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

来自 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11月26日 http://v1.wtoutiao.com/a/795680.html三联生活周刊编者按 在今天举行的香港佳士得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巨幅明代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以3.1亿元落槌，创下拍卖新纪录，拍得者为沪上藏家刘益谦。这幅刺绣唐卡全图以金线及五彩丝线绣成，被认为是明代永乐皇帝赠与佛教大宝法王的器物之一，丝出自杭州，手工出自苏州，应由十几个工匠历时十余年完成。1940年代辗转流入西方，又历经几次转手流入香港。历经逾六个世纪，该幅唐卡仍保持上佳品相，针线细腻。3.1亿元，在金钱尺度上，这是世界上最贵的一副唐卡了。唐卡这种画着佛教造像的卷轴绘画，走出西藏之后，以其繁复精致让世界叹为观止，也日益在艺术品市场上变得炙手可热。而追溯到唐卡的起源，它的意义却异常简单：当西藏人与他们的牲畜在辽阔而荒凉的高地上逐水草而居时，裹成一卷的唐卡，是漫漫长途中随身携带的庙宇。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 古老唐卡的秘密 文/茨仁唯色随身携带的庙宇“唐卡”是藏语。“唐”的含义与空间有关，以示广袤无边。“卡”有点像魔术，指的是空白被填补，于是白布上出现了画。如今常见的定义是，唐卡者，西藏的卷轴绘画也。佛教绘画的历史可追溯到释迦牟尼时代。那是一个拈花微笑都会觉悟的时代，所以当画师要为世俗人间留下度化众生的佛陀形象，是对着佛陀在明镜般的水中映下的倒影而描摹的。西藏的每个受过传统训练的画师都会如数家珍一般讲述这美好的传说，包括西藏的第一幅唐卡是吐蕃王松赞干布用自己的鼻血画就的护法女神白拉姆。但是传说通常不足为凭。有人云，唐卡源于吐蕃时的文告和僧人讲经说法时随处悬挂的布画，历史长达1400多年。也有人深信早在更为久远的象雄古国便已出现，用以传播巫术的土著宗教。但不论何时，唐卡的形式必定与游牧部族的生活经验相关。西藏人与他们的牲畜在辽阔而荒凉的高地上逐水草而居，裹成一卷的唐卡成为漫漫长途中随身携带的庙宇。唐卡甚至与西藏人的命运有十分隐秘的关系。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是为了祈祷、礼拜和观想；而当亲人去世，根据卦算，家人会请一幅具有特殊意义的唐卡，画的是护佑亡者度过中阴阶段的保护神。也有很穷的人家请不起唐卡，但他们对唐卡并不陌生，因为每一座寺院都高悬唐卡，伴随着他们获得慰藉的一生。“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细节西藏人把唐卡画师统称为“拉日巴”，意思是画佛或神的人。仿佛芸芸众生中，有一些被选中的人接受了描摹某种永恒的任务，他们往往是寺院的僧侣或民间的祖传世家。一幅唐卡的绘制，也就是一次神佛重现的过程，自有一份代代相传的范本，须得遵循。而范本往往隐匿于密乘的经典之中，记载着至少8种成套的造像尺度，无论是姿态庄严的静相神佛还是神情威猛的怒相神佛，所有的造像都有相应的比例，不得修改。唐卡至今犹存的最大秘密恰恰在于因循守旧。这个含有贬义的词汇在这里却象征着唐卡的光荣传统，每一位画师正是因为坚守这一传统而成为宗教记忆的复制者。是的，宗教也有宗教的记忆，比如长长的经卷中一字不改的真言，繁多的仪轨中一成不变的手印，而在包括唐卡在内的造像艺术中，则是一丝不苟的尺度或比例。因此有这样的说法:比例得当，画完的唐卡不必开光；若不成比例，连画师也将招致恶报。不过这绝不是排斥画师的才华，使他们变成毫无个性的匠人，虽然他们从不在唐卡上留名，但却赋予每一幅唐卡莫大的感染力。颜料是属于唐卡的另一个秘密。因为所有的颜料皆取自于大地，不是珍贵的矿物就是稀罕的植物，有的竟是特别的土。至于颜料的配制完全靠手工操作，过程缓慢而复杂，甚至跟人的力气有关，比如白色和黄色可以由年轻男人来打磨，但蓝色和绿色则需要体弱无力的人慢慢地研磨。用这些颜料绘制的唐卡具有非凡的效果，历经沧桑却不变色。如以纯金敷底、朱砂勾勒的金唐卡或以朱砂敷底、纯金勾勒的朱红唐卡，惊人之美无以言喻。其中对金色不可或缺的应用乃唐卡绝技。为了使上金粉的画闪闪发光，须用一种打磨得尖尖的玛瑙或九眼石镶嵌的笔反复摩擦出很多层次，所以多少年后，即使画面模糊，但描金的局部仍是熠熠夺目。唐卡作品——四臂观音唐卡会不会消失？看上去，别具一格的唐卡从未像今天这样广为人知。一些被称为“新唐卡”的绘画显示的是主流画家们的大胆尝试，虽保留古老的形式，却在内容上不复以往，注入了日新月异的时代层出不穷的讯息，如拖拉机、汽车、飞机等象征物质进步的符号，也有领导人物的肖像等传达政治含义的符号。更多的“新唐卡”则借鉴中西方艺术的表现手法，冀望成为独立的艺术品。然而，这些“新唐卡”是不是离真正的唐卡相距甚远？如果没有了宗教性，即便沿用传统技法，但还可能是唐卡吗？画师茨旦朗杰讲述自己当年学画时，“每天晚上都要背诵佛经和比例，那么多神佛的比例全得靠记忆牢牢记住。可现在很少有人这么做，因为照片和画册很多”。是的，如今的画师们只要照着照片和画册模仿即可，有的年轻人甚至不认识藏文。过去边画唐卡边念经，如今年轻的画师边画唐卡边唱流行歌曲，甚至是刀郎的歌儿。至于所用的颜料极少有纯正的藏画颜料，大多是相对价廉的国画和广告画颜料。更有许多成批量印刷的唐卡挂满街头，尽管比手绘唐卡便宜，却十分粗糙，西藏第一位传授唐卡绘画的硕士生导师丹巴绕旦教授批评道:“那些印刷唐卡根本不是唐卡。”画师正在绘制精致的细节他还解释了为什么过去的唐卡远比今天画得好的原因。“从技法上说，是因为画得十分仔细。一幅唐卡至少要画一年。慢慢地画，简直就是一种静止的绘画，有的局部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可现在的人一点也不耐心，只图越快越好。当然现在要是一年画一幅，这个画师也就吃不上饭了。”吃饭当然是大问题，但为了吃饭就可以把信仰变成商品吗？一本名为《留住手艺》的书上有这样一句话:“传授技能是要花时间的，这是一个要用手去记忆的过程。”而唐卡绘画，既是要用手更是要用信仰去记忆的过程。一幅用恭敬心画的唐卡，与一幅在金钱或别的用心驱动下画的唐卡有天壤之别。前者使人感受到诸佛对有情众生的接引，后者却使得画中的譬如四臂观世音的容颜上也蒙上庸俗之气，超越世俗的美消失了，其实也就是唐卡之美消失了。这样的唐卡充斥在把白铜说成是“藏银”、把涂上红色和绿色的寻常石头说成是珊瑚和松耳石之类的假货当中，无非是挂着“西藏纪念”标签的旅游商品而已。值得关注的是一度失传的藏画颜料如今正面临着矿源短缺甚至丧失的危机。如花青和蓝绿被喻为颜料中的“王子”，是唐卡绘画不可或缺的色彩，但制作这两种颜料的矿源很少，主要分布在拉萨附近的尼木县和昌都地区的两座矿山上，尤以尼木的矿山因完全成熟，最适宜加工。但近年来，该矿山被当地政府卖给内地的某矿业开发公司，用来炼铜。西藏大学矿物颜料厂的几位画家叹息道:“虽然我们过去跟乡里签有合同，但现在因为是县里把山卖给了公司，乡里也没办法，这实在是很遗憾。铜矿哪里都有，可能够加工蓝绿颜料的矿山却没几个。藏画颜料犹如唐卡的生命，发掘难，维持下去更难，能不能以某种立法的形式进行保护呢？”（作者为藏族女作家，现居北京）*************唯色补充：在“三联生活周刊编者按”中，关于那幅刚刚拍卖的最贵的丝绣唐卡，介绍称“1940年代辗转流入西方……”，我认为可能，很有可能是错误的说法。既然那幅唐卡是明朝永乐皇帝赠与大宝法王（即五世噶玛巴德银协巴）的珍贵礼物，没理由不在之后历代噶玛巴的身边留着。出售唐卡等佛教器物于藏传僧侣是极大禁忌。当然可以有相赠，但不会赠送这独一无二的唐卡吧。若论1940年代，噶玛巴传承已至十六世，历史上并未有十六世噶玛巴在逃离西藏之前见过西方人的记载。补充一句：十六世噶玛巴于1959年匆匆逃离噶玛噶举祖寺——楚布寺，匆匆逃离被失去的寺院与故乡的。作为一位流亡者，之前历代的宝物将会有怎样的命运，只能是与流亡者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我的意思是，那幅而今拍卖数亿的唐卡，其流落四方的命运一定是与重大的历史事件相关的，个中包含的故事一定是非常曲折、传奇、悲怆的。

“藏木水电站对中国人的影响远超印度”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干流上建设的首座大型水电站——藏木水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就在官方列出各种好处以及印度表达担忧的同时，旅德水利工程专家王维洛更加担心其对中国人的影响。（德国之声中文网）据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11月23日，历时近8年、总投资96亿元的藏木水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是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干流上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6台机组总装机容量51万千瓦。报道还介绍，藏木水电站位于海拔3300米以上的雅鲁藏布江中游、山南地区加查县境内，由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设计年发电量25亿千瓦时，是西藏第一座大型水电站。该电站第二台机组将于下月中旬发电，6台机组明年全部投产发电。中国国家电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明向新华网记者表示：”藏木水电站的投产，将从根本上解决藏中电网的供电难题，特别是在眼下冬季缺电的当口，无疑是雪中送炭。”生活在德国的国际水资源问题、水利工程专家王维洛就此指出，西藏其实并不缺电，而且开放西藏的太阳能和地热资源应该优先于开放西藏的水力资源。他提醒说，目前中国的科学家就雅鲁藏布江上的大坝对上游的影响认识不足，这种影响可能不堪设想。它可能会改变上游地区的降水，加速西藏高原升温。王维洛继续向德国之声解释，国际科学家将地球升温两度视为地球生存极限，而西藏高原在最近50年内升温已超过两度，高于世界其他地方。而大坝的建成很可能加速这一现状，例如，三峡大坝并没有专家所说的”冬暖夏凉”的功能，反而让重庆地区的温度继续上升。”印度可以发声，中国人不可以”西藏高原在最近50年内升温已超过两度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雅鲁藏布江流经中国、印度和孟加拉三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跨界河流之一，进入印度后，被称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印度东北部的一些偏远地区依旧依赖农业，布拉马普特拉河是其生命线，因此印度之前就表达了对水坝工程的担忧。去年中国媒体报道称，该国将在雅鲁藏布江上新建造三座大坝后，印度外长胡尔希德（Salman Khurshid）随即敦促中国”不得在上游进行任何有损下游利益的活动”。然而，胡尔希德的前任克里希纳（S.M. Krishna）曾于2011年表示：”根据我们自己的资料，我们已经确定，中国正在建造的径流式水电站项目，没有蓄水，不会对下游的印度地区带来不利影响。”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艾克巴鲁丁（Syed Akbaruddin）本周一则宣布，新德里知道大坝建成的消息。”中国人告诉我们，我们将不会受到牵连。”王维洛指出，径流式水电站确实对下游影响不大，但是目前投产的藏木水电站是一座混凝土的重力坝，而且高度相当高，作为首座雅鲁藏布江上的首座大型拦水大坝对下游肯定会有影响。加上另外两座也将建成。具体影响是在缺水时增加争水的矛盾，发生洪灾时增加洪水的威胁。在王维洛看来，藏木水电站对西藏本身的影响远远超过对印度的影响，而青藏高原不仅是印度马普特拉河的发源地，也是中国长江、黄河、澜沧江和怒江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因此”其对中国人的影响远远超过印度的影响，只是印度可以发声，中国人不可以。”国际比较三峡大坝对自然和人类的影响已逐渐显而易见另有批评人士指出，中国在澜沧江上修建水坝造成下游湄公河水量减少和引发突发洪水。中国方面否定了这一指责。当被记者问及，中方是否会考虑印度、孟加拉等下游国家的关切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4日表示，中方对跨境河流开发利用一贯持负责任态度，实行开发与保护并举的政策，会充分考虑对下游地区的影响。规划中的有关电站不会影响下游地区的防洪及生态。王维洛还介绍，亚洲地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多国就同一条河流达成国际用水协议的地区。他举欧洲流经多国的莱茵河为例，因为有国际用水协议，所以各国并不可以任意建坝，例如，德国境内也有峡谷窄、水流快、水力资源丰富的地方，但是德国并没有建造水电站，而且德国还掀起让河流回到自然状态的运动。”而随着藏木水电站的建成，中国已经没有一条没有水坝的大河，这种人为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巨大改变，对于生态环境将造成相应的影响。（转自德国之声）

纸做的墓碑，心做的墓志铭—— 访谈《没有墓碑的草原》作者杨海英教授作者：刘燕子（《没有墓碑的草原》译者之一）提问1：(刘)：是否可请教杨教授分享,关于本书写作的学术关怀（动机、目的，过程）以及研究方法?(杨)：我的研究课题分作三大板块。第一：以众多的个人体验的视角构建蒙古近现代史。进入20世纪后,蒙古民族在地理上被迫分割在多个国族国家生活。关于“分断”一词，似乎不养耳。人们说朝鲜半岛南北分断，岛体龟裂,比较容易接受，但不肯接受南北蒙古同样被分断，同样被人为地楔入国境线两边这一事实。我们不喜欢使用“内蒙”、“外蒙”这个“内外”之别的政治概念，而使用“南蒙”、“北蒙”“漠南”“漠北”地理历史概念。“内蒙古、外蒙古”这种说法,好比同根同源、手心手背的蒙古整体被割断血脉，这种疼痛,锈铁般浇铸在苦胆里。席慕容老师曾说，这种差别看似细微，却有很强的杀伤力。这一板块，最近文艺春秋出版了拙著增补版的《蒙古与伊斯兰的中国—溯源民族形成的历史人类学纪行》。具体地说，写的是十九世纪末清朝西北部的回民起事如何与蒙古诸部落发生关联的。关于文革期间的种族清洗研究属于这个版块。第二，关于蒙古的政治祭典、礼仪的研究。如《成吉思汗祭祀：一种人类学的复原》，2004年，日本风响社出版。第三：蒙古文献(手写本)研究。这几个板块构成“新大陆”—原本就是海陆交通，山河纵横,不可分割的。我在编撰6册《对蒙古人种族大屠杀的基本资料》时，因为受过传统蒙古学研究编辑、解读古文献资料的学术训练，比如出版过《关于阿尔寨石窟1号窟出土的蒙语古文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等论文，因而得心应手。在分类方法上、编辑索引、附录、文本批评和构成上都下了苦功，而且每一本都附有数万字的日语评介。此套丛书分为六辑:第一辑《滕海清将军讲话汇编》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编者关于内蒙文革的介绍性文字。第二部分是滕海清在内蒙文革期间的讲话、指示和检查。第三部分是批滕派对滕海清及赵玉温等人的批判文章。第二辑《肃清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文件汇编》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编者关于“内人党”历史、性质的介绍和研究，以及对肃清内人党文献资料的疏理和解释。第二部分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其一是1966年至1969年初中共中央关于肃清“内人党”的文件。其二是1969年4月至1972年间，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的文件。其三是关于“内人党”与民族自治的历史文献。其四是关于“内人党”冤案平反及民族问题的资料。第三辑《打倒乌兰夫汇编》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资料20篇;第二部分是打倒乌兰夫资料129篇。第四辑《作为大毒草被批判的民族自决理论汇编》分作构成“大毒草”资料群的两部分。《资料一》包括从1945年到1966年《毒草集:乌兰夫反革命言论选编》；《资料一》：《“大毒草”的移植》。第五辑《被害者报告汇编之一》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编者关于民族屠杀被害者资料的解说。第一部分是被害实态的资料群。这一部分包括六方面的资料;1《中共文件报告中记载的被害状况与民族屠杀推进的方法》；2《民族屠杀后的政策与计谋》；3《上报上级政府的民族屠杀实态》。4《四家尧人民公社的虐杀方法》；5《被害者的上访书与证言》；6《基于谋略的不完全的“恢复名誉”》。第六辑《被害者报告汇编之二》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编者关于民族屠杀被害者资料的解说与再分析。第二部分包括两方面的资料：1《中国政府公文书记载的大量屠戮的推进方法》；2；《被害者与加害者的记录》。这个《关于对蒙古人的民族大屠杀基础资料》群，我计划编辑10辑，每年一辑。这么一个庞大而详实的资料群，并非我有通天的本事，从哪儿弄来的绝密内参，其实都是文革十几年中共公开发行的，只是我下功夫作了收集和整理，每本七百多页，甚至一千页，相当于这方面的学术梳理、为有志者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文本。“文革”是蒙古学研究上绕不过去的一个弯，必经之路。比如，我在寻找蒙古文论有关的古文书、手写本时，蒙古人会痛悔地说，文革时期被烧毁殆尽了。文革，对我们蒙古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将这个发人深省的天问，作为每篇访谈的结尾。肉体的毁灭，还不配称作死亡，记忆与灵魂的消失了话,活着也只是活埋在复印机里日子了，因此,每篇结尾的发问不是尽头，而是开始。拙书的写作前后穿越的二十余年光阴的隧道。从1991年，母亲同我聊家常开始，到2004年采访亲历者百余人。渐渐地,草原上的父老乡亲们知道了我在做这方面的见证记录，纷纷向我提供信息，比如上访材料、家人照片、平反书、残疾证明,甚至亲人的遗物。每次回到家乡，他们或主动上门、或通过亲人朋友等多种途径向我提供资料。采访的方式不一，有的我直接登门拜访，有的到第三者提供的场所，总之，在他们认为相对安全，能够说话的地方。直到当局风声鹤唳、杯弓蛇影。提问2：(刘)：这本书算哪一类呢？纪实文学？学术研究?是否采用了媒体式套问呢? (杨)：欧洲东方学的核心为蒙古学，蒙古时代学。其内容主要包括蒙古学、突厥学、藏学、汉学、匈牙利人的史前史， 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世界几大宗教﹐欧洲的东方学已经形成一个完整体系﹐有严密的论证逻辑。爱德华•赛义德批判欧洲东方学（Orientalism）是种族主义学说。他用福柯的话语概念考察东方主义。姑且不论赛义德之说,但有必要提醒世人的是必须认识到这个“东方”，很大程度上是13世纪到14世纪蒙古时代奠定的世界体系。那么，研究蒙古学就必须从研究13世纪开始到至为止的历史。文字不只有汉字,还有八思巴文字、维吾尔文、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俄文、藏文字;汉语只是其中的一种语言，因此研究东方需要蒙语、藏语、维吾尔语、梵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为研究工具。蒙古传统社会与汉族有很大的不同。汉族的政治制度、文化历史、思想价值的遗存，其载体是乡村的书生,绅士。而底层社会却大字不识，科学知识文化基础很弱。可以说是由“士”掌握“文”来对“民”进行至上而下“教化”的互动关系。 通过木板印刷的文字来向底层浸润孔孟儒家核心价值，并奉尊为至高无上，形成华夷文明的优越感与方位秩序观，天下认识论。而蒙古没有这样上下阶层的分断以及地域和区域组织观念。传统社会留下了大量的手写体，也就是古文书，《蒙古秘史》就是一部回鹘式蒙古文世界通史，是当之无愧的当时亚欧历史的百科全书。《秘史》原本是用来朗诵和吟唱的文本，被世世代代传诵。有人说它是支撑蒙古这个世界性联邦与超大帝国的心灵羁绊。蒙古民间传统文化成熟、灿烂，文字文化指的是手写本，有蒙文、藏文、梵文、突厥文,包括汉文典籍在内等多种文字。一般的蒙古家庭都保存有族谱、世谱，这是全体氏族成员身份认同的象征与血缘纽带，也是在个人血脉中活着的年轮,从中可以清楚地倾听到远古始祖的叙说。传统社会七代谱系内不通婚,从逐代传嗣的世系中可以找到根源。换而言之,蒙古人无论被大风吹到哪里,都能从族谱、世谱中追寻到先祖急骤的马蹄声。蒙古人的天下观就是星垂月涌,万古绵恒的宇宙世界，真正的天人合一。蒙文同汉语一样，言文不一致，但是蒙文没有经过口语白话文“革命”，因此，从13世纪到现在的英雄叙事诗、编年史、古文献，都能解读。叙事诗是蒙古古老的史诗艺术形式，重要的民间文学体裁。每一位蒙古人都是讲述人。这一传统以个人与家庭,或者家族为载体，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不少长篇叙事民歌都是用口头演唱的形式传承,叙事情节丰富,语言精彩生动。我也采访过很多日本人，日本人一般有一答一，不傍枝伸叶,拘泥于问题本身。蒙古人也不像汉人那样夸夸其谈，颠三倒四，竭力渲染叙述本身。蒙古的叙事特征是故事完整，脉络清晰。即使有些民歌经过民间艺人的整理和加工,但并未脱离事实本身,故事实诚而可信。当你谈到文革，他(她)就会秉承叙事诗的特征，按照年代、故事的脉络,有板有眼地叙述。因此有完整的故事细节，鲜明的人物形象，在篇幅、结构、人物塑造及语言运用上都如流水自然而成。他们的记忆力惊人，许多人的思维和回忆都定格在那个时代,历史离他们并不遥远，幸存者生活在噩梦之中。我并没有刻意“文学加工”、“想象细节”，不需要在文字上做手脚，更不需要套问，设置关子。我只是记录者，加上研究者的理论旁证。我只是一个信息的提供者。书斋的知识与田野调查、口述历史构成活生生的蒙古历史。比如：在第7章记录了《以杀蒙古人得蒙古族人心？》中有一个细节：嫁给共产党延安派干部的鄂尔多斯女性奇琳花回忆的哥哥奇全禧时有这么一个细节: 奇全禧对号称“礼仪之之邦,明礼守信”的中共承诺深信不疑,协助中共接收,在欢迎高平司令员的宴会上,奇全禧说：“鄙人曾在重庆与蒋委员长共餐用膳”这么一句话，后来我到台湾做研究时，在国民党的少将档案文件上查到了这个细节，证实确实有这么一回事。时间为1945年5月19日。鄂尔多斯蒙古人升任国民党少将军官的只有两位：奇全禧与奇玉山。台湾信息公开，文档证实了奇琳花叙说的这个细节。至于拙书分类，由读者诸君自己分类吧。提问3：(刘)：本书中为什么您没有使用人们通常使用的“内人党”和“新内人党”的区分概念呢？图们·祝东力的书中说历史上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有时自称“革命党”，却从无“内人党”或“新内人党”这样的简称，在蒙语中，也根本不可能有这类的简称。所谓“新内人党”完全是捏造的产物。(杨)：中共在挖肃的时候，从来没有区分过新老之别。后在“平反”时候却打出要严格区别新老之不同，貌似严谨,目的不外是新一轮阴谋，即指平反一部分人，大批则不恢复名誉。1981年,内蒙古爆发大规模反对汉人侵入草原运动时，汉人干部即指责背后有“民族分裂主义”支持，共产党也没有区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是新,还是老,只要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以”民族分裂”之原罪一锅端,我是顺沿汉人的逻辑，不区分所谓的新老之别。提问4：(刘)：日治时代确实培养了一批蒙古知识精英，在保护蒙古文化教育传统等方面采取了鼓励措施。在您的书中，随处可见内蒙古的殖民乡愁，是否对满洲国存在的民族歧视、冲突、压迫，选择性地轻描淡写呢?比如:喀喇贡桑诺尔布将日本式近代教育引入漠南蒙古时，聘请河原操子为毓正女学堂教师。时值日俄战争的谍报大战期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推演，历史似乎更加多维度纠葛与交缠。又如中共龟缩在延安保存壮大实力，并种植与走私鸦片,这个“中共历史上的最大机密”为不争之实，但是日本学者山内三郎在《麻药的战争—中日战争的秘密》中说：日本一直想取代英国，成为中国最大的毒品供应商。关东军在热河建立鸦片毒品专卖制，确立热河全省为满洲国的鸦片种植区。此外，各派军阀也视鸦片为最大的财源，怂恿与庇护民间种植鸦片。比起中共的鸦片，那是小巫见大巫。被殖民地对殖民时期的“美好追思与想象”似乎一直是一个重大争议。如台湾。还有，本书中您对回民的称呼为“色目人”，是否意味着另一种族裔轻蔑呢？(杨)：我认为日本式的现代化，非常适合于亚洲,尤其是东亚各地区各民族。当然，我们蒙古人不是窄意上的亚洲人，是欧亚大陆人。我们在近代选择了两个文明，一个是来自西方借道俄罗斯的文明；另外一个是东方的日本文明。很遗憾，由于汉人本身还未脱胎进入近代，所以从汉地进入蒙古的现代文明近乎于零。从汉地带来的只是灾难。这一点，现在也没有任何变化。汉人要垦殖草原，同化我们，我们则更愿意选择另外的文明。嘎达梅林要解决的问题，至今仍然横梗在我们两个民族之间。问题并非侵略与被侵略，殖民与被殖民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构造。我所研究的人类文化学其对象是“人”，人的集合体，因此，我更多地看到历史的复杂性与历史中的“人”。比如河原操子。这称呼回民为“色目人”不是歧视，我只是希望回民知识人不要忘记历史，你是蒙古帝国的产物，不要一味讨好当代汉人的政治和政策就能怎么样。提问5：(刘)：你的书中多次提到1950年8月鄂尔多斯乌审旗人民起来反抗中共暴政，在网上也看到蒙古人在纽约缅怀乌审旗“8.19”惨案，追思蒙古英雄 Bayanbaatar ，但都不详细，能详说一下这一段历史吗？ (杨)：鄂尔多斯乌审旗蒙古人在1950年起义反抗汉族共产党入侵内蒙古，领导人是奇玉山；而我父亲是则是镇压一方。中共占领蒙古人的家乡以后，说一部分蒙古人是好人，即穷人；而另一部分人即富人是坏人。以阶级仇恨来离间民族文化认同。那么，“好蒙古人”跟着汉人希望解决民族平等问题与禁止开垦草原问题，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共产汉人和“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样，更加大规模地开垦草原，移植汉人进入我们蒙古人的家乡，而且还杀人放火,视蒙古人生命如草芥。因此，2013年8月，乌审旗蒙古人巴音巴特尔因为反对汉人强行占领我们蒙古人的草原修建铁路而提出正当要求，但却被汉人当众殴打打死。这让我们认识到，蒙古人的民族自决的革命目标从19世纪末到现在一直没变，也一直没有实现。蒙古人不愿意开垦命根子的大草原,不愿意破坏生态自然环境，而汉人就是要掠夺我们的地盘和地下矿产，移民并从文化上同化我们。这就是原因和结果。一百年没有变。因此，民族问题也就不会得到解决。提问6：(刘)：关于图克公社屠戮风暴中“色木楚克一家四口投水自杀，以及色木楚克本人用镰刀自杀”这一情节，不同人物的叙述，四说纷纭，扑朔迷离。一家唯一的幸存者，当时才九岁的其莫斯仁的回忆；诗人图克公社书记策·哈斯必力格图、革委主任额尔德尼的叙述的时间和遇难过程都有差异。另外，在谈到文革后1974年一个雨夜，一群人对乌兰巴干夫妇实施暴力行为时，您的书里写的“一群汉人，仍用暴力解决暴力问题“。而启之先生的书中写的是：20多个身穿军队雨衣，腰挎蒙刀的蒙面强人……临走留下一句话：“我们是受难的’内人党’ 子女，这是你的报应！”—-显然，指的是蒙古人所为。与您叙述截然不同。（杨）：对乌兰巴干的暴力行为不只一次，而是数次。因此他在呼和浩特才呆不下去，逃到外地求生。汉人也恨他，因为他背叛了汉人。内蒙文革中对蒙古人的种族屠戮这一事实是禁区中的禁区，地雷中的地雷。这种罗生门（Rashomon）式的叙述的意义在於,真相被扭曲、被模糊， 但基本事实并未改变,民族屠戮的本质也未改变。“卡廷森林大屠杀”的真相珊珊来迟于60年之后。我希望将来有一部《图克大屠杀》的电影，谁都不知道真相，但对蒙古人民族屠戮基本事实却不可动摇，我也希望有一部蒙古的《辛德拉的名单》，记录金九斗医生的诺亚方舟。提问７：(刘)：杨继绳先生说：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时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情感的影响，站在人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高度，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写文革史是危险的。……你写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你叙述的片面性。这是因为文革的当事者大都健在。……不仅要跳出《决议》，也要跳出文革亲历者的感情纠葛。应该站在人类文明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来研究和反思文革。当然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因为人们很难超越自身环境的局限。作为受害者一方如何超越族裔民族主义而“客观”地看待这些主观的零碎的，断片的，情绪化的证言呢？或者说，您自己如何做一位感情上的蒙古主义者，理性上的研究者呢？（杨）：我只是孤军奋战的个人写作者，没有组织，没有团队，一个人是一支队伍，我在拙书中，确实有一种“艺术形式”，或者说“写作战术”。那么就是刻意刺激读者，引起议论与思考。因为这才是民族问题的关键。触及到蒙古民族的认同问题，可能汉人会反弹，会摔掉这本书，扔在地上，给我贴上“不客观，不理性”的标签。如果这位读者是一位独立思考的人,那么过一段时间冷却之后，他(她)会捡起来,想一想，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写，为什么要这样写？绝对的客观事实上陷入一种名叫“客观的主观主义”.每个人的写作的背后都不动声色地站着作者的现实关怀,价值期待,文化理想以及民族感情,当然包括作者的政治立场。“不去政治化”的本身就是政治化,“客观”本来就是相对于“主观而言”的，没有绝对的客观，绝对的客观与八面玲珑未必代表问题的本质。比如日本人研究非洲，好像站在第三者立场，佩戴着一枚免罪符。大的“研究”小的，一定是“客观、理性、中立”的，小的研究大的，一定是“非客观、非理性、偏执的、情绪化”的吗？没有人能够垄断历史的叙述权，每个人都拥有重新解释历史权利，无人可以百分之百地“零温度叙述”。“情绪化的零碎的叙述”如利爪，有时能在被风化的废墟中挖掘出真实。而梳理这些支离破碎的陶片，正是研究者的责任。读者可以扪心自问，为何汉人要选择性地失忆？为何在定历史结论时总是推脱责任,诿过于人?如果今天人们仍然忌讳谈论这段”盖棺定论”的历史,又遑论学术研究呢？大部分蒙古人在沉默。沉默同样是另外一种力量的表述。一个受尽苦难的人，为什么会缄口其言，究竟是谁，来自何方的阻力，怎样超越我们想象的残酷经历，使得这个人始终生活在黑暗的深渊呢？我在第九章《延安派干部奇治民》中的结尾中引用了幸存着、“挎洋刀出身”东蒙干部暴彦巴图的话概括了奇治民的一生：“纵观奇治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是革命的‘红小鬼’，是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鄂尔多斯人民的好儿子。党决不会忘记他，人民永远怀念他。”在文革屠杀中挨过三百多次的批斗而九死一生的受害者暴彦巴图，至今尚未找到更合适的语言回忆与表述大屠杀的恐惧与苦难，甚至至今还不得不使用统治者的语言，用赞美中共的语言来表述历史，读者是否能从这种荒诞与扭曲、苦楚与绞痛的表述中读出一点点历史的真相呢。这种表述的本身就是当下历史的一部分，同样见证着历史。从沉默者到见证人，到行动者的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说过一句最令人剜心的话：“世界可能并没有听到我们的呼声，或者，更坏的假设是，世界听到了我们的呼声，但是一切都依然如故”。提问８：（刘）：您在第14届司马辽太郎大奖授奖式时说：“建构清廉、透明、格调高扬的明治精神的秋山好古率领的近现代日本骑兵，与年轻的游牧骑兵战士并肩驰骋在满洲的大草原上，共同与俄罗斯帝国作战。”。“尚武之民蒙古人生来就是战士，为秋山好古创建的近代式日本骑兵的合理性所倾倒。蒙古人改良传统的作战方式，满洲国时代诞生了内蒙古骑兵连。勇士们跨日本洋刀、坐骑日本进口的体格雄浑之战骑驰骋荒野，为实现民族现代化与民族自决而英勇战斗。坂上之云，如今确实在蒙古的苍空之上美丽飞翔。”“明治毅然决然的精神”。 您自己似乎也为“明治毅然决然的精神”所倾倒。不过，司马辽太郎的《坂上之云》后记中写道：从维新到日俄战争之间共有三十余年，不管是在文化史上还是在精神史，这一时期都是在漫长的日本历史上的异类时期。这是日本历史上最乐天的一段时期。但“明治在雪花中渐渐远去”。实际上，蒙古近代政治精英主导下展开的民族自治运动，也是将漠南蒙古民族命运的赌注（也许这个词语您不接受）压在日本身上，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实现其民族自治独立的理想。然而，日本只不过把漠南民族自治运动当作其东亚战略的工具，并不认真对待蒙古人的民族自治诉求，最终漠南民族自治理想化为泡影。那么，您在《坂上之云》与漠南蒙古之间究竟在寻找怎样一种精神呢？（杨）：蒙古与日本一样，弱小的民族，背负巨大沉重的历史。同样得对付中国和俄罗斯。相比之下，俄罗斯更容易和我们共存，因为俄罗斯不杀人，也不开垦草原，不强制同化。而中国则一直认为“蛮夷杂碎”，“化外之民”。被汉人看不起这一点上，我们蒙古人和日本人同病相怜。蒙古人接受日本式的近代教育以后，同样骑大洋马，挎洋刀，为民族自决奋斗。这就是1930-1940年代的历史。但后来被汉人占领以后，我们的骑兵被派到西藏，为汉人杀害藏人，沦为雇佣兵。回顾满洲国时代，对比中共统治，历史一目了然。提问９：（刘）：恭贺您的新书《在中国与蒙古的夹缝之间—乌兰夫的民族自决未竟之梦》被选入2013年岩波书店出版的“岩波现代全书”系列。在本书中，您描写了乌兰夫（1906-1988）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者兼蒙古民族主义者的波澜万丈的生涯。您将他的民族主义为主轴的思想与实践分为：“自决时期”、“自治时期”、“抵抗时期”、“破灭时期”，他终生都在寻求成立苏联型中华民主自由联邦的理想。您的书里说：所有内蒙古的蒙古人至今怀抱一个最不可思议的问题：为什么数万以民族独立为理想的蒙古军对云泽（乌兰夫）及其中共不发一枪一弹进行抗争，而服服帖帖地归顺于中国，是内蒙古近现代史上最大之谜团。所有的书都含含糊糊地记载：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政府在旧满洲国兴安总省的省会王爷庙成立之际，有无确切的记载呢？这个改名是否意味着他艰难的心路历程呢，即将内蒙古自治政府改为“中华民主联邦”？而乌兰夫的自治政府理想是拥有独立的民族军队，独立的货币发行，独立的民族自治理想的。苏蒙的社会主义解体之后，是否找到了他四年留学莫斯科以及他参加国际共运、世界革命思想的踪迹呢？今天的蒙古人对乌兰夫怀有怎样的感情呢？（杨）：乌兰夫仍然是我们草原上尊敬&#3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