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

第四维时空 | 米兰·昆德拉: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四十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哪里听到同一个主题: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哈维尔,1990年新年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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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哈维尔的童话

在今天的“小政治”背景下,甘地和曼德拉这些伟大政治领袖的故事看上去犹如童话。现在是另一位巨人、捷克不同政见者和政治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去世两周年之际,让我们来讲讲他的不凡经历。 这个故事确实有它的童话元素。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辉煌而古老的城市,有一座辉煌而古老的城堡,里面住着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国王。自柏拉图以来,所有哲学家都落败的一件事,这位统治者却成功了:他建立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可以和西方勤劳民族所在的国家媲美;在贫困的斯拉夫区域,它是唯一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国家。 这个创建于1918年的国家,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而这座城市,就是布拉格,它的哲学家国王名为托马斯·马萨里克(Tomas Masaryk)。捷克斯洛伐克是极少数没有在20世纪30年代被权威主义蛊惑的国家之一,对马萨里克感恩戴德的人们尊称他为“国父”。 很多年后,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又发生了另一个童话故事。击败共产主义的黑暗势力后,谦逊的哲人瓦茨拉夫·哈维尔在1990年成为了这个国家的领袖,住进了捷克的权力中心赫拉德恰尼城堡。 在回忆录中,哈维尔描述了自己从罪犯到四任总统的生活轨迹,并将它与洪扎(Honza)的故事相提并论,后者是很多捷克童话中的一个常见角色:“小洪扎——虽然每个人都告诉他毫无希望——用头撞墙撞了这么久,墙壁最终坍塌了,他成了国王,统治国家13年之久。” 虽然哈维尔通常十分谦虚,但他明白了自己的例子对其他人的意义:“为什么这样一个结局幸福的故事不应该被宣扬呢?对于那些还没有经历过墙壁倒塌的人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希望的源泉?”看了当前时事新闻的人,立刻就会联想到在基辅进行反政府示威活动的勇敢的乌克兰人,或者联想到俄罗斯的政治活动家。 现在和未来的新教徒们,沿着自己的信念勾勒出来的路径前行,成功的希望并不大,而异见者的传记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慰藉。它与异见者的宣言不同,因为一旦战斗结束,后者就迅速到了过期之日,被埋葬在历史的档案中。在这个方面,哈维尔仍然属于极少数的例外。 正如波兰反共产主义活动家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最近所说,“我认为,对于我的异见者朋友们来说——以及对我来说——仅有异见哲学是不够的。对哈维尔来说是不够的。” 带着类似于孩子们第一次去玩具店的那种天真,以前的异见者进入了新时代;事实证明,在西方的所有东西中,市场的无形之手是最诱人的。但哈维尔不一样,因为他没有简单地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在他看来,这两个制度是同一场文明危机的两个版本。 在自己1978年的著作《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哈维尔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观点,该书也许是反共产主义异见人士最重要的宣言。现代民主社会“没有给技术文明和工业消费社会的无意识行为提供根本的牵制,因为,他们也在被这种行为无助地牵着走”。 哈维尔在他2006年的自传《请简短些》(Briefly, Please)里确认,他自己刚刚当上总统,就在“现实”面前屈服了,所以,这些绝不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 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书名,是要把它当成自己反抗商业化媒体蠢行的一个标志,后者为了追求迅速的传播效应,把所有出版物都转换成了毫无头脑的陈词滥调。这本书的美国出版商不经意地印证了哈维尔的观点,他们把书名改成了更畅销、更平庸的《布拉格城堡的一个来回》(To the Castle and Back),此举还同时确认了,书中的故事在本质上是一个童话。 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新诞生的资本家对资本主义的信仰如此狂热,就连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的成员,看似都像是小心谨慎的理想主义者,这些人匆忙赶来充当顾问,建议捷克该如何在几近一夜的时间里,跨入自由市场阶段,与此同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几乎被避之不及地当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 然而,哈维尔看到了新的危险。“我还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反对者,有鉴于此,挖苦大军”已经把我归为左翼人士。“挖苦大军”是哈维尔的专用词,指的是“对觉得不够资本主义的所有东西都予以挖苦的记者们”。 哈维尔指出,全球都陷入了对短期利润这个毒品的毒瘾中,它提供了一时的愉悦,但在长期内却对发展构成了威胁。他指出,意见和货品都存在伪造出来的多元化表象。“迫切地获得毫无灵魂的统一性,对所有形式的独特性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今天,这种统一性随处可见,尽管你可以在假装各不相同的、看似无穷无尽的种种产品中,做出似乎无穷无尽的各种选择。” 在政治上也能发现类似的现象,所以,他认定有必要寻找一个替代物,来替代陈腐的、极端技术官僚化的政党,手段是“采取措施去除被他们隐藏的、微妙的、无处不在的权力”,这种权力本身就背离了代议民主原则。 哈维尔相当重视被许多老牌异见人士认为纯属浪费时间的运动,即在后社会主义东欧国家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比如女权主义运动、或者全球司法运动。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对环保主义产生了兴趣,远在城市问题变成所有人都无从逃避的问题之前,他就把它当成了优先的政治议题。 每个体制都是以无处不在的顺从思维为基础的,它意味着我们都是牺牲者,也都是执行者。我们可以不闻不问,接受我们面前不完美的现实,也可以一同挑战它。哈维尔向往一场“存在主义的革命”,就像在他之前的托马斯·马萨里克(Tomas Masaryk)向往“心灵和思想的革命”一样。他们都同样地不信任制度,却信任无权者的力量。哈维尔已表明,这种力量不再只是存在于童话中。 斯瓦沃米尔·谢拉科夫斯基(Slawomir Sierakowski)是社会学家,政治批判运动(Krytyka Polityczna)发起者,以及华沙高等研究院院长。本文由Maria Blackwood译自波兰语。 翻译:土土、张薇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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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 与你自己谈谈

2012年04月17日 22:08:29   (我们如何学习讨论之十)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越想谈论“公共的”,越是有一股力量将我拉回谈论“个人的”;我越是想要确立公共空间的起点,就越想要回到个人空间的起点;我越想努力想要去追寻公共理性与公共讨论,同时也变得特别需要关注个人所面临的实际处境。     当我们论及亮起来的公共生活,同时需要个人生活的隐蔽性作为保证((见《经济观察报》2012年4月9日《敞开与遮蔽》),还没有来得及谈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应该也是需要隐蔽的对象,那就是——个人良心。谈论这个对象时,需要小心翼翼,将光线调得暗一些。     人的良心与生俱来,就像康德说的“我心中的道德律令”,这也道出了那个深藏不露的位置。良心是从我们自身内部发出的声音,经常就像另一个人在说话,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它很少下命令,不催促、不紧逼,只是运用一种商量的、讨论的口气,因而这个人可以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     它提供了我们作为人不大不小的比例,是我们人之为人的界限,是我们自身之为自身的尺度。它像影子一样尾随我们,然而却随时不得不让位给别的东西。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凌驾于它之上。莫说是一些重大决定,经常在一个眼神之间,一种语气之间,一个轻蔑鄙薄的言辞之间,我们就将自己的影子扭曲,从而将自己扭曲。     它是如此内在和独一无二,一个人坚持他自己的良心,有时候就等于陷入彻底孤独当中,陷入周围人的不理解、嘲笑、讽刺挖苦当中,乃至陷入与世隔绝。     然而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当我们与自己的良心保持一致,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时,我们会感到自己有力量,感到脚下的地面很稳,走路很踏实。与自己一致而不是与自己相冲突,回到自己身上而不是背叛自己,这会让人感到心满意足。     良心是一个人最后一道防线。在某些艰难的时刻,对于某些绝望的人们来说,它是立在悬崖峭壁上的最后一道栏杆,使得人们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问题在于,它往往出现在某些令人难堪的时刻。在一帆风顺时,我们不会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个部分,不太需要良心的力量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甚至越是取消良心才能够获得世间光环;因而,它的出现,就意味着不顺心的时刻来到了。     莎士比亚那出血腥的篡权剧《查理三世》,以双手沾满鲜血而登上王位的查理王梦到了被他杀死的众幽灵,它们纷纷开口对他说话,这时候他心中那个不熟悉的、柔软的力量苏醒了:“呵,良心是个懦夫,你惊扰得我好苦!蓝色的微光。这正是死沉沉的午夜。寒冷的汗珠挂在我皮肉上发抖。怎么,难道我会怕自己吗?”     事情的不公平还在于,越是有良心的人,越是受到良心的折磨。良心就是折磨人的那个东西,这更给它添加了私密的特点。在电影学院看过两遍的那部叫做《狙击手》的荷兰电影,其中关键的情节是,纳粹占领期间,有人将一具被杀死的投敌者尸体,拖到了无辜中学老师的家门口,导致这人家三人被杀,仅存小儿子一个。除掉投敌者的子弹是地下抵抗的游击队员射出的,然而是谁把尸体拖到别人家的门口?     许多年后得知,尸体原先倒下的那个人家,私藏着一家犹太人数口。如果不将那个倒霉的死人转移,那么则前功尽弃。这是一个非常说得过去的理由。然而,这没有免除该人家多年的内疚,毕竟是他们间接帮助造成了邻居的家破人亡。影片中这家成员再度出现时,刻在脸上的树皮一样的皱纹不仅是岁月造成的,而是多年良心受折磨的结果。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更加为人们所了解。在《十诫》的“第八诫”中,现为大学教授女主人公夫妻双双当年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她当牧师的丈夫拒绝了为一个犹太小女孩受洗,让她失去了一个被收养得到保护的机会。他们得到的情报是,这个小女孩的背后存在“线人”,这会令抵抗组织受到威胁。许多年后小女孩长大与女教授重逢,后者并没有开脱自己良心上的压力。     从这些故事当中,可以看出良心除了内在性,它还有一个特点是:滞后性。它往往不在现场,在需要的时候并不出手相助,仿佛它真的从这个世界抽身离去。只是在某些夜深人静的情况下,事后的某些时刻甚至许多年之后,它才悄然现身,令当事人辗转反侧,表现为悔恨、忏悔这样一些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大学生拉斯科尼科夫,杀死了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对于别人来说没有任何铁证,但他本人事后却陷入精神恍惚,为避免永远生活在虚空和黑暗中,自己前往向警方自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滞后的情况?因为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是欲望、野心、虚荣以及道德、责任感的混合体。他也不是一个人抽象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是处于各种复杂的纠结也是复杂的责任感当中。对于私藏的那家犹太人是不是拥有责任?对于地下抵抗组织的责任是不是也很重要?当然是。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的责任,比如为了信仰,为了儿女或父母,为了朋友以及所爱的什么人。     有人会问,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是文学和电影中发生的,难道良心是虚构的吗?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样说吧,有谁会在现实中,指着人家胸前的那个位置,大声说,你有没有良心呢?这种情况非常少见,除了个别极端的情况。谁大声喊出,“xxx,你为什么不忏悔”?听上去他这个人就像上帝似的。在良心的天平上,人人平等。     某些在现实中很难开口的话,通过叙事作品反而能够说出来。这既是艺术家的仁慈,也是他们的严苛。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可以磨练我们对于良心的敏锐。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当年的苏联或者东欧一些国家,最不安分的是那些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导演或者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感觉敏锐,对于自己的良心敏感,对于不说谎话的要求,比一般人要进一步。     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假如不能通过正常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空间来表达不同意见,一个人的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就变得重要了。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需要不停地与自己对话,与自己交流沟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服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不对他人撒谎之前,首先要做到不对自己撒谎,先过自己这一关。先要面对自己,然后才是面对他人。     实际上,即使存在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在与他人对话时,总还是免不了同时在与自己说话,首先征得自己的同意。一个好的说话者同时是一个倾听者 ,除了倾听他人,倾听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自己的耳朵听不下去 ,为什么一定要将这句话送给别人呢?     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空间里的发言,需要个人与其自己的对话作为保证。公共空间的大声发言,与自己内心里的小声讨论,是相伴相随的。与他人在一起追求共同的好生活,是以能够独处、能够守住自己作为前提。     人不可能是先知,也不可能是道德先知。哈维尔说过“道德上的病人”(注意他说的不是“道德上的罪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被制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按照法律的则按照法律,另外许多人则可以交还给他们自己,让出足够的空间来,让人们与自身对话和交谈,那是在悄然无语的情况下进行的,谁也无权大声责备别人的良心。     而一再对社会发出挑战和对他人发出挑衅的那些人,则另当别论。       上一篇: 西绪福斯的儿女们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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