甚至是惊涛骇浪,过了“三峡”之后,则是扬帆直下,海阔天空。   屈指算来,历史尤在三峡之中,然而如何凝聚改革共识、再造改革动力,也成为新的焦点。正如胡锦涛主席此前谈及的关键所在:“核心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要不要改,而是朝着什么方向改。”   值此之际,《中国经营报》特约杨继绳、周瑞金、陈志武从不同角度来定位我们当前的改革坐标,杨先生为我们阐释了30年改革的不同路径,剖析权力与资本媾和的深层次逻辑;而周先生则借助辛亥革命10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背景,为我们勾勒了全面改革的蓝图;陈先生则从金融这个更为技术、中性化的工具入手,论证了何谓以自由看待发展。   我们选取三位背景各异的公共知识分子,目的也在于不同理念交锋、碰撞所带来的想象力,重启“问道于民”之路。30年过去了,公共空间进步或许正在于此间:个人与国家之外,尚存社会;东方与西方之间,均有自由;左派与右派之上,还有常识。   杨继绳:警惕“权力市场经济”     杨继绳无疑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个传奇,他撰写的30多篇调研报告曾获得中央领导人重视。现如今,不求闻达天听,自称满足于围绕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胡乱读书,胡思乱想,胡思乱写的“三胡”生活的杨继绳对中国社会有了更多的体察。在他看来,转型中国的最大障碍是权力进入市场形成的权力市场经济,日益严峻的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正是它的具体表现。 权力进入市场,形成权力市场经济    《中国经营报》: 新中国成立61年也可以分为很多阶段,尤其是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不同,后三十年是以改革为主,你认为当前中国的改革处在什么状态?   杨继绳: 中国改革的特点很多,我认为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主导型改革。中国的改革过程实际是由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过程。而这个政府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还是改革以前的,是没有经过改革的。   我曾用两句话来比喻中国改革:“在正在航行的船上修船”,“站在旧的基地上破旧”。前一句话的意思是,既要把船修好,又要保持一定的航速,更不能把船搞翻,这就不能把所有需要修理的设备统统拆掉。而后一句话则是说改革要有步骤地进行。有了新的立足点,才能够再挖掉原来的立足点。这就是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的原因。   在邓小平看来,体制转型不能失去领导,无政府的体制转型一定会造成混乱。如果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那么,在改革需要加强领导的时候,领导机构却送进了“修理厂”,那只能是无政府的改革。   由没有经过改革的政府在改革整个过程保持控制力。由此,政府变成既是改革的推动者,又是将要改革的对象。政府这个矛盾的角色,一方面使制度创新过程相对稳定,另一方面政府常常成为改革的障碍。正是这个悖论,使中国的改革遇到了重重困难。   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这部分人也有自己的利益。从某种意义来说,政府改革是权力和利益再分配。但是,改革的对象怎么会组织人去改革自己呢?一个人能够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吗?外科大夫能为自己开刀吗?中国的改革恰恰就处在这样的困境中。    《中国经营报》: 2010年8月是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30周年,当前对于改革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少人都认为改革动力不足,你认为根本性原因何在?如何进一步屏蔽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掣肘?    杨继绳: 我认为中国政府主导型改革已经派生出如下特点:   一是政府和市场相互博弈,改革不断“扭秧歌”。要顺利实现国家推动的制度创新,必须实现政府职能转换。政府利益的刚性使得政府的行为和改革目标相扭曲,政府利益和社会利益很难取得和谐统一。政府有些行为不是按照改革的目标行事,而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政府的行为扭曲,就造成市场混乱;市场混乱,政府又用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或治理整顿,这样又强化了旧的政府职能。市场经济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市场配置资源,就需要政府让渡权力。政府让渡权力,就会有利益损失。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不断博弈。所以,改革左一步,右一步,进一步,退一步,像扭秧歌一样。   二是现在的改革难以触动原有权力体系的利益,而且原有权力体系里的人借改革的机会得到更大的利益。改革会伴随利益重新分配,在原有权力体系里的人站在有利地位,会获取巨大利益。也就是说,原来“大锅饭”的“掌勺者”在这一场利益重新分配的盛宴中,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和亲属的碗里多添了菜。   三是权力进入市场,形成权力市场经济。什么是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公共权力越位参与市场交易、左右市场运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权力可以变成商品,进而变成资本;资本也可以收买公共权力为其牟利。权力和资本共同垄断大量的社会财富。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使得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很难通过勤劳和智慧获得财富。   也有人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概括上述社会现象。但我认为“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不确切。“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很模糊,早期在学界对它没有定论,直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才被当做“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也没有定论。所以,我写文章很少用“资本主义”这个词,最主要的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回避了公共权力的责任。 第三次争论还在继续    《中国经营报》: 你亲历了很多次改革思潮的交锋,也记录了很多历史,能谈谈近些年的思潮和过去的有什么异同?   杨继绳: 改革就是对原有意识形态的冒犯,原有意识形态必然会成为改革的阻力;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利益得失会使不同看法碰撞,其过程就是思想撞击的过程。邓小平说“不争论”,但争论从改革之初就存在,一直贯穿整个改革过程。      在近三十年持续不断的争论中,有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1981~1984年间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搞产品经济还是搞商品经济?最后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结论而告终。第二次高潮是在1992年前后,争论焦点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最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论而告终。自上世纪末到现在,特别是在2004年对国企改革的争论白热化,就进入第三次争论高潮。第三次争论高潮的社会背景是,老百姓中存在着一种不满情绪。以这种不满情绪为基础,争论双方有一个共识,都认为改革的路走歪了。一方认为,改革向右歪了,歪向了资本主义;另一方则认为,改革向左歪了,歪向了权力市场经济(也有说成是权贵资本主义)。说向右歪的人们认为,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是指传统的社会主义);认为向左歪的人们认为,必须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民主制度。   第三次争论高潮有以下特点:第一,前两次争论高潮多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指责改革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内容,进而批评改革的现实。最近这次争论的高潮是以社会现实问题为基础,由对现实的批评进而上升到对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的批判。也就是说,前两次争论是传统意识形态和改革现实的撞击,最近的争论是不同阶层利益表达的撞击。   第二,前两次争论的主力是思想理论界,是左派理论家和改革理论家的争论,而当前的争论有广泛的群众参与。   第三,前两次争论的阵地主要是报刊等纸质媒介,这次争论的阵地主要是在网络媒介。   第四,前两次争论中质疑改革的人主要是老一代人,这次争论中质疑改革的人当中有一批年轻人。   第五,前两次争论每一次持续两三年,这次争论持续时间已有六七年了,目前还没有退潮。   对那些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广大群众来说,他们对改革的批评是利益受损后的倾诉,是对不良社会现象的谴责。   对那些持左派观点的青年来说,他们是出于对底层群众的同情,他们想当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想实现社会公正。但是,他们是从抽象的道德出发质疑改革的。他们不懂得改革以前中国的状况,不了解改革中艰难探索、选择的过程。他们还吸收了国外“后学”(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思想资源,把批判后现代社会某些问题的理论武器指向中国当前社会。用“后学”的武器来批评中国改革,是时空错位。   在质疑改革者当中,的确有一些旧体制的卫道者。这些人表面上以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自居,实际上,他们是以群众中的不满情绪为依据(不再是像前两次那样以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断为依据),由质疑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上升到质疑政治路线和政治方向,从而全盘否定改革。   《中国经营报》: 今年“两会”之后,改革共识的重新凝聚成为众望所归,不过不同阶层之间的断裂却日渐明显,有学者甚至总结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那么你认为当前的最重要的改革共识应该是什么?如何建立?    杨继绳: “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我不敢苟同,化者,彻头彻尾之谓也,我看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我认为,中国当前有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某些基层地区存在的官民矛盾。官民矛盾主要表现在权力缺乏制衡,劳资矛盾主要表现在资本缺乏驾驭。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就是这两对矛盾正在激化的表现。   针对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今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简单地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中国现在也有权力监督体系,但是这些监督力量都是内力。外力制衡就需要更完善的民主政治。   而现代的民主制度也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 “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   《中国经营报》: 经济危机之后,重提“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的舆论很多,你如何归纳中国模式呢?你刚才也谈到中国改革是由政府主导,这种模式存在什么隐患,有什么亟待改进?    杨继绳: 从整个制度层面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权力市场经济。当然,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完善,这一点没有不同的意见,问题是威权政治要不要改。有人认为威权政治体制不要改动,这就是要保持我上面所批评的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不变。如上所述,权力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危机,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权力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从经济发展层面来说,“中国模式”就是以低价劳动力和低价资源、低价环境成本为条件,制造出价格低廉的商品,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因此,GDP增长较快,但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资源和环境受到损害,中国的技术水平也不可能提高。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要保持中国的现状,就是不要政治改革,就是力图阻止势必要启动的民主化进程。   《中国经营报》: 经济改革之后,政治制度改革成为焦点,你一直表示不能以民生代替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推进,同时也多次表示寄希望于党内民主,渐进性改进也成为主流共识,这几点之间应该如何实现有效互动?    杨继绳: 改革议程中最迫切的任务我上面已经作了回答,即建立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制度体系。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且有风险的任务。   但是,我们不能消极等待,我们要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努力推进民主的进程。特别是执政者更有责任。但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近百年来,中国人吃激进和急切的亏太多了。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社会失去控制,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混乱、建立秩序最有效的手段。所以,防止社会失控是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一旦失控,就会进入“远离平衡的状态”。   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是各种力量均衡的结果,不是按照某种政治理想设计而建立的。权势利益集团只有感到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妥协。所以,发展民间民主力量,加速民间力量的成长,才是最为关键的事。知识分子要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讲坛进行公民教育,唤醒公民责任感,这是一件艰苦长期的工作。     更多关于“权力市场经济”内容请看   《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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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

我注意到上海集中舆论力量宣传博览会,是从今年1月21日开始。当天是上海世博会倒计时100天,我在广州看到当天的全国性媒体,连篇累牍地宣传上海世博会的重大意义,以及领导如何重视,上海的普通市民又是如何支持世博会,等等。乃至说到世博会工程的拆迁,电视镜头里出现一个老太太出来说如何支持拆迁。而在此之前,刚刚发生成都市民唐福珍为对抗暴力拆迁而自焚死亡的事件,引起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并最终迫使有关部门明确表态废止《拆迁条例》,代之以《征收条例》,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拆迁还做出如此表态,确实令人诧异。   据今年3月23日《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为了挪出5.28平方公里世博会园区,共动迁了包括270多家企业和1.7万余户居民。这还不包括世博会其他一系列配套重大工程的拆迁。当然,作为世博会这样的大项目,必然要涉及拆迁,其实,我作为媒体人,关注的是这些拆迁户的补偿是否到位,够不够在同一地段购买相同面积的房屋,如果必须搬迁到其他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受到的影响如何解决等等。但相关报道对此只字不提。   今年的春节,我是在上海度过,看到了上海本地媒体对世博会的宣传。即使在春节期间,上海本地电视播放的新闻,也大多和世博会有关。甚至地铁上的移动电视,播放的社区新闻,几乎一半都关于世博。当然,全部都是正面宣传,无一例外。比如几位拆迁户,电视报道他们的临时安置房位于某区,强调环境如何优美,配套设施如何完备,他们如何感谢党和政府,但唯独没有提供如何解决这些人生计问题的信息。住到临时安置房内的,势必是社会弱势群体,如果是上班族,新居住地离单位距离改变,坐车上下班时间是否大大延长?如果是摆摊做小生意、开小饭馆等等,搬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原有的社会关系全部消失,他们的生意如何维持?这些信息,报道完全没有提供。   我印象很深的是,由于世博建设,某条公交线路的运营时间缩短,面对电视镜头,一位年轻男子称:“这挺好的,不会影响到我上班。”这完全违背了正常人的逻辑。如果新闻报道只能这样做,那公众怎么能对媒体产生基本的信任感呢?行政权力具有无限扩张的天然冲动;媒体的天职之一,应当是反映民生疾苦,遏制行政权力的扩张。早在2005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就提出“要完善对行政管理权力的监督机制,强化对决策和执行等环节的监督”,中共十七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说:“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其中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更是前所未有的新提法。而这些权利的保障,媒体具有关键的作用。政府本来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它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完善,本来就是应该由公众通过媒体舆论来批评、监督。政府更是要直面批评,愿意接受舆论的批评和监督,而不是利用行政权力制造全面表扬政府的舆论环境。   然而,随着倒计时开始,上海进入“世博会时间”之后,好像现在上海这个城市,就是为了世博会的举行而存在似的。任何不利于世博会的言行,都要被扼杀在萌芽中;作为上海市民,表态支持世博会成了义务,否则就是不顾大局。   但是,公众的情绪并不会因为本地媒体的有意规避和正面表扬而不存在。一首恶搞版《上海不欢迎你》在上海受到热捧,说明了正面报道之下的潜流。   去年11月28日,在上海举行的一个摇滚音乐节中,有一个叫“顶楼马戏团”的乐团借用《北京欢迎你》的曲调,演唱了一首《上海不欢迎你》。此后,该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一度多达240万个(而现在通过搜索引擎,几乎无法搜到一个)。歌中唱道:   上海不欢迎外地人伊也不欢迎上海人,   上海只欢迎一种人就是有钞票额人。   上海不欢迎你,除非来买东西,可是我们身上都没有人民币。   上海不欢迎你,世博会实在是了不起,全世界有钱人来相聚。   上海不欢迎你,除非来买东西,我们没有文化也没有人民币。   上海不欢迎你,世博会实在是了不起,全世界有钱人都来勃起。   据现场视频显示,一曲爆响,全场大动,场内乐迷无不振臂高呼,可见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歌词把贫富阶层做了简单对比,涵义略显浅薄,至多只能说是一种戏谑成分。   《上海不欢迎你》还有多段上海话的旁白,自我介绍时说道:   零陵路93号住了一帮摇滚青年,   地下室有五间房间价钱也蛮便宜。   排练好到对过小饭店老酒再咪一咪,   可惜到了今年年底就要面临世博会动迁。   这就反映了社会弱势群体对于其底层生存环境即将被彻底打破后的不稳定感、惶恐感。就是我前文所说的,搬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原有的社会关系全部消失,如何维持原有的生活?没有租金便宜的房子可住,没有低廉的小饭店喝酒,诸如此类,等等。   歌中还有对时事的讽刺:   来工地旁边散步,   当心大楼横倒。   多多囤积大蒜,   价钿还要炒高。   开车子谨防倒勾,   最好熊姐当保镖。   这里共谈及四件时事,一是去年6月27日,上海闵行区“莲花河畔景苑”小区一栋在建的13层住宅楼整体倒塌;二是去年甲流爆发,因传说大蒜能预防甲流,大蒜价格猛涨十数倍;三是去年10月,媒体曝光上海浦东新区、闵行区等区的交通执法部门数年来雇用“钩子”,采用“钓鱼”执法治理“黑出租车”;四是去年10月,上海市南湖职业学校二分校女生熊某殴打女同学的视频被曝光,视频中扇耳光、揍腹部、扯头发、背后飞踹等场面极度暴力。这四件时事中,尤其是“楼倒倒”和“钓鱼执法”,发生在世博会前,被认为严重损害了上海的城市形象。   总之,这首《上海不欢迎你》,只是反映了上海部分民众的一种情绪,戏谑的成分居多,根本没啥大不了的,但是据报道,该乐队的主唱,因公开演唱这首“不和谐”歌曲,竟被当地文化管理部门约谈“喝茶”。   广州“被亚运”和上海“被喝茶”   对于迎接亚运会的广州,多个围绕亚运会的庞大的整治项目展开,也影响到了广州公众的日常生活。类似于《上海不欢迎你》,广州也有人用《北京欢迎你》的曲子,恶搞了一首《广州欢迎你》表达不满情绪:   我家路面常打开,乐不乐意随你   一到下雨深不见底,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新旧随便挖开,请不用客气   东西南北都是工地,我们欢迎你   我们养着规划局,书写每段传奇   中山立交变成骂名,他们不会在意   东西南北同时开工,请不要拘礼   施工快慢都没关系,反正按工期   广州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空气充满着尘泥   广州欢迎你,在天河路上屏住呼吸   在岗顶十字路上堵死你   我家的车很难开,一小时一公里   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更是恐怖时期   天大地大都是红灯,50米就停   内环路和BRT,只为堵死你   广州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有时间去听听调频   广州欢迎你,有道德谁都看不起   有勇气你就插队去   这首歌背景是,为迎接2010年亚运会,广州市在去年密集启动了81条主干道的维修改造工程。由于工期比较集中,城市中心区尤其是广州天河区的交通拥堵情况加剧,成为广州市民和本地媒体每天批评的话题。《广州欢迎你》的歌词和《上海不欢迎你》类似,也是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表达对广州交通拥堵的不满。   然而,作者不仅没有被文化管理部门约谈,这首《广州欢迎你》还让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亲自为亚运工程对市民生活的干扰而道歉。据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报道,去年10月21日,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公开表示:“因为我们实施迎亚运的城市综合整治工程,对道路进行维修改造,从而造成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市委市政府要向市民表示道歉。”朱小丹还主动谈及网上热传的《广州欢迎你》:“我没听过那歌,但是我看过那个词,前面都挺到位。这个《广州欢迎你》讲广州的交通拥堵问题,我个人觉得,有那么一点夸张,但讲的基本还是事实。”   与之相对照,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政府,即使没有任何夸张,只要是批评政府的言论,就被以“诽谤政府罪”名义跨省追捕、拘留乃至判刑,如重庆彭水诗案、山东曹县帖案、辽宁西丰进京抓记者案、河南灵宝王帅帖案、内蒙古鄂尔多斯吴保全案等等,到今年2月又发生湖北十堰陈永刚案。情节如出一辙,罪名大同小异,地点则遍布全国。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诽谤政府罪”,因为诽谤罪的对象是自然人,政府不能成为诽谤罪的对象。而广州市委书记觉得歌词有点夸张,但仍然承认讲的基本还是事实,这就是最大限度尊重舆论、有自信直面舆论监督的表现。本来,让老百姓有个发牢骚的管道,释放不满情绪,可以减少酿成恶性群体事件的几率。   在迎接亚运会的建设过程中,广州全城媒体都持续不断揭露批评亚运工程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干扰,媒体还频繁使用一个词“被亚运”。《广州欢迎你》,包括《南方日报》在内的广州所有日报类媒体都报道了。而上海的媒体氛围和广州完全不同,我在所有上海公开媒体上查不到任何关于《上海不欢迎你》的报道,连演唱者被请去“喝茶”,也是外地媒体报道的,上海媒体就当这事不存在。在上海,我看不到一家上海媒体对世博会的哪怕细节方面的批评,看到的全是广大上海市民的支持和拥护。   我觉得最能反映一些当地官员不自信的是,去年11月,上海嘉定区的世博论坛邀请青年作家韩寒去做演讲,结果韩寒一上台就说,他讲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正好和世博会的宣传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相反。韩寒还说:“期望世博早日地开幕,如果是城市让生活更痛苦的话,我就希望它早日地闭幕。”结果全场哗然,本来正在直播的电视信号也被立即切断。   其实韩寒的讲演,只是讲了上海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油价上涨、交通堵塞、房价高企、卖地财政等等问题。在广州的媒体上公开讨论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任何障碍。我就不明白,这些地方官员怎么胆小到这种程度?世博会不能只关注上海这个城市最光鲜的一面,更不能回避由于世博会场馆建设而产生的问题和矛盾。世博会的发起机构国际展览局的主席让·皮埃尔·蓝峰,去年11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第7届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国际论坛上发表讲演,也发表了同样的意思。他说:   女士们、先生们,答案并非显而易见,上海世博会的组织者们他们不应该隐藏城市的问题和遇到的难题,这些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先生已经提到了。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困难,又不能够只专注于城市里面最光鲜的一面,而是找到问题的根源。这点正如伟大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子所说的,“切问而静思”。   而在上海世博会的官方网站上(连同上海本地的新闻网站),相应的这段话却变成了:   女士们、先生们,答案并非显而易见,希望上海世博会的组织者们找到问题的根源,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困难。我想引用伟大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所说的:切问而近思。   除了显然由于不同翻译而造成的细微文字差异外,最大的不同,是关于世博会的组织者不应该隐藏城市的问题的论述,竟然全部消失不见了。上引蓝峰发言全文的完整版,我是在人民网(北京11月12日电,记者曹华)找到的。难道国际友人提及上海世博会也存在问题和困难,我们连公布这样的话的自信都没有了吗?   我曾在上海生活工作过多年,以我的感觉,上海没有媒体,只有宣传。这没有经过定量分析,这只是一种感觉,当然存在片面。但如果媒体制造一种全面表扬的氛围,规避一切批评报道,这无疑会鼓励说假话、空话、套话。让表扬政府成为常态,与当地公众的主观感受产生巨大差距,使他们天然地不信任媒体,认为媒体不是公众的代言人,而是政府的传声筒,那如何才能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呢?   “打开广州报纸天天批评亚运工程”   在广州,由于媒体成天批评亚运工程的扰民,以致连广州市的高层官员,也出来做这样的表态。除了前述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道歉外,今年1月20日,广州各媒体都报道了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痛批部分亚运工程扰民,苏泽群说:“我可以用三个‘一塌糊涂’来总结(部分亚运整治工程),一是管理漏洞,工地不文明不节俭;二是监管漏洞很多,比如不负责任、不到位、不得力;三是道路整治工程漏洞很多,挖出的泥随意堆在路边的,这些报纸都有批评。”   苏泽群说:随着去年整治工程开始后,媒体开始报道一些工程存在扰民的现象,“这让我就没有什么好心情,天天打开报纸就是批评。”这就说明了广州的媒体氛围和上海的完全不同之处。广州是报纸天天批评亚运工程,以致书记、市长不得不出来表态,而上海,媒体自然是一片赞歌,媒体报道中看不到一点负面情况。   苏泽群副市长表态后,1月21日在广州人民广场举行的亚运整治工程咨询会上,一位市民在广州人民广场上戴墨镜口罩、背后挂着投诉标语“救救广州吧”,逢人就散发自印的传单,口中不停高声喊道:“亚运改造也不能这么浪费,有钱不如用来控制房价上涨。”他说:“广州为迎亚运会开展的穿衣戴帽工程,有很多都富有建设性,但也有很多铺张浪费、劳民伤财的。”在广场上接访的广州市建委主任简文豪对他的当面监督表示感谢,并当众将手机号码留给他,承诺有投诉一定认真处理。广州各媒体均用整版的大篇幅做了报道,又是大幅照片又是专访。第二天的消息,是有关部门采纳了他的建议,比如“口罩男”所质疑的广州现在各大道原来好好的花基石和路沿石要更换为花岗岩,就不再强行更换。光这一项,后续报道称可以节省材料费用5000万元。   而在上海,我无法想象可能有人敢公开质疑世博工程是“铺张浪费、劳民伤财”。即使有人敢这么说,也不可能有上海任何媒体报道,而敢到公开场合像广州“口罩男”那样散发这类传单的人,至少我可以肯定,他不会受到类似广州官方给予的礼遇。世博工程是否也可以向亚运提出的“节俭办亚运”学习呢?1935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的主场馆是当时兴建的会展中心,而23年之后的1958年,世博会再次在布鲁塞尔举行,比利时人并没有另起炉灶,只是在旧有场馆的屋顶上覆盖了一层新材料,使得它们看上去就像新建的。直到今天,这座已经75岁的老建筑,仍是欧洲最大的展览会场地之一。比如每年1月的欧洲汽车展,就是在布鲁塞尔会展中心举办。   与我们相比,比利时人就显得太寒酸了。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上海世博会预计投资4000亿元,堪称“史上最贵的世博会”,对此,上海官方在今年3月7日回应,表示“不知道4000亿是一个什么概念”,上海世博会通过审批的建设投入预计为180亿元,营运投入为106亿元,这两部分费用共计286亿元,在上海世博会后由审计单位审计,再向社会公布。其实,4000亿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周汉民主动透露给媒体的。在2004年5月31日举行的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中国馆推介说明会上,周汉民称:“上海世博会财政预算方案目前已经初步确定,总预算高达3000亿至4000亿元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一将通过资本市场来募集。”周汉民介绍,“世博会原先的财政预算只覆盖了世博会园区内部分的5.28平方公里,总投资额仅30亿美元。”而新预算方案则分为园区内和园区外两部分。新增款项主要用于因增加范围而加大的基础建设投入,其中包括浦东机场扩建工程、有轨交通等项目。这一消息,国内多家媒体有报道,如2004年6月2日《新京报》(记者赵谨)、6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朱菲娜)、6月8日《信息时报》(记者邓志斌)。当然,园区内场馆的直接建设费用和园区外的基础建设投入有所区别,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在财政投入上通过法定程序,并及时、公开、透明地向社会公布,才能消除公众的疑虑。   而在今年2月初的广东省人代会上,专设记者会回答第16届亚运会的筹备情况。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表示,第16届亚运会组委会在成立之初,就专门成立了广州亚组委监督委员会,成员包括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别的专家,监督亚运经费的使用。亚运场馆压减后,实际用了约80亿,其中社会资金占20亿左右。亚运在筹备过程中的经费,也一直有跟踪审计,赛后的审计报告也会公之于众。   两相比较,广州多了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参与经费的监督。这即使是做秀,也是一种顺应民意,公开政务信息的表现。   更让人吃惊的是,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还公开质疑亚运整治工程背后存在官商勾结:“我现在拿着昨天的建筑企业诚信综合排名表,发现前100名的企业没几家是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多数是500或600名排名的企业在做人居整治工程。香港要有良好记录的企业才能承接政府工程,现在承接亚运整治工程的都是几百名后的企业。”而在上海的媒体,我们完全看不到这样的言论,更不要说官员向媒体公开说出这样的言论。   去年,深圳市民吴君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广州市政府提出公开公共预算的申请,结果广州市在政府网站公布了114个部门的预算,此后经过众多网友的研究,发现了很多问题,广州的媒体纷纷要求政府部门做出相关解释。虽然此后政府部门的解释多有牵强,但这种公开的姿态还是值得赞赏的。而上海市政府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开预算。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只有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预算被明确规定为主动公开的信息。   梁启超百年前的憧憬何时实现?   雷颐先生写过一篇《百年前梁启超憧憬的上海“世博会”》(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22日历史评论版),介绍梁启超在1902年创作了专谈中国的“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其中竟然预言了“上海世博会”。小说想像1962年各国政要齐集南京,庆祝中国维新50周年,一时“好不匆忙,好不热闹”:   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是谓大同)。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眉批:专为请求宗教学问而来者已不下数万人,余者正不知凡几)。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阔哉阔哉)这也不能尽表。   也就是说,梁启超憧憬的上海“世博会”,不仅展示各种产品、各种商务活动,而且是“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是全球各种知识、观念、宗教、思想碰撞、交流的公共空间。而从这点要求看来,世博会与梁启超还有不小的差距。梁启超在1902年时的设想,到了108年后的2010年,还是没能实现。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曾将世界公园等3个公园辟为游行示威区,广州亚运会也遵循这一惯例,在亚运城划一块地方供游行示威。这种保护公民表达自由的措施,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中国的开放。更值得关注的是,广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亚运安保办副主任安要贞提到游行示威区时,表示在遵守我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愿意去的就去”。这似乎暗示,将放宽对游行示威申请的审批。是否真的如此,当然要到11月的亚运会才能揭晓。   而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则是宣布没有考虑过设立示威区,原因是世博会不涉及政治。可是,奥运会也同样不涉及政治,而且中国政府一向明确反对把体育政治化,但为什么要设立游行示威区?这是为了逐渐和国际接轨,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开放姿态和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让公众的负面情绪有个出口,才能避免形成周瑞金先生所忧虑的“民情堰塞湖”,即“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周瑞金:《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载《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6期)要实现这一目标,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我觉得,虽然上海的经济总量非常巨大,但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媒体的开放程度而言,上海和广州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利用行政权力制造全面表扬政府的舆论环境,会让上海失去一个城市应有的活力。   (作者系广州媒体人)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RSS地址: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邮件订阅: http://goo.gl/JpxH 投递您的政府丑闻: Twitter标签: #GoveCn    G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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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政府应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_共识网—《领导者》杂志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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