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

为什么总是有人威胁我们的政权?

【温家宝:一个解放思想的民族才是有生机、有希望的民族】 温家宝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崇尚理性、勇于探索、追求真理,这是科学技术与生俱来的禀性,也是科学精神的实质。科技不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民族,才是真正有生机、有希望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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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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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共政治纪律出现大问题——“谣言”迭起的危险信号

记得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闭幕后,各中央级媒体曾针对温家宝8次高调倡导 政治改革 言论,联合推出反击“政改滞后论”文章,明火执仗地重新燃起“姓资姓社”争论的烽烟,进行“划清”“绝不”等反对普世价值的舆论宣传,似乎形成了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的 … 眼下, 官民冲突 频繁发生,愈演愈烈,大有燎原之势,特别是由上访、截访、侵害公民权利等酿成的冲突无以计数。仅仅5月期间,四川、北京、陕西等多地,接连发生抗议示威事件,特别是内蒙古示群众威抗议,这些事件概括的反映了中国社会日渐高涨的民怨沸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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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人民日报在告诫地方执政者

导语:近日,人民日报连发5篇主旨为关注“社会心态”的系列评论,引发舆论关注。5月30日,凤凰网独家对话“皇甫平”——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解析刊发背景。周瑞金解析称此系列评论乃是针对当下社会矛盾频发,实为告诫地方执政者,要适当开放言论自由,倾听民众批评。    嘉宾介绍   周瑞金   周瑞金,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1939年10月生于浙江。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历任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广泛反响。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任华东分社社长。   主持人   陈 芳   凤凰网资讯中心   精彩语录   “最近由拆迁动迁所引起的冲突事件,以及“被精神病”事件,在舆论上引起很大反响。但是对这些问题,当地的执政者却是另外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媒体鼓动起来的,舆论是制造起来的。这就说明我们社会舆论和一些地方官员的看法大不相同。《人民日报》这一系列评论就是针对这个背景发出的。”“如果不是中央机关报来警示,很多地方执政者,还自以为是、还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    人民日报系列评论是在告诫地方执政者 放开言论、倾听批评   凤凰网资讯:自4月底开始,一组署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旨为“关注社会心态”的系列评论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5篇评论:《“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执政者当以包容心态对待“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执政者要在喧嚣中倾听沉默的声音》。您怎么看《人民日报》在这个时候发的五篇系列评论?背后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动向?   周瑞金:作为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能够发表这一系列评论,来谈思维问题、注意群体声音、关注弱者等,是很有意义的。   最近由拆迁动迁所引起的冲突事件,以及“被精神病”事件,在舆论上引起很大反响,尤其网上呼声很大。但是对这些问题,当地的执政者却是另外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媒体鼓动起来的,舆论是制造起来的。这就说明我们社会舆论和一些地方官员的看法大不相同。《人民日报》这一系列评论就是针对这个背景发出的,并不是无的放矢。   此前,在“徐武事件”中,《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批评当地执政者,把上访的人随便关到精神病院这个做法是错误的,反而引起反弹。《人民日报》继续抓住这些问题发表言论,是很有针对性的。它实际上提出了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所谓的“异质思维”实际上就是要老百姓批评政府,执政者能够听得见老百姓对自己批评的声音。   “异质思维”,在我们的网络媒体和都市媒体已经比较表达得比较多,如果这样的评论发表在都市报上、网站上、博客上,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响,因为今天网络媒体的常态就是各种各样的声音都能够充分表达。但代表中央的主流媒体发出这样的声音,提出如何对待不同的声音、特别是民众批评政府的声音,提出要倾听民众对自己的批评,要提倡言论自由,意义就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处在三大社会、体制的转型期,正在从原来封闭的社会转向开放的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三个社会和体制的转型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同时也形成了代表不同利益的多元的社会结构,他们必然要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发出不同的声音,并在宪法规定下争取言论出版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参与政府的权利。   当下,在舆论上,只发出一种声音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执政者,也就是各级党政官员,面对转型期的舆论态势,就有一个把握主动权的问题。今天《人民日报》发表的这几篇评论,就揭示出了这样的问题,符合我们今天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当前的改革,特别是政府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    人民日报评论既是本报的声音,也反映了党中央的声音   凤凰网资讯:人民日报此次社会心态系列评论引起诸多猜想,更有人认为反应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动向。这些评论代表谁的声音?中央还是人民日报内部?   周瑞金: 《人民日报》内部和中央意识形态之间,应该是相关联的。我在《人民日报》工作过一段时间,因为是党的机关报,它不完全是自己报纸的声音,它的言论应该是根据中央指示来发表的。   一般来讲,党报的总编辑考虑问题不是考虑报社,作为党的机关报,要从党的利益、党的声音来   出发。《人民日报》这一系列评论,应该说既是本报的声音,也反映了党中央的声音,我认为这二者之间没有特别割裂开来。   从这个意义讲,它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趋向,就是在十八大召开之前,意识形态应该更宽松,有一些开放,我认为这符合整个发展趋势。   凤凰网资讯:像《人民日报》这种系列评论文章发表,具体操作上要经过怎样的一个过程?   周瑞金: 一般的评论,编辑团队可以有权去定,像我当年写那几篇评论,也不必要送审一样,《人民日报》的一般评论也没有必要送到党委去审。另外,一般的评论,包括署名评论、本报评论员等这样的言论,是可以直接发的。我当时发表四篇文章以后,虽然没有送审,但市委是知道的、同意的,而且当时也没有批评我们,没有认为我们发表错了。   但是社论,我们当时是要送给市委;《人民日报》是要送到中央书记处审稿,现在基本上是中宣部。   凤凰网资讯:您当时是以“皇甫平”这样一个名字写的系列评论,有“在黄浦江辅助邓小平改革”之意;这次人民日报的系列评论署名是“人民日报评论部”。署名上有什么讲究?   周瑞金: 本报评论员一般来讲是代表报纸的观点,那作为《人民日报》同时也要代表党。因为是党报,报社的观点和党委的观点应该一致,没有什么两样。   我当年用“皇甫平”署名,而不用解放日报社论、也不用解放日报评论员,就是因为后者代表报社的声音,而“皇甫平”这个名字有一定的自由度。    人民日报系列评论还不足以上升到“皇甫平”文章的高度   凤凰网资讯:“皇甫平”系列文章的出炉跟人民日报这个有没有相似和不同的地方?您当年写的那些文章出炉的背景和过程,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下?   周瑞金: 既相同又不相同。如果从不同思维、不同观点这一角度来讲,有相似的地方。   二十年前,1991年,我写的文章也和当时的舆论不完全一致,当时是一片反对“和平演变”的声音、一片反对资产主义自由化的声音。在那种情况下,我提出,“改革要做改革的带头羊”、应该把1991年当做改革年、推进改革要有新的思路、发展市场经济等,和当时批判市场经济这样的舆论态势相比,我就是一种“异质思维”。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时的“异质思维”和今天也要提倡允许“异质思维”,这两个是一致的,有相同之处。   但也有不同。我当时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是在“中国改革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大的历史关头,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回到当时一些人提出的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来搞社会主义教育?我这四篇文章发表以后,挨了整整一年的批判,当时的中央主流媒体都在批判我们“皇甫平”的文章,说我们改革不问“姓资姓社”。   今天《人民日报》发表的系列评论,并不是涉及当时那样大的时代主题,只是说我们应该允许“异质思维”,也就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场合一再讲的“要欢迎人民群众批评、监督我们的政府”。因此,这两个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凤凰网资讯:您当年那个文章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以及长达一年的被批判;《人民日报》这次系列评论发表后,《中国青年报》发了一篇社论,《警惕“沉默的声音”爆炸》做呼应。这一次会不会引起像当年那样的大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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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求穩盼政改應對茉莉花挑戰 .江迅

民生求穩盼政改應對茉莉花挑戰 .江迅 中國三月召開的人大、政協兩會恰逢「茉莉花革命」,京滬等地「草木皆兵」。中共面臨黨內外、境內外的嚴峻挑戰。北京兩會突出民生主題,認為民生「不僅是重要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中央財政向民生傾斜,主要是教育、醫改、安居、社保四大塊,今年將佔中央財政支出三分之二左右。但政治改革在兩會中無聲無息,令濫權、腐敗、壟斷成為發展民生的障礙。 一年一度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大和政協兩會,與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相遇,令人格外關注。這次兩會重頭戲是審查、通過重在民生的「十二五規劃」(第十二個五年規劃,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五年)。兩會現場上,民生引擎震天響徹,政治改革卻難覓蹤影。面對「茉莉花香」,今年九十歲的中共亮劍:民生就是當下最大政治,儲夠了錢再發展民生是悖論。 三月六日,十一屆人大四次會議開幕翌日,正是第三波「茉莉花行動」集會召集日。是日下午,陽光暖風,北京西單商場麥當勞和肯德基店前,遊客如常,人流如梭。西單北大街上,一輛街道清洗車和三輛街道清掃車停在路邊「守候」著,一輛首汽公司的長型巴士裏,坐滿了公安。三三兩兩站著的穿制服與穿便衣的公安,一堆堆佩戴「首都治安」袖章的人員,在街上隨處可見。西單商場北面的背影胡同、東槐里胡同,駐守著二三十輛警車。五六個青年男女在西單商場前攝影,公安匆匆趨前,敬禮後說了些什麼,而後接過年輕人手中的相機,翻看剛攝下的數碼相片;一對六十歲上下的西方國家夫婦走近西單商場,公安微笑著攔下,要求檢查護照。在二月二十、二十七日的第一、第二波「茉莉花行動」集會地王府井步行街,情況也大致如此。這一天的第三波「茉莉花行動」,雖令當局「草木皆兵」,但「行」沒有「動」起來,「命」沒有「革」起來,總體看,一波不如一波,人心畢竟思穩。 全國兩會前夕,中南海向全國地市級以上主要官員口頭傳達了中央精神,首度明確「這是一場顛覆與反顛覆的鬥爭」。「境內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用各種手段,煽動非法聚集,挑起街頭政治,企圖把中東、北非的亂局引向中國」,他們「打著民主旗號,幹著擾亂人心、破壞社會秩序的勾當」。對此,「寧可看敵情重些,出手要重些」。 北非革命早有前兆 北京資深外交家、前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吳建民,剛出席海灣地區阿布扎比的一個國際研討會回到北京。研討會期間,吳建民跟與會的阿拉伯人交談時,他們大多覺得中東劇變並不突然。吳建民回憶說,七個月前,在多哈舉行的一次國際問題研討會上,一位中東知名企業家發言:「中東地區有一顆巨大的定時炸彈,這就是中東地區人口增長迅速,就業壓力巨大。今後六七年,在中東需要創造一億個就業機會。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使中東地區的經濟保持每年百分之八的增長率。然而,中東各國的經濟增長率僅為百分之四左右。」他最後很擔心地說,「這顆定時炸彈隨時都可能爆發」。吳建民在阿布扎比期間,出席了英國前首相布朗新書發布會。布朗在會上說,推動中東地區正在發生劇變的是數量龐大的失業青年。以埃及為例,埃及人口七成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埃及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三十,而失業者中,九成是青年。 吳建民說,為什麼在中國的經濟社會大發展,在中東地區沒有發生?他思考很久,認為還是鄧小平講得對,「發展才是硬道理」。他說,中國人過去三十多年來,「一心一意謀發展,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提交本次人代會審查的『十二五』規劃看,國家在繼續一心一意謀發展的同時,更重視民生,讓改革、開放的成果惠及全民」。 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談民生問題時,也迴避不了「茉莉花革命」,北京團的幾個人大代表在一次相聚時,說起了北京《中國青年報》社旗下的《青年參考》的兩篇文章。三月四日,全國人大會議開幕的前一天,《青年參考》頭版頭條消息,標題是碩大的黑體字「世界逼卡扎菲放下屠刀」。文章說,「國家主權不是殺人執照」。三月一日,全國政協會議開幕的前兩天,同樣版面的文章標題:「世界唾棄卡扎菲。」文章描述了聯合國安理會就利比亞問題一致通過決議,對利比亞實行武器禁運、禁止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格達費)出境,凍結他的海外資產。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保東代表中國投下贊成票。安理會通過第一九七零號決議,還史無前例地一致決定,將一個國家的人權局勢提交國際刑事法院處理。決議向卡扎菲政權傳遞了這樣的資訊:殺戮必須停止、責任者個人必須得到追究。設在荷蘭海牙的國際刑事法庭宣布,將對利比亞近來發生的針對平民的暴力事件展開調查,是否存在反人類罪行。 北京一家傳媒如此高調做文章,兩個大標題難免令經歷了八九年「六四事件」的人們產生聯想。長期來,中國在安理會一些國際問題表決時,往往不顧及普世價值而投棄權票。非洲國家大多是中國的同道和兄弟,這次中國在安理會決議的最後一刻投了贊成票,有學者說,令人有「驚心動魄」的感覺;有學者說,中國在變,這是真實的,是深刻的;也有學者說,聯想「六四」,這是中共把自己的嘴封住了。中共面臨來自黨內黨外、境內境外的嚴峻挑戰。 維穩支出超國防預算 從這次全國人大會議上公布的中央和地方二零一零年預算執行情況、二零一一年預算草案報告看,過去一年全國公共財政支出中,包括維穩(維持穩定)支出在內的公共安全預算數五千一百四十多億元人民幣(約七百九十億美元),執行數五千四百八十六億元,執行數是預算數的百分之一百零六點七,執行數為上年決算數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五點六。新的一年,全國公共財政支出預算中,公共安全預算數六千二百四十四點二億元,預算數為上年執行數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三點八。二零一零年公共安全方面執行數,比國防支出還多一百五十二億元;二零一一年公共安全方面預算數,比國防支出竟然多二百三十三億元。 天價維穩。中南海對包括維穩在內的公共安全投下如此巨資,驚覺一個政府不能不把民生的事情做好,否則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要保國家穩定,根永在基層。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李長安說:「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超過零點四五,超過收入分配警戒線,如今,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已成為阻礙經濟社會繼續快速穩定發展、改善民生工作的最主要障礙。」中共當局面對近年來社會矛盾,貧富收入不均,群體事件不斷,住房、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都欠了大帳,社會不公平令人無法忍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不僅對民生貢獻小,反而拖累民生進步。 物價「涉及民生,關係全局,影響穩定」。豬肉漲了,可以吃牛肉;大米漲了,可以買麵粉;咖啡館提價了,可以在家裏喝;房價漲了,可以先租房。對通脹曾經還可「隔岸觀火」的城市白領發現,通脹之火已燒向自己,一向對價格不夠敏感的他們也開始精打細算。 網絡上關於物價的段子越來越多,白領們應對物價上漲的辦法也越來越妙,甚至創造出「應對高物價之白領生活宣言」,引導新形勢下的「集約型生活」。近日網絡上盛傳的惡搞視頻《中國價》讓許多職場白領們會心一笑:「物價高,物價漲,工資想跟上物價漲,物價偏偏不讓工資跟上物價漲……」物價上漲引發的通貨膨脹,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都市白領的生活品質,以至不少網友感慨:「發了薪水,交了房租、水電煤氣費,買了油、米和泡麵,摸摸口袋剩下的錢,感嘆一聲,唉,這月工資又『白領』了。」 目前在北京的打工群體中,有四成七的打工者月收入在二千元人民幣(下同)以下,而六成的務工者沒有簽訂勞動合同。這是公益組織「在行動」二月底發布的最新在京務工人員生存狀態調查結果。儘管今年北京最低工資標準從每月九百六十元上調到一千一百六十元。但在這次調查中發現,一千元以下的群體佔百分之十二點六,而三千元以上的則佔到百分之十三點四。據調查顯示,目前,打工群體普遍認為工作強度大。其中,每天工作八小時以上者達三成三。雖然欠薪早已不是新話題,但在調查中,打工群體的維權意識和權利難以受到尊重的情況仍然普遍存在,有六成打工者沒有簽勞動合同。 提高工資、看得起病、有機會接受教育是打工群體最大願望。雖生活工作在城市,但窘迫的現實困境,讓打工群體仍難享受正常的城市生活,低收入、高強度、抵抗風險能力弱是這個群體的共性。五成五受訪者的首要願望是提高收入;另有三成六的人希望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此外,二成九的打工者因為人父母的心理則希望解決子女在北京上學難、上學貴的問題。 當下百姓對超級市場裏的饅頭價格抱怨很大,一個饅頭一點二元人民幣,但饅頭稅的稅率竟高達百分之十七,即百姓買饅頭,每一元就有近二毛錢的稅。山東省政協委員、濟南民天麵粉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潘耀民說,「饅頭不是海參,不吃海參可以,但不吃饅頭很難,為減輕百姓生活壓力,政府多部門應聯手多渠道平抑物價,降低饅頭稅率無疑是最科學、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 史上最牛村民守則 在兩會上聽到一份被人們稱為「史上最牛村民守則」。浙江台州市椒江區洪家街道小板橋村,村黨支部和村委會聯合下發《村民守則》,共九條內容,對信訪、環境衛生、社會治安諸方面,都有對村民的懲罰性規定,其中有「無正當理由,未經村兩委許可的上訪行為,扣除糧食補償款一年至十年,情節嚴重的,一切後果自負」。該村常住人口千人,村民土地被裝飾城、陶瓷城、鋼材市場、石材市場佔據,村裏每年以糧食補償款的方式發給農民,每個農民每年一千五百元人民幣。村民說,這筆糧食補償款對一般收入家庭是一份「生活保障」,對困難家庭更是「救命錢」,村裏制定的「村民守則」動輒「罰全家」,哪還有民生可言。浙江全力律師事務所周保清律師認為,村民委員會是群眾性自治組織,沒有行政處罰權,信訪條例規定要暢通信訪渠道,「上訪告村長還得村長同意」,是侵害村民正當權益的做法。 正在舉行的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濃墨重彩突出民生主題,這是對近年來社會各領域民生問題的回應,也是應對動盪態勢下政府執政理念的一種闡釋。物價、房價、養老、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民生話題,始終位居兩會期間百姓最關心的問題排行榜前列。北京著名學者、解放軍大校辛子陵早在兩年前就向當局提出,必須大規模讓利於民,才能保持執政黨地位。他接受採訪時說,「關注民生,穩住物價,悠悠萬事,以此為大」。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二零一零年研究二次改革、二次轉型時,就提出「民富優先」這一概念。他認為,民富優先既是一個解決可持續增長的內生動力問題,也是一個解決當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實現民富優先的最大障礙是:發展理念要變,利益格局要調整。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三月五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加強社會建設和保障改善民生」,列為二零一一年重點工作之一。報告明確提出,經濟越發展,越要重視加強社會建設和保障改善民生。民生,是當下中國的關鍵詞。翻檢中國歷史,從來沒有哪個年代像今天這般強調民生。民生是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它是「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人民的生命」,它「不僅是重要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 十二五規劃千錘百煉 國家財政部長謝旭人表示,今年政府要集中力量做一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事,讓廣大人民群眾得到更多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翻開二零一一年財政預算報告,幾乎所有的民生熱詞,都能在其中找到與之對應的財政資金安排和表述。參與了整個編制過程的全國政協副主席、科技部長萬鋼對記者說,十二五規劃草案編制前後耗時兩年,二三千人參與,從中央政治局常委到紡織工人、農民工代表,上上下下「千錘百煉」而成。 政府財政大蛋糕怎麼分?財政部長謝旭人在兩會期間接受採訪時,詳列了政府的收入如何分配,他說,中央財政用於民生的開支,二零一一年將佔中央財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從全國來看,特別是基層財政,一般用於民生的開支要達到七成至七成五,增加對低收入人群的各種補貼,減少中低收入者薪金稅負,調減營業稅,研究開徵環保稅,推進房地產稅改革,全國推廣油氣產品資源稅,將大量消耗能源的產品和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到消費稅的徵收範圍。謝旭人說,中央財政向民生傾斜,主要是教育、醫改、安居、社保四大塊。 謝旭人歸納說,教育方面,提高農村中小學公用經費生均基準定額;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雜費以及免費發放教科書;努力解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問題;健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資助政策體系,對中小學的寄宿制學生、家庭經濟困難的寄宿生給予生活補助。醫改方面,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以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參保率提高到九成以上,將新農合和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財政補助水準標準從二零一零年每人補助一百二十元人民幣,增加到二零一一年的二百元;將城鄉居民人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經費標準,由二零一零年每人十五元提高到二零一一年的二十五元;推動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加大城鄉醫療救助的力度。安居方面,開建保障性住房以及改造的棚戶區是一千萬套,改造農村危房一百五十萬戶。社保方面,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試點的範圍會繼續擴大,要進一步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準,平均按照去年實際水準提高一成左右,大體上每人每月增加一百四十元左右,並提高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標準。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長尹蔚民接受採訪時說, 二零一零年全國有三十個省市自治區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增幅百分之二十四。跨入二零一一年,已有六省再次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他們將加快建立正常的職工工資增長機制,其中最核心的是建立集體協商制度,通過集體協商確定職工工資的水準和增長幅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透露,二零一一年全國農民工月工資達一千六百九十元人民幣,農民工進縣城落戶將一律放開。對此,全國人大代表、TCL集團公司董事長李東生認為,最低工資的提高,短期看可能增加企業成本,但長遠看,有利於增加居民和職工的收入,有利於擴大消費,對消費行業長遠是利好。 看看兩會上公布的二零一一年民生帳單:教育支出二千九百六十四億元人民幣,增長百分之十六;醫療衛生支出一千七百二十八億元,增長百分之十六;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四千四百一十四億元,增長百分之十六點六;中央財政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一千零三十億元,增長百分之三十四點七。在兩會上,隨時可以聽到這樣的舉措:穩定物價是今年宏觀調控首要任務;今年,中央財政以三十億元砸向欠發達地區發展農村學前教育;用於「三農」(農民、農村、農業)的投入安排九千八百八十四點五億元,比上年增加一千三百多億元;今年以三大措施調整收入分配,工資增長將高於GDP漲幅。 「十二五規劃」綱要也提出「改善民生行動計劃」,其中涵蓋擴大城鄉就業規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提高養老保障水平,實施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十大措施。五年內城鎮年均新增就業九百萬人,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一成三以上,建設城鎮保障性住房和棚戶區改造住房三千六百萬套,保障房覆蓋面達二成,居民收入年均增長超過百分之七,醫保支付提高到七成以上等。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稱,全國三十省份的「民生指數」正在制定,透過民生指標測算和分析,促進各地政府圍繞民生改進工作。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富潤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趙林中說:「發展的最終目的是讓人民生活更加幸福。」話是這麼說,但民眾依然有疑慮,如今,什麼都往民生這個大筐裏裝,中央改善民生的決心和措施都很強,落實到地方往往就會走樣,再說,各地的人代會早已結束,政府財政預算案也早已審議通過,一些省市自治區的民生步伐並不大。 這次兩會民生話題遠遠蓋過政改話題,準確說,政治改革在兩會中無聲無息。任何民生問題都離不開政治,沒有政治改革,就無法保證民生問題落到實處。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三月三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推進事業發展的政治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這一提法引起北京學者的關注。四個多月前的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人大常委會會議上也強調「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其實,這一提法早在兩年前就由中南海提出,早在零八年四月《求是》雜誌第八期發表的吳邦國文章題目,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努力把人大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準》。零九年九月二十日,總書記胡錦濤在政協六十週年成立大會上,也將「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作為他演講的第一要點。當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解讀,可謂紛紛揚揚。距離中共十八大僅一年多時間,黨內求穩,以利人事布局,不會對政改有大動作。 不過,濫權、腐敗、壟斷,都是落實民生問題的障礙。身在上海的知名學者周瑞金認為,在經濟體制改革一騎絕塵三十年之後,權力、資源、資金過度集中趨向壟斷的現象,在共和國歷史上達到令人難解的嚴重。但只要從上到下人人有責一起來做社會主義憲政的鋪路石,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景是充滿希望的。■ 回頁頂 網站導航 | 私隱政策 | 下載中文字庫 | 聯絡我們 亞洲週刊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Copyright (C) Yazhou Zhoukan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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