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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与毛人凤 为了能让 蒋经国 尽快上位， 蒋介石 首先亲自出手劝退了中统的 陈立夫 ，其后授意 蒋经国 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军统、中统两大特工组织合为一家，严加整肃，统一运筹。” 作者：陈达萌，選自：《四大特务档案》，人民日报出版社 1950年， 蒋介石 在台湾自我加冕，恢复了中华民国总统职务。 毛人凤 也重新当上了保密局局长。他以为，虽然在南京和重庆的时候，他总要受制于人；如今到了台湾，总算应该苦尽甘来，让他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情报系统的第一把交椅上终老了。只是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就在他自鸣得意的时候，却没有意料到自己正要面对一个实力超强的对手——“太子” 蒋经国 。 败退台湾后，国民政府面临着几乎失控的社会秩序，强大而有效的特务机关对于他们稳定局面十分重要。1950年3月， 蒋介石 任命 蒋经国 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兼任特设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蒋经国的官衔虽不高，权力却超越三军将领。它既可以命令“台湾保安司令部”等相关部门执行具体命令，又可以通过对情报特务机关人事任免的备案，掌握全岛特务名单，说它是台湾情报机关的决策指挥机构也毫不夸张。 蒋经国上台之后，面临的就是台湾情报系统已经存在的两股势力：其一是台湾原先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它是沿袭日占时期驻军司令部“特务机关”和抗战时期的“战区第二处”的编制而设立的；其二是以大陆过来的“中统”和“军统”系统为班底的保密局。这两股势力的头子分别为：彭孟缉和 毛人凤 。 蒋介石 和蒋经国都明白，要整合台湾的情报系统，必须先搬掉这两块石头。为了能让蒋经国尽快上位， 蒋介石 首先亲自出手劝退了中统的 陈立夫 ，其后授意蒋经国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军统、中统两大特工组织合为一家，严加整肃，统一运筹。” 看到蒋经国亲自出马，彭孟缉不敢托大了。一方面，彭孟缉只是一个“台湾省保安中将司令”，当时台湾岛“将星如云”，上将、中将一抓一大把，所以毫不起眼；另一方面，彭孟缉一直供职于军队，在情报系统没有什么家底，当初，蒋介石也是希望对毛人凤有所制约才将他安插进情报系统的。现在有个更大的官压阵，他当然就要把位子让出来。所以，彭孟缉是完全按“太子”眼色行事，不敢有半点出轨。 但是毛人凤却沉不住气了。谁愿意在春夏辛苦耕耘后，到秋天任他人摘取自己的劳动果实？也许是到了一定年纪，自诩也算是“功臣”了，毛人凤一反常态，自恃有蒋介石做靠山，居然在国民党的中常委会上声称：“情报工作是很专业的东西，不能让外行来领导内行。戴老板生前就说过，军统是10万人的大家庭。要管理好可不容易啊！”这些话当然传到了蒋经国的耳中。 但是蒋经国并不急于反攻。此时他信心满满，正在编织自己的大好前程。在他看来，毛人凤再闹腾，也只是一只秋后的蚂蚱，得意不了几天。有老爸蒋介石撑腰，将来保密局总归是自己的囊中之物。可是很快他就发现，毛人凤对他不仅只是口头的不满，更是处心积虑地在挖陷阱，想要让他身败名裂。 毛人凤暗中收集了蒋经国的亲信毛邦初在美国受贿贪污的消息，报到蒋介石的案头上。蒋介石虽然没有如毛人凤所期待的那样真的查办，但还是把蒋经国给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通，弄得蒋经国好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 这件事激起了蒋经国的斗志，他决心要给毛人凤点厉害看看。这时，毛人凤的宿敌，国民党情报老手郑介民向蒋经国献了一计：开办训练班，召训新生及复训保密、内调两局现有干部；在此基础上，将两局人员混编，以打破两局长期以来的半敌对状态，建立现代谍报体制，结束私人割据的局面。 这是对谍报系统的根本改革，也是对毛氏的“独立王国”的根本动摇，非同小可，蒋经国不敢擅自拍板，必须蒋介石点头。而要蒋介石点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蒋经国还是不露声色，采取挖墙脚的办法，来了个釜底抽薪。他将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拉拢过来，委以重任。这样一来，保密局内的众骨干也纷纷“跳槽”。众叛亲离后，毛人凤就只剩个光杆局长。但毛人凤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得知蒋经国的行动后，一不做二不休，以蒋介石提倡的“整肃纪律”为由，将叶翔之收受贿赂170根金条的罪证搜齐后，准备亲自呈报给蒋介石。 叶翔之慌了神，哭哭啼啼地找到蒋经国。蒋经国一惊，忙安慰道：“叶处长不用担心，总统那里我去说。这样吧，你来我这里，担任大陆工作处处长。”旋即，他亲自赶往蒋介石处，称：“保密局有个高级特工叶翔之，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收了一点礼，毛人凤便要严办他。我觉得此人是个人才，过去在大陆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又是初犯，且已经退了贿礼，能不能网开一面，让他戴罪立功？” 蒋介石本来就想栽培儿子，今见蒋经国亲自说项，更认定叶翔之可以重用，当即便同意蒋经国的请求。不曾料到，蒋经国手握尚方宝剑前脚刚走，毛人凤随后便把叶翔之的材料送来了。 不料蒋介石看完材料后却大为生气：“你们到底怎么搞的？叶翔之明明是一个好官员，为什么非要整他？” 毛人凤哪敢置辩，灰溜溜地走了。他再一次领教了蒋经国的厉害，终于明白他自己是斗不过蒋经国的。他有点绝望了。 心灰意冷的毛人凤突然想到了宋美龄。自从“打虎”事件后，宋美龄和蒋经国因为权力之争，已渐生龃龉。她知道蒋经国上台，对宋家人十分不利。而毛人凤的特务系统好歹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势力，有他存在，多少可以牵制蒋经国的行动。所以宋美龄答应了毛人凤的请求，替他在蒋介石面前说了好话。经过宋美龄的调解，蒋经国总算收回了要搞垮保密局的打算。然而，他和毛人凤之间的关系却一直十分紧张。 1954年，蒋介石再次改革情报系统，一方面设立以郑介民为局长的“国家安全局”，撤掉“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该局直属于蒋经国任副秘书长的“国防安全会议”，由于主席和秘书长都是兼职，蒋经国成为“国家安全局”的实际领导者；另一方面以原保密局为班底分别设立仿照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模式的“国防部情报局”和仿照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模式的“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此外，像宪兵部队、大陆工作会、海外工作会、驻外武官处等情报机构均定期向“总政治部”及“国家安全会议”报告，接受督导。至此，蒋经国成为全岛超过5万特工人员的“共主”。蒋经国掌握的情报系统，严格执行蒋介石“保密防谍”的旨意，延续了1949年5月以来的“非常戒严”气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人凤侥幸逃过了被清洗的劫难，却再也无力挽救军统的衰败之势了。蒋经国取代了他成为了台湾的“特工王”。 毛人凤哪里是个轻易被放平的人，眼看自己几十年苦心孤诣营造的特工系统日益消散，不禁毒气攻心患上肝癌，到医院检察已成晚期，无药可治了。老蒋念及他毕竟为他的“党国”效过力，就送他到美国治疗，无奈癌症已到晚期，不久病情恶化。1957年毛人风在台湾满怀着对人民对共产党的憎恨之情，也怀着对自己权力丧失的遗憾，走到他罪恶一生的终点。

毛泽东与斯大林合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与 苏共 既没有结盟的条件，也没有结盟的愿望。 毛泽东 开始选择的依靠对象是 美国 ，而苏联最初看中的合作伙伴是 蒋介石 。 作者：郭田珍、郭文治，选自：京华周刊 原题： 斯大林 为何屡阻 毛泽东 访苏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 曾经两次出访苏联。其实，新中国成立前， 毛泽东 就曾经一再要求访问苏联，但是都被 斯大林 婉言推托。 毛泽东急于面见 斯大林 ，想和 斯大林 谈什么？而作为意识形态相近的苏 联共 产党领袖，为什么一再拒绝毛泽东的访问？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曾经专程到俄罗斯和 美国 搜集俄国解密档案，成为“在中国拥有冷战史俄国档案最全的专家”。在接受《京华周刊》记者采访时，他的新著《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即将出版。 沈志华认为，在国共较量中，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美国帮助 蒋介石 ，而能够阻止美国干涉的只有苏联。另一方面，毛泽东心里清楚，中共长期在农村活动，对于建立新政权后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这就更需要亲自去听听苏联的建议。 那时候， 斯大林 的心态如何？ 沈志华说：“1948年中国的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莫斯科对美国的东亚政策捉摸不透。而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 雅尔塔 协议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这就是苏联不愿扩大对中共援助的范围和斯大林三番五次推迟毛泽东访苏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 毛泽东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想访问苏联？中俄两国亲历那段历史的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 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是这样的：1947年3月，国民党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主动放弃 延安 ，不久，国民党军队占领 延安 。 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斯大林听信了西方传言，以为中共在内战中溃不成军，贺龙、 江青 都已被俘。于是斯大林决定派飞机接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去苏联避难。 而时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的列多夫斯基认为，早在1947年初，毛泽东就曾经通过当时苏联在中共中央联络员阿洛夫（化名捷列宾），提出希望访问莫斯科的要求，而原因是“为了避免全军覆灭，非常需要苏联给以更积极、更广泛的帮助”。 对此两种说法，沈志华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说法很值得怀疑。当时莫斯科与延安和南京的电报联系非常频繁，斯大林随时都可以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和驻华使馆了解中国局势，根本不可能相信西方传言。况且，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应该明白，如果中共真的到了这种地步（指全军覆没），苏联是不会插手的。” 沈志华说，目前看到的档案文献尚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具体判断。不过，他倾向于认为，当时中苏双方都希望实现领导人直接会面，有助于互相了解情况。 无论如何，斯大林在1947年6月第一次表示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 6月15日，在毛泽东身边的 苏共 中央联络员阿洛夫接到莫斯科来电：“请转告毛泽东， 联共 （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漏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那么，我们认为最好取道哈尔滨前来。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得此消息后，中共迅速在山西临县新建了一个简易机场，以便苏联飞机降落。 然而，未等机场修好，7月1日，阿洛夫又接到斯大林内容迥异的另一封电报：“您有关毛泽东事宜和有关前线形势的报告已收到。鉴于目前进行的战役，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来访是适宜的。” 沈志华分析，斯大林这样说当然是一种托辞，那么，斯大林的顾虑究竟是什么呢？二战后，美苏由战时合作急剧走向对立。斯大林更关注的是欧洲的利益，不想在亚洲和美国有进一步的冲突。 就在斯大林同意毛泽东访苏要求后不久，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率领一个大型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试图以主动参与欧洲经济社会的姿态，来阻止西欧成为美国的附庸。然而，莫洛托夫发现，因“马歇尔计划”，欧洲国家被分裂成美国和苏联的附庸已不可避免，两大阵营对抗的大幕拉开。 在欧洲政治格局急剧变动的形势下，斯大林认为接待毛泽东时机不适。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20日 – 15:01 | 0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被俘的红军西路军男女战士 作者：张棻，选自：北京晚报 从1937到1983， 西路军 乃至红四方面军被捆在“张国焘路线”的耻辱柱上，含冤莫辩长达半个世纪。最终解除这个历史困局，洗清这一历史冤案的，应当首推陈云，还有 邓小平 、 李先念 、徐向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华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专家 河西走廊绵延两千里，它的荒漠、戈壁、雪山、草原里深埋着一段离我们只有七十多年但却令人惊骇的历史—— 西路军 二万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尽管这些历史的当事人、见证者不久前都还健在，然而知道或谈论这段历史的人却不多。原因是人们不愿又不敢提起这段伤心史。 两封电报 ： 张国焘严令 西路军 遵守中央指示 人们不愿提起这段历史，因为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西路军战死者七千多人，被俘一万二千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六千多人，回到家乡者三千多人，经过营救回到 延安 者四千五百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一千多人。 人们不敢提起西路军，因为它长期被当做张国焘路线遭受鞭挞。而事实上西路军从1936年10月下旬，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奉中央军委之命西渡黄河，从成军、命名到进退行止，都是按中央军委指示或经军委批准。150天的苦战中，张国焘只有两封电报，告诫西路军严遵中央指示，不得心存异议，不许重犯过去的错误。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毫无关系。 1936年10月，三大 红军 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徐向前元帅的长篇回忆录《历史的回顾》指出，中共中央当时规定的新时期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指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粉碎 蒋介石 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战略总任务的出发点，最关键的一环是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打通与苏联的联系。问题之所以如此至关重要，是因为：第一、 红军 集结陕甘边，前有蒋军，后有马家军，没有战略靠背，孤立难持；第二、张学良急盼红军与苏联打通联系。目的是加强抗日和对付 蒋介石 ，特别是对付国民党内亲日派。1936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报说：“……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多了。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 打通国际路线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由来已久。早在1935年8月5日，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张国焘违反中共中央决议，南下川康，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仍旧贯彻北上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这就说明，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并非张国焘分裂主义或退却主义的口号。 1935年11月，共产国际派张浩（林育英）到陕北，传达 斯大林 的意见，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古）和西北（新疆）靠近苏联。其后，1935年初，红军的东征及拟议中的西征，都与执行打通国际路线这一战略方针密切相关。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20日 – 15:07 | 0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陶铸 陶铸 ：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 作者：刘立军，选自：北京日报 1961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受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规定以后不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陶铸 参加了此会，他从北京返粤后，立即在中南地区贯彻会议精神，雷厉风行地开展甄别工作，对运动中的过错和失误坚决进行纠正，以共产党人的巨大勇气主动承担责任。9月28日，他邀请 广东 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到从化参加座谈会。会上，他代表中南局诚恳地向受过错误批判的专家赔礼道歉，并充分肯定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数量相当多、质量相当高的专家是不可能的。” 针对当时有些干部不尊重知识分子、捉弄和嘲笑甚至故意刁难知识分子的情况， 陶铸 多次引用“千金市骨”的典故（意思是花费千金买千里马的骨头，比喻罗致人才的迫切）启发他们说：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周公吐哺的胸怀，充分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10月11日，陶铸又主持了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他在讲话中公开提出：“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这个讲话，让广大知识分子放下了思想包袱，心情舒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陶铸可谓是党内第一个站出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体现了极大的政治勇气。

1955年，韩练成被授予中将军衔 1947年2月，在莱芜战役国民党军突围前， 韩练成 巧妙拖延时间，给陈毅合围部队的到来争取时间。突围中， 韩练成 放弃指挥，使群龙无首的国民党部队一败涂地。莱芜战役共歼敌五万六千余人，首创解放战争中解放军一举歼敌七个整旅的光辉战绩，俘虏了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和七十三军军长、副军长、整编四十六师副师长兼旅长等1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华东野战军乘胜扩大战果，控制铁路二百余公里，并使鲁中、胶东、渤海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巩固了解放军后方。 作者：冯涛，选自：宁夏日报 120平方米的展厅还原了一个将军特殊的战斗生涯，100多件历史文物和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再现了这位将军的传奇人生。 建党9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在固原博物馆韩练成展馆，讲解员向一拨拨游客讲述着韩练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的赫赫战功。 韩练成将军是国共阵营中的传奇人物。在国民党方面，他机敏睿智，深得三个对立派系高层的信任。在他周旋、促成的莱芜战役惨败后，他反而来到 蒋介石 身边，成为参与国民党最高机密的中将。 国民党党史专家称他为“导致神州陆沉的军事共谍”， 蒋介石 次子蒋纬国称他为“隐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 而对于共产党，他赤胆忠心， 毛泽东 对他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 周恩来 称他是“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朱德称赞他“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奇功”。 追随光明 韩练成1908年3月生于同心县豫旺堡东部山区的贫苦农民家庭，两岁多时，父母带他逃荒到固原城内居住。1925年，冯玉祥国民军经固原准备入陕，韩练成等一批知识青年被招募入伍，在国民军第七师马鸿逵部服役。 1929年，军阀混战全面爆发。 蒋介石 、冯玉祥决裂，蒋收买马鸿逵等倒冯投蒋，马鸿逵被提升为讨逆军十五路军总指挥，把守徐州。1930年，蒋、冯主力在豫东鏖战，冯军包围了 蒋介石 在归德车站的“列车行营”。韩练成奉命率部前去“救驾”，使 蒋介石 化险为夷。从此蒋对他倍加赏识，亲自特批韩为黄埔第三期学员，1935年，晋升为少将。 尽管在国民党部队中步步高升，但当他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后，韩练成非常苦闷、孤独，觉得报国投错了门。“卢沟桥事变”后，韩练成奔赴抗战前线。1937年8月，在白崇禧、李宗仁的安排下，韩练成会晤了 周恩来 和叶剑英等人，开始对共产党产生向往之情。 1942年6月，经过缜密的考虑，韩练成委托无党派人士周士观，安排了一次与 周恩来 的单独会面。他向周恩来明确表示要投身革命的想法，要求加入共产党。因为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部和国民党军队上层发展党员，韩没有如愿，但从此确定了与共产党的同志关系，开始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秘密工作。 莱芜奇功 1946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发动内战，韩练成的四十六军被调到山东。见 蒋介石 对共产党磨刀霍霍，韩练成当机立断，确定不惜一切代价同党取得联系。他想与周恩来联系，但没成功。1947年初，四十六军经航海运输开往胶东围攻解放军，路过上海时，韩练成设法找到董必武，商妥与当时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联系方法。 1947年2月，在莱芜战役国民党军突围前，韩练成巧妙拖延时间，给陈毅合围部队的到来争取时间。突围中，韩练成放弃指挥，使群龙无首的国民党部队一败涂地。莱芜战役共歼敌五万六千余人，首创解放战争中解放军一举歼敌七个整旅的光辉战绩，俘虏了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和七十三军军长、副军长、整编四十六师副师长兼旅长等1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华东野战军乘胜扩大战果，控制铁路二百余公里，并使鲁中、胶东、渤海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巩固了解放军后方。 1947年3月，韩练成孤身冒险返回南京。因他对战况分析合情合理，战役汇报天衣无缝，不仅未受处分，反而被任命为总统府参军，直接参与蒋介石的战略部署。在后来的孟良崮战役决策中，他不露痕迹地为解放军提供重要情报，使国民党军多次产生错误，导致失败。 蒋介石后来怀疑韩练成“通共”，1948年春节，韩练成在香港秘密会见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潘汉年，交换了情报，后几经辗转，走海路经大连，在成山头登陆，于当年10月到达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受到朱德、周恩来、李克农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高风亮节 韩练成1925年参加西北军，曾任国民联军排长、连长，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营长、团长。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军副师长兼旅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参谋，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第四十六军副军长、军长，率部参加了桂南、桂柳等抗击日军的战役。任海南岛防卫司令官。 1950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后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甘肃省副省长。 1955年9月，韩练成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授衔前，周恩来总理曾征求过他的意见：根据他的坎坷经历和条件、贡献，如果按起义的国民党军长对待，可以考虑授予上将军衔。如按他的入党时间和当时的职务，将被授予中将军衔。韩练成明确表态：“和平建国，我就该功成身退了，还争什么上将？再说，我干革命本来就不是为着功名利禄。”他坚决按自己入党时的职务、级别，接受中将军衔。 解放后，韩练成将军曾于1953年和1956年两次回固原。第一次回固原时，他上门拜望了老师及前辈，礼物是1公斤苹果。他给全县城乡中小学校赠送了一批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安徒生童话》等。上面均题签“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韩练成赠”。 1984年2月27日，韩练成走完了他75年的军旅人生,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