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

陈破空–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陈曦&文征–推背图归序全解陈沅森–陈沅森小说三部曲大纪元———-红朝谎言录大纪元———-江泽民其人大纪元———-解体党文化大纪元—– —–九评共产党大纪元———-看红朝风流人物大纪元———-志真：生死大 墙 大陆人———-谁是抗日主力军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丁抒————人祸丁抒————阳谋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东方晓白——–雪做的 …

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日本既已投降，中共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中共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获取今后五年里没有人能够跟他抗争的政权。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了重庆，陪他同来的有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也是一个外交的生手。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1895页） 1945年的毛泽东早已不是“五四”前北大的旁听生、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而是手握重兵的一党之魁、两强对峙中的一强，当然不会把这位手无寸铁的胡适放在眼里，时移境异，随着毛泽东在共产党阵营中的崛起，他也不再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了，北大留给他更多的只是屈辱的记忆。在毛的心目中，当年给胡适写信、写明信片乃至登门拜访时的那份尊敬和谦卑都已荡然无存。 毫无疑问，“五四”时代，彻底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青年毛泽东曾是胡适的热烈崇拜者，虽然胡只比他大了两岁。直到1936年，毛还亲口告诉斯诺，他是陈独秀、胡适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毛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就是受了胡适的影响，为此他曾当面向胡适求教，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也说过，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 1951年5月16、17日，胡适连日读了萧三《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他把其中有关毛泽东年轻时办“自修大学”的经历抄在了那两天的日记中。17日，他读了胡华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把有关毛泽东办“自修大学”等内容抄在了当天的日记中。他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23页） 周策纵在《胡适杂忆》中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受了胡适《沁园春·新俄万岁》的影响而作的。 胡适总是忘不了这一切，忘不了1945年给毛泽东的电报，他晚年还几次提及那份用文言起草的电报。1961年12月19日，胡适在台湾，生命已进入倒计时。那天的《民族晚报》上有一篇玉垒生的文章《胡适文言信》，其中引用了他1945年8月4日给毛泽东的电文，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看了以后说，这个电报好象没有留稿，“电报，我差不多都用文言，可以节省电费，而且有些成语，或如韵目，的确可以省了许多字。”他指出几个排错的字，还在旁边注上了13个字：“从纽约发给毛泽东的无线电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3843—3844页）    1949年以后，胡适虽身处海外，但几乎无时不在关注大陆的命运，文化的浩劫、知识分子的境遇、人民的苦难等都让这位漂泊的游子牵肠挂肚，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清算运动没有让他多么痛苦，反而感到自己几十年来传播文明常识、自由思想的努力没有白费。虽然他一度收集了很多大陆批判他的材料，准备写一篇长文来个总答复。比他年轻十几岁的朋友叶公超劝他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245—246页）最后，他也就没有写什么回应文章。相比之下，反胡风运动、1960年饿殍遍野的报道却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在他生命的黄昏，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判断就是建立在这些历史事实之上的。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惧怕胡适的思想，根子就在于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怀疑，重实证，与毛的愚民政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毛企图以无所不在的思想灌输、强行洗脑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从，最后将天下变成他一个人的囊中之物。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要对离开大陆的胡适进行缺席批判，当作一个靶子来打。 1956年9月，胡适已66岁。他在去美国加州大学讲学的途中和记者谈到《新青年》和《独立评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地位时说“从那时候开始，自由思想和共产主义便不能相容。”（同上，第七册，2546页）他还说：“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胡适的影子’，来消灭‘胡适的幽灵’。共产党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证明这种思想在广大中国人民心里，发生了作用。中国人民一日未丧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怀疑求证的精神，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帮文化奴才便要继续清算我的思想。”（同上，2547页） 他感叹，大陆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特别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说话的自由。“中国知识分子就不能说许多非出自本身或虚伪的话，颂扬不值得颂扬的事，或不谴责他们内心不愿谴责的师友。总而言之，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就逼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讲政治性的谎言”。“当中共政权命令全国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时候，我的朋友或学生，都不得不说出他们对我的批判或痛骂。他们充分知道我会了解他们并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同上，2600页） 1961年，胡适71岁了，这年10月25日，他在给赵聪的复信中说：“‘人民文学’发表的《鲁迅传》戏本，我尚未看见，中共恶诋我和我的师友，我见惯了，看作当然应该有的‘戏文’，只觉得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未免有点好笑。前些时（1957）我还曾搜集这一类‘清算胡适的幽灵’的出版品，居然收集了一大堆。近年来，连这点兴趣也没有了，——原因只是嫌‘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了’。”（《胡适书信集》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712页） 也是在1956年9月那一次，胡适在谈及胡风事件时幽默地说：“胡风真是该死。张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风’。在共产党一条鞭的奴才文艺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么文艺自由。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胡风自然应该清算。但是胡风事件可以说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产铁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胡风可被清算，新文化运动已在匪区中止。昔日的文化革命者正在接受审判。但自由的思想将继续在匪区展开。”（《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2547—2548页） 1957年6月7日，中国大陆“自由的假期”突然告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眨眼变成了“控诉和整肃‘右派’人士”的运动，毛泽东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当年和胡适一样怀抱自由理想的同伴纷纷落马。9月26日，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为大陆发生的“抗暴运动”而欢欣鼓舞。“有些人说中国共产政权已经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绝对不确的。……最近中国学生的抗暴运动，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就是经过八年的绝对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国青年学生还是几乎一致的反对中共政权。”（同上，2598页）同时，“对于这些受到共产党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产党暴政斗争的同胞”表示诚恳的同情和钦敬。他无比沉痛地指出： “在今天中国大陆上，凡是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正在驱作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 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2604） 这是胡适对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的基本认识，他的这一看法至死都没有改变。所以，他一直惦念着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朋友的安全。1958年12月17日是胡适68岁的生日，恰逢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纪念日，他在北大校友会举行的聚餐会上发表演说，认为1957年春夏之交北大学生创办《接力棒》刊物，发起“新五四运动”，正是“北大精神”未曾中断的标志。正值毛泽东退居二线，他说：“昨天，曾经当过北大旁听生的毛泽东的下台，‘新五四运动’是其原因之一。”（同上，2775页）但他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并没有下台，而是继续牢牢地掌握着“和尚打伞”的权力，其无限的权力和异想天开的政策将继续给普通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1960年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只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 1961年1月21日，胡适看到吴立行的宣言后说：“大陆上人民饿死的约有六千万人。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两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还可配到八两油，在乡村，每月每人只有一两油。前天邵幼轩把她的祖母（邵飘萍的夫人）的信带来给我看，说副食都不够，‘我们快要干死了’。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两油，她说的‘干死’，大概是指没有油吃而说的。中国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得到食物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还不如无为而治，让人民自食其力，决不至于这个地步。”他用红色的原子笔在吴立行的宣言上划了好几处。他指着说：“大陆上人民真的是饿死了，这些都是真的，真气死人！”（同上，第十册，3460页） 在胡适身边工作了三年的秘书胡颂平，第一次听他如此沉痛地说出“真气死人”这句话。但胡适毕竟是胡适，他还是知道这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并没有反抗的力量。饿死也就饿死了，历史将继续。     作为一个学者，胡适晚年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对文化的垄断与宰制，由此造成文化风气的败坏，乃至文化命脉的中断。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 568—569页） 也是这一年，程靖宇寄给他一些书，其中有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他在5月21日的复信中说： “关于《宋诗选注》，我实在看不出何以这书会引起那么大的攻击。倘有关此事的资料，乞寄我一点，我很想看看。 我觉得这部书实在选的不好。例如黄山谷，他为什么不选《题莲华寺院》和《跋子瞻和陶诗》？他选的几首都算不得好诗。 大概此君颇得毛酋宠任，故招致妒忌，忌者借此书下攻击，意别有在，并非如你说的‘钱真是高明而有胆’也。”（《胡适书信集》下册， 1396页） 在这些日记、书信中，69岁高龄的胡适透露了他对毛泽东一统山河，不仅主宰亿万生灵的命运，甚至要主宰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嘲弄，御用文人大肆吹捧的毛词在他眼里只是“肉麻”，而且连最基本的韵脚都不遵行了。钱钟书在大陆至今仍被捧为“学术泰斗”，其《宋诗选注》也被捧为“经典”，素来公允、客观的胡适感到其实“这部书实在选的不好”，但大陆文人攻击此书，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争风吃醋而已。 不过，胡适也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胡适口述自传》） 对那些伪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作法，一辈子重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适深恶痛绝。1960年5月3日，“五四”纪念日前夕，记者采访这位年已古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巨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五四运动是共产党策动吗？”他指出共产党的成立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两年的事，“现在他们说是共产党的策动，完全是瞎说，不值得一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3254页）5月4日，北大校友会举行“五四纪念会”，他发表了40分种的演说，再次驳斥了这种编造历史的做法，“但我们算算历史，民国十年（1921）7月中国共产党才成立，民国八年那里有中国共产党？这是讲历史的人最简单的考据。”即使共产党创始人、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民国八年二月就辞去北大职务离开了。学生的爱国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才知道，在座的毛子水、罗家伦，当时都在场，可以证明。”否定了英国作家罗勃特《毛泽东传》中所谓“陈独秀在北大召集学生演说，学生们才出去有所行动”的说法。他也不讳言“五四”那天，自己“在上海蒋梦麟先生家里，晚上还喝了酒。根本不知道。第二天从记者那里才知道北京的情形。”（同上，3256页）         不久前去世的李慎之先生曾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我同意这一说法，胡适对世事政局、历史人生的评判未必见得多么深刻、多么高明，然而真知往往并不那么深奥，即使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里，也能保持独立的思考，坚持独立的批判，争取说话的自由，对不同意见的宽容，这些确实都卑之无甚高论。自由主义的理想看起来不是那么过瘾，不像狂热的乌托邦足以激荡人心，颠倒乾坤，取而代之，但却是离现代文明更接近的思路，那些试图一夜之间在地上建天堂的梦想，那些一心渴望大同的不着边际的追求注定了将碰得头破血流。既然读了几十年深刻的鲁迅，我们依旧找不到方向感，那么21世纪，就让我们走近浅白、清楚的胡适吧，他是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国最有力的传播者之一，并身体力行了一辈子，他所走过的路，乃是通向现代文明的路，也是一条绕不过去的路。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渭南书案”或许可以如“焚书坑儒”一般载入辞典。词条下注解： 2003年8月，黄河最大的支流之一渭河遭遇历史罕见的长时期暴雨。洪水过后，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将陕西省上报的灾区3474户村民外迁。按照国家、地方、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筹集，按照每户1.7万元的标准补助，中央补助共计5906万元。但直到2006年，村民仅获得50万元救灾款。而当时作为《检察日报》下属《方圆》杂志社记者谢朝平曾到渭南采访移民款被挪用一事，并形成了两篇文章，但最终因为被当地“公关”而无法问世。谢朝平遂决定写一部三门峡移民史，三年中，他利用节假日6次自费从北京到渭南采访，终成纪实文学《大迁徙》（据《南方都市报》整理）；2010年8月19日，在未出具法律文书的情况下，陕西渭南市警方将前《方圆》杂志记者、自费出版了纪实文学《大迁徙》的作者谢朝平从家中带走，仅口头告知谢朝平涉嫌“非法经营”，最终××××，此事件被称为“渭南书案”。 “渭南书案”今天没什么“最新动态”了。继“书案”被曝光后，至今警方未按规定向检察机关提请批捕，原本答应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当地公安、文化各方，近日在媒体面前“集体噤声”。目前所知的也只有一个“另悉”：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将于下周一（9月6日）抵达渭南，督办此案。 而相关部门的“集体噤声”以及在政府眼皮底下一直未敢发一言的陕西新闻出版局传出介入督办的消息，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事闹大了。正如南都社论《“渭南书案”会否也只是换来一声道歉》一针见血地指出：“作家自费出书司空见惯，权力干预公民的自由表达也不是多么新鲜的事情，当一个作家的自费出书行动与‘非法经营罪’扯上关系时，诞生的不仅仅是一个新闻，其中必有深不可测的内幕。” 对于此事件，通过南方都市报的深度报道以及谢朝平在被捕前交给友人的文章《渭南封杀〈大迁徙〉前后》，我们基本可以了解到事实，而谢朝平在被捕前一些“防范工作”的“到位”，使得他至少比较“幸运”地免受完全被“封杀”的命运。可以说，和之前的“因言获罪”的“同名苦人”相比，此次“渭南书案”所幸之处，在于其文本传播已经引起了一定反响、相关媒体在掌握大量证据的情况下及时做出的事实深度报道、而其本人，也在第一时间紧急采取了应对措施，更因此事件引出走上舆论之尖的、现任陕西省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的18年辛酸举报历程；“天时、地利、人和”地使得谢朝平不至于默默含冤，在这样的强大事实面前，就连作协也聪明地公开表示：渭南警方的作为侵犯了作者的“创作权”。 南都社评说：“现在要让‘渭南书案’得出一个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结论，恐怕只有寄望独立于渭南官方的调查者的介入了，否则最好的结果恐怕也只是按近来惯例对谢朝平说一声‘道歉’而已。”虽然道出其中的无奈与我们所希望所见的“公正”，但在历史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及诸多犹在眼前的“因言获罪”案下，我想，若最后谢朝平能够被施舍一句“抱歉”的话，实在是他的“幸运”。 谢朝平以及李万明所披露的“真相”，当然我们目前只能获悉甚微，但是即使在这“甚微”中，我们就已经肯定，这“真相”，绝对是“深不可测”，甚至可能会超出你的“预期”。正如笔者在大学时期，就一直坚信：政府是腐败的；而毕业曾入职公务系统的短暂两个月的“实地考察”，却使我惊讶于腐败之程度，那是你即使在认定这一事实却未“亲眼所见”前所想像不到的。第一次看“渭南书案”的新闻，我便想到《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大学一位老师和他们是朋友，老师告诉我当时陈、春夫妇提醒他在彼此日常的电话中不要谈及“敏感”话题，因为他们处于被监听的状态。所以看后来他们的《小岗村的故事》，在华文天下的细心“畅销书”思路包装下，就显得不那么“猛”了。 所以说，谢朝平的《大迁徙》必然是“猛”的，否则也不会闹出这么大动静。不过话说回来，“他们”所害怕的，所认定的“猛”，最“猛”不过于——“真相”。我们可以看看《东莞时报》曾做过的一期5年间“因言获罪”案的梳理，你会发现，“他们”的胆子很小、权力很大： 离我们比较近的，是因在网上发了一个质疑公安机关处理一起案件，并声明“并不代表拍摄者立场”的帖子和视频而获“诬告陷害罪”的福建三网民事件。 2006年8月31日，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因一则针砭时弊的短信诗词被彭水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逮捕。经舆论关注，关押29天后，秦中飞被“取保候审”。随后，该案被认定为错案，秦中飞无罪，并获国家赔偿。 2006年5月，安徽五河县教师李茂余和董国平，通过手机向县领导发短信，针砭五河县时弊的“顺口溜”，表达对学校人事安排不满，被定诽谤领导罪。五河县动用了公安、国安、监察局、人大、县教育局、电视台，警察搜家、通宵审讯、拘留10天、降级、撤职，记大过处分，罚款500元。 2007年1月1日，山东高唐县民政局地名办主任董伟因为在百度贴吧发帖称“没钱了，还搞什么建设”，其中因有“孙烂鱼更黑”等语，被当地检察机关指控侮辱县委书记孙兰雨，被公安机关送进高唐县看守所。随后，高唐县公安局以“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和“发现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为由，对董伟案予以撤销，并赔偿董伟1756.86元。 2007年5月17日，山西稷山人薛志敬与杨秦玉、南回荣3人共同商议，由南回荣执笔起草了一份“众口责问李润山（稷山县委书记）”的材料，结果是匿名举报受到惩处，被定为“诽谤罪”，判刑一年以上。 2007年6月28日，河南孟州籍东平、闫进先等六农民举报村办企业武桥酒厂经济问题，编发《正义的呼声》，历经5年的举报和上级的调查，最终酒厂被认定有四项经济问题涉嫌违纪，有两项涉嫌犯罪。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却被以涉嫌诬告陷害罪，遭遇半年牢狱之灾，并两次被游街示众。 2007年7月18日，山东省普降暴雨，一个名叫“红钻帝国”的女网友因为发帖讨论济南暴雨伤亡而遭举报，警方以散布谣言为由对其进行治安拘留。 2007年7月27日，因对儋州市政府将那大二中高中部，迁到海南中学东坡学校的决定持反对意见，那大二中的两位老师便在网上发帖，以对唱山歌（儋州方言编写）的形式发表言论，被儋州警方认为涉嫌对市领导进行人身攻击、诽谤市领导名誉为由，将两位教师处以15日的行政拘留。 2007年10月中旬，因左某、曹某等14人编发散布短信辱骂政府机关领导，陕西志丹县委、县政府联合出面对恶意转发传播该短信中的4名科级干部予以免职。另外两人被捕，一人被刑拘。 2007年12月28日，辽宁西丰县一商人因对该县的拆迁补偿决定不满，并得知自己被无辜通缉后，根据西丰市井流言，编了一条短信发给西丰县的部分领导干部，其中影射县委书记张志国，被判诽谤罪。 2009年3月6日，在上海上班的王帅，被警察带到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原因是他此前在网上发布了家乡河南灵宝市被征农地的现状。随后，在“证据不足”后，他被取保候审，并经灵宝市公安局批准，王帅又回到上海工作。 2009年7月20日，山东曹县青年段磊因在网上发帖，举报该县庄寨镇委书记郭峰，县检察院称段磊此举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以涉嫌诽谤罪提起公诉。此后，曹县法院以“涉及隐私”为由，不公开审理了此案。 …… 从以上引用的《东莞时报》的“梳理”可见，短短五年内，类似于这样因言获罪，匪夷所思的事件是层出不穷。而且相比之下，这些和谢朝平的《大迁徙》肯定“不是一个水准”，那些不过是一个帖子，一点牢骚而已。而谢朝平所要做的，是如他自己所言：“库区的现状和移民们的贫穷和苦难使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写一本书，把三门峡库区移民的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把移民们烙印在历史记忆深处的磨难与挣扎记录下来；把移民来来去去闹返库，执政者给予的充分理解，并尽力创造一切条件，争取让移民安居乐业的情况记录下来；当然，也要把库区那些侵害库区移民利益的腐败现象记录下来……”如此一来，“渭南书案”便“情有可原”，当然，在“他们”失误而下手过晚露出马脚时，会给出一个正当解释：“该局（渭南市文化广博电视新闻出版局）接到群众举报，有‘疑似非法出版物’流入渭南，因此没收了《大迁徙》。” ——好办了。即使最后在如此的事实证据和舆论质疑下，相关部门不得不“忍痛大赦”时，可以将这些匪夷所思、不明事理、蒙蔽真相、非法羁押等等，推给“群众”。毕竟“渭南书案”缘起即非谢朝平对真相的调查，也非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只是因“群众举报”而“为民服务”嘛！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提出了中国转型的“历史三峡论”说：中国历史在秦朝出现了由封建制转到郡县制的第一次“大转型”由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约公元前86年)才大致安定；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自此这一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得以成型和继承；而第二次大转型始于清末:“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的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所以熊培云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中提及：中国转型几时大功告成，经常被定位的年份是2040年，2008年政治学者周天勇等主编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中也指向了这个时间纬度，即：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转向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如果从1979年开始，至少需要六十年的时间”。 我冷不丁地突然提这么与此文不相干的一茬，确是“聊以自慰”。——“低水平民主法制化”，从一系列因言获罪的密麻，到如今的“渭南书案”来看，我们似乎走得更加彻底，因为我们不是在“低水平”，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完全就“没水平”。 所以，最后，语发肺腑，谆谆教导：文章误国，言多伤体，至少在2040年以前，你们要记住：不要写，不要说，看看新闻联播。 （2010.9．6）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7 个评论 小7的最新更新： 中国最后神秘狩猎部落的传奇 / 2010-08-30 11:15 / 评论数( 1 ) 奇迹无所不在 / 2010-08-09 22:36 / 评论数( 15 ) 文化复兴与时评论政 / 2010-07-15 22:03 / 评论数( 7 ) 文人反骨陈独秀——牢狱常客 / 2010-05-14 22:52 / 评论数( 2 ) 文人反骨陈独秀——激扬文字 / 2010-05-14 10:35 / 评论数( 1 )

作者： CoChina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 中国 , 社会 , 文化 , 政治 从边陲看中国：期待一种更美好的文化交融（下） 讲者：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2009年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开始关注新疆史、中亚史。 梁文道：作家、文化评论人。香港出生、台湾长大，一直关注「南洋中国」。 主持： 杜婷：「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负责人 ［ 本文为Co-China论坛第十二期——从边陲看中国文稿，內容经讲者本人审校，版权归Co-China论坛所有，个人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和 Co-China论坛活动文稿，媒体转载请发电邮至：co.china.online.email@gmail.com ］ 【网络提问】：有一本书叫做《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嘉宾可否谈一谈这本书？联系到最近广东的保护粤语行动，文化与语言的关联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到人们生活领域的重大决策？ ●梁文道：这本书是民族主义研究史上的经典著作。最近我看到台湾出了一个新中译本，里面有一篇文章是过去我没读过的，是安德森后来写的，他自己检讨这本书对世界各地的影响。他发现他的观点被过度简化，很多人看了那本书之后都说“原来民族主义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它是被建构的”。像台湾就有些人觉得台湾是可以建立自己的台湾民族国家的，因为反正民族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有的地方的人说你们那些地方的人要争取独立自主是错误的，民族根本就是“想象出来的”。 我对这本书的看法是它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但问题是我们要更仔细地看它，要了解到“想象”并不是虚构。作者不是说民族是个虚构的东西，民族并不存在，他想说民族是存在的，但民族的存在依存于我们的想象。而想象并不是“假”的意思，世间有很多真的东西是有赖于我们的想象的。比如说你爱一个人也要有想象力。你看到你的爱人，你觉得他比谁都帅，比谁都漂亮，这不一定是虚假的，他是你想象的真实。 关于粤语。其实粤语在中国各省方言中已经算相当强势的。在别的省份哪有拥有自己方言的电台、电视台？粤语的强大有香港的关系，香港源源不绝地制造流行歌曲、电视剧、电影，这也是别的方言所没有的优势。为什么广东人今天仍然觉得被欺负？这并不是语言上的反映，而是文化上的反映。广东人长期以来在文化上是被歧视、被耻笑的，比如说在春晚中广东人出现从来都是被笑话的对象。今天很多广东人，特别不能够接受自己的文化在全国文化中所处的位置。从方言来讲，我当然觉得任何方言的保护、发展都非常重要。但其实方言是语言学上不存在的概念。从语言学来讲没有方言这回事，广东话、闽南话就是另一种语言。方言是什么？方言是政治概念，当一个国家决定采用某种语言作官方语言时，剩下的就是方言了。 【现场提问】：我认识一个TVB的摄影师，他是越南华人，早年从南越逃到香港。我问他为什么要逃过来，他说“他们要拉我打仗，我就逃过来了”。我说“你不是越南的国民吗？为什么不为你的国家去打仗呢？”他说“我是华人，我和他们不一样”。但他又说他七八十年代去过一次内地，对内地的印象很差，很讨厌中国大陆。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他既然说自己是华人，但却讨厌中国大陆，这个状态我不太可以理解。还有就是我看许倬云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中提到以前的中国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概念，就像一滴墨水滴到宣纸上，中间是黑的，外面是白的，但是有一大片是灰色地带，就像新疆和中国南方，你出去可以是白色，进去可以是黑色，但是你的身份，这个灰色的身份是很游离的。但现在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或者是一个民族的概念，它有一个很清晰的国界标志在那里，但是两三百年前并不是这样。还有像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提到新疆在二三十年代已经开始设立行省，他觉得民族的关系应该是有教无类然后是改土归流，这才是历史趋势。但是毛泽东设置了自治区之后让少数民族享有一种华丽的，但其实是毫无必要的特权，然后制造出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民族对立。我就想以后是不是所有民族可以并存，并且在政治上各个民族的人没有任何区别。 ●贺卫方：我的妻子曾在一个外文杂志社工作，是一个法文杂志。杂志社里有一个姓阮的先生，今年应该80多岁了，这个老者是越南人，他不是华人，法文相当好。他已经加入中国国籍，娶了一个中国妻子，儿孙满堂。他很认同中国，也是中国人了。你说这样的人，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理解他的状态？还有马海德，他到中国以后也加入了中国国籍，他有个孩子叫周幼马，是个很好的摄影家，也在外文局工作。在外文局这个系统里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像杨宪益的夫人戴乃迭是英国人，她也加入中国国籍。这些人的孩子到底应该算哪族的？56个民族肯定找不到这个族。 你讲的那位先生，很讨厌中国大陆，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他文化上、血缘上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他可能不接受某种特定的政治制度，或者他觉得那里经济发展很糟糕，他不喜欢，这很正常。我希望我们今后能够多多少少去国家化、去国界化，就像现在的欧盟。当然欧洲之所以能够形成今天这个状况是跟它从前在漫长的中世纪就有超国家的组织即罗马教廷有关。那个时候所谓的国家在今天看来基本上算是一个乡里的概念。人类最早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招的学生来自欧洲的各个地方，最后大家成立同乡会：英格兰同乡会、高卢同乡会等等。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算哪个国的，这是一种语言上的共同体，另外还有宗教、种族的共同体。十八世纪以来主权国家的概念，今天看起来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许多地方就是主权之内和主权之外、国际准则和国内法律之间存在极大冲突。我们今后能否淡化国界的概念、主权的概念，建立一种新的，比如说行业的共同体？我遇到一个法学教授，无论他从哪个国家来，大家都会有很多共同语言，而和一个没有共同基础的本国人谈话反而会不那么亲切。那我们以后能否用一种行业性的东西去减少、去抑制因主权而起的冲突？ 【现场提问】：贺教授，你是法学家，中国的法制，制度的制，还有一个法治，是政治的治，究竟怎么样？前途如何？另外给梁文道简单补充一点，你是多才多艺，不过所谓印巴分治不过是英帝国主义留下的诡计而已。 ●贺卫方：这个问题特别不容易回答。我作为做法学研究的人，过去二十年间很多时候参与、介入到一些公共事件之中，我深知中国的法治是多么艰难。有人说中国、法这两个词搭配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有中国就不可能有法；有法就不可能是中国的。 中国两千年历史基本的治理模式是德治，强调“惟仁者宜在高位”，“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同时“外儒内法”，又特别重视暴力化的刑法。我们观察中国的刑法历史，和其它地方的刑法都不一样。我们的刑法一开始就极其残酷，后来在汉朝以后慢慢变得稍微文明一些。但到了明清以后这个国家不知道为什么又变得非常可怕、非常残酷，像凌迟这样的刑法，怎么会变成国家法律中明文规定的一种行刑方式？这是我们的同类，一个人被千刀万剐，三天之内几千刀，成千山万的民众漠然围观甚至欢呼叫好。我们的心灵出了什么问题？ 我庆幸我们十八世纪开始面对西方强势的法治文化的挑战，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两千年来那套治国的方式走不通了。所以我们百年来的中国法制建设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缓慢的，把中国传统的治国模式加以西方化，跟西方的民主学说、宪政学说、个人自由学说进行结合的过程。我想您完全可以意识到这种过程的艰难，因为我们是一个悠久的、具有伟大历史传统的国度。在这过程中间我们不断去摸索，我们着急，自尊心受不了。在西方列强面前，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甚至蕞尔小国日本也可以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民族有时会走火入魔般地选择一些最激烈的改造社会的学说。比方说我们曾经有段时间相信把每个人的私有财产都剥夺了就可以实现一个伟大的社会，实现国富民强，可以高傲地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但是走了这么一大段弯路，我们蓦然回首，发现其实通往地狱的道路铺满了鲜花，我们走错路了。 所以过去这百年来在法治领域我们并没有多少了不起的成就。民国期间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华民国民法典》是一部了不起的民法典，但后来就没有什么了。其实1930年之前的法制大致上在今天的台湾可以显现。作为大陆的学者，或者说位于中原的学者，真的是特别寄望于台湾在法治、在民主政治、在政党制度方面，能够做得更好。我认为台湾的政党制度就不够成熟，基本上它还是以血缘来划分为绿营、蓝营的。绿营、蓝营的依据是什么？就是跟大陆的亲缘关系，我觉得这是不成熟的。我希望台湾也不要再出现司法的丑闻，最近听说台湾巨大的司法丑闻，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跟台湾的司法界朋友有一些交流，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做得特别好，让大陆的人民感受到我们不是一生下来脊梁上就有一副马鞍供别人奴役的民族，我们不是天生就适合搞专制的国家，我们这个地方边缘地带的人民，你看看做出了多么了不起的成绩，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正如我们可以学习香港在法治方面所取得的了不起的成就一样。 ●梁文道：这位老先生刚才讲我多才多艺，我真的是愧不敢当。但我这个人很多心多疑，不是疑人，我对人是充满信任的，但我对任何简单的判断、陈述、结论，天生就有怀疑。比如说印巴分治是英国人的阴谋，很抱歉我是很难彻底信服这句话的。首先我们要了解印巴分治有英国人的作用，你可以说是阴谋，但这与印巴分治完全是英国人的阴谋导致的是两码事。英国人的阴谋是印巴分治出现的原因之一，但是印巴分治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在印度争取独立的时候，独立阵营本身的分裂。这个分裂是有自己内在动机的，我们知道甘地是反对分裂的，但是尼赫鲁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因为尼赫鲁心目中的国大党是一个非常印度教的国大党，是很难与伊斯兰教并存的。他们各自的想法本身都存在，英国人的设计才能够实现，所以不能简单说是英国人的阴谋。 我拿印巴分治举例子是因为印巴分治是现代史上能够看得比较清楚的一个地区因为宗教的原因彻底分裂成两个仿佛是不同民族的国家，最后他们有没有解决他们原来想解决的问题呢？我用印巴分治是想说明这一点。到底是不是英国的阴谋不重要，重要的是的确做了一个实验。 我们大胆假设，假如西藏真的独立了，是不是以后就没问题了呢？肯定不是。藏区有那么多汉人，怎么办？假如今天西藏真的独立了，你觉得它会和平吗？绝对没问题吗？当然不可能。汉地有那么多藏人，藏地有那么多汉人，像印巴分治一样来一次大迁徙吗？互相搬家沿路打架吗？我不相信任何一个简单的政治制度的改变能够解决深层的问题，民族之间的隔阂和仇恨是需要有其他的东西帮忙解决的。 【现场观众】：贺卫方你作为大陆法学家的难处我完全理解，很多话你是不可能讲出来的，我现在替你讲两句。乔石当人大委员长的时候三天立一个法，但问题是这个法是对谁有约束力？它只是对平民老百姓，对弱势群体有用，对共产党没有任何影响。所以作为一个法学家在共产党一党专政之下你本身就是个悲哀。 ●贺卫方：对，我真的很悲哀，但没关系，我觉得幸福往往跟痛苦联系在一起。我有时候觉得在美国做一个法学教授，一点都不如我有意思。在美国大事都解决了，宪政框架没什么变化。不像我每天早上一醒来，都是最大的事：如何在这确立三权分立的制度？如何实现司法独立？如何建立更加合理的政党制度？如何建立财产的权利保障制度？太大的事了，鼓励得我每天都干劲十足，每天活得很好。 【网络提问】：一些平常不为人关注的边缘地区和少数民族的人们还保留了他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信仰。反观汉族人，又有多少传统精神渗透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中呢？请问贺卫方老师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贺卫方：其实所有的文化、精神、传统，都是在动态的过程中，不可能是凝固不变的。通过生活的变化，周遭环境的变化，我们的传统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变化，有了所谓的新传统。有人说五四以后的新传统，就是反传统变成了新传统。像吴虞先生对孝道激烈抨击，认为孝是中国万恶之源，并且身体力行对自已父亲不孝。他说什么我们生下来哪里是父母有恩，他们不是故意要生我们的，他们只是找乐趣，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我们生出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所谓儒家文化或者汉人的文化，究竟有几条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我看几乎没有。 我在新疆接触很多汉族朋友，我发现他们语言有许多变化。新疆兵团流行的方言是河南方言，包括我们胶东人在新疆生活久了说的都是河南话。我问怎么不说胶东话，他们说讲胶东话别人听不懂，就连哈萨克人学汉语都学河南话。据说哈萨克人会唱豫剧，有板有眼，唱得很好。这些兵团的人在这里生活久了，不论是在语言还是生活习性中，他们跟维族、哈萨克族的人都有一种趋同化。比如说到哪儿去有多远，他们就说“远远——的”，这是维族人的习惯。你打听路，维族人不告诉你具体有多远，他说远远的，那个远字拉得越长就表示越远。时间久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化融合就是这样的过程。我倒不觉得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有些老的东西失去了，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我们每一代人都会重新建立自己的传统。 ●杜婷：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请两位讲者对今天的讨论做一个总结吧。 ●梁文道：我今天讲的是我们中国人怎么处理自己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是怎样的。这里有太多我们假设为天然的事其实并不天然。我这么多年来写文章做评论，我一直想的就是怎么样不要有那么多的想当然，这个世界实在没有那么多的事情是当然或必然的。大部分我们觉得当然或必然的事情，它背后其实是复杂的，是有问题的，是有待解决的。 怎么样更慎密地思考与聆听是相当重要的。假如我们能够胸怀再宽广一点，我们能够听到很多我们自己内部的杂音，听到边陲的杂音，听到边陲以外，跟我们很像的海外华人，或者一些很难说是汉人、华人或中国人的人，听到他们的声音。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大家都很爱说话、很爱发表意见，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耐心去好好听懂别人讲什么，去看清楚别人写了什么的一个时代。当我们讲从边陲看中国，需要的就是中原对边陲更大的耐心与细心。 ●贺卫方：虽然我刚才对西方主权国家的概念提出了一点看法，但我还是要说近代以来国际法的发展，尤其是各个国家边界的大致清晰化，使得我们不再像十五、十六世纪，或更早之前那样。那时候的新疆兵荒马乱：吐蕃人来了，把新疆给占了；然后突厥人又来了；然后匈奴人又来了……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断处于战争中。现在的情况不太一样了，大家的国界树立得非常清楚，国界之内和国界之外有了非常大的分别。现在要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国家界限的变化已经不大容易了。 我每到一个国界都愿意往外张望一下，看看那边怎么样。到了巴基斯坦，我甚至走过国界，去看看巴基斯坦那边的情况。我发现新疆周边的地方，从远处看都不如我们这边好。拿道路来说我们这边都是国道，柏油路修得特别漂亮，而那边都是泥泞的小路。边境的贸易，我们运出的是工业制品，那边运过来的都是原材料，这是这个国家让我感到喜悦的一点。确实我们有三十多年相对安定的状况，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 新疆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新疆也确实有了相当的发展，所以我们也理应更宽容。不要维族人表达一点不满，就说人家是独立倾向，这是特别不好的做法，剥夺了维族人批评政府的权利。我觉得我们需要用一种更加理性的精神，理性对待所有的人，包括自己本民族的人，包括其它民族的人。最终中原可以从边陲学习到好多东西，同时边陲跟中央之间的关系也会有一个更加合理的架构，不至于说边陲就是边缘化。我相信我们期待的是一种更美好的文化交融，就像我们今天的论坛所做的这样，谢谢大家。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CoChina的最新更新： Co-China论坛（12）：从边陲看中国文稿（中） / 2010-08-17 22:29 / 评论数( 0 ) Co-China论坛（12）：从边陲看中国文稿（上） / 2010-08-17 22:24 / 评论数( 1 ) 贺卫方、梁文道:从边陲看中国 / 2010-07-20 19:57 / 评论数( 12 ) 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下） / 2010-07-20 04:06 / 评论数( 3 ) 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上） / 2010-07-20 03:09 / 评论数(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