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山东省政府网站消息，《山东省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条例》近日在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条例》中明确规定，见义勇为受益人应当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表达谢意、予以慰藉。 公安机关对人身、财产安全需要保护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其近亲属，应当依法采取措施予以保护；对恐吓、侮辱、殴打、诬告、陷害见义勇为人员及其近亲属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见义勇为人员所得物质奖励，税务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免征个人所得税。...
阅读更多作者： 信力建 随着中国经济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实体，中国的崛起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跟中国经济实力相比，中国外交却显得极不适应——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外交就象周旋于名媛如云佳丽如雨的社交场所中一个暴发户的女儿，虽然浓妆艳抹珠光宝气，却举止失措动辄得咎：自己一脸无辜，别人却满眼鄙夷！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先是和日本因为战争赔偿问题闹得不欢而散。接着又因为美国和北约为了科索沃对南斯拉夫实施轰炸误炸中国大使馆而与美国闹僵，再遇上空军英雄王海和美国情报飞机的冲撞事件，双方为了“对不起”和“抱歉”一词的使用争执了很长的时间。后来，抓住2008奥运和2010 世博的机会，中国极力向世界示好，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担心引火烧身，对于全球引发的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潮流，一直采取所谓“韬光养晦”被动式外交策略，以“不干涉内政”为由回避全球主流价值观的强力冲击，凸显了中国官方设定的“和平与发展”国际大趋势与全球性的民主转型浪潮格格不入。这之后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外交现象：曾跟中国保持密切友好的国家，凡是经历过民主转型后，这些国家的新政权对中国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即使慑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势力和联合国的否决权，但是，双边关系往往若即若离或貌合神离。 总之，中国最近的外交邦交很多，但是盟友很少。利益很多，但是保护很少。生意很多，但是朋友很少。可以说，中国外交给人的是一种青涩感，不成熟感——显然这跟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又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地位是不相称也不应该的。中国外交所以会出现这种“青涩”状况，原因当然很多。 就历史而言，因为五十年代，我们实行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自绝于国际主流社会；六七十年的，又向世界各国“输出革命”，成为世界各国听而生惧的麻烦制造者……如此这般，使得中国外交一向以强悍暴力和唯我独尊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其结果当然是人人敬而远之，外交之乏善可陈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与此相应的，就是中国外交人才严重缺乏。中国外交队伍长期以来被翻译们垄断和把持，由于他们外语专业教育和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特殊背景，中国外交人事整体面貌严重营养不良加之连年近亲繁殖，一些外交要员缺乏国家意识、民族自信和气节，缺少战略头脑和实际工作的能力，甚至对国情知之甚少。这种“翻译等于外交家”的专业用人模式，直接导致中国外交界严重短缺能够代表国家利益的领军政治人才，中国的外交人格被“翻译外交”彻底扭曲了，让别人不误判中国意图就很困难。就最近的钓鱼岛问题而言，据日本传媒报导，一位中国前国务委员，前外交部长在与到访的日方人士进餐前透露，“中方领导人曾直接向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反对日本政府收购钓鱼岛，但日本政府不顾劝告，随后便将钓鱼岛收归国有，令中方颜面扫地”。这位前外长是要告诉日本人，中国人的钓鱼岛之争只是面子之争吗？这样的中国外交怎么能不让“日本政府误判了中国政府维护主权的决心”。这位日语专业毕业，常年从事对日外交的“日本通”是这样解读钓鱼岛之争的，“究其源头，则是日本国内一些人和势力不愿看到中日关系顺利发展，企图利用钓鱼岛问题挑起两国民意对立，达到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破坏中日关系目的”。中国外交部的日本问题权威向中央提供的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只不过是“达到捞取个人政治资本”，而帮助日本掩盖长期以来有目的有步骤地军国化这一普通百姓都能看到的事实，导致中国外交部严重误判形势，忽视日本政府购岛的恶性意图还在积极准备庆祝中日建交40周年，给日本发出错误信号。双方的误判，使得在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对中国相当不利时空环境下，中了美国的圈套，钓鱼岛问题提前引爆。钓鱼岛问题走到今天中日两败俱伤，让美国人坐山观虎斗的局面，是中国外交无战略无规划，总是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又一次重大失误。 当然，造成中国外交“青涩”的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中国外交囿于传统意识形态，拒绝普世价值。 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走了这样一个过程：最先是对发达国家的资本感兴趣，引进资本；可是，随着资本的进入，必然导致资本拥有者资本家的进入——外国企业家、经营者、商人、老板很快随着资本的进入而涌向中国；资本家的来临又必然导致附着在这些资本家身上的文化、价值、理念乃至法律道德的长驱直入……很显然，这些东西的集中体现，就是在中国也必须接受流行于当今世界主流国家的“普世价值”。然而，因为不彻底的改革，在国际交往中以我为主不受规矩的痼疾依然存在。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后，这种趋势有所增强。这集中体现在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国际奉行的“规矩”）还是“中国模式”的争论上。“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由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外交路径、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的本质是对普世价值的拒绝。其实，这也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的一个体现：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内政上以甚么价值观去治国理政，话事权在执政党领导层；但地球上并非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存在，联合国会员国有一百九十多个，当中一百七十多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之所谓“普世”，正是由于其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奉为圭臬，而对抗普世价值的独裁者包括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等，一个个受到了历史的惩罚。正是对普世价值认同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背景下，中国外交在与“地球村”其他成员交往中如何对待普世价值，是拥抱它还是站在它的对立面，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处理得好，可以融入国际社会，有利于和平发展主流；处理不当，被国际社会视为“另类”，“道不同，不相为谋”，就会自外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比如，在中国与国外关于人权与主权的争论上，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是国际法基本准则，多次要求与欧美尊重相互核心利益，然而西方国家对此似乎另有看法：美国独立宣言及法国人权宣言被视为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人权宣言，人权是它们的立国之本。按美欧的标准，中国人权状况远未达到它们的预期。尽管尊重他国主权是国际法原则，但卡扎菲、巴沙尔之流剥夺了人民的人权，因而不再合法，将其推翻，理所当然。中国与西方在此问题上的严重对立，必然要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投票中反映出来。凡此种种，导致了在诺干国际问题上中国的孤立地位。中国的本意是不让以人权等原因干涉、特别是武装干涉他国内政成为一种国际惯例。但不幸的是，在近期的每一次联合国投票中，中国总是遇到诸如卡扎菲及巴沙尔这样在国际上声名狼藉的政府，因而必然导致与众多国家对立的局面。此外，在有些问题上，中国有持双重标准的嫌疑。北京奥运期间，当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这个主权国家时，中国非但没有对其谴责，反而实际持支持立场。只是在应俄罗斯要求承认南奥塞梯独立时，中国才出于自身利益，予以拒绝。这恰恰反映了中国外交的不一致性。 事实上，诸如自由、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产生于西方，但其基础却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合乎人类共同人性演绎的要求，从本质上来说不存在东西方差异。只要我们走市场经济之路，愿意走向经济发达，自由平等和法治就会从隐性价值变为显性的价值，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因此，自由平等和法治能成为普世价值。有些人排斥普世价值，维护中国的人治价值，但问题的关键是经济的发达能跟唯我独尊的人治政治文化兼容吗？不仅理论上没有依据，而且也没有事实的验证，台湾、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经济都曾强势过，但他们不都民主自由和法治了吗？难道中国大陆就能创造历史的例外？可以说，这只是一个毫无根据的愿望，除非中国不想走向经济发达，继续人治下去并陷入动荡之中。有人说，再过二十年，中国的实力与美国就可以决出胜负，那时中国文化价值的胜利就可以明确了。但是，如果再过二十年能决出胜负和明确的话，那肯定是普世价值的胜利，当然也是中国的胜利。 总之，过去20年，中国外交正逢经济全球化。然而，当中国试图迎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时，又正逢“政治民主化”的浪潮，还有政治本土化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中国外交在面临既有地缘政治挑战的同时，还将面临政治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挑战，还将面临中国官方价值观与全球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挑战，因而，中国外交会出现种种异象，并引发一系列的、一波又一波的海外公关风险。解决之道无他，全面与世界接轨而已——我们不仅要在生产、科技等“硬实力”上与国外接轨，还要在制度、文化、法律、道德等软实力上也与之接轨，只有这样，我们的外交才能摆脱青涩状况，真正走上成熟。
阅读更多胡鞍钢：中国之路：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之路 进入专题 ： 中国道路 现代化 ● 胡鞍钢 （ 进入专栏 ） 历史绵绵不断，民族生生不息。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生机勃勃地开创灿烂的未来。 在这个继往开来的历程中，有一条既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他人，既是史上，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之路。这条中国之路，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创新，也是中国人民的集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书写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这条社会主义的中国之路，我们称之为“人间正道”。 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为探讨中国之路如何命题，如何定义，如何创新，如何为国人造福、为世界多做贡献，专访了胡鞍钢教授。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之路的倡导者和开创者 玛 雅：在建国60年之际，你写了《中国之路（1949-2009）》一文，提出“中国之路”这个命题的背景是什么？ 胡鞍钢：“中国之路”这个命题，西方人提得比较多。国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将近十年开始，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始终有不同的看法、争论和推测，从费正清的“伟大建设论”（1987）、尼克松的“巨人苏醒论”（1988），到90年代的“中国威胁论”、“唱衰中国论”以及21世纪初期出现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再到后来雷默的“北京共识论”、伯格斯腾的“中美共治论”，即所谓的“G2论”，马丁的“中国统治论”，等等，可谓众说纷纭、“百家争鸣”。 对“中国模式”的探讨之所以形成新的国际学术热点和争论点，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遇到了巨大挑战。1989年冷战结束时，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历史的终结》，乐观地宣称，历史以自由民主最终战胜了共产主义专制而“终结”。但是后冷战时期世界发展的事实证明，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并没有呈现；相反，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却在2008年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陷入惊恐和忧虑。2010年，对比西方与中国的发展，德国学者桑德施耐德在《民主在衰退，独裁者卷土重来》一文中写道，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极大地打击了西方民主国家的信心，像中国这样的非民主国家已经上升为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大国。中国在保持威权独裁体制的同时，从贫穷的不发达国家转变成为实现了一定富裕程度的社会。以中国为代表的“成功的威权体制”，对西方民主制度带来了挑战。 “自由市场经济 + 一党专制”，这是西方学界对中国模式最主流的看法。例如，英国剑桥大学斯特凡·哈尔珀2010年在《北京共识：中国的专制模式将如何主导21世纪》中认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来自中国的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威胁，都不是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恰恰是来自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威胁，特别是中国的“专制（政治）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大批中产阶级的出现，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破坏独裁主义，而是在事实上鼓励了独裁主义，让一党专制合情合理地成为社会稳定的唯一保障。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极具吸引力，他们的领导人渐渐不以实行西方自由市场（政治）民主模式为目标，而是学习中国，先对外开放投资，允许国内私营部门发展，但是执政党控制着政府、司法部门、军事和信息。这会削弱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价值，包括人权、法治和言论自由等。哈尔珀认为，美国和中国不是伙伴，而是“政治对手”。中国模式正在夺取西方模式的优势，让西方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小。 由此可知，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衰落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兴起，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模式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在这当中，具有西方主流意识的学者最为担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将极大地吸引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从而对长期统治世界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形成巨大的挑战。这就是我们讨论“中国之路”的国际背景，也因此，需要我们对这一命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玛 雅：那么从中国来说，提出这个命题是要回答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60年来的发展道路上努力寻求解决的问题？ 胡鞍钢：我们提出中国之路这个命题，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有没有中国之路这样一条道路？第二，中国之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历史动因和发展轨迹是什么？第三，未来的中国之路朝向哪里？如何继续走出一条崭新之路？这三个问题，纵观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之路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们一直都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之路这个命题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新中国七年来的发展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当时国情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这是毛泽东力图突破苏联模式，走出中国自己道路的初步探索。毛泽东指出：“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最经典的中国之路的倡导者是邓小平。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在1987年10月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这里，邓小平首先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创新性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基本思路，从而形成了务实主义与创新主义相结合的改革开放思想路线以及方法论。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同时大胆解放思想，这是十分智慧的政治思维。这也十分清楚地反映出中国之路的基本经验。 玛 雅：作为一名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你对中国之路如何理解？如何定义？ 胡鞍钢：我对中国之路的定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我的观点集中反映在《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书中。这条道路的发展包括三个基本因素，是一个不断增加这三个因素的过程。 第一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文化和信息要素。本质上看，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落后者，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包括经济追赶、教育追赶、科技追赶、信息通讯技术追赶等。 第二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虽然他的许多创新实践都没有成功，比如人民公社、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等，但是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执着探索和努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前进的动因和财富，成功是财富，失败也是财富。在中国这个有着56个民族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凝聚人心，动员整个社会的各种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政治上实现长治久安，使国家统一强大。我把这称为“国家公益性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能够促进和保护全体人民的利益、福祉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国家公益性产品关乎全体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没有它，所有的人都受损。这就如同新鲜空气，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感觉不到它，但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 第三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比如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等。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理念概括为“八个社会、一条道路”，即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全民学习型社会、全民健康和全民健身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安居乐业型安康社会、开放创新型知识社会、和谐稳定社会，以及民主法治社会；一条道路是，坚持对外开放、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我称之为中国之路的理想社会。这是基于中国自觉，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和理想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意识、自我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在自觉地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自觉地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觉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从贫弱中国到富强中国的成功之路 玛 雅：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把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一穷二白。同毛泽东时代相比，你认为，中国今天的国情特点是什么？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能够证明中国之路是一条成功之路？ 胡鞍钢：中国今天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下，各种资源的人均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当时毛泽东没有充分意识到的。这一国情特点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占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量和消费量，甚至达不到日本的人均资源消费量，包括进口量。但是，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一穷二白的国情特征有了巨大的改变。毛泽东所说的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毛泽东说这话是在1956年，和今天相比，那时的中国是最贫穷的国家。若按购买力方法计算，195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不足1/20，而2010年已经接近1/5，即使是按汇率法计算，也超过了世界总量的1/10。 那时的中国也是最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还养活不了自己，而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量第一大国、农业增加值第一大国，也是世界上目前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农用电力、农用机械、化肥、农药、现代育种等——使用大国。 那时中国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少之又少，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沿海港口国家，是高速铁路和快速城际铁路里程最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且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还是世界大国中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最多的国家，总共有42个。中国正在建设世界最长的大容量、高效率、远距离、跨区域特高压输电网，水电装机和风电并网装机分别在2004年和2010年超过美国，两项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家，清洁能源占全国总发电量的近30%。 那时中国在现代工业方面是典型的小国、弱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第一大制造业增加值国家，2010年打破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垄断了120多年的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地位。 1956年中国全国高等教育人口只有几十万人，2011年已经突破1.2亿人；1956年全国从事科技工作的专业人员不到100万人，现在已达到5800万人。1956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确定了13个方面、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科研课题，包括导弹及原子弹研究项目；到现在，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发明专业申请量居世界第四位，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跃居世界第六位，研究和试验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高技术出口第一大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研发中心、世界科技大国，将会提前实现2020年主要科技目标及量化指标，成为一个世界创新型大国。 以上是从主要经济社会的总量指标同美国等世界大国比较，来看中国今天的发展水平，我们还可以从人均量或个量指标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这里我采用一个追赶系数，即以美国为100%来比较。1950年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追赶系数仅为4.7%，到2010年已经达到25.6%；1950年中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11.9%，到2010年已经上升为73.8%；1950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60.3%，到2010年上升为95.2%；1950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29.1%，到2010年上升为77.9%。 显而易见，中国60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贫弱的中国变为了富强的中国。但是也要看到，中国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面临诸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长期因素和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重大挑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 胡鞍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道路 现代化
阅读更多【《公民议报》编者按】在这封本刊辗转收到的公开信中，尽管所持的立场、所用的词语未必能为许多读者所接受，但作者以其多年在中共体制内工作的维族干部这样的特定身份所做的观察，确实从一个相当具有说服力的侧面和角度反映了新疆的现实，揭示了中共专制体制下民族问题的结症所在。 我们希望，通过接触不同立场和侧面的观察，可以促进人们换位思维，开阔眼界，拆除对思考和智慧的禁锢。即便打动不了专制统治者的铁石心肠，至少也能为未来民主的中国社会合理和平和睦地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考角度。 为此，我们郑重地向公众推介这封公开信，欢迎所有媒体和公众的转载和传播。 敬爱的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习近平副主席、李克强副总理、张春贤书记及中国所有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各族领导： 你们好！我是一位维吾尔族作家，多年来在新疆的国家机关从事研究工作，现在国外留学。在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十八大之际，一种责任和历史的使命迫使我给各位写这封信。这是我已经思考三年之久的信。我于2009年的7月5日，那个改变我人生的日子开始，每天都在思考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一天，我通过共产党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的自私、残忍、阴险、耍两面派和无能的行为，第一次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疑问。这对于一名国家干部来说是危险的，因此我决定要给各位写信请求解答我提出的问题。但是因为我始终不能确定中央领导与7.5事件的关系，尤其是在2009年8月当胡锦涛主席在新疆厅级领导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肯定了王乐泉的业绩。说实话，当时不仅是我，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民族干部对胡主席真的很失望。但是大家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只能保持沉默。当我到了国外之后，通过网络看到了许多在国内看不到的有关中央领导的消息。虽然其中也可能有偏见，但我根据自己独立的判断力重新认识了胡主席和温总理。尤其是胡主席于2011年7月在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的真诚，温总理关于“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演讲和在温州动车事件中对受害者家属的真诚，中央对薄熙来事件的处理，最近的中美关系等许多中央为新一轮改革所迈出的步伐都令我感动，更令我敬佩。通过这一切让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让我深深地认识到，中国将会，而且必须有一系列真正的改革。但也面临许多挑战。这些挑战对于60多年来实际无意识地徘徊在封建君主制与共和制幻觉之间1的中国是致命的，也是严肃的。我作为中国人，一位研究哲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分子，有义务和责任在这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把自己的智慧奉献给祖国的民主改革事业。 尊敬的各位领导，国家，她不仅是执政党的国家，也是人民的国家。包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民族。维吾尔族人口对于中国这个大家庭来说也许不是很多，但由于它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它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因此处理好维吾尔族与汉民族之间的关系，维吾尔族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需要的是科学地认识和家长般的宽容，父母般的关爱和健全的民主与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新疆真正的、长期的和平和繁荣，而不是表面上的、暂时的或只是让外界看的稳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以下建议： 1.中国的改革需要全世界中国人（包括国内外的维吾尔族和藏族）的参与和支持，实际上这也是缓和国内外民族矛盾的一种方式 首先，我完全支持胡主席和温总理的改革决心，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只有对于目前的制度和民族政策进行彻底的改革，才是唯一解决民族矛盾的办法。为达到这个目的，各位领导必须遵循科学原则，必须得到全国人们，包括所有海内外各民族同胞的共同支持，因为中国不仅是汉族人的中国，也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所有当地民族的中国。无论他们现在哪里，他们都有一颗爱家乡的心。他们都有权利和义务回国参加家乡的建设。他们不应该被拒之门外。至于国家分裂的概念，只有执政党内部出现问题，国家才能被分裂，普通百姓是绝对不会有这个机会的。其次就是高度膨胀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也能迫使当地民族产生民族分离意识。在新疆多少年以来，除了汉民族以外，所有出过境的其他民族，包括国家公派的留学生，都很容易地被怀疑为有民族分裂嫌疑。这是因为我们长时间的斗争哲学使我们养成了总是用放大镜到处为自己寻找敌人的习惯，我们在这个极端习惯的影响下，在漫长的62年以来，误伤了所少同胞的心，杀害了多少无辜？难道当前被我们到处树立的“海内外敌对势力”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吗？难道我们没有勇气和肚量用同样的放大镜去从全球寻找我们的同胞和朋友吗？ 2.只有父母般的爱心和真诚的党，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而不是独裁统治 近些年以来，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像人体内的毒瘤，越存越大。它的来源应该从50年代算起，我们长期处在人为地制造矛盾的状态。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我们失去了尊严，甚至人最基本的权利、人间的爱和平等，人与人之间的信誉和责任。我们只想和那些发达国家的人那样，过上富裕平等的生活，但我们坚持自己病态的制度。我们把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安全、尊严还重要，因此我们为钱而疯狂。人，开始变成了食物的奴隶，金钱的奴隶。而这时，又是党内权力争夺战和所谓的阶级斗争的高峰，领导干部变成了职务与权力的奴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像我们的许多法律那样，只当作挂在墙上的摆设。因此大家变成了一群原野上的野兽，一群只是为了利益而残害彼此的口是心非者。在这个时间饿死的人暂不算，仅被批斗死的就无法计算，尤其是在新疆，这些政治运动在这里更加猖獗，老百姓的心伤痕累累。像国家主席刘少奇那样的民族精英被我们活活折磨死的时候，被折磨死的维吾尔族精英就有上千万。那些当初承诺给少数民族地区高度自治的诺言，在阶级斗争和敌我矛盾扩大化的年代里，一切变成了一堆废纸，没人再敢提起。多少年来，我们以各种斗争形式在给人间、民族间播种仇恨。这种仇恨回过头来又对国家的安全带来严重的危及，而我们又用高于国家教育投资的费用2，以最不科学的方法在“维稳”。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来对抗纳税人自己，再一次激活新老矛盾。这是多么滑稽的因果关系？这种现象更多的出现在了2009年的7月5日和7月7日，还有当年的9月3日的乌鲁木齐街头，出现在警察和武警的枪刀下。这期间，我也曾为阻止一位汉族女警察在大街上无辜殴打一位抱着孩子拿着大包的维吾尔族村妇而差一点被囚禁，原因只是因为这个村妇没能马上出示她的身份证。因为在这一段时间，警察不需要佩戴警号，警车号被掩盖，任何一位代表国家政权的警察可以随意制裁看不顺眼的任何维吾尔族人。第二天夜里凌晨，有七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毫无理由地闯入我的私宅。尽管我是国家高级干部，但就因为我是维吾尔族，因此也没有能够避免这些厄运。这一切让我感到王乐泉们所制造出来的独裁统治和大汉族主义思想所造成的民族仇恨对中国法律、人的尊严和人权的严重践踏。人们早已厌倦了依任何政治运动形式为百姓洗脑和愚弄百姓的行为。我们需要执政党拿出对老百姓的真诚和责任心，拿出对老百姓的爱。建立健全法制，依法治国而不是依党治国。像胡耀邦时期那样，真诚地向民众承认历史的错误并敢于纠正，才能收拢被打散的民心。有民心在，国家的未来才有希望。 3.建立健全国家法制、避免人的奴性、民众才有资格成为拥有独立人格的公民 搭救民族的灵魂，保护国家的尊严，它不只是依靠金钱，他更不像把国旗从地下捡起来那么简单，他首先需要建立健全法制。需要执政者对国家的法律和百姓的忠诚，民众对国家的拥护。拥有独立人格的民众不需要承诺对执政者忠诚，这样可以避免人的奴性和个人崇拜。但民众对国家必须忠诚，这种忠诚体现在对健全的国家法律的顺从而不是对执政者的顺从，因为我们没有处在一个暴君体制下的国家。因此国家的法律对他的臣民必须是平等的、一视同仁的、否则人民有权拒绝服从这个不平等的法律。执政者必须对老百姓和国家忠诚，因为执政者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他们是老百姓选出的领导，而不是老百姓的主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主仆关系。因此执政者有责任让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哪怕是像维吾尔族这样的三等公民）都应该拥有平等的幸福感。国家、执政者和人民，这三者的关系是互补的。他们又是相互独立的，但又是互相限制和依赖的。 执政者是家长，他可以有许多孩子，无论这些孩子是自己生的还是收养的，但是家长必须对每一个孩子一视同仁，尤其不能令维吾尔族这样收养的孩子感到自己被排斥，被边缘化。要充分尊重这个不同血型的孩子的民族个性和历史文化背景，否则这个孩子会想到自己的祖先，他的心会偏离这个家，这与闹独立无关。我们的制度不应该把民族分裂意识强加给这个民族，然后再指责他们闹独立，好以国家分裂罪来加以制裁。如果维吾尔族人一开始就有这种独立意识，当年我们的代表就不会和中央政府签署和平协议。全世界的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但他们对于有民族独立意识的地区和民族并不象中国这样选择激化矛盾、采取高压政策这种最愚蠢的办法也照样在很好地维护他们地区的和平民族之间的团结。 4.西部大开发，究竟谁在受益？ 中央从2000年3月开始运作的西部大开发的原本目的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加强改革开放力度”等战略。中央的本意是好的，但实际上这个西部大开发政策给新疆所带来的是，大批移民淘金者的疯狂到来；煤矿和金矿私人集团的乱开采，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3在双语教育的幌子下，汉语教学替代当地民族语言教育，新疆所有教学部门毫无理由地、强制性地禁止在校园内使用民族语言教学（少数地方一周只保留两节母语课），不管家长是否愿意、学生是否能听懂，而结果造成当地民族文化素质的快速下滑；4以不会说汉语为借口，大批教师和公务人员被解雇或提前离职，由不会说一句当地民族语言的汉族移民其替代；5民族大学毕业生因为受民族成分和语言的限制，长期不能就业，甚者在乌鲁木齐的人才市场上明目张胆地贴出“少数民族面谈”的标示，剥夺他们申请就业的权利，而汉族大学生，甚者持假文凭来新疆者当月就能就业，对此无人敢于过问；6当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人在自己的故土经常以种种原因不能自由流动，更没有正常申请护照和自由出入境的权力，他们甚至在中国内地住宾馆和租房的权力都被限制。这些不平等给新疆本地人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以开发新疆为名，市郊的农民耕地廉价出卖和多次转手卖给来自内地的“开发商”，这些所谓的“开发者”再转手卖给后来者；获利心急的当地领导随便变卖公共文化设施给“开发商”，而市民失去娱文化场所，农民失去他们的耕地，对此提出异议或上访者就会被贴上民族分裂主义者或疆独分子加以惩罚。事实证明，西部大开发，最终受益者不是新疆大部分当地民族，而是汉族淘金者。而这12年也是新疆民族冲突高发期。但是每次发生冲突，新疆地方政府总是以“民族分裂分子在捣乱”为借口，实施镇压，掩盖自己工作中的严重错误，以此来千方百计推脱责任，转移矛盾，欺骗中央，掩盖事实真相。唯独就不从根本上承认祸起于萧墙的事实，尽管这些是历代新疆各级地方政府欺上瞒下的一贯手腕，难道中央就应该永远地被欺骗下去吗？新疆本地百姓的根本利益就该永远地被剥夺？民族尊严和人权就应该永远地被践踏吗？ 5.新疆的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中当地民族比例到底占多少？ 这也正是胡耀邦曾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新疆现状关心而提出的一个问题，对此许多维吾尔族高级领导干部记忆犹新。胡耀邦，是懂得永久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位明官。当时他视察新疆时发现，新疆机关工作人员中大部分是汉族干部，民族干部没有实权，就像现在，几乎是摆设，中央在新疆的各种企业更是如此。尤其是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农村和草原，几乎都被兵团所占领，地方和兵团之间土地和水资源纠纷不断。因此胡耀邦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并制订了相当多的法规和条例，缓和了这些矛盾，“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放开了民族自治权，大力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和教育，保护民族自治权和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尤其是在‘三个百分之六十’”7。这些政策虽也然遭到了希望永远殖民统治新疆的少数汉族干部的反对，但是对于少数民族的教育和文化带来了一场繁荣和平势态和社会的稳定。遗憾的是这些方案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实施，胡耀邦就被迫免职，他提出的有科学依据的民族地区改革政策被批判。实际上，胡耀邦的政策缓和了当时的许多民族矛盾，尤其缓和了从王震时期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制造出来的许多地方性的民族矛盾。给蒙受冤、假、错案者的平反，给社会带来了平等和民主的风气。当地民族被殖民的感觉逐渐减少。但是自从王乐泉担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以来，被制造出来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使当地民族感到自己生活在殖民统治下。 6.不要再让无辜的汉族移民成为殖民主义者的替罪羊 《天山网讯》记者黄艳报道：2010年8月26日，记者从正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对口援疆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新疆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但是适宜人居住的绿洲面积仅7万余平方公里，而在这些绿洲上聚集了新疆95％以上的人口。绿洲的人口密度与东部沿海省份接近。目前新疆人口自然增长率10.5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倍，成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速度较快地区。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均自然资源的占有量持续减少，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凸显人口对新疆经济社会的约束越来越强。 根据以上的中国官方信息可以肯定，新疆的移民问题确实是新疆新一轮民族矛盾的引发点。但是如此重要的科学论证仍然没有引起那些拥有强烈的殖民统治欲者的警惕。事实证明，如今以西部开发而涌来的大批汉族移民到了新疆以后，不是去那些戈壁沙漠从事名副其实的开荒，而是他们中的99%以上都生活在已经被当地民族开发好的城市和绿洲地带。而在历史上根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记载8，杨增新在1916年给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呈文中写到：“（新疆）……人民仅二百一十余万，其中汉民不及百分之一。”而现在就在乌鲁木齐市的汉族人口已占到全市人口的72.7％以上。而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其他本地民族一步一步地被挤到生活艰苦的边缘地区和戈壁沙漠中，而绿洲和城市不断地被汉族移民所占领。利益的冲突使民族矛盾不断地激化。而站在这些被激化的民族矛盾的对立面或最前沿阵地的是那些无辜的汉族移民，尽管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在给他们撑腰，但是他们的人身安全每时每刻都在被挑战。这是一场误导的利益争夺战，同时也是一场被当地人认为掠夺者的汉族移民和当地百姓之间的隐形战争，它的罪魁祸首是国家不科学和错误的移民政策。 当那些土著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被人为地遭到严重地破坏，人们的利益空间在不断地被缩小，有限的资源被掠夺性地开发，城市优越的工作岗位被强制性地占领，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被粗暴地践踏，历来以豪爽和好客为名的当地民族在自己的家园里被排斥、自由和尊严被剥夺时，他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由此产生的民族矛盾的导火线随时都可能引发。在这场不平等的利益争夺战中，是人，是活着的人，是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肯定会有所反应，有所反抗，这是人最起码的本能的表现。但是每一次的抗议都会被打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以悲剧附上句号。当自身利益的保护者被迫屈服于强大的权力的时候，这种屈服绝对不会是长久的，因为这不是自愿的屈服。被迫的屈服只能在对方的心里留下更深的屈辱感，这将会为下一轮的冲突点燃仇恨的烈火。民族矛盾的每一次激化，都会给这个烈火以新的养分。这就是无休止的悲剧的延续。悲剧中的受害者永远都是那些无辜的、可怜的各族百姓。 7.强烈要求撤销伤害民族感情，激发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中共中央19967号文件 民族主义思想在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号召国人的民族精神，打击外来侵略者，也许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在和平年代里，由民族主义思想激发出来的大汉民族主义情绪的结果，就如最近的“流氓爱国”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不应该被提倡。当我们长期以来被奴役的思想情绪在国家错误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历史言论引导下对外发泄的时候，它就以大汉族主义思想意识的方式在发泄给其他比自己人口少的民族，当前这种发泄时常有意或无意地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使它变得合法化。实际上，正是这种不合理的政策为大汉族主义思想的蔓延提供了土壤和养分。在新疆，尤其是王乐泉执政的近20年中，大汉族主义思想开始快速膨胀，在他的多次强调和建议下，中共中央错误地下达了19967号文件。在该文件中强调“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地方民族分裂主义”，以这种方式明显地将新疆除汉族之外所有当地民族看作给国家带来危险的因素，并将汉民族和当地民族有意地对立起来。从那以来，在来疆工作的汉族领导干部的眼里，当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人，是不可信赖，不可重用，但可以利用的群体。那些来疆就业的汉族大学生，复员军人，参加西部大开发的农民工和很容易获得国家无息贷款的汉族投资商的心里，几乎都怀着高傲自大、蔑视当地人的因素。在他们认为，他们来新疆，是为了改变这里的野蛮民族，他们是这些野蛮民族的救世主（其实这些人根本不该忘记，60年代大饥荒时起，是新疆的各民族百姓拿出自己最后的口粮救了多少汉族逃荒者，是维吾尔族的祖先曾用自己辉煌的民族文化一度影响过中原文化这一历史事实，而且在1945年之前新疆人的文化素质已高于内地是有证可查的）。尤其是来新疆的汉族领导干部也带着浓厚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变色镜，作为新疆第一把手的王乐泉，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言人。他的这种错误思想在7.5事件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在那次事件中，王乐泉扮演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者的角色，他把国家的武器对准了手无寸铁的维吾尔族学生和农民工，使得抗议示威的学生运动以国家恐怖划上句号，而且至今都在隐瞒真相。然而这次事件给中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国际影响。目前这种思想也在反方向地影响着当地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潮涨船高，结果这种思想以相互对立的方式使民族关系雪上加霜。但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从来就没有批评过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严重后果，从来就没有关注过大汉族主义思想对于多民族一起生活的国家带来的严重灾难。因此大汉族主义思想在默认中被合法化，这也是导致新疆乃至全国民族关系恶化的实际因素之一。使这种思想合法化的正是中共中央19967号文件。其实未来的中国不是以大汉族主义思想，而是以开放式的国际关系，健全的法制和民主，健康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间的真正的平等、外加经济的发达才能够崛起。 8.重新审核一个违背宪法，不符合逻辑的法律条款 为了保障国家法律的神圣和公正性，请求重新审核刑法第103条第2款及“煽动分裂国家罪”的概念。刑法的这个不符合逻辑的条款就是产生许多冤、假、错案的基础。这一条针对的是中国持有不同政见的精英和少数民族。其实就是这些持不同政见的人士，才是推动历史车轮的功臣，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执政者们的神经不应该如此的脆弱，他们不该如此的没有自信，如此的害怕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手中的真理。如果国家的基底是稳固的，那么她不可能就因为“语言、文字、图像等方式对他人进行鼓吹煽动……发表言论、散布文字、制作、传播音像制品”就能达到分裂一个国家的目的。国家，它不是纸老虎。只有执政者的严重失误，国家才能被分裂和颠覆，而不是几个或是几十个老百姓的行为。相反，执政者的错误政策可以分裂人心，让人处处感到“人在曹营心在汉”。实际上刑法第103条第2款和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是完全相违背和矛盾的，为了保护国家宪法的神圣和尊严，因该彻底修改这个违背宪法的法律条款。 9.尊重生命，平反89年6.4天安门事件，97年2.5伊宁事件和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重新审理30年以来中国所有的政治犯，良心犯的案件 30年以来，中国以“分裂国家罪”等罪名关押、处决了许多民族精英和持不同政见者。从6.4天安门事件到乌鲁木齐7.5事件至今的23年中，国家对发生的多次不同形式的学生抗议运动的歪曲和镇压，使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和人权严重倒退，这严重地影响了民主社会及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是有本人亲眼目睹的7.5事件中，被警察随意开枪射击，无故入狱和判刑的案件较多，它所造成的恶劣后果是无法估计的。坚决要求重新立案审理那些没有经过审判就遭杀害的人员的案子。对那些无辜、未到法定年龄就被关押甚者判刑的人员依法释放和国家赔偿。据我所知，在新疆对于此类的案件的办案过程非常不严肃。从王乐泉到努尔拜克日的“严办、速办、扩办”的指令下，办案远远超出了法律范畴，无故获刑人员较多。对此类案件不容许律师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无罪辩护，因此冤、假、错案的产生率较高。甚者有时几个小青年在一起聊天说出来的几句话，也被当作国家分裂罪的证据而获罪。经常因为一张图片，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被判成国家分裂罪而获重判。刘晓波、新疆法制报记者海拉提.尼亚孜、青年诗人努尔买买提.亚森、中央国际广播电台记者买买提江就是具体案例。 其实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他们在自己的历史上也犯过许多人权方面的严重错误，但是他们的珍贵之处就是敢于承认历史的错误并能及时地纠正，这需要执政党的勇气和智商。只有敢于摆脱独裁狂想，表现出真诚和责任，避免继续践踏国人的尊严和感情，中国才有资格在国际民主舞台上理直气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无论中国在经济上多么强大，但他绝不会被世界人民认为是一个在国际上有威望的民主国家。 10.重新思考乌鲁木齐7.5事件，调查7.7、9.3事件，找出事件真凶，为无辜死去的各族兄弟姐妹讨公道 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中根据官方报道，有197位各族同胞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直接经济财产损失达6895万元，实际上很多内部人士都知道，死亡人数远远超出这个数字，而且这是一起完全可以避免的事件，但是王乐泉为寻找表现他那铁腕治理新疆而获得更高职位的机会，使事态有意扩大化。（我说此话是有真凭实据的。）结果强大的国家武器对准了手无寸铁的维吾尔族学生和农民工，仔细回忆起来，当时在大街小巷带头焚烧公交车者，带头打人者并不是那些上届游行的学生，根据看过官方内部录像的人透露，在那些被抓和被判刑的人员当中，根本就没有看到最早出现在录像中的那些带头引诱犯罪的人，结果放过了那些带头打人者，重判了那些观看者和证人，那些神秘的人物就此消失。而在7月7日同样有汉族暴徒在武警警察的假阻止，真掩护下上街殴打和杀害维吾尔族无辜百姓，打死、打伤致残具体人数新疆政府对外一直都在隐瞒。因为根据王乐泉的话说，“愤怒的汉族群众上街游行抗议”，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手持同一个规格的铁棍，脚穿同一形状的军皮鞋，出现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见维吾尔族青年就殴打。至于这次事件的策划和组织者，新疆高层领导几乎都知道，是王乐泉的夫人，原华凌集团公司的副总裁在组织这次事件，我们根据该集团公司员工最早明目张胆地集体持铁棍上街并在新疆高级法院门前活活打死三名维吾尔族青年而无人敢过问，更有理由这样怀疑。在这次事件中，有无数各民族无辜百姓被汉族暴徒活活打死，但至今这个事实一直在被隐瞒。新疆的王乐泉们为了很好的隐瞒这次屠杀事件的真凶，对外只说7.5事件，不提7.7事件。而对于2009年9月3日的所谓的“针刺事件汉族民众上街抗议”的真相同样在隐瞒，对于在这次被汉族暴徒殴打致死的各族百姓没有公布一个真实的伤亡人数，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对于9.3事件的受害者医院出示的入院治疗证明一概都写成7.5事件，以此来继续隐瞒事件的真相，愚弄民众，挑战世人的智商，而真凶一直在王乐泉们的庇护之下。从新疆政府对于在一年内连续发生的三次民众上街游行和殴打无辜致死事件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王乐泉们一方面在推卸责任而放过了真凶，而另一方面，大汉族主义思想在处处影响着中国执政者们的秉公办事意识，这也正是把中国人引向灾难的继续。 11．强烈要求给予维吾尔族人、包括这个民族的犯罪嫌疑人（无论他们犯的是什么罪）以平等的公民受法的权利 中国正要走向法治，但是维吾尔族人，包括这个民族的罪犯嫌疑人总是处在法制之外。尤其是少数维吾尔族人由于一定的社会原因所做出的违法行为一概被认定为国家的敌人。其结果民间维汉之间的一般的摩擦或普通的刑事案件也很容易被认为恐怖袭击，然而在法律面前他们就连和其他的中国人一样受到同等的审判、律师的辩护、公平的裁决权都没有，就被“就地惩罚”9。汉族违法分子当着武警和警察的面可以随意殴打和屠杀和自己素不相识的无辜的维吾尔族人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10。既然维吾尔族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成员，尽管他们中的少数人犯了法，他们也应受到法律平等惩罚的权利而不是象动物一样随地被屠杀。可现在被授权“就地惩罚”维吾尔族人的中国警察的这种极端行为，不但严重践踏人权、给国家形象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也在严重地毒害警察队伍本身，同时也在毒害亲历这种场面的老百姓。接下来，这些警察和目击者也可以随意杀害另一条生命而不受任何惩罚。因为我们的国家政权已经给他们做出了这种榜样。其结果在新疆和中国内地的汉族老百姓的心目中产生了一种认识，是维吾尔族的罪犯，就可以就地惩罚，维吾尔族人的任何大小违法行为，任何人都可以就地处决然后给他贴上“恐怖分子”标签了事。 有一点头脑的人应该会想到，新中国成立都已经62年了，那些所谓的“恐怖分子们”几乎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会变成所谓的“恐怖分子”？“恐怖”到底来自哪里？他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每次有一部分对社会现行制度不满的维吾尔族人出来表示一点抗议，就会演变成所谓的恐怖行为？而在中国内地每天都有同样的事件发生，可他们的行为被定为社会治安或刑事犯罪？比如就在“7月29日早上8时，浙江义乌闹市区人才市场门口，一名男子手持4把尖刀，嘴里喊着，‘你们不给我工资，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当场砍死一人，十多人被砍伤……。犯罪嫌疑人黎某已被警方抓获，疑有精神问题。”11难道在维吾尔族人中在这些年以来的高压政策下，不应该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吗？不能有由于“就地惩罚”而失去了亲人、以不平等竞争而失去了工作机会，因为强拆而失去了家园，因为毒奶粉、医疗事故、假冒伪劣药品而失去亲人的受害者吗？比如于2012年5月10日发生在云南巧家的爆炸案、7月2日四川什邡市民反对建设钼铜项目冲击市委等类似的案件在中国常见，但他们都被定性为刑事犯罪或社会治安，可是在新疆发生的任何维汉之间的细小纠纷就会马上被当作为恐怖袭击，不问真相一概偏向汉族而把当地人当作恐怖分子来武力镇压。这种做法失去了法律的公正性，更失去了国家政权的威望和公正性。它只能激化矛盾，给维吾尔族人心理播种更深的仇恨，给汉民族造成更多的不安全因素。这将会对民族、对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和未来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最坏的后果还将会给在境外的华人的人身安全带来报复性的攻击。应该立即停止这种错误的行为。 12.强烈抗议利用国家媒体对维吾尔族人进行群体性攻击 目前，中国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是因为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之外，国民、包括维、藏、蒙等民族的平等、人权问题也在不断地引起世界的关注。这种关注与中国的民主体制的建立和政府的民族关系的处理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近二十多年来，在中国的一些刊物上经常出现对维吾尔族群体的攻击和侮辱现象。在一些媒体上，维吾尔族整体被称为恐怖主义民族、闹独立的民族、小偷民族和分裂分子民族而利用强大的国家官方媒体在国内外误导公众对这个民族的认识，甚者在中国由政府负责出版的一些书刊上，以公开污蔑性的字眼评论维吾尔民族整体和这个民族在中央任职的高级领导也在所不惜。由此可见，确实有人妄想以此来证明中国政府对于维吾尔族群体所采取的极端的做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于2002年在王乐泉的资助和支持下，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多次再版的专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就是一例，该书就公开颠倒黑白，对维吾尔族整体，包括维吾尔族的自治区级、中央级领导干部的公开污蔑和诽谤，也深深的伤害了维吾尔族整体和在中央有关部门任职的维吾尔族领袖们。在该书的举例行间表达了一种“建国以来，维吾尔族中从中央到地方包括普通干部，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这样一个诽谤性的信息。虽然至今为止，有许多学者对此曾专论表示过抗议，但没有一位中央领导出面说话，结果这种错误的言论在沉默中被默认。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使许多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和群众不得不对于中央的民族政策感到心痛和失望。 各位领导，大家应该很清楚，维吾尔族也不是历来就好战和好斗的民族。比如在元朝时期，维吾尔族的祖先和当时的蒙古族统治者相处得就很融洽。那是因为蒙古统治者信任和重用了我们的祖先，在成吉思汗的军营里的高参中，就有威望很高的维吾尔族人。在教育方面，蒙古统治者对维吾尔族的教育模式很欣赏，他们接受了由维吾尔族为蒙古族创造的文字，就是现在蒙古族仍然在使用。在文化上，维吾尔族历史上最繁华的查哈台文学也出现在这个时期。在宗教上，蒙古族王公到贵族不但尊敬当地民族的宗教文化，而且还接受了当时流行在中亚的伊斯兰教文化，使自己的统治更加巩固。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苏联斯大林时代的民族政策模式，就是这个错误的模式，使原苏联民族仇恨到处蔓延……。难道这种错误的道路还值得我们继续走下去吗？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对于新疆现行的民族政策、移民政策等等一系列不符合科学的政策一定要改革，冤假错案一定要平反。目前的这种由王乐泉指定的“敌人不动我也要打”的政策只能引发矛盾和伤害无辜，结果使我们的家乡永远不得安宁。 我相信，只要本着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性，本着解决矛盾为出发点，以宽广的爱心对待每一个民族，就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不是依靠高压。历史的事实证明，一个民族是杀不尽的，尤其是像维吾尔这样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的民族。未来不可能永远都在强权者的手中。政府的强制和高压政策只能使维吾尔族人的民族意识更加强化，民族凝聚力更加坚强。历史的事实已经多次证明，有坚定信仰的民族是永远都不会怕死的。带领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和独裁统治一个国家，绝不是一回事。建国62年以来，从来没有一位国家领导人与维吾尔族的知识分子，包括这个民族的国内外异议人士认真地、平等地坐下来讨论过“维吾尔族到底需要什么？”就“怎样才能和这些占中国领土六分之一土地的主要民族以平等的、友好地相处”这一问题进行过一次对话和沟通，现在也许为时不晚。其实，这也是考验十八大后的新一届中国国家领导人执政能力的机会。只要大家有诚意，就一定可以获得一个完美地结局。这就是我写这封信的最终目的。 茹孜妮莎 2012年8月4日于法国巴黎 背景资料说明 ： 1 请看法国哲学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对于国家体制的定论，对不同体制做比较，中国62年以来的国家体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制，因为在这个体制实际表现出了更多的封建暴君主制的因素。 2 根据中国新闻网2012年6月27日中国2011年公共安全支出1037亿，教育支出999.05亿元。http://mili.cn.yahoo.com/ypen/20120627/1140085.html。 3 根据本人实地考察，由于石油开发，在叶城县多处农民栽培几十年的几千亩水果园被喷出地面的石油所污染而枯死，但是没有任何赔偿，阿尔泰的金矿和乌鲁木齐市周围的煤矿的乱开采也在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4 根据本人于2010年的春季在多所学校实地调查，和田、喀什等地由于开展双语教育，禁止在校园内讲母语，在学校只关心学生的汉语成绩，其他课程几乎停止，其结果学生的实际考试通过率还不到百分之30，大部分学生高中毕业还不会写一封家信，但为了应付，只好全部发放毕业证。 5 在喀什市中心本来有三处非常独特的电影剧院，是在40年代由民族文化促进会用市民集资款所建的，如今这些电影剧院被政府在没有通过老百姓的同意就擅自卖给了开发商，有开发商在这里盖了本地人买不起的昂贵高层住宅，这既影响了喀什市容，又从此这里的老百姓失去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属于自己的文化娱乐场所。 6 根据本人实地调查，这种现象最明显地出现在新疆喀什市周围和和田地区民丰县。 7 胡耀邦文献信息网http://www.hybsl.cn/ybsxyj/shengpingyusixiang/2010-08-05/21632.html 8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P127、128 9 见人民网乌鲁木齐2011年8月1日的消息 10 请察看2009年7月7日、同年9月3日发生在乌鲁木齐街头事件的现场视频报道。http://www.youtube.com/watch?v=t4Djk_Yanrc&feature=related 11 凤凰网2011年7月30日7公布 12 土耳其人继续在国内抗议中国新疆发生的流血冲突事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G8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在新疆发生的事情是近乎种族灭绝的屠杀，并呼吁北京政府找出责任人，依法处理。http://www.youtube.com/watch?v=TZQ5isHfDGg&feature=related 13 新疆75事件cctv采訪視頻（内部版）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endscreen&v=It9IcJdrP8M&NR=1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刊就个别词字和标点符号做了规范化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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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民今日爆料称，在CCTV 于11月1日 播出的一则关于中国第五代战机歼31首飞的节目中所使用的战机图纸疑似日本动漫机动战士高达1代的核心战机『地球连邦军 多目的軽戦闘机 Ffx7』。同时也有网民将视频截图与“高达战机”图纸和模型作比较，以证明两者确实极为相似。
以下为该节目视频（Youtube版视频地址， 墙内视频地址），该图纸于视频07:00左右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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