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

林培瑞简介： 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著名汉学家，一九四四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一九七六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术涉猎广泛，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二十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及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精通中文、法文、日文，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教授。 美国汉学界的中国通不少，很难有人再有林培瑞这样的际遇了。...

秦晖：任何统治者，其实都希望权力无穷大，责任无穷小。

成功被标准化和简化成住房、收入、职位、名车、股票等一系列可计量和折算的指标，而指标往往随着市场的摆荡而呈现为数字。数字已经主控了我们的生活。但若我们近距离接触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又会发现一种普遍的焦虑感和无力感笼罩着绝大多数人的人生。我们似乎在人生的可控性与失控性之间来回跌宕。

我开着车，带着爹妈去良乡看我姑姑。我姑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叫纸坊村，原来有田，每次去都能从田里带回来白薯和玉米，不过，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最近这些年去，那里已经没什么人种田了，也看不见田地了。因为城市化的进程，良乡已经盖起来很多住宅小区，要一万多一平米，我姑姑也住上楼房了。我下了高速就不认识路了，旁边都是新盖的楼，打电话给我表姐夫，他指引我找到他家。在一片大学新区和一片住宅新区的边缘地带，我看见一大片瓦砾，我姐夫的几间大瓦房还矗立其中，他要当钉子户，不要到适当的赔偿决不搬迁，姐夫平常开黑车挣钱，有一天拉客人到一僻静处，被埋伏在那里的两个喽啰把车给砸了，姐夫说：“我明白，想要到合适的钱，就得抱着必死的决心。”

这话稍微文雅了一点儿，我忘记他原话是怎么说的了。我是个精英，天天看纽约客，看经济学家，看外国小说啥的，实在对劳动人民的话语不太习惯。反正他的意思是，他打算跟村支部书记及其背后的势力死磕。我姐夫当然算草根儿，但他的闺女有出息，大学毕业后在电视台当记者。我姐夫问我：“你这也算在媒体工作···”，我又忘了他是怎么说的了，言下之意是让我主持正义，他闺女在CCTV工作都没法儿替他出头，何况我这么个小杂志编辑，姐夫又问：“你在市委认识什么人不？”我更没法向他解释了，像我这样的精英，是极力避免和当权者发生任何关系的，别说市委了，我连居委会的人都不认识。

在我这姑姑这支，我有三个表姐和四个表哥，自然也就有三个表姐夫和四个嫂子，他们有宰猪的，有教书的，还有刚被清退的“民办教师”，正在争取自己的权益。他们也都明白，所谓媒体，都是替官府说话的，偶尔能替自家人说说话就不容易。我这位“黑车姐夫”带着我们去看姑姑，两年前刚修好的路看着不错，但已经有不少坑了，姐夫说了：“现在的路都不是为子孙后代修的，谁搞到工程挣着钱，自己的子孙后代就富余了。”

我姑姑住的那楼房，有个挺美丽的欧洲名字，对着正在修建的轻轨，停车场的工作人员都是原来的乡亲，原来村子里走亲戚，谁还要停车费啊，可现在也要进门刷卡。我姑姑那房子是90平米。客厅里摆着张桌子，我那位被清退的民办教师嫂子在给我们预备饭菜，有特别新鲜的羊头肉，羊肚儿，我姐夫拿出“牛栏山二锅头”，他每顿饭喝四两，我杀猪的那姐夫每顿饭喝半斤，喝了点儿酒他说话的声音就更大。我姑父耳背，他80多岁了，耳背很正常。姑父早年间在乡村中学里干事儿，他是“地富反坏右”中的某一类，具体哪一类我又忘了，是不是受过迫害，我不能确定像他这样的小人物能不能当得起“迫害”一词，但肯定是受过欺负，还被欺负了好多年。村里有什么脏活儿累活儿，都由这帮“地富反坏右”去干。按理说，当年的“黑五类”应该是被当权者视为“异己”的，可现在，这位姑父拉着我爹的手畅谈祖国的美好，他先说世博会如何壮观，然后又说中国军力现在是世界第二，“没人敢欺负我们了”。我虽然说对军事不太了解，但也知道，中国军力谈不上什么世界第二，不过考虑到我姑父耳背，我要和他讨论军事实力的话就要扯开嗓子说话，像我这样的精英总是温文尔雅的讨论问题的，不习惯大声说话。如果说精英一定要担负启迪民智的义务，那我就要和我姑父讨论——即便我们军力第二，没人敢欺负我们了，可你当年没少受欺负啊？即便你大仁大义既往不咎，你女婿的车刚被人砸了，他想多要点儿补偿款都准备豁出性命了，那么谁在欺负他呢？他觉得自己是被谁欺负呢？

我姑父我姐夫都不会上互联网，可能连庸众都算不上。但我琢磨着，全国像他们这样的人大概有八亿，你要让我这个既看过哈维尔也看过昆德拉的人去启蒙他们我可干不了，那不成了搞农村运动的地下党了吗。我连我姑父都启蒙不了，他觉得他住上楼房不用下地干农活儿了就非常幸福，国家军力第二就非常自豪。我不这么看。我怎么看和他老人家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