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

谁是最低俗的人?

作者: 凌宸  |  评论(8)  | 标签: 时事观点 当敏感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中,公开提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时,我正在电脑上有滋有味地看《南方公园》,并为片中的精彩对白乐此不疲。为了证明吾道不孤,也就是说,怀有这种“低级趣味”的在芸芸众生中不只仅有我一个,我特意在网上随机抽取了几位友人,问问他们在做什么,结果如下:一位正在上班时间玩一种叫“偷菜”的游戏;另一位正在关注娱乐圈的明星整容的消息,还有一位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和封建社会糟粕有关的盗墓探险小说。 不需带任何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吻,我就可以坦率地承认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结果,因为这些乐趣那怕仅是从表面上看来,也不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更别提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外国友人。这些看起来不怎么高雅的爱好,最大的作用也不过是打发一下上班的无聊,消遣一下生活的沉闷,除此以外,恐怕实在找不出什么高尚的意义,及宏远的目标;可难道就因为其不崇高,不宏远,或者如官方所说不带有“伟光正”的属性,那么便可以确凿无疑地被扫进官方所定的“反三俗”范围之中,而进行打压麽? 事实上,我觉得很多人(或者组织)在历史上已经干过同样的事情,但好像最终的效果都不太理想,而且反而留足了恶名。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到著名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但这个已太久远,对现代的人触动不大,我们还是找个比较有用的例子,比如希特勒。稍对世界史有了解的人,一定都清楚纳粹焚书,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是如何说的:“反对精神的颓废与道德的堕落!以维护家国之秩序和纪律的名义,我把海因里希·曼,恩斯特·格勒塞尔和埃里希·凯斯特纳的书扔进火堆。” 我们无须把注意力放到戈培尔把那些作家的书扔进了火堆——因为事实上他肯定烧的不只这几个;我们倒是要注意他焚书的理由是什么,瞧见了没有——“反对精神的颓废与道德的堕落!”难道你不觉得这种说法与我们当下所看到的宣传极其相似麽?——“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历史在这个地方又诡异地开了一次玩笑,让我们又重温了某些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场景,对于这种双胞胎式的政治孪生运动,我觉得海涅对此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即:人们在哪里焚书,最终,人们将在那里焚人。 其实很多人接到这样的通知,我想都会有同样的行为模式,即打开看一下,然后鼠标继续划向下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地方,而不会在这上面有任何地停留。为什么?因为几乎是从小到大,生活在中国的人们就授受着这样的政治教育,比如说思想品德课,五讲四美三热爱,学习雷锋(一个以做好事不留名而闻名的人,但却在自己的日记里详详细细地记录下自己所做的每一笔好事),近到学习领导人在某个会议上的讲话;但人们的道德情结不能总停留在官方所营造的政治桃源里面,当他们切身接触到了这个社会的现实,发现真实的情况完全和课常上或党校里的的灌输完全相反时,自然会对这些空洞的说法感到厌倦,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趣。 稍稍考虑一下,我们便会发觉这里面隐蔽着常识性的问题。即我们若要接受自由,就必须接受自由所带来的负面的东西。在享受着自由给我们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要面对它所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弊端。但我们不能因为自由会带来不好的一面,就连自由本身也拒绝,这无疑是舍本逐末的做法(更何况我们当下连这自由的影子也没有)。具体到实际,当一个人发自内心,自觉地想做一个好人,这当然值得鼓励,但是通过行政命令及政治压力强迫他人变成“好人”的方法,却委实让人难以接受,因为这已涉及到侵犯公民生活的权利,侵犯了公民的思想生活空间,属于违法行为。 但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颇多,好像已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生活传统,不如此便不知道如何治国。从这一点上来说,政府的政治智商简直没有发展,还发育在原先的水平。翻检一下历史,我们所熟知的便有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例如费孝通便写了篇《什么叫搞通了思想》),反右运动,文革运动,及现在还遍地开花为上访人员,异见分子准备的学习班,这样的“强迫他人做好人”的事情,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但这样的强迫真的是在做好事吗?我们不可能期望集中营里面产生诗人,焚化炉里烧出思想家的烟绪,事实上那里面只有残忍的迫害及变态的摧残,很多以上事件的亲历者已经有了很具价值的阐述,如顾准,如高尔泰,如章怡和,国外如哈维尔,如米奇尼克,如瓦楚利克,我以为这样的著作当局可多浏览以汲取经验,而不是打上禁书的标签。 避免公民犯错误,并不是政府的责任,而避免政府犯错误,却是公民的责任。事实上当下政府的问题不在于管得过少,而在于管得过宽。当然,如果你有极高的治国艺术,这还不致于产生大的矛盾,但眼下民怨沸腾,戾气横生,贪污腐败,民不聊生,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你不检讨自己的所做所为,还在这里谈什么“反三俗”,岂不是非常搞笑?再说了,真要反什么三俗,何不先从自身做起呢?比如公布一下官员的财产?通报一下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购车的情况?我想如果能从这里做起,这会显得你很有诚意;反之,套用官方的用语,这可是多么丑陋的表现啊。 更何况俗不俗的标准由谁来决定?在这方面,基于历史的原因,我实在对官方的审美趣味不抱以乐观的想法,至少我知道,希特勒还曾学习过绘画,而我们的敏感词出访俄罗斯,当记者问到最爱读什么书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居然回答《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实在是一个很雷人的答案,以至于你在国内的互联网上根本无法搜到。所以,还能对他们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新储君已经回答了,我们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与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的确,我们或许确实应该满意,因为这里只强调生存权。 中国作家魏巍曾在上世纪50年代以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而风行大江南北,打动了诸多的国人,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篇《谁是最低俗的人》——并不是用来打动谁,只是觉得应该……嗯,我想你是懂的…… 作者博客:http://blog.tianya.cn/blogger/blog_main.asp?BlogID=343707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8 个评论 凌宸的最新更新: 他们说,要有光…… / 2010-08-01 23:09 / 评论数( 3 ) 徐铸成谈反右 / 2010-07-31 11:00 / 评论数( 1 ) 马戏团的经济学 / 2010-07-29 11:25 / 评论数( 2 ) 从马克思到斯大林,没有一个不抽烟 / 2010-07-26 23:50 / 评论数( 2 ) 食物中毒与养殃社会 / 2010-07-21 11:16 / 评论数(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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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问题的历史参考文献所谓“农奴制度” (上)

人民公社其实就是一种农奴制,实际上整个毛时代,除了极少数属于领袖阶级的高干以外,农民俱是农奴,工人俱是工奴,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中共事实上的身份世袭制度下,从被统治阶级到统治阶级的阶级流动实际上是中断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应该知道 … RT @yangpigui秦刚的话有此含意:奥巴马作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林肯的仰慕者,应会重视解放奴隶的重要意义,因此应理解中国在59年解放西藏农奴的重要性。但这种论据无疑将奥巴马的决策和其肤色挂勾,对奥巴马来说十分唐突;对将达赖喇嘛视为精神领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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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公民社会:展望波兰民主——约翰·肯尼访谈米奇尼克(1988)

译者按:米奇尼克在某处说过,他不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他是社会运动中一名知识分子,此话的分量不可轻估。知识分子是一个理性的人,他的视角与自发的社会力量的视角是有区别的。人们为了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为了维护自己基本权利的抗议,它们是从生活的根部生长出来的,不需要任何外力的推动和催促;对知识分子来说,问题在于如何把这种自发的力量导入理性的轨道,将来自不同方向上的不同人们其不同要求,做成一个宽广、结实的公共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来进行磋商、调解,而不是使用任何一种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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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蛮子:每个人都不能置身度外

作者: 苗蛮子  |  评论(1)  | 标签: 所见所闻 纷纷扰扰的2009年即将逝去,在跨入新年的门槛前,我却有一种莫名的惶惑和无力感,以及有种说不出的淡淡的抑郁,这并非杞人忧天,尽管我也原非是一个多愁善感之人。而这种无力与惶恐,又因近日在听了孙立平教授在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发表的讲演,以及12月30日南都对王帅的报道后,感受愈益真切。 孙教授在公众论坛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现今诸多社会冲突和矛盾的病症,他表示,绝大多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实际上是源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而非政治问题,更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他认为这才是解决当前社会冲突和矛盾最基本的基调。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稳定压倒一切”的这种僵化的维稳意识,使得当局在处理社会冲突和矛盾时走入了一个死胡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要维稳,就得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正当的利益得不到表达,利益关系就会失衡,而利益关系越失衡,社会矛盾就越是尖锐,社会矛盾越是尖锐就越需要维稳。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终致形成社会问题治理的“地上河”:社会冲突和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地根治,反而更加严重,而逐年升高的天价维稳成本则成为沉重的额外的包袱。 孙教授的这种观点,我相信并非他个人的新见,只要是一个有社会良知,对中国的现实有过深入思考的人,就能大体觉察出这种问题。可以这么说,这几乎是一个常识,有些问题也并不见得是件难事,譬如孙教授在论坛中所说的,建立现金管理制度,再加上开放媒体监督权,中国的腐败问题也就不至于弄得像现在腐败遍地开花、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难堪境地。然而,为什么这么一些常识性的容易解决的问题,当局却避而不谈或认为不可行呢?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其中的秘密就在于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孙教授甚至在一些文章指出,中国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的社会结构已经定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 一个社会的肌体细胞正逐渐坏死,功能正逐渐失效,但主政者却有意或无意地视而不见,而就像媒体近日报道的一些地方出现用胶水糊桥、垃圾填桥的现象一样,在做一些表面的工作。而至于个别有良知的媒体、知识分子所起的监督作用则是有限的,像胶水糊桥、垃圾填桥这样的事,并不是监督的结果,而是桥面断裂自动暴露出来的。虽然在西方被称之为“无冕之王”的媒体,能够以独立的姿态成为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第四权力”,然而中国的媒体的处境却是尴尬的,一方面因中国下情上达的渠道的逼仄,媒体由此起着沟通政府和民意的桥梁作用,而使其难以职业化;另一方面,由于媒体委身于党的领导,所谓的独立的舆论监督也就寸步难行。总之,在诸多的限制条件下,即便是那些自命“关注公共利益”、“具有责任感”的中国媒体,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极其有限的,而不是无限责任。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那天孙教授在演讲完毕时,我脑际突然闪过一丝悲观的念头:即便如此,又能怎样呢?这句充满着无奈和无力感的话或相类似的话,是很多人都想过或说过的。为了自保,作为舆论高地的媒体,很多时候都不得不要看新闻宣传处的脸色行事,或自觉“自宫”;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言论也只能在江湖之远的地方被当作牢骚发发而已。而至于像我之类的“屁民”们,所谓的无奈与无力显然是自作多情、自作自受了。 的确,在中国,从对死已麻木的煤矿工人,到在遗书上说“我不想死”的武冈市副市长杨宽生,以及自焚的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群体,不管是底层人还是社会的精英阶层,都不可能超然于社会现实之外,都可能成为体制的受害者。身处社会的精英阶层的杨宽生、唐福珍等人都未能幸免于难,何况如草芥之“屁民”?因在网上发帖揭露当地政府违法征地,随后遭跨省追捕被拘8天的河南青年王帅,从“拯救家乡的英雄”到“灵宝的汉奸”的转换,面对乡人的敌意和冷眼旁观,这个中国版的“堂•吉诃德”,有的只是挫败感和对人性的怀疑:“我再也不做举报的事了,因为代价太大。”“删除所有年轻的记忆,不再胡言乱语,抒发感情。” 王帅等人的遭遇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遭遇,王帅由一位热血青年到对世态的“彻悟”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他的这种变化何尝不是这个社会的悲哀和损失! 唐福珍、王帅等人所选择的自焚或沉默,我们常常会不假思索理直气壮地把矛头指向那个让人诟病千夫所指的“体制”,而忽略了其中也有着自己的一份“功劳”。甚至用连岳的话说,“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这体制的存在,有我们的不作为”。“这些都是体制的问题”“没用的”“那不关我的事”等等话语,我们不是耳熟能详么?捷克思想家哈维尔曾说:“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从社会精英到平民百姓,从职业记者编辑到社会公众,只不过我们出的力大小不同而已。“余自问为记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孽之事也。以今法作报,可将一无辜良善之人,凭空诬陷……至于凭臆造论,吠影吠声,败坏国家大事,更易为矣!”民国初年一代名记黄远生在其《忏悔录》中的这段对他所从事的职业的忏悔,足以让所有远离或漠视良心的新闻人心灵震颤、无地自容。作为在被定义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中国媒体中混迹的一员,我们不也曾或正在为极权出过一份力么? 想及此,我就为我那种莫名的无奈和无力感,以及那突闪而过的念头而深感羞愧。的确,面对让人诟病的体制问题,以及其他诸如社会道德下滑诚信缺失等社会问题,我们是应该清点一下我们的“功劳”了。我们且不说宏大的体制问题,单说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譬如一个小偷正在菜市场一肉档前用剪刀剪一位女士挂在手腕的钱包,肉档老板虽然眼睁睁地看着小偷在自己摊前行窃,却沉默不语而把视线转至一侧;而相隔一条过道的摊主也选择了远观和沉默;至于行人,所表现出来的仍和摊主们保持高度一致的沉默。摊主们选择沉默是怕被小偷报复,而行人选择沉默是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世故心理。正是这种集体性沉默,才使得小偷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地行窃。这样的事就时常发生在我们身边,为了不让小偷得逞,不管你用何种方式,但请别选择沉默、视而不见!否则,不仅难保小偷下一次光顾的不是你,而且你也是一个有罪的人! 所以,小至对待小偷的问题,大至庞大的体制问题,请别说“和我无关”“中国没救了”之类的话,它们都有着每一个个体的一份责任。“位卑未敢忘忧国”,推动社会前行的力量更多地来自于无数普通、平凡的“位卑者”,而并非只是社会精英们的事。在公共领域发表个人的言论,尽管“屁民”们的影响微弱,甚至根本不起作用。但有声音总比没有声音要好,有多个声音要比只有一个声音要好。当然,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力求保持冷静的态度而不至于粗暴蛮横。其实,能影响一两人固然是好事(其实这就算赚了),即便是自说自话,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理应自觉去做的日修课,而非把它当成一件很崇高的事,其实它只是个人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糊口。而在日常生活中,哪怕是你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善意的举动,就给人带来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虽然我们无法预知沉疴已久的体制病何时才能够治好,然而我们只要力所能及地用行动去见证、去改变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就问心无愧了。至于变化,也许就藏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苗蛮子的最新更新: 从拆迁到征收不应只是概念的置换 / 2009-12-19 23:02 / 评论数( 3 ) 黑色阅读· 异端与极权·媚俗的艺术 / 2009-10-30 10:57 / 评论数( 2 ) 教师进城背后的乡村教育困局 / 2009-09-20 10:34 / 评论数( 2 ) 广东“代转公”之耻亦是中国教育之耻 / 2009-09-14 22:27 / 评论数( 6 ) 警惕潜伏中的“抽象愤怒” / 2009-09-10 21:28 / 评论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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