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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年08月03日 – 13:21 | 0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1980年6月5日，《甘肃日报》头版发表了《高学兰养鸡对不对？》的文章 1980年6月5日，《 甘肃 日报》头版发表了《高学兰养鸡对不对？》的文章，报道了兰州市西固区陈坪公社东湾大队妇女高学兰养鸡的事。这篇文章一经刊发，在社会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了当时舆论的焦点，围绕着农民养鸡对不对的问题，报纸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时任 甘肃 省委书记的宋平也亲自撰写文章参加讨论。一个农村妇女养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为何在那个年代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场讨论的意义是什么？它给甘肃省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民生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事情的缘起 据当时任西固区委新闻专干刘英麟回忆，1979年夏天，西固区委的干部到孟家山村拔麦子，下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歇晌时分，陪同劳动的陈坪公社书记给区领导汇报工作说：“我们的东湾村出现了一个‘资本主义土围子’，女社员高学兰给队里说有病，不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却在家里养了百十来只鸡！”“饲料呢？”区领导问。“她男人是市运输公司的司机，开货车跑外地，常弄些包谷糜豆回来！”“这怎么行？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蹲在家里搞私有化，已经走到资本主义的路上去了，居然又让公家的车帮她搞单干，不是‘土围子’是什么？”区领导说着，对区新闻专干刘英麟安排道：这是个典型！你先调查，写出批判稿，要把滑到邪路上的阶级兄弟拉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陈坪公社书记和西固区领导之所以把高学兰养鸡叫做“资本主义土围子”，而不叫“资本主义尾巴”，是因为她不仅偷偷养鸡，而且养了上百只鸡，鸡蛋不仅自己吃还居然到市场上去卖，这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性质比“资本主义尾巴”严重得多！ 接受任务的刘英麟开始了采访调查。在调查中，他遇到了问题。首先，高学兰所在的东湾大队人均可耕地只有2分4厘，人多地少，平时男人们都闲着，妇女根本无事可做。不养鸡干什么？二是当时生活必需品实行国家统购统销，私人不准经营。兰州市场上根本没有鸡蛋可卖。比如西固区18万城镇居民每年需要鸡蛋150万斤，但能派购到7万农民身上的鸡蛋仅有2万斤，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就是这2万斤征购任务，10多年来只完成了一次：1977年收购部门想了个办法，每户农民完不成鸡蛋交售任务不但要扣口粮（少交一斤鸡蛋扣三斤口粮），还不供应碱面、兰州烟等商品作为惩罚，农民对此早已怨声载道。高学兰把1979年生产的1100斤鲜蛋，按收购价卖给国家指定的收购部门，完成生产队的上交任务，又给家里挣来零花钱，是两全其美的事，到底有什么错？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土围子”了呢？ 刘英麟感到很困惑，批评的稿子不好写，可领导交给的任务不写又不行。他把调查情况向区领导汇报时，领导让他听听报社的意见。稿子拿到甘肃日报社，报社的同志也吃不准，在商量过程中他们认为，农民完不成任务是有原因的，除了缺乏养鸡饲料等客观原因外，把养鸡作为“资本主义土围子”批判是导致农民不敢养鸡的根本原因。养鸡和“资本主义土围子”是一回事吗？这个问题的是非对错不搞清楚，批评高学兰养鸡，就缺乏批判的武器，还失去了调查这个反面典型的政治意义。 当时，“ 文革 ”结束不久，由于长期以来极“左”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占主导地位，在农村搞“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割私有制的尾巴，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荒唐口号，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广大农民吃尽了苦头。1980年3月，新华社傅上伦、胡国华和冯东书三位资深记者奉命到山西、陕西和甘肃农村调查民生问题，调查结果是，1979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甘肃庆阳地区为64.86元，平凉地区为47.60元，定西为36.80元。人均年口粮不足300斤的生产大队占总数的比例，庆阳地区为16%，平凉地区为45.6%，定西地区为87%以上。他们在调查报告中说：“这表明，无论是丰年、平年、灾年，这里的农民绝大多数不能养活自己。每天能吃到的粮食多时八两，少至四两，不靠救济，怎么能活下去?就是加上救济，也只是能勉强维持生命而已。” 这就是1979年甘肃农民的生存状况。 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在意识形态领域“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还没有得到认真清理。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上层对解放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没有联系工作和生活实际，基层干部还是心有余悸。能不能从常识出发报道高学兰养鸡的是非对错呢？作者和甘肃日报社农村部的同志决定大胆地试一试。 1980年4月上旬的一天，刘英麟把写好的稿件送到了报社，但不见动静。后来他得知稿件需要送审，因为事关重大，送审稿最后一直到了省委书记宋平同志手里。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03日 – 10:03 | 0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章士钊 “ 文革 ”期间 章士钊 写过两封重要信件：一封是 章士钊 写给当时将被打倒的国家主席 刘少奇 的；一封是 毛泽东 接到 章士钊 写给他为 刘少奇 求情的信之后给章的回信。 作者：王春华，選自：《党史博采》 “ 文革 ”期间章士钊写过两封重要信件：一封是章士钊写给当时将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封是 毛泽东 接到章士钊写给他为刘少奇求情的信之后给章的回信。这两封信记录了章士钊曾经竭尽全力地居中调停党和国家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矛盾的一段秘闻。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著名党外民主人士。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反对封建帝制，但又出任过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要求学生读经少，曾以武力镇压学生运动。1949年，章士钊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在和谈破裂后留住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1973年春，经 毛泽东 、 周恩来 特批，以探亲名义赴香港做统战、对台工作，同年7月病逝于香港。 毛泽东 对这位师长辈的老乡十分尊重，二人私交甚笃。章士钊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曾慷慨解囊，“借”给 毛泽东 数百块银元，资助革命事业。毛泽东谨记心间，建国后每年春节的前两三天，他都要亲派秘书往章府送上从个人稿费中取出的2000元，年年如此，直到章在香港去世。这堪称我党统战史上的一大佳话。而章所著的《柳文指要》这种被列入“四旧”之列的书籍，在毛泽东的大力促成下得以在“ 文革 ”这一特殊岁月出版，更让人看到两人之间非比寻常的关系。章含之在她的《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和《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以及她主编的《章士钊全集》两书中，都收入了“ 文革 ”期间章士钊的两封重要信件：一封是章士钊写给当时将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封是毛泽东接到章士钊写给他为刘少奇求情的信之后给章的回信。这两封信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特别是研究“ 文革 ”史的极其珍贵的材料，记录了章士钊曾经竭尽全力地居中调停党和国家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矛盾的一段秘闻。

叶剑英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据吴德回忆：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 作者：叶永烈，选自：《 邓小平 改变中国》，江西人民出版社 原题：是什么造成了“ 毛泽东 时代”的终结 吴德是参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2004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透露了粉碎“四人帮”的诸多内情。 吴德回忆说，在为 毛泽东 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9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当时华国锋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吴德说，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 赫鲁晓夫 是怎么上台的吗？我说，当然知道(指 赫鲁晓夫 如何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而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 苏共 中央主席团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反而将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党集团之事)。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吴德的回忆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他回忆，有人说，抓“四人帮”是叶剑英给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戍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吴德说，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时均为北京市委书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吴德说，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与杨成武谈事。杨走后，我向他说明了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要陈锡联安排卫戍区部队交吴德指挥的问题)；陈说他已知道，随即就打电话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交待，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 离开那历史性的时刻越来越近。吴德说，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5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过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 最后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与卫戍区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在10月6日那天，吴德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钰、卫戍区司令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9点钟，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吴德说，当晚10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16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与推选华国锋为中央主席的决定。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25日 – 08:34 | 3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慈禧情人巴恪思 他们一踏进太后的孔雀睡房时，太后就瞧着 巴恪思 嚷道：「我的床冷冰冰的，快来排解我的寂寞。」太监吩咐 巴恪思 在垫子上跪下，好让老佛爷前前后后抚摸他。「胡说！」老佛爷道：「他跪着怎能『为所欲为』！让他脱得光光的，好让我慢慢欣赏他迷人的胴体，『愿饱眼福』。」 作者：刘绍铭，选自：香港苹果日报，原题： 慈禧 的姘头 英国「从男爵」（Baronet）Sir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1873－1944）为了方便在中国活动，自取汉名「巴恪思」。1939年巴恪思到了日人治下的北京，入住外国公使馆区内。他一袭及膝长袍、腮帮子满是长长白白的胡须。骤眼看去，像一位中国的老先生。巴恪思一口京片子说得非常道地。 其实巴恪思早在1898年就到了北京。他在牛津唸大学，可是没有修完学位。外语有特殊天份，中文以外还通晓法文、德文、拉丁文、俄文、希腊文和日文。到北京后一年，他就在英国使馆服务，同时也给《泰晤士报》做些翻译工作。1903年受聘为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法律和文学教授，一年后成为英国驻外使馆的agent（特务？）。原来Sir Edmund除上述六种语言外，还通晓蒙古文和满洲文。 1910年巴恪思和J. O. P. Bland合著的《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慈禧 太后治下的中国）出版，哄动一时。巴恪思声称他在八国联军焚城时捡获一本景善的日记，因此书中引述日记的资料有不少是「秘史」。后来他又跟别人合编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中英口语辞典。看来巴恪思的著作日渐受到行家的重视，不然资深汉学家Sir Walter Hillier不会推荐他出任伦敦大学King’s College的中文系主任，但他因病未能成事。巴恪思的另类书写《Décadence Mandchoue》（淫乱满洲）手稿在图书馆搁了近四十年，最近才由Derek Sandhaus取得整理出版。书的副题是：「巴恪思爵士中国回忆录」（The China Memoirs of Sir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我们记得，巴恪思是在八国联军焚城前两年抵达北京的，因此他有机会目睹「联军」中的暴徒在光天化日下抢掠宫廷宝物的经过。巴恪思认为这种罪行是白种人的耻辱。他伙同一些满洲朋友抢救了相当于五十万银両（Taels）的古董文物，其中一件是 慈禧 最心爱的玉石。巴恪思通过李莲英安排把这些宝物送回宫里。慈禧跟他见了面，「龙颜大悦」，巴恪思在华的second career由此展开。1943年，住在外国公使馆区的瑞士名誉驻北京领事Reinhard Hoeppli医生乘坐人力车外出，路遇那位长袍及膝的老先生。领事不认识他，没有打招呼，但给他拉车的满洲车伕却一眼就认得他是谁，告诉领事说「我们是面对伟人了」，因为谣传此君曾是西太后的情人。洋车伕的话说得客气了。在《淫乱满洲》的文本中，口没遮拦的老百姓有时直呼这位有「洋荣禄」之称的巴爵士为「那位×过老佛爷的洋鬼子」。巴恪思的故事神奇得直如天方夜谭。我们从小听来的「 清 宫秘史」，都肯定太监李莲英无恶不作。可巴恪思却跟他特别投缘，互相推心置腹，无所不谈。有一天退了朝，李莲英邀请巴恪思到他靠近Catholic Cathedral那家自己的「豪宅」坐一会。原来太监要给洋朋友看看自己「净身」后留下来泡在火酒里的阳具。洋人认为这「东西」在没有「离位」前一定「形状优美」（shapely）和「可口美味的」（delectable）。「睾丸壮大，人死了以后随时可以接缝到身上原来的部位。」巴恪思又说：「李莲英此时像一头发情的公羊，一边促我脱去衣服，一边向我展示他擦得香喷喷的身体，好让我慢慢的欣赏……（下删多少多少字）。」Sir Edmund是个同性恋者，阴性。他自认对女人没有兴趣，承认一生中有过的「男女关系」只慈禧一人。李莲英领着巴恪思到老佛爷的睡房，给他身上各「孔道」擦满了檀香油，又给了他一些 清 宫特制的春药。他们一踏进太后的孔雀睡房时，太后就瞧着巴恪思嚷道：「我的床冷冰冰的，快来排解我的寂寞。」太监吩咐巴恪思在垫子上跪下，好让老佛爷前前后后抚摸他。「胡说！」老佛爷道：「他跪着怎能『为所欲为』！让他脱得光光的，好让我慢慢欣赏他迷人的胴体，『愿饱眼福』。」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25日 – 08:51 | 3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慈禧太后 今年正值辛亥百年，两岸三地兴起 清 末民初相关史料的出版风潮，但在台港两地最受文化与史学界议论和关注的新书，却是一本与 慈禧 太后诡祕情史有关、由晚 清 寓居北京的英国 巴恪思 爵士所写的《太后与我》，书中除了自曝与 慈禧 之间的荒诞性史之外，并进一步揭露宫廷贵族耸人听闻的性事，已经使得本书被视为近百年罕见的奇书！ 《太后与我》是清末寓居北京的埃蒙德. 巴恪思 爵士（Sir Edmund T.Backhouse）以自传体撰写的一本回忆录，他除了是清末北京使馆区着名的男同性恋者，也被喻为「慈禧太后的英伦情人」。全书内容以他的宫廷奇特见闻为主轴，揭露诸亲王与机军大臣、后妃之间男女情爱、男男性事，以及作者与慈禧之间维繫多年的性爱情史。 一九四四年一月，七十一岁的巴恪思在北京病逝，巴恪思在临终前，将英文手稿委託同样驻京的瑞士籍友人贺普利（R.Hoeppli）协助编辑出版事宜。但因战争等因素，加以内容极富争议性，使得书稿迟迟难以出版，贺普利也在一九七三年逝世。 骆以军：如瞎掰 巴是伟大小说家 本书在尘封六十八年之后，原始手稿终于重现天日，并以中英文同步发行。 《太后与我》中文香港版四月出版后，受到两岸文化界瞩目。据《亚洲周刊》形容说，台湾作家骆以军接过新书，随即翻阅，「至少十分钟没有再说话，读得津津有味。」擅长书写怪诞、极端、夸张情节小说的大陆作家阎连科在香港翻阅后，更是连呼「奇书！奇书！」 作家骆以军近日在为中文台湾版（印刻出版）写序时指出，他在第一时间看完后，即对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社长鲍朴说：「我没有资格和能力胡说此书是真是伪。它作为史料的辩诬与可信度并不那麽重要了。这是一本伟大的小说。如果全书是巴恪思瞎掰的，那他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鲍朴曾对《亚洲周刊》说，《太后与我》应非「压抑扭曲性慾的最后发洩」，它所目击的光绪、诸大臣与慈禧之间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史书记载有颇大距离。但「跃然纸上的沧海桑田，人间变幻无常的苍凉悲伤之感，显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 此外，该书译者小说家王笑歌则表示，清末宫廷变化都与慈禧有关，从 义和团 到幽禁光绪、慈禧之死，皆引人注目，不仅是当事者的存殁悲喜，更是亿万小民命运改变的源头，「作者以接近最高层之利直接白描，或透过相关人物口述，为诸事提供了真切的细节、独特的视角」。 巴恪思晚年所写回忆录，因为涉及百年前清末宫廷绝密情史，人与事都难以精确查证，但是仍有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伯（Trevor Roper），在一九七六年出版《隐藏的一生：巴恪思爵士之谜》一书，后来改为《北京隐士》，就对巴恪思的人格与着作的真伪，提出强烈的质疑。 特雷弗.罗伯指责巴恪思有计画、有步骤地伪造证据，欺世盗名。他更进一步揭露巴恪思临终前完成的着作《往日已逝》和《太后与我》，根本就是伤风败俗的淫秽之作。他说：「无论文笔如何有才情，也无法掩盖这种病态的淫荡；它们不过是一个自闭的同性恋的淫秽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