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

美国国会众议院对行政当局处理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方式展开调查。与此同时，有报道披露出重庆副市长王立军在总领馆停留一夜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众议院调查处理王立军案是否得当* 继众议员罗拉巴克尔提出要调查行政当局处理王立军案的方式之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丝.雷提南(Ileana Ros-Lehtinen))正式给克林顿国务卿 发函 ，要求政府方面尽快向外委会提交报告，详细说明王立军在2月6日进入总领馆后发生的一切。 罗丝.雷提南是上周末发出此函件的。她在信函中要求国务院在本星期内提交报告，把当时总领馆、美国驻华大使馆、还有华盛顿美国国务院之间往来的所有电报、备忘录、正式(非正式)电邮、还有其他通讯内容都呈交到美国国会。 中国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6日曾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停留一夜，后来他“自愿”走了出去，被带到北京接受 高层“调查”。这一事件成为轰动中外的大新闻，但也引来一些美国国内对国务院这样的处理方式发出批评。 设在华盛顿的网站《美国自由灯塔》星期三发表资深编辑比尔.戈茨的长篇文章题目是：众议院调查被搞糟的王立军投诚案(House Probes Botched Defection in China)。报道披露了王立军在领馆停留一夜的详细情况。这是美国方面首次有媒体透露出这位跟着薄熙来唱红打黑的副市长到底在领馆都做了些什么。 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丝.雷提南在给克林顿国务卿信函中提到，有报道说，王立军是“化装”(wearing a disguise)进入领馆的。戈茨的报道说，具体时间是2月6日(星期一)晚上10点。 罗丝.雷提南的公函说，报道指王立军提出了庇护请求，但中国当局得知王立军进入领馆后派出军警把领馆包围，结果王立军的请求被拒绝了。现在王立军下落不明。 不过，后来中国媒体报道，王立军被最高当局派人带回北京“接受调查”。 罗丝.雷提南说，接下来的问题是：王先生到底有没有提出庇护要求？如果提出了，美国方面为了国家利益和王先生的个人安全，又采取了哪些行动和措施？ 罗丝.雷提南还要求国务院尽早安排时间，向外委会成员报告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她还要求制订出一个详细工作大纲，具体指导美国国务院特别是负责中国事务的外交官，如何处理进入美国驻外机构要求庇护的个案。 她说，时间紧迫，需要国务院尽快予以合作。 *美媒体首次披露王立军案细节* 据戈茨的报道，6号那天发生的情况是：王立军化装离开其重庆住宅，开车到了成都，快到总领馆时他给里面打电话要求会面，领馆就放他进来。 大约在晚上10点，王立军进入领馆并停留一夜。这期间，他向美国驻成都总领事何孟德(Peter Haymond)和另外两名领事说了情况。报道说：“据一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说，王立军反映的情况涉及到他的上司薄熙来的腐败还有同黑社会勾结的问题，还谈到了中国警方镇压异议人士的问题。” *王立军谈到镇压异议人士？* 这是美国媒体首次提到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里谈及“镇压异议人士”的报道。 *美国官员：骆家辉建议给予王立军庇护遭否决* 接着发生的情况是：何孟德跟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联系，骆家辉马上同美国国务院高官联系，并建议给予王立军庇护并允许他待在领馆内。但是，白宫不批准骆家辉的提议，担心如果在领馆内窝藏一位中共高级官员，就会影响到美中关系，特别是考虑到再过几天中国副主席习近平要抵达美国进行访问。而习近平在今年秋天召开的18大上即将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骆家辉的建议被否决后，他就同北京的中国高官联系，中方同意国安部派出人员到成都护送王立军进北京，而不是逮捕他或让重庆警方控制他。 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这位奉中央之命前去接王立军进京的是国安部副部长邱进。 *北京重庆官员领馆外“激烈争论”* 戈茨的报道首次披露，国安部高级官员同王立军走出总领事馆时，同守候在外面的重庆高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heated argument)，重庆官员希望能把王立军交给他们。但最后是王立军还是跟着这位国安部官员到了北京去检举揭发薄熙来。 美国官员还说，中共负责公检法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开始接替薄熙来主持重庆的工作。但是，周永康并没有让北京的安全当局出面调查或逮捕薄熙来。 *行政当局不予置评*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对有关国会调查这一事件的询问不予置评。之前，还有人询问说，白宫到底有没有否决骆家辉大使的提议，纽兰也没有详细谈论这个问题。 *沃尔夫议员支持调查此案* 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援引众议员沃尔夫(Rep. Frank Wolf)的话说，奥巴马政府在帮助投诚人士和其他要求美国政府帮助的人这一方面，一直纪录不佳。(a poor record)。 沃尔夫说：“我对此丝毫不感到奇怪。本届政府不想要这些投诚人士。他们不想做让中国政府感到麻烦的任何事情。” 沃尔夫说，他要同罗丝.雷提南联系，支持对行政当局处理这事方式展开调查。 罗丝.雷提南星期三发表 新闻稿 ，再度谈到王立军一案。她说：中国未来领导人习近平本星期正在美国访问，我非常失望地看到有报道说，美国把要求避难的中国高官王立军给交了出去。行政部门作出这个决定，是想在习近平访美之际，不给中国惹麻烦添乱。她说：“我已经要求国务院把王立军要求投诚的全部材料、关于他目前状况和下落的全部材料都报送上来。”

全球最著名的军事刊物之一发表报告说，中国的军费开支将在三年后翻一番，超过亚太地区其它国家军费预算的总和。 *中国军费超过亚太地区其它国家总和* 《简氏防务周刊》日前发表的报告说，到2015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将到达2382亿美元，超过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总和的2325亿美元，是亚太地区第二个军费开支大国日本军费预算的四倍，也超过除美国以外的北约军费开支前八名成员国的总和。中国的军费开支将从2011年占GDP的1.51%，增加到2015年的2.18%。 《简氏防务周刊》的分析师保罗·伯顿说，中国在一些大型项目的追加投入包括研发战机成都J-10B，推高了预期的开支增加。他说，中国去年还发射了神-8，并完成了同天宫-1号太空实验舱的对接。 这份报告发表的时候，正值中国国家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同奥巴马总统、拜登副总统，以及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等高官会晤。 *中国：军费增不威胁任何国家* 华尔街日报说，在访美前，习近平和其他中国官员曾对美国去年决定将军事战略重点重新集中在亚洲表示担忧。中方一些官员对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信任赤字”颇有微词。 中国表示，其军费开支并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并多次指出，中国的军费开支仅占美国军费开支的一小部分。 *美国：中国军费增加和战略意图不透明* 不过，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过去两年在领土问题上，尤其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强硬立场，令中国的周边国家感到震惊。报道也指出了美国的关切：中国迅速增加军费开支，但是中国对其在地区的战略意图确不够透明。 台湾《全球防卫杂志》主编郑继文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其军费开支增长并非不正常，特别是中国投入大量开支用于二炮导弹部队、太空部队，以及隐形战机和航母的制造。 *军事专家：国家安全需要增加军费* 他说：“支撑这些武器装备的研发和制造所需的庞大费用，也导致中国军费的大幅度增加，这是不令人意外的。” 郑继文认为，从中国外部安全需要来看，是相当严峻的，包括在南中国海海域同越南、菲律宾之间的纠纷，同印度在藏南地区的主权争议，以及在东海同日本的争议等。因此，有必要发展军力或进行军事部署，来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 *消除周边国家恐惧 中国应拿出更多善意* 不过，郑继文也指出，中国要消除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担忧，必须要在其国防白皮书中的论述上拿出更多的诚意。 他说：“针对国际上一些比较关切或比较担心的问题，做一些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来证明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这方面，中国应该更有耐心，而且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有责任、义务，把外界所担心的问题，比较开诚布公地向国际社会进行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论述。这样才能消弭对于很多国家来讲，充满恐惧的担忧解放军的发展。” 中国说，其2011年的国防预算增长12.7%，达到915亿美元。不过，很多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实际的军费开支要高很多。《简氏防务周刊》认为，中国2011年的军费开支为1198亿美元，并预计在2015年前每年以平均18.75%的速度递增。 *马鼎盛：报告言过其实 数字耸人听闻* 香港军事专家马鼎盛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中国在制造核潜艇，并没有大量的飞机订单，所以他认为这个报告言过其实，有点耸人听闻。他说，这份报告的出炉，可能有其它方面的原因。 他说：“有一个说法，就是美国在减少500亿美元(军费)的时候，中国在拼命增加。它是这么一个比较，就是美国想缓和，中国是在扩军备战。是不是美国国内或者军内觉得不应该削减军费，或者是有些部门在炒，就找一些理由来维持美国庞大的军费开支。” 金融时报说，中国军费开支正在缩小同美国军费开支的差距。美国军费开支目前占全球军费开支的大约50%。《简氏防务周刊》预测，在未来的数年里，美国的军费开支将逐步萎缩，但在2015年仍将是中国军费开支的三倍。

　　马国川：201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作为中国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您如何评价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 　　吴敬琏：要认识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首先要理解谈话的历史背景。1988年的经济危机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和政治动荡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发生了改革开放以后旧路线和旧体制的又一次回潮。 　　在两种思潮的激烈交锋和“开倒车”的活动积极进行之际，邓小平于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南方谈话打破了 “姓社姓资”的伪命题，为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 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接着，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整套实施市场化改革的方案。这意味着经过10多年的探索，中国改革终于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市场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马国川：《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目标是否如期完成? 　　吴敬琏：经过实施“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中国在20世纪末期把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建立起来。市场制度的初步建立，解放了长久为落后制度所压制的生产潜力，使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出口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一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 　　马国川：但毋庸讳言，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问题也很严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您曾把这种现象称为“两头冒尖”。近年来，这种“两头冒尖”的情况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敬琏：我觉得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提。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经济作用、国有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由于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便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一方面，商品买卖和货币交换已成为社会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场价格引导相当一部分资源的流向，这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广泛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仍掌握着土地等最重要的资源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广泛干预的权力;一些重要行业也保持着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国有经济仍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制高点(一般称为“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多种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 　　马国川：现在，有一些人把这种以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称为“中国模式”。他们认为，这种在强势政府掌控下的“半统制、半市场”的政治经济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和政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而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吴敬琏：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既有市场经济因素、又有大量旧体制残余的过渡性的经济体制。它既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前进到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可能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正如前面所说，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这只是一种短期效应。近年来，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内需不足、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成功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低估本币汇率等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出口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和雇用低工资农民工。现在，这些积极效应也已风光不再。和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经历过的情况相同，中国在经历了10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所有这些都警示人们：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社会动荡。 　　在1988~1998年，中国经济学家曾对转型期间日益抬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提出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防止中国上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所说的“亚洲的戏剧”。19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也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马国川：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问题在于，新经济体制向哪一个方向继续发展：是逐渐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过渡，还是巩固乃至扩大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形成一种扭曲的经济体制? 　　吴敬琏：这就是20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经济改革的目标有过不同的设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 一种属意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即“东亚模式”;另一种属意于“自由市场经济”，即“欧美模式”。大致说来，官员钟爱“东亚模式”， 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向往“欧美模式”。不过，在改革初期命令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得十分突出。而在命令经济已被全面突破，市场的规则又还有待建立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就日益突出了。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标还远未达到。他们要求坚持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符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寻租者利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对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些要求维护从寻租活动获得的既得利益的人们来说，最合意的做法乃是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官员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的可能性。 　　马国川：所以，就像您在上世纪末期多次说过的，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事实说明，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大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也居于支配地位。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阻碍时，官商一体、“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和设租行为得到加强，“官商”、“官工”、“官文”、“官学”等五花八门的“红顶商人”和贪官污吏犯下种种罪孽，贫富差别因而扩大，社会上不满的情况则会变得强烈起来。 　　吴敬琏：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经济活动，造成广泛的寻租活动基础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然而，如果听任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这种情势蒙蔽和误导大众， 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移到市场化改革的一般受益者——企业家、专业人员等的身上，也可以把大众引向歧途。 　　近年来，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社会腐败蔓延加剧、贫富分化加剧等社会问题的讨论中，一些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极力要使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从腐败猖獗、分配不公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的“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马国川：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虽然也与大众一起声讨腐败等丑恶现象，但是他们找错了病根，也开错了“药方”，显然只能适得其反。可是，借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他们的主张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敬琏：这是最值得警惕的。如果任由这种思潮发展，中国社会也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良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法国大革命)—1871(巴黎公社)—1917(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娜拉出走以后又会回到原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革命取得胜利后不久，中国又卷入“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人对人的战争”。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主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之类的终极目标，于是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极端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马国川：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因为目前改革迟滞，所以这种悲观论调很有市场。 　　吴敬琏：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物。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正在中国迅速壮大。假以时日，随着新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中国是有可能跳出历史“周期律”，走上新的道路的。 　　马国川：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的问题以外，我们还面临一个改革与革命(暴力革命)赛跑的问题?如果延宕改革，不是没有发生暴力革命的危险。而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唯一办法，只在于加快改革。 　　吴敬琏：是的。当务之急，是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舍此别无他途。(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 　　(同舟共进)        

孙培松：中美最终或不得不走G2之路 （2012-02-14）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郑永年：地缘政治大转移和中国外交 [时事漫画] 别让摩擦和分歧干扰中美经贸合作 [中国早点] ‘双英’两大阵营’叫阵’ [中国政情] 温家宝：房价合理回归目标不动摇 ● 孙培松 欧洲的联合曾经历过许多停顿和开始，G2之路可能会更加不平坦。当中美关系陷入困境或者获得实质性改善的时候、当人类在共同难题面前束手无策的时候，都会引发关于G2的不断修改的联想。 人们见证了美国主导的世界。未来的世界什么样，会不会比今天的更好，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最近布热津斯基在接受访谈时再次提到G2。G2是中美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构想，虽然目前仅仅是学界的一种主张，但具有前瞻性意义，双方有进一步关注和讨论的必要。 　　对于G2的构想，不仅那些正努力提升国际地位以不使自己处在国际决策圈之外的国家有抵触，美国政府、国会和智库内部也没有人依据它来规划和设想外交方略，而中国则明确表示了不赞成。它目前不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甚至广受批评。但是，如果不预设政治前提，把它理解为“中美共霸”，而是理解为中美以某种联合共撑大局，那么可以说它是符合未来政治现实的一种构想。 中美关系破裂 后果是灾难性的 　　在冷战最尖锐的某些阶段，美苏双方携带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都做每日24小时值班飞行，军队的战备随时保持在“确保相互摧毁”的水平上。中美的竞争如果不想发展到那样的状态，让文明再次面临被毁于一旦的可能，就必须把合作放在首位。双方广泛合作关系的建立，是世界和平的保障，这是从战略上理解G2的基础。 　　中美关系破裂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当今不仅是一个地理的世界，频繁的交往也构成了一个社会的世界。经济上“中美国”的形成，不是双方政府的追求，更不是民众的意愿，它是国家关系中一种不经意的依赖形成的结果。“中美国”所暗含的方向性意义在于，国家经济的成功是不能离开国际环境来实现的，中美的联合行动已成为全球经济管理的主要因素。世界不可能再如冷战时期那样有两套经济体系，两股经济力量。第一第二经济体不能携手，不仅无法追求繁荣，世界也不可能无可倒退地进入一个新时代。 　　中美关系中对抗性因素如果压倒了对合作的追求，全球治理中的难题恐怕一个也解决不了。海上通道、太空、网络空间的有效合作与管理，资源、气候、环境、人口所造成的共同挑战会愈益增大，防扩散将变成一句空话。如果说国际事务不能由某个少数国家构成的集团来决定，那么也没有迹象表明更大范围的多边机制，包括联合国，在弥合大国分歧方面起过多大作用。 欧盟起的借镜作用　 　　从亚洲地缘竞争的现状看，G2对中国是有利的。欧洲最先认识到联合的重要性。主权国家体系是欧洲创立的，可这种体系的运行却使它们相互之间变成了“仇雠敌战之国”，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于是它们又创立了超越主权的欧盟。为主权权力支持国家利益之外的更广泛的利益做出了尝试。亚洲接受主权体系较晚，目前所有国家都是这一体系的坚定捍卫者，东亚地区的安全思维尤其像当年的欧洲。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不利于中国寻求复兴的努力，而单靠中国自身的力量，并不足以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在一个大的框架内，共同作出努力。一个以中美为主导的地缘政治共同体，有利于帮助缓解亚洲的历史怨恨，避免地区大国之间战略上的错误估算，并以和平的方式有效地制约美国的霸道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