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

　　 ——乌有之乡 “贺卫方评析”专题综述 　　前言：截止到2011年7月6日，乌有之乡“贺卫方评析”专栏有专题文章99篇，笔者试图把其中的一些文章进行一个简略地综述，希冀通过梳理贺卫方近几年的言行，能够相对较清晰地把他的“思维”呈现在读者面前。   　　 一、 关于政治体制 　　2006年4月11日，水生发表《说说敢作而不敢当的“改革精英”——从厉以宁、张维迎到贺卫方》，文中道：“而于今年3月4日在北京西山杏林山庄召开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由此，一些‘改革精英’们的真实想法被大白于天下。其中尤其以北京大学的法学‘精英’贺卫方的发言最为“精彩”。贺卫方等人再次表现出这种‘改革精英’现象。”“贺卫方称，‘站在右边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因为有些话亮不出来’，其实，‘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体制改革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在座的前辈或者同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个过程中都是艰辛甘苦的。’”（注：粗体为笔者所加。）“最为可笑的是，当这份‘新西山会议纪要’被披露以后，会议主办方却急急忙忙地公布了一份所谓正式的‘会议记要’，心虚地将贺卫方的这些讲话全部删去。”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山会议”以及“声名远播”的“贺卫方言论”。在这番言论中，贺卫方清楚地表明了自己推动“政改”的目标，就是推翻共产党的执政，施行“多党制度”。而且他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注册，所以是非法的，总书记也是非法的”。 　　同天，还有署名张帆的文章《贺卫方的反动言论再一次敲响了警钟》，文中说：“在3月4日的‘西山会议’上贺卫方说：……‘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现在）‘整个权力架构的反宪政。人大本身的反议会性质。它不是一个议会’。‘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制度的方式’。”（注：粗体为笔者所加。）作者在分析贺卫方此番言论的目的时说：“贺卫方以上十分露骨的反动言论充分暴露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野心。这就是经济上包括土地在内，彻底实行私有化，政治上颠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2006年5月27日，杨晓青发表《贺卫方的“司法独立”是要“抢夺”国家司法权力》，此文是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杨晓青教授于2006年5月12日下午，在全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稿。杨教授说：“贺卫方在‘新西山会议’的发言提出，共产党没有注册登记，是‘违法’；党、人大、政府等整个权力架构违反宪政，是严重的‘违法’；提出中国将来要走到多党制、军队国家化，实行真正的司法独立；整个国家权力建成台湾现在的模式，等观点，其矛头直指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全面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妄图推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翻党对政府、军队和司法机关的领导。如果按照贺卫方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就必然彻底改变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用西方所谓的‘法制的、宪政的模式’取而代之。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言论自由问题，而是直接违反了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贺卫方的发言决不是‘没什么力量’的‘书生之言’，他的这些观点是到处公开讲的，一贯的，上了高校的各种法学论坛，发表在各种法学期刊（包括一些核心期刊）等公开媒体上。法学界的很多学者也知道他背后有美国的背景，无人能把他怎样。他还被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多次请去演讲（贺卫方等人是“两高”聘请的顾问）。所以这些观点对法学专业的学生和国家的司法机关已经产生了广泛的、不可小视的、深刻的影响。”(注：粗体为笔者所加。)杨教授还说：“当然，他们的‘图穷匕首见’是不会成功的。党中央目前已批准了中央政法委提出的司法体制改革方案，否定了‘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的要求。这是非常正确、及时的。”并深刻地指出：“他（贺卫方）的思想和行为与共产党员的条件完全背离。这样的人在党内的作用只能是分裂党，搞乱党的思想；在法学界的作用只能是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资产阶级法学理论，误导高校法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误导司法机关的干部，动摇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动摇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2006年6月13日，武兵发表文章《私有化的路走不通——再评贺卫方等人的谬论》，文章首先指出：“今年3月4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持，在北京西山杏林宾馆召开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以下简称西山会议）。……他们把‘攻坚’的重点和目标放在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制度上，企图以‘台湾模式’即西方式的‘宪政’取而代之。同时他们还认为，要进一步摧毁国有经济，并实现土地私有化。会上北大教授贺卫方的发言很是猖狂和露骨，极具代表性。”文中分析了“私有化思潮的泛起与其对社会的严重毒害”，并列举了“苏东国家私有化的前车之覆值得借鉴”来作为有力的佐证。作者最后论述“私有化的路在我国走不通”时说：“第一，苏东各国的教训和新殖民主义的危险警告我们不能私有化。…… 第二，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公有制成功实践和辉煌成就昭示国人不允许私有化。……第三，我国的国家性质、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不允许私有化。……第四，共产党的性质不允许私有化。…… 第五，工人、农民与全国人民不允许私有化。”从而有力地驳斥了贺卫方的中国必须走“私有制”的歪理邪说。 　　2008年1月19日，闻马嘶发文《由贺卫方老师说开去》，作者说：“……包括贺卫方老师在内的很多法学大师在内，在研究法学的时候不自觉地把西方亚当斯密的经济理性人作为法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并且不喜欢提到西方法治的缺陷，几乎要帮西方的制度直接移植到我们的国家里。我是竭力反对的，首先西方国家的民主是精英贵族式的，包括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在内的很多思想家都反对人民直接参与政治，只是赋予人民选举的权利。这样的民主和自由是没有意义的，当今西方国家的自由只是为了金融资本向全球寻找新的市场的自由，脱离内容的自由是形而上学的，是没有意义的。就如贺卫方老师竭力提倡的新闻自由，我看真正运用市场经济的思维来发展媒体和新闻事业，那毫无疑问，最终肯定是有钱人的新闻，对于人民大众特别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民来说这样的自由也没有什么意义。”从而指出了贺卫方所谓的“司法独立”、“民主自由”是建构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在中国并不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只不过是“要帮西方的制度直接移植到我们的国家里”。 　　2010年1月8日，左斗发文《鼓吹“法大于天”的目的是为推翻共产党做铺垫》。作者指出“至此我们真的明白了‘法比天大’的含义，就是法比共产党大”。 　　2010年11月10日，美华发表题为《贺卫方等暗渡陈仓赴挪威在首都机场被阻》，文中披露：“昨天上午，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南方报系特约撰稿人）和诺奖得主刘某某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在首都机场被警察阻止出境，两人出国理由是有英国签证去参加一项国际法学会议，但莫少平称警方出具的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文章还分析道：“挪威当局的无所忌惮对北京来说是个警示，西方利用刘某某大做文章固然是拙劣的政治操作，必须反击，但北京有关方面是否也要反躬自省：一、为何08宪章在中国有生存土壤，还有人给它浇肥施药？如若没有08宪章，西方给刘某颁奖的理由就自觉不够充分，这也是刘某某后来居上压过其他异见份子的重要原因。官方媒体，尤其在南方报系，提供版面给08宪章境内外联署人叫喊，包括李普、贺卫方、莫少平、徐友渔、梁文道、龙应台、龚小夏等等。私营媒体，如炎黄春秋编委会内就有杜光、李大同、杨继绳、周瑞金、秦晖、章诒和等与08宪章同声同气？……” 　　2011年5月6日，大众民主发表题为《贺卫方们难道在肯定文革？——剥下贺卫方们程序正义的皇帝新装》的文章，文中说：“而且，可笑的是，无论是贺卫方，还是李庄的辩护律师，围绕李庄案，都在大谈文革。法学精英不是自诩最讲法治精神吗，怎么面对一个司法案件不谈法律谈起政治来了呢？给一个正在进行的司法案件给以政治性的评价，这是谁家的法学精神？就是重庆的法庭太讲法治精神，把这些法学精英给惯的，在美国的法庭上，没有哪个律师敢给法官的审判行为给以政治评价，在中国重庆以外的其他地方的法院，也同样没有哪个律师敢这么做。在被法律精英污蔑为不讲法治的重庆法庭上，法律精英们享受到了中外法庭都不会给以的权利。”“贺卫方说重庆大规模打黑反腐是疑似搞文革，这就让我更纳闷了。如果大规模打黑反腐就是在搞文革，那有几个地方的老百姓不欢迎大规模打黑反腐呢？按照贺卫方的逻辑推导，会得出老百姓欢迎文革的结论来。贺卫方，这么一再的说，难道不是在给文革翻案吗？至少，贺卫方这句对重庆的指责，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评价文革。如果大规模打黑反腐就是搞文革，那么老百姓会支持还是反对文革呢？贺卫方敢站出来回答吗？”作者从而指出了贺卫方等利用“法治”的幌子给重庆的“打黑除恶”做“政治定性”——而且，这“定性”还是“文革”——的原则性错误。 　　 二、 关于法治 　　2008年8月25日，发表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原发于《经济观察报》的文章《贺卫方反对司法民主化暴露其本质》，何教授在文章中说：“审判不能独立是司法沉疴，部分法官臣服于权力，放弃了抵制，与利益团体相互搀扶，惺惺相惜，与人民渐行渐远——这样的判断已成学界共识。我以为，症结在于法官的非职业化与司法的非民主化。”“……贺卫方教授提出，司法改革不能走回头路。他固持的意见是，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走司法职业化路线，以此实现司法独立。……我深深地以为，贺卫方教授错了。”“民主有多种形式，不能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代议制、普选制或政党轮替制。让普通民众直接参与诉讼并实质性地左右法院的判决，是民主的有效形式。”正是大多数专家学者都表示赞同的“民众直接参与诉讼并实质性地左右法院的判决”，被贺卫方形容为“民众的狂欢”，更被其超越学术理论层面地批评为“文革遗风”。此文因此证明了贺卫方抛弃民主立场而追求的“司法独立”是比较虚幻的，甚至是别有其他目的的。 　　2009年6月28日，叶劲松发表文章《麻醉民众、对抗民意的司法独立论》，从“哲学”、“ 社会实践”和“历史事实”三方面论述了贺卫方所鼓吹的“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的“司法独立”的观点，在哲学、历史和未来的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作者说：“因此，贺文等的司法独立，如只是从方法论分析（暂不谈阶级问题），实际是他们脱离社会实际，只从意识、理性中去推演的结果。不以联系的观点,而以孤立的观点看待社会,看待司法,回避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对司法领域的影响和制约的现实,设想独立于社会的司法将演变出司法公正,从方法论上来讲是唯心主义的,因而是不现实的。”“……即经济基础对作为上层建筑的司法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决定性作用说明，企图独立于社会的司法独立，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从法律和国家机关在国家的作用我们知道，司法不过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司法机关）将统治阶级意志和统治阶级统治落实到实处的专门活动。所以，司法是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司法不会独立于统治阶级而中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产生不平等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的源泉和土壤。反过来讲，不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也不会有司法公正。”“资产阶级宣传说司法机关是超阶级的、独立的、公正的、主持正义的国家机关，他们企图以此使劳动大众不要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而去寄希望于资产阶级司法机关出来‘主持正义’。另外，即使司法机关判决不利劳动大众，而司法独立之说也会辩解说，这是司法机关独立做出的，是正义的体现，你们劳动大众也应接受。总之，超阶级的司法独立的说法，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麻醉劳动大众的反抗意识的欺骗之说。”“由于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法律、司法在内的上层建筑，所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律理论虽然冠冕堂皇,但司法实践则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欺压劳动人民。恩格斯就此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实践与它的‘法治国’‘司法独立’等法律理论学说之间处于惊人的矛盾。”“因此不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会有司法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大众通过民意等形式对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斗争，并不能使司法从根本上实现公正。但是，劳动大众积极通过民意等形式进行斗争，在不少情况下，能减轻司法不公的程度。因此，劳动大众不能放弃这同司法不公斗争的斗争形式。” 　　2010年1月9日，武定乾坤发文《关于重庆打黑中左右翼反响的一点思考》，文章说：“最近以来，贺本人在博客上和各种场合中大声批驳重庆打击黑律师事件，主张律师应该不受审判，司法应该独立、律师应该自由，殊不知今天的中国，司法若是‘独立’、律师一旦‘自由’在三角链条的操纵下，还会发生什么样更为可怕的黑恶事件？贺的主张，不正视和面对国内致命的现实问题，不理解人民的真实情感和需要，力图去营造一个空中楼阁顶多也就是缘木求鱼……”作者想阐述的是，如果司法真正“独立”于政府的管辖之外，律师一旦拥有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绝对的自由”，那司法与律师就将完全蜕变为资本、权贵的附属物，从而与民众成为没有任何调和余地的对立面。 　　同日，刘刚发文《江北法院小小的法槌在谁的头上重重的敲了一槌？》，文中列举了李庄因涉嫌伪证罪和妨害作证罪被重庆警方刑拘以来，贺卫方在其博客发表的公开支持李庄、反对重庆打黑的博文目录，有诸如其转帖的“‘师洋律师’——《江北庭审随记》一文，恶毒谩骂江北司法机关”，还有“《律师被难日国民遭殃时——答行者问》，谩骂网民拥护重庆打黑是一群愚民”、“《关于李庄案的社论》，对江北法院的判决表示‘痛心疾首’”等。 　　2010年1月10日，SXSDQ发文章《贺先生的不能自洽》，作者在文章中说：“我一直以为，政治家与律师的角色就是不能相洽的。……结论，所谓反对派政治家与律师的角色，你必须放弃一样，再说白点，就是自由与财富，你必须放弃一样，你不能一面痛骂这个制度，一面在这个制度上寄生。”“可是人心不足啊，鱼和熊掌都想兼得，或者，自己也算不清鱼和熊掌哪个营养更为丰富。于是，有的人就犹犹豫豫，关键时刻就玩起了大变脸，能捞时则以法律名义大捞特捞，一旦败露马上摇身一变，彻底否认这个法律制度的合法性，一个华丽转身，就从律师变成了反对派政治家，从这个制度上寄生的虫子变成抗议这个制度的英雄。这是一些律师的逻辑和实践的双重不能自洽。”“当年我是贺先生最早的一批粉丝，”“所以，贺先生，用退党来证明你的逻辑和你的实践是自洽的吧，虽然晚了点，但总归是自己退党的，我虽然年龄已长，不会再像当年一样仰慕你的学问了，但总还会像当年一样敬重你的人格的，顶多看您学问不合时宜而已，如果您一直呆在那个‘非法组织’里不走，怎么让我们相信你不是‘非法组织’一伙儿的呢？怎样让我们保持敬仰呢”。作者深刻地指出了贺卫方在“法学家”的盛名之下，还同时扮演着“反对派政治家”的荒诞与悖论。并讽刺了贺卫方一边质疑着共产党的“非法”性，一边却又以共产党员身份自居的自相矛盾与“不能自洽”。 　　同日，叶劲松发文《即使李庄未造假也不同情他》，文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贺卫方们所追求的“律师的正义”其实质不过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已，他们的唯一目的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为给钱财的富有的‘当事人的利益服务’来行事”，也因此而抛“自然正义”于不顾。叶劲松说：“李庄案发后，不少法律界人士站出来为李庄辩护。而这些辩护更坚定了我对李庄等人的认识。一位名叫徐石的律师，为了声援李庄，写下了题为《律师的正义就是让自己的代理人胜诉》的文章，其中说‘律师是干什么的?一言以蔽之：吃法律饭的。拿人钱财，运用娴熟的法律和雄辩术，替人消灾。……在一场纯竞赛的诉讼中，律师追求的就是胜诉，无论这种胜诉是否符合自然正义’。”“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特别提出，希望通过努力，让社会公众能够对律师这个行业有更加理性的理解，不应将律师定义为正义的守护者，而应该认识到，律师的职责就是为当事人的利益服务’。”“声援李庄的徐石和贺卫方等人，无意间透露了他们这些大律师、法学教授，为何只为富人服务而漠视普通民众的原因：他们不是基于‘自然正义’，不是作为‘正义的守护者’而行事，而是基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为给钱财的富有的‘当事人的利益服务’来行事。”“这些大律师总热哀于为有钱人消灾，因为他能从有钱人那儿拿到大量钱财。普通民众遭遇太多的不公正，为这些民众争取应有的法律权利（例如被欠薪的民工的获得报酬的权利，得尘肺的工人应享受的工伤治疗权利）是符合‘自然正义’的，大律师们对这些工人冷漠，他们不去为这些工人消灾。我们的社会经验（徐石律师的文章和贺卫方的讲话更证实了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因为这些工人拿不出什么钱财，律师们是不会为他们消灾的，是不会为他们服务的。”“律师是为有钱人服务的，没有钱的民众享受不到律师们的法律服务，这种状况被说成是合法的。工人们在讨薪、争取因工伤（或职业病）而应享有权利时，工人们不仅要临资本家的打手们武力杀伤，还要面临资本家聘用的文丐——律师们的‘法律和雄辩术’的杀伤。这些律师们通过他们‘法律和雄辩术’来阻碍工人应有权利的获得。因此，不管是打手们，还是资本家聘用的文丐——律师们，都是资本家们维护其靠残酷地剥削压迫工人大众而攫取的利益的走狗、工具。资本家聘用的律师们、打手们，不过是资产阶级对付工人大众的文、武工具。因此，一般来说，资本家们聘用的律师，是作为劳苦大众的敌对力量出现的。”

　　这次研讨会可谓是群贤毕至，而我无论从学识还是资历上都很浅。非常感谢给我这样一个重要的大会发言机会。我的观点是，未来三十年是以社会政治领域改革为重点的新改革时代，而宪政社会主义正是这一新改革时代的必然选择。围绕这一观点，我讲四点： 　　第一，宪政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合法性基础，公民社会是建设现代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脱离宪政，党的事业就有脱轨的危险。拒斥公民社会，只会使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发成长的公民社会日益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疏离，并根本悖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人的自由解放的学说，其基本逻辑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到现实的公民，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本身，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的时候，人的自由解放才能完成。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终将消亡，而充满活力的社会则是永恒的。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从权利政治到公益政治，从阶级专政到普遍平等、普遍民主、普遍正义、普遍幸福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权力不断回归社会成为社会权力的过程，就是一个构建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过程。现实的人所内蕴的“公人”与“私人”的二重性对立以及社会之中所包含的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使得在“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之间寻求平衡成为了恒久的课题。在现实的“私人社会”的基础上培育公民社会，促进公民德性与共同善，发展公共理性、公共精神，有赖于国家的宪政建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对“国家的自由”进行限制。马克思指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在这里，所谓的“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也就是指实现宪政的程度。在国家还没有被放逐到陈列馆之前，社会主义政权只能是实行人民民主的宪政社会主义政权。我们实行人民民主的根本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我们实现宪政的必由之路，就是党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包括民主立宪、宪法实施以及宪法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社会的力量驾驭和控制国家系统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社会权力的总代表，而党要始终立足社会，回归社会，依靠社会，引领社会，走在社会的最前列，切实加强公民社会建设，自觉反映社会进步的要求，代表社会的最大公意，而不是使自己国家机器官僚化，日益脱离公民大众。党领导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来自于社会的赋权。 　　在这次会前，江平先生重申“宪政是压倒一切的利益考虑”以及“宪政社会主义是大势之所趋”的基本观点，高放先生强调没有宪政就没有社会主义。许崇德先生闻之会议消息，特地把旧作《宪政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作了重要修改寄给我，提出“我们的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宪政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西北大学“经济学家摇篮”之父——何炼成先生，昨日下午还专门给我打电话，他由于无法上下楼而不能参会，但让我转告与会学人，在辛亥革命一百年之际，我们要认真总结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蒋介石落实三民主义不力，才丢掉了大陆。国民党最终践行了三民主义的承诺，把台湾引上了宪政自由主义道路，才实现了政党现代化，甚至最终战胜了民进党，掌握了执政权。我们共产党也必须践行建国前关于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宪政民主承诺，勇于排除阻力，果敢抉择宪政社会主义改革新路。江老、高老、许老、何老的恳切言辞，代表着我们宪政社会主义研究者的共同心声。只有走宪政社会主义新改革道路，我党才能从根本合法性上巩固执政地位，确立宪治秩序，实现党的长期执政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无论是宪政建设，还是公民社会建设，我们都必须确立正确的规制策略。佩迪特 曾提出两种规制策略。“以出轨者为中心的规制策略”，把所有人都假定为社会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处处设防，草木皆兵，甚至一些人为了片面维稳不择手段，丧失了共产党人的伦理底线，致使官民日趋对立，互不信任，社会溃败，彼此都苦不堪言。“以服从者为中心”，就会假定绝大多数公民都是宪政制度的服从者，其规制策略首先建立在这类人的积极倾向上，相信他们具有政治理性，能够理性负责地运用社会权力和个人权利，尊重和依赖现有的宪政秩序实现社会的平稳转型。实际上，只有采取“以服从者为中心”的规制策略，才能有效实现争取绝大多数公民支持和认同的政治目标，从而最大限度地削弱极左或极右极端势力的社会动员基础，增进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 　　第三，要正确认识治乱之本，早日打通“中国模式”的任督两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焕发出勃勃生机。 　　长治久安是福，而宪政民主与共同富裕是治之本。有了长治久安，社会才能可持续发展，公民才能赢得越来越多的尊严与幸福。而要实现长治久安，只能走宪政民主与共同富裕之路，也即走宪政社会主义改革新路。 　　社会动荡是祸，而威权垄断与贫富悬殊是乱之本。如果不能找到解决威权垄断与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之策，高成本维稳只能把一时一地的怨气转移和蓄积到更脆弱的时空点上，社会动荡的噩梦迟早都会降临。而要避免社会动荡，只能走科学发展与全面改革之路，也即走宪政社会主义改革新路。 　　第四，做人要有一种精神，治学要有一种信念。“为宪政中国之崛起而研究，为社会主义之中兴而探索，为公民社会之强健而而献策”，是我们宪政社会主义研究者的历史使命。位卑未敢忘忧国。虽然我们无往不在局限性之中，但我们会以谦卑审慎的科学态度，义无反顾，风雨兼行。也希望能得到更多师友的理解和指正，为我们的《宪政社会主义论丛》赐稿。 　　谢谢大家！ 　　附录： 　　《宪政社会主义论丛》是国内第一本以学派命名的学术辑刊，每半年一辑。第一辑已于2011年6月经由西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法治国家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免费赠送。 　　《宪政社会主义论丛》 　　（江平题写书名） 　　第一辑  大国复兴的宪治之道 　　编委会主任：江  平  高  放 　　副主任：李  磊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江  平（中国政法大学） 　　华炳啸（西北大学） 　　李  磊（北京） 　　何炼成（西北大学） 　　周树智（西北大学） 　　周瑞金（中国社科院）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 　　郭道晖（中国法学会） 　　高  放（中国人民大学） 　　梁仲明（西北大学） 　　童之伟（华东政法大学） 　　储建国（武汉大学） 　　虞崇胜（武汉大学） 　　蔡  霞（中共中央党校） 　　主编：华炳啸 　　执行编辑： 　　梁学成（西北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后） 　　褚宸舸（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宪法学博士） 　　李  洋（西北大学讲师，新闻学博士） 　　赵守飞（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政治学博士生，讲师） 　　蔡文成（兰州大学讲师，政治学博士） 　　《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编辑原则 　　宪政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与具体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与理论探索的逻辑发展。《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的宗旨是“为宪政中国之崛起而研究，为社会主义之中兴而探索，为公民社会之强健而献策”，着重编选在坚持人民民主、依宪治国与党的领导前提下推进宪政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力作，并以学术性、思想性、探索性、前瞻性、建设性、对策性并重，努力为未来三十年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革奠定学理基础，推动理论创新。 　　《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目录 　　（第一辑）大国复兴的宪治之道 　　卷首语：以科学的态度推进宪政社会主义研究                      华炳啸 　　【宪政社会主义专论】 　　论宪政社会主义                                                 江  平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确立宪政的历程和经验                           高  放 　　中国极左极右都危险                                             吴敬琏 　　宪政中国论                                              周叶中 邓联繁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在与危机赛跑                                 王长江 　　基于顶层设计方法的一项前瞻性研究                               李  磊 　　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虞崇胜 　　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胡星斗 　　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王占阳 　　一党立宪：通往宪政民主的中国道路                               储建国 　　论建设宪政民主 维护宪政秩序                                    周树智 　　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路与顶层设计                               华炳啸 　　宪政社会主义论——对和谐社会的解读                             赵守飞 　　从人民民主专政到人民民主宪政——宪政社会主义国体论的学说史研究 　　褚宸舸 　　基于宪政经济学视域的宪政社会主义发展之逻辑                     梁学成 　　论公共舆论与宪政社会主义改革                                   李  洋 　　政党立宪：语境、命题与内容                                     叶海波 　　社会主义即以公民社会为主义——论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理论构建     华炳啸 　　【宪政人物】 　　——追思缅怀蔡定剑教授 　　旋转不息的陀螺——我眼中的蔡定剑老师                           刘小楠 　　追思父亲蔡定剑                                                 蔡克蒙 　　当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童之伟 　　为了“睁眼行宪政”的纪念——蔡定剑先生百日祭                    华炳啸 　　《超越自由主义》纵横谈 　　对自由主义要全面认识和正确应对                                 高  放 　　宪政社会主义是大势之所趋                                       江  平 　　只有宪政能发展社会主义                                         周瑞金 　　公意理念的发掘与重构                                           储建国 　　宪政社会主义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周树智 　　一部执着求索、见解独特的厚重之作                             梁仲明 　　《超越自由主义》学者点评                                      包心鉴等 　　华清池论道 　　“冷酷实证”能取消“规范冲动”吗？                            华炳啸 　　《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稿约 　　一、宗旨 　　本论丛的宗旨是“为宪政中国之崛起而研究，为社会主义之中兴而探索、为公民社会之强健而献策”，着重编选在坚持党的领导、依宪治国与人民民主前提下有关宪政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力作，并以学术性、思想性、探索性、前瞻性、建设性、对策性并重，面向未来三十年社会政治领域改革，努力奠定宪政社会主义学理基础，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欢迎国内外学界同仁及各界有识之士赐稿。 　　二、投稿说明 　　本刊拒绝一稿多投，除约稿之外，一般只接收有关宪政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原创稿件，内容可涉及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哲学、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领域。来稿必须符合学术规范，具体要求可参考附录的稿件体例。字数最好控制在0.5—2.5万字之间（含注释）。作者投稿时需同时提交250-350字的内容摘要、关键词和200字左右的自我介绍，包括姓名、工作单位、职称及学术兼职、教育背景、主要研究成果及联系方式，包括通信地址、联系电话/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本编辑部保留对来稿文字按照编辑体例作一定程度删改的权利，不同意修改者请于投稿时注明。 　　三、评审规则 　　本论丛实行匿名评审制。所有来稿先经编辑部初审，通过的稿件方可进入正式评审程序。编辑部实行主编负责制，并设执行编辑若干名。评审工作按双向匿名方式进行，在执行回避原则的前提下，每篇论文至少由本论丛编委会两位学术编委评审。特殊情况下亦可由编辑部聘请编委会以外的学术专家或知名学者评审。来稿必复，评审报告将在两个月内，严格根据论文学术质量回复给作者，审定结果及评审意见分为三类：（1）安排采用；（2）须经修改，方可采用；（3）不宜采用。 　　稿件最终采用与否，由编辑部根据宗旨、评审报告及学术论题设计情况作最后决定。 　　四、投稿方式 　　所有来稿须提交电子版本及纸质版本各一份。电子版本请转存为WORD格式，发送至huabingxiao2021@163.com；纸质版本寄送至以下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学府大道一号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华炳啸收，邮编710127 　　五、其他声明 　　1、《宪政社会主义论丛》半年一辑，每年春季、秋季出版。 　　2、作者文责自负，所有在《宪政社会主义论丛》上发表的文章，不代表编辑部观点。 　　《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稿例 　　一、基本要求 　　1、按照一般学术规范提供内容摘要（250-350字）和关键词。 　　2、来稿如果属于基金项目资助范围内的研究成果，可在文章标题上标“星号”，页脚可注明“基金项目：……(项目号)”；若有作者致谢或者简要说明，可以注明。 　　3、作者名后上标“星号”， 页脚注明作者简介：例如： 　　韩秀义（1972-），男，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院副院长，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二、正文体例 　　1、文章标题字号：小二宋体加粗，双倍行距； 　　作者姓名：四号宋体，双倍行距 　　文章之前的摘要、引语或导语，用缩2格且小四楷体，1.5倍行距。 　　文章之前的题记右侧对齐，小四楷体，1.5倍行距。 　　2、全文字号：小四宋体，1.5倍行距 　　小标题字号：四号宋体加粗，小标题最多四级统一为 一、二（一）（二）1、2、（1）（2） 　　3、正文中直接引文超过200字，用缩2格且小四楷体。 　　三、注释体例 　　1、注释放置于当页下（脚注），五号宋体，单倍行距。注释序号用①，②，③……上标，每页单独排序。正文中的注释序号统一置于包含引文的句子(有时候也可能是词或词组)或段落标点符号之后。后注与前注相同的注释，后注不用省略格式，即不采用“见前注”、“前引”、“前揭”等字样。 　　2、非直接引用全文，注释前注明“参见”或“详见”： 如参见夏勇.人权概念起源 　　3、中文部分规范注释示例。标注顺序:作者.专著题名.版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 　　(1)著作类:夏勇.人权概念起源.第1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10.（若多作者，两位作者之间用“，”，作者超过两人用“等”字） 　　（若多作者，两位作者之间用“、”，作者超过两人用“等”字） 　　(2)主编类: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2-6. 　　(3)译著类:〔美〕格伦顿，等.比较法律传统.米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12. 　　(4)脚注中的文字阐述部分中含有引用的，将引用文献加小括号。如:……(夏勇.人权概念起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10)。 　　(5) 网上文章：余汝信.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http://chuchenge.fyfz.cn/art/901776.htm.2010年2月18日最后访问.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点评影片建党伟业 《建党伟业》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谈到正在中国各地热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认为，该片折射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62年，但目前却仍然处在革命党的思维中不能自拔，没有成功建立起执政党的意识。 据《联合早报》昨天(6月30号)的报道，周瑞金近日在接受该报专访时表示，中共建党90周年拍摄的影片，应该是能够反映出当今的改革政绩，推动继续前进的内容，例如“改革伟业”等等。放着改革开放中那么多丰富生动的故事不讲，却偏要去讲90年前的建党，难道要大家现在也来建党吗？要造反吗？ 周瑞金指出，今天的中共应该有执政者的思维，不应再继续过去和国民党斗争时代的那种革命党思维，其实，“唱红歌”也是如此。周瑞金说：“要分析的是，这些都不是当前推动前进的力量，应该唱的是今天改革的歌，但是改革的歌却没有几首。” 报道又说，当前，在一片唱红与建党声中，中国民间正流传的一句顺口溜说“鼓励唱革命歌曲，不鼓励革命；鼓励看建党伟业，不鼓励建党”。据悉，周瑞金是党内著名改革派，1991年曾用“皇甫平”的笔名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精神的文章，掀起了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序幕。 与此同时，周瑞金坚定支持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必须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地整体推进，并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在社会体制的改革方面，也不能避免触碰政治，包括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变、公民社会的壮大；文化改革更容易牵动政治的神经，包括要不要开放民办报纸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周瑞金认为，政府应该突破两个误区：首先，不要再把那些争取自身利益的社会组织，看作是异己力量；其次，要把社会管理视为常态工作，而不是当作危机管理。“对一些社会问题处理失当，激起的影响很大。包括艾未未，他犯了什么罪呢？又拿不出证据来，犯法就应该依法治理嘛”！ 此外，对社会组织的管制也使得两亿农民工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导致利益受剥夺而激发不断涌现的社会冲突，包括近期在广东等地接二连三的农民工讨薪引发的暴力事件。周瑞金说，”关于宪政民主，中国知识界讨论极多，但至少到目前，多党政治仍被体制内人士视为禁忌”。而互联网的出现则解决了13亿人口的表达权问题，“这些都是过去无法想象的”。他相信互联网本身有产生谣言也有对冲谣言的机制，不赞成以屏蔽等方式管制互联网，因为国民并不是那么容易煽动的。他感叹：“在（舆论的）疏和堵之间，我们总是选择堵的方式。” 《联合早报》最后引述周瑞金的估计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估计要花上一代人的时间才能站稳脚步，他相信：“到建国100年（2049年），中国应该可以建成宪政民主、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的国家。 北京周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关键词 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