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

这些，都是这几年，从2008年到现在的，这几年的几个拉萨故事。。。。 那时拉萨的事儿 文/唯色 ⊙ 男孩和女孩 如果当时拍下这个场景，将会是怎样？ 其中有他，其实主要是他的眼睛，目睹了这一瞬间。而当时，他站在二楼上某个窗户的后面，往下看，可以看见老城的某条街上所发生的一切，从此成了他的梦魇。 那么，他看见了什么，3月14日那天？ 是的，看见了久已压抑的爆发很惊人，但绝不是CCTV所渲染的“打砸抢烧”，而是有几个小时，仿佛真的让赞（藏语，独立）了，兴奋的藏人们呼叫，奔走，发泄。好奇怪啊，平日里，一个人若举起手臂喊一声“让赞”，就会被蜂拥而上的便衣扑倒在地，可这么长时间，长达数小时，怎么会容许这么多的藏人这么强烈的爆发呢？不过他顾不得细想下去，他已经被男女声混合的“嘎嗨嗨”（一种纯藏式的呼啸，通常是藏人放牧时习惯的呼啸，在2008年西藏抗暴事件爆发时，被中国媒体形容为“狼嚎”）激动得真想冲下楼去，但他卧病多日，只能走到窗前，心儿狂跳地旁观。 大概是下午五六点，正式的镇压开始了。烟雾中，人影幢幢犹如魔鬼浮现，渐渐逼近的时候，闪闪发亮的是一排排钢盔，以及钢枪。他不敢让自己暴露在窗前，而是躲在窗帘后窥视。枪声响起，士兵四散去施虐，他看见一个又一个藏人被打、被抓，一片狼藉的大街立刻变得空寂。忽然，他发现从街角疾步走来四五个人，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一边哭泣一边呼告。另外几个是沉默的男人。而他们的肩上还抬着一个人，血流一路。他惊骇，目不转睛地辨认着，当他们经过窗下，他清楚地看见抬的竟是个女孩子，额头被击中，露出空洞的伤痕。 就在这时，一个男孩子突然从对面的小巷冲出来，是那种典型的拉萨男孩子，穿着时尚，面容干净。他显然被惊呆了。因为他在与他们擦肩而过时，也看见了那个死于非命的女孩子。而他和她，年龄相仿，都是十七八岁的样子。 他猛地停住，呆立着，望着不知将被抬往何处的女孩子，年轻的身体在发抖。忽然间，犹如蓦地苏醒过来，他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再伏下身去，手掌触地，磕了一个头。 楼上目睹这一切的人，顿时大恸，却竭力地压抑着，泪水还是奔涌不止。 如果当时拍下这个场景，就会有三个人：楼上窗户后的男子；大街上，被众人抬走的少女尸体；以及朝着少女尸体磕头的少年。 后来，他对我说，我需要一种方式，把这一切释放出来，不然我会受不了的，就像那个男孩，他以磕头的方式释放了悲痛。 ⊙ “羌”与枪 这个故事来自一个藏人的博客，据说确有其事，我稍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时间是“3•14”过后的某日，地点是拉萨老城某巷口，人物是在策墨林寺（位于拉萨老城小昭寺之西南角）内的民族传统裁缝店工作的阿妈德吉啦。（我曾在这里做过氆氇上衣，一屋子伏在缝纫机上的女工，不知哪位是阿妈德吉啦。） 话说阿妈德吉啦怀揣用可口可乐大瓶装的青稞酒去上班，打算在工间休息时与工友们分享头道青稞酒的美味，却在巷口被站岗军人拦住： “去哪里？” “工作，工作！”阿妈德吉啦连忙演示手拿针线缝衣裳的样子。 “你怀里是什么？”军人怀疑地指了指。 “羌。”阿妈德吉啦脱口而出。 几个军人顿时神色凝重，一边用步话机报告，一边缓缓退步，抬起枪。 阿妈德吉啦意识到不对，就欲伸手怀里，“不准动！”一声吼叫，把她吓得发抖。 “缴枪不杀！”又是一声怒吼。 阿妈德吉啦战战兢兢地，掏出装满青稞酒的可乐瓶子，双手举过头顶，用生硬的汉语夹杂着藏语说：“我们的饮料，羌，羌。” 周遭看热闹的人也七嘴八舌地说：“羌嘛，青稞酒嘛。” 军人明白过来，尴尬地将枪收起：“哦，是这个羌，还以为是那个枪。” 据说，后来阿妈德吉啦与工友们一边喝“羌”一边感慨万千地认为，从此往后，需要大力加强汉语的学习。 ⊙ “我们的衮顿回来了吗？” “3•14”之后，当局称：“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暴乱”，为此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取证”。西藏电视台作为重要喉舌，奔赴各地去拍摄“藏族人民的心声”。 在某农村，记者们要采访正在过幸福生活的农民，村长叫来一位平素很听话的阿佳啦（藏语，大姐）。 摄像机架好了。记者问：“你认为‘3•14’事件的主要起因是什么呢？” 阿佳啦从未见过这样的阵势，很是紧张，但村长交待得很清楚，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好好完成。她只好硬着头皮吞吞吐吐地说：“嗯，是不是，你们说的那些打砸抢烧干的吧？” 记者差点晕倒。乡下条件差，吃住都成问题，摄制组只想赶紧收工回城。为了省时省力，记者决定要提示一下阿佳啦，就直截了当地说：“是达赖干的。” 这下轮到阿佳啦差点晕倒。她激动地轻呼了一声，立即双手合十，神情虔诚地说：“噢，贡觉松（藏语，佛法僧三宝保佑），难道我们的衮顿（藏语，对达赖喇嘛的敬称之一，意为虔心呼喊即出现眼前，简译尊前）回来了吗？” ⊙ “这里有‘藏独分子’！” 一天，一位做小生意的藏人在冲赛康附近的商店里买了一口高压锅，回家后发现锅内的塑胶圈是坏的。显然是假冒伪劣产品，他立刻折回去要退掉，可是开店的汉人老板不给退。藏人坚持要退，汉人老板羞恼，朝着门外大声喊道： “这里有‘藏独分子’！” 正在街上来回巡逻的武警呼啦一下冲进来，二话不说，架起藏人就走。 藏人忙喊：“牛皮他吹了，牛皮他吹了，我‘藏独分子’不是。”他的汉语说得太差了，这会不会让武警们认为他更像一个“藏独分子”？毕竟，如果把汉语说得跟汉人一样流畅，成为“藏独分子”的可能性就要小很多。数年前，在拉萨文艺界的大会上，我亲眼目睹一个官员伸出一根手指，频频指点台下的藏人，加重语气地强调：只说藏语，不学汉语，这是什么思想？许多藏族同志立场不坚定，就体现在这些方面！ 可怜的这个只想退高压锅的藏人，被武警们堵在小巷的角落里拳打脚踢，有两个兵还轮流蹦跳着踹他，让他不得不在地上翻来滚去。远远走来几个藏人，可能是想到僻静处撒尿什么的，突然撞见这个场面，头一低，转身就闪了。而这个挨打的藏人，几个月过去了，胳膊还抬不起来。 ⊙ 外交官的经历 一位驻北京的某国外交官，终于得到了去拉萨的机会。还在“3•14”之前，他的使馆就申请进藏，因为几年来都在做支持传统文化的项目。他在拉萨待了五天，返回北京后告诉我，想不到在拉萨，“Tibetan and Chinese”（他的原话）之间有了非常深的隔膜。他以前去过几次，接触过从事各种行业的人，那时候，双方关系貌似不错，都比较客气，不过他现在发现，客气已经消失了。 当他与“Chinese”接触时，最初他们还多少克制，但谈话一多，就开始抱怨，说藏族忘恩负义，不懂得感恩，而中国给了西藏多少东西多少钱啊。还说藏族的宗教很落后；藏族很懒，离开了汉族，连一根针都生产不出来。 当他和“Tibetan”交谈，连官员也会放低声音说，汉族从不信任他们，无论他们多么忠诚，从来都拿不到实权，永远是副职。职员也会放低声音说，现在的气氛很恐怖，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都要向领导汇报，而跟汉族人相处，更不敢说一句真心话。一些表现积极的藏人则委屈地感叹，我也是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党员啊，结果现在去内地，连饭店都住不上。 外交官还讲了让他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有一天，他跟一起做项目的几个藏人走在帕廓，突然从小巷里跑来一个男人，边跑边用藏语大声地喊着什么，看上去有点醉醺醺的；就喊了那么几声吧，一下子冲过来好几个军人和便衣，抓住那人就按在地上使劲地打，打得满脸是血，然后被拖走了。外交官说自己当时很想去阻拦，可又担心让身边的藏人朋友被牵连，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而奈何不得。他后来问过那喝醉的藏人喊的是什么，可谁也不愿说。 我问外交官，喊的是“博让赞”（藏语，西藏独立），还是“嘉瓦仁波切古次赤洛旦巴休”（藏语，祈愿达赖喇嘛永久住世）？他皱着眉头回忆着，无法点头。 ⊙ “交出你的身份证！” 似乎每天都成了敏感日。 而敏感日，乃时下拉萨的流行词，比如嘉瓦仁波切诞辰那天据说是萨拉巴（藏语，星期三），口耳相传成了习俗，于是每逢星期三，桑烟特别浓郁，祈祷特别热烈，当然穿制服的军警、不穿制服的便衣也特别地多。 并非这几年才有的现象，但这几年，在境内外藏人中逐渐形成了纪念“拉喀”（藏语，神圣的、洁白的，是对尊者诞生之日的赞美。“拉喀”已被认为是西藏日）的风气，而且还有了“拉喀誓言”。这意思是说，在每一个神圣的、洁白的星期三，藏人们要从服装、语言、食物、习俗等诸多细节，来践行属于图伯特的一切事物，比如，即便是只念诵一句“嗡嘛呢叭咪吽”（观世音菩萨经咒）。 除了敏感日，还有敏感月、敏感年。比如整个三月都是敏感月。从1959年起，这几十年来，总有许多大事发生在三月，单位里的公务员发愁地说：“24小时值班，即便轮番来，每个人也得轮上好几回，这如何受得了？” 有一天，见到一位长辈，是坐公交车来我家的。说是一路五站，每站都有持枪的军人跳上车，大声喝道：“交出你的身份证！”懂汉语的售票员赶紧翻译成藏语，大声地、反复地宣布。乘客中有三个波啦（藏语，男性长者）很幽默。一个波啦说，哦啧啦，脖子上挂身份证的日子又来了。一个波啦说，还不如用胶水粘在额头上更明显。一个波啦说，那还不如把身份证缝在帽子上，金珠玛米啦（藏语，金珠玛米指的是解放军，加“啦“以示尊敬，这里有讽刺的意味）远远就能看见。于是全车人都乐了。 ⊙ 一出藏汉团结的戏 洛萨（藏语，藏历新年）快到了，打开统战部办的“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的网页，看见最新发布的图片中有一个我熟悉的人，不禁笑了。那人的名字叫岗珠，冲赛康居委会书记，乃拉萨一名人。我之所以发笑，是因为昨晚恰巧跟友人议论过他去演戏的事。又在演戏了。多少年来，岗珠书记总会在洛萨、春节前夕，出现在西藏电视台或拉萨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扮演给居委会的“困难群众”送一条茶叶、一袋米面、几张百元大钞的“好书记”。 2009年的春节不但比洛萨早一个月，还是“3•14”之后的第一个春节，为了显示藏汉人民有多么地团结友好，岗珠书记这次扮演的是一个新角色：拿着哈达去慰问从武汉到拉萨开发廊已九年的老易夫妇及店员。新华社驻拉萨分社的重要摄影记者跟着，西藏电视台的摄像记者跟着，西藏日报的文字记者跟着……早过了退休年龄的岗珠书记携冲赛康居委会的干部们，精神矍铄地走进那挂满美人头的低档发廊，紧紧地握住了老易的双手，再把洁白的哈达挂在了老易老婆的脖子上，闪光灯当即一阵乱闪。 不过这篇报道没提岗珠是居委会的书记，只说去慰问老易等人的是“附近的居委会干部和藏族群众”。只见图片上，岗珠无比慈祥地微笑着，像一位慈祥的藏族老人，他身后穿盛装的藏族浓妆女提着青稞酒壶，憨厚的藏族大哥双手捧着一摞哈达……这显然会给不知实情的人们一个微妙的信号：普普通通的藏汉人民已经团结友好了。 而在另一篇报道上，慰问老易等人的岗珠成了“刚组”，而那个刚组被注明是冲赛康居委会的书记。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大年三十下午，易齐兵把位于八廓街的‘发源地造型烫染店’装扮一新，他们一家6口人和4名店员准备在理发店内看春晚，吃年夜饭。令易齐兵没有想到的是，18时许，冲赛康居委会书记刚组带领十多名藏族群众给他们家带来节日慰问品，并向他们拜年……” 实情究竟如何呢？友人说，就在昨天即将发生藏汉人民团结友好的时刻，他凑巧路过那个发廊，正看见岗珠携居委会的干部们迈进发廊做慰问状，一堆记者又摄像又拍照地簇拥着，同时还来了五个军人把发廊给围住了，腰上挂着电棍似的东西，其中一军人肩挎一长长的黑布袋，谁知道那里面装的是枪还是什么家伙？训练有素的军人们呈包围状站着，不让周遭好奇的或不怀好意的人们靠近，俨然在保护发廊里正上演的戏。老易的老婆站在凳子上给新换的大招牌挂红灯笼，不知道是不是太激动了，还从凳子上摔了下来，于是换老易去挂。就为了挂这红灯笼，电视台重复拍了三遍才算通过，年过半百的老易上上下下地，也差点摔了。当时，从不算太远处的青年路上，传来汉人过年时敲锣打鼓的音乐声，爆竹烟花即将炸彻拉萨的夜空，毕竟是春节嘛。 据说发廊从下午起就不再剪发烫发和染发了，一直在忙碌着迎接“藏族群众”的年夜饭；一干记者也早早就来了，等着万事俱备就开拍。而岗珠等“藏族群众”可以说是踩着点儿登场的。谁是导演呢？呵呵，那导演煞费苦心了，让岗珠充当这样一个角色。拉萨人民是糊弄不了的，谁都知道他不是什么“藏族群众”，而是当了几十年冲赛康居委会书记的“红人”。当然，那导演也根本无需糊弄拉萨人民，因为需要糊弄的自然是那拉萨之外的人，中国人啊外国人啊什么的，让他们在看见报道上的这一幕之后，颇为感动地以为，如今的拉萨，藏汉民族之间的关系好得很。 最后，需要补充一下岗珠书记的有关背景，摘自我调查和记录西藏文革的《杀劫》一书： ……岗珠是冲赛康居委会也是当时整个城关区最有名的积极分子。1966年8月26日的《西藏日报》在报道拉萨的学生红卫兵掀起破“四旧”高潮时，也提到了他：“建工处油漆工人岗珠下班后，还未脱掉工作服，也顾不上回家，怀里揣着刚刚发的《毛主席语录》藏文版，激动地来到‘红卫兵’的宣传地点听宣传。他说：革命小将们做得对，做得好！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回去后一定发动群众，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开火。” ……2003年藏历新年前，我在冲赛康居委会办公室见到了岗珠。他不同于其他几个在文革中乘势鹊起却不愿接受采访的积极分子，相反他不但欣然接受采访和拍照，而且讲话紧跟形势，不时穿插“三个代表”、“奔小康”等新词汇。他还着重强调自己是一个“在旧社会做雕刻活的穷木工”，虽然也谈到文革，但有择选和回避，看得出他不是一般的“基层干部”。 听说岗珠书记现在也信佛，私下里也经常做佛事。至于这个“信”意味着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外人是无法揣度的。毕竟文革时代，帕廓转经道上有着五百年多年历史的著名佛塔“嘎林古西”，正是被岗珠领着冲赛康居委会的红卫兵和积极分子们给砸毁的，至于那些“牛鬼蛇神”，包括《杀劫》的文革图片中出现的大贵族桑颇•才旺仁增、色迥•旺堆仁青，都被岗珠狠斗猛批过。 ⊙ “你们这群牦牛，野人！”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但她不愿在读高中的女儿面前提起，因为那件事在女儿心中留下了阴影。 2009年的夏天。友人开着从北京一路开回拉萨的越野车，带着跟她个子一样高的女儿去太阳岛花市买花买水果。太阳岛的白天是大市场，很热闹，一到夜间就声色犬马。 水果摊上很丰富，类似芒果、菠萝、提子、香蕉都是空运而至，自然价格不菲。友人挑拣着水果并不如意，就想换个摊另买，可这下，卖水果的小贩不乐意了，他抓起一个桃子，狠狠地扔到地上骂道：“你们这群牦牛，野人！” 友人的大学是在北京上的，学的是英语，几种语言流利不说，近年间做生意，生活也优渥。她反唇相讥：“如果我们是牦牛，那你就是老鼠”。水果小贩毫不客气地说：“你们这些暴乱分子，还想再来一次3•14吗？”旁边的男女小贩也围拢来帮腔；愈吵愈凶，那水果小贩竟然甩手给了友人女儿一耳光。 女孩大哭，转身朝着围观者当中不作声的藏人，用藏语痛斥：“加米（藏语，汉人）这样子欺负我们，你们就不敢帮自己的同胞吗？” 友人虽气极，但3•14的情景在眼前浮现，让她担心这场面会变得不可收拾，赶紧打电话叫来了派出所的警察。她平时就能说会道，此刻操着标准的普通话，用官方语气指出，水果小贩将一般的纠纷故意牵扯到政治问题上，其行为破坏了民族团结，影响很坏。派出所的警察，哦，好像是个所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进行了协调。水果小贩理亏，只好赔偿500元了事。友人要求写一份协议书，陈述此事件不说，双方还须签名按手印，在她的坚持下，最后果然留下了一式两份、手印鲜红的协议书，且注明“甲方”、“乙方”以及电话号码，倒像是合同。 女孩是那种在百般呵护中成长的拉萨孩子，这次打击实在太大，把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从此变成了民族主义者。友人颇为忧虑，并低声说：“我们这样的人都难免被欺负，换成不会汉语又贫穷的藏人，无法想象那天会怎样。” ⊙ 可以“艳遇”，却不可以磕头 2010年的萨嘎达瓦（指藏历四月，与佛陀释迦牟尼所实践的佛教事业密切相关，故为佛事月），据说环绕拉萨全城磕长头的，或者聚集祖拉康（藏语，指大昭寺）门口磕长头的藏人空前地多。不只是来自康和安多的牧人、农人，一眼即可由其淳朴的神情中看出边远山地的风貌。也不只是闭关洞穴、一心修道的行僧和阿尼，即便是从双手紧紧攥着枪的军人跟前经过，依然充满喜悦地大声唱着赞美佛法上师的颂歌。像我熟识的丹增，他显然属于新一代的信仰者。 我不说这是不是与藏历土鼠年发生的那些事有关，反正有许多都如丹增是在汉地接受教育、在拉萨衣食无忧的年轻人，每逢佛教节日尤其显著，其情景，恰如我过去写过的诗句：“朋友们悄悄地涌入了寺院/穿着入时，内心矛盾/夹在老人之间，学习宗教的要求”。 丹增发愿要在祖拉康门口连续磕长头十五天。 如今茹素的他长相帅气，束在脑后的长发更是增添了几分艺术气质，虽然他的本意，可能是效仿宁玛教派中那些修行殊异的云游密僧，他们的头发甚至终身不削，或盘结或披散，象征的是无拘无束的出离。两年前，丹增原本过着世俗意义的好生活，但愈发浓重的红色恐怖让他逃也似的离开了透不过气来的拉萨，打算在康地的一座寺院出家为僧，但因上师认为时候未到，便四处云游，以履行佛事、行善积德为主。 在祖拉康门口磕长头的信徒挨肩接踵，丹增自然是当中分外突出的一个。有时候，他快退休的母亲会来给他送茶。有时候，他则欣然地接受一起磕头的边地藏人给的糌粑，吃得很香。可是，有天上午，他正在磕长头，突然被两个穿那种很难看的制服的保安打断，要他过去一趟。 顺着保安的手指看，在那间供养成千上万盏酥油灯的灯房旁边，站着一个穿深色制服、戴圆檐帽子的特警。丹增觉得奇怪，有什么理由找我？但也猜到，可能是他那一头很像康巴（藏语，康区人）或阿布霍（藏语，指羌塘草原牧人）的长发又给他惹了麻烦，便背上双肩包走了过去。那特警充满敌意地斜视着，开口就问丹增要身份证，而他胸前挂的证件牌上写着他的名字“单真”，其实跟丹增的名字完全一样。听其口音、看其长相都像是康巴。丹增回答没带身份证，那特警就用枪对着丹增，要他去附近的八廓街派出所。当他俩从人群中穿过，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停止了磕头的动作，扭过头来注视着。 派出所里一个藏人警官讽刺丹增背个大大的双肩包，却背不动一张身份证。丹增毫不客气地说又不让你背包，你管我背什么？藏人警官可能从丹增的傲气猜出他不是那些来自农牧区的藏人，并不好欺负，便悻然离去。丹增从包里取出在康地寺院得到的经书，旁若无人地默念起来。良久，又来一藏人警察，驾车载丹增回家取身份证。到了家门口，就在那警察的鼻子跟前，丹增把门一摔，喝了茶，洗了脸，休息了好一会，才开门将身份证交给警察记录，之后，丹增要求把他送回祖拉康门口。 那特警依然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丹增径直过去，给他亮了亮身份证，用标准的拉萨话说：“难道我们在这里磕长头，必须要有身份证吗？而那些人，在这个神圣的地方这么无礼，难道就是被允许的吗？”丹增说的那些人，是在那灯房的墙角下坐着一群与丹增年纪相仿的男女，全都是从汉地来的“藏漂”和游客，或者依偎着，抽烟，喝啤酒，高声说笑，相互喂食，或者端着长短不一的相机，肆无忌惮地拍摄着周围正在磕头的藏人信徒。听到丹增这么说，本身也是藏人的特警似乎有点尴尬，想了想，挥手将眼皮下一群抽烟喝酒调情的男女赶走了。 丹增对我说，那片墙就是“藏漂”们在网络上吹嘘的“拉萨艳遇墙”。这我知道。我也见过那些久住拉萨的“藏漂”或新到拉萨的游客，总是以在游乐园游玩的姿态围聚于此，不知何时发明的“艳遇”的说法，则又给他们增添了几分放浪形骸的豪气，似乎不这么放浪形骸就不可能有艳遇。一些资深“藏漂”则会身穿藏装，挂满藏饰，手上提着念珠，嘴里念念有词，突然冲过去磕几个头，貌似比藏人更像藏人，甚而至于，他们可能打心眼里认为自己就是比藏人更像藏人。 灯房的左边，过去长着“觉吾乍”（藏语，佛祖释迦牟尼的头发），即传说中文成公主种下的柳树，但在文革中毁于红卫兵的手，后来在原址上重新种了一棵柳树，不过再也长不成原来郁郁葱葱的样子。灯房也不是旧屋，数年前，因担心在祖拉康庭院内设的长案上日夜供放千万盏酥油灯会引发火患，就在寺院门外两根高高的经幡柱之间，盖了一间专门供放酥油灯的矮房子，起初很是突兀，久而久之，倒也被烟火熏染出古色古香的味道了。 灯房是长方形，四边的墙壁常常有磕长头的信徒们依靠休息，但现在，因为被一群又一群寻觅“艳遇”的“藏漂”们占据，信徒们只好被挤得相互紧挨着，磕磕碰碰地磕着长头。 写于2008-2011年。 【首发于“民主中国”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3773 】

唯色注：胡平先生这篇文章让我深有感触。 藏人连续自焚，以自焚抗议中共压迫，而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是非常重要，但不少人一不理解、二认为无用、三认为国际关注会帮倒忙…且别转移话题，在被压迫者捍卫尊严之时，在藏人为了尊严而斗争之时，每个人的良心很重要，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很重要。 因此转载这篇文章在我的博客上，文章中的黑体部分是我所加。 这张图片来自Facebook，火焰中的藏人是在11月3日自焚的尼众班丹曲措，她是第十二位自焚的境内藏人。 国际关注是帮倒忙吗 文/胡平 内容简介：在大多数情况下，异议人士受到的国际关注越多，其处境通常也就会稍好一些。英雄行为大都是社会性行为；它越是广泛地被社会所知晓，才越是能产生它应该产生的社会意义。 11月15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中国媒体人陈敏的文章《中国为什么不肯倾听》。陈敏批评美国政客在陈光诚事件上帮倒忙，因为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其专制权力，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做让步。 按照陈敏的观点，如果美国在例如中美人权对话等关门会谈中提出陈光诚的问题，效果可能还更好些。然而我敢说，在此之前，美国政府想必曾经多次以不公开的方式向中国方面提出过陈光诚的问题，但是都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面回应。 陈敏认为，外部压力只会使中国政府死硬到底。按照这个逻辑，接下来，陈敏大概就该批评西方媒体了，因为西方媒体发表了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消息，从而形成了舆论的压力。 记得在2007年山西黑窑事件曝光后，陈敏讲过这样一段话。 陈敏说，他毕业后到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才知道，原来中国有那么多的罪恶，那么多的苦难。“不断有访民找到我的杂志社。于是打抱不平，介绍了几个冤案给媒体，几个冤案居然也报导出来了。但结果我发现，报导用处不大，地方政府开始会紧张一下，但媒体关注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只要地方政府拖得起，拖到媒体不再关注，地方政府就可以慢慢翻脸，苦主这时一点辙没有。这样一来，非但帮不上苦主，反而可能是误了苦主。媒体报道给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似乎解决问题有希望，事实上他们没有希望，他们早该撒手。但媒体给了他们幻觉，他们就更来劲了，更不肯收手，因此他们投入的、即浪费的生命成本更高”。陈敏提到他的一个朋友鼓励农民工用法律维权，这个农民工花掉了几乎半年的收入打官司，结果毫无所获，反而使得自己的处境更恶劣。陈敏说：“经历的这种事情多了，我就不再有当初的冲动，往往下意识地回避访民。回避不了的，就尽可能把严酷的现实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有任何幻想，劝他们早点恢复正常的生活。” 我完全理解陈敏的无奈。我知道，在今日中国，尽管群体事件每年多达十几二十万起，但实际上，面对权势集团的压迫与剥夺，绝大多数受害民众采取的态度是逆来顺受，因为他们看不到成功的希望，敢于起来从事维权抗争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由于今日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人们投入维权抗争，风险大而收益小。事实上，在大多数维权抗争中，参加者们都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且还往往遭到压制和蒙受额外的物质损失。倘若人们仅仅依据个人利害得失行事，那么他们多半就不会投入这样的抗争。可见，抗争者之所以起来抗争，必定是有着另外一些东西的，那就是血性、血气，那就是尊严、自尊。他们的抗争，与其说是为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补偿或改善处境，不如说是为了捍卫尊严，为了坚持正义。 陈敏批评西方政客考虑自己利益多，设身处地为受害者（陈光诚）考虑得少，但是，陈敏是否认真思考过，像陈光诚这样的受害者到底需要什么呢？必须看到，陈光诚之为陈光诚，就在于他不只是受害者，他更是抗争者。正如维权人士胡佳所说：陈光诚“从2005持续至今六年，他的脊梁就是不肯弯。这不是他的错。志愿者前往龙潭探访，国际社会频繁关切，这些都冲击着强权者的意志。我觉得去的人太少了，国际关注还是力度不够。” 我想，胡佳并不是认定如果去探望的人多一点、国际关注的力度大一点，陈光诚的处境就一定会好转，只是，作为陈光诚的好朋友，作为有着类似经历和遭遇的维权人士，胡佳深知，陈光诚是在为尊严为正义而抗争，因此，陈光诚最需要的就是大家的道义支持。 人活一口气，佛争一柱香。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美籍日裔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人类的历史，是建立在“为了人性的尊严而斗争”的原则之上。人类首要的追求是“把人当人看”，也就是说，要求别人把自己作为一个人来尊重。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生存的勇气，即有能力去冒生命的风险去实现自己。不是别的，而是这种要求承认的欲望，才更是驱动人类历史的原动力。 福山讲到，把要求承认的愿望视为人类历史的动力这种观点出自黑格尔，但是，“形成承认基础的概念却并非黑格尔的发明。它和西方政治哲学本身一样古老，也和一种大家都熟悉的人类性格有关。”只不过在不同的哲学家笔下，它被赋予了不同的名称而已。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分为三部分，一为欲望，一为理性，一为气概。在这里，气概便是要求承认这一概念的基础。马基维弗里说人追求光荣，霍布斯说人的骄傲和虚荣，卢梭说人的自尊，汉弥尔顿说爱声名，麦迪逊说雄心，尼采是把人称作‘红脸颊的野兽”（所谓“红脸颊的野兽”，是说人是会脸红的动物，也就是说人是有激情、有愤慨、有羞耻的动物），这些不同的词语都是指一种大体共同的东西。在中国，我们也能找到许多类似的说法，譬如“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气”、“血性”、“精神”等等。这种东西显然是人性的一部分，它既不能还原为欲望，也不能还原为理性。 举个例子，强盗抢走了我们的财物，我们不仅会难过——因为我们的利益遭受了损失，我们满足欲望的东西遭受了损失——而且我们还会愤慨，这就和我们自己不小心丢失了财物不一样。产生愤慨的原因是我们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冒犯。可见人决不是仅仅计较利益的动物。摔一跤是疼，挨一拳也是疼，可是这两件事给人的感受大不相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感到屈辱，我们忍不住想还击。还击的目的不一定是自卫，因为对方可能并没有进一步伤害的意向；还击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证明自己的价值不容他人随便否定。我们明知在还击的过程中，自己免不了还会多挨几拳，“杀敌三千，自伤八百”，即便最后打赢了，也只会为自己的身体多添加一些疼痛，但是唯有奋起还击，我们才能使自己的心理感到快慰，因为我们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如果人只考虑利害，那么唯一合理的选择是挨了一拳后极力避免再挨第二拳，除非打败对方能得到更大的物质利益。可是我们却甘愿再挨几拳也要还击，即便我们知道我们并不能从打败的对方身上得到什么物质利益。自己挨打，我们会产生还击的冲动；见到别人挨打，我们也会同样产生还击的冲动——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冲动。有人不慎落水，我们会忍不住拉他一把；有人无辜挨打，我们会忍不住出来打抱不平。两者都出于同情心，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会多一种愤慨之情。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德义愤。道德义愤会驱使一个人在和自己直接利害无关的事情上，甘冒风险而采取某种行动。这种行动未必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往往还会给自己招致若干损害乃至极大的损害。但正是在这种行动中，你才会最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个堂堂正正的人。 以上所说，无非是日常生活中人人皆有的经验。它清楚地表明， 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有一定价值的。所谓自尊心，就是指对这种价值的主体性确认，它同时也要求得到他人的承认。如果别人对自己作出某种行为，旨在否认我的价值，我就会感到气愤；如果我迫于别人的压力未能做出符合自身价值的事情，我就会感到痛苦；如果众人见到了我没出息的表现，我就会感到羞耻；如果我抗拒压力，宁可付出欲望或利益的代价也要坚持符合自身价值的行动，我就会感到骄傲，感到光荣，而且也会受到众人的称誉和肯定。这是人性中最深刻的一部分；这是人性中的人性。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也才能理解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有多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对你的承认。至于说国际社会的压力能对中国政府产生多大的影响，媒体人安替说得很到位。安替说：“我不同意笑蜀同学，老外问我的时候，我都说，既然中国崛起了，横竖你们没办法影响中国，所以请你们站直了，坚守你们自己价值观，别做一些让中国人民看不起的妥协事情，让人觉得钱能买你们的良心。” 廖亦武在《证词》一书里描述了四川的六四政治犯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非人待遇，其残酷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北京监狱的六四政治犯——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四川地处偏远，廖亦武他们远远没有北京的学生领袖、知识分子领袖那么出名，因此他们受到的国际关注就稀薄得多。可见，在大多数（不是全部）情况下，异议人士受到的国际关注越多，其处境通常也就会稍好一些。再说， 绝大多数异议人士都不怕吃苦，怕的是白吃苦，怕的是吃了苦而大家都不知道不关心，怕的是被世界所忽略所遗忘。因为，英雄行为大都是社会性行为；它越是广泛地被社会所知晓，才越是能产生它应该产生的社会意义。 在今天，由于中国政府自恃其崛起而更加蛮横，西方又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中国政府很可能对来自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压力更是置若罔闻。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民主国家就应该降低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调门，相反，民主国家必须大力加强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政府的压力。因为中国的人权问题绝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且也是世界的问题。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277

拉萨正被各种饿鬼卷入毁灭之中 文/唯色 我去年秋天回拉萨时，注意到一个巨大的商场正在老城边上修建，叫做“神力•时代广场”。藏人告诉我这是官商勾结的“杰作”，具体地说，是由温州商人与西藏高官子女合作的“神力房地产”促成。我很悲哀，为举世闻名的古城拉萨被各种饿鬼卷入无可挽回的毁灭之中。 整个老城都被权贵者商业化了。在大昭寺的西北面和北面，已有两座巨型商场的高度超过了它，听说与某某市长、某某老板、某某“援藏干部”有关。有一度，大昭寺凭借“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把看似唬人的大伞，得以艰难地维持传统上的中心位置，但显然都不顶用了。 号称是“拉萨商业地标”的“神力•时代广场”，外观仿如北京三里屯village，占地十三亩，上有四层，下有两层，包括地下停车场。想想就觉得可怕，这个与当地环境格格不入的庞然大物，对有着悠久历史的拉萨之风景会是多么大的破坏啊。从网上找到的广告中发现，这里将会有肯德基、面包新语、味千拉面、李维斯、JEEP、ONLY等若干个从现代都市复制过来的店铺。 而为了修建地下停车场，就要进行地下水抽水工程，为此专门铺设了粗大的、多达八九根的排水管横穿拉萨半个城市，全部暴露在地面上。应该有一年多了，从早到晚，这些排水管不停地抽水，据说每天抽水达数万吨，至今未完工。 据史书记载，拉萨原是名为“吉雪卧塘”的大片沼泽地，中央有一湖泊。1300多年前，在君王松赞干布的带领下，藏人负土填湖建起了大昭寺。至今大昭寺的中心佛殿还保存着紧贴墙面的空心石柱，因为寺院下面有个湖泊的典故，信徒若将耳朵伏在空心石柱上，尚能听见隐约的水拍。我采访过的一位拉萨老人说，他小时候去大昭寺朝佛，看见过地底下的水潭。这都说明地下水是相当丰富的。 拉萨已是人心惶惶。许多市民向有关部门反映神力房地产抽取地下水的危害，得到的答复不但不制止，反而更要进行，只提到了一句：“降低对周边地质环境的影响”，显然他们清楚这么做会“对周边地质环境有影响”。今年5月间，措门林路口地面明显有条裂缝，大概长1.2米。最近丹杰林一带停过两次水，分别是四小时及一小时左右，住在这里的市民都说是抽取地下水的原因。 年轻的拉萨市民忍无可忍了，在微博上呼吁说，如此大量地抽取地下水有可能会出现裂缝、下陷甚至天坑，而邻近1500米之内存在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等多处古建筑，一旦地面塌陷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千年的文物将会毁于一旦，还将会导致拉萨严重缺水。也有手机短信在互传，说拉萨市民会在12月3日上午10点去“神力•时代广场”的地盆抗议。 不过有一定规摸的抗议在如今兵临城下的拉萨肯定难成，即便是个体的请愿、上访也会被当成政治行为而遭打压。但是人们的不满是无法抑止的。眼看着藏民族的信仰圣地、精神归宿及文化中心，被这些自称“神力”的饿鬼们疯狂吞噬而濒临绝境，哪个热爱拉萨的人不为之心急如焚？ 一位在十多年前自愿维修拉萨老城而被当局驱逐的西方专家，在给我的邮件中痛心地说：“水在西藏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到处都在兴建水电站。而拉萨本身的环境已被严重地破坏与污染，贪婪的开发商在贪婪的政府官员的支持下，使得拉萨河谷变得像一个大工厂。如果拉鲁湿地开始变得干燥，那么一切都为时已晚。” 2011/11/15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并由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广播。) 延伸阅读 ： “拉萨地下水快被神力房地产抽光了……”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11/blog-post_11.html

追求自由意愿似烈火般熊熊燃烧 作者：Hannah Beech/Tawu (With reporting by Chengcheng Jiang/Tawu) 中译版提供者：达赖喇嘛住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 注：美国时代周刊（The Time Magazine）女记者 Hannah Beech最近亲赴西藏康区道孚—— 即今年8月15日灵雀寺（又写娘措寺）僧人次旺诺布、11月3日甘丹曲林尼众寺尼众班丹曲措自焚牺牲的地方——采访，写了题为《追求自由意愿似烈火般熊熊燃烧》的报道文章，发表在11月14日的时代周刊（TIME Vol. 178 No. 19 / U.S. Edition, November 14, 2011）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2098575,00.html 。中译版全文如下： 次旺诺布丧生的地点没有鲜花或纪念物。 8月15日﹐这位生活在中国遥远的道孚镇偏远居民区的29岁的僧人，灌下煤油之后﹐将易燃丙烷浇洒在身上点燃了火柴。当他在镇中心自焚时﹐他高喊西藏自由﹐高声表达他对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爱。两个半月后﹐我在夜幕的掩护下﹐来到了次旺诺布在道孚结束自己生命的这座桥上。这个镇实际上处于对外封锁状态。新装在灯柱上的安全摄像头﹐录下所有活动。半个街区外﹐几个中国警察摆弄着机关枪。每隔几分钟﹐不停地巡逻着的警车带红色的车灯灯光﹐照亮了这个殉难的地点。 西藏正在燃烧着。自从次旺诺布极端地死后﹐有八个藏族僧俗自焚以抗议中国对藏区的压迫性统治。今年至少有6人死去﹐包括次旺诺布，两个年仅十多岁的僧人和一个尸体被中国安全人员在10月底掠走的年青尼姑。西藏佛教以达赖喇嘛推崇的尊重生命的教义而为人熟知﹐但自焚正在成为仍生活在中国藏区的年轻僧人所选择的象征性抗议武器。 接连的焚身行为证明一个新型的无政府主义的绝望已在西藏高原上降落。自从三年前种族冲突后爆发的广泛的抗议，中国的保安人员已经将包括西藏自治区和其他四个省份部分地区在内的藏区，变成了一个锋利网刺围起来的警戒区。数千个西藏人被投入监狱﹐寺庙人员被强迫公开诋毁达赖喇嘛。当地的官员被成批地送去上宣传课。西藏高原部分地区已经间歇性地被禁止对外国人开放。 急剧加强的保安没有能让吓住西藏人﹐反而使当地的愤怒情绪扩展。除自焚外﹐小规模的抗议不断出现﹐尤其是在西藏东部被称做康区的地方：或是这里出现一本自由西藏的小册子﹐或是那里出现一条支持达赖喇嘛的标语。十月中旬﹐中国安全部队向道孚镇所在的康区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两次藏人抗议开枪。 10月 26日﹐西藏东部一幢政府楼房夜晚发生炸弹爆炸。楼里出现的标语要求西藏独立﹐附近散布的小册子要求达赖喇嘛从印度流亡中回来。他在1959年一次未成功的反抗后一直流亡印度。甘孜藏区的一个年青僧人说﹕“我们不能再忍受这种情况了。藏人已经失去了对中国政府的所有的信任﹐所以还将会有更多的暴力”。 达赖喇嘛多年以来一直试图改善与北京的关系﹐表示他只追求名副其实的西藏自治﹐而不是独立。他的和平妥协努力被称为“中间道路”政策。尽管如此﹐在今年10月29日﹐他还是表示中国政府要为自焚事件负直接责任。他说﹕“当地领导人必须看到造成这些死亡事件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错误的政策，残暴的政策，以及无理的政策”。两天后﹐中国政府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将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比做是1993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Waco集体自杀的邪教头目大卫考瑞史（David Koresh)及其追随者。 在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北京为它所称的“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解释是﹕在佛爷王爷的封建桎梏下苦苦挣扎的西藏农奴们欢迎社会主义的解放大军﹐这些社会主义解放大军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的生活水平。真实情况要更为复杂些。在人民解放军1950年入侵时﹐西藏也许很贫穷和封闭﹐但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认为他们从根本上是独立的。 (中国称西藏几个世纪以来无可争议地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政府征服西藏人的努力﹐从残酷镇压到经济诱惑﹐均已宣告失败了。正如甘孜藏区一个居民告诉我的﹕“尽管经过几十年的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藏人仍然敬仰达赖喇嘛﹐并认为他们自己是彻底的藏人﹐连百分之一的中国人也不是。” 在过去几年中﹐在中国占多数的民族汉人大规模进入藏区﹐使情形变得更为紧张。藏人抱怨说，当地最好的工作机会以及当地充裕的自然资源﹐都让汉人移民占住了。警官通常都是汉人，许多官员也是汉人。西藏地区最高职位的共产党负责人从来没有让西藏人担任过。有些学校教授藏语，但想在政府部门任职必须要有流利的汉语，政府的正式文件也都是中文。甘孜地区一座受到汉族旅游者喜欢的寺庙里的一位高僧说﹕“如果我们不做些什么﹐我们的藏文化将会灭绝。这就是为何现在情形非常危急、为何我们正在试图抢救我们的民众和国家。” 位于康区汉藏交界地的甘孜﹐处在这场战斗的前沿。迄今为止，所有的自焚都发生于甘孜或是相邻的阿坝自治州。尽管西藏给外界以平和的印象﹐康巴人也就是来自康区的民众﹐数世纪以来以猛勇斗士而著称。 19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曾训练了数以千计主要是由康巴人抵抗战士构成的民兵队伍。但随着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暖化，华盛顿停止了其经济援助﹐达赖喇嘛向抵抗力量游击队寄出了一个录像带﹐要他们放下他们的枪枝。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愿放弃武装抵抗而选择了自杀。 共产党军队大批开入60多年后﹐甘孜高原草地仍感到是一块被占领的土地。甘孜自治州首府的中文名康定（Kangding）的字面意义就是“稳定康区（Kham）”。巨大的宣传牌高悬着，下面是凝视周遭的牦牛和规整的藏人定居屋。一块用中文书写而许多藏人却读不懂的标语牌说﹕”警民同心，共同发展。”另一块写着﹕“红旗满天﹐我们同舟共济，共建和平环境。”警察的吉普车在未铺设的路面上颠簸开过，镶着金牙的藏人牧民在尘土飞扬中眯着眼看着。我参观过的寺院中充斥着便衣警察。从他们那警觉的眼神和低声话语中很容易认出来。在这里走来走去感到很累﹐不光是因为这里地处海拔13,000英尺(4000米) 的高空空气稀薄的缘故。令人感到有太多的人不是假装没有看任何东西﹐就是过分关注地在查看任何东西。这种关注令人心力疲乏。 在整个藏区﹐拥有那位被北京称为“披着袈裟的狼”的人的照片﹐很可能招致牢狱之灾。但在甘孜﹐我到处看到有达赖喇嘛的像。我到过的每个寺院都在某处藏有他的照片。身着褐色袈裟的僧人从他们厚厚的长袍中拿出他们的手机﹐给我看他们的精神领袖的快照像。在一家杂货店，达赖喇嘛的肖像在厕所手纸和袋装花生米之间藏放着。当听说我去过达赖喇嘛印度山上的驻地达兰萨拉时﹐一位妇女眼眶中充满了泪水。 达赖喇嘛提倡的非暴力和慈悲，正是使藏人运动在海外如此受欢迎的原因。然而，尽管在当地受到尊重﹐达赖喇嘛的讯息似乎也日渐磨损。我所问过的甘孜僧人都说﹐他们理解他们的同伴为何违背佛教徒不伤害生命的誓言而自焚。一个20岁的喇嘛说﹕“他们那样做并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全体藏人。我敬仰他们的勇气。” 浑身着火的僧人占据了新闻标题。尽管中国政府在某些地区阻拦了互联网连接并停止了短讯服务，自焚的新闻在藏区内迅速流传。但在达赖喇嘛头像与NBA球星头像并排悬挂的住宿房间中﹐同甘孜地区脸色红润的年轻僧人交淡中﹐很容易感到自焚和无奈。康巴人也许一度为自己是个勇猛战士而自豪﹐但他们现在说不上是一种对抗力量。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上个月发表了一篇有关从缅甸偷运武器给西藏分裂主义者的文章。但从第三世界运来的生锈的枪枝几乎无法同人民解放军的强大科技力量相对抗。那些注意到在突尼斯一名街贩自焚引起革命的人﹐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占大多数的汉族人的同情心﹐并不在藏人这一边。对于共产党统治者﹐汉人有他们自己的失落和挫折﹐但如何对待藏人这个问题并不在其中。 我同一个在道孚长大、半汉半藏的政府官员作过交谈。他很有礼貌也非常友好﹐想让我知道他家乡的真实情况。他说﹐藏人很贪婪。政府给了他们从优惠贷款到新公路桥梁等所有东西﹐但藏人还是想要更多的东西。西藏高原上散布着中国政府为牧民建造的房屋﹐但就像美国次贷危机时期遭放弃的地产发展项目一样﹐甘孜许多这样的房子是空无人住的。很少有藏人牧民想要往在中国人的房子里。政府工作人员不懂这些。他说﹐那是好房子﹐在冬天比牛毛帐蓬要暖和得多。如果我们给藏人独立﹐他们将会缺衣少食。” 不像许多共产党官僚只会说得体的意识形态上的话，这位道孚干部在交谈中解释了他的立场。他说﹐达赖喇嘛和与他一起逃出去的姐姐是这场纷争的组织者。他说着，语调也转为愤怒起来，“当达赖喇嘛死后﹐中国与藏人的所有问题都会消失。年轻的藏人接受了正确的教育﹐所以他们不会制造麻烦。” 但就我所看到的而言，事实恰恰相反。首先﹐正在牺牲自己生命的全都是年轻的藏人﹐尽管他们的教育全是支持中国的宣传。第二﹐即使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的藏人大社区里﹐也在激烈地辩论着他们精神领袖与北京的非暴力谈判的中间道路究竟是好是坏。达赖喇嘛比许多藏人更温和。而这些藏人认为北京不愿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在康区高地﹐随着每一个僧人燃烧成火焰﹐情绪正变得更加激昂。 当我最近访问达然萨拉时﹐我遇到了次旺顿珠。他是2008年动乱后从家乡甘孜逃出来的一个贸易商人。那一年，骚乱导致汉人和藏人双方都有伤亡。据流亡人士估计﹐中国军队对藏人随后进一步集会的镇压﹐导致约150人死亡。次旺顿珠在帮助一个被枪击中的僧人时自己也被枪打伤。那个僧人后来死去了。附有次旺顿珠照片的通缉令贴在他的村庄里﹐但朋友们用担架把他抬到高山上。他的伤口感染生蛆﹐他在冰川边缘生活了14个月﹐最后逃到了印度。他说，他见达赖喇嘛的一刻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候。然而，即使是他也预计“一旦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将会爆炸。” 即使是现在﹐西藏僧侣们拒绝违背他们的流亡领袖的因素﹐也对点燃这波冲突起了作用。在道孚自焚的僧人次旺诺布，生活在被禁止于7月份庆祝达赖喇嘛日的道孚娘措寺院。当地人说﹐前几年，僧人可以悄悄地纪念这个时刻﹐而不会受到官方的干扰。但今年就不同了。因为娘措寺院僧人的不服从﹐政府官员切断了娘措寺的水和电。这种围困僵持了数个星期﹐直到诺布从山上寺院走出﹐来到山下的镇中心。他散发了提倡西藏独立和庆祝达赖喇嘛生日的小册子﹐几分钟后﹐他就开始灌煤油了。 我驾车通过娘措寺院时天色已黑。保安摄像镜头无处不在，警车和便衣警察也是如此。寺院的整体架构都在一堵墙后﹐我看不到任何感兴趣的东西﹐也绝对看不到任何僧人。据当地人和流亡团体说﹐他们许多人已经被移走，送去再教育营地﹐就像曾有7位僧人或前寺院人员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一样。道孚的政府工作人员说，仍留在娘措寺的僧人中有一些人是特务﹐是安置在这里监视其他人的。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灰暗不明的。但我终于寺院内墙旁看到一线明亮。那并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穿紫红色袈裟的僧人。相反，它是一个崭新闪亮的红色灭火器。 Burning Desire For Freedom By: Hannah Beech/Tawu; (With reporting by Chengcheng Jiang/Tawu)November 14, 2011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2098575,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