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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 2001年为了配合三峡大坝的建设，他们从重庆巫山迁居佛山三水。今年刚好十周年，目前他们只是“基本融入”了当地社会，距离真正的融入还相差太远。他们觉得牺牲这一代为下一代人的发展做铺垫。 记者：许伟明，选自：经济观察报，原题：从巫山到三水移民十年 > > 但要融入当地生活，不像改变口味那么简单。三水区移民办主任陈汉忠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三峡移民只是“基本融入”了当地社会，距离真正的融入还相差太远。 > > 目前广东省各区的移民部门负责人会定期开会，除了反映移民现状、商讨对策外，还有一个重大议题是互通移民活动的信息，以防各地移民之间“串联”起来。 > > 针对此次三水移民十周年，当地政府人士向记者表示，政府对聚餐的态度是“不主张，不反对”。但在乐平镇，一名移民村村主任告诉记者，该镇4个移民村向镇民政部门申请组织聚餐，均遭到反对。 > > 但邹厚斌却告诉记者，这一代移民的使命是“牺牲”，为下一代人的发展做铺垫。 > > 事实上，不少移民和邹厚斌的观点类似，对本代人融入当地社会并不抱很大的希望。 ———————————————————————————————————————— 在其他村得以举行的聚餐上，当地镇司法所、派出所都派人参加。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其实他们是在监督，以防移民喝多了“出事”，又酿成“敏感事件”。 8月15日，佛山三水新岗村。村民把积累了好几年的村财1万多元全部用完。本村大厨光膀子上阵，做出20圆桌的肉、鱼、虾、鸡、甚至还有一道甲鱼汤。 他们在纪念移民的十年。2001年8月15日，为了配合三峡大坝的建设，他们——一共1202人，从重庆巫山迁居佛山三水，在这里的10个移民点安顿下来。 一晃十年。 移民们的重辣口味发生了最明显的变化，他们已经不习惯在菜里放太多辣椒，有些小孩甚至不敢吃辣。所以，在当天的宴席上，有重庆的麻辣口味，也有清淡的粤式炒菜。 但要融入当地生活，不像改变口味那么简单。三水区移民办主任陈汉忠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三峡移民只是“基本融入”了当地社会，距离真正的融入还相差太远。 杨孝军是三水1202名移民中的一员，也是新岗村村主任。过去几年，他带领村里移民持续与政府博弈。纪念宴席上，他拿着啤酒逐桌敬酒，动情地说：“以后的日子一定要幸福。”但如何才能幸福，以及怎样让村民尽早撕去移民标签，他心里没底。 融入是个漫长过程，过去的十年才刚开始，杨孝军以及所有移民，还要再经过数个漫长的十年才能真正成为当地人。

1983年12月30日，胡耀邦视察四川省兴文县石海洞乡 耀邦同志看到了农民历史和现实的户籍问题，并把改革 户籍制度 提升到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农民富裕，发展小城镇建设，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来认识。 作者：胡德平，选自：《南方周末》，原题：父亲读《三国演义》的几个片断——刘禅降表 耀邦同志看到了农民历史和现实的户籍问题，并把改革 户籍制度 提升到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农民富裕，发展小城镇建设，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来认识。父亲看《三国演义》不光看热闹，也吸收了古典文学大量的智慧和知识。他对刘禅进降表的注意和议论，非常引人入胜。（之一） 延安 时期，是父亲读书最多、最刻苦的时期之一，当时他藏有很多图书。1945年秋，因为要去前线，他把所有的书籍都埋在王家坪某处，解放后去找，一直没找到，为此他遗憾不已。他读书的速度很快，并有对重点语句用红笔划道、写批注的习惯。 延安 老同志传说，毛主席对父亲的读书有个评论：“好读书，不求甚解。”究竟如何，我没有仔细求证。这句话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的名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似有多种解释。两晋时期玄学盛行，对古代经典著作的注释解说很杂乱，不少注解繁琐无聊，已失原著本意。陶渊明自谓 “不求甚解”，倒也是种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我知道，父亲对革命导师的书籍，非常强调读原著，认为辅导材料必要，但并不十分看重。他认为这些材料往往这一时期是一种解释，那一时期又是另一种解释。 延安时期也是全党理论水平大大提高的时期，当时党内对中国社会、农民问题、阶级斗争、民主革命等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已经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似乎仍然处于一种不甚了了的状态。 父亲非常喜欢我国的古代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我猜想这些书他在延安时期都已看过了。上世纪80代，影视节目放映《三国演义》、《西游记》时，他是一个热心的观众，每晚看完“新闻联播”后，如无公务在身，他就看看电视。我有时见父亲如此欣赏这些节目，心中也十分纳闷，在我看来，这都是为青少年准备的娱乐节目呀！ 我读《三国演义》，只集中精力看到“火烧赤壁”，顶多看到关羽被俘就义，以后章节基本上就不看了。 2011年6月19日，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前辈，和我有次长谈。有一部分内容谈到他和我父亲的交往和工作关系。其中一段往事，是父亲在重庆谈《三国演义》的一百一十八回，刘禅进降表的那一回。 1983年12月末，父亲在四川省考察工作，当时重庆是计划单列市。其间，父亲和四川省、重庆市的谭启龙、杨汝岱、王谦、廖伯康和鲁大东等同志有过多次座谈。座谈的内容很广泛。在潘家坪宾馆，父亲问，重庆市现有人口多少？重庆的同志回答得很清楚。父亲又问在重庆市的总人口中，干部多少，教职员工多少，所有吃皇粮的人数有多少？这下难住了重庆的同志。父亲一笑，请他们找本《三国演义》，仔细看看第一百一十八回——《哭祖庙一王死孝，入西川二士争功》。 宾馆里无此书，重庆同志说，车队出发的下一站是永川，到永川再找书吧。不想到了永川，仍未找到。车到泸州后，才找到一本《三国演义》。拨乱反正之初，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之贫乏，由此可见一斑。《三国演义》这一回，记录了蜀汉当时的人口、户数、官吏和军队兵员的情况，读之让人感慨深思： （后主刘禅）遣尚书郎李虎，送文簿与艾（邓艾）：共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官吏四万，仓粮四十余万，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在库，不及具数。择十二月初一日，君臣出降。 这组数字，读小说的人未必有兴趣，但对读历史，对执政党的领导同志来讲，则是一份宝贵的社会、经济、政治史料。蜀汉的悲剧有两层意思，一是汉祚衰微已久，腐败不堪，还想什么“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那都不是历史潮流所向。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奸相”曹操却做了“苍天已死”遗嘱的执行人。二是蜀汉出了那么多忠良、英雄，做了那么多北伐的努力，但最后还是被魏消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老天何其不公。 蜀汉灭亡，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其社会经济实力过弱，人民负担畸重。试想全蜀人口94万，官吏兵将总合14.2万，脱离生产，吃皇粮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5%，即6个人就要养一个吃皇粮的人，负担怎么能不重？如果把94万人口中女性去掉，老小去掉，姑且算37万人，那么就是两个生产者要养一个吃皇粮的官吏和大兵。 诸葛亮、姜维以攻为守，已知事不可为而为之，也只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蜀军屡次北伐不果，国力损耗极大，致使蜀汉后期忠勇的征西大将军张翼、右车骑将军廖化都深感“蜀地浅狭，钱粮浅薄”，发出“连年征战，军民不宁”的忧叹！同时，蜀汉人口不堪重负，逃亡、脱籍的人口也不在少数。

戈尔巴乔夫 最新揭秘的档案显示，在苏联行将崩溃之时，陷入绝望中的 戈尔巴乔夫 ，曾奋力挽救手中的权力，一再乞求 德国 给予经济援助，以拯救国家。 作者：石渝，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20年前的8月19日， 苏共 强硬派发动反对 戈尔巴乔夫 的军事政变。之后不久，苏联轰然倒下。 自此之后， 戈尔巴乔夫 被相当一部分人认定坐视苏联崩溃，是搞垮了苏联的“元凶”。 最近， 德国 《明镜》周刊记者克里斯汀•尼夫寻获到之前不为人所知的文件。这份最新揭秘的档案显示，在苏联行将崩溃之时，陷入绝望中的戈尔巴乔夫，曾奋力挽救手中的权力，一再乞求 德国 给予经济援助，以拯救国家。 尘封20年的档案 米哈伊•戈尔巴乔夫，妻子赖莎，以及众位亲信，在那场由克格勃、军方领导层及内务部长发动的未遂政变中幸存下来。戈尔巴乔夫是当时 苏共 领导人，是苏联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位总统。 1991年8月22日，他们返回莫斯科，结束了在克里米亚岛度假别墅里的3天被软禁生活。当地时间凌晨2点15分，飞机抵达首都莫斯科。 6万民众聚拢在俄罗斯白宫前。这里是苏联时期原俄罗斯共和国的议会大楼，也是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白宫，成了戈尔巴乔夫支持者的战斗堡垒。当电台传来戈尔巴乔夫已从软禁中被释放的消息时，民众欢呼雀跃，高喊“总统，总统”，一直等着60岁的戈尔巴乔夫出现在眼前。 然而，戈尔巴乔夫却让胜利喜悦中的支持者大失所望。他没有直接从机场跑到白宫支持者身边，也没有和支持者一道庆祝胜利的到来和阴谋者的被挫败。 戈尔巴乔夫获释，仅是因为政变者惧怕民众血流成河，才不愿贸然攻打白宫，才令“国家紧急状态”流产，而非反对政变的政客们坚定地表达了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所致。 戈尔巴乔夫命令司机开往官邸，一到官邸就马不停蹄地工作到凌晨。第二天一大早，他又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又继续工作。 戈尔巴乔夫不去面晤支持者，按今天的标准，肯定是公共关系上的“失礼”。然而，克里米亚半岛3天的软禁，不仅搞乱了整个国家，也令戈尔巴乔夫失去了内心的平衡，尤其是爱妻赖莎内心的平衡。 第一夫人赖莎为这3天梦魇付出了沉重代价。她是躺卧在航班上返回莫斯科的。她眼膜血肿，口齿不清，半身失去知觉。医生们先是诊断为中风，之后又判为高血压严重反应。 苏联存续差不多69年之后突然陷入绝路，那些天给戈尔巴乔夫的压力之大，令其手足无措。今天被拥护为政治明星的，不是昔日克里姆林宫主人，反而是他过去的门徒鲍里斯•叶利钦。 政变结束后不久，叶利钦下令禁止苏共的所有活动。而那时，戈尔巴乔夫还是苏共的总书记。除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之外，其他共和国分离主义运动异常高涨，戈尔巴乔夫很快沦为无邦之总统。不久，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唯一剩下的核心共和国俄罗斯，也失去了控制。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23日 – 09:13 | 2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章含之 章含之 批评 周恩来 曾这样剖析自己：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 作者：孙言诚，选自：《历史学家茶座》第20辑，原题： 周恩来 两次挨批真相 1973年是 周恩来 命运多舛的一年。1月13日，因膀胱癌恶化，排出大量鲜红的血尿。3月10日，他住进玉泉山施行第一次电灼术治疗。令人欣慰的是肿瘤甚小，术后几天尿色就清澈透明了。总理很高兴，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烤鸭宴”答谢医生护士，他以为自己已经康复了。 不料，7月和11月，两次“批周”，使周的病情急剧恶化。第一次“批周”后，再次发现全程血尿，膀胱癌复发，大夫的意见是立即住院。但接踵而至的第二次“批周”会，使大夫们只能望病兴叹。二次“批周”后，肿瘤迅速增长，每天的出血量由几十毫升到了二百多毫升， 周恩来 终于告别了西花厅，住进305医院，直到去世。 两次“批周”， 章含之 都是近距离的亲历者。别说是大红门内的历史，就是在共和国的历史画卷上，这两次“批周”都可算得上是浓重的一笔。我们多么希望在章的书中能看到这段历史的真相，遗憾的是，惊心动魄的政治风云被凄美、哀艳的浪漫故事掩映得面目全非。 第一次“批周”源于外交部《新情况》上的一篇文章。周恩来第一时间看到了该文，十分赞赏。可当有人把文章拿给 毛泽东 看时，毛却勃然大怒。7月4日，周去玉泉山治疗，毛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说：“你们两位是负责（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我请你们来谈几件事。”于是海阔天空地讲了一席话。其要点是—— 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原话是“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 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的讲话。周遵命主持会议，传达了对自己的批判。其实，早在7月2日夜，王海容已经把谈话内容通知了周恩来。而 章含之 知道此事比周恩来又早一天。那是7月1日下午，章在政协礼堂开完章士钊治丧会后： 一辆汽车疾驶过来，我当时的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急匆匆找到我，说来给我“打招呼”。她说在我离开北京的一周内（章要去香港迎父亲骨灰）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他说要我有思想准备，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十年风雨情》）

毛泽东与毛岸英 赵南起： 毛岸英 处理完文件以后，可能到彭总那儿找点吃的。有些人光强调后面这点，说弄饭时被炸死了。其实不是，是处理公务，完了以后饿了找饭吃。 口述：赵南起，整理：高芳、秦千里，选自：《纵横》杂志2010年第8期 > > 上午10点左右，四架美国飞机钻出云层，掠过了大榆洞。敌机过后，警报没有解除，我们仍待在山上。这中间， 毛岸英 不顾生命危险，下来处理急件。处理完以后，他可能想去再找点吃的。现在的人根本想象不出我们平时吃什么。那天早上没有饭，吃的是高粱粥，还不是高粱米粥，因为高粱的皮都还没有褪掉。那时候根本没吃的，只能找点高粱熬粥当饭。高粱皮都还没剥开，吃进去后，拉出来的还是高粱。所以， 毛岸英 处理完文件以后，可能到彭总那儿找点吃的。有些人光强调后面这点，说弄饭时被炸死了。其实不是，是处理公务，完了以后饿了找饭吃。 就在几分钟后，敌机突然返回，直接瞄准洞口的两栋房子，一个俯冲下来，投下了凝固汽油弹。瞬间，这两栋房子变成了火海。我马上意识到，岸英同志下去以后没回来。我的第一反应是：出事了！ 敌人飞机走后，我是第一个下去的。当时房子都烧着了，离房子30多米的地方有两具尸体，也都烧焦了，已经认不出谁是谁。我知道，毛岸英身上有两件标志性的东西，一个是他的手表，一个是手枪。他有一块苏联手表，是他的岳母送给他的；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 斯大林 为了表彰毛岸英在卫国战争中的表现，曾送给他一支手枪作为纪念，他一直带在身上。我根据这两样东西，终于辨认出毛岸英的遗体。后来管理处的处长叫来十几个人把遗体用白布包起来，就地找了一些木板，简单做了一个棺材，临时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大榆洞的一个山坡上。一起牺牲的还有彭德怀的一个作战参谋。 “ 毛泽东 的儿子也得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19日，我跟随彭德怀司令员，开赴朝鲜战场。 志愿军总部最初设在朝鲜北部山区的大榆洞，居住条件十分简陋。大榆洞有一个废弃的金矿，矿洞口不远处，一栋两间的简易房，是彭德怀的办公室，彭总在那儿吃住和办公。离此不远处是一栋三间的房子。中间的大房间是大通铺，十五六个参谋住；两头各隔开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东头是作战处的处长丁甘如和副处长杨迪住；西头是我和毛岸英住。我住这个房间本来是不够条件的，但由于毛岸英是俄语翻译，我是朝语翻译，两个人住一起，工作起来方便一点。就这样，我升格了。 毛岸英是1950年10月22日晚上入朝的。他先住进去，第二天我才搬进岸英同志的房间。这是一个13平方米的小住处，放着两张行军床，有火车硬卧那么宽。我发现里面已经住了一个人。他身材比我高一点，大概一米七八左右，挺魁梧，长得也帅。我俩年龄相仿，都是20多岁，但是他看起来举止庄重，显得很成熟。 因为是初次见面，我就先介绍了一下自己，然后问他：“您贵姓啊？”他看了我一眼，说“我姓毛”，也没说叫什么。我说：“跟你住一个屋我很高兴，希望你能帮助我。”我先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一下：我是干什么的，怎么来的，等等。然后他说：“不瞒你说，我叫毛岸英。”那个时候也没电视，我从广播里听到过这个名字，觉得耳熟，但也不敢乱猜。他看我愣住了，就说：“我就是毛主席的儿子。”我很惊讶，他又说：“毛主席的儿子也得抗美援朝啊。抗美援朝，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份责任，毛主席的儿子也不能例外！”我听他说得很到位，起点也挺高，心里很佩服。 我俩就这样认识了。从那天到11月24日上午10点多钟毛岸英牺牲，我俩共相处31天。 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的身份是彭德怀办公室的秘书兼俄语翻译。虽然是彭德怀的秘书，但并不参与作战。另外，俄语翻译的工作也并不是很多。毛岸英经历十分丰富。他从小吃苦，8岁的时候就随母亲杨开慧一起入狱。杨开慧牺牲后，他在上海过了几年流浪的生活。后来又被送到苏联学习。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毛岸英主动要求上战场，他曾在一支坦克部队中担任连队的政治副连长(相当于指导员)，随大部队一起进攻柏林。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毛岸英回到中国，毛主席又让他去当了两年农民。全国解放以后，他又下工厂当工人。那个时候，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岸英是苏联的大学毕业的，又当过兵，回国后当干部足够资格。可他入朝前只不过是一个总支书记。我小学毕业，他大学毕业；我入朝时才革命5年，他从小就革命；我23岁，他比我大5岁。我当时已经是县团级干部待遇了，可他跟我一样，也是县团级干部待遇。 毛岸英在政治上很成熟。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我们这些首批参加志愿军的，都是组织决定、个人服从。在当时，对个人而言，到朝鲜意味着可能死亡。可毛岸英不一样，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要求他、动员他，而是自己主动找到彭德怀，请求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这得到了他的父亲 毛泽东 支持。按照他的话说：“毛主席的儿子也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是全民族的任务，不能因为是毛主席的儿子就例外。” 跟他住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毛岸英的上衣口袋中总是装着一张女同志的照片，空闲时他就会拿出来看上几眼，晚上睡觉前更是小心翼翼地将照片放在枕头旁边。我不知道他已经结婚，就问道：“是你的对象吧？” 毛岸英非常自豪地说：“不是对象，是老婆。”说着，把照片递给我，“看看，怎么样，漂亮吧？” 此时我才知道毛岸英是新婚燕尔。他的妻子叫刘思齐。毛岸英每次谈到自己的新婚妻子，总是眉飞色舞。我看得出来，他俩感情很深。后来我才知道，毛岸英入朝前夕，刘思齐正在北京医院住院。他没告诉妻子自己要到朝鲜去，只说“我这次出门时间长一点”。入朝后，虽然志愿军司令部和国内的电报往来不断，国内来人也不少，可他一直没给她写信。他感到，不告诉她不好；告诉她，又怕她担心。他还说：“父亲常说：战争时期，儿女情长，会误大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