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

中共建军以来，共打四百多个战役，败仗仅十个，世上罕见。刘明福表示，「解放军要敢于『境外用兵』」。中共执政以来，在面临强敌大举进攻的危险之下，採用的是抗击和防御强敌的「刺蝟」战略。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中国军事行动的范围不可能只是局限于国内，那种「不向海外派出一兵一卒」的传统观念必须转变。立足国土的「刺蝟战略」必须转变为攻防兼备、能在更广阔范围内「鹰击长空」，採取军事行动。 《解放军为什麽能赢》的作者刘明福一九五一年生于山东，六九年二月入伍解放军，在作战部队十年，在济南军区政治部二十年。历任班长、排长直到官拜济南军区政研室主任、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二零一零年出版时政畅销书《中国梦》，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也是美国外交家基辛格最关注的中国战略学者。 作者刘明福认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的主旋律就是「求和」，不停地与外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自一八四零年到中共执政前，一百零九年里，中国共受外来侵略四百七十多次，从一八四零年到一九一九年的七十九年间，中国与列强签订九百多个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实质内容就是十个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害民。和约越签越多，而和平越来越少。这种局面一直到中共执政后才宣告结束，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平不是靠和约得来的，而是靠战斗得来的，也是靠战斗捍卫的。解放军建军以来，总共与世界上二十一个国家在战场上亮剑交锋，打出国威和军威。 但是，作者称，作为一支三十年不打仗的军队，解放军面临的头号对手就是腐败，军队「贪将」比地方「贪官」更危险。书中描述了军营腐败的五种现象；讲述了「钞票出将军」太危险而「选票出将军」有弊端；披露了军队高职干部的犯罪中，非法敛财的贪污贿赂犯罪桉件所佔比例达九成以上。作者强调，打赢「军事斗争」是战胜外力，打赢「反腐斗争」是战胜自身。比战胜敌人更难的，是战胜自己。

核心提示：《外交学者》助理编辑扎卡里·凯克与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坐在一起，谈论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变化之中的亚太地缘政治、消灭核武的可行性以及崛起的强国日益卷入美国的后门等问题。 原文： The Interview: Zbigniew Brzezinski 来源：《外交学者》 发表：2012年9月10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编者按：在世界发生变化之际，美国也必须改变其外交政策。本刊就美国在”亚洲世纪”中的地位问题采访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本刊助理编辑扎卡里·凯克与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坐在一起，谈论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变化之中的亚太地缘政治、消灭核武的可行性以及崛起的强国日益卷入美国的后门等问题。 问：在《战略远见》一书中，你认为，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大国将能够按照哈罗德·麦金德所设想的那种方式主导欧亚地区。坦率提出这一观点，这代表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因为在华盛顿能够实际影响欧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很久之前，美国领导人就认为阻止一个霸权国主导这一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必要性。如果美国不再专注于捍卫麦金德所说的”世界岛”（麦金德把亚欧大陆看成是被海洋包围的巨大岛屿——本刊注）不会受到潜在霸权国的主导，美国目前参与欧洲和亚洲事务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什么？  答：美国参与欧洲和亚洲事务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支撑一个均衡态势，阻挠任何一个大国对其邻国采取过度咄咄逼人的态度。无论如何，在可预见的未来，任何一个单一大国都不大可能拥有这样的军事优势，令其能够在一个多样化、无所不包、复杂的大陆，如欧亚大陆上，以霸权主义风格展示自我。美国虽然与中国维持复杂的伙伴关系，与日本结盟，但也与欧洲保持着密切关系，这给美国充分的立足点进行战略参与，目的是在所谓的”世界岛”维持虽然脆弱但相对稳定的均衡。 问：在这本书中，你表示，美国应该在亚洲主要大国（有可能除了日本之外）间扮演中立仲裁者的角色。奥巴马政府通常听从这一建议，但最近却有所偏离，美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南中国海的严厉声明，并且单单把中国挑了出来。你认为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你认为这么做是错误的吗？ 答：我认为，美国关于航行自由的立场总体而言是正确的，但是最近却是以笨拙的方式来追求这一立场。而且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是在所谓的”战略转身”的背景下宣布这一立场的，暗指其涉及增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以此作为对远东新出现的地缘政治现实的回应。简言之，意料之中的是，中国人对此的理解是，这意味着美国将开始打造一个反华联盟，至少在现阶段，建立这样一种联盟为时过早，而且会有预言自我实现的风险。 问：在《战略远见》中，你强烈反对印美建立正式联盟，对2006年的核协议提出批评，并且指出新德里面临着许多内部挑战。一直以来，你令人瞩目地坚持这些观点，但是这些观点看上去与美国外交体制内大部分人的观点格格不入。这些人认为，与印度加强关系无可否认地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什么（你认为）他们是错误的？ 答：在与印度建立强劲关系方面，我与外交政策圈的大部分人意见不一致。这种关系显然是针对中国。我认为，更加符合美国利益、对远东的稳定更有利的，是美国不与亚洲大陆相互竞争的大国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关系。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印度未来的稳定，更不用说它的潜在实力，都是成问题的。在我看来，太多的人被印度与中国人口一样众多这一事实所迷惑。 问：今年8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非洲进行了历时10天的访问，以抗衡中国在那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战略远见》一书中，你讨论了墨西哥的问题，但是相关观点可以延伸到西半球其他地方。墨西哥与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强劲，再加上其他问题，造成美墨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最早可以追溯到1823年，对西半球拥有霸权就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自1898年以来现状就是这样。有鉴于此，美国采取了足够的措施来遏制中国和其他崛起之中的大国对其传统势力范围的渗透吗？如果没有，美国应该怎么做呢？ 答：我并不认为，美国需要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遏制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对（美国在南美的）势力范围的渗透”，因为南美国家当前阶段显然一门心思要在与美国的关系方面更独立自主。按照上面我引述的原则所推论出的政策将迫使拉美国家要么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要么反对美国，这几乎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尤其是考虑到许多拉美国家的公众情绪正日益发生变化。 问：长期以来，你一直主张与伊朗认真谈判。奥巴马政府至少从上台以来就打算这么做。不过，在会谈开始前，德黑兰在2009年的总统选举之后爆发了街头抗议。在2007年，你曾声称，”一旦伊朗人感受不到外界——尤其是美国——对他们形成包围，伊朗就可能面临严重的内部问题。”有鉴于此，虽然美国政府声称伊朗的抗议活动让他们感到震惊，我想你并不那么意外。你个人还曾亲自应对德黑兰的街头抗议问题。在你看来，奥巴马政府应该如何应对2009年的伊朗抗议活动呢？又该如何应对后来席卷阿拉伯大部分地区的起义呢？ 答：我认为，在应对伊朗以及更广泛而言中东的动荡局势方面，美国迄今没有多大的行动自由。这些进程与该地区的社会变革有着内在的联系，尤其是较年轻的一代人实现了大规模的政治觉醒。参与动荡的许多派别的发言人使用的言辞往往具有民主意味，但民主不一定是大规模政治渴求的真正目标。这些渴求发源于历史仇恨、社会歧视、财富嫉妒和彻底的失望。结果往往是咄咄逼人的民粹主义，与民主程序迫切所需的制度化不相融合。 问：美国许多著名的外交官，包括许多你的同龄人，一直强烈赞成废除核武器。在《战略远见》一书中，你详尽探讨了核武器水平扩散的潜在危险，尤其是诸如日本、韩国和德国等准核武国家扩散核武的危险。你还探讨了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垂直扩散核武的威胁。同时在我看来，你在某种程度上对全球零核武运动不那么热心，虽然最近你偶尔小心翼翼地赞成这种运动。因此，我在想，你能否详细一点描述你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举例来说，你认为在阻止核武器扩散方面还有其他更可行的替代方案吗？ 答：对于全球零核武运动，我没有意见，但我认为，这个目标只能缓慢实现，等当前的动荡局势逐步平息下来，或许等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发现，参加一个真正认真的行动会更具灵活性、更具效力的时候。短期内，这个运动的前景相对而言没那么光明，因此，我认为非常积极地参与其中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个积极的渴望。 问：希拉里·克林顿多次重申，她不会在第二届奥巴马政府中留任国务卿一职。无论11月份的选举结果如何，美国都很有可能会有一位新的最高外交官。你会向当选总统建议哪些人可以担当这一职位呢？如果你不愿意提到名字，或许你至少可以说你认为对候选人来说最重要的性格应该是什么。 答：我不想指名道姓，因为我怀疑我提出名字只会适得其反。有许多人适合，其中一些人来自参议院，一些来自公众生活。他们会成为非常称职的国务卿。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取决于下任总统对国务卿一职有何寄望：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实际塑造者，还是成为处理外部关系的外交部长，其中”关系”一词至关重要。最近，我看到一些详尽但是愚蠢的分析，分析各位国务卿近年来的出访行程达到多少英里。在我看来，这表明，有必要区分塑造外交政策与积极参与外交关系之间的区别。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袁绪程：关于中国国家战略的再思考 进入专题 ： 国家战略    ● 袁绪程 （ 进入专栏 ）   　　 　　一、国家战略研究的意义 　　 　　（一）为谁而作？ 　　也许有人不理解为何要思考或写作这样“大而遥远”如“战略”之类的东西，不明白究竟为何为谁而作。 　　国家战略的研究在中国虽刚刚起步，各门各派还不大齐全，但也曾热闹过一阵子后又回到课堂上去了。国家战略研究是面向实践的，其最终目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是执政者的长治久安。每一代执政者都期盼“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而不会像秦朝那样二世而亡。探讨乃至缔造国家战略理应是执政者的分内事，而非书生们做“学问”做出来的。当然，平民百姓也关心国家战略、未来发展，但似乎与执政者的关心有别，比如自家的性命、财产和自由在未来是否有保障等等，至于“花落谁家”则不甚了了。 　　关心国事从来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专利而代代相传，用今日的流行语，有一点“垄断”之嫌。然而，时至今日，“关心国是”在纸醉金迷的世界中渐渐远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仁人志士仿佛是一种久远的记忆。这也许是时代的进步，因为知识分子已经专业化了。中国不缺或者说大量拥有被称为“做学问”的“专业”知识分子。学问做到最高境界是入朝为官，学而优则仕，或做到极致，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某原理或某定理而流芳千古。入朝做官不少，但在专业上做出“名堂”来流传后世的则寥若晨星，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于是大多数学问不过是诠释，许多知识有余智慧不足的人的一生都在诠释某个原理或定理的正确，而不在乎实在或实际发生了什么。即便是在新潮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也是如此。然而，真正的学问不是来自课堂，而是从问题出发并在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中发现理论的。 　　中国也不缺“公共知识分子”。本来，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为“社会公共”代言，中国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很在意自己的理念和“持不同政见”的形象，这与传统重名节的中国士大夫有一些相似，他们关心“是什么”的国事，而不在乎“怎样做”的战略，有的甚至走得更远，为了理念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中国缺少的是改革的知识分子。改革的知识分子以推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为己任，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为目标，这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 　　期盼不论是否“专业”的知识分子，是否执政的知识分子，都来关心国家的未来，毕竟我们血管中流着相同的鲜血，有一个叫“中国”的共同国家，不论你是否满意，不论你走到哪里，这都是命中注定不可逃避并影响你一生的地方。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改革开放将中国推进了现代化的快车道，13亿人向现代化迈进这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为各行各业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提供了巨大的舞台，中国人能否导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活剧——喜剧、悲剧抑或是闹剧？全球都在拭目以待。 　　（二）我们在何处？ 　　30年改革开放改变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我们身处何处？这是思考战略的现实出发点。 　　1、经济发展的阶段 　　从经济总量及总的发展水平看：2007年GDP可能升至第三位（按现行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进入现代化（工业化）中期阶段，迈入重化工业时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或初步的小康社会。 　　从经济的人均拥有量看，人居GDP等指标排列靠后，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难怪有人形象地比喻，中国就像黄河，九曲回肠，前头浩荡东去已入大海，尾巴还在崇山峻岭中。富的可媲美欧洲，穷的像非洲。一个国家，多级发展水平，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的差距之大，世界绝无仅有。 　　从GDP和主要资源消耗占有世界的份额看，中国的GDP约占世界的6%，钢材消耗世界的30%，煤炭33%，水泥50%，发电量13%，能耗量是日本的6倍。如果照此现代化，有人估算，中国欲达到美国如今的经济水平，则需要4个地球的资源，即便是产业结构不同不可类比，但现行体制下的资源消耗是惊人的。 　　从环境和生态的破坏程度看，中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巨大的。有人甚至估计，中国要改变污染严重的环境，至少要治理10年以上，支出将逾数万亿美元。 　　2、社会制度发展的阶段特征 　　由于中国还处于转型之中，社会制度仍处于“四不像”状态，对其进行分类归纳是困难的。 　　经济制度具备市场经济的雏形，用官方的语言，已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双轨制”仍是其主要制度特征。 　　政治制度从革命专政或极权制或全能国家向具有一定法治的威权制度转变，其政治生态一方面带有革命专政的特征，并夹带着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社会传统，另一方面又具有法治的倾向，并向现代制度规则靠拢。传统规则与现代规则难以并行不悖，政治生态呈非透明化，离西方民主型生态遥远。 　　3、面临的主要问题 　　现有的政治生态能持续多久？有50年之说，有20年和10年之说。持续50年几乎是不可能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没有人有证据能证明现有的政治生态的寿命。多少年的说法只能是臆测。但许多人相信，如果现有的政治生态不改变，20年是大限。 　　从逻辑上看，现有的政治生态不能长时间持续的主要原因是其调节机制为正反馈，放大和缩小都是相互加速的，如同雪崩及多米诺骨牌倒塌的原理一样。只有建立起负反馈的调节机制，其社会政治生态才能持久平衡（从理论上说，宪政民主制是一种负反馈的调节机制，带有一定法治的威权制度也具有不完全的负反馈特征）。 　　本文无意臆测现实政治生态的持久性，只是想弄清楚哪些问题在中期如10年之内会变为不可控制而触发雪崩？ 　　如果采取排除法，下列问题可以排除： 　　（1）外来威胁、民族威胁的战争很难发生，即便是国际纠纷也可以协商解决（反过来说，如果中国对外战争，则可能触发社会问题）。 　　（2）体制外的“民主”和“民权”运动的威胁。体制外的“政治组织”的挑战以及民间维权即便发生，亦难形成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3）局部的自然灾害和传染病。当局有财力控制局部的自然灾害和流行病，不至于引起社会动乱。 　　（4）农村问题。农民不存在没有饭吃的问题，传统的造反没有基础。 　　（5）环保和食品安全问题。这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的问题，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巧合”，短期内不会引起连锁反应。 　　（6）腐败问题。这也是一个长期困扰的问题。在短期内，即使制度不变，腐败也是可以“控制”的，没有其他因素配合，腐败不会单独触发社会动乱。 　　（7）台海问题。这也是长期困扰的问题，但战争对两岸都没有好处，处理得当，台湾不会独立，也就不需要武力解决。 　　如果上述问题交叉和同时发生并相互影响，则可能会引起“雪崩”，但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从短期看，最可能引起“雪崩”的是金融问题和在城市居无定所的亿万农民工问题。金融问题可能来自于世界经济周期性的“景气变化”，也可能是国际金融环境的改变或金融危机，亦可能是我们自身金融市场不健全的问题等等，这都是执政当局不能单方面控制的。比如，我们不能左右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改变，我们不能控制国际的投机资金。再如，我们很难控制现今的股市，进入股市的国外热钱以及长期游离于货币流通渠道的“灰色收入”有多少？监管当局有数吗？显然没有，中国的房市是谁在炒高亦同样是不清不楚的。如果这些热钱和暗钱同时撤离中国市场，这将是什么样的情景呢？如果股市楼市崩盘带来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的加剧以及失业的农民工涌上街头又会是怎样呢？ 　　有人预言，首次金融洪峰将在明年奥运会前后发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近年来，最高当局一再强调忧患意识不是无的放矢。 　　（三）我们向何处去？ 　　转型的中国向何处去？举世瞩目。未来30年内，中国究竟走向何方？ 　　1、乐观论。在本世纪中叶以前，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据说这是动用了许多模型“测算”出来的。仅仅测算产值和产能是容易的，但如何测算制度转型呢？没有制度转轨和社会转型，我们能走完现代化的历程吗？试想一下，30年后的中国会走在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之路呢？没有说明。 　　2、悲观论。对于中国之未来，一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是比较悲观的，因为从现实发展的轨迹中看不出中国如何迈过制度之坎或制度之鸿沟。与中国类似的制度在全世界仅剩4家，再过若干年，也许独此一家。在理论上，不论是叫革命专政还是叫极权制度或全能国家，都是与现代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在实践中，前苏联由改革导致革命而越过了这个制度鸿沟，代价是国家的解体和党的解散，这无疑是悲剧性的。面对扑朔迷离的未来，中国富人和穷人都缺少安全感。富人在国外买“户口”和财产外移，怕的是财产清算和劫富之乱；而穷人则仍然为生计发愁，期盼“均富”或乘乱打劫。许多贪官之所以加紧腐败，是否也是为了不确定的未来而积攒财富呢？短期行为、机会主义已成为国民的普遍心理。这一切是否在昭示未来中国难逃社会动乱之劫数呢？在繁荣的背后是忧患的加剧。 　　3、有限乐观论。中国与苏联是具有不同传统的国家，从理论上说，中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变革之路。中国的渐进改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和社会进步，但也留下了上述许多问题。一些人对渐进改革丧失信心，是因为中国现今渐进改革的动力不足，难以从经济领域扩散到经济以外的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从而无法解决根本的体制问题。与过去人们欢欣鼓舞称颂改革不同，现行的改革常被讥讽为既得利益的游戏，甚至被贬称为新贵集团的权力分肥和经济分赃的“权贵资本主义”。极左和极右都反对改革，前者是认为改革错了，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后者则认为改革死了，要重启维权宪政之路。中国的渐进改革之路究竟能不能走下去？这要看有没有新的动力和压力。任何改革都需要动力和压力，大压大改、中压中改、小压小改，没有压力就不改，改革往往是逼出来的。旧的体制能量释放殆尽之时，就是新的改革开始之日。可以相信，开放的中国面临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竞争，最大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各方面的压力与日俱增，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逆水行舟、不仅则退，而且退无可退。如果错过历史机会，如果不改革将会亡党亡国或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被“开除球籍”，那么，执政者、执政党和国家利益高度一致的改革就会启动，全方位的转型就会到来。当然，历史也有过主动改革的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如果出现，那将是中国人的幸运。中国如何通过改革开放走出险局，在全球竞争中胜出？这就是国家战略的实质。这也是中国执政当局关心的大问题。 　　 　　二、中国能成就“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国目标吗？ 　　 　　许多人质疑其可能性。看看今日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的确很难树立这个信心。除了人口和勤劳以外，中国几乎没有什么独有的优势。事实上，中国的巨大人口恰恰是成就大国目标的唯一现实的优势，高效发挥这一巨大优势，正是执政者需要在战略上考虑的。事实上，毛泽东已经考虑到这一优势，但却是错误地从世界战争角度提出来的。如果换一个角度，不比战争的伤亡人口，而是比市场需求人口，又有哪一个国家敢与中国相比？又有哪一个资本家会放弃这样一个已经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13亿大国的巨大市场需求所带来的赚钱机会？ 　　世界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安全在某种意义上已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中国无疑已具备主要大国的潜质，能否成为主要大国，关键要看执政者。如果执政者能够把握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国目标，其功勋将超过中国史上任何一位君主或元首而永垂青史。如果错失历史机遇，中国不仅不能圆大国梦，而且会边缘化，甚至可能肢解而沦落。 　　（一）中国成为主要大国的历史机遇 　　1、中国是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产业战略转移的主要承接者。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的持续发展看亚洲，亚洲发展看中国。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仅缓和了许多国家的经济衰退，而且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进一步启动中国内地的市场需求，将有助于世界经济持久地繁荣。如果中国能够坚持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中国将仍然是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者，从上世纪80年的机电产业到今日的重化工业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生物、新型材料，能源产业都将源源不断地在中国落户。 　　2、全球安全新秩序的建立需要中国。中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中国大踏步的参与全球化正在改变世界发展的格局。经济的全球化需要确立世界安全新秩序。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中东以巴冲突、“伊核”、“朝核”等问题的层出不穷，既是对美国单极“霸权”的挑战，又给予中国参与重建世界安全秩序的历史机遇。中国应当抓住机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达成谅解，一方面，共同推进这一地区的文明进步及和平，另一方面取得进入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袁绪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家战略   

日本挑起事端 高征认为，导火线是日本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了很多不利于中日关系，不利于局势稳定发展的一些做法。如撞船事件，逮捕中国上岛的民众以及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方法。这是把搁置很久的一个历史性问题重新拿到桌面上来了。这才引起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引起人们愤怒和反抗。 中国政府被迫采取较强硬的立场 高征说，对中国政府来说，保持和平稳定环境至关重要。保持中日两国关系稳定，经贸发展也很重要。但是钓鱼岛问题突然出来，而且发生多个事件，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立场。一方面对应来自日本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了回应国内民族情绪高涨。 民众认为政府软弱 高征认为民众认为政府软弱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中国政府在判断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时有些误判。中国政府一贯不敢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来对付周边的局部冲突，担心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和平崛起的形象。这就是一个误判。和平崛起不能避免在具体问题上解决局部冲突。中国政府害怕局部冲突，总希望息事宁人。因此中国民众觉得中国政府在保国守土的原则问题上过于软弱。 日本野田政府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都采取强硬的立场 野田上台后为使日本走出政治和经济困局，在国内和国际政策上都采取强硬措施，国内政策他主张加税，国际政策上他主张日本有所谓集体自卫权，他想树立强势领导的形象，对他国内国际政策都会有帮助。 中共在钓鱼岛问题上面临两难的局面 高征认为，对中共当局来说，钓鱼岛问题的确很难处理。一方面，面对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主义热情，不可能一瓢水把这些情绪扑灭。本来中共政坛最近就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十八大本身就有很多难以处理和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时候，中共不愿同民众有太多冲突。但另一方面，中国当局自始至终都不希望民众过多插手中国外交事务，主导中国外交政策的导向。又不希望有大规模动荡，这对中国稳定和发展会造成威胁。 中日之间不可能发生全面战争 高征认为，中日之间不可能发生全面的战争。中国民众如果继续示威，一些不安定因素出现的话，中国政府肯定会更多的干预。大家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自从1908年第一次抵制日货，到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有八次比较大的抵制日货运动，但是每次运动，既有民族主义情绪又有反对政府的倾向，这使得中国政府非常敏感。因为抵制日货也好，反日游行也好都是认为政府无能，嘴上说一套，实际上并不能够做出来保卫国家利益的行为。这是中国政府不愿看到的。如果有打砸抢的局面发生，政府肯定会转过头来打压民众。这就不可能顺从民众的呼声，被极端的激进的思潮牵着鼻子走。 另一方面，这给日本政府一个很好的时机，如果日本政府见好就收，不做进一步的行动的话，整个局势就会稳定下来。 美国采取战略模糊政策 面对中日的矛盾，美国将采取战略模糊政策。这使得美国有更多的灵活性。不会直接介入，而会采取非常机会主义，非常实用主义的方式，灵活多变，两面都不会把话说绝。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Incinerating Assange – The Liberal Media Go To Work .

“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是个典型案例。20世纪70年代起，冲突不断。中日达成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留待以后解决的协议以来，虽然犯规事例不时发生，但总的说来局势比较稳定，小的冲突通常都能及时化解。80年代中国处理中日关系摆脱‘革命外交’的羁绊，双方受益良多。90年代起，突显历史问题，弄得彼此都很不愉快。” 以1991年12月苏联瓦解为标志，冷战时期划上句号。十多年来，中日关系风浪迭起，个中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日前与友人闲聊，问难辩驳，放言无忌。录之如次，聊博读者一粲。   矛盾客观存在，冲突还是融合却取决于双方决策   友：最容易激发中国人民族情绪的当属中日关系。起起伏伏，令人捉摸不定。福田上台，胡锦涛五月访日，满天乌云又好像消散了。日本政客和右翼文人是麻烦制造者，他们一再挑动事端，讨厌极了。 袁：上一世纪5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一再剑拔弩张。我也不喜欢那些信口开河的政客和文人。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中日矛盾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其实，不少矛盾是复杂的，能有今天这个局面，来之不易。 经济上互以对方为最大市场之一，日本又是中国主要资金和技术来源地之一。有好些矛盾和利益冲突，但一直和平共处。 双方领土、领海争端——东海划界和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虽然没有最终解决，终归缓和了。 吵得最厉害的历史问题，包括慰安妇、强迫劳工的赔偿、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对侵略罪行的认识等等。 最深的疑惧则是日本会不会介入台海冲突，会不会支持台独？ 其他问题还有：如何对待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如何看待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军事、政治同盟？ 处理这些问题，成败互见，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友：两国关系总的说来是日本处心积虑要侵略或压制中国。 袁：从1874年日本派兵入侵台湾开始，140多年的恩恩怨怨，至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日本野心逐步膨胀，冀图把中国变为它的附属国、殖民地，是中日矛盾尖锐的主要根源。不过，1945年特别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原因就比较复杂了。 简单地说，双方的决策对矛盾的尖锐或缓和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是个典型案例。20世纪70年代起，冲突不断。中日达成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留待以后解决的协议以来，虽然犯规事例不时发生，但总的说来局势比较稳定，小的冲突通常都能及时化解。 80年代中国处理中日关系摆脱“革命外交”的羁绊，双方受益良多。90年代起，突显历史问题，弄得彼此都很不愉快。今年中日关系有很大改善，其中奥妙之一是历史问题点到为止，归于淡化。 如实认识现状是正确解决或缓和矛盾的前提   友：这样淡化，是不是无原则的迁就？不清算历史罪行，以史为鉴，日本人还会玩花样。他们老想包围或孤立中国，一再冀图与所谓价值观相同的国家结成针对中国的联盟，就是其中之一。 袁：日本的一些政客，观念还停留在冷战年代。他们有意无意忽视了一个重要情况：中国是个转型国家，是帮助还是阻挡中国融入世界，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他们不时玩弄一些小动作是冷战思维尚未祛除干净的表现。 不过，总结历史经验，处理认识领域的矛盾，我认为有三点是应该遵守的。 第一．尊重和等待。 认识总是多元的，即使你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观点，也应该尊重他人坚持和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至于你或他们的观点会不会改变，只能耐心等待。 第二．现实利益高于认识的分歧。 纠缠于认识分歧往往会陷入意识形态陷阱，要寻求绕开认识分歧寻求双方利益的交汇点。 历史问题是认识问题，再吵三十年，也不一定能吵出双方满意的结果。有丰富外交工作经验、后来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八年的何方先生说得好： “要逐渐淡化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更不可把历史问题定为两国关系的基础，而应当是邓小平说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 ‘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如果以历史问题为基础，那我们几乎会同所有邻国和主要西方国家都无法搞好关系。例如俄国占了我们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连列宁、斯大林都一直不承认；同其他邻国如朝、越、印度等也都有无法达成共识的历史问题；而当年一再侵略中国的列强又有哪个承认侵略呢？难道和所有这些国家都要算历史帐？” 《何方自述》（十三）电子版。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一再提出这个观点，可谓远见卓识。把历史问题还给历史，让历史学家们从容切磋、论难；政客和平民百姓则各自慢慢思量，有何不可？ 淡化历史问题是基于中国国家利益，求同存异的正确选择。 第三．冷静、全面地认识世界现状是清醒地处理内外矛盾的基础。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几十年间，我国一切错误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对世界现状缺乏清醒的认识。 1957年以后，变本加厉在国内外大搞阶级斗争，弄得国内哀鸿遍野，国外到处烽烟。就在这个时候德国、法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相继驶进快车道，我们则仍在“革命”迷宫中打转，被远远抛到后面去了！ 20世纪下半叶有冷战，但在眼花缭乱的现象后面，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才是时代的主旋律。哪一国家和地区掌握住这个主旋律，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相应地扩大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自由，健全法治，实现民主，对外开放，就能走上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如果被局部现象迷惑，整天算计如何“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轻则内外矛盾交迫，发展迟滞；重则国家瓦解、灭亡，苏联就是典型。 友：难道与日本关系紧张，也是我们认识错误造成的？ 袁：日本方面当然有处理不当之处。责任是双方面的。我们反省自己的。 中国人最担心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不承认侵略罪行。人多嘴杂，社会现象繁复，这些指摘当然可以找到这样那样的例证。可是，片面和无知是近邻；全面了解有关事实，许多人的情绪也许会平和一点，不再采取不恰当的措施激化矛盾。 1.1972年以来，从天皇到内阁总理，日本21次承认侵略中国和道歉。 2.日本制度变革的深远影响。被强迫民主化后的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制度设计上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杜绝了军人和元老干政的渠道，要复活军国主义谈何容易！ 3.日本的军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很低，集中资金发展教育和经济，一举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他们得到的和平红利与导致整个国家毁灭的战争后果对比如此强烈，要煽动年轻一代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已经不可能了。 4.日本民众和社会精英反省侵略罪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没有停息，并逐步上升为主流。总的趋势是清醒的声音越来越强。 最初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人数不多，至20世纪70年代，承认和揭露侵略罪行的活动逐步拓展到主流学者和报刊。 《产经新闻》是日本影响最大报刊之一，以保守著称，乃至被目为“右翼”。1974年8月15日它开始连载《蒋介石秘录》，历时一年多才登完。这部十五卷的书，是他们派出社论委员古屋奎二等人收集、阅读大量资料包括四千多万字当时没有公开的档案后写成的。其基调之一是谴责日本侵略。看看他们怎样叙述卢沟桥事变吧： “日军的目的是向中国挑衅，所谓‘一名士兵失踪’，根本是捏造，以作为武力攻击的藉口。”“实则这个所谓失踪的士兵则是因解手而离队，20分钟之后便已经回到队上，但日军却隐瞒这个事实，坚持非进入宛平城不可，以造成开火的藉口。” 《产经新闻》社撰：《蒋介石秘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四卷第2页。 指着鼻子骂日军发动侵略战争，态度何等鲜明！ 再以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南京大屠杀来说，它是这样记载的： “日军首先将未及撤退的中国军人解除武装以后，使列队于长江岸边，用机关枪扫射，悉数杀戮。 继之，残杀的对象更及于妇孺老弱。设置在金陵女子大学的‘国际难民委员会’所属‘妇女收容所’收容了7000多妇女，被日军用卡车载运出去，加以强暴以后，再行杀害。” “像这样地不管战斗员、非战斗员和不问老幼男女的大屠杀，达2个月之久，有说是屠杀了30万，有说40万，直到今天都还未能明了其确实数字。” “据东京军事法庭判决，在南京屠杀的军民合计至少20万人以上，被掠夺、放火的民居约为全市的三分之一。” 同上，第38~39页。 进入21世纪以后，否认侵略罪行的右翼明显居于劣势。标志性事件是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社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撰稿的《检证战争责任》一书在2006年出版。正如该社总裁兼总主笔、81岁的渡边恒雄所说，如今，除了个别报刊外，“日本的主要媒体在战争责任和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已形成重要共识。”谴责那场战争的“侵略性、残忍性”，批判靖国神社游就馆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的谬误，已经成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新华网东京2007年8月1日电(记者冮冶　吴谷丰)。 作为多元社会，日本国内有各种各样为侵略辩护的奇谈怪论；反省近代日本的侵略罪行，仍是日本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彻底解决还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但是，总的趋势是反省历史罪行、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逆转了。 在这样的状况下，是突出历史问题，还是专注关乎中国发展和国家现实利益？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后果。 友：那时他们正处心积虑消灭中国，想对外开放也不行。 袁：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大使馆不想离开中国，通过多个渠道表达美国政府力图与新政府建立联系的意愿。 二是张治中等民主人士直截了当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建议：对外不要一边倒。毛泽东公开拒绝了这个明智的建议。   对历史的片面认知是矛盾激化的重要根源   友：恕我直言，你这些观点正是饱受指责的汉奸言论。什么“对日新思维”等等，被网友骂得狗血淋头！ 袁：“汉奸”是不严谨的概念，中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近代中国，当然有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贼”，汪精卫一伙就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为了金钱出卖军事情报等机密的无耻之徒，他们是不是所谓“汉奸”、“卖国贼”则要烦劳法律专家认真研究了。我说的国家机密是指真正的事关国家利益的机密，而不是别有用心随意编造的所谓机密。 现在时兴的骂别人为汉奸的那些狂热分子，大都是无知而偏激之徒。随意在政治层面诋毁他人，激化矛盾，说轻一点是无知。如果是为人正直的年轻人，将来见识增长了，会内疚和脸红的。 即使是历史人物，不少被目为卖国贼的，其实也是无知加偏激制造出来的。 友：你想为他们翻案吗？ 袁：不是翻案，而是要排除意识形态对历史研究的干扰，还原历史真相。看看“汉奸”是怎样制造出来的，非常有趣。 清代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被守旧大臣和无知文人咒骂为“汉奸”，原因无非是他在19世纪70年代敢于直言中国不但在器物层面落后了，而且在整个文明发展水平包括价值层面都落后了，已沦为“无道”之国！他不过是为了救治自己的国家说了大实话，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救国先驱！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大批文人说他出任对外公使就是“事鬼”，应该连他的祖屋都烧掉！ 远的不多说，讨论一下民国时期的情况吧。 友：难道说曹、张、陆一伙是卖国贼也错了？ 袁：正是如此。 1919年五月四日的爱国大游行，高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国贼指的是：曹汝霖（1877~1966）、章宗祥（1879~1962）和陆宗舆（1876~1941）三人。壮烈的一幕是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其实，曹、章、陆的“国贼”帽子都戴得有些冤枉。要是说五四当天学生们烧别人的住宅是爱国情绪支配下违法的过激行动，时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笼统地指斥他们“卖国”，就有治学不严谨之嫌了。 他们为人诟病之处主要是参与对日外交中的表现。其中有四个标志性的事件： 二十一条谈判。 曹汝霖（外交部次长）、陆宗舆（驻日公使）都是这次谈判的参与者。但在袁世凯支持下，他们和其他参与者一道，对侵犯中国主权最严重的第五号的七条要求 第五号的主要要求包括：“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之日本人”，“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此外，还要求在福建享有特权，在全国有“布教”权和几条铁路的建造权等等。，坚决不予讨论；其他条款也想方设法减轻了中国的损失；在当时条件下能够这样做不太容易。“汉奸”、“卖国”云云，显然根据不足。顺便说说，在上下一心抵制下，被迫答应的那些条款也大都没有执行。 西原借款。 首先要肯定民国建立后，政府长期入不敷出，任何人当政都不能不借外债。借债不等于卖国。为什么借日本人的钱？王芸生有个精辟的分析：“自欧战以来，日本工商业大为发达……当时政府乃以对外投资为政策，计为外国发行债券几达六万万元，其中英国国债为二万八千万元，法国国债为七千六百万元，俄国国债为二万二千二百万元，其对于中国之投资，不过施行其同一政策，西原特为其政府推行而已。” 王芸生： ，《北洋军阀》（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7页。 1917至1918年间，日本寺内内阁上台，一反前任大隈内阁的外交政策，对华比较友好，以民间名义，委托西原龟三为中介，先后提供七笔共计一亿四千五百万元贷款。与当时其他外国贷款不同，这些贷款不打折扣，十足支付，不收手续费，低利率，大部分没有切实的担保，没有附带政治条款，在民国初年的贷款中是最为优惠的。民初中国政府对外借款通常是合约上写借一百元，实际只能拿到90元左右甚至85元。在此以前，只有1916年由驻美公使顾维钧经手的一笔500万美元的贷款也是比较优惠的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北京版第145－146页。。难怪1918年9月日本寺内内阁垮台，原敬继任内阁总理，就不愿意再提供这样的优惠贷款了。 再从用途看，与流传甚广而未经核实的宣传文字不同，实际情况是：“借款的五成多用于中国交通银行之整理及支付内外债之利息，三成多用于参战准备的军事费，其他一成多用于用于一般行政费用。” 秦孝仪主编：《中国现代史词典》史事部分（一）第377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87年台北版。“结果强半流为无着落的滥债，无怪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攻击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110页，三联书店2005年北京版。 条件优惠而且大部分没有归还，白白给中国人用掉，日本政客在本国挨板子理所当然。中方有关人士被目为“汉奸”，那就有点冤枉了。何况这些贷款即使有问题，主要责任人也是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和段祺瑞，跑腿的曹、章、陆承受不起那么大的罪名。 胶济铁路交涉。 1914年7月28日，欧战爆发。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同日与英舰共同攻击德国租借地青岛，占领胶州湾的军事行动开始。9月2日日军万人在龙口等处登岸，奸淫抢掠，军纪很坏；此后节节进占，10月6日侵占济南车站，胶济铁路全线落入魔掌。赤裸裸的侵略令人发指。 面对各国的压力和中国的抗议，几经交涉、折冲，双方达成协议。1918年9月24日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照会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二）胶济铁路之警备，可由中国政府组成巡警队任之；……（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以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七）现在施行之民政撤废之。”章宗祥旋即覆照后藤：“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 同上第167、168页。日军撤退，民政权收回，减轻了侵略后果，乍看是好事。不过，这些权利本来应该从德国人手中直接收回，这样互换照会，等于承认日本有权继承德国侵占中国的权益，为日后交涉留下大患。这就是在巴黎和会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所谓中国政府“欣然同意”的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的由来。 这是卖国罪行，还是经验不足的失误？王芸生在九一八以后编纂的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说：“此项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然当时欧战大势显然属于德败，我为参战国之一，关于山东问题，自以留待媾和大会为得计。乃当时中国与日本有此一幕枝节之交涉，资为日本后日在巴黎和会中之借口，亦憾事矣。”同上第167页。这个论断是公允的。 抗日战争期间的言行。 认真研究过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史的多数学者都会承认，这一时期，尽管华北傀儡政府和僞汪政权曾将 “咨询委员”、“顾问”之类的帽子加在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头上，但他们都变着法子不到任，没有做损害国家利益的坏事。 从以上四件事看，大体上可以断定他们不是什么卖国贼。 友：成见与真实相差太远了。 袁：政治介入或利用学术，麻烦就出来了。 占领道德制高点，把自己装扮成爱国和革命的化身，而反对自己的则是汉奸、卖国贼，是政治斗争中常见的现象。于是，一些专制统治者和政客惯用的伎俩是宣布自己不喜欢的人是外国反动势力的代理人，是出卖国家利益的异己分子，冀图挑起公愤而谋私。 抗日战争期间，陈独秀对外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力倡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王明、康生之流，居然闭着眼睛说瞎话，诬蔑他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可是，弄巧反拙，1938年3月15日开始，《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相继刊登王星拱、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陶希圣等九位著名人士的公开信揭露这个谎言，说一些报刊“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情理之外。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 唐宝林：《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266页。 诬陷对手为“汉奸”，更是蒋介石的惯伎。翻开蒋介石日记，一个突出现象是“汉奸”、“卖国贼”、“反革命”的字眼连篇累牍。胡汉民、孙科、陈济棠、龙云、邹鲁、阎锡山……都曾被他加上这些歪帽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笔下的“共匪”）更不在话下，全是与日寇勾结随时准备投降的卖国胚子。盖棺论定，绝大部分都是此公信口雌黄、不值一驳的捏造。 友：为什么这些荒诞不经的言论居然有不小的市场？ 袁：这与中国文化的几个根本缺陷息息相关。 一是没有自我反省的精神。 中国缺乏深厚的忏悔传统。个人修养还讲点“一日三省吾身”之类的话，就民族文化而言，总是认为已经达到极致，出现问题不过是执行圣贤教导不力所致。 19世纪以降，中国成了一个一再被侵略者打败的国家，一个现代化迟迟不能实现的国家。古方正药已经不足医治痼疾。除了谴责侵略者的凶狠，分析客观困难外，走出困境的基本方略是找出自己的弱点，学习一切人的长处，勇敢地改造固有制度，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障碍。 强者从来不害怕反省；讳疾忌医是弱者自我毁灭的蠢行。不幸，百年中国的悲惨遭遇，使一些人染上被迫害的强迫症，不但自己不愿也不准别人反思本国的弱点。谁敢违反这个潜规则，谁就是大逆不道！ 胡适的“买办文人”即准汉奸帽子就是这样戴上的。 二是不讲形式逻辑。 学术界多数人早有共识，从先秦起，形式逻辑没有生根和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缺陷。这个弱点与历代专制统治者的愚弄民众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既妨碍现代科学诞生，也妨碍社会转型。当下的狂热民族主义者继续在这个泥淖中打滚。一说19或20世纪的大清帝国或民国统治者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有错误，就说你是为帝国主义辩护，是汉奸、卖国贼！把A和B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搅成一锅糨糊；如此弱智，令人哭笑不得！ 三是有深远的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 天朝大国的狭隘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一些固陋之士挨打时痛骂敌人是蛮夷，大言不惭中华道德文章举世无双，不准“以夷变华”，把自己装扮成民族大义的化身，冀图一举跃上文化和道德的制高点。几经挫折，不得不学习洋人的本领，开始走上经济发展的快速路，这类人的继承者则变个调子，胡吹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人永世无法企及的特殊基因，敢持异议者，肯定是崇洋媚外之徒！于是，无论顺境还是困逆，乱派“汉奸”帽子都是沽名钓誉的捷径。 四是以“革命行动”定是非，或曰“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以极端分子的激愤言论和口号为标杆，横扫一切。 五是没有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传统。 公民社会的成熟以自由讨论为首要条件。一个现代国家，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公民对历史和现实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非常正常，也是多数公民在多元比较、辩驳中逐步走向理性、成熟的基础。不过，中国的传统是思想统一，泛道德化，泛政治化，以圣贤和圣上的是非为是非，不准越雷池半步！依傍权势的棍子党应运而生，被压抑的沉默多数在浑浑噩噩中沉沦！ 动辄斥责别人为“汉奸”、“卖国贼”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嗜好和有利可图的勾当。头一笔红利是显示自己爱国主义立场无比坚定，政治正确，道德高尚，比对手肯定高出一筹！ 于是，谔谔之士视为敌对分子。知识群体犬儒化，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消磨殆尽，大批沦为清客、侍从、御用文人，创新锋芒消失，学术棱角磨平。 公正地说，那些肆意诬陷别人“卖国”，不惜制造和激化矛盾的家伙才真正是损害国家利益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人。   调和矛盾、融入世界是不发达国家的唯一出路   友：肆意激化矛盾当然不对；但是不管形式怎样，矛盾总是通过斗争解决的。 袁：斗争哲学在中国的遗毒很深。概念之争可以弄得很烦琐，有多种不同的解读。我们还是让哲学回归社会生活吧。在中国的语境中，“斗争”的内涵通常包含冲突。 我同意矛盾无所不在，但是解决或发展的过程没有命定的规律，人们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从而塑造出不同的过程和结果。就社会矛盾而言，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处理过程不断调和，避免决裂；结果是融合新旧，综合各方，力求完美。 要达到这样的过程和结果非常不容易。障碍在于过时的观念把中国人的手脚捆住了，必须冲破自我设置的牢笼，解放思想。 友：去年三月，温家宝总理再次提出要解放思想，一年多了，还在吵这个问题。 袁：积重难返啊。中国社会转型三十年了，走出了死胡同，值得庆幸。涌现了一批筚路蓝缕的英雄豪杰，但也弥漫着转型期特有的庸人综合症。主要病征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斗争哲学。眼光狭隘，观点陈旧；但是一披上民族大义和为穷苦人说话的大衣，反对者似乎就有罪了。 友：你历数了不少陈旧观点，眼光狭隘有什么主要表现？ 袁：在民族主义和民粹情绪支配下，以阶级斗争多疑症的偏光眼四处搜索，根本看不清世界发展的全局。 有些人把被侵略和被压迫的历史记忆化为道不完的国家和民族的恩怨情仇。他们忘记了任何民族都由吃人生番演化而成。从累见不鲜的血亲复仇开始，群体或个人互相砍杀，归根到底是人类野蛮史的一页。记住仇恨是为了化解仇恨。以协商、谈判、民主、法治代替杀戮为解决个人、集体、民族、国家的矛盾，寻求双赢，是人类文明不可抗拒的进程。西欧再次成为文明发展的领头羊，法德世仇化解就是让人景仰的典型。合理的联想是：中国和日本为什么不能化解矛盾，携手共进？ 全球一体化无法抗拒，也是促进人类福祉的康庄大道。地区自由贸易区、地区共同体是全球化的过渡步骤。中国人应该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促进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乃至亚太共同体降生。热衷给别人乱戴汉奸、卖国贼帽子的人，对这些都是反对的，鼠目寸光，太可怜了！ 友：还要不要讲国家利益？ 袁：看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化解国家之间首先是同周边国家的矛盾，促进联合，让各国都能集中精力发展和改革自己，就是最好的维护国家利益的途径。 友：你太理想化了。全球化是大国支配全球，不发达国家吃大亏了。 袁：要看穿新左派和民族主义分子反对全球化的陈词滥调。一百多年特别是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以1978年为界，闭关锁国与融入世界，不是冰火两重天吗？一些国家现在还在饥饿线上挣扎，与富裕国家差距拉大，不检查自己的方针政策，将落后和腐败的责任一股脑推给帝国主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无疑在谋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同一个世界，不发达各国的状况却大不相同；说到底无非是坚持狭隘民族主义、斗争哲学还是主动调和矛盾、融入世界一体化过程的不同后果。激化矛盾，制造冲突，再过一百年也走不出困境。调和矛盾，按照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改造本国社会的运行机制，融入世界，是所有不发达国家提高人民福祉的唯一出路。 2001年中国毅然参加WTO，1997、1998相继在联合国两个主要人权公约上签字，总结和巩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既是制度选择，也是文化选择，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都体现在其中了。标准非常明确，问题是要落实。希望在前，但道路漫长，艰险，需要各方出力和监督。   【注释】 《何方自述》（十三）电子版。 《产经新闻》社撰：《蒋介石秘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四卷第2页。 同上，第38~39页。 新华网东京2007年8月1日电(记者冮冶　吴谷丰)。 第五号的主要要求包括：“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之日本人”，“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此外，还要求在福建享有特权，在全国有“布教”权和几条铁路的建造权等等。 王芸生： ，《北洋军阀》（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7页。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北京版第145－146页。 秦孝仪主编：《中国现代史词典》史事部分（一）第377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87年台北版。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110页，三联书店2005年北京版。 同上第167、168页。 同上第167页。 唐宝林：《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266页。   （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 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712a30100at2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