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

作者： 信力建   近代以来，最能激起强烈民族情绪的莫过于“不平等条约”一词。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侵害主要表现在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租界，以及在中国领土驻扎军警、设置邮政及电报局等方面。 解除不平等条约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修约，一种是废约。作为革命性政党，国共两党都曾提出“反帝废约”的口号，主张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北洋政府则一直采取“修约”方针，主张在不破坏国际关系的前提下，逐渐取消既有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达到双方互利互惠。北伐前后，“反帝废约”成为国民党指责北洋政府投降卖国、构建自己统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随着国共两党相继成立统治全国的中央政府，“废约”路线逐渐成为官方叙事，北洋政府的修约成果被埋没。其实，“修约”是国际关系中的常规做法，“废约”虽可见一时之功，却容易伤及自身。南京国民政府成为民国中央政府后，实际上并未断然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是继续与各国进行“修约”交涉。经过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连续努力，截至抗战胜利，中国已成功终结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同时还保持了比较良好的国际关系。 一、北洋政府：“收回国权”的努力及成果（1912～1928） 民国肇造不久，国务会议议决：“嗣后对满清遗留之各不平等条约不得延续，亦不得再订相似条约”。北洋政府坚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不平等条约。其基本策略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积极与列强交涉修改条约，废止不平等条款；另一方面，积极与原无约国签订互惠的平等条约，对列强形成舆论和道义压力。1914年，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在华特权链条随之松动。北洋政府抓住有利时机，展开“收回国权”运动，成就斐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北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修约”的主动权，在外交谈判中，开始采取“到期修约，期满作废”较强硬策略。 1，第一个平等条约 北洋政府与无约国谈判订约时，已不愿再给予领事裁判、协定关税等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清末民初，国人侨居中南美者颇多，当时中国政府多商请美国驻使代为保护中国侨民。为保护中国侨民，1914年议员伍朝枢吁请袁世凯政府“请与亚欧美无约国速订条约，派设公使、领事”。1915年，北洋政府与古巴进行订约谈判。古巴提出禁止华工入境，并与各国一样享有领事裁判权等要求，北洋政府不肯让步，双方谈判终无结果。 1915年北洋政府与智利签订《中华智利通好条约》，被史家誉为中国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按该条约，两国互享最惠国待遇，且没有明文给予领事裁判权。其实，北洋政府与智利订约是采取了浑括主义。当时领事裁判权本来默认包含在最惠国待遇之内，只是在时机较为有利时，北洋政府拒绝如此承认，以此维护国家利益。 从中智条约中，不难发现北洋政府维护国家权益之被动和艰难。1915年，日本乘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之际，向袁世凯提出图谋霸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要求袁世凯保密。袁世凯一面同日本交涉，一面将日本要求条件向报界透露，希望借英美抗衡日本。在美国的严厉追问及各方压力下，日本被迫放弃了一些要求。但日本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北洋政府仍被迫签署了一些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在民国四年签订，被称作《中日民四条约》（通常仍称为“二十一条”）。 1914年4月，瑞士向中国表示立约意愿。外交部认为，瑞士为中立国，是国际会议和国际公务之地，“若与立约设使，于外交上或有裨益”。于是两国展开订约谈判。中方深知给予领事裁判权为既有通例，瑞士必不肯独异于各国，故欲仿效《中华智利通好条约》，仍采浑括之法。谈判的最终结果，两国于1918年签署《中华瑞士通好条约》，该约正文平等互惠，与《中华智利通好条约》的内容大体相同，唯在附件做一声明，保障瑞士享有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但也加了一条“俟中国将来司法制度改良有效时，瑞士即与他缔约国同弃其在中国之领事裁判权”。《中华瑞士通好条约》常被视作中国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 2，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独立参与国际事务的开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中国是否参战，当时国内争论很大，如孙中山即反对参战。随着战争形势的明朗，北洋政府决定主动介入战事，以收回德、奥在中国的特权，并借以提升国际地位，谋求与列强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奥宣战，加入协约国。北洋政府《宣战报告》云，“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及其它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协约国则表示，愿意缓付庚子赔款五年，同意中国增加关税，允许中国军队进驻天津、大沽间的中立区域。北洋政府随即颁布一系列法令，实施没收德国政府在华公产、收管和清理德侨在华私产、勒令德华银行停业、冻结德国发行中国债票之还本付息、收容德国军人为俘虏、遣送德侨归国等战时措施。 北洋政府并未派兵直接参战，而是向欧洲战场派遣了以14万北方农民为主的20万中国劳工，以满足协约国西线战场的人力资源需求。这些劳工主要从事挖战壕、筑工事等战地后勤工作。据统计，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至少有数千劳工牺牲在欧洲战场，数万劳工再也没能踏上故乡的土地。中国劳工的流血和牺牲换来了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学者张勇进认为，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是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开端。正是在这一时期，北洋政府展开外交攻势，积极与各国签订新约，并参与战后秩序重建，使中国以积极的姿态迈入国际舞台。 为解除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北洋政府对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对战败国（德、奥），要求废除旧约，改订平等新约；对协约国，要求修正不平等条约；对无约国及新成立诸国，坚持订立平等条约。 对战败国（德、奥）——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 1919年初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对德奥提出废止旧约、缔结平等商约、撤销领事裁判权、关税自由、收回租界、赔偿损失等要求，这些要求多被采纳。如协约国对德《凡尔赛和约》有关中德条款规定，德国脱离《辛丑条约》、放弃“中国新税则协议”、放弃在华战德侨德产损失赔偿、归还天津和汉口租界、归还掳掠之天文仪器等。唯山东条款被媒体披露后，引发国人强烈不满，爆发五四运动。6月28日，北洋政府因保留山东条款，没有签署《凡尔赛和约》。不签和约并不意味着贫弱的中国就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它的意义是多重的。其一，中德在法律上仍处于战争状态，其二，德国在华利益在法律上并未收回，仍属德国，其三，德国在华利益可能会被转移给协约国诸列强，如意大利就曾要求继承天津奥租界。为维护中国利益，北洋政府另辟蹊径，私底下与德国展开外交接触，谋求与德国单独签约。 1919年8月2日，北京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终止对德战争状态。9月15日，徐世昌颁布大总统令，宣布对德战事终止。10月，陆征祥派外交部参事赴柏林，中德展开实质性接触。经漫长的讨价还价，中德两国于1921年5月20日达成《中德协约》。该约对中国极为有利，它不仅使中国获得了《凡尔赛和约》的所有利益，避免了不利条款，还完全废止了德国的领事裁判权、收复关税主权，同时，中国还获得了协约国所放弃的战争赔偿。据相关材料，中国所得德国之战争赔偿总额达8400万元，连同宣战期间所捕获之德国船只、收回之德国租借利益、停付之庚子赔款，中国从德国共取得2.5亿元的赔偿和利益。《中德协约》不仅是中国近现代第一个平等“新约”，而且是截至目前第一例，也是唯一一例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取得战事赔偿。 关于山东问题，德国在协约中声明，“因战事及和约已抛弃山东权利，故失去归还中国之能力”。此说法对中国强调山东主权颇为有利。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通过美国的积极斡旋，中日签订《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将胶济铁路租借地归还中国、从山东撤出所有军队、青岛海关并入中国海关、胶济铁路及其所有财产移交中国；中国则开放当地为商埠，并提供日本侨民在当地的一些局部权益。 德国之所以愿意单独与中国进行谈判，是因为德国亦对《凡尔赛和约》不满。中国虽然贫弱，手中却也掌握着一些有利的谈判筹码，如手中握有大批收管的德产、德国急于恢复在华通商等。《中德协约》是一个互惠的平等条约，德国虽然付出了赔偿，德国却得以迅速重返中国市场，德华银行亦重新开业，使战时损失降到最低。尤其是德国放弃在华特权，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对德国在华商业利益反而有帮助。如五卅以后，国人抵制英货，而德国商行则得到广州政府和商家的格外优待。至1927年，德国在华商行及侨民人数均已超过1913年。同期，中国学生则大批赴德留学。中德维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达到高峰。九一八事变后，德国还派遣军事顾问来华，帮助中国创建现代化军队和兵工厂。 1919年9月10日，中国签署协约国对奥《圣日尔曼和约》。《圣日尔曼和约》第241条规定：该约实行六个月内，协约国各国可要求恢复与原奥匈帝国订立之条约。外交部和约研究会认为，中奥旧约为片面之条约，与我国毫无利益，当然不可通告恢复旧约。于是，中奥之间旧约废除，两国处于平等无约国地位。1921年5月，《中德协约》签署，9月，奥国主动请求订约。经双方反复交涉，奥方接受了中方关于关税、领事待遇等问题的意见，中方则在战事赔偿与船费问题上做出妥协。1925年10月19日两国在维也纳签署《中奥通商条约》。1926年1月25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批准奥约。 《中奥通商条约》凡21款，是一部规定详密的商约，成为日后中国与各国议定新约的蓝本。中国外交家王景岐认为，该约“所定各节甚当，至以为庆”。美国外交史家波赖称，该约在法权、关税等方面都是平等的。英国外交部有司员指出，《中奥通商条约》完全互惠，相当完整地扩充了《中德协约》包含的原则。1926年9月，国际联盟第七届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中国代表朱兆莘在大会上发表演讲：中国久受不平等条约之害，切望旧约已满期或将满期者，重加修正，悉以中奥新约为标准。 对协约国——要求修改条约 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的期望甚高，“原欲乘机解决我国际地位上一切根本问题”。因此，中国除向大会提交《对德奥条件说贴》外，还向大会提交了《中国代表希望条件说贴》，提出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撤销领事裁判权、放弃势力范围、裁撤外国邮局寄电报机关、关税自主、撤出外国军队和警察等七项要求。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场合，公开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并要求改正。 当时国际、国内情形对中国均较为有利。国际方面，美国总统威尔逊亦在巴黎和会倡导“十四点和平原则”，谋求建立更加文明的国际秩序，提出“公正与透明之外交、撤除关税壁垒、公海自由航行、民族自决、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成立国联维持世界和平”等种种主张。国内方面，民国政府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加之，威尔逊给中国带来“公理战胜强权”之希望，国人关注外交一时成为风潮，从官府到民间，各种外交协会、外交研究会纷纷成立。中国提出《希望条件说贴》后，说贴被列入和会议程。唯大会旨在处理协约国对战败国之事务，中国之要求被推诿给拟议成立的“国际联盟”解决。威尔逊总统在英、法两国总理面前对陆征祥和顾维钧称：俟国联成立，必极力协助中国，改良中国现时所处之国际地位，将各项不平等之待遇设法改善，危险状态设法消除，为一完全独立自主大国。然而，国联成立后，美国因内部政争并未加入国联，中国之修约诉求遂无结果。 中国对协约国的诉求并非一无所获。法国在和会上提出，缔约各国在中国关于商标的纠纷，归各该国领事审理。中国代表施肇基辩称：战败国在中国之特权均已取消，治外法权亦在其列，嗣后订约，应以平等为原则，和约加载此款绝不赞成。中方意见经和会主席英国代表认可，各国代表亦无异议，该条得以取消。陆征祥将此事汇报给外交部：此一事例，可以窥知各国对领事裁判权之意见，日后收回领事裁判权，似可希望较易着手。于是，北洋政府国务院致电中国驻英、法、美、日、意五国公使，告知中国在巴黎和会收回德、奥领事裁判权一事，各国已无异议，“至于五国收回办法，前月曾电致陆专使，声明在五年内在旧府治筹设正式法厅及监狱，各种法典亦议于五年内订定颁行，收回法权”，要求五国公使探知各国政府对此事的意旨。驻意使馆复电称，意国“对中国感情极佳。……此事时机却似成熟，且五年时机不失操切，亦不嫌迟云云”。 列强坚持领事裁判权的重要理由是中国法制落后，刑讯逼供，没有能力作出公正审判。北洋政府探知各国对领事裁判权之态度后，便着手加强法制建设，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做准备。首先，北洋政府加强法律和法理层面的工作，由外交、司法两部呈设“法律讨论会”。“讨论我国已编各种法规，或翻译中外法例，综核同异，互为绍介。其关系司法制度，如收回领事裁判权、会审公堂，及随时发生司法问题，均可由该会筹议办法”。其次，北洋政府进一步推动司法改革，由司法部呈准大总统《添厅计划大纲》，要求在全国广设新式法院及监狱，并订立法典。 对无约国——坚持订立平等条约 巴黎和会时期，北洋政府确立了完全平等的订约原则，与无约国及新成立诸国谈判立约，不再给予关税和领事裁判等特权。1919年4月27日，北洋政府颁布大总统令，“此后所有无约各国，愿与中国彼此订约者，当然以平等为原则；其脱离祖国另建新邦者，亦当然不能继承其祖国昔时条约上各种权利”。大总统令还明确规定，无约国侨民不能由有约国代为保护，且须负担国定税则与纳税等义务。“无约国人，在华居住游历，应遵守中国法令，不能由他国代为保护。……所有课税诉讼等事，应悉遵守中国法令办理。倘第三国有要求代为保护利益之事，应即根据成案一律拒绝”。 战前，无约国人民来华，往往受有约国庇护，从而得享条约特权。战后，北洋政府明确规定，无约国侨民不可由有约国代管保护。此举不但收回循惯例丧失的诸多国权，还使无约国倍感压力，急于与中国缔结正式条约。 中国与无约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为《中华玻利维亚通好条约》。订约谈判伊始，外交部指示中方代表庄璟珂谈判方针：“查无约各国愿与中国彼此订约者，当然以平等为原则，业有明令颁布，希先于玻使接洽，按照平等主义，拟定条文”。经反复磋商，玻国同意放弃领事裁判权。庄璟珂向外交部汇报说，“查各国在我中国均有领事裁判权，此次中玻条约几经磋商，幸得良果，将来收回各国领事裁判权似亦可籍此以为根据”。奉大总统令，庄璟珂与玻方代表于1919年12月签约。中玻条约创造了难能可贵的先例，为中国日后与各国谈判“订约”和“修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接下来的几年，北洋政府先后于1920年6月与波斯、1927年10月与芬兰、1928年5月与波兰和希腊签订平等条约。其中，与波兰、希腊两约尚未来得及换文生效，北洋政府即覆灭，南京政府重新签署并换文。此外，北洋政府还与捷克等国进行长达约10年的外交接触与谈判，到南京政府时期正式签署条约。 3，《中俄协定》——苏联，第一个平等对华的大国？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曾于1919年和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愿意废除帝俄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无条件永久归还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领土。中国人因此倍感振奋，并对苏俄政权怀有好感。1924年5月31日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即《中俄协定》），很多人以为，苏联履行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承诺，该协定可谓中国近代第一个平等条约。受苏联影响，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汹涌澎湃，还传入了“反帝”口号，要求与列强废约之呼声日涨。 苏联是真心诚意要归还掠夺于中国的利益吗？这不能不从苏俄的内政外交说起。苏维埃政权成立伊始，就遇到了cannabis烦。1918年，苏俄遭到英、法、加、美、日、捷、希、波等协约国集团的武装干涉，并陷入内战。为摆脱内政外交的困境，苏俄急于在东方打开缺口，频频向中国示好。1919年7月，苏俄政府眼见中国对德奥提出维护国家主权的要求，认为中国也会向其提出类似的要求，“这些对中国有利的要求，苏俄可以慷慨地予以满足，以便为自己获得一个盟友”。于是，7月25日苏俄发布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和无偿归还中东铁路一切权益，并呼吁中俄结为盟友。1920年3月，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传到中国，北洋政府派遣张斯麟赴莫斯科考察，受到列宁亲自接待。9月，苏俄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此时苏联国内形势已经明显好转，因而该宣言虽然仍声明“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但中东路条款却后退为“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1922年，中苏开始正式订约谈判。苏联的目标是获得中国承认，建立邦交，并最大限度维护其在华利益。中国的目标则是废除以前的不平等条约，并建立邦交。在谈判过程中，苏联坚定维护其通过对华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利益，“数百年来中俄所订立条约何能一旦概行取消？故尚须研究”。在中苏疆界问题上，苏方唯一的让步是“不坚持江右六十四屯归俄国保有”，而对中东铁路，苏方甚至直接否认有将中东铁路无偿归还中国的条款。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能够成功收回俄国占我权益，应归功于北洋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共同努力。帝俄政权覆灭后，北洋政府即仿对德奥故事，清理帝俄在华利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1917年12月，东北当局派兵收复中东路主权，派遣中东路总裁，在察哈尔俄租界设置警察，各地设税务机关；其二，北洋政府单方面废止《中俄蒙协定》，并于1919年11月出兵外蒙及唐努乌梁海，撤销外蒙自治（1921年，苏联红军出兵外蒙，得而复失）；其三，1920年5月，新疆当局与苏俄中亚当局签署《新俄局部通商协定》，取消免税特权；其四，1920年9月，北洋政府发布大总统令，“旧俄原驻华使领等官，久失其代表国家之资格，……即日明令宣布，将现在驻华之俄国公使领事等停止待遇”，随即北洋政府便颁布法令收回俄租界、领事裁判权。其五，1922年1月，北洋政府发布大总统令，取消《伊犁条约》俄商免税权，并向俄、英商收税。这些事件收回了旧俄在华绝大部分特权，造成了中俄谈判前的既成事实，并成为中俄谈判的基础。与其说苏联主动放弃了在华特权，不如说《中俄协定》确认了中国收回国家权益的现实。 有学者研究指出，中俄不平等条约实际并未在签订《中俄协定》后废止。根据《中俄协定》的第二条和第三条：“本协定签字之后一个月内，举行会议”，“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从这些条文看，苏联似乎废除了中俄所有不平等条约。但实际上是有条件废除，即必须“举行会议”，另签新约取代旧约后才可废止。显然，这为苏联继续争取在华特权留下了空间。《中俄协定》谈判过程中，北洋政府代表主张双方“签字”即时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两国平等地位，苏方代表却宁可谈判破裂都不肯在此要求上让步。最终，北洋政府代表提出妥协案，增加《密件议定书》后，双方才完成签约。按该秘密条款，“在新条约协议等项未经订定以前，所有以前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合同等项，概不实行”。这就是说，中俄旧约仍然有效，并未被废除，只是“不施行”而已。《中俄协定》的最终结果，仅仅是默认了北洋政府清理帝俄条约权益的成果。中苏恢复外交关系后，苏联对外仍自称是《辛丑条约》签约国，只是承诺将来会废止此约。在后来的中俄会议中，由于中苏分歧过大，实际从未达成任何新约，中苏关系也就一直处于模糊状态。 通过大力宣传“平等对华”，苏联比任何列强都更深的介入中国内政。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1920年，威廉斯基受列宁派遣，来华执行秘密任务，包括：用一切手段加剧中国与美、日的矛盾；通过出版和宣传活动，煽动中国民众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联系中国的革命组织，并帮助中国建立游击队。同年4月，俄共又派遣魏金斯基（吴廷康）来华，密谋建党，企图操控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国社科院李玉贞研究员认为：魏金斯基的到来，使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被俄国激进的社会革命理论所取代。随着苏俄革命意识形态的输入，以及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传播，中国出现“反帝”口号。1922年7月，中共“二大”会议规定，现阶段革命任务之一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次年，中共“三大”发表宣言“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为了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苏俄不仅向冯玉祥提供帮助，还与广东地方政府开展外交活动，并成功说服孙中山采取“联俄容共”方针。 孙中山与广州政府的外交政策，原本与北洋政府没有大的不同，也是主张“修约”、“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等。“联俄容共”以后，国民党在外交上开始标榜“反帝”、“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写入国民党一大党纲。从此，“修约”和“废约”便成为两条泾渭分明的路线，水火难容。北洋政府因主张遵守既有条约，通过谈判逐步修正不平等条约，实现与列强互惠合作，并融入国际社会，被指责为“软弱无能”、“列强走狗”、“卖国贼”。中俄交涉期间，苏联不仅利用广州政府迫使北洋政府做出让步，国共两党还曾利用舆论宣传和群众运动，鼓吹承认苏联、支持俄约。 4，英、美的对华政策 1925年五卅惨案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苏俄的反帝理论和革命意识形态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持续发酵，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另一方面，苏俄不仅在中国成功建党并实施有效控制，还对南方的国民党提供经济军事援助，使其迅速壮大，终成北伐之势，威胁北洋政府。这些新局面不仅深刻影响了北洋外交，使其修约立场更加强硬，也加速了列强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瓦解，削弱了列强在华影响和势力。 五卅惨案后，英国发觉中国有倒向布尔什维克的危险，在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开始认真检讨其对华政策。其实早在1918年，驻华公使朱尔典就向英国外交部提出，新力量正在搅拌这个半觉醒的大国，中日分歧最终必会导致冲突，英国不应继续追随日本的瓜分政策，而应联合美国实施慷慨的对华政策，如修改对华不平等条约、交还租界、逐步放弃领事裁判权等。英国外交部当时并未采纳朱尔典的意见，而是继续奉行支持日本的策略，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五四以后，朱尔典的远见得到证实，英国外交部逐渐重视和接受朱尔典的意见，调整其远东政策。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中、美、英合作，朱尔典以英国专家身份参加中日山东谈判，中国成功收回在巴黎和会失去的山东主权。1925年以后，英国已感到彻底修正对华政策的紧迫性。外相张伯伦写道，“我感到我个人及外交部政策都需要有关中国政策之指导”。1926年，伦敦外交部决心从中国撤退，放弃控制中国和使用武力，谋求建立平等关系。7月，英国外交部向议会提交《变更对华政策备忘录》，并获得通过。这样一来，修约便成为英国明确的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是一贯的，建立在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和平原则”基础之上。其具体成果有国际联盟的建立，以及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华盛顿会议体系”。1921年11月11日，美、中、英、日、法、意、荷、比、葡等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国际会议，讨论限制海军军备，以及确立战后太平洋和远东秩序问题。美国认为，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对远东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在1922年2月6日签署的《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九国公约》）中，第一条即明确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事实上，这被理解为华盛顿会议的基本精神之一。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有关条款，会议闭幕后，将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和法权会议，以帮助中国实现关税自主、裁撤领事裁判权。 （未完，待续）

(2012-06-22 08:16:46) 转载 ▼ 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 ——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 •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 •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 • 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 •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