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

目前中国百姓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恐怕就是“钱越来越不值钱”了。现在的国人或许不会承认国内经济形势不好，但是一提到“现在的钱越来越不值钱”，大家基本还都是认同的。 人们可以做一个估价：一个社会一年总量生产的货币如果是10万亿人民币，那么就要有和10万亿相等的资金来流通，这个资金包括现钞啊、包括支票、包括转账…等等，就可以购买这些物品来周转。这货币，可以有物资来做承载物。在更早的一段时期，在1972年以前，全世界是用黄金做基本价位，发行货币量是用黄金来做支撑、兑换的。中国人走的不是这条路，中国人走的是用货物。比如现在中国的货物每年增长8%好了，到了明年就算是增加到11万亿，可是发行钞票的时候则发行到了15万亿到16万亿，那么钞票跟货币之间就不等价了，所代表货品的那些钞票就贬值了。也就是说，现在当局无节制的超额发行货币才造成了目前的混乱。 那么当局超额发行货币的具体额度是多少？有两个数字。一个是讲发行到了95万亿，还一个数字讲到发行到120万亿。而中国现在自己所公布的GDP的产量就是40万，超过将近3倍了。120万亿这个数字官方不承认，官方承认的是发了一倍，90多万。即便如此，也就是老百姓原来手上有钞票等过了2年以后，发现不值钱了。贬值的意义，在于当局通过发行钞票的手段，来掠夺你老百姓的资产：本来应该可以买一栋房子的，可是到最后只能买半栋。那半栋的钱给政府拿走了，通过发行钞票的办法把它拿走了。 当然，像美国也就是依靠印钞票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从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间，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了2.6倍。而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高伟的统计，中国在同期内的增长速度是44倍。然而，美国这么做，它这个钱是发行全世界，流通全世界，让全世界来承担，所以发行越多，自己的负担越少，转嫁到全世界了。中国则不是世界通用的，仅仅是本国通用，所以要自己承担。此外，美国人之所以可以这样做，因为美国它有它的贸易量，它有实务的产品，有很好的银行资产，美国自己在外国还有很多存款，所以它用这个来抵销它的发行量。中国却没有，有人说中国３万亿美金在外国；可是别忘了３万亿里面有几乎一半以上是外国人的直接投资。这个钱人家随时可以拿走的。还有一部分钱，是中国企业中间赚的钱。所以中国只有三分之一不到是属于自己的钱。 况且中国政府还背那么多债，这个债根本这几万亿根本抵不上的，全部拿回家都抵不上。所以现在经济产出不够的时候，又要养这么多官员，要维稳费、国防费，什么费用都要的时候，就只好印钞票了。越印钞票，钞票就越不值钱。 现在，中国金融机构的钱都被外资赚走了，金融机构实际上是一个空壳，再加上很多不良债务，这也就是中国银行股被卖空的主要原因。一场轰轰烈烈的金融风暴必然要爆发，有些银行的破产是必然的。 债务的解决之道，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大肆印钞冲抵债务，这样债务在海量的钞票发行中人间蒸发；第二种是债务违约，到期因为没钱支付这些债务，只好采取违约的方式展期，一天一天往后拖，但是，终归会有最后一天；第三种方式是兑美元实行贬值，损坏其他国家利益。显然，利益集团不会选择第三种，因为那时美国正在逼迫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还是天天由央行确定中间价，那自然就是天天上涨。第二种方式会让中央政府有失体面，也不好交代，所以，选择第一种方式最为妥当，然而要将债务转移出去，没有一点强有力的手段来推动，是完全不可能，也无法将本来属于中央政府承担的债务转移出去。 2008年以前中国政府具体负债的体现是赤字。财政赤字突破一万亿元人民币也是这一年发生的，举国震惊，反对政府三公消费，要求政府简政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何消除财政赤字成为政府考虑的头等大事。如何处理，是需要技巧的。如果小批量印钞，可以冲抵财政赤字，但是于事无补，因为当时奥运和其他基本建设已经耗尽民财，如果物价上涨，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时恰逢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给政府找到借口，他们就此制定一个大的计划，把国家债务向地方政府和城市居民实行转移。很简单，一是用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积极性一下就会调动起来；二是把房价涨起来，老百姓一定会被调动起来，全民积极买房，那么房贷就会无限膨胀，也只有房贷才能有效助长私人借贷。这样，国家债务就由地方政府和私人全部承担了，而政府、银行和大财团都将大谋其利。 这一招聪明。第一借助美国次贷危机之际，可以宣布为政府的“救市”高招，因为不仅仅只是中国政府在救市，日本、巴西、印度等国也在救市，从全球大环境来讲，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第二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破产的中小企业繁多，失业的外来工返乡成为一种大潮，如果地方放政府不断兴建项目，那么还能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因为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第三本来过剩的产能导致的是经济衰退，这一下不仅能消化完毕，反而拉动原材料价格和资产价格的暴涨；第四是最主要的是，中央政府不仅巧妙地转移出去了所有债务，反而提高了财政收入，银行资产三年暴涨五倍。这如此高明一箭四雕的手法，世人皆叹。 于是，地王诞生了。北京中服地块经过96轮叫拍，溢价率超过486%，相当于标准地价的五倍。这种飙涨的地价给了市场一个鲜明的印象，那就是房价必然暴涨。于是乎，全国各大城市地价猛涨，一个又一个地王此起彼伏，房价随之猛涨。房价像脱缰的野马一跑起来，根本挡不住。而房价上涨带来的金融风险足可以摧毁整个金融体系，最后终将得不偿失。道理很简单，100万的房产，短时期内突然涨到300万，实际上还是这个房子，并没有重新创造一分钱新的价值，却突然卖出去却变成三倍的价格，这种现象等于在银行创造了200万的货币，而这200万其实就是泡沫。而这种资产一多，货币必然贬值，通货膨胀就会爆发，金融系统的崩溃也就不远。 中央政府将所有的债务全部实现了转移，看上去，中央政府不仅没有多少债务，而且财政收入还有盈余，实际上债务只是转移出去，却并没有消除，相反各级地方政府在这种经济大跃进中增加的债务逐步形成了天文数据。而地方政府却不懂这些债务是怎么来的，因为当时去贷款时很多项目是国家批下来的，并没有抵押品，也没有说怎么还，只是要把钱花出去，还款日期根本就不是从经营利润中推演的准确日期，而是随口说一年或者三年，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是三年也就是2013年，也有很多债务集中到期，所有市长和县长都会两手一摊：没钱还。 这种结局如果不处理，银行的坏账烂账就会堆积如山，如果处理，那就不用说，很多银行只有关门大吉。当时有很多的传说。内地一个二线城市一个地产商因为涉嫌行贿受贿和其他经济犯罪，判其入狱6年，2009年出狱后，正遇4万亿救市，他入狱前圈了两块地，他当时在银行贷款只有1000万，七八年后，这两块地在2009年地王声中价值暴增，后来评估为1.5亿，当即在银行又贷出1个亿，继续开发房地产，一举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开发商。这个故事并没人去核实，其实也根本不用核实，与其命运相似的恒大、富力、合生创展等等在盲目扩张面临破产的时候，突然咸鱼翻生，一举成为中国的首富，是谁救了他们？当然，4万亿加20万亿救了他们。从经济学上来讲，是谁救了他们？当然是全体百姓，这等于中国13亿人平均每人将近拿出2万元的铸币税送给政府和开发商，他们岂不发财？这笔钱是一笔永远无法还清的债务算。 1929年，当美联储的信贷与GDP之间的比例超过160%时，全球第一次经济危机开始爆发，华尔街许多投资人排队在跳楼，黑色星期一成为经济史上永远的记忆。中国2012年9月末信贷投放余额66万亿（不包括金融衍生品），按国际通用的数据模型，2011年中国名义GDP47万亿，实际只有40万亿，信贷与GDP之比是165%。这个比例是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时的比例还高出5%。最为奇诡的是，美国这种债务比例是11年的经济周期内衍生出来的，而中国这种债务是短短三年内衍生出来的。这里面的风险究竟有多大，谁也不知道。一旦爆发出来，必然是翻江倒海般掀起巨浪滔滔。 历史上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债务海啸，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把全民都拖下水，因为别的国家在发生危机前都纷纷把落水者救上岸，而中国是中央权贵把债务转嫁到地方政府和私人，自己先逃，并将自己的资产转移到境外；然后，任由银行和开发商、地方官员把百姓拖下水。 早在1970年代末，石油危机爆发时，包括巴西等拉美很多国家采取很多手段纷纷削减普通百姓的债务，由政府来为危机买单。在波罗的海国家发生债务危机时，拉托维亚被迫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也不增加百姓负担。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美国政府宁可雷曼兄弟破产保护，也不让危机的后果让买房人承担。在本次欧债危机中，希腊一旦发现民众生活质量下降时，政府全力帮助受困家庭改善生活。在中国完全不同，一切后果让全民承担。在无锡，一个新区管委会公务员发不出薪水，就逼迫所有公务员去搞大拆迁，强抢百姓财富；在东北，地方财政出现危机，地方官员就采取收费的办法，巧立名目向街上店铺收钱逼迫整条整条街道店铺关门；人我们看到很多数据，地方税收在下降而税外收费却在狂增。这一切看上去只是表象，实在是内部已经腐烂。 无论我们的经济数据多么好看，实际上无论是谁都会知道经济危机说来就来。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曾说，中国经济不能靠大量印钞票了：1、靠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的话，再高也没有意义；2、不用老盯着三驾马车，三驾马车是一个短期政策调整；3、现在情况就是恶性循环，你用投资拉动，最终需求还是在下降；4、人民币是国民承担，所以要很谨慎；5、流通货币量过多，是房价高的根本原因。 连吴敬琏这样的老人都明白的事，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还有人在装糊涂。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难题，以后会是个大问题。福利增加容易削减难，古今中外如是。如宋代几个皇帝就头疼冗官问题，范仲淹搞庆历新政，主要内容也是针对公务员泛滥现象，最后乌纱丟了也解决不了。 宋朝从初期几千公务员到一两万好像南宋到极致三四万。那时人口约几千万吧，公务员两三千比一的比例就泛滥了，现在多少了。历史的看，在行政层级只有三级（中央—郡—县）的汉代，中国人口和公务员的比例大约是8000:1，唐代为3000:1，清代1000:1，今天变成了35:1，即35人养一个公务员。在中国的西部，甚至是20人养一个公务员的局面，农民税费负担过重的问题因此尤其突出。然而现在，中国26个人养一个公务员还不够，又要加薪。怕引起民愤，加薪来了个“捆绑”，企业职工与公务员一起涨薪。理由当然很多，专家们在分析，我们的“公务员的收入与国内各行业以及海外公务员的收入相比，相对较低。” 与美国的公务员去比，当然偏低；不说中国现在包括职业经理人、白领、蓝领，与欧美相比，甚至与香港相比，哪个行业又能高了。但目前的现状已是：26个人养一个公务员。再看看中国历史上民养官的比例：据198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公布的中国历代官民的比例：西汉，7945：1；东汉，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911：1；现代：67：1。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仅仅过了十一年，官民比例竟从“67：1”升到了“40：1”。不怪农民说：“几十个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现在是26：1了。 在这次两会上又公布的一个数据，我国行政管理费用25年增长87倍！ 早几年，还常常听说，政府机关要精简机构，这几年不但没听说，每年的公务员招考，如火如荼。在世人心目中，最好的职业已非公务员莫属了。还有哪些靠财政全额划拨的事业单位名义上不是公务员，也还是要纳税人养着。老是跟海外的收入相比，就是不比一比人家的效率；人家的行政机构才多少人？！？如果现在庞大的机构精简一半，给剩下的人涨一倍工资，都还能省下大笔的行政经费。因为不创造价值的“官”，每多一个，就是增加了好几十万的成本。据《暸望》周刊报道，中国内地公务员与国外以及港澳台地区公务员的收入差距较大。就是不将国民的人均收入与国外以及港澳地区的人均收入相比！ 中国的很多县级公务员平时基本无事可干。比如安徽一个县，总共人口只有30万，县城人口将近16万，很多乡镇基本没有事，但公务人员包括教师医生和离退休人员等多达3万人，这只是本级财政要养活的人，基本上呈现三分天下的格局，三分之一是离退休人员，三分之一是普通公务员，三分之一是有帽子的。除本级财政要养活的，还有一些编外人员，可能多达4000多人，全部是各级官员的七姑八姨，真正干事的没有多少人。很多机构平时根本不需要上班，点个卯就去打麻将。不是什么人浮于事，而是冗员太多。这些年县城的主干道每隔三年就重新拆除扩建，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最早只花3000万，后来是一个亿，现在又在拆除新建要花2个亿。老百姓的钱就这么不断被糟蹋。目前，县里欠债36亿，因为已经没有任何抵押物品，所有山林水面和未来的土地储备已经全部抵押给银行，就连各级办公楼房也已经抵押给银行，以后除非上级政府拨款下来才能搞什么基建，否则财政岌岌可危。除了投资，已经没有其他任何经济活动能够带来增长。将来钱从何来，根本就不知道。最后中央政府如果没有好的办法，可能采取由政府债务向全民的转嫁，在往哪个方向转，很难设想。如果转嫁不了，一切就结束了。……中国大陆在2011年47万亿的GDP中，有57%是靠投资拉动的，也就是说26.8万亿的GDP是靠投资拉动的，这种GDP最后带来的必然是负债的不断放大。这只是从数据上了解，真实的情况是，目前中国无论出口和内需都遭遇寒流，不可能有增长，同样投资也在下滑。政府为了GDP数据好看，不惜加大负债，最后一定会遭到国际资本的猛烈攻击。 中国要不要投资，答案是肯定的。GDP离不开投资，但一个健康的经济运行体，投资比重不能超过30%；超过30%就表明该经济体过热，应该刹车。何况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连续3年超过52%以上，这就说明，终局将出现。因为这个经济体将出现金融危机。这是人民币逃不脱的厄运。 目前，港口码头已经过剩，高速公路也已经差不多，还有空间已经不大，不足以支撑投资增长；机场在三四线城市还有空间，也已经不大，像这种速度，2015年机场基本建完；高速铁路，严格来说，中国地壳已经负载过大，不适宜再建大量高铁，如果当政者不愿意考虑国家和民族前途而一味只追求经济增长，就将给中国的未来和儿孙造成灾难。 现在地方政府，今天要仿古，明天要造城；自己拿钱去建，他有吗？让中央政府拿钱，这就不仅仅只是窟窿，而是无底洞，永远填不满。关键问题是，前期烂尾的项目、缺少资金的项目和低效过剩的项目根本就没有梳理，问题的严重程度本身就是一场灾难，在大手大脚挥霍财富，空耗国力，浪费民财，实际上是一种犯罪。但这种末日心态已经显露，都想在换届前再大捞一笔，批准一些新的项目。现在的经济增长越多，对下一届政府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越大，负债就更高。 “大限将至。清算来临”。这句话是深圳著名网评家牛刀在2012年5月份的一篇微博发表的，短短的8个字，一天之内就有了1000多条转发，700多篇评论。别的可以维稳，经济大衰退绝对是非人力所能为之，谁也没有那个本事。这是经济的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北美区“三民主义大同盟”订本周末在洛杉矶举行年会，会中将聚焦讨论美中台三边关系、钓鱼岛主权和中共十八大前后政治情势等议题。在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该组织成员期许中国作家莫言站上世界级文学家的高度，在诺贝尔奖颁奖台上为中国老百姓说真话。 Photo: RFA 图片：北美区”三民主义大同盟”将在洛杉矶举行年会,展望当前中国事务与对外关系。 (记者萧融拍摄) 北美区“三民主义大同盟” 以海外学人为主要成员，在洛杉矶发布信息即将举行年会的时间点正逢美国大选、中共十八大，以及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般氛围也牵动该组织看向中国的视线。 该组织成员、前台湾东吴大学教授蒋洪宽指出：“我认为中国当局在利用莫言，包括地方政府宣称为他兴建新房，也计划以莫言之名为他居住的地方命名，我相信这是地方政府有意利用他做政治宣传。而中国中央政府也知道如果过份渲染莫言获奖一事，一旦日后莫言讲了真话，会否为当局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中国当局对这事情的发言已趋向保留。” 蒋洪宽将在北美区“三民主义大同盟”年会上以美中台关系发展、钓鱼岛主权争议发表演说，他从近期网上涌现空前的“莫言热”，再以莫言日前对刘晓波眼下处境公开表态为线索，期待莫言以此延伸，在诺贝尔颁奖台上说真话。 蒋洪宽说：“莫言身为文学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者，我期望他能够讲真话，讲出能点醒中国政府对普世人权应该关注的问题。至于他敢不敢在颁奖台上讲出真话?这几天的情势发展很重要， 如果他事前就微露迹象，进而被当局冷藏或降温，他可能就不敢多言，但是，我个人以为既然得到诺贝尔奖的荣誉，就应该凭道德良心说出应该讲的话，这是知识份子，尤其是得到诺贝尔奖的知识份子必须做的事情。如果他不敢言，应是为了保有既得利益，我们对此将深感遗憾，因为他忽略了我们心里的价值观。” 即将为北美”三民主义大同盟”年会担任研讨会引言人的王美，关注莫言获奖引起追捧和批判等两面声浪，点评中国当局把属于文学的荣耀操作成政治需要，却也唤起外界对诺贝尔颁奖台上曾经为刘晓波摆放空椅子的震动和记忆。 王美表示：“从中也透露中国当局以此为政治操作，(视莫言得奖)以国家利益为先，而非文学讨论。日前莫言为刘晓波发声，这是出自个人意愿?或是接到其他指示?莫言得奖之后受到诸多质疑，我想外界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对中共政权的怀疑，也不敢相信中共政权。”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发自洛杉矶的报导

　　10月4日，在中国曾红极一时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微博上写道，“钓鱼岛事件的幕后主宰者不是我们主流媒体所谓的一小撮右翼份子，而是我们非常陌生的松下政经塾。野田本人和其内阁核心成员都是右翼民族主义色彩 极浓的松下政经塾的毕业生。我们主流媒体把一小撮右翼分子和一般民众分开的观点非常危险,因为日本民众已经转向支持野田的右翼行为”。 　　郎咸平此条微博的评论、转发数约2万次，不可谓影响不大。郎咸平曾因痛斥中国国有资产流失、被侵吞而爆得大名，但在评论松下政经塾时却有些不严谨，他在微博的附文中，将枝野幸男也列为松下政经塾的毕业生，违背了起码的事实。 　　当然，用煽动性的语言来分析松下政经塾的人绝非郎教授一人。笔者2010年曾有幸去松下政经塾参加研修，研修结束后，和已是中国体制内官员的好友聊及心得。他听后说，“这不与‘中央党校’差不多嘛”，并追问，“你怎么去右翼老巢？” 　　莫名其妙之余，去百度搜索后，跳出的字眼让人咋舌，松下政经塾被描述成“日本右翼政客养成所”、“日本新鹰派孵化器”……出于好奇，我翻看了中国国内关于松下政经塾的文章，但几乎一边倒的论调实让人无法卒读，那些文章的大多数作者恐怕连松下政经塾的门朝哪开都没弄清。 　　当然，我对这样的解读并不感到意外，毕竟对于中日两国而言，在很多问题的解读上彼此都未能摆脱“意识形态”的色彩，于中国而言，很多论者在解释日本时，随便套上“右翼”二字来加以定性，并在主观定性的前提下进行“标签”式解读，是惯常的手法。 　　事实上，松下政经塾曾经默默无闻，但最近几年引起中日两国极大的关注，其背景恐怕就在于民主党的上台。在整个自民党政权时期，担任过副大臣以上职位的松下政经塾毕业生只有伊藤达也、高市早苗、河井克行、逢泽一郎、松野博一、小野寺五典、秋叶贤也等寥寥几人。 　　但2009年民主党上台后，仅第一届内阁——鸠山内阁中，松下政经塾的毕业生就有8人出任大臣、副大臣等。现在的野田新内阁更被戏称“松下政经塾内阁”，19位大臣中，5人出自松下政经塾，且出任的都是外务、国家战略等要职。 　　笔者对松下政经塾的看法也是动态的，并非一成不变。长期来看，这样一股政治力量的崛起，对日本是利是弊还很难评，仅就笔者自身而言，来日本的这些年，难忘的经历很多，但若要说哪一次最难忘的话，恐怕要属在松下政经塾的研修。 　　整个研修过程，既辛苦又充满乐趣，每天清晨环三浦海岸跑步、扫除、朗读塾训塾誓、体悟武士道、坐禅、诵读经典、同道切磋、畅谈“大志”与“一小步”、登台演讲……，如此地日复一日，在如此纷扰嘈杂的现代社会，这样的培养模式可谓独具一格。 　　参加研修的第一天，塾头就让大家思考，“作为人，基本中的基本是什么”。 　　在各抒己见之后，塾头给出了古典中阐述的答案，即为人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基本是“修身”，而“修身”的基本是“扫除、寒暄与进退”。松下政经塾考验学生的第一关就是“扫除”，从一个人扫除时的姿态来判断其品质高低。正是这次研修让我从骨子里不再认可所谓“日本年轻人是垮掉的一代”的定评。 　　研修期间，志在从政的日本青年精英所怀的强烈的危机感和爱国心，以及力图改革日本的迫切愿望和切实行动都让人敬畏不已，这批青年像极了《坂上之云》所刻画的那批躁动不安的维新改革志士。 　　但是，对待松下政经塾，也不应有失客观地过度美化。实际上，日本方面对松下政经塾的看法也是褒贬不一，赞之者誉其为“日本未来的希望”，毁之者谤其为“只擅夸夸其谈的无知政客”。 　　比如，著名的经济学家榊原英资将日本政治的堕落归结为是松下政经塾的“大罪”，痛批松下政经塾的毕业生一开始就追求从政，虽擅长演讲但弱于论辩，更重要的是不具备律师、官僚、企业人才的专业积累和专长。 　　这样的批评，笔者自是颇有共鸣。但如果进一步思考或许会明白，这一批评恐怕并非“松下政经塾的大罪”，而是“日本政界的大罪”，诸如此类的“缺陷”当是日本当前政治家的通病，而非松下政经塾毕业生所独有。 　　在日本政界接触下便知，若言政策、谈实务，外务省、财务省、经产省等下面的课长往往比大臣更耳熟能详，政治家们多数情况下只能照本宣科，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疏通民意和选举。 　　在研修其间，笔者对弥漫在松下政经塾内的激荡人心的悸动，既怀敬意，又保持了必要的距离。在松下政经塾每天的早誓中，都会齐呼“为了世界的繁荣与和平”，但正如日语有“建前”和“本音”之别一样，这些好似追求“世界大同”的理念更像“建前”，真正激励着塾生的还是那些“本音”——国家利益至上。 　　曾经沉迷阅读丸山真男著作的笔者，从那些躁动的“改革因子”中嗅出的是浓浓的“国家主义”，甚至是国粹主义的味道，在后现代社会，我们该如何评价这股“味道”？ 　　同时，松下政经塾要求学员要成为具有强烈信念与高尚意志的人，并以创造出理想的日本与世界为目标。但是，什么是“理想的日本”？又该怎样创造“理想的 世界”？松下政经塾并不会给出答案，一切都需要“自修自得”。 　　在松下政经塾内部，特别热衷的一个议题就是“国家观”，每位塾生都需花心思去思考，并撰写一篇煌煌大作——“我的国家观”。但从目前活跃在政界的松下政经塾毕业生来看，他们所持的“自修自得”来的“国家观”、以及为日本所规划的“国家像”，恐怕并不见得有多“理想”。 　　在松下政经塾最优秀的毕业生中，不管是野田佳彦，还是前原诚司、玄叶光一郎，在外交处理上无疑都带有国家主义的倾向，在国家利益问题上都不约而同地保持了理念上的高度一致。笔者从不认为作为“国民利益代表”的政治家追求国家利益有什么错，但目的不等于结果。 　　站在“唯结果论”的立场上来看，野田、前原、玄叶等人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恐怕并没有多少真正转化成了“结果”，包括在钓鱼岛“国有化”等问题上，不管是时机选择还是外交手法都显得浅薄、愚笨，并不高明。 　　回到根本的原点上思考，政治家这一职业能否“培育”得出来？如松下政经塾这样“量产”政治家是否合适？这或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松下政经塾在约3-4年的培养中，大约有一年的时间用来学习塾主松下幸之助的思想和伟业，松下政经塾出身的很多政治家都在偶像人物中列入了松下幸之助，松下幸之助对他们的影响之深可以想象。 　　但作为成功企业家的松下幸之助并无“经营”国家或地方的经验，在松下政经塾的培养中，对禅道、武道、茶道、古典等极精神层面的东西，以及演讲等从政技巧极为重视，但显然缺乏对现实政策以及实现路径的培养。 　　而这批年轻人在毕业后往往不是先去实践、积累必要的实务能力，而是凭借高超的演说能力直接出马参选，按类划分，基本上都算是缺乏实务经验的选举型政治家。正如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远离实务现场的“选举型”，在姿态和口号上不输于任何人，但如何实现恐怕并没有在大脑深思熟虑吧。 人物简介: 　　蔡成平，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电视评论员，松下政经塾素志研修项目2010年度唯一的外国人成员。

“莫言获奖，是他个人作品的胜利，也是一个沉默者的胜利。” 中国有两位诺奖得主，他们都是沉默者。 10月11日19点，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第二位诺奖得主。据说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overjoyed and scared（狂喜并惶恐）”。 这是中国人首次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来的遗憾终于圆满。然而，一些人会有新的遗憾，因为莫言除了小说写作外，在公共领域几乎是位沉默者，这被认为是背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倾向”。此外，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莫言，今年还与另外99位作家一起手抄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迹近自污。记忆力不错的人，还会翻出2009年莫言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演讲，当时他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对深受政治侵扰因而极度期待文字英雄的中国人来说，这活像是一个作家交出投降书。 不过，莫言虽缺乏推墙的勇气或兴趣，但还没有站在墙的那边（至少作品没有）。他退缩到自己的文学王国中去，不做勇士，但也并非隐士，在他的小说中，仍然充溢着对历史、对现实苦难的揭示。 莫言的作品很少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尽管他对政治并非全无看法。他的政治观点，常以特别迂回的方式藏起来，这是一个体制内作家的本能。他恪守了自己笔名所规定的法则：莫言。 原名管谟业的他曾谈及笔名来由：文革开始时，因为家庭出身上中农以及叔叔被划为右派，年仅十岁的他被视为“坏分子”而被迫缀学，回乡务农。他祖父只不过有几亩地和几头牛，在当时就被划为阶级敌人。童年的悲剧性遭遇，让他取名字谐音来作笔名，以告诫自己。 成年后，莫言饱看了太多农民的忧伤和苦难，因此更加小心翼翼，将悲伤与愤怒打扮成无动于衷。我见过对莫言小说最好的一句话评论是：“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备同情自己的能力”。这决非指责莫言没有悲悯，相反，喜欢佛学的他，无论言谈还是写作，都具备人道主义情怀，只是不肯露骨而已。 莫言是一个作家，不是社会活动家，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人们常常认为，只要名气足够大，又能写字，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种误会。持批判立场，就公共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的知识分子，才是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可能不是。莫言恰好就不是。他很少就公共问题发言，他只是一个喜欢写小说也会写小说的手艺人。 人们对莫言的敢言期待，可以理解，却未必站得住脚。人们对他的失望，则是一种变相的期待，仍然没有必要。莫言有巨大的名声，但他没有义务以此来对抗体制。我们可以因此不喜欢他，但没有太多理由去要求他。 三年前，莫言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队。贝多芬昂首挺胸，从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话了。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莫言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为什么对着国王的仪仗行礼反而需要勇气？也许因为在艰难时代长大的他，深知驯服中藏着牺牲与妥协的意味，而这同样需要勇气——战胜自己的骄傲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言像一颗种子从岩石缝里长出来，渐渐长成树，他不会让自己轻易跌下悬崖。 据莫言自述，他1955年出生在山东一个荒凉农村，家里人口很多。在五六十年代，物质生活极度贫困，他像小狗、小猫一样长大。上小学时，碰上文化大革命，在学校跟人家造反，上房拆瓦。文化大革命没结束，就辍学回家劳动，因此他的正式学历是小学五年级。1976年，他参军，离开农村。1984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了两年，期间写出成名作《红高粱》。1988年他到北京师范大学，走上专业创作道路。 莫言曾经做过一个关于自己创作源泉的报告，他说：“饥饿和孤独跟我的故乡联系在一起。在我少年时期，吃不饱、穿不暖，牵着一头牛或者羊，在四面看不到人的荒凉土地上孤独地生存。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 饥饿和孤独是莫言创作的源泉，农村和农民则是他创作的对象。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主题不限于土改，但对土改的残酷有深刻准确的描写。就在今年9月，莫言还转播了一条关于农村问题的微博，并且加上评语：“关键是要像1951年土地证上写的那样：土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有耕种、变卖、赠予等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他另一部长篇小说《蛙》，主题则是计划生育与悔罪。就这部小说接受许戈辉专访时，莫言说：“我本人也有很深的忏悔心理。我当时就是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把孩子做掉了，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这是我们内心深处很痛的一个地方”。可是，当被问及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时，他却笨拙地为政府辩护：“中国制定计划生育政策也是迫不得已。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也是丈夫，也是儿子，也是父亲。他们难道不愿意子孙满堂吗？当时之所以制定这么一个政策，确实是我们国家的人口增长幅度太快了。如果不进行计划生育的话，到现在没准儿已经21亿人口了。从国家利益上来讲，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是有一定道理的”。莫言这段话如果是真诚的，那他缺乏足够的智识，反之则不真诚。 一个人不真诚，或没有勇气说出心里话，不一定是因为坏，还可能是因为软弱。莫言说过，“是内心深处的软弱，使我千方百计地避开一切争论”。他说自己甚至坐出租车都怕司机给他“甩脸子”，因此加倍小心。记者问他，你对出租车司机都恐惧，怎会有勇气写出最残酷的社会现实并呈现给读者最本真的东西？莫言回答说，在现实生活中越是懦弱、无用的人，越可以在文学作品里表现得特有本事。文学就是把生活中不敢做、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里面做到了。 莫言的确做到了不少事情。他创造了一个属于他的高密东北乡，一个未必漂亮但足够厚重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上帝、总督和平民都是他，当然还居住着存在或不存在的父老乡亲、远朋近友、生人亡灵。常有人将莫言比作福克纳，我觉得莫言最好的作品与福克纳最差的作品相比，并不逊色。莫言不能算大师，但有独特风格，能成一家之言，即使不得诺奖，也够资格被写入任何一部中国当代小说史。 莫言的文学风格，我并不喜欢，觉得腐味过重，流汤滴水，其移植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混搭上中国民间信仰及民间故事，有时也显得糙拙。但我承认并尊重他的文学才能，认为不在村上春树之下，而在另一位诺奖得主、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之上。他的获奖，是政治之外的文学理想主义的胜利。 关于文学的理想主义，莫言曾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接下来他话锋一转，从普世价值上匆匆溜走：“作家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对人性的丑和恶当然要有强烈的义愤和批评，但是不能让所有的作家用统一的方式表现正义感。对文学来讲，有个巨大禁忌就是过于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在我看来，莫言深爱也深恨的是农村，不是城市，而政治主要是在城市里展开的，因此，他的普世价值，指向的不是政治，而是土地。 莫言获奖，是他个人作品的胜利，也是一个沉默者的胜利。对部分中国人来说，这胜利似乎略有点疲软。不过没关系，文学与政治，本来就不是注定要捆绑在一起。作家的成就与他的政治勇气，也没有必然联系。只是在当下中国，人们太渴望有限制权力的权力，以致将文学当作匕首，将作家视为斗士。 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莫言，瑞典文学院有诸多考量，而对其文学成就的尊重和认同，必定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不管怎样，莫言是中国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让我们暂时放下遗憾，向他表达真挚的祝贺。   （宋石男， 高校教师，专栏作家。原文链接： http://ssnly100.blog.163.com/blog/static/11563392012912810566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