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进入大学的历史系就算正式学习或研究历史，我在史学领域已呆了二十多年，也在南京大学渡过了自己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岁月。我和南京大学最初的渊源，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结下的，却是和大学原来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我虽然从小就对大学充满想往，很早就读过苏联作家特里方诺夫的《一年级大学生》，但很清楚读大学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文革前我就知道家庭成份不好，成绩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从1965年开始，我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就被取消，我也越来越感受到...
阅读更多叛乱与平叛的战幕拉开，毛泽东命令只准胜不准败。谭冠三背水一战，两天两夜荡平拉萨叛匪 1959年3月，拉萨的上空阴云密布。西藏叛乱分子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指使下，利用西藏驻军、机关分散的特点，开始疯狂地进攻政府机关、学校、商店和解放军驻地。解放军和地方工作机关损失很大。叛匪把抓到的战士职工，剥皮挖眼，残酷杀害。与此同时，大量藏军不断涌入拉萨，布达拉宫、药王山等制高点都已被藏军占领，形势一触即发。 毛泽东得知叛乱分子的猖狂活动时，果断的命令国防长彭德怀：“我命令，如果叛乱分子公然攻打政府机关、学校，破坏交通，驻藏的人民解放军就要履行其保卫的职责。”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彭德怀立即同在京的张经武、张国华两将军商议自卫政策，两张完全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自卫的决定，并给西藏的谭冠三将军发电，命令驻藏部队加倍警惕，准备随时痛击来犯的叛军。 3月1日，西藏军区邀请达赖喇嘛到军区礼堂看节目，达赖以藏历元月是传召大会为由没有来。在此之前，达赖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去内地学习回来演出的节目很好看，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要到军区礼堂看节目的。 达赖喇嘛去军区礼堂看戏的消息很快在拉萨传扬开来了，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分子鲁康娃、洛桑扎西等人一方面指使一些人借此造谣惑众，散布“汉人要劫走达赖喇嘛”的谣言，一方面又反过来哄骗达赖，说解放军请看节目是假，乘机扣留他是真。并以保护达赖喇嘛的安全为由，派藏军封锁了达赖的驻地厦宫，实际上是将达赖软禁起来。 达赖只好写了一个便条，说明他已被反动分子挟持，无行动自由。谭冠三见信，急派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少将去布达拉宫看望，噶伦们立即唆使藏军把桑颇打成重伤。更令人发指的是，自治区筹委会干部索郎降措惨遭叛匪杀害后，尸体竟被拖在狂奔的马后示众。一时间，拉萨街头秩序大乱，藏军武装游行，一些叛乱分子向解放军战士挑衅，不明真相的僧俗人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保护达赖。 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见叛乱时机成熟，遂将叛乱公开化，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帜，向西藏工委、军区驻地和自治区筹委会发起进攻，开始了大规模的全局性武装扰乱。 是夜，藏军和原已叛乱的“卫教军”7000多人一齐出动，占领了拉萨市周围各制高点，叛军不断地向我西藏军区、西藏工委驻地开枪射击，拉萨市内火光冲天，叛匪抢劫商店，焚烧寺庙，拉萨城内一片血雨腥风。 在明知叛乱形势已成的情况下，为了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仍以西藏的大局为重，连续派人和噶厦、藏军接触，劝告他们遵守十七条协议，说服藏军不要叛乱。但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分裂分子置若罔闻，一意孤行，指挥藏军步步进逼，疯狂地向西藏军区、西藏工委等机关驻地冲击。无奈，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一方面调动部队加强防卫，一方面紧急报告中央。 3月11日，正在武昌视察的毛泽东接到报告后致电党中央，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给了精辟分析。毛泽东指出：“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还指出：“这种‘被迫’是好的。看来，达赖是和其他人同谋的，达赖是反动派的首领。达赖反革命集团的策略是：(一)以罗布尔卡为据点，在拉萨搞暴乱，将人民解放军驱走。这种策略是会被他们首先想到的。他们从我们长期‘示弱’，只守不攻这一点，看出‘汉人胆怯’，‘中央无能’。他们想，汉人被轰走是‘可能的’。(二)这一批人实际上已与中央决裂，很大可能将不得不继续干下去。一种可能是继续在拉萨示威骚扰，以期把汉人吓走，在若干天或若干个月之后，他们看见汉人吓不走，就会向印度逃走，或者，向山南建立根据地，两者的可能性都有。”毛泽东还分析了印度尼赫鲁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插手，认为“达赖搞驱汉自立，是与印度通了气的。” 毛泽东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引诱敌人进攻，准备在拉萨大打一仗。” 同一天，中共中央电复西藏工委并四川、甘肃、青海、云南4省省委和军区，就西藏上层公开暴露叛国面貌之后应采取的措施作出指示：中央认为，“西藏上层公开暴露叛国反动面貌，是很好的事。我们的方针应该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乱的理由就更为充分。” 对如何应对叛乱分子的叛乱活动，中央提出了五条措施。一是在人民群众中传布，着重揭露他们劫持达赖进行叛国的阴谋。二明确告诉一切靠近我们的人，西藏永远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反动派叛国，中央将采取坚决的行动予以平定。三是对达赖本人仍多方做争取工作。四是对拉萨四周的反动武装进入市区不要阻挡，如果阻挡则在形式上是我们先打，这样在政治上不利。五是注意收集对方的叛国证据。 12日，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接到中央的电报和中央转发的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作出了军事部署，命令各部队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坚决平息叛乱。部队接到命令后，一面抵抗冲击的叛匪，一面做出击的准备。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也紧急拟定入藏部队行动方案，并于13日和20日先后向兰州、西藏、成都、北京军区下达了行动命令，明确了关系。其内容是：以陆军54军军长丁盛组织指挥所(简称丁指)，率该军步兵第一三四师、兰州独立野战第十一师从青藏线入藏，进入拉萨地区，丁指归西藏军区指挥；命在北京开会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立即乘飞机赶到格尔木，指挥丁指的一三四师、十一师沿藏北张开网口合围拉萨；命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黄新廷组织指挥所(简称黄指)，率一三○师及步兵一六二团沿川藏公路向昌都开进，并指挥昌都警备区部队，担负昌都地区平叛，对拉萨形成合围，黄指归成都军区指挥；命昆明军区步兵第四十二师指挥所率步兵一二六团，从藏东南进至盐进地区，归黄指指挥，截断叛乱武装东南出境之路，对拉萨形成大合围之势；命空军及总后勤部有关部门作好空中支持和物资保障工作。 中央军委下达的行动方案除兵力调动的内容外，又再次要求西藏军区，对现有的各据点，必须坚决长期坚守，让叛军向我攻击，攻击的次数愈多愈好，以便能大量杀伤敌人。在初期切不要主动出击，只有敌人冲入我阵地前面时，才用反冲击击退之。 3月17日，拉萨叛乱武装连续向我青拉站的油库、碉堡、汽车等地和目标进行冲击。西藏军区一面指挥坚守各据点的部队进行自卫，一面向中央军委报告当前的情况。 3月18日，中央军委复电西藏军区，指出，敌之行动，对我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甚为有利。为了麻痹敌人，造成大打一仗的有利形势，你们最近期间对叛乱武装的零星射击和小的挑衅进攻，要故意示弱，暂不还击；纵其嚣张，诱附近的叛乱分子向拉萨多集中一些。这样我增援部队到达时即可对其聚而歼之。 我西藏军区各部队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对小股叛军的挑衅行动采取忍让的态度，暂不还击。对此，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分子错误地认为解放军软弱可欺，更加疯狂地向解放军进攻。 1959年3月20日凌晨3时40分，拉萨河南渡口的叛匪向西藏军区159团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在拉萨市区围困西藏工委、各机关、单位和部队的叛匪，也向各被包围点发起攻击。 面对叛乱分子的大规模进攻，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一面指挥部队抗击，一面将此情况上报中央及中央军委，并汇报达赖可能逃离拉萨。 还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指示军委，要求西藏军区把叛乱武装死死吸在拉萨，等待增援部队进藏时对其进行合围，将噶厦叛乱集团干净、全部、彻底歼灭于拉萨。毛泽东的这一战略部署是很有远见的。因为只有一开始不给叛乱武装以很大的杀伤，才能将叛乱武装紧紧地吸在拉萨，为尔后人民解放军聚而歼之创造条件。如果一开始就给敌以很大杀伤，叛乱武装一看形势不好，很可能四处逃窜，而西藏地域辽阔，要剿灭分散逃窜的叛乱武装是很困难的。为此，在3月12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毛泽东就指示西藏工委，对叛军进行军事打击的战略是：“引诱敌人进攻。如果敌人进攻时，在初期，不要多杀伤，更不要出击，最好使他们先得一些小胜利，使他们感到驱汉有望，才有大打一仗的可能。否则只会小打一阵，仓皇逃走。”这次，毛泽东再次指示西藏军区紧紧吸住敌人，待增援部队到达时将敌全部歼灭。 对于达赖可能要逃跑的问题，毛泽东指示西藏工委，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人民解放军，西藏政治形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对达赖逃跑，“人民解放军一概不要拦阻，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但是达赖这块招牌还有可能利用之处。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传，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分子挟持达赖，这对于打击敌人利用达赖名义号召群众叛乱可能有好处。毛泽东还指出，为了打击敌人利用达赖名义号召群众叛乱，西藏工委应将达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和我们的第一封复信在人民中广为散发，以使群众了解达赖是被噶厦集团强行架走的。 早在西藏地方政府叛国集团密谋发动叛乱之际，毛泽东对达赖可能出走或被叛乱分子劫持出走已有预测。为此，当达赖被噶厦集团软禁后于3月11日给谭冠三写信说明自己的处境时，毛泽东曾致电中央：“以谭冠三的名义答复达赖一封信很好，如有复信，应再复一封，以后礼尚往来，可再给信。这些信准备将来发表，无非是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历次诺言，与中央一心平息叛乱。” 西藏工委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将达赖与谭冠三往复的6封信印发后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散发。许多藏族群众看到信后了解了达赖被劫持的事实真相极为气愤，强烈要求对叛乱分子予以打击。 就在人民解放军大部队从青藏、川藏公路两个方向紧急入藏，西藏军区部队准备对叛军进行反击之际，达赖及其随同人员在警卫藏军的护拥下，离开拉萨，去往山南，以后又从那里又去了印度，组织“流亡政府”，进行分裂祖国和人民的勾当。 3月20日凌晨5时，面对叛军的疯狂进攻，谭冠三在未接到中央答复前再次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首先分析了当前拉萨敌我形势，研究到底是反击还是不反击。最后决定进行反击作战。部署是：将驻拉萨的2个步兵团、1个装甲连、1个炮兵团按统一计划，首先保卫拉萨大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西藏军区机关，西郊第49医院。然后集中兵力于10时发起反击，占领药王山后，炮击罗布尔卡。并立即将反击方案和炮击罗布尔卡的计划上报中央及中央军委。 20日10时05分，三○八炮团对市区叛军占领的药王山制高点开始炮击，尔后一五九团4个步兵连发起冲击，于11时56分歼灭叛敌，攻占了药王山。 就在谭冠三正要下令攻击罗布尔卡的时候，收到彭德怀不同意反击的电报。彭德怀要谭冠三依托堡垒、战壕、掩体就地死守，同时尽量缩小防区，等待内地部队解围。半小时后，谭冠三又收到中央及中央军委的复电，得知毛泽东的意图是不让他反击，而是要他牢牢地吸住叛乱武装，不让叛匪离开拉萨，要人民解放军做出急待增援、难以支持的样子。不但要吸住拉萨之敌，而且要促使叛乱集团下定吃掉拉萨解放军的决心，将全区叛匪统统吸往拉萨，配合外围部队对其合围，一网将西藏、云南、青海、四川、西康几省窜到西藏的叛匪全部歼灭，减少今后在各地进行零星清剿的困难。 接到彭德怀和中央及中央军委的电报，谭冠三知道自己闯了大祸，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计划。现在已经打响了，怎么办呢？谭冠三明白，目前的形势是只要一停止攻击，叛乱武装查明意图后就会逃窜，到那时更难收场。惟一能弥补的办法就是尽量全歼拉萨叛乱之敌，不使其漏网或尽量减少其外窜。于是，他一面命令部队准备继续攻击，一而立即将此情况上报中央及军委。 毛泽东看到谭冠三上报的情况，生气地说，这个谭冠三，越来越糊涂了。但战幕已经拉开，停止是不利的，一定要取胜，便回电同意打，但指示谭冠三只准胜，不准败。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谭冠三看出这是主席给自己的一次机会。他自己也下定了只准胜不准败的决心，并把只准胜的关键放在对罗布尔卡一战上，只要罗布尔卡一拿下，他就可稳操胜券。于是，他下达了攻击罗布尔卡的命令。 3月20日14时，攻打罗布尔卡的战斗开始。 首先以三○八团和一五五团两个团的火炮，对罗布尔卡实施火力急袭，尔后采用徐进弹幕的打法，以15米为一个射点逐次成一条线向前推进。叛匪在解放军猛烈炮火的打击下，四散逃窜，有200余匪徒骑马窜到拉萨河边向河南逃跑，另有1000余人冲出罗布尔卡向北逃跑。我炮兵立即对逃跑之敌实施火力拦阻射击，将这两股叛匪拦回罗布尔卡。 火力准备后，一五五团和一五九团在汽车十六团和机械营的配合下，从东西两面向罗布尔卡实施对进攻击，双方展开激战，至20时30分，盘踞罗布尔卡的叛匪悉数被歼。 为了配合进攻药王山、罗布尔卡的战斗，西藏军区还发出布告，利用装甲车将布告贴在拉萨大街上，要求全西藏人民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同时利用广播对叛匪喊话，进行政治瓦解，宜布凡是脱离叛乱武装归顺投降的，一律不咎既往，有立功表现的要给予奖励，对俘虏一律优待，不杀、不辱、不打，对执迷不悟、坚决顽抗者，严惩不贷。 药王山和罗布尔卡的夺取，拉萨的局势基本得到了控制。为发展胜利，扩大战果，谭冠三令一五五团、一五九团和军区警卫营主力连夜进至人民医院、外事处、拉萨大桥一线，对拉萨市区构成合围，防止叛匪外逃，坚决将敌消灭在拉萨市内。 军区警卫营接到命令后，于21日拂晓秘密接近叛军四代本驻地，尔后炸开院墙，勇猛发起冲击。院内四代本的士兵仓促应战，激战一小时后将其全歼。接着，警卫营又从南向北进攻，与叛匪进行逐房争夺，从叛匪手中夺下一条条的街道及小巷，形成了对市中心的合围，尔后向拉鲁庄园推进。 第一五九团接到命令后，先对位于功德林的叛军指挥所发起攻击，经40分钟激战，占领了功德林，捣毁了叛军的指挥所。接着，又对然巴大院的叛匪发起攻击。这里的叛匪在院墙上修筑了工事，几挺机枪架在墙头上猛烈扫射，一五九团的几次冲击都被压回来。该团七连一班在火力掩护下实施爆破，炸开院墙，部队乘机从缺口冲进院内，经激战，占领全院。尔后向市中心区合围，对盘踞在康人区(康巴人居住区)的西康叛匪发起攻击。西康叛匪很顽固，一五九团的两次攻击未果，便以装甲车对敌进行火力射击。叛匪见装甲车也来参战，顿时被震慑住了。一五九团乘势占领了康人区，继而攻击前进，连续消灭了围困百货公司、邮电局、社会部的叛匪，占领八角街的东北面，并对坚守大召寺的叛匪形成攻击之势。为了保护大召寺，第一五九团没有展开攻击，而是对敌展开政治攻势，终于迫使守敌于22日拂晓投降。 一五五团接到命令后，从西往北向市中心合围，攻击到小召寺时，叛匪依托断壁残垣顽抗，和一五五团展开逐室逐房的争夺战。一五五团在三○八团炮火的支援下，20日21时占领了小召寺，尔后向市中心合围。 军区教导营接到命令后，从北向市中心进击，配合军区主力对市中心形成合围。 就在解放军攻打市中心时，盘踞布达拉宫里的叛匪不停地以炮火支援市区。为保护布达拉宫，谭冠三集中军区所有无座力炮进行直接瞄准射击，哪个窗口有敌火力就打哪个窗口，一炮一个，百发百中，屋内的敌人尽被炸死炸伤，建筑物却没有受任何损伤。布达拉宫的叛匪见大势已去，于22日9时举旗投降。紧接着，拉萨市区所有叛匪盘踞的据点，也都打出白旗投降。 拉萨市内平叛战斗从3月20日至22日，历时23个小时，歼灭叛匪司令洛珠格桑、雪若巴•格桑阿旺、仁希夏格巴等以下官兵5360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此后，西藏军区又对从拉萨流窜到彭波地区和甘丹寺的叛匪进行清剿，对参加叛乱的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进行政治攻势，致使叛匪投降。至4月6日，拉萨战役胜利结束，歼灭了拉萨地区叛匪。同时解除了各地藏军的武装，控制了主要城镇，获得了初战的胜利，为争取全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此期间，经青海和四川两个方向入藏平叛的部队也分别进入指定位置，准备参加后续的平叛作战。 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决定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达赖喇嘛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任命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为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撤销索康•旺育格来等18人的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及一切职务，并按国家法律分别给予惩处。 班禅当时还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接到国务院的命令后，立即致电毛主席、周总理，表示完全拥护国务院命令。他在出席日喀则各界人士的集会时对大家说：“西藏地方政府的叛乱分子和上层反动集团真是罪恶累累，恶贯满盈。现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武装已经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有力惩罚，这是他们自寻绝路得到的结果。他们是罪有应得的。现在达赖喇嘛被叛乱分子劫持，我已经多次祈祷佛祖保佑达赖佛平安无事，早日回到拉萨。在他被劫持期间，我完全接受国务院命令我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的决定，我将竭诚努力，和大家一起，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之后，班禅即从日喀则动身来到拉萨主持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3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这篇文稿经毛泽东审定、修改，重要部分多数由他亲笔写就。 《公报》简略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后所走过的历程，指出了西藏叛乱集团的不得人心和愚蠢反动，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人民解放军已在西藏的多数地区实行军管。 《公报》说：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宪法规定，历来坚持国内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西藏人民本身的团结，在西藏实行民族地方自治，这是西藏人民所热烈欢迎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早已于1956年4月成立。但是，由于西藏地方政府中反动分子的阻挠，自治区的筹备工作很少进展。17条协议中规定藏军要改编，西藏社会制度即农奴制度要按照人民愿望加以改革。这两项重要任务，都因为反动分子的阻挠而不能实现。中央为了等待这些反动分子的觉悟，还在1956年底就告诉他们，在6年内，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可以不进行改革，也不改编藏军。中央本着民族团结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做软弱可欺。他们说：汉人是可以吓跑的；9年以来，汉人动也不敢动一下我们的最美妙最神圣的农奴制度；我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他们不敢平叛，只是要我们负责平叛；只要我们从外地调来一大批叛乱武装到拉萨，给一打，汉人准跑；如果不跑，我们就把达赖佛爷架往南山，聚集力量，举行反攻，夺回拉萨；最后不行，就跑印度；印度是同情我们的，可能援助我们；还有强大的美国，也可能援助；台湾蒋总统，已经积极援助；达赖是神，谁敢不从？美国人说过，中国人民公社闹得天怒人怨，都要造反了，现在是驱汉自立的大好时机；云云。这些反动派的灵魂，已经飞到九霄云外，简直要管理整个宇宙了。因此，他们非但不负责制止叛匪的骚扰，反而变本加厉，积极进行叛国的阴谋活动。 《公报》说：为了彻底肃清叛匪，国务院已命令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西藏各地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镇压叛乱，保护人民；保护遵守中国法令的外国侨民；受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的委托，组织西藏自治区的各级行政机构和组织西藏爱国人民的自卫武装，以代替腐败透顶、已经叛变、毫无战斗力、而且为数只有3000多人的旧藏军。拉萨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已在3月23日宣布成立。其他各地的军管会，除班禅额尔德尼领导的后藏地区的首府日喀则没有必要建立以外，都将陆续建立。拉萨和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都由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当地爱国人民的代表共同组成。现在拉萨以西的阿里，拉萨西南的江孜、帕里、亚东，拉萨以北的当雄、黑河，拉萨以南的泽当，拉萨以东的太昭、林芝、扎木、丁青、昌都、察隅等重镇和要区，都在人民解放军的坚强控制之下，当地人民的绝大多数是与人民解放军密切合作的。叛匪活动的地方，只是一些很偏僻的地区。 4月15日和4月19日，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和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先后在北京举行。西藏平叛和西藏民主改革成为这两个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班禅大师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与参加会议的班禅大师就西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周恩来总理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向代表报告了西藏平叛和西藏民主改革的情况。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时，就西藏问题专门作出了决议。此外，中共中央也于5月31日，对西藏平叛工作中的若干问题作出决定。 根据人大二届一次会议的决定和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部署，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各部队开始发动群众进行边打边改，西藏的肃清残匪行的斗争和进行民主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观天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1d8ec660101chri.html
阅读更多是一位美国记者介绍我认识索朗（化名）的。他的英、汉语，都好得如同母语–藏语一样。他有着年轻人少有的踏实和沉稳。连那位美国记者也感慨：”索朗的前途无量啊！”但是，索朗告诉我，如果不是逃到达兰萨拉，很可能，他这一生就毁了。 “我是被父母逼来的。”那天，在索朗的办公室里，他就这样开始了对我讲述他逃亡印度的往事。 “小时候，我的父母总想让我明白，我是个藏人，我的举止要像个藏人。他们并不是抓着我的手告诉我，而是用行动。每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都看到我妈妈在供佛，念经。虽然她是共产党机关里的干部。当时，学校一放假，比如周末，我的父母就带我转寺院，色拉寺呀，哲蚌寺呀，大昭寺呀……都是常去的。到了寺院，他们不让我老是磕头，而是要我站着看佛的脸，感到佛的灵气和加持。 “89年，镇压藏人抗议，我都看到了。那天，爸爸带着我和我妹正在转帕廓（环绕大昭寺的转经路）时，突然，前面乱了起来，我就想看个究竟，直往那个巷子里挤，就和爸爸跑散了。刚到冲赛康那边，我就看到十几辆装甲车开了过来，我那时不知道害怕，只是想起了一些关于战争的电影，我就看装甲车上有没有皮带，因为没有皮带，马路会被压坏的。 “后来，我家的院子里住了很多当兵的。我从学校到家里，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要经过五个检察站！但是，在学校里，我最好的朋友是汉人，他家的原藉是长春。我们上学放学都和在一起。他家的饭很好吃，有时，我在家里只吃一点点，就去找他。他爸爸妈妈就说：’啊，快进来吃饭，进来。’他的爸爸是开中巴的，我们常坐他爸爸的车。” “如果你留在西藏，工作也会不错吧？”我问。 “不行。 上了初中以后，我就开始反抗父母了，每当学校放假，他们要带我转寺院时，我就说：’我不去！’他们也拿我没办法。那时候，我到处玩，还逃学，打仗，我的身上尽是刀伤。后来，我还去舞厅、酒吧，和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有时，两三天也不回家。我妈妈很是着急，天天跟我说，让我来印度。所以，我说，我是被父母逼来的。” “具体是怎么过来的呢？”我问。 “走来的。我们一共有65个人，走了四十多天。” “这么多天？没让中国兵发现吗？”我惊奇了。 “在边界那边，我们绕了一个很大的弯，那里不是很严，没有巡逻的。快到尼泊尔的时候，我们看到几个那边的生意人，有的还牵着马，坐在那里听收音机，吃东西。我们也跟他们坐在那里。向导说：’翻过这座山就是尼泊尔了，你们就自由了！不过，这里很危险，我们得赶紧走。’就又往前走。那个山顶有很多经幡、麻尼堆。” “你这时是什么心情？”我问。 “我转了三圈马尼堆，向西藏的方向祈祷了一下……”索朗微闭上眼睛，全完沉浸在了往事里。 “到了尼泊尔以后，被抢劫没有？一般的藏人，都会被尼泊尔的警察抢得一干二净。”我又问。 “那倒没有。因为我们有65个人，他们也不敢抢。我们经过一个小镇子时，有个尼姑被警察抓了，我们全部65个人都过去了，他们只有两个警察，最后把那个尼姑放了。后来那个尼姑要去寺院，我们说：’你不能去，他们还会抓的。’那尼姑又和我们一起上路了。 “我们一直走，晚上也走，我脚上磨起的泡，都破了，疼得钻心。又走了十多天，到了一个有公路的地方，才坐上车。有天晚上，我们住在一个藏人的村庄。那天正是达赖喇嘛的生日。那些村民，在小学校里，做了很多装饰，庆祝达赖喇嘛的生日。有个人，像是负责的，拿着几个糌粑口袋走近了我和另外几个小孩，说：’你们去挨家挨户要糌粑吧，路上吃。’我们就去要糌粑了。我在父母身边时，什么都不管，连一罐煤气多少钱都不知道，在这里，却当了乞丐。和我们一起出来的那些小孩子，也很懂事。” “我从前一点都不知道，藏人到今天还在逃亡的路上。”我感叹。 “很多中国人不仅如此，还以为他们解放了我们，帮助了我们呢。在尼泊尔，我差点就死了。西藏的山，你知道，都很大，而尼泊尔的山都很尖，很陡。在前边带路的是牧民，走这样的山路没什么，自然就过去了。而我和两个小孩却被隔住了。那里全是悬崖， 有十几层楼那么高，下面是水，虽然不是很宽，但看上去很深，水流很急。我们过不去，又往回走，转了一整天，也没有离开原地。天快黑时，我们都没有劲了，悬崖上还有一些细沙，我的脚下直打滑，待在上面也是死。我就想， 不管了，我跳下去，死也就死了。我就跟那两个小孩说：’我下去找路，你们待在这里吧。’说着，就把背包扔了下去。” “那时你多大？”我问索朗。 “十八岁。我就跳了下去，还好，没有掉进水里。只是那个包找不到了，别的东西丢也就丢了，而那个包里有件毛衣，是我妈妈给我的。” “带路的人呢？”我问。 “早走远了。天黑了，而且下起了小雨，我就穿着一件背心，又累又冷，走到一个稻田里，我倒下了，为了挡雨，我把帽子扣在脸上，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能给你温暖的，只有这个帽子…….”我说。 “后来，附近的村子里有人过来，叫醒了我，给我一些糌粑和茶。我告诉他们，那两个小孩还在悬崖上。他们去找了，救出了那两个小孩。那些村民说，困在那个山崖，没有人可以出来。那两个小孩见到我时，都哭了。’我们为什么这么命苦，为什么见一次达赖喇嘛就这么难？！’他们说。” “那两个小孩有多大？”我问。 “一个是十一岁，另一个我记不住了。”索朗想了想。 “他们还在这里么？”我问。 “在大学里学习，剩下最后一年了。”索朗说。 “那个带路的人为什么不等你们呢？”我说。 “不能怨带路的，他们是这个特定时期的特定职业。带路的人两边都不讨好。中国方面抓到他们，至少要判八年徒刑，而流亡政府这边，因为他们带路时，多收我们的钱，甚至敲诈，也对他们不好。” “你逃到达兰萨拉是哪一年？”我问。 “1997年。”索朗托口而出。 “1997年，我第一次看到西藏，那时，一点也没有想到，那些花里虎哨的宣传后面，隐藏着这些……” “到了这里来以后，我也受到了文化冲击。因为，两边的教育不一样。不过，我在苏嘉学校那边学习的时候，常想，我一路过来，那么难，为什么我不好好学习呢？” “你想没想过，有一天回西藏？” “我从来就没有感到这里是属于我的，这里，对我们藏人来说不过是临时的住处。但是，我还能回去吗？比如政治上，我是回不去的。尽管我的父母，一接到我的电话就哭，他们也很想念我。” 完稿于2012年5月3日 （本文已被和谐，翻墙搜寻而成，编者按） 图伯特，在破碎与完整之间（朱瑞博客） http://zhu-ruiblog.blogspot.de/2012/05/blog-post_03.html
阅读更多严 力：说说艾未未（之二） 来源： 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1年5月 http://goo.gl/JpvmT 近来网上查询到的各类采访中，艾未未表达了不少论点，但是我记得在纽约时期，他对艺术等方面的思考已落实在文字上。在1987年12月出版的《一行》第3期上，他发表了名为“十五段”的文字，全文如下： 1、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这个语言可能是非美学的、非理性的、但却是艺术的。 2、对非理性的意思的表达和理解需要更成熟的感性和理性。 3、艺术是反自然的，是对真实的歪曲，是人的心理上的诚实。 4、任何对艺术的理解都是误解，误解至少和理解一样重要。 5、我们习惯于问“为什么？”，在艺术中我们应该问“为什么不？”，这是理性的挑战。 6、一部分人在做一切可能的努力，而另一部分人只作必要的努力，后者是有所选择的。 7、选择有两种方式—-挑出你需要的，或排除你不需要的。 8、一个消极的行为必包含着积极的意义。 9、当我们评价一个有才能的人时，我们常说“他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这样来赞美一个有才能的人“他什么也不曾做”。 10、规律是——我们企图严肃时常常是可笑的，我们显得可笑时，可能是严肃的。 11、你可能是无聊的，但你的命运不是无聊的。 12、当一个人进入现代艺术馆而没羞耻之心时，这个人不是感觉器官功能不健全，就是没有道德。 13、现代艺术馆中充满了偏见、势利和虚荣。 14、以功利为目的的艺术不是艺术，妓女不是女人，妓女的行为是类似于女人的。 15、如果信上帝的话，我的上帝不是你的。 1987年11月于纽约 其中第12和13讲到对现代艺术馆的看法，有人可能会说现在他已经是那里的常客了，但我认为这不矛盾。他的这种说法是对其中一些作品或者操作规则的看法。我的想法是，现代艺术馆就像一本杂志，每一期里面的内容不可能全是一流或者高质量的，他的这种看法确实很多人都会有。比如就有人对我所办的《一行》提出质疑：里面作者水平层次相差很大。但是，你如果评价某个人的作品有一个闪光点，为了鼓励他就刊登了这个作品。这种鼓励性质的刊登是一种冒险，如果那个人后来没有发展出来不就是白白鼓励了吗？但是编辑有这个冒险的权力。现代艺术馆的策展人或支持人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冒险，当然另外的暗箱操作全世界都有，人性的阴暗面会在所有的领域里呈现，何止艺术馆。艾未未的“十五段”发表在24年前，如果让他今天再来表达的话，我想他在措词上会有所不同，但是整体的思考倾向应该没有什么改变。而事实上，这些年来世界各地现代艺术中的观念艺术确实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他在2005年前后就说过：对于艺术家“我无法知道艺术家一定要是什么样子的，激动也许是他个性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他容易激动也不要紧，反正他也没有生杀大权，反正这样的人在社会上也不是很多，只要看他们提供的作品是不是有意思就行了。如果没有艺术家的存在，即使社会再富强，也是一个无聊平庸的社会。文化问题就是美学问题，美学和建筑不可分割。所谓美学不是漂亮不漂亮，美学是它的效率、使用的可能性。至于为什么而做、是不是做得过分、是不是做得合理、怎么让一件事情得体，这实际上是伦理学，伦理学是包含着美学的。死亡是人类生活中最大的问题。没有比死亡更大的困惑了。无论我们怎么谈论死亡都不过分。我们的终点就是死亡，生和死就是事物的两个方面。任何哲学都是生和死的哲学，不能面对这个主题或者说是粉饰这个主题的哲学都不是好的哲学。”与他在“十五段”中的言说相比，这段文字显然是更宏观了。这就是言说者在时间过程中调整表达方式的过程，但主要的观念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他在这里讲到了死亡，后来在被采访中也发表了如此的想法：如果要在我的墓碑上刻一行字，应该写“一个经典的人格分裂者，代表了那个时代所有的缺陷。” 纽约时期艾未未有过的一些故事在网上看到不少，因为他在近几年每天都要面对各种采访，这些发表出来的文字能让人了解很多情况了。 而我作为诗人，很早就敏感地意识到他有诗人那种反一切权威的骨气，所以他对那些以写诗成为权威并标榜权威的人很不屑，认为这不是真诗人的作为。他曾在某个采访中说：“当你过于强调一个现实——无论它是诗的现实，或者说文化的现实，或者是政治的诉求也好——如果太脱离我们现在的处境，我觉得他就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他就是虚假的状态。比如说过于强调所谓的文学性或者诗性，实际上你是在崇尚某种价值，你认为这个价值别人是不具有的。你实际上是一种傲慢和一种莫名其妙的自我崇拜，从这点来说，是虚伪的，这是没有的一件事情。我们作为人只有我们今天的现实，阳光照到脸上了，影子投到稿纸上了，没有比这个更多的现实。所以我觉得玩弄文字，或者说想希望制造某种崇拜，甚至追求某种经典，都有很虚伪的成分。” 他对诗歌其实一直是关注并投入热忱的。大约在1992年初，他突然找我说有一个诗人的作品我应该看看，合适就选登。我一看作者是俞心焦，我不认识，有些诗确实很不错的，就选了几首分两期在《一行》上刊登了。 后来艾未未在1994年至1997年之间在北京主持编辑当代艺术《黑皮书》、《白皮书》、《灰皮书》的时候，也找我要过诗歌，并刊发了它们。显然诗歌也是他那个刊物的一个内容部分，是与当代艺术连在一起的。 从不少角度讲，诗歌与未未关系很多也很深。虽然我并不知道他对我的诗是什么看法，但是我在1991年出版的一本诗集中，他很高兴地送我一套（10张）他作品的照片作为里面的配图——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刷子”上放一个蛋，这在上一篇中已经介绍过；现在我选另外三张，是他在1988至1990年创作的“鞋系列”。 照片说明： 1、鞋系列（之一）装置，艾未未1988-1990纽约 2、鞋系列（之二）装置，艾未未1988-1990纽约 3、鞋系列（之三）装置，艾未未1988-1990纽约 4、严力诗集封面 5、严力诗集内页之一
阅读更多说说艾未未（之一） 严力 话说1985年4月底，我自费留学美国。先从北京坐火车到香港，再从香港飞抵纽约，5月初，下飞机后，直接住进我的美国朋友斯仲达在曼哈顿的住处作为过渡期。那是在上东城的89街，与哥根汉姆博物馆就两街之隔。几天后就联系上了已住在曼哈顿东村近三年的艾未未。他在1981年自费留学时是住在美国西岸，82年搬来纽约。我们因1979年的星星画会相识于北京。他是星星画会成员中第一个出国的。 我们相见，他说：你住的地方太雅皮士了，东村才够好玩儿，你应该过来与我一起住，我一个人。于是在到达纽约一个月后，我就搬到他在东村第三街、靠近A大道的studio住。studio就是指有一间大房、一个厕所的那种单元，大房里有两个炉灶，可以做饭，很方便。他问我有多少钱，我说：几千元，过两个月就想去上英文课。他说：你住这儿也不用付我钱，吃饭就一起花钱。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打打临工，而且我女朋友在西部有工作，目前每个月都支援我几百元，还过得去，不愁。他还说：你先熟悉这儿的环境吧，慢慢来。我就与他同吃同住了将近三个月，后来才搬进自己租的房子。 那时候未未还租用一个小小的工作室，我去过几次。他那时候在画一组以毛泽东形象为主题的半抽象画作，也是在试验阶段，我心想中国的这几代人身上有许多被毛泽东强加上去的非日常的东西，不与这些非日常的东西进行互动是不可能的。他经常不去工作室，等有了灵感再去几天。八十年代中期，东村有很多小型的画廊，因为艺术市场的繁荣，苏荷的画廊或者居住房的房价都很贵，于是处于苏荷东边的东村地带就热闹起来。我和未未几乎每天都去看各种画廊的展览，也有不少东欧画家的展览，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能在那里喝免费红酒、吃一些免费糕点；作为留学生身份的我们确实没有更多的钱花销在红酒上。 那时候我们虽然是留学生身份，但是我和未未的艺术家身份，并没有让我们非要进学校维持一个身份，因为我们已经作为独立艺术家很多年了，而创作不是学校能教的。至于身份是否合法，好像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里面，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是留学生。我的例子就很能说明美国的学习和教育的思考方式。未未陪我去接收我读硕士的纽约布鲁克林“派特艺术学院”报到，系主任再次看了我的绘画幻灯片后说：你是想读硕士后当老师还是当自由艺术家？未未替我翻译说想当自由艺术家，系主任就说：你已经是艺术家了，我的建议是先找个学校学学英文，然后就当你的艺术家。于是我就去曼哈顿的汉特学院学英文。不久之后的一天，陈逸飞请我和谭盾吃饭，说起学英文，陈逸飞就说他之前也是在那里学英文的。 那时候我们几位“星星”成员的画展也在默里教授的计划中筹备着。默里教授是在纽约上州凡萨大学教哲学的，1983年去过北京大学办讲座，他有一个学生在北大读中文，所以就与我们相识并计划在纽约为星星成员办集体展。那时候纽约空中好像布满了至高无上的艺术彩虹，也许它也意味着几年后中国的1989和东欧的变革？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联想，其中应该有一定的缘由。我们认识一些在东村居住的东欧艺术家，也是因为展览和留学原因来到美国，也和我们一样的出国理由：寻找自由的可能性。我们当时的英文都很烂，但是却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现在想起来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背景相同，甚至脸上的表情都能读出相同的历史经验来。未未认识不少这样的艺术家，他的英文在那时候算是很好的了，虽然他不去英文学校专门学习，但却经常拿着几本英文的书在慢慢阅读，我记得其中有一本是关于法国艺术家杜尚的。读到有些有意思的章节他还会向我转述，他就是这样在阅读中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准的。 当时的我只能依靠未未这根拐杖办一些需要讲英文的事情，85年7月的一天，我说要去理发，他说：我也会，还能帮你省钱。我说：应该领教一下这儿的理发店。他就带我到了一家理发店。这家理发店店面很小，外面的玻璃上有一些新潮的发型照片， 我们两个研究了一会儿，我指着其中的一张发型照片说“这个还行”，他也点点头。我们就进去了，两个理发师中的一个招呼我入座，未未就向他解释我要什么发型，还领着他到外面看了一下发型照片。 理发师很自信地三下五除二，十几分钟就把我的头搞定了，但是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有点哭笑不得了，原来我被理了一个朋克头，就是耳朵两边剪掉很多，中间留很多的那种（见右图：严力在东村理发之后拍的照片。摄影：艾未未）。我就说：未未啊，你刚才带他去看的是哪张照片？怎么理成这个发型了？他笑着说：就是你要的那种啊，也许他有点斜眼，以为我指的是旁边的一张，不过，你看上去灿烂一新，很牛的。我看着镜子，心里在想未未是故意的，是一种即兴的创作吧。但从镜子看到的我，确实是很精神的，心想这种尝试也还可以。这时候旁边的未未已经把理发的十元钱付掉了，还说这个发型他请客。他对理发师说了几句大约是感谢的话，理发师也乐了，兴奋地回答了几句。未未把他的话翻译过来就是：第一次理这样的发型，也将是第一次发现不同的自己。我对未未说：他也许是个诗人？未未说：东村的人都有特色的，你现在也有了新的特色。 出了理发店后，我才想起来两天后有一场中文的诗歌朗诵会，在纽约华侨日报社，是报社副刊主编王渝特意为我安排的。如果顶着这个发型去，会不会太不严肃了？于是在路过的小商品摊位上选买了一顶带有美国西部特色的帽子，喜气洋洋地走在街上。未未的感觉比我还高兴，因为这是他的作品。所以说现在回过头来讲，他是那种喜欢把身边事情往创意性上拉的那种艺术家，与他把社会题材拉近成作品一样是有根源的。当然，为我这个头，我们在东村的街头拍了一些照片。那时候他已经很注意摄影所能带来的记忆和创意了。 到了该去朗诵那天，就一起去了。来了二十多热爱或者也是写作的纽约华人，有来自香港、台湾、大陆的人，我自始自终带着那顶帽子。在朗诵结束时，我讲了几句话，但是有人把我的帽子从后面摘了下来，结果招来了更多的掌声。把我帽子摘下来的又是未未！因为掌声，我倒觉得挺得意。未未说：很成功。 1985年8月的某一天，我和未未，还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善强，一起去曼哈顿下城玩（见下图：严力1985年夏与艾未未的合影，左为艾未未）。 当我们来到世贸中心双子楼的广场时，我先脱了上衣，光膀子拍了一张，未未就说：还不如全脱了。我说：那就我们一起脱。两座楼前两个裸体的照片就在瞬间完成，这也是最早的行为艺术了。这种激情敢为，其实是对多年来的压抑的解脱，事实上肯定还会继续爆发。而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楼则在2001年的9·11后不复存在，照片所留下的记忆就有了更多的感慨。 1986年7月， 纽约上州凡萨大学默里教授所策划联系的展览终于开幕了（左图：1986年首次中国前卫艺术亮相美国纽约的广告）， 除了我、未未、赵刚、朱金石、李爽、杨益平和尹光中这几位星星画会成员的作品之外，还加上了其他两位在纽约的北京画家邢菲和张伟的作品（下图：部分参展成员当时的一张合影。左起：艾未未、李爽、严力、邢菲、赵刚）， 而张伟更是我多年的北京同道，他是“星星”之前民间“无名画会”的成员。我们的作品在曼哈顿哥伦比亚圆形广场的纽约市府画廊展出，这个展览应该是1949年之后第一个大陆先锋画家的展览，引起不少的关注，在纽约市府画廊展出之后于凡萨大学继续展览。 大约在1986年年底，未未的弟弟艾丹从北京来到纽约学习摄影。未未带他熟悉纽约的各种他认为好玩的事物，用我这个旁观者的话说就是折腾艾丹。未未经常带他与一些艺术家甚至流浪艺人混在一起，还带他打临工杂活赚钱，结果他根本就没认真学过摄影。艾丹在一年后回到北京写了本《纽约札记》，那比任何摄影有意思多了。我读了之后发现里面的主人公马杰就是以未未为原形，想了解未未那段时间生活的人，完全应该找这本书来看看。艾丹比未未内向，但是内在的幽默感与未未有一拼，后来艾丹在一次采访中说：“我认为自己不太具备写诗的才能，无法完成从人到诗的过程。我怕自己成为一个伪诗人，我离开诗歌创作是出于自知之明，我曾把旧诗稿找出来全部烧毁，扔进垃圾箱了。” 那时候未未还有一个朋友住在东村12街靠近第一大道的地方，他就是美国诗坛大名鼎鼎的艾伦·金斯堡。金斯堡因为八十年代初去过中国，认识艾青，于是在回纽约后联络上了未未，在有什么聚会的时候，常常会通知他。我就是在85年秋天的某个时候与未未参加了金斯堡的一个聚会，到场的都是美国文学艺术界的人士。我被介绍给金斯堡，那时候我那几个不灵的英文单词根本派不上用场，所以也就没有多说什么，但是，金斯堡给我留了两个电话，一个是家里的，一个是办公室的。未未一下子找到了话题，很兴奋地说“他看上你了”——因为金斯堡是同性恋。未未拿着电话条说：你看看，连家里电话都给你了，其他人可就只给办公室的，女士根本不给。 我与金斯堡更多的联络，则是在1987年中期开始的，也就是在我创办《一行》诗刊之时，我让未未约他的稿子（右图：《一行》诗歌艺术创刊号封面。1987年5月美国纽约）。联系之后，未未挑了两首比较简单的诗歌，在我的催促下很快译成了中文（请看文后附录）。未未解释说诗歌不是随便会两种语言的人就可以干的活儿，要有感应的。这两首诗被我放在了1987年5月的《一行》创刊号上。《一行》创办时，未未很热心，还写了一首诗（请看文后附录），还有几张钢笔画作为首期的稿子（左图：《一行》创刊号内的艾未未钢笔插画之一）。我们两个那时候可以说是特别互相帮助，加上另一个好朋友、台湾在纽约多年的画家姚庆章，经常一起喝酒、喝咖啡、看展览等等。 1987年夏天之后，金斯堡与我的联系就一直没有断，他还特意为《一行》诗社在他任教的布鲁克林大学进行了朗诵，甚至还约我一起在东村诗人咖啡馆开幕时朗诵。后来有一次，我把从瑞典来纽约看我的李笠特意带到那家诗人咖啡馆与金斯堡见面交流。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89年，“六四”发生，我和未未，还有赵刚三个人，都是原来星星画会的成员，一起举办过支持天安门学生的画展，参加义卖，或以《一行》的名义把募捐来的钱交给相关有输送渠道的人。那时候在海外的华人都处在激愤中，各种各样相关的活动很多，几乎人人参与。 未未的艺术作品积累是在1987年开始有了更多展览机遇的。一个叫科恩的美国人在苏荷开了一家名叫“艺术波”的画廊，专门展览华人前卫画家的作品。科恩 的妈妈1984年到过北京，那时候与我相识了，我到了美国后，她就介绍她儿子与我相识， 因为他喜欢艺术。大约在1987年年初，科恩找到我，说要在苏荷开画廊，我就介绍一个好朋友朱勤去帮助他把租下来的空间粉刷并整理，还介绍了一些在纽约的中国画家，后来朱勤成为科恩二十来年的助手。而艾未未在画廊开张不久的一两年里与科恩合作得不错，还办了他在美国第一个有规模的个人展览，展出作品中就包括他有名的“刷子”（左图：艾未未1988年纽约“艺术波”画廊个展作品之二“刷子的联想”）、“保险套”和“鞋跟”等装置作品。姚庆章为他的“鞋跟系列”画了一张插画发表在《一行》上（右图：姚庆章为祝贺艾未未画展画的插图，刊发在《一行》1988年3月的第四期上），以示祝贺。 （待续） 2011.4.16 附录： 过一会再说 艾未未 我是人类性情中最弱的一种听其自然 在任何事变中 城市 三个月没见一个孩子 照旧贩卖皮球 没有歌 用唱歌的左眼 瞄准右眼 然后是搬家的季节病 到处埋下新的地址 地球另一边的一棵大树 从这一边长出来像一株绿苗 救人的人拒绝救自己 上帝与以前一样好 但是我的纽扣呢 不愿说出的愿望 你听 流言由最诚实的口中流出如清泉 但夜早被梦拧干 搭在天亮前的床上 我相信总是有一代人活得最年青 并且不会设法去拿开掐住自己脖子的手 啊 生命虚荣地想象着意义 在电话线的两头 一个约会被约了三百多次 所以 哪里也不去 只是让讲了太多的话有机会散开 而我们趁机沿着脑神经走走 有一只猫会吓人一跳 但那只猫被人吓了好几跳 一下子沿着不可能的路消失了 笑脸更旧了 每一句话在为前一句而忙 排如此的长队 还不如把虚无还给我 假期从现在开始 有人说今年商店里存积了过多的玩具 所以世界提倡生孩子的乐趣 但这是无法无天的虚无 所以有人对我说 如果这是你的话 过一会再说 1986年 吃惊的心 爱伦·金斯堡 艾未未译 多有幸我们有着这么些窗子！ 透明的玻璃！ 我看那个穿红浴衣的男孩 沿街走来。 1984年7月7日8:30晨 成熟 年轻的我喝啤酒吐出绿色的忧郁， 成年的我喝果酒吐出的红如血液， 如今 我吐着透明的空气。 1982年7月 出处：《中国人权双周刊》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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