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

四川公安副厅长搭桥 王立军交出薄3袋罪证 苹果日报 2012-02-19 21:01:35 重庆副市长王立军闯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事件震惊中外，但闯馆过程众说纷纭。 内地权威消息对本报透露，王逃离计划经过精心部署：由四川省公安厅某副厅长牵桥搭线约见美领馆官员;王携带了三包涉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黑材料，但最终交北京;中美最后达成协议，中方车辆由美领馆后门接王离开。 　　权威消息指，本月 6日上午， 52岁的王立军带两名保镳与一名司机，驾一辆没挂车牌的越野车离开重庆往成都，在成渝高速(成都至重庆)路上，副部级的王致电相熟的四川省公安厅某副厅长，称有要事商讨。该副厅长亲自驱车到高速出口接王。两人中午吃饭期间，王称有要事想找美领馆高层相讨，但无预约。与美领馆有交往的该副厅长自动请缨，致电总领事何孟德( Haymond)，傍晚时亲自送王到美领馆门口，自己和王的保镳、司机在外等候。 　　重庆40特警包围美领馆 　　「副厅长见王进去后一小时还没出来，王和总领事的手机又不通，知大势不妙，随即致电上司公安厅长曾省权。」消息人士称，曾见事态严重，马上报告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刘向北京滙报。中方层层上报同时，何孟德亦致电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 Gary locke)，骆又致电华盛顿。 　　2月 7日，中美就事件交涉期间，正在云南考察的薄熙来下令，重庆 40名特警当日下午杀到成都，包围美领馆要求放人。不久成都数十名公安亦接令赴现场「保护美领馆」。 　　王立军在美领馆逗留期间向北京提出多项要求，包括要求国家安全部介入、愿自愿离开美领馆、到北京接受调查等。据悉北京一一答应。 7日晚国安部副部长邱进带公安部长助理李伟等人抵成都，与美方交涉，并下令重庆武警和成都公安撤离，一度遭重庆方拒绝。 　　知情者说：「王立军后来致电司机，询问车上三包纸袋(涉薄熙来问题的材料)是否还在。然后指示司机把东西交给指定的国安部人员。」 8日淩晨，美领馆后门突然打开，馆外一辆车打开车尾门，缓缓倒入领馆，王立军见车上三包东西还在，遂由车尾上车，离开美领馆，并於当日早上在国安部官员押解下，从成都飞往北京。 　　8日上午 10时 54分，重庆官方发佈消息称，王立军「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接受休假式的治疗」;知情者指，薄熙来指使重庆当局发此消息，未获北京同意，事后被批。消息称，王立军虽为薄熙来打黑卖命，但他遭中纪委调查时求助薄竟被拒绝，又因自己在打黑时得罪黑白两道，为保命免死於重庆，乘薄带队到昆明考察，逃往成都。 　　消息人士并无透露为王立军「搭桥」的四川公安厅副厅长姓名，但据公安职责只有分管外事负责人才能有此便利，而官方网站显示，四川省公安厅分管外事的副厅长为岳德松。传有关副厅长正接受当局审查。岳 2002年出任公安副厅长，与王立军相熟。 有消息指，王是藉口要与美商讨「反恐」，获准入领馆的，因王是中、美反恐联络小组中方三位联络官之一。但有关说法无法证实。四川省公安厅长本月 10日换马，原厅长曾省权升省人大秘书长，厅长由侍俊接任，侍还兼省长助理。 ～～～～～～～～～～～～～～～～～ 虽然有细节出入，基本上跟蜜蜂的艺术电影差不多，仍然有许多悬念： 王立军不是化妆出逃，有保镖有司机； 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是以欺骗手段，既欺骗了自己同志，又欺骗了上级；

　　新华调查：与时俱进还是沾染功利？――北京“和谐家庭”评选标准引发热议 　　新华网北京2月4日电(记者 赖臻) 在北京，沿用半个多世纪的“五好家庭”称谓，已经悄然更名为“和谐家庭”。由此衍生而出的家庭和谐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引发了社会关注，特别是“家有藏书量300册以上”“经常有旅游、聚餐、购物”等标准，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所在。针对种种疑问，新华社记者进行了调查。 　　质疑：“时髦”标准或与经济实力挂钩 　　据了解，上世纪50年代，全国妇联倡导并发起了“争创五好家庭”活动。1982年的标准是：政治思想好、生产工作好；家庭和睦、尊敬老人好；教育子女、计划生育好；移风易俗、勤俭持家好；邻里团结、文明礼貌好。 　　1996年，“五好家庭”更名为“五好文明家庭”，评选标准为：爱国守法，热心公益好；学习进取，爱岗敬业好；男女平等，尊老爱幼好；移风易俗，少生优育好；勤俭持家，保护环境好。这一标准一直沿用到2009年。 　　北京“五好文明家庭”于五年前改称“和谐家庭”，评价指标体系分成了城区版和郊区版，其中既有多用手绢和抹布、字纸尽量两面使用，家庭人均每月用水量不超过8吨，尽量减少开关冰箱的次数及合理设定空调的温度”等要求，还有“经常有旅游、聚餐、购物，家有藏书量在300册以上、订阅报刊不少于1份”等内容。 　　对于一些指标，不少人认为具有与经济挂钩的嫌疑，与家庭是否和谐没有必然联系。比如家庭成员经常上网，或许是在刷夜打游戏呢？还有很多低保家庭，没有更多的钱旅游、聚餐，家里也其乐融融的。网友“寂寞小芋艿”则说：”钱钟书老先生博古通今，但他的藏书还不到100本，而他读过的书何止上千本。藏书多少不一定就能说明文化水平的高低。” 　　记者调查已获“和谐家庭”样本：并非“嫌贫爱富” 　　北京市妇联提供的材料显示，“和谐家庭”每两年评选一次，2007年共计命名了500户家庭，2009年和2011年分别命名了200户家庭，新一轮评选将于2013年初正式启动。 　　3日傍晚，在什刹海街道后海西沿社区老院落里，记者慕名找到了董春红一家。走进客厅一抬眼，即能看到一个半张A4纸大小的黄色牌匾，搁在齐胸高的五斗柜上，“首都和谐家庭标兵”几个鲜红字体，告诉来客这个家庭的荣耀，而闻讯赶来的邻居们，则纷纷竖起大拇指。 　　原来，董春红是一名肢残人士，但她不仅没有放弃对生活的追求，还总是爱管街坊邻里的闲事。为了照顾多位孤寡老人，她不仅自备常用药、血压计等，还学会了打针等一些护理技术，哪位老人有病住院，她爱人骑上三轮车便往医院送。 　　不仅如此，院里的公共水沟堵了，她第一个去掏；社区内有活动，她第一个参加；闲暇时跑到后海，为南来北往的游客提供咨询服务；儿子大学毕业后，受其鼓励跑到农村去工作；现在她又多了个营生，为流浪的小猫、小狗送饭喂食，并积极帮他们寻找新主人。 　　翻阅辗转拿到的评选材料，记者发现当选家庭各具特色，有长期赡养老人的、有四世同堂其乐融融的、有20年如一日资助贫困学生的，有利用自身特长热衷公益活动的……其中不乏普通农户，也有工薪家庭，还有书香门第等。 　　为了求证真实性，记者又从中挑选了三家，兵分多路前去采访，反馈可见，这些“和谐家庭”获得殊荣，确实符合评选的要求，也并非一味强调经济条件。 　　类似评选不需特定尺子 理念推广更为重要 　　既然如此，这种评选到底是与时俱进，抑或沾染功利？到底什么样的家庭，才算是公认的和谐家庭呢？怎么评选才显得更合理、更科学呢？ 　　北京社会生活心理卫生咨询服务中心主任李晓童认为，社会在进步，家庭也在进步，家庭成员的意识也在逐步提高。不可否认，新的“和谐家庭”的评选体系更具有时代意义，也更具文化内涵。“但是‘和谐家庭’不能局限在条条框框里”。 　　“这类评选不该设置硬性的杠杠，不符合人文的价值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也表示，家庭是否和谐不是评出来的，应该是回过头来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人的和谐与否应该是心的沟通，不应该有客观指标。这些指标显得过于功利，即便照此评出来，也不会起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 　　3日晚间，北京市妇联市妇联副主席、新闻发言人周志军对外回应，舆论关注的评价指标体系，仅是他们2007年做过的一项课题研究，部分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学术界对家庭文明问题的认知。按照要求，相关内容会根据实践在今年进行调整和补充，最终编制出台《北京市和谐家庭行动计划2010－2012》。 　　她说，在和谐家庭指标中，区分了物质和精神这两个层面，在注重“衣、食、住、行”等物质指标的同时，也注重“德、情、意、智”等精神指标。网络关注的部分提法，仅在评选时作为考量内容、非硬性指标，各区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各有侧重。 　　周志军表示，党中央、国务院将和谐家庭、和谐社区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国妇联也要求从实现人的幸福生活的高度来认识和谐建设，制定相关体系只是为了提出家庭文明的倡导方向，借助这个话题的讨论，吸引更多人来解读“和谐家庭”，丰富和推广其理念。

山东《齐鲁晚报》署名余丰慧的评论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百姓收入快速增长，而至今连一个高收入阶层收入的真实信息都难以获得，这是我国统计事业的悲哀！”“有机构统计认为，我国2007年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而目前已经超过了0.5。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中国实际收入的差距更大。”“这部分‘隐性福利’包括高收入阶层偷逃税收那部分收入、官员等权力人‘灰色’收入甚至腐败收入、形形色色的利益输送以及党政行政部门、国企内部等发放的各种额外福利。这可能是阻碍城镇基尼系数公布，进而阻碍全国统一基尼系数公布的拦路虎。” 广东《南方都市报》的社论称： “无论现在基尼系数是多少，肯定的是早已超过警戒线且逐年上升。” “国家统计局2005年的调查显示，占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掌握着国家45%即近一半的财富，而占人口10%的最贫困人口只拥有国家1.4%的财富。即使没有这些数字，中国成为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的新闻、开着玛莎拉蒂挽着爱马仕包的炫富女，挤在小小校车里的数十个孩子、等着‘免费午餐’救助的贫困儿童，都勾勒出了中国贫富差距的真实图景。每个人都在贫富差距愈发严重的中国生活着，对于基尼系数民众必须知情，以任何借口来拒绝都不具有说服力。” 浙江《钱江晚报》署名温国鹏的评论称：“说实话，在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的当前，民众之所以如此迫切地想知道基尼系数，并非是对这个数据有多大的兴趣，而是对这个数据所代表的社会贫富差距忧心忡忡，更希望能借机一窥基尼系数下所掩盖的灰色利益链。统计局这样为公众着想把数据捂着盖着，不仅没能安抚公众，相反却让大家更加担忧。毕竟，按照国际通用理论，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分配状况的最佳指数，数值越高，说明社会贫富差距越大；数值越低，说明财富分配越均衡。我国的基尼系数低到连统计局自己都不相信的地步，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儿。” 重庆《重庆时报》的社论称：“很多年前，业界一直有关于‘是否需要发布基尼系数’的争论，但历经多年的公共诉求与经济常识争论，这个问题相信已无需争议。现在，人们面对的真问题，更应该是，公共部门如何将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数据，更准确快速地宣之于民，而不是对数据选择性公布，或是经年累月地闭目塞听。”“公共部门能否及时、准确地发布基尼系数，就不仅关乎民众的知情权，更关乎国计民生与公平公正” 。“须知，对一个社会而言，能够维持优良公共秩序的，不是社会整体的丰裕财富，也不是国家公器的强力维持，而是公平与正义。” 香港《太阳报》“华夏透视”的评论称： “中国贫富悬殊早已突破警戒线，但国家统计局却拒不公布反映贫富分化的坚尼系数，声称‘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讯息’，事实上，当局是担心真实数据一旦公布，将引发强烈的社会动荡，坚尼系数已成为和谐社会一道伤疤，当局的难言之隐。”“惊人的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变成全球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比美英‘万恶的资本主义’更不平等。”“更可怕的是，当局被先富阶层挟持，权力被财富绑架，许多政策及其利益流向大多偏向先富阶层。”“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阶层产生断裂，中下阶层民怨滔天，群体事件风起云涌，若继续置若罔闻，坐视不理，再怎么维稳都是徒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