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委员会

美国奥巴马总统提名注重人权问题的前新闻工作者萨曼莎•鲍尔接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观察人士说，鲍尔出任这一职务可能会提高人权问题在美中关系中的地位。 奥巴马总统6月5号提名现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前新闻工作者萨曼莎•鲍尔接替苏珊•赖斯，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赖斯将接替即将卸任的汤姆•多尼伦，担任白宫新的国家安全顾问。 奥巴马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赞萨曼莎•鲍尔为推动民主与人权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奥巴马:“作为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她向我们展示，国际社会在道义上有责任解决冲突、保卫人的尊严，这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作为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团队的一名资深成员，她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推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建立伙伴关系，以促进民主与人权，对付反犹太主义和人口贩运。对那些深度关心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努力和不可取代的领导地位的人来说，你不会找到比萨曼莎更强有力的支持者。” 鲍尔若任联合国大使有望推进人权事业 ✖ ▶ || ■ 12:00:00 / -:–:–

稍早前，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表示，对示威一直保持耐心，但耐心也有个限度。他表示：“我们一直很耐心，我们会保持耐心，但耐性是会结束的，所以那些在示威者背後操控政治的人，应当学习政治的真义。” 他还扬言，不会纵容投机主义者舞弄股票市场，一旦发现就会采取行动。埃尔多安指责这些示威活动是针对政府的一部分阴谋。埃尔多安周二在议会对支持者的讲话中说，这次示威活动的精心意图是破坏土耳其的形象和经济。他说，抗议者试图阻止土耳其的崛起，他对那些诉诸暴力的抗议者 绝不姑息。土耳其人权组织说，在过去十几天的抗议活动中，已有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警察。由于警察多次使用催泪弹、高压水龙和橡皮子弹，已导致5000多名示威者受伤。当局说，警察也有600多人受伤。 此前埃尔多安所在的正义与发展党已经排除了提早选举的可能性。正义与发展党副主席侯赛因•切里克称，地方和总统选举将按计划在明年举行，2015年将进行议会大选。他表示：“世界各地正在应对经济危机，土耳其的进展情况不错。由于民众正在街头游行，所以不会举行选举。”“政府运作有条不紊，没必要提前选举。”土耳其《家园报》专栏作家埃尔达尔认为，如果埃尔多安不让步，事态如何发展将无法预料，“现在总理埃尔多安不断发出强硬言论。伊斯坦布尔的区政府和安全部门负责人做出的决定没有任何意义。必须要总理的命令才行。现在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总理身上。如果总理不妥协，事态将往何处去，现在谁也不好说。如果总理不做出让步，那么示威群众也不会后退。” 法新社报道说，埃尔多安今天下午按计划将接见示威民众的一个代表团，该代表团由二十多人组成，但这一名单首先要经过当局的批准。对此，一些代表已经表示将抵制这次的会面，已显示对当局的抗议。 针对土耳其局势，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今天表示，土耳其当局可能是在故意让局面恶化，他表示法国呼吁有关方面克制并进行对话。法比尤斯在接受法国电视二台采访时，当记者问土耳其政府是否是在打强硬牌，法比尤斯回答说，当然是，而且可能也是在玩让局面恶化的牌。他指出：“应当寻求一种民主的平息局势的办法，我希望能够尽快找到这一途径。”他强调，土耳其总统居尔也是要求进行对话的，所以希望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至于目前的土耳其是不是因此而更加远离欧盟，法比尤斯表示：“我不觉得是这样，但确实有不少做法是我们不希望看到在欧洲发展的。” 法比尤斯不认同“土耳其之春”的说法，他指出：“与阿拉伯之春相比，这不是同一回事。首先因为土耳其是处于经济发展中，而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之春发生时并不是如此。其次埃尔多安是通过选举而上台执政的，而埃及的穆巴拉克、突尼斯的本-阿里等人则不是这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发言人周二在华盛顿发表一份声明称，美方忧虑土耳其国内政局的发展，对警方暴力对付示威民众感到不安。

 　 　内容摘要： 2012年4月15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表明，中国大陆已成为除墨西哥以外对美输出移民的第一大来源。而据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调查显示，全球约有1.5亿人表示想移民美国，其中中国人有2200万，居全球之首。 过去10年，当美国使领馆前排起长龙的中国人掀起一波波赴美移民潮时，美国政府与舆论也时刻提醒着公众，中国人正在美国境内及其他地区从事着与美国国家利益及国土安全紧密攸关的各类活动。 　　2012年4月18日，纽约曼哈顿联邦大厦。来到美国15年的赵女士站在星条旗下向美利坚合众国宣誓效忠，成为第416507位加入美国国籍的中国人。 　　同一天，35岁的中国公民李响（音译）与33岁的妻子李春燕（音译），因涉嫌伙同美国航空航天署（NASA）前雇员向中国非法出口限制技术，正式遭到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起诉。李响已于10个月前在塞班岛被美国移民与海关局（ICE）特工捕获。“潜逃”回成都的李春燕则处在美方层层监视之下，一旦离开大陆口岸，随时将被拘捕。 　　美国国土安全部2012年度报告显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中共有13331660名中国人进入美国国境。其中1549188人获得美国绿卡（永久居留身份），746899人放弃中国国籍，加入美国国籍。此外，当106584名中国人在美国政治避难的同时，还有至少110056名中国人在全球范围内遭到美国联邦特工的驱逐或拘捕。 　 　高干子女成为调查机关首要监控对象 　　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来自大陆的高干子女始终都是美国对华监控的首要对象。已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总监办公室文件显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里，在美国留学、经商与探亲的大陆人士中，出身于政府官员家庭的占总人数的24％，出身于为政府服务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超过52％。 　　当时留学生中，有特殊背景家庭的比例超高，有其特殊历史原因，一是高干和高知家庭的孩子有机会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他们在留学生中占比极高在当时实属必然；二是当时中国初开国门，与西方彼此戒备，公派出国留学需经严格政审，家庭背景原因，政治上最可靠者，自然是这个群体。 　　留学生中这个群体的特殊背景，对美国来说，恰是用于了解和掌握尚在封闭中的中国的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全球安全与技术研究中心的一位高级研究员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由于掌握大量中国官员及其家属在美的相关情报，美国的战略决策层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可行的对华政策。这一群体数量之庞大，以至于联邦外国情报监察法庭（FISC）都来不及对每一项监控行动进行授权。” 　　据了解，仅在1980年到1982年间就有25个秘密调查与窃听小组分别得到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陆军情报安全局、海军作战情报中心、空军外国技术署、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等机构不同权限的临时独立授权，对美国境内的中国人展开技术情报收集工作。 　　1983年，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威廉姆·卡西与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威廉姆·韦伯斯特分别签署命令，在各自系统内设立长期的人工情报（HUMINT）收集委员会与收集小组。这些新成立的情报机关主要负责对“共产主义国家”派驻美国及西欧地区的人员进行有组织的渗透、策反、吸收等工作。 　　“这些派驻人员通常以政府进修生、访问学者、留学生、商业代表以及移民等身份进入美国。”一名CIA人工情报收集委员会的高级主管曾在当时的一份国会听证记录中这样解读说，“但他们始终是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红色后代’。” 　　据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一位内部人士介绍，在中美关系尚处于蜜月的上世纪80年代，在各种联邦机构的监控网络中，一些大陆官员子女通过自己在北京的关系轻而易举便联络上在美国的高层。“这让美国情报与研究机构以相对友好的方式接近不断开放中的北京权力核心。” 　　据介绍，曾经有几位前中共高官子女引起负责国防系统反谍报工作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对解放军高层感兴趣的国防情报局（DIA）以及专注军队反腐工作的国防犯罪调查局(DCIS)的注意。其中一些部门经过周密研究后，一旦认为该对象具有进一步调查的价值，就会由相关卧底探员实施“诱捕”计划。 　 　情报机关“瞄准”中国政府官员 　　美国国土安全监控网络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对在美国境内工作的中国大陆政府人员以及具有该背景的国际组织驻美人员进行情报收集工作。虽然上述人员均受到《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保护，享有外交豁免权，但据“维基解密”公布的25万份美国外交机密电文显示，美国政府仍然对联合国及外国政府驻美官员进行长期监控活动。 　　资料显示，这些往来于美国250多个驻外使领馆与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机密电报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国防情报局、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海军作战情报中心、空军外国技术情报部、特种作战情报司令部以及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等16个国家级情报机构均参与这些监控行动。仅美国国务院就动用1.15万名联邦政府雇员以外交人员身份，利用各地大使馆及其他驻外代表机构参与外交情报收集工作，所有行动命令由历任国务卿签署起效。 　　这些监控行动主要针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政府官员和联合国高级官员，但也包括沙特、以色列、日本、韩国、加拿大等美国盟国涉及中国或穆斯林国家事务的政府官员。监控的任务之一便是收集外国政府官员的详细个人信息。既包括DNA、指纹、眼球虹膜、照片与声音等生物信息，也包括常用通讯工具以及银行账户等技术情报信息，还有会议讲话、决策管理特点、人事变动等战略情报信息。有时甚至连家庭成员的活动也记录在案。 　　美国国土安全部2012年度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是各国驻美政府人员数量最多的非同盟国。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政府正式委派50779名官员及其家属驻美工作生活、26912名大陆公民担任国际组织驻美代表，还有86059名中国官员及其家属在没有正式委派的情况下过境美国。 　　美国政府曾斥资数亿美元对前共产主义国家驻美使馆实施“秘密”改造工程，用于窃听活动。据《纽约时报》2001年3月4日报道，这些工程中还包括在驻美使馆地下修建秘密地道，用于截获使馆对外通信。这些秘密地道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共同施工建造。一些外交机构的“监听地道”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直到1990年代才正式投入使用。 　　一位前中国驻美国外交官曾透露，这在中国驻外使领馆中并不鲜见。在中国驻某国使馆的一次安检中，中方人员先后在大使官邸、机要室、会议室、商务处等处发掘出不同制式的35枚窃听器，侦测范围覆盖整个馆区。 　　中 国前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王之栋曾在其回忆录《我这个外交官》中对针对中国使馆的“监听地下室”做过详尽描述：在对中国驻某国旧使馆的翻修重建过程中，建 筑工人在使馆主楼大厅下发掘出一个建筑设计图上不存在的“地下室”。这间地下室内，照明、供电等设备一应俱全，地下室顶部装满窃听器材。一条数十米长的隧道穿过使馆围墙地基通向使馆外一个“民用加工厂房”。这些隧道四壁全部填入防潮材料，在地下2米深的地道中“没有一点潮湿的感觉”。 　　中 方对这些窃听装置的排查工作十分复杂，一些驻在国的情报人员常常以外交人员服务局、建筑工人、电话检修员、水电工等身份对使馆安检工作进行干扰。中方人员 在整个排查过程中进行实时录像取证，以内参形式向本国报告。录像与窃听装置等证据通过外交邮袋寄往国内保管。有时为“顾全外交大局”，其中一小部分案例与 实物在对涉外人员进行保密安全教育时予以公开。 　　据《华盛顿时报》2006年1月12日报道，为防止情报泄露，2006年中国在驻美使馆的新馆建设过程中，曾租赁华盛顿地区的Days Inn Gateway酒店为中国工人提供住宿。上述外交官则称，据当时交接人士透露，中方人员等到酒店房客与服务人员全部搬离后才入住，但一些房间仍被植入窃听装置。新馆开工前后，中方选址人员还被不明人员跟踪长达24小时。 　　同时，美国媒体也不遗余力地将总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中国大使馆新馆描绘为中国对美情报渗透的“前沿阵地”。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科特·坎贝尔在《美国利益》发表文章称，中国的新大使馆将全力担负起“新商业主义”尖兵的作用。“比起情报员，中国外交官更像是推销员。过去曾藏在大使馆窗帘后面的他们开始走上街头，或会见记者，或与美国议员闲聊。” 　　相比之下，位于北京朝阳区安家楼路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馆动工前三年，美国政府也同中国政府签订协议，规定美方使馆由美国工人建设。这些在中国工作超过30天的美方建筑工人将被视为使馆行政技术人员，享有外交豁免权。据大陆媒体披露，该新馆主体建筑由500名美国工人进行施工。这些建筑工人分为早晚两班轮流施工。工人们统一住在一家四星级宾馆，由专车接送，并且不得擅自与中方人员接触。 　 　华人沦为美国排查“中国间谍”牺牲品 　　据本刊记者观察，美国的这类监控行动最早可追溯到1947年。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国家安全法》，批准建立国家级专业系统化的常设情报监控部门。1978年美国国会批准《外国情报监控法》，一方面通过立法形式限制本国情报机关在美国境内的监控行为，一方面着手对美国情报资源进行整合，逐步将各自为政的情报机关编入国土安全监控网络中，并将针对外国人的部分监控行动常态化。 　　据不完全统计，被监控的人员行业背景包括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政府建设项目承包商，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研究人员，从事政治科学、情报学、区域战略研究、图书馆管理、文献研究等领域的教师、学生以及媒体工作者等。 　　1978年， 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姆·韦伯斯特接手中央情报局，开始着手全面肃清美国境内的间谍组织。加德纳·哈撒韦，这位中央情报局历史上最年轻的情报总监、前中央 情报局驻莫斯科站站长，在威廉姆·韦伯斯特的命令下担当起美国反间谍机关头目，并在美国境内组建了针对中国、俄罗斯（前苏联）、阿拉伯国家等外国公民的监 控网络。 　　上任不久后，加德纳·哈撒韦便建立了名为“哈撒韦”的独立行动组，并在中央情报局系统内部破获了30至35名克格勃间谍。在针对美国海军情报部的肃清活动中，“哈撒韦”行动组利用在西欧及北美地区被渗透中国政府人员提供的情报逮捕了28名被怀疑与共产党国家交易的海军情报分析人员。 　　而“李文和案”则显示，美国对所谓“中国间谍”的恐惧早已由大陆官员、高干子女扩散至普通华裔。台湾出生的美籍华人李文和曾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为加州大学工作。1994年起，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授权华盛顿总部开始对李文和展开监视与调查活动。此后五年，联邦调查局探员对李文和进行多次测谎，并将其押上电椅威胁其认罪。由于长期受到调查审讯，李文和被迫提前从实验室离职。 　　李文和于1999年被指控为中国大陆窃取关于美国核武库的机密。由于缺乏实际证据，调查员收回最初的指控后，美国政府又以不正当处理内部资料的罪名控告李文和。2000年，李与美国联邦政府达成诉讼协议：他对一项罪名认罪，政府收回其他58项指控并将其释放。 　　2002年1月，李文和接受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电视专访，61岁的他在节目中潸然泪下。他坚称自己从未进行间谍活动，并表示，关于非法下载文件，实验室中其他科学家也在做同样的事。自己之所以成为调查目标，大概是因为自己有一张黄面孔。他坚持认为，美国政府欠他一个正式道歉。2006年6月3日，美国联邦政府和五家媒体组织（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美国广播公司和美联社）宣布，他们会共同向李文和支付160万美元，以解决李对政府侵犯其隐私的指控。

刘江永：安倍再度执政后的中日关系展望 进入专题 ： 中日关系    ● 刘江永   　　 　　在2012年12月16日举行的日本大选中惨败的日本民主党下野。自民党一举夺得294席的绝对多数议席，安倍晋三在12月26日当选第96任日本首相。安倍内阁对华政策既具有全局性战略考虑，也会有一定灵活性。安倍一上任就围绕中国周边国家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企图构筑对日有利的战略格局。 　　安倍决定修改2010年民主党政府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追加防卫费，增强军事力量。为阻止中国在钓鱼岛的巡航，日本有可能利用靠近钓鱼岛的八重山各岛部署海空力量。 　　另一方面，安倍再度组阁后仍联合保守中间势力的公明党一起执政，而未同石原慎太郎为首的日本维新会合流，说明目前安倍内阁并非日本最右的内阁，中日关系恶化也还没有见底。 　　2013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安倍内阁可能改组，今后的发展趋势仍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一、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与安倍东山再起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历程表明，每当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抬头，中日政治关系就会恶化或倒退，两国民间感情也会受到影响。相反，每当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受到抑制，中日政治关系就会得到改善，两国民间感情也会好转。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因此，观察安倍的对华政策趋势，需要认清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大背景。 　　（一）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指日本右翼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逐渐占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政治倾向，它是导致中日政治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 　　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表现为日本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美化侵略历史的动向，主张通过修改宪法突破战后禁区和法律束缚，推动扩军，对外使用武力。 　　日本政治右倾化虽然不等于军国主义，但在历史观、战争观方面则与战前的军国主义一脉相承。进入21世纪，伴随信息网络化和民族主义兴起，日本右翼势力竭力利用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煽动民意，凝聚和提升人气。一旦右翼势力控制一部分政治权力和舆论导向，必然会把日本对华政策拉向倒退。 　　日本政治右倾化是日本的一股政治思潮。这股思潮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冒头，但不是主流。和平主义势力要求日本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代表了日本的普遍民意。但是，冷战时期，日本一些亲美反共的右翼政客在美国扶持下重返政坛。 　　他们从修改日本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入手美化侵略历史，但仍受到日本中左势力的一定制约。冷战后，日本政界整体保守化，右翼保守势力得势，中左势力受压，处于劣势。 　　21世纪初，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表现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分别从2007年、2009年开始执政，并试图顶住政治右倾化恶浪，但势单力孤，均好景不长。2010年菅直人执政期间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右翼势力借机迅速膨胀。野田佳彦内阁对钓鱼岛实行所谓“国有化”，与右翼势力同流合污，最终丢掉政权。 　　21世纪以来，伴随国际战略环境变化和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中日关系从“政冷经热”变为“政冷经冷”。日本对华战略基调，从20世纪80年代支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变为经济上利用、政治上较量、外交上制衡、军事上防范、海权上争夺。这必定会使两国关系受到干扰，而对立趋于加深。 　　结果是，日本把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经营了近三十年的中国贸易和投资市场，拱手让给竞争对手。2012年中日贸易下降了3.9%。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增长2.3%，自日本进口则下降了8.6%。截至2003年日本曾保持了10年的中国最大贸易对象国地位，而2012年日本在中国大陆外贸中的地位已降至第五位，占8.5%，为3294.5亿美元，比当年中美贸易总额少了1552亿美元。发展下去，日本将在中国大陆外贸伙伴中下降到第六位，落在韩国之后。结果说明一切：日本政治右倾化不仅导致对华战略发生偏差，而且也是日本经济萧条、政局不稳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2年12月日本大选前，日本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曾大声疾呼：日本必须阻止右倾化。他指出：“最近，日本政治右倾化倾向十分明显。……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共产党和社会党等左派的主张大为削弱，保守派不把左派当回事而信口开河的倾向增强。民主党政权也有人主张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研究行使集体自卫权。执政党和在野的第一大党朝着同一方向竞相发展，必然导致右倾化。与过去的社会党不同，现在制约机能已不复存在。……照此发展下去，温和自由派势力可能灭绝，坠落悬崖后选民可能才会发现，可那时则有悔之晚矣之虞。”[1] 　　河野洋平的忠告十分中肯，但在日本却未得到多数认同，反而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人身攻击。2012年末大选后，河野洋平又指出：现在国民中也有约三成支持过去自民党鸽派力争实现的政治，但根据现行的小选区制度，三成的支持是无法当选的，不能在议席数中反映，“有活力的鸽派”难以产生。[2]其实，除了选举制度因素外，如何扭转日本约七成选民不支持自民党鸽派势力的现状，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 　　（二）2012年日本大选结果表明，日本政治右倾化进一步发展，日本政坛格局发生新的深刻变化 　　2012年12月日本大选后，日本鹰派势力和右翼势力得势，而温和自由派则进一步削弱。在众议院480个议席中，自民党获294席，公明党获31席，两党联合执政，共有325席，超过众议院2/3。公明党相对温和的立场虽然仍会对自民党内鹰派构成一定牵制，但相当有限。 　　目前，自民党在参议院尚未获得过半数议席，而一旦2013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自民党的议席超过半数，则未必与公明党继续联合执政。这次大选后，主张维护日本宪法的日本共产党只有8席，社民党只有2席，而主张修宪的日本维新会则获54席，成为日本众议院的第三大党。民主党虽为第二大党，但仅有57席，原野田内阁的8个阁僚落选。 在无人出山情况下，民主党的温和派海江田万里当选民主党代表。 　　目前，日本众议院再度出现自民党“一党独大”局面。所不同的是，过去自民党内对华友好的原田中角荣派、大平正芳派不复存在，而原岸信介派的政治传人安倍晋三则再度成为日本首相。 安倍所属的町村信孝派的众议员也从大选前的43人升至选后的70人，成为自民党内最大派系。 　　对华友好人士———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一（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田中角荣女儿田中真纪子、民主党内温和派仙谷由人等纷纷落选。前首相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退出选举。日本右翼势力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则时隔18年再度当选众议员，并摇身一变成为第三大党的代表。 　　（三）安倍内阁主要成员的历史观偏右，参拜靖国神社的阁僚将增多，自民党及其内阁成员结构的右倾化值得关注 　　安倍内阁19名成员中，有14人是国会跨党派“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之会”的成员。过去一贯鼓吹参拜靖国神社的稻田朋美成为安倍内阁行政改革担当大臣。具有同样思想体系的高市早苗担任自民党政策调查会长。因此可以预料，2013年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将比2012年明显增加。如果日本首相、官房长官、外相或防卫相有人前往参拜，必定会遭到中国和韩国强烈谴责。 　　值得注意的是，安倍晋三在2012年竞选自民党总裁时提出，如果自民党掌权将全面重新考虑“反省历史的三大谈话”。所谓“三大谈话”是：第一，1982年的“宫泽喜一官房长官谈话”，提出日本修改教科书内容要考虑邻国的感情和中日联合声明精神；第二，1993年的“河野洋平官房长官谈话”，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并道歉；第三，1995年的“村山富市首相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国策发生错误，走上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并表示道歉。 　　2012年12月26日安倍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可以重新研究“河野谈话”，但安倍晋三首次组阁时曾表示在历史问题上坚持“村山谈话”精神，新政权也将采取同样方针。[3]然而，2013年伊始，安倍首相则发出非常令人担忧的不同声音：“村山富市声明是社会党首相村山富市发表的。我希望发布适用21世纪的前瞻声明。”[4]这是自1995年以来，日本领导人第一次提出修改“村山讲话”。 　　尽管安倍表示2013年春季大祭不会参拜靖国神社，但安倍有关修改“村山讲话”的表态，则似乎是为历史问题翻案而发出的一个信号。同年1月6日，安倍晋三首相、菅义伟官房长官、下村文博文部科技大臣与所谓民间人士组成教育制度改革会议。 　　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落实自民党竞选承诺提出的日本的教育要“使孩子们对日本传统文化感到自豪”，修改1982年日本政府确定的教科书审定时必须遵守的“近邻诸国条款”。这很可能为日本出版美化侵略历史教科书开方便之门，给日本同亚洲邻国及整个国际社会制造新的摩擦。 　　安倍的上述动向再度引起美国舆论的谴责。美国政府也对安倍内阁在历史问题上右倾化表示关切。在这种情况下，下村博文文部科学相表示：修改教科书审定规定“不是应该马上着手的问题”。[5]在这个问题上，安倍内阁就像一只伸出触角悄然爬行的蜗牛，遇阻后会立即收回触角，而很快还会再探路前行。 　　（四）安倍政治的最大目标是修改战后日本宪法，摆脱战后秩序束缚 　　为此，首先企图通过灵活解释宪法行使“集体自卫权”战后日本放弃了军国主义，走和平发展道路，很重要的是由于坚持在《日本国宪法》框架内行事。《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此，尽管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尖锐对立，但发生武力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日美虽为同盟，但日本不能行使与美国联合作战的“集体自卫权”。然而，一旦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或通过灵活解释宪法来行使“集体自卫权”，今后便很可能自动卷入美国发动的战争，进而与北约加强军事合作，助长“暴力的多边主义”。那样的话，日本能否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就会充满变数，中日关系面临的风险也会增大。 　　修改战后日本宪法，是安倍晋三的政治夙愿，也是以其外祖父岸信介为代表的自民党内鹰派势力追求的政治目标。安倍晋三2007年执政期间曾推动国会通过了修宪所需的国民投票法。 目前，在参议院252席中自民党只占83席，为第二大党。自民党若能赢得2013年7月下旬的参议院选举，就可能联合日本维新会、大家之党等，修改修宪第96条，即把修宪要件从国会2/3以上的门槛降低到过半数即可。 然后，再争取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改为“国防军”，为大力扩军、在海外作战、与美军联合作战等铺平道路。 　　安倍再度执政后的首个国会施政演说重点强调恢复经济和面临的危机，而未提修宪等争议比较多的问题，其目的或许主要是为赢得今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胜利。 　　据日本《朝日新闻》与东京大学谷口研究室共同调查结果显示，在2012年12月大选中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中有89%的议员赞成修宪，75.6%赞成修改第九条，78%赞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6]从这个角度看，日本修改宪法的可能性明显增大。一旦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受到的负面影响也将增大。 　　 　　二、钓鱼岛之争与安倍对华政策倾向 　　 　　2012年9月野田佳彦内阁“购岛”行为遭到中方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宣布了钓鱼岛的领海基点基线。中国海监船实现了在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的常态化。日方所谓对钓鱼岛的“实效统治”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石原慎太郎等日本右翼势力利用钓鱼岛争议大造反华舆论，煽动中日民族对立，在大选中扩大了右翼势力。中日钓鱼岛争议与两国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安倍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不会改正野田内阁的错误，甚至可能变本加厉，但近期仍受到日本现行宪法制约，不能不有所收敛安倍担心，在钓鱼岛海域“中国舰艇数量会超过日本。届时，中国很可能会对外宣称实际控制了有关岛屿。 　　中国或许不会独自占有，而是退一步要求与日本共同管理，进行共同开发……为了防止这种事态发生，有必要以法律对付侵犯了领海主权的中国船只。另外还须增加防卫预算，利用海上自卫队的旧军舰巡海”。[7]他宣称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谈判的余地”，[8]还下令修改2010年制定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与美国协商重新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效仿美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强化由首相官邸主导的危机管理机制。其针对中国的一面将进一步凸显。安倍内阁防卫相小野寺五典表示：钓鱼岛“毫无疑问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中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