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

李众敏：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战略刍论 进入专题 ： 海外经济利益    ● 李众敏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上升以及企业国际拓展的加速，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日益重要，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也给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带来了新的挑战。根据以往研究以及各国实践，海外经济利益面临着政治、经济、政策、社会、自然灾害、运营等六类风险。在这六类风险中，尤其以东道国政治动荡、东道国的安全审查、东道国工会活动、东道国金融不稳定与债务违约、中国企业不熟悉社会责任等对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威胁最大。为了应对这些风险，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总体上中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诸多挑战，这在中国应对利比亚危机中表现无遗。中国迫切需要形成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战略，要明确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的对象并对外宣示，确定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丰富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的手段。在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战略之下，要健全海外经济利益保护的机制与机构，加强相关立法和政策调整，并培育大型跨国公司，形成海外经济利益保护的三大支持体系。 　　「关键词」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战略；支持体系 　　 　　「作者简介」李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邮编：100732） 　　*笔者感谢姚枝仲、张金杰、王永中、李国学、潘圆圆和《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随着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以及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也不断增加。近年来，国际投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保护海外经济利益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本文以国内外对海外经济利益保护的研究和实践为基础，分析提出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战略。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界定，第二部分分析中国海外经济利益面临的主要风险，第三部分介绍中国应对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进展与问题，第四部分是关于建立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战略的建议。 　　 　　一、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界定 　　 　　根据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的研究，有两种方法定义国家利益：一种是逻辑演绎（logical－deductive ）的方法，这种方法采取逻辑推理的方法对海外国家利益进行界定；另一种是实证演绎（empirical－inductive）的方法，这种方法根据中央决策者的声明和行为来判断国家利益。受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的实践约束，我们只能采取第一种方法进行界定。 　　根据苏长和和陈伟恕的定义，结合武丽丽的分类，我们认为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是指中国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所拥有的，在中国有效的主权管辖区域或行政管辖区域以外存在的，受到国际合约、当地法规或中国国内法规保护的经济利益。 　　根据这一定义，构成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要件包括：一是在主权管辖区域或行政管辖区域以外存在。由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等地区的原因，我们认为海外经济利益可以适用主权原则，也可以适用行政管辖原则。如果适用主权原则，那么海外经济利益只包括在外国的经济利益；如果适用行政管辖原则，则还要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等区域。二是利益主体。利益主体不只是国家，而是也包括自然人、法人（企业）在内。三是合规原则。中国所拥有的经济利益必须符合国际合约、当地法律或中国国内法律等其中任何一项，即视为合法利益。这比通常用“国际合约”为界线的定义要宽泛，因为有些国家并不是国际合约的成员，所以用国际合约来界定显然不合适。四是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不同，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只包括经济利益，一些和经济利益相关的安全利益（如海外员工的安全）也可以视为经济利益，而纯粹的人身安全（如中国游客安全等）则不属于经济利益的范围。 　　根据对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定义及要件，海外经济利益又可分为狭义的经济利益和广义的经济利益。其中，狭义的经济利益就是指中国的海外资产和海外收益，即中国政府、企业和公民在海外持有的资产以及在海外的收益。而广义的海外经济利益除了海外资产和收益外，还包括规则制定、通商自由和员工安全等内容。在本文中，我们要讨论的是广义的海外经济利益，在此将其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海外资产。包括中国的对外资产和海外承包在建的工程：（1）中国的对外资产。根据外汇管理局的统计，2011年年末中国共有对外资产47182亿美元，其中包括3642亿美元直接投资、2600亿美元证券投资、8382亿美元其他投资和32558亿美元储备资产，这些都属于中国的对外资产。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外汇储备对外投资和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2）中国的海外工程。2010年，中国在海外有1343.67亿美元的工程承包合同，这些工程分布在全球不同地区（主要是发展中地区），这也是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般情况下（非外汇管制或资本管制），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可以依法将海外资产兑换成可汇兑的货币，并转移回国内。 　　第二，海外收益。包括海外投资所得、承包工程所得、务工所得等海外收益。而且，在一般情况下（非外汇管制或资本管制），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可以依法将海外收益兑换成可汇兑的货币，并汇回国内。 　　第三，规则制定。在经济规模不断上升时，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正遭遇越来越多的瓶颈，实践证明，规则制定是全球利益中的重要内容，它主要包括：（1）公平参与制定全球经济规则的权利。在全球制定和改革多边贸易规则、投资规则、货币体系、专利和标准等经济相关规则中，中国有公平参与的权利。（2）公平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在全球治理相关的多边、区域机构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亚洲开发银行等），中国有公平参与这些机构的权利，并有权在这些机构的活动中反映中国的诉求。 　　第四，通商自由。包括投资自由、贸易自由以及资金往来自由等内容：（1）贸易自由。2010年，中国共有出口15777.5亿美元，这些出口受到国际合约（如关贸总协定）以及各种国内外法规、条约的保护，出口自由是中国最基本的海外经济利益。同时，中国还有进口的自由，尤其是进口资源、能源、粮食等战略物资的自由以及进口中国需要的技术的自由。（2）投资自由。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依法具有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金融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权利。（3）海外经商与就业。中国公民、企业有权在海外依法经商和就业的权利。（4）运输安全。保障主要运输通道的运输安全，对于保障中国的贸易投资自由至关重要，尤其是要保障主要能源资源运输通道安全，防止海上和陆上的安全威胁。 　　第五，员工安全。公民在海外的人身安全既涉及安全利益，也涉及经济利益。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中涉及的人身安全问题特指与经济利益相关的人身安全，如中国企业海外管理人员、普通员工、工程技术人员、工程建筑工人的人身安全，我们称之为“员工安全”。到2012年3月末，中国共有在外各类务工人员80.9万人。 　　 　　二、中国海外经济利益面临的主要风险 　　 　　一战以前，欧洲发达国家在海外也存在一定规模的投资，但是海外经济利益保护的任务不是很重，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投资都是和殖民体系联系在一起的。一战以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市场化的投资越来越多，尤其是有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到发展中国家去投资，这时海外经济利益保护的问题才开始凸显。欧美发达国家在海外经济利益保护中，关注最多的是资产没收（国有化）的问题，但近年来威胁海外经济利益的因素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将海外经济利益面临的风险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政策风险、社会风险、自然灾害和运营风险等六大类。 　　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同样面临着以上六类风险，当然，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所面临的风险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一是中国面临的国有化风险比较小，而发达国家则把国有化视为对外投资的头号风险；二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投资的过程中，面临完全不同的制度环境，所面临的风险也就不相同；三是企业自身能力不足带来的风险甚至比宏观层面的风险还要大，企业投资决定不谨慎、规避风险能力差、跨国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所导致的风险，要远大于宏观经济与政治风险带来的问题，而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多具有较强的跨国管理和经营能力。 　　具体而言，在上述六类风险中，中国经常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东道国政治动荡。东道国政治动荡可以说是中国海外经济利益面临的首要风险，它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当地发生政治动荡。比如在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中，中国海外工程承包企业就受到很大的影响。二是由于当地政治动荡所导致的绑架、爆炸等恐怖袭击。在政治动荡地区，大部分恐怖袭击是针对商业设施的。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统计，2001年，全球共发生针对各种设施的恐怖袭击531起，其中对商业设施的袭击为397起，占74.8%，而对军事和政府设施的恐怖袭击只有17起，仅占3.2%.中国石油工人在尼日利亚遭绑架等，都属于这一类的风险。 　　第二，东道国的安全审查。自从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对外投资以来，安全审查可以说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头号难题，这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是中国对外投资增长速度太快。由于中国对外投资迅速增长，导致外国政府、媒体、公众对中国的投资抱有戒心，中国对欧美、非洲、拉美的投资都成为媒体讨论的焦点。二是中国对外投资主要由国有企业完成。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对国有企业有诸多的担心，即使是已经治理改革、符合经济合作与发展（OECD ）组织《国有企业国际化经营指南》的国有企业，也同样会遭受更多的审查。中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大、投资领域敏感（能源、资源居多），而自身的改革又不到位，招致更多的安全审查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三是中国企业不善于与公众和媒体打交道。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有典型的家长式领导风格，加上国内外经营环境的不同，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往往对媒体的作用不够重视，也没有对引导公众情绪、消除公众疑虑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对外投资实际上引发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安全审查体系的全面升级，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在内的发达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因为中国的投资而加大了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美国在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公司失败后立即对外资审查体系进行了提升，而澳大利亚则对外资准入政策进行了调整。以美国为例，1990年以后，中国共有六笔交易因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 ）的安全审查而被取消或否决，安全审查几乎导致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的所有大型并购交易都以失败告终。 　　第三，东道国工会活动。在美国早期进行海外投资时，由于企业国际经验不足，海外工会活动也是其海外经济利益面临的风险之一。比如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墨西哥的石油投资，就因为热带病、居住条件差及油井渗水等原因，导致当地工人选择依赖工会进行革命，并导致了长达20年的罢工，最终当地政府介入，并将美国投资的油田收归国有。20世纪60－70年代欧美跨国公司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后，这一状况已有很大的改善，东道国工会活动已经不再是欧美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重点。相反，东道国工会活动对中国的海外利益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于工会活动导致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受损的案例包括：（1）格力电器对巴西的投资。巴西法律规定每年必须按照通货膨胀率给员工涨工资，格力电器在初建厂时并不清楚这一点，因此导致当地工会抗议。根据巴西的文化与习惯，巴西工人严格按照工种安排工作，在本职工作无事可做的情况下，不可以轻易换到别的岗位上干活，这与中国的习惯是不一样的。格力电器曾经按照中国的习惯，将停工的工人换到别的岗位上干活，结果也导致当地工会的抗议。（2）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在上汽集团收购双龙公司以后，由于急于求成等多方面原因，也是导致双龙工会持续、反复罢工，对双龙公司的正常运营造成了严重的影响，2008年，双龙公司仅生产了8.1万辆车，产能利用率不到40%，最终导致双龙公司在2009年2月进入破产程序。 　　第四，东道国金融不稳定与债务违约。这对中国对外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都造成了影响。在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中国已经充分借鉴了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将资金投资于发达国家的国债和机构债，即使这样，仍然难以避免债务违约的影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海外经济利益   

张云：从薄熙来倒台与桥本彻崛起看中日民粹主义政治 进入专题 ： 民粹主义    ● 张云   　　 　　2012年的夏天对于中日两国来说都很不平静，在对外关系上中日两国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群岛”）问题上的外交鏖战不已的同时，中日国内的政治变动可能更值得关注。43岁的大阪市长桥本彻在9月12日宣布成立新的全国性政党“日本一新的会”（the Japan Restoration Party, JRP），承诺将一扫现存的政治秩序。 　　在中国，9月28日中共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则被正式宣判政治生命结束。薄熙来倒下和桥本彻崛起看似没有什么关联，但是都隐含着民粹主义政治的影子，战后日本作为唯一长期经历一党独大的治理模式的民主国家，可能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借鉴。 　　 　　薄熙来与桥本彻的比较 　　 　　首先，两人都采用了将复杂问题成因极度简单化，解决手段极度单一化的政治手法直接讨好民众。桥本彻认为日本问题的根源是中央集权过强，立法权限过度集中在参众两院，地方政府和地方议会权力过小，导致想做什么都做不成，结果是经济失去活力，国民失去信心。按照这个逻辑，桥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地方分权，削减众议院议员人数，废除参议院。薄熙来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是道德沦丧导致向钱看成为社会普遍风气，结果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官员腐败，政府专政不够造成社会治安恶化，黑社会横行，弱势群体得不到保护。按照这个逻辑，薄熙来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唱红打黑”和“分蛋糕轮”。这种将民众的积怨高度简单化和抽象化的做法是民粹主义最常用手法，很能够吸引民众眼球。 　　第二，两人都采用将打击对象集中化、图标化的政治手法，希望在短时间内聚集人气和集中权力。桥本彻主张打破官僚主导的治理结构，承诺削弱官僚决策权，他经常在电视转播前展示同官僚们对话时严厉批判对方的镜头，日本民众们心中的“官恶民善”的潜意识被他的这种手法最大限度得到了肯定回应。在此基础上，桥本还提出，要求首相直选和赋予首相更大权力，虽然桥本表示此次不会参加大选，因为作为大阪市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可以认为他是在为首相直选铺路，因为很明显他会成为受益者。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桥本彻新党的支持率竟然超过了执政民主党。该党提出将推荐300名候选人，估计可能会赢得30至70个席位，如果自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很可能会邀请公明党和桥本彻的新党结成联立政权，这样桥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登上全国政治舞台。与此相对应，薄熙来“打黑”则把矛头指向“贪官”和“恶富”，无论是文强死刑还是黑社会“恶富”的专案取缔都满足了老百姓潜意识中“仇富仇官”的心理。如果说有些薄熙来粉丝是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投机者，那么很大一部分可能真的是他的信徒。让我们做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如果进行直选，薄熙来很有可能成功了。 　　第三，两人的出现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两国中央政府的权威不足。日本的中央权威缺失状况令人吃惊，石原慎太郎购岛闹剧本身就是明证。日本主流政治的领导力薄弱，执政党民主党内斗不断，小泽一郎率众离党，最大在野党自民党虽然掌握参议院多数，发挥的作用似乎仅仅是反对任何执政党的议案，结果造成国家政治僵局和不能决定的民主制（indecisive democracy）。正因为日本的中央政府权威不足，桥本才能够如此大胆地提出非常极端的改革口号，矛头直指东京。中国的中央权威情况比日本好得多，至少此次处理薄熙来案件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也有理由质疑为什么在从2007至2011的三年多时间里，中央对于薄熙来的做法和所谓的“重庆模式”的问题没有能够提前察觉和防范于未然呢？如果说这是中央的观望期，是不是意味着最高层的意见统一遇到了阻碍呢？这些当然都是需要等历史去回答的谜团，然而同革命时代领导人相比，“权威递减”的挑战可能是影响最高层共识形成速度的重要因素，革命时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合法性在于战功，和平时代领导人的合法性则在于选举，而目前中国领导人产生机制的合法性不足，就是政治权威递减的原因之一。 　　第四，两人都属于从地方挑战中央。在日本，已经有九位国会议员从民主党和自民党以及其他政党转到桥本新党的麾下，一些著名的学者和媒体人也积极向他靠拢，英国的《经济学人》甚至将桥本彻建立新党形容为地方政治的叛乱（a local political insurrection）。在中国，薄熙来的做法要含蓄得多，至少没有公开挑战中央权威，但是他的具体操作则又是另一回事。虽然薄熙来一直说只关心重庆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却积极推动红歌进京。 　　第五，两人都看到了民众求变和自身诉求难以反映在政策上的焦躁心理。这种心理的最直接表现之一，就是对崭新的领导人形象的渴求。日本民众对于传统的不苟言笑，没有新意，不善言辞，以及太子党出身不知民间疾苦的传统政治家形象已经厌倦，桥本的普通出身，衣着休闲没有官架子，喜怒形于色，说话直接敢言都获得了民众的好感。在中国，中规中矩，神秘莫测的领导人形象似乎也已经接近了民众的政治消费期限，相反薄熙来表现出来的幽默、亲民、健谈的形象满足了人们一定程度的需求。 　　 　　党内民主的滞后催生民粹主义 　　 　　如果说到两人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是否涉及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桥本彻对于日本的战争暴行和慰安妇问题倾向否认态度，在修宪问题上积极，主张集团自卫权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右翼的倾向。薄熙来基本上没有利用外交问题来争取民心的表现，最多也就是邀请例如基辛格、施罗德等前外国政要到重庆访问，以提高重庆模式的国际认可而已。 　　薄熙来和桥本彻仅仅是两个个案，更重要的是探究催生他们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虽然日本被认为是一个自由民主政体，但有意思的是战后从1955年到1993年为止，自民党始终保持了一党独大的单独执政地位，1994年以后自民党尽管不能单独组阁但通过同其他政党的联合组阁到2009年，始终保持了最大执政党地位，这样算来，日本自民党执政时间长达54年之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直到三年前日本政治属于一党执政的威权主义政体，这样的经历就给同样长期一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从日本自民党的失败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有效的党内民主，导致日本政治精英开始不得不选择直接讨好选民，结果出现的就是民粹主义的产生。 　　1955年体制建立后，日本自民党内部形成了派阀政治，党内民主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尽管1994年选举制度改革后派阀的力量有所削弱，但是党内民主仍然没有得到重视。上个世纪末，小渊惠三原首相突然病逝后，自民党党内元老们小圈子内定后决定让森喜朗上台的“密室政治”就是明证。但在另一方面，日本老百姓已经对经济发展乏力情况下的旧式自民党政治相当厌倦，日益强烈地渴望政治决策更大的透明度和打破旧治理格局。遗憾的是，从1993年大选失利到2009年完全下台的16年时间里，自民党没有能自我革新发展。一方面是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滞后，一方面民众迫切要求诉求反映到政治上，结果是日本在没有经过执政党党内民主充分发展的阶段就被推向了直接的民意民主状态，民粹主义政治家开始登上政治前台。 　　2001年，在自民党内没有派阀根基，依靠“打破自民党”为口号登上首相宝座的小泉纯一郎可以看成是引领日本进入民粹政治的第一人。在内政上，他把邮政改革作为主要政策，在外交上则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中日关系恶化，政治简单化和政策口号化是他的主要手段，并为小泉赢得空前的支持率。但当日本人回过头来看小泉五年的执政时期，似乎没有留给他们什么。2009年，首次执政的民主党并没有能力抵御民粹主义的诱惑，上台后以反对官僚为旗帜，进行所谓的“事业划分”对国家预算确定在现场直播的状态下进行，有很大的作秀和讨好选民的嫌疑。这些表演政治并没有给民主党带来持久的支持，相反三年内首相更迭三次，而且下次大选极有可能失利，民众对主流政治的失望则又催生了新的民粹政治家的恶性循环。 　　 　　中国民粹政治危害大于日本 　　 　　从上述日本民主过程和民粹政治的考察，中国必须认识到自身的民主化进程中一定要避免在执政党还没有充分发展好党内民主的阶段被，就迫进入低质量民意民主甚至民粹政治。由于中国缺乏民主的传统，民众对于民主社会的接受程度和理解程度还很低，一旦中国陷入民粹政治，危害程度将远远大于日本。过去20年，中国改革明显政治改革滞后，经济改革却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持续提高。但是中国经济不可能永远高速发展，贫富差距扩大事实上保证不了所有人都会受益，因此一旦经济大幅减速老百姓审视执政党的目光将会更加严厉，到那时执政党就会丧失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良机。面对民众日益强烈的压力，长期执政党的权威和合法性势必受到挑战，而中共党内的最高层的产生过程继续保持不民主和神秘主义的话，那么党内最高层本身的权威在党内都会受到挑战。党内领导层权威不足就会给一些民粹主义政客所利用。此次薄熙来事件和重庆模式就是一个警钟，如果真的发展到那种程度中国式的石原慎太郎出现也不是没有可能。 　　发展党内民主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透明程序选举党的最高领导层，明确最高决策层的权限，巩固中央权威和党内合法性，同时通过法律手段保障执政党党员的各种权利。发展党内民主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进一步透明有程序地加强党的领导。因为有两大优势，目前主动权还在中共手中，首先中国领导人没有竞选的压力，任期较长，可预测性强，政策延续性好，决策逻辑明晰，仍然具备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能力；第二，中国大多数的民意是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尽管有可能是消极支持（因为相信没有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可能不一定相信伟大光荣正确的宣传）。但这些优势并不是会想当然地持续，如果贻误时机就有可能重蹈日本自民党的覆辙，到那时大家都将是输家。因此党内民主不仅仅是为党利计，更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大计。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大学副教授 　　来源: 联合早报 |    进入专题： 民粹主义   

刘江永：日本武力介入钓鱼岛的图谋与法律制约 进入专题 ： 中日关系 钓鱼岛    ● 刘江永   　　 　　〔提 要〕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迎来“不惑之年”，而标榜重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却公开表示，在钓鱼岛问题上必要时将动用自卫队。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前所罕见的。野田首相发表相关言论的实质、决策背景是什么？日本武力介入钓鱼岛的图谋和预案是什么？日本武力介入钓鱼岛受到的法律制约是什么？日本是否要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不惜一战？这一系列新问题都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中日关系、钓鱼岛问题、日本军事、日本外交、日本对华政策 　　 　　一、日本首相关于钓鱼岛“出兵论”的意涵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2012 年7 月27日举行的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宣称，如果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领土和领海”发生别国的违法侵犯行为，必要时日本将考虑出动自卫队。野田强调，“平时的危机管理和防患于未然的外交努力”也很重要，但“政府一定以坚决的态度进行应对”。这是今年7 月7日，野田首相就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抛出日本政府“购岛论”之后，首次提出自卫队“出兵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方对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极不负责任的言论”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 　　无独有偶。同一天，日本防卫大臣森本敏会见记者时也表示：“如果出现海上保安厅和警方无法应对的情况，自卫队的行动是得到法律支持的”，“这并非意味着既有方针发生了变化，而是依照法律框架采取理所当然的措施。”当天，野田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又表示，出动自卫队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并无牵制中国之意。藤村的这一表态一方面是要替野田粉饰，避免中方对日抨击；另一方面等于承认野田确实做过这种表态而并非误报。 　　与“出兵论”相呼应的是，2012年7月末发布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关于“针对岛屿攻击的应对”中强调，发现这种征兆时，为阻止敌人部队的攻击而进行作战，以及岛屿被意外占领后进行夺岛作战。这种作战将是陆海空一体化运用，确立岛屿周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白皮书还首次提及中国国内社会矛盾，把中国党军关系的复杂化作为日本“危机管理的课题”。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日本刻意渲染“中国军事威胁”，对中国内政妄加干涉。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早在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之前，日本高层就曾出现过钓鱼岛“出兵论”。1978 年4月曾经有100多艘中国渔船进入钓鱼岛海域。当时执政的自民党总务会讨论应对之策时，防卫大臣等曾要求出动自卫队。对此，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大平正芳明确表示：“既然不能用武力解决，还是依靠冷静、积极的外交手段解决为好。”后来，福田赳夫内阁与中方就搁置争议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达成政治默契。当时，美国战略上需要拉拢日本和中国共同对抗苏联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战，因而希望中日缔结和约，加快中美建交进程。日本计划从中国进口石化能源，出口成套设备，开拓中国市场，在战略上共同应对“苏联威胁”。 　　1996 年日本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把钓鱼岛作为划定半径200 海里海上专属经济区的基点。于是，日本又倒退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佐藤荣作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即否认存在领土争议。这是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而恶化的逻辑起点。日本的这种态度必然导致两国失去通过外交对话缓解矛盾的可能，而各自加强对钓鱼岛及其相关海域的控制将常态化。 　　如今，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国内政治、国际环境与40年前相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解体近20 年后，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中国在国际能源资源需求和进口方面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日趋抬头。美国重返亚太，与日本相互利用对付中国的一面明显上升。日本对华政策在鸠山由纪夫内阁后，即2010年发生较大调整，其主要标志是当年末出台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也发生较大变化。 　　正因如此，尽管中国仍坚持对日和平友好方针，希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日本政府则只说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否认中日之间存在领土争议，否认中日就搁置钓鱼岛问题达成政治默契，拒绝在钓鱼岛海域进行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这就必然导致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陷入恶性循环。野田的“出兵论”只不过是这一政治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结果。 　　现阶段，野田的所谓钓鱼岛“出兵论”表明日本未来有可能图穷匕见，但并不意味着日本当前要以保卫钓鱼岛为借口进攻中国，因为日本自卫队尚未做好在钓鱼岛与中国摊牌的准备。2010年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决定把日本防卫重点转向西南诸岛并强化动态作战能力，但要落实与此相关的5年中期装备计划至少还要3年时间。日本在钓鱼岛海域先发制人地动用武力还将受到其国内政治和法律因素的制约。根据《日本自卫队法》第82条规定，在海上为保护生命财产和维持治安，防卫相可以命令出动自卫队舰只。因此，即使日本出动自卫队，只要不遭到攻击，也将限于海上和陆地的警察行动范围之内。 　　目前，野田内阁对中国采取“军经分离”的政策，即在经济、贸易、金融领域视中国的发展为机遇，积极利用；在政治、军事、地缘战略等方面实际上则把中国视为“威胁”[6]，利用日美同盟特别是日美海军合作威慑中国。野田内阁在口头上表示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践中在真正的战略问题上则反其道而行之。 　　日本或许已做出以下决定：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后，一旦中国船只进入钓鱼岛周围领海或有人登岛，日本海上保安厅将以海上自卫队为后盾予以强制驱离；如果海上保安厅力量不够，海上自卫队将出动协助，并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协调与合作。日本企图仰仗日美同盟和军事威慑，在钓鱼岛问题上同中国展开一场战略较量。与此同时，日本还积极介入南海问题，支持菲律宾和越南，企图对中国形成东海、南海两面夹击的战略格局。其直接目的是确立和巩固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战略目的则是牵制中国的发展壮大，这与美国的亚太战略一拍即合。 　　野田的钓鱼岛“出兵论”表明，日本是从其应对中国海洋战略的角度强化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对中日关系来说，2015年到2020年将是关键的5年。如果照目前情况发展，日本很可能通过2015年实现征收10% 的消费税来改善财政，增加军费；伴随政治右倾化和政局变化，2015年之前日本有可能尝试修改宪法或制定新的相关法律，实现“软突破”，目的是放宽使用武器的限制，行使与美国联合作战的所谓“集体自卫权”；2015年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进一步增强军备。这些步骤将直接关系到未来5 到10年日本的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日本会否脱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再度构成严重威胁，值得关注。 　　 　　二、日本武力介入钓鱼岛政策的形成 　　 　　日本从小泉纯一郎内阁开始制定自卫队“西南岛屿防御计划”。2002 年日本成立的“离岛防卫部队”，曾与美海军陆战队举行联合“夺岛演习”，重点演练了包括两栖奇袭、跨海夺岛以及试探侦察等科目。其目的是，当中国人登上钓鱼岛而日本海上保安厅难以阻挡时，自卫队将登岛驱离。2007 年，安倍晋三执政期间，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后，在对外决策中的影响力增大。2009 年9月民主党执政以来，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到野田佳彦，日本内外政策变化的幅度相当大，不像是同一个党在执政。 　　（一）2010年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制定 　　日本武力介入钓鱼岛的基本方针是由2010年末出台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进一步确定的。该大纲出台之前，菅直人首相咨询机构“关于新时代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于2010 年7 月25日完成了相关献策报告，勾勒出新防卫计划大纲的基调和基本框架。同年9月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政府一边应对，一边敲定防卫计划大纲，必然更多地反映执政党内强硬派、自卫队鹰派官员，以及政府御用学者提出的政策主张。 　　据时任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披露，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是民主党内少数政治家主导制定的。[7] 具体说是经过他本人以及外务大臣前原诚司、时任官房长官仙谷由人和时任财务大臣野田佳彦讨论了近20次决定的。时任防卫副大臣安住淳也出席了相关会议。此外，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高见则将林等各相关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也参与其中。此外，前防务政务官长岛昭久、民主党众议员吉良州司等人也在幕后发挥了重要作用。[8]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防卫计划大纲是菅直人内阁决定的，但在这一决策过程中菅直人首相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并不十分清楚。日本民主党的创始人及担任过民主党代表的鸠山由纪夫、冈田克也等，均未参与这一决策过程。 　　（二）民主党议员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抗中国的政策建议 　　2010 年9 月27 日，民主党众议员松原仁等12 名国会议员联名上书，要求政府在“尖阁列岛常驻自卫队”。他们建议：（1）就中国禁止出口稀土的真实情况，针对在中国国内的日本人员、企业所做行为，听取直接负有责任的丹羽大使汇报；（2）立即公布中国渔船针对海上保安厅的“非法”行为录像，唤起东南亚各国等国际舆论关注；（3）立即调查油气田“白桦”（中国春晓油气田），发现违反国际承诺时，要求撤回新搬入的器材等，采取各种措施。（4）为迅速有效应对侵犯我国领海、非法取得渔业、矿物资源等，完善必要的法规制度。（5）在“尖阁列岛”常驻自卫队，研究建立渔业中转基地等经济据点。 　　同一天，民主党前防务政务官长岛昭久等43 名年轻国会议员[11] 联名向仙谷由人官房长官提交的一份题为《致菅政权建议书——高举国家利益旗帜，实现战略外交转舵》的建议书。该建议书称，钓鱼岛撞船事件的收场“是与日清战争后三国干涉相匹敌的国难”，“作为日本国民痛恨至极”，“这尖锐地反映了我国国力和对华战略不足的现状”。今后，日本政府要以此为训，“卧薪尝胆”，具体建议是： 　　（1）建立综合安全保障体制。立即以首相官邸为中心建立包括军事安全、经济安全、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五大支柱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策划与实施体制。特别是在深化日美同盟的同时，加紧强化我国自主防卫态势。（2）建立介入俄罗斯、东盟、中亚战略。在避免过度依靠中国的同时，从对华牵制的角度（现代的“远交近攻”之策），早日与俄缔结和约，开发西伯利亚，共同支援中亚，强化对东盟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投资，以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3）从根本上重新审议日中关系。重新研究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具体意义和内容。（4）战略资源供给的分散化。加强稀土等储备体制，当中国对日禁运稀土时，立即向世贸组织起诉。（5）强化西南方向的防卫体制。通过修订防卫计划大纲，深化日美同盟的磋商，以冲绳为中心进一步增强西南诸岛防卫态势以及海上保安厅的海上警备体制。（6）确立“尖阁列岛”（钓鱼岛列岛）实效统治。改变目前从民间人士租借的方式，以国家购买方式变为国有化，并建立警戒监视雷达等。（7）构筑西太平洋的海洋秩序。为确保东海至南海的航行自由，着手与美国、东盟、韩国、澳大利亚联手合作建立海洋秩序的国际格局。（8）建立日中危机管理机制。为建立旨在日中之间危机时对话的管理机制，应确立防止海上偶发事故、规避危险的体制。 　　（三）自卫队高官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抗中国的政策建议 　　日本自卫队舰队司令五味睦佳认为，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绝不允许欧亚出现霸权国，是近百年来美国国家战略的基本原则。“对美国来说，中国的可怕程度远远超过了20世纪以来美国面对的任何大国”。因此，美国要阻止中国成为霸权国家，“关键是与同盟国以及友好国家的密切合作”。日本为配合美军，应通过修改政府对宪法的解释来实现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还应制订保密法，加强情报工作，推进国会议员保密义务的法制化。日本应变“专守防卫”为“战略防守”；修改“无核三原则”，把日本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变成“可以运进”美国的核武器；日本政府应接管靖国神社，“让战死的自卫官进入靖国神社”。五味睦佳主张，讨论制订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日美联手干预台湾问题。他认为：“从中东到南海的海上通道对日本至关重要。如果处于这条通道上的台湾被中国吞并，那么中国的海洋实力就将以台湾为前进基地，向南海及东海海域进行辐射性扩张。这必将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对日本来说，“台湾具有决定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台湾与日本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种议论与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论调没什么两样。(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中日关系 钓鱼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