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

七、 唯物史观有无道理？ 本区网友似乎颇有赞同唯物史观者，认为社会上层建筑确实由生产力决定。在生产力低下的人类社会早期，实行专制独裁确有其优越性。但等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程度，百姓解决了生存问题后，就自然而然会产生自由的要求，因此，从长远看来，民主社会一定会实现。 对这个问题我在青年时代就作过思索，几十年后上网，在旧作中多次说过思考心得，这里再稍微完整地介绍一下。 据我模糊记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可以分解为两个基本假定： 1） 人类社会生产力总是要不断地无限地向前发展。在马克思，生产力相当于牛顿力学里的“第一推动力”，对其发生原因毫无解释。 2）这“社会科学”里的“第一推动力”决定一切，决定了相应的生产关系以及社会上层建筑，包括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等。因此，后者也要随前者不断发展。 对第一条假定，我当年的感觉是： 1）生产力不是第一推动力，私欲才是第一推动力。马克思连这都看不见，竟然颠倒因果关系，把私有制的出现当成是私欲的发生原因而不是结果，以致昏乱到相信人类可以废除私有制。其实私欲是根本不可能破除的，因为那是物种的存在前提。既然如此，那私有制当然也就不可能废除，否则生产力就会失去发展动力，令社会陷于困顿与匮乏之中。这就是我在70年代最强烈的感受。 2）生产力未必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也未必会不断进步。马克思这“一般规律”是通过回溯欧洲发展史发现的，可欧洲恰恰是例外而非常态。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土著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就停滞不前。只是开始出现停滞的水平与停滞的方式不同而已，或是在低水平即出现停滞，并呈简单凝固态（如非洲、大洋洲、美洲土著），或如中国那样，在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再以循环方式限制其最高水平。欧洲之所以成为例外，是各种因素使得它处在一个开放系统中，尤其是列国林立、争战不休为其文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刺激力（参见拙著《中国为什么没有大思想家》）。 对第二条假定，我的感觉是： 1） 经济基础当然会影响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唐德刚译为“意缔牢结”，ideology，完全是蓄意误导读者去望文生义，让他们以为那是“情结”之类），但仅仅是影响因素之一。社会形态是一个多元函数而非单元函数，除了经济外，还受自然资源、地理、气候、政治制度、历史、宗教、人文传统等等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孰轻孰重，很难作出统一的标准的判断。例如非洲和大洋洲的土著一直停留在原始状态，似乎是热带的优越自然条件使得生存相当容易造成的，然而这却不能解释生活在气候相当酷烈的北美大陆的印第安人何以停滞不前，他们连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车轮都未能作出。 2） 对于文明进化到一定程度（亦即脱离了非、澳、美等洲的原始水平）的社会来说，社会制度与“意缔牢结”对生产力的影响作用，似乎比生产力对它们的影响作用大得多。例如中国之所以循环千年而无寸进，完全是社会制度与“意缔牢结”对生产力的强大的制度性压迫与严格的思想管制使然。在中国，不是经济决定制度，而是思想决定制度，制度又决定经济。传统社会不必说，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形就是最新例证。类似地，宗教也对社会起到极大的模塑作用。南亚佛国人民性格和平，清心寡欲，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与中东回回完全是两回事。印度和巴基斯坦原来同属英属印度帝国，受过同一外来的 “训政”。在这对绝佳的社会实验对照组中，唯一不同的因素似乎就只有宗教，但分治后走的路完全不一样，提示社会制度确实受宗教影响。即使是在基督教国家中，新旧教国家的发达水平也可以截然不同，南北美就是绝佳对照。 3） 马克思没有考虑到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甚至没有说明他研究的对象到底是处在一个孤立系统里，还是处在一个与其他系统发生互动的开放系统中，因而完全忽略了不同文明间的互动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其实，如中国经验表明的，在海禁初开后，外来文明的冲击对本土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远远超过了系统内生的原动力。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屁话，屁就屁在那个“唯”字上，它生动显示了马克思的隧道眼与直线脑。生产力水平当然会影响社会制度，我自己就曾写过文章，说早期人类为了在险恶的生存条件下活下去，必须实行专制制度，但这并不等于经济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更不意味着一个封闭社会的生产力会自动地无限发展。 事实上，世界历史提示，有如说抽象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不如说欧洲的文明输出是其他洲的文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其他五大洲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发展，基本是由欧洲的文明扩张驱动的，其发展速度与水平取决于本土文明的惰性与抵抗力。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就是欧化史。要看到这一点，只需如我在旧作中说过的： “只消睁开双眼，随便到中国的哪个小县城里看一眼就行了。只要看看哪儿没有洋楼，哪家没有‘三大件’，哪儿还有人穿着麻布或丝绸织的峨冠博带、揖让如仪、肥马轻裘地在街上走，哪儿还有私塾在教‘破题’‘承题’‘起讲’，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得承认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咱们有四大发明，人家有四万大发明。‘东风无力百花残’，传统文明之残露早被西方文明之烈日无情蒸干，只留下《易经》、风水、特异功能那些煨不烂，炖不熟，狗不理，猪不闻的好货色。甚至就连弘扬这些国故，咱们靠的也不是祖传的雕版印刷术，更不必说维护国威全得仗鬼佬发明的‘两弹一星一艇’。” 这说的还只是西洋文明带来的“物质文明”变化。其实，西洋带来的新观念，才是驱动其他地区发生社会变化的最主要的动力。落后地区是否能发生实质性的社会制度变化，变化速率如何，取决于土著民族吸收消化西洋观念的能力。善于学习者如日本，在短期内即能按照西方模式改造自家的社会；不善于学习、又不狂妄自大者（如非洲多数国家）则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原状；不善于学习而又为进攻性自卑情结所苦者（如俄国和中国），则干脆发生负变化，亦即以先进的西洋手段改造原有的腐恶制度，使得它更加强大。由此可见，在这些国家中，决定社会发展路径的，完全是外来观念与本国文化传统互动的结果，与马克思的机械的“唯物史观”描述的完全是两回事。 为了维系民族虚荣心，唐德刚以“现代化”来偷换“西化”一语，提出毫无依据的“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规律”，好像没有欧洲文明冲击中国也会发展似的，完全是无视世界历史与本国历史的意淫——请问非洲黑人、毛利人、印第安人等等是否也有他们各自的“长江三峡”，是否也会自然启动其各自的“现代化”进程？看看今天那些地方的土著的现状，人们就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不断扩张的欧洲文明，则今日非洲、美洲、大洋洲当仍然处在蛮荒状态，中国也只会处在永恒的循环态中，转得不亦乐乎。而老芦作为少年进士出身的致仕乡宦，早就娶了≥5个老婆，正准备如“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康有为一般，在70岁还娶个18岁的小妾。 不管怎样，反正搭帮鬼佬，咱们总算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了。那么，随着生活的极大富裕，咱们会不会如同鬼子一般，“衣食足而知权利”？ 我看只怕是“财主家的闺女——难说”（这儿的“说”是“说亲”的意思）。当年欧洲各国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为何英国早在其他国家之前就走上民主道路？后来德国的生产力与科技水平都超过了英国，魏玛共和国为何还会恶变为纳粹政权？如今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恐怕要远远超过百年前的美国吧，咱们有他们的权利意识么？ 有了权利观念又如何？民主是绅士的游戏，不是无赖的游戏。百姓若只有权利观念，没有责任观念、契约精神、妥协精神与双赢观念，就只能是刁民而不是公民。如果全民都以欺骗他人、规避契约责任为大智慧，这文明的游戏又如何玩得起来？ 民初的先例早就放在那里了。民国实验之所以流产，祸根早就埋下了。孙大炮当上临时大总统后，根本就不想让位给袁世凯。但南京临时政府没钱发饷，招来的烂兵分分钟要哗变。他再也撑不下去，只好千方百计想把满洲租借给日本人，由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还以上海招商局为抵押，向他们借钱打内战（这就是那卖国老妓的终身专业）。在与日本三井物产职员森恪的密谈中，他告诉森恪： “近日，革命政府财政穷乏已达极点，供给军队之财源几无，几达破产之地步，若数日内无法获得救燃眉危机之资金，或解散军队，或解散政府，命运当此。此时，余等若数日不露面，恐谣言四起，谓余等逃走矣。鉴于上述现状，旧历年前后不拘何种手段，亦要筹足维持军队之费用。汉冶萍断然实行日华合办，以筹五百万元，以招商局为担保借款一千万元等举，皆因此故也。虽费如此工夫，但此类交涉荏苒不决故不得已又考虑出：先与袁世凯定和议，以抑天下之乱，而后徐筹军资，以图再起，以武力扫平北京重建天下之方针。近日与北方频繁交涉议和协定，与袁之谈判亦渐成熟，双方条件大体一致，而今只待南方之决心，南北即可休战，而余等至今仍对解决财源问题存一线之希望，若有幸可能解决防止军队离乱之足够资金，余等可将对袁和谈延至年后，再筹资金，而后排除袁氏，按当初之计划以兵力彻底扫除南北异己分子，建立共和政体，绝他日内争之根。虽然如此，时至今日，仍无获得金钱之望，倘不幸在此五日内即九日以前、旧历年末前无法获得预定一千五百万元之借款，则万事休矣。革命政府倒台之前，可先法制人达成南北和议，将政权让于袁世凯，而政权一旦移于袁氏之手，今后难发突变，亦几乎无望履行与日本之密约也。” 他说得清清楚楚：南北议和只是“以抑天下之乱”的缓兵之计，为的是“徐筹军资，以图再起，以武力扫平北京重建天下”。只是后来消息走漏，英国向日本提出抗议，日本人不敢独自违反列强一致决定采取的中立立场，又觉得满洲已在囊中，不必再花钱，所以没有借钱给他，加之国内舆情大哗，孙文只好悻悻作罢，被迫让位给老袁。但他根本就不死心，仍在梦想“发突变”，“以兵力彻底扫除南北异己分子”，因此一直在密谋倒袁。那秘密活动早在宋教仁案发生前就开始了，这是他的顾问端纳在私人通讯中披露的。所以，宋教仁死于非命，孙中山的嫌疑确实非常大。所谓“二次革命”蓄谋已久，宋教仁案不过是个借口。就算宋不是他杀的，“二次革命”也绝对是践踏最起码的法律程序的犯罪行为。 “护法战争”的烂事更是烂得出奇。段祺瑞赶走辨帅张勋、“再造共和”后，拒绝召集已被黎元洪解散的国会。孙文竟然以此为借口，号召“护法”，如列宁一般，拿着德国人给的巨款贿买议员，南下广州，召开非法国会，两次成立伪政府，先后自任“大元帅”与“非常（法）大总统”，悍然分裂祖国，打响了南北战争的第一枪。可笑的是，既然要以“护法”为名，那起码得按《临时约法》办事吧？可《临时约法》上有哪一条提到过“军政府”、“大元帅”与“非常大总统”？而且，该约法规定的是责任内阁制，总统完全是虚君，行使行政权的是内阁，可“护法军政府”与“中华民国正式政府”的责任内阁与总理在哪里？如此丝毫不讲起码的文明规矩、说一套做一套、甚至以暗杀除去政敌的低级流氓，竟然至今仍被大批海内外华人包括所谓民运人士奉为“民主男神”，您说国人的普遍公民觉悟有多低？中国要实现民主化，我看起码得等到大多数精英的认识提高到知道唾弃孙中山那天。 所以，光是生活水平的改善，看来并不能使人民自动获得现代公民觉悟，这些知识必须从外面灌输进去。换言之，“训政”还是必要的。所谓“训政”，就是培育出全民的权利意识、妥协意识与高度的守法精神。 可就连在这个问题上，先辈们也是南辕北辙。辛亥以来川流不息的革命，搞的恰恰是“野蛮其精神”的“反训政”。我已经在旧作中说过了，最佳的“训政”方式，是君主立宪制，亦即利用中国的千年传统，藉助“王法”的权威，建立百姓的现代守法观念。辜鸿铭就看到了这一点，当年他说，你要是跟老百姓说，这是法律，百姓根本不当回事；可你要是说：这是“王法”，他们立即就凛遵无违。所以，晚清新政，实在是“训政”的最佳手段，而且在短期内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新政推行了不过十年，精英们的权利意识与法治觉悟便陡然上了个大台阶。上引秋瑾遇害后各地报刊的责难，就充分显示了作者们的权利意识与法治观念： “此次之党狱，政府官吏之对于我人民，可谓侵削生命权之甚矣。欲杀则杀，欲捕则捕，欲搜查则搜查。不必有证，不必有供，不必按律。匿帖可信，罪名可诬。一切敲诈之事，乘此而大起。人有旦夕之恐，士无一线之安。行旅不得自由，居处不得自由，书信不得自由，一切营业不得自由。世界普通所有之人权，大概尽为所侵削，而复日处生命危险之地位。” 今人读之，实不敢相信如此之高的文明觉悟，竟会为百年前的古人所有。本人也算是我那代人中的先知先觉者吧，可直到1970年，我才初次萌生了最原始的人权观念，悟出“即使是公检法机关，也无权任意抓人打人”。即使是今日，又有多少识字分子能有上述作者的觉悟？由此可见，在过往百年中，公民的觉悟倒退是何等惊人。 又如这一段： “浙省之秋瑾与大通学堂，姑无论是否果为徐党；就令确为徐党，亦不过在预备阴谋之列。以常事犯论之，只有预备阴谋、未至措手实行者无罪，所谓只问行为、不问意思，刑法无诛意之条，与道德宗教判然殊也。以国事犯论之，预备者比措手实行者减一等，若阴谋未至预备者减二等，此文明国对于国事犯之办法也。” 其中“刑法无诛意之条，与道德宗教判然殊也”的基本原则，毛时代不必说，现代国人中又有几人知道？《明镜》发表了对老芦的采访录后，高伐林先生的一位年长的朋友说：发出这番言论的芦笛，“十分像是一个隐形在叛逆言论后面的中宣部便衣官员”。一位在海外长年接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竟然连百年前古人的文明觉悟都没有，岂不令人骇然？ 人民知道以法律要求政府，政府又何尝不以此自律？无论是推行新政后的清廷，还是先总统袁公与先总理段公主持的北洋政府，一开头都还是严格按照临时约法施治的。袁世凯还特地请了两个外国法律顾问辅政。稍有偏离约法之处，立即就要招致国会抨击。只是临时约法订得实在太烂（亏唐德刚还赞为“不朽的政治文献”），缺乏可操作性，国会又沐猴而冠，毫无顾全大局的责任伦理，滥用约法授予的过分权力，以无故刁难政府为职业，这才先后逼反了袁、段，两次解散了国会。正因为国会由一群捣乱分子把持，严复才会在老袁解散国会后说，那是民国成立以来政府干的唯一一件好事。 今日中国能指望有如此严格守法的政府么？若说那是老毛子的偶然干扰所致，不能作为论据，那孙中山的“护法”伪政府的政治伦理又如何？只怕比共产党还烂。至少，毛泽东还不像孙文那样，不但暗杀政敌，贿买议员，毒打议员，下令炮轰督军府，而且竟然连个区区报人都要干掉（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证孙氏涉及的被暗杀者有陶成章、黄远生，孙氏涉嫌暗杀的人有宋教仁、程璧光、邓铿），更不兴出动正规军去血腥镇压公民的自卫武装——商团，甚至下令炮击并纵火焚烧平民辐辏的广州西关。若说这最后一件事是毛子的干预所致，那前面那些烂事总赖不到毛子头上去吧？这种低等流氓竟然成了规划“训政”的“国父”，那还能训出什么好家伙来？ 妥协精神又如何？辛亥虽然从总体上来看是烂事一桩，但它仍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那就是儒教的仁厚传统还存留着，因此朝野还具有相当程度的妥协精神：摄政王服从资政院决议，解除国柄退归藩邸，“皇族内阁”也服从资政院选举结果，将政权交给新选出责任内阁，最后清廷更服从民意，情愿逊位。这些“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也倒了”，并没有困兽犹斗，如萨达姆、卡扎菲一般血战到底。此后又南北议和，避免了全面内战，左中右咸与维新，共济一堂，还真有点多元“共和”的模样。只是“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对调和”（宋庆龄语），因为想当大总统，便与“官僚派”的“假共和”势不两立，带头破坏民主共和，多次发动武装叛乱，在窃据广东后更以武力去实现他的“真共和”。为此竟不惜投靠老毛子，以武力推倒北方的“假共和”，最终使得中华民国成了中华党国。 即使如此，国民党毕竟还讲究点儒家“不忍人之心”。军阀给打倒了，出洋或进租界就是，老蒋并不斩尽杀绝。他真正暗杀了的政敌，除了出道时干掉的陶成章外，也就只有唐绍仪，以及替汪精卫死的曾仲鸣。老汪就不必说了，唐绍仪据说是军统报告准备投日，他才下令“制裁”的。除此之外，哪怕是连对全民族犯下大罪的张学良，他都放过了。最结棍的还是，李宗仁终生反蒋，老蒋非但没有如同老毛那样无情整肃之，在抗战期间还让他作独当一面的军政长官。三大战役后，中央军悉数被歼，李宗仁白崇禧此前保存了实力，此时见老蒋输光当尽，竟然去与共军勾结，密谋联合夹击老蒋。幸亏老蒋见机主动“引退”，这才避免了南京政府更迅速的垮杆。饶是如此，白崇禧后来到台湾去，老蒋虽将其投闲置散，却也未报复。 这些事，在共党中国能想象么？如今“从政”完全成了“不道德”的同义语，国人完全没有了“政治家必须遵守政治伦理”的起码文明观念，跟老毛一样，对尼克松为何会因水门事件下台而大惑不解。“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成了英雄气概。政界乃至商界许多人崇拜毛泽东，就是因为他敢于并善于不按规矩出牌。漫说是国内，就连在剑桥的中国留学生选举个什么“学联主席”，那女主席（Chairwoman）显示出来的不择手段、斩尽杀绝、毫无廉耻自爱的英雌气概，也不禁令人遥想润之当年。 国民的文明觉悟、道德修养为何会在过往百年中发生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倒退？咱们当然可以赖在老毛子头上。但问题还是那个：为何共产党能上台？我早在旧作中反复解释过了，暴力革命本身就是最强大的负筛选场，专门将无恶不作的人渣选出来捧上高位。在武装夺权斗争这种恶性竞争中，心狠手辣、斩尽杀绝、背信弃义、毫无廉耻、疑神疑鬼等等最卑劣的品质反而成了强大的优势，保证了具有这些品质的烂仔胜出。老袁没有老孙厚黑，所以老袁成了窃国大盗，而老孙成了国父。老蒋没有老毛厚黑，所以老毛成了人民救星，而老蒋成了人民公敌。经过一次又一次这种“劣质大赛”，领袖集团的素质当然要一次又一次暴跌。毛共执政后以仇恨立国，将心狠手辣、斩尽杀绝吹成“坚定的革命立场”，将背信弃义、毫无廉耻捧为“机智勇敢”，将疑神疑鬼誉为“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在历史上首次将这些卑劣品质当成遴选革命接班人的标准，并通过文宣教育机器强力注入青少年心灵深处，把全民训练成了残暴狡诈的野兽。后毛共又以钱为纲，把全民化为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贪婪动物。 在这种情况下，让人民去玩绅士的游戏，您说是比晚清那阵更容易呢，还是更困难？一旦重开民主实验，只怕涌出来的无数今朝风流人物要让孙中山、毛泽东瞠乎其后。如果说晚清时的中国是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那么如今的中国便是皂黑染透了的绢子，要画什么新花样，只怕先得漂白才行。所以，如今的中国要实现民主化，比当年更加需要训政，这个任务可不是经济增长就能自动解决的。然而由谁来训？再是天真的白痴，也不至于指望中共那只想维护统治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团吧？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的民主化毫无希望。我已经在旧作中反复说过了，西方文明的冲击，使得中国失去了既往的最适生活方式，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主权在民”的民权观的普及，以及“天命论”的破产，使得可持续传递的专制再无可行性，导致专制政体出现“权威逐代递减”。而“人生而平等”的西式价值观的流入，也使得专制社会丧失了旧有的维稳软件，使得中共只能靠暴力镇压与经济增长来维稳。这种制度是绝无可能永久存在下去的。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确实能影响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中共的“反训政”。伴随着急剧增大的经济规模出现的，是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元化。列宁斯大林设计的极权制度，只能在部勒一元化的奴隶社会时得心应手。而如今日趋多元化的中国社会结构，使得专制政府日益丧失操控人民的能力。互联网的发明更使得共产党发明的黑幕政治运作变得日益困难。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多元化已经反映到了党内，广州“做（蛋糕）派”与重庆的“分派”的公开论战，提示那个诡秘的黑社会集团内部的政策分歧，已经无法再如过去那样死死地捂住了。不难想见，这个趋势若继续发展下去，则中共迟早要被迫摸索出一条和平解决党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的路子，起码先在党内试行西式民主。中国也就有可能如英国那样，通过贵族民主的过渡阶段，最终实现全民民主。 此外，工商社会的形成以及日渐扩大，也有可能让法治社会的契约精神逐渐渗透到精英阶层中，最后扩散到全社会中去。若是到最后大家终于明白，搞政治其实也就是做买卖，自己要赚钱，也得让别人赚钱，认进不认出的“零和博弈”只会两败俱伤，则妥协精神也就能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基本原则了。到了这一步，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就获得了软前提。 由此观之，社会发展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非常复杂的问题。制度和思想能极大地影响经济基础，而经济发展也能影响思想和制度，没有什么“唯”的屁话。反动思想、反动政党与反动制度能实行“反训政”，染黑人民的灵魂，经济发展也有可能漂白之。 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漂白”尚只是一种潜能，一种趋势，它能否最终奏效，还有待全民的耐心努力。冥冥之中并没有什么“客观规律”与“历史潮流”，事先决定了人类发展的共同途径，更没有什么“天意”保证中国一定会有个光明前途。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如果大家误认为“历史潮流”保证了民主一定会在中国实现，再去效法前人蠢动蛮干一气，已经获得的社会进步仍有可能被断送。 因此，重要的还是吸取前人留下的惨痛教训，放弃“明天就发生奇迹”的幻想，破除“速胜论”，坚持“持久战”，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进步，将人为启蒙与自然进步结合起来，耐心地一点点去漂白被中共污染的全民的精神世界，为社会的文明化、民主化点点滴滴地营造思想意识的软前提。 （全文完） 附白：又要去戒网了，但愿这次能戒得更长些。世上最容易的就是戒烟，我一个月能戒好几次，其次就是戒网了吧。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今的通讯全靠网络，只有毅力超人者才能一面上网看信写信打电话，一面成功地回避政治论坛。

中国缘何倒退百年？ ——与老金商榷 芦笛 拜读了老金的《大船何时过三峡》的已写出部份，有些疑问，写出来就教于老金以及诸位大贤。 一、 关于“自私基因” 据老金介绍，霍金认为： “人类基因中携带‘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地球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人类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能将赌注放在一个星球上。” 这当然是屁话，是“社会生物学”最高最活的顶峰，用生物学去解释一切人类行为，却完全忽略了人类理性对塑造人类自身乃至决定人类命运的能动作用（起码是一种potential吧）。老金的驳斥大部份我也赞成，但我觉得下面的推理似乎有点问题： “从器官水平看，往往一个器官的活动要受到两种互相拮抗神经的支配，如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实际为兴奋性神经和抑制性神经）；一种激素的分泌，一定有控制激素分泌的调节机制，如甲状腺激素和皮质激素的分泌要受到来自垂体和下丘脑的控制，而且通常为负反馈调节。基因也是一样，既然存在着自私基因（或称利己基因），就一定有与之相反的利他基因，以及抑制、下调自私基因的机制存在。上帝造人，绝不会让一个自私基因毫无约束地存在。”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老金是说，人体必然有一个或一套与“自私基因”相拮抗的基因。这里似乎有两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自私基因？过去本区讨论道金斯那本烂书时，老非就曾问我：你说哪个基因是自私基因？问得我一愣，暗赞这老不死老东西就是有水平：是啊，如今人类基因组的序列都测定得差不多了，有谁证认了哪个基因是自私基因？如果说那是尚未被克隆出来，那看看细菌与病毒的基因组也就够了。它们早就被研究得清清楚楚，又有哪个基因是自私基因？根本就找不出来，然而你能说那些低级生物是无私的么？如果这样，那世上如今也不会有这些物种了。自私就是物种的存在方式，不自私，物种就一定要灭绝。一切物种都有无限繁殖倾向，然而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不要说生物体普遍表现出来的损人利己行为，光是自身拼命无限繁殖，就必然要在客观上起到损人利己效果。这应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吧？ 我由此想到，道金斯的“selfish gene”，其实是个哲学概念而非科学概念，如同中医的“阴阳五行”“精气血”一般，根本就无从落实。生物体当然是自私的，然而这自私只体现在全套基因组的设计目的中（少正卯又要无语了，其实那才是他最适合干的事），并不能落实到某一个具体的基因上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噬菌体：所有的基因都是为损人利己而存在的，然而那损人利己是综合效果，不是某个基因的功能。 换言之，损人利己只体现在设计目的中，是“虚”的而不是实的，并不能落实到某段核酸的序列上去。正如您无法在潜水艇中找到“潜水元件”一般，全舰潜水并在水下航行是潜水艇的设计目的，每个元件都是为此目的制造装配的，但没有哪个具体的元件单独负责此功能。微生物如此，高级生物当然也只会如此。因此，我敢断言，即使人类把所有物种的基因组都查得清清楚楚，也绝无可能证认某个具体的“自私基因”。 赶紧补充界定一下：所谓“自私”，指的是“生物体的存在目的，就是尽可能地、不择手段地保存并最大限度地繁衍本物种”，因此，所谓“自私”，其实是“种私”，老金列举的那些生物的舍己为人行为，就是为此目的出现的。它貌似与“保存自己”相反，但说到底还是为了保存物种，只体现了物种为此目的而不择手段。这种行为，最后还是只能落实到设计目的上去，并不可能证认蜜蜂的某个具体基因驱使它们去奋勇捐躯。比起高级动物来，蜜蜂的基因组十分简单，应该早已查明，而我们至今尚未听说过“奋勇捐躯基因”被克隆出来，足证我这一推测不错。 以上所说，现代生物学家们是决计不会同意的，因为那是目的论。但不采用目的论，您根本就无法解释生物（起码是低等生物）损人利己的存在方式。论实质，目的论与进化论都是假说，但前者更言之成理，至少没有后者那样牵强，需要过人的信仰力才能相信，生物体那按一系列鲜明目的装配起来的复杂系统，竟然是随机进化出来的。 不管怎样，迄今已有的证据提示，没有具体的自私基因存在。既然如此，那与之相拮抗的反基因或调控基因也就不可能被发现。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第二，高级生物体内确实存在着两大拮抗调节系统，诸如分子水平的蛋白质磷酸化与去磷酸化，神经系统的交感与副交感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胰岛素与胰高血糖素等等，而且这些系统都以负反馈方式调控。但这是为了维持内环境稳定而设计出来的。广而言之，一切自控系统都应用此原则，离开负反馈调节就一定没有稳态。 但据此似不能类推出生物体内也存在着与“自私基因”相拮抗的“无私基因”，盖两者的设计目的完全不一样：两大拮抗系统的存在是为了“维稳”，亦即维持生物个体内的负熵态，而物种的存在方式是无限制地繁衍，没有什么系统内的稳态可言。例如在营养充足的条件下，细菌按指数曲线疯长，哪里有什么稳态可言？又哪有什么内源性的负反馈调控机制来控制它的繁殖速度？限制其繁殖的只有外界条件，而这并不是什么负反馈调节——放在培养瓶里的细菌，用完了资源也就悉数死翘翘了，并不会受到某个基因的调控，使之保持“合理繁殖速度”，以尽可能长地存在一些时候。 其他生物也类此，迄今没有发现什么负反馈调节系统来遏制一切物种无限制繁衍自身的倾向。老金也说了，对这种倾向的遏制是外界强加的，并不是由物种内源性的“刹车”来自我调节的。因此，我很怀疑这种“刹车”的存在。 二、唐德刚笔下的袁世凯与孙文 老金提到我对唐德刚的不屑，并给出了他自己对老唐的“三七开”评价。我的确非常看不起老唐，觉得他那个专业历史学家实在是尸位素餐，滥得虚名。 前些天国内开了个史学研讨会，杨帆、刘仰、秦晖、萧功秦等人都参加了。那会谈纪要很有意思，竭诚推荐大家去看看。萧功秦先生在会上发表的对史学流派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杨奎松、高华、沈志华等人可以称为史学里的“新实证主义”，这个学派对去伪存真、澄清史实作出了伟大贡献，但这还不够，他认为中国还需要发展出一种“解释学派”，我的理解就是寻找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必然因素。 我很赞同萧先生的这个主张。国内史学界的“四大天王”（二杨、高、沈），都是“史料派”，其共同特点是发掘大量的史料，查明真实的历史是什么。诚如萧教授所说，这些大家的努力，对破除官方伪造的神话贡献厥伟。但这只是“微观史学”，并未对历史现象发生作出解释。这确实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大弱项，应在未来补足。 用萧教授的分类来看，则唐德刚应该算是“解释学派”。如果说杨奎松教授的著作是“压缩饼干”，则老唐的东西完全是清汤灌水，几无史料可言。我曾经说，看他的书必须以沙里淘金的精神，淘去无量屁话，才能打捞到星点见识。除了下面要批的“三峡”论外，他的零星见识也偶有可观者。但其所以可观，乃是国共两党伪造历史玉成的。唐本人无非是生得早，能抢在别人前头看到那彰明较着的事，又跑到海外来，具备了说出为当局所不容的话的地位，因而很有限地首次突破了国共的神话框架，然而那突破委实有限得紧，辜负了他的机遇。 他对老袁与老孙的评价就最能说明这一点，据老金的引用： “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而他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诉我亦如此）。而孙中山却正是袁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他在《袁氏当国》末尾还写上这样一句话——“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 肯定袁世凯，当然需要一定勇气，但这在海外完全可以做到。任何一个真正有学术勇气的史学家，若是生活在海外，都该实话实说。而要看到老袁在戊戌之前就主张并投身改革（远在康梁驰名宇内之先），在此后对中国西化作出的巨大贡献，并不需要什么过人的知识与智力，有点实事求是的学术良知即可。用鬼话来说就是，nobody should have missed it。然而老唐对老袁的总评，却是从《三国演义》上抄下来的对曹操的评价，这无非是从国共制造的魔鬼脸谱“转进”到传统脸谱，实无突破可言。 例如他称老袁为“标准的中国法家”，完全就是用一幅漫画取代另一幅漫画。只需举一个最简单的小例子便可看出这传统脸谱之无稽：老袁是中国首倡女权主义的先驱之一，当年曾与严复一道支持傅增湘、唐绍仪、吕碧城等人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北洋女子公学”，第一任校长吕碧城就是老袁推荐给傅增湘的。这是“标准的中国法家”的作法么？不知主张女子教育见于哪本法家的典籍？ 老唐对老袁与老孙的比较更是可笑。老袁当然不是理想主义者，他对西洋政治文化的认识也相当有限，但我看未必比孙中山懂的更少。老孙看的英文书或许远比老袁多，但那又便如何？他根本就不懂民主自由的价值与涵义，更不懂中国国情，竟然会以为中国人的自由太多了，所以要用革命去剥夺人民的自由： “外国人不识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都有很充分的自由，这自是难怪。至于中国的学生，而竟忘却了‘日出而做，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个先民的自由歌，却是大可怪的事!由这个自由歌看起来，便知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 我们要讲民权，因为民权是由自由发生的。所以不能不讲明白欧洲人民当时争自由的情形。如果不明白，便不知道自由可贵。欧洲人当时争自由，不过是一种狂热。后来狂热渐渐冷了，便知道自由有好的和不好的两方面，不是神圣的东西。所以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我们是承认的；但是说中国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们便不能承认。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由于什么东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由于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国要革命。中国革命的目的与外国不同，所以方法也不同。到底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呢?直截了当说，是和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中国人现在因为自由太多，发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学校内的学生是这样，就是我们革命党里头也有这种毛病。所以从前推倒满清之后，至今无法建设民国，就是错用了自由之过也。我们革命党从前被袁世凯打败亦是为这个理由。” 这些烂话，起码老袁不曾说过吧？这就是唐德刚心目中的“现代政治思想”？有这种思想，到底算是什么优点啊？而且，老唐凭什么说孙中山“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由他启动的国民革命与共党革命，不是最终把人民的自由剥夺得干干净净，因而实现了国家富强么？中共自称孙文的正宗传人，又难道不是理直气壮，实至名归？ 记得朱学勤有言，朝廷应该走向现实，而民间则该走向浪漫。窃以为此话很有道理。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理想主义者，而老邓是什么理想、思想都没有的政客，两人对中国的文明化贡献孰大？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老袁与老孙之间。中国需要的，到底是有治国才能的现实主义政客，还是毫无治国才能、唯有“满头脑理想”的浪漫草包？ 其实，老袁的问题，不是他不懂“现代政治思想”，而是他已有的“现代政治思想”过于超前。惟其如此，他才会在晚清新政中持激进的立宪立场，推动了“预备立宪”出场，就此铸成大错，因为改革步骤太快，规模太大，范围太广而最终诱发了辛亥丑剧，终至清廷倾覆。他本人虽然藉此当上了大总统，却因骤然打破了传统而使全民遭受了传统的惩罚。当然，这已离题太远，应该写在我的辛亥系列中，拿去骗钱才是。

三、 唐德刚的“三峡论”昏话 大陆人笃信唐德刚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我觉得就如同咱们当年坚信马列主义的“科学真理”一般。这不是说我认为唐德刚所有的结论都是错的，也不是认为中国的前途一定是悲观的。党妈妈在往死里打我们时常常哼哼教导我们：“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我之所以讨厌老唐，其实也就是他那傲慢刚愎的伪科学态度，以及极度幼稚可笑的思维方式。 我历来认为，结论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维方式，而唐德刚与黄仁宇的所谓“大历史观”之所以是垃圾，乃是他们“发现规律”的路子与马克思一样，压根儿就是伪科学。偏偏他们（尤其是老唐）还要标榜自己叛卖的那套是“社会科学”，老唐还要特地用英文注明，告诉读者那是social sciences，像煞了马克思。而如今国内的“民主派”笃信他发现的“社会转型规律”，恰如当年叫卖“赛先生”的陈独秀认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般，都是因为不知道怀疑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任何声称在缺乏证据支持时，都只能视为假说，哪能当成已被证明的定律而信之不疑？更何况他那些宏大声称连逻辑自洽都做不到，完全是“论而不证”。用咱们四川话来说，便是“鼓倒起说了霸起听”，不容分说强迫读者接受的武断命题。 例如老金代他总结的第一条，就完全是中宣部发布的国庆游行口号，与“美帝必败”一般斩钉截铁： “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如此宏大立论，证据何在？老唐给出来的论据却是否定自己的： “可是今日的历史，却是将来历史的背景。吾人如能看清了今日历史的特性，那么对历史转型的下一阶段，也未始不能略探端倪。这种预测，古史家和宗教家名之曰‘因果’。现代社会科学史家，则视为历史形成的造因（Historical Causation）。知其因，原可测其果，只是在因和果之间，要没有变量才好，而变量也是历史发展之常规，任何向前发展的历史，皆无法完全避免之也。” 既然历史构成了现实乃至未来的“造因”，而“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那这“造因”就只会再造出未来五千年或至少一千年的帝王专制史吧？怎么又会得出“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的相反结论呢？这是哪家的因果律？ 然而老唐却把春秋战国时发生的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第一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当成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 “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的发生原因，甚至据此判定第二次转型所需的时间，这话有谁能理解？这两次转型相隔两千年（还亏老唐是学历史的，居然连“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的昏话都会说出来。漫说中国历史绝无五千年，而且，既然在春秋战国时发生了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怎么还能说此前的历史也是“帝王专制史”？那转型表现在哪里？难道他连周天子与秦始皇的区别都不知道么？），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因果关系？又有什么可类比性？是不是两者的难度一样，影响因素全等，以致两者的时程必然相等或相近？ 既然是科学，当然就有普适性，适用于中国者，必然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可欧洲国家中世纪实行的是封建制，从未发生类似中国的从封建制到官僚制的社会转型，日本也类此，从封建制直接就转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这又是什么原因？用老唐发现的“必然规律”该怎么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又该如何去测算人家从专制制度转为民主制度的时间？莫非是等于零不成？英、法、意、德、奥、西、葡、两瑞、波、捷、日等国，从专制社会变成民主社会经历的时间完全不一样，其中有的国家如德、意还从旧式专制制度转为现代极权制度，而且生命力还相当旺盛，以致英美必须联合一个更邪恶的极权国家才能将其摧毁，强迫它们走上民主道路，这又是怎么回事？为何这些连中小学生都知道的事实，竟然会在他建立“科学规律”时所取的视野之外？ 看不见这些也倒罢了，最搞笑的，还是唐德刚连自己反复强调过的史实都述而不见。他多次误引毛泽东的诗：“百代都行秦法政”（应为“百代都行秦政法”），强调自秦始皇至鸦片战争，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都没有实质性改变，却丝毫看不出，根据他的“科学理论”，这中国历史上最触目的现象必有原因，而它本身也构成了Historical Causation。是这，而不是从远古封建社会转变为官僚社会，才是影响现实乃至未来的更重要的因素。 历史当然是现实和未来的一个“造因”，但那不过是影响因素之一。任何一个粗知近现代史的人都能看出，西方文明的冲击，才是导致中国发生社会转型剧变的最重要的动因，唐德刚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 却原来，传统制度“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乃是外力逼迫出来的人为努力，并非“历史的造因”自然驱动之下出现的“中国历史发展之常规（natural course）”？既然如此，还奢谈什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呢？如果地球上只有中国，这种“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还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么？ 所以，白让老唐以历史为终身职业，研究了半天近代史，也看到了若干现象，却完全是如入宝山空手回，整个满拧了。他本来应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的从封建制到官僚制的社会转型，在中国造出了一个强大的官僚阶层。这种社会构建方式，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儒道释软件，赋予了传统制度惊人的稳定性与保守型，而这就是它历两千年不走样的基本原因，也是它区别于欧洲发展史的最明显特征。但在西方文明入侵中国后，这超稳结构就再也不灵了。亡国之祸逼得朝廷主动全盘改革传统政治社会制度，使之与国际接轨。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若是除去这外来的驱动因素，中国一直处在封闭状态，国人还会自己去打破那已经行之有效长达两千年的超稳结构，对之进行彻底改造，使之变成与西方民主制度相似或甚至相同的政治社会制度（亦即老唐所谓“现代政治社会制度”）。如果传统社会中真有这种自发变革动力，那就无法解释此前为何会“百代都行秦政法”，沿用基本同一个政治社会制度长达两千年之久，更无法解释朝野为何要万众一心地抵抗西洋生活方式，拒绝改革旧有社会制度，以致在鸦片战争爆发后长达一个甲子的岁月里无所作为。哪怕是在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鬼子逼着清廷处决了顽固派巨孽，排除了改革的最大障碍之后，慈禧强制推行全面改革仍然遇到了顽强抵抗，以致老太太烦闷得声称要去跳湖自杀。 因此，Historical Causation确实存在，只是老唐把牛逼扯到马胯上去了（excuse my French），迫使中国实行政治社会制度转型的Causation是西洋文明的冲击，用老毛的话来说就是“外因”；而抵抗这一冲击，使得转型无比艰难的Causation则是“百代都行秦政法”的保守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由它模塑的相应的政治社会制度，用毛的话来说便是“内因”。在此，外因是驱动改革的动力，而内因是妨碍改革的阻力。既然在外力的无情逼迫下，中国改革都还如此困难，那在没有这种外来的驱动力的情况下，中国还会自动进行“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么？ 所以，原地兜圈才是中国社会的natural course，这是一个敢于直面历史、直面现实的人不能不作出的结论。如果硬要套用老唐的“三峡”比喻，则我们只能说，推动大船行进的江水是外来的压力，而妨碍大船飞流直下的是历史文化传统建起来的三峡大坝。在这个经过外来“变量”modified了的artificial course中，正因为大坝太雄伟，大船才会被撞得遍体鳞伤，几遭灭顶。

唐德刚：新中国三十年（摘） 唐德刚：新中国三十年（摘） 毛泽东政权是帝制传统的回光反照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史上，所建立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国以后，至今年一九九九年十月是整整的五十年了。为纪念这个不平凡的半百大寿，大陆上和海外若干地区，均将有极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先生有鉴及此，乃电嘱笔者撰文随喜。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来人。五十年来，祸福身受，真是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我辈虽偷生海外，谁管中原兴废事，但是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对母族的兴衰祸福，也是永远摆脱不了的心事。“安危他日终须战，甘苦来时要共尝”。纵无刘社长的吩咐，我们能无骨鲠在喉？   记得远在一九二三年，当时炙手可热的霸主吴佩孚将军，在洛阳大做其五十大寿。那位对帝制复辟，情有独锺的康有为，赶去溜须，并送了一副寿联，曰：“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一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我们如果未能免俗的，把中共享枪杆打下的这个政权，也当作一个传统的“朝代”来看，从传统朝代的兴亡规律，和现代革命政党盛衰的前例来推论，今后如不发生严重的纰漏，则中共的红朝，应该也有个“百岁勋名”才算正常。但是今日我们要为“人民政府”这个阶段，在民国通史中，记一笔流水账，我们就只能记其过去的史迹与功过。至于它下一个一百五时年要变成个什么样子，将来的史家自别有着录，后事还须问后人，毋须吾人预为操心。所以今日史家为人民政权结账，只能算是半途而论之，斯即拙篇标题“半论”的意义之所在也。   回忆邓公小平在一九七八年三起之时，那个被老毛搞的要死不得活的“人民中国”，顿时气象一新，国内国外，众口交赞，许为“小平中兴”。当时邓也曾说过，由于年老的关系，他只预备掌政十年，即行“交班”。海外闻文之，颇为之扼腕。我们真希望，邓公当国，万岁万万岁也。因此在邓公执政五年之后，笔者不揣浅薄，曾着文评之，说他老人家，“十载功勋才一半”，希望他能全始全终，一竿到底，把“小平中兴”晋级为“光武中兴”，不要搞成个“同治中兴”，半途而废就就好了。但是笔者读史数十载，对历代圣主昏君，也可说是“阅人多矣”。“若是当年身便死，此身真伪有谁知”的个案太多了。从周公摄政流言，王莽谦恭下士，到老蒋及身而败，老毛死有余辜。都是突出而并不稀罕的例子。蒋、毛二公，“若是当年身先死”：蒋若死于抗战胜利；毛若死于建国初期。朋友，他二公在中华民族的地位，谁能相比？不幸二公都健康长寿，结果弄成蒋公死后，几无葬身之地，毛公也落得个万民鞭尸的下场。他这个“纪念堂”，将来如何关闭？读史者批览往例，偶念及此，能不废书三叹？因此当年笔者对邓公的观察，也觉得他老人家正在历史上走钢索。成败之间，在邓氏盖棺之前，史家固不敢预作论定也。果不其然，时未期年，邓公就搞出，中华国史上前所未有底血洗天安门的败笔来。终于弄得真伪难分，前功半弃……时代的悲剧和历史的残酷，一至于此，真警人肺腑。   应有百年之寿的中共政权现在话说回头。吾人根据何种星象，而敢说当今的中共政权有其百年长寿也。记得他们贵党的毛主席不也曾说过，一个革命政党的生命，正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它也有其青年、壮年、中年、晚年诸阶段；最后也逃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定律。毛主席生前，被全国人民不知叫了几万万万次的“万岁”。最后还不是只活了八十四岁就龙驭宾天了？他底政党和政权，能活到一百岁，也就够长的了。君不见，那个功在国族的老大哥国民党，不是活了一百岁就完了？一个革命政党原有它底革命任务要完成。任务完成了，没有再生存的必要了，它会自然的寿终正寝。反之，它如果违反历史规律，胡作非为，它也会被时代和人民所遗弃，不能享其天年，自招横死。君不见二战前，西欧的纳粹党、褐杉党，和二战后东欧的布党、劳动党、工人党等等不都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也是个有机体。他如果完成了它底历史任务，百年后，它自会寿终正寝。它如胡作非为，重蹈其故主席毛某的覆辙，那历史家就无法逆料了，这在历史学上便叫做“偶然”，“偶然”是上帝也掌握不了的。因此今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循常规的“必然”道路前进；或是中途转折，发生了“偶然”的顿挫，将来历史家自然会有更详细的交代，我们今日就不能越俎代庖了。在重复一句，我们今日只能半途而论之也。   可是今日的历史，却是将来历史的背景。吾人如能看清了今日历史的特性，那么对历史转型的下一阶段，也未始不能略探端倪。这种预测，古史家和宗教家名之曰“因果”。现代社会科学史家，则视为历史形成的造因（Historical Causation）。知其因，原可测其果，只是在因和果之间，要没有变量才好，而变量也是历史发展之常规，任何向前发展的历史，皆无法完全避免之也。   余尝面告张学良将军曰：“您一时冲动，搞起了个‘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不但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呜呼，西安事变就是个历史学中的“偶然”；星象学中的“变数”。举一可以反三也。因此吾人之所以能预祝人民政府百年长寿者，期其一帆风顺，富贵寿考也。下世纪中，如半路杀出程咬金，搞出另样的“西安事变”来，则一切自当别论矣。   人民政权在转型末期的特性然则今日大陆上的人民政权，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又有些什么特性呢？回答这个问题，吾人要知道，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但是“帝王专制”，所牵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个政治社会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体运作。也是一部统治机器的有效操纵。“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种制度；也是杜威、胡适师徒，口口声声的所谓“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也。所以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几。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所以笔者在不同的拙作里，曾一再批驳，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为胡说幻想也。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一转变的程序，大致始自“鸦片战争”（1839-1842）。要经历两百年以上的艰苦岁月，始可粗告完成。换言之，时至二十世纪之末的今日，我们已转了一百六十余年了。今后如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再过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结束了。   明乎此一宏观历史的大潮流，我们就不难看出，大陆上今日当权的人民政府的特性之所在了。谨条列四项如下：   （一）它是“转型期”（“历史三峡”）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二）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三）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四）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   以上所述，当然只是今后中国历史发展之常规（natural course）；四十年时光，白驹过隙，一瞬即逝，或不致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则阿弥陀佛矣。反之，则今后国运、族运如何，就不知伊于胡底了。   今且根据上述这个转型末期政权的特性，对这段中共政权五十年的史迹，妄师庖丁之解牛，略作爬梳，以就正于高明。   毛前毛后两大阶段近五十年的中共政权，很清楚的可以分成毛前毛后两大阶段。毛泽东生前当国，前后凡二十八年（1949-1976），从完全正确，到完全错误，最后把八亿人民，都整到家破人亡的绝境；古老民族也被他弄到了人相食，和亡国灭种的边缘，自成五千年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特殊阶段。毛死后迄今又已二十三年（1976-1999）。从华国锋的“凡是派”，邓小平的“开放派”、“两制派”，再到江、朱、李三雄接下去的“两制派”、“走资派”，让苦难的人民大喘一口气，虽不免也有过坦克上街，杀人不眨眼的恶劣嘴脸（这原是个极权遗传下，绝无必要的败笔），但是大体说来，还是相对的国泰民安，颇具升平气象，也自成一个完整的，起死回生的，值得读史者歌颂的第二个阶段。   吾人如果把这悬隔霄壤的一国两段的历史连接起来，做个鸟瞰分析，我们就可以约略地看出近代中国，从“帝制”转向“民主”底清楚的阶梯，和明显的脉络。它前一段显然是两千年帝制的尾声，和回光返照；后一段则分明是社会经济变质（从农业经济转向工商业经济），独裁制随之滑坡，独裁者权力也随之递减，极权政府更是亦步亦趋地，走向法治民主之必然的方向也。   老江今日似乎颇有点不甘心，还想试试来个自我核心化，回头向纪念堂学习一番。老江，这一着是屎棋，碰不得也。这种“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心理，原是阿Q公时代之时势也。如今中国政治转型，已进入一个法制民主的新阶段，您如果还要回头向和尚学习，也去试摸一下，可能就要挨“性骚扰”的官司，而吃不了兜着走也。今后中国的政治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接班制”的问题；诸公如误为只是共产党培训（第四梯队）“接班人”的问题，那就为毛、邓二公的人治思想所误导了。转型期中，各个阶段自有其不同的主题，不可照抄也。愿当政者慎，毋河汉斯言。   两部法律治天下请先谈谈，由毛氏当国，为帝王专制，作回光返照的，这个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便是毛泽东一人当国。在毛氏一人当国二十八年中，全国疆土远大于欧洲和美国。中国的人口也从六亿增至八亿。他一人统治了这样的一个大国至二十八年之久，竟荒唐到全国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另一部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宪法在毛氏时代，只是一张废纸。其中一条也没有真正实行过。连那位依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竟然被红卫兵抓走，失踪了事。一部宪法连个国家主席的性命，也保护不了，其为废纸可知矣。   至于“婚姻法”，在百法皆废的情况之下，何以能依法独行？写历史的人怀疑这是毛氏羁縻开国功臣和老干部的手法之一。大家既然打下了天下，进了城，食色性也，在这花花世界里，大小功臣自然都应该享受点“歌儿美女”（赵匡胤的话），乡下的黄面婆也得让让位才好。中国历史上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便是这样做的。蒋氏父子败退台湾，早年在台湾也搞了一段性开放，其作用也在此。所以中共“进城”之后，迫不及待地便推出一部新婚姻法来，这显然是经过毛泽东特别许可的，甚或是他特意设计的，也是含意深远的，虽然后来证明，并无此必要也。   一国无片纸之法，如何加以治理呢？笔者初次回国，还是四人帮当权时期，我曾很诚恳地向接待我们的干部们请教，他们也很得意的说：“我们虽然没有法律，我们的党，自有政策。我们用政策代替法律。”可是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的呢？现在我们研究国史的和党史的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长征以前的政策，原是“共产国际”制定的。长征结束，直至解放前后（大致是从一九三五─一九五六），则是党的中央政治局，集思广益，集体制定的。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渐渐的，则是由毛泽东一手炮制了。到毛氏生命最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则毛的词组只字，都是法律。由于毛氏年高，言语不清，还要透过一位一脚踢的娘姨张玉凤女士的独家传译，才能传达于中央政治局，再布达于全国。   再者，在毛氏独裁初期，他所强加于全国的个人意志，还可叫做政策。渐渐地就变成荒淫暴君的意气用事了，到他最后的十年，那简直是语无伦次的胡作非为了。对这种胡作非为，毛未始不自知。所以他在文革后期，告诉他底美国朋友斯诺（Edgar Snow）时，也苦笑地承认他自己是“和尚打伞”。不意斯诺这个“中国通”，居然不懂这句中国歇后语，回美国之后竟大作其独家报导，说毛氏自述是个带着伞旅行的“孤独的和尚”；一时欧美“中国通”和媒体，都为之大惊失色，大家对这个“孤独的和尚”，所做不同的评估，也一时俱来，把我辈流落海外的老华裔，弄得啼笑皆非。   因此毛泽东这个“孤独的和尚”，一人治国的政治模式，不特是中华五千年史所未有，近代世界史上（除非拉两洲中少数原始部落国家之外），也是闻所未闻的。   毛氏独裁的主客观条件中国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古文明大国也。五千年来，它出了多少圣贤豪杰，和才智之士。就是共产运动在中国初起之时，也是志士如云，杀身成仁的青年烈士，随处皆有的，怎么到头来，竟让这么个“打伞的和尚”，乱搞一泡呢？其实这也只是个社会文化转型的短期现象。在这转型期中，传统的典章制度是被玉石不分的全搞砸掉了。新的典章制度还要经过两百年，才能慢慢的磨练出来。在这个真空时代，你叫我们这个大权在握的“打伞的和尚”喳办呢？毛氏曾公开的说过，他压根儿不相信什么“法治”。他说只要在“人民日报”上写篇社论，然后推行起来，一竿到底，要啥鸟法律呢？他更不相信民主选举。他知道在他自己的经验里，所有的选举都是假的，只有枪杆出政权才是真理。共产党的“天下”，是解放军打下来的；他的“主席”，是“中央派的”，啥鸟选举？【作者附注：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之内，所有毛泽东的选集和未选集，都会计算机化的。上引毛语录，在秒速亿次的检索程序上，一揿便是，有心的读者将来自可查阅。纵在目前，检索亦触手可得，笔者自己，亦每有前论。本篇因篇幅有限，就不细注了。读者谅之。】   总之，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这位小学国文教员出身的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们起义的领袖，本质上他是和陈胜、吴广、刘邦、刘秀、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汉们是同一种动物，只是时代不同，在思想行为上，略加点时代色彩罢了。他们底心理状态，都永远脱离不了中国式的“做皇帝”，那套老底子，和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那个老社会。如今皇帝是不能再做了，但是从传统的“帝王专制”，转向现代化的“民主法治”这项必然演变的程序，他老人家就无此视野了。至于现代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有关民主法治的一般常识和基本概念，例如“人权”、“法理”这些观念，在他脑海里也是连影子也没有的。毛对现代人权的认识，实在是连“权利”、“权利”都搞不清楚。遑论其它呢？毛氏对法律的认识，也停滞在两千年前传统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律，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而已。他对现代法理学（Science of Jurisprudence）中底保民之法（保护人民不让恶政欺压，孟子所谓“保民而王”）的基本概念，可说是一张白纸。但他强辩足以饰非，硬说这套西方的正统文明，只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不值一顾。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法理学，又是什么东西，则他连写标语的知识也没有了。自己不知，却强不知以为知，以天纵英明自许，绝无任何虚心来向他人请益。【笔者附注：列宁就不同了，列宁原是西方传统法学训练出来的律师，他对这两造不同的法理学，自有他的另一套“列宁主义”的诠释。虽然也流于偏激，却远非毛氏所能及也。在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学习态度上，毛甚至不如蒋介石；当然与孙中山就更不能相比了。】   不过毛对现代社会科学之无知，在早期中共的领导阶层中，也并不是个太大的例外。那时在共党组织中最骄傲、最抓权的“国际派”，像王明、博古、李三立、瞿秋白、张闻天等人也不无如此。而且他们反而没有毛的笃实、苦干，和对中国社会本质，所具有的调查研究的精神。跟他们相比，毛反而有鹤立鸡群的领袖形象。   毛泽东还有另一套本领，非若辈所能及：毛公善读中国线装古书，精通中国传统的“帝王学”，尤精于玩弄古法家的“权术”，以及打原始农民战争的那套土“兵法”。毛对这套传统帝王学的艺术之掌握，那才是英明天纵，雄才大略，文武双全，全国无两。他就是靠这一套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经验，终能在党内压倒群雄，异军突起，最后竟能赶走蒋氏，而统一大陆的。起阮籍于地下，可能他又要说，天下无俊杰，使竖子成名了。但是，朋友，我们第三世界，搞工业化，曾有个名词叫“恰当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你引进科技，要恰合你当时社会国家的条件。时间未到，你就躐等的大搞其“高科技”（high technology），过犹不及，那您就反而是制造瓶颈，而开其倒车了……毛泽东那一套，在落后的中国，反而比胡适等“人权派”那一套更恰当，更appropriate，所以他能打天下，而人权派不能也。但是，时变而思想不变者臭。等到人权派那一套，逐渐变成适时的恰当技术了，毛还未死，却顽固不变，那他就变成封建落伍，成为结束帝王专政时的最后一个荒淫无道的暴君。（事实上，中共在八全大会中发生的反毛暗潮，就是因为毛在这一新阶段，已变成了一个阻挠进步底反动独夫的结果，见下节。）这原是转型时代政治的特征啊。毛也是一个时代的牺牲者。夫复何言。   毛的个人崇拜，刘是始作俑者根据党史上一般的说法，毛之窜升至全党一人，实始自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让他当上了军委主席，取得了军权，从此抓住了枪杆，至死方休。其实它真正地变成全党一人，却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七全大会期间，由刘少奇搞“个人崇拜”，一手推上去的。盖中共经八年抗战的迅速发展，至此已拥有半壁河山。那时以刘少奇副主席为首的毛派若干高干，为着与党内国际派争党权，和党外国民党争政权，乃突出毛氏，为独揽大权、超出全党之上的最高党魁，来领导对外斗争，和对内清党，刘少奇的第一着棋，便是树立“毛泽东主义”为全党最高指导思想，其地位仅次于马列主义。但毛氏那时正谦恭下士之时，不愿亦不敢与马列平坐，乃自请改“毛泽东主义”为“毛泽东思想”。这一个由七全大会一致通过，并载入新党章的“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之树立，毛泽东就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了。他在一夕之间就变成苏联布党的列宁、中国国民党的孙中山了。   且抄两条，七全大会后的中共新党章，以见毛在党中的超越地位：   （总纲）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第一章，党员）第二条：凡党员均有列义务：   （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摘自党章原文，载刘少奇等箸“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员”，一九四八年香港红棉出版社再版，新民主出版社经销，页一─三。）毛泽东经过七大在新党章中树立了特殊地位以后，很自然的便发生两项后果。第一便是中国共产党自此以后，就变成毛派的极权政党，和毛氏个人的政治机器了，其它党内反毛非毛的派系和个别党员，不是被关被杀，被清出党，就是在党内靠边站（像朱德元帅那样）。这项发展正和与它斗争最尖锐的敌党──国民党的发展，殊途同归。自此以后，发生在战后中国的两党斗争，就逐渐变成蒋、毛之间的（和刘邦、项羽一样的）两人之争了。第二个后果便是，这种极权式的革命政党中的独裁领袖，他底独裁权力是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的；同时他底政治特权，也未有不被滥用的。这就是麦克斯？韦伯所说的，绝对权力，绝对腐化的必然后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