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 中印“帐篷对峙”为何没有闹大？
钓鱼岛主权之争，让中日关系降至冰点。中国与印度间存在争议的领土至少有12万平方公里，是钓鱼岛列岛面积的数万倍。然而，边界分歧并没有成为中印关系升温的障碍。5月19日至22日，李克强访问印度。作为就任总理后的首次出访，李克强对首站选择印度的信号意义并不讳言：“我此次访印就是想向全世界表明，中印政治互信在增加，务实合作在拓展，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李克强访印期间与辛格总理两度会谈，两国发表 “ 中印联合声明 ” ，内容长达35条，涵盖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的共识和合作意向。声明特别强调，“双方视对方为互利伙伴，而非竞争对手。” 李克强访印受到印度方面的热情接待，气氛融洽。然而，不到一个月前，中印军队还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紧张对峙。印度方面称，4月15日中国一个排级建制的小分队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并搭起帐篷。印度边境警察快速反应小组出动，并竖起了中英文条幅要求中国军队退回实控线中国一侧。中国小分队并没有撤离，而印度军队也在附近搭起帐篷，在中印边境线上出现了奇怪的“帐篷对峙”。 在此之前，中印边境经常存在“你来我往”的事件，但双方都没有正面对峙，更不要说持续十几天的“帐篷对峙”。中印边界一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印军高层频频做出强硬表态，参谋总长前往边境地区视察，国防部长声言保护领土与主权完整，还有印度媒体报道印度精于山地作战的部队向对峙地区移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月22日至25日，连续四天对中印边界地区局势发表谈话。华春莹的表态明显意在给中印边界对峙降温：与对钓鱼岛问题的表态不同，她没有誓言中国对争议地区的主权主张和捍卫领土的决心，也未使用“抗议”等严重的外交交涉语言，却明确传达了两个信息：中方尊重和遵守中印边境地区的实际控制线；中国边防部队没有越过实控线。 印方随即对中方的温和反应“投桃报李”。4月25日，印度外长库尔希德就“帐篷对峙”表态称，中印已经启动了边境事务磋商机制，相信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他把边界对峙比作中印关系这张脸上的“小痤疮”，“敷一点膏药”即可。4月27日，印度总理辛格就“帐篷对峙”打破沉默，他强调这是可以被解决的局部问题，同时警告印度媒体不要恶意炒作和挑拨中印关系。处在严格管制之下的中国媒体，对中印对峙的报道显得更为克制。 中印双方的外交沟通迅速取得进展。5月5日，中印军队后撤，结束了长达三周的对峙，恢复了4月15日以前实际控制线存在的状况。路透社报道，印度军队从对峙点后撤了约一公里。5月20日发表的“中印联合声明”指出，在边界问题解决前，中印将共同努力，根据已签协定，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进一步确认了中印双方谋求管控边界分歧的共识。 据《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5月7日报道，中印沿实控线恢复原状，不仅是双方从德普桑撤走部队，还包括印方放弃拉达克楚马地区的一个要塞。中国军队4月15日搭建“帐篷”营地后，印度也加紧整固楚马要塞。《印度快报》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虽然印中两军都撤回原营区，但有关楚马的条件是关键。中方明确向印方表示，印军必须放弃楚马要塞。 印度在楚马地区修建哨所，是近年中印边界摩擦的一个焦点。印度在楚马的哨所，本为季节性。夏季为印度控制，冬季为中国军队控制，其哨所设施冬季会被中国军队拆除。2012年，印军试图将楚马哨所永久化，中国军队高度警惕并加强了对该地区巡逻。这也是此次“帐篷对峙”的重要诱因。 中印关系在“帐篷对峙”面前，为何能实现从危到机的轻松转身？ 首先，中印双方边界问题是个历史遗留问题，1962年两国边境冲突后，两国搁置争端已有半个世纪。中印西段边界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和东段边界争议的藏南地区（即麦克马洪线）均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有关。繁杂的历史因素加上现代国际关系的“主权”理念，要厘清2000公里的边界线并非易事，双方历经15轮谈判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中印1962年爆发的边境冲突是双方的一个心结，尤其被印度陆军视为耻辱。即使回首那场小规模的战争，也可以看到这是两个邻国之间发生一场有限战争——持续时间短，投入战斗的部队少，中国还归还了印军的俘虏与武器，这与中日历史上的全民族战争不可同日而语。 正视现实，中印都没有能力彻底解决边界问题。双方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共识是，维持现状对双方都有利，两国还为此还建立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即使出现“帐篷对峙”，两国政府也会采取措施降温。双方的对话机制也为防止冲突升级提供了制动闸。 其次，中印“文官统军”的体制对遏制冲突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军人政府或军方掌握实权的国家不同，中印军队都受文官政府（执政党）节制。印度建国之后除了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曾实行紧急状态，民主体制一直比较稳定，与经常发生军事政变的邻邦巴基斯坦大相径庭。中国强调“党指挥枪”，解放军虽有少数少壮派军官频频发出强硬言论，但是军队高层更强调绝对服从——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 “文官统军”原则之下，军队是国家战略的工具，文官负责战略决策时，倾向于从国家整体利益而非军队部门利益的出发。中印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军事冲突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更受文官政府青睐。 印度边境警察部队的指挥权归内政部，警察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秩序，而国防军是为了抵御外敌。4月“帐篷对峙”期间，印度陆军高层要求获得拉达克中印边界地区边境警察部队五个营的指挥权，印度内政部则一如既往地拒绝了陆军的要求。辛格内阁对陆军鹰派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中印双方都认同经贸合作是当前两国关系的大局。2012年双边贸易额达660多亿美元，2015年将会达到1000亿美元。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不管是印巴关系还是中日关系，中印双方各自都已经面临地缘政治难题，与四面八方的邻国制造摩擦，对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中国与印度同是金砖国家集团成员，2013年第五届金砖国家首脑峰会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库等多边合作机制，这是新兴市场国家寻求多边治理的“试水之举”，但是只有共识与信任才会真正推进这一机制的发展，中印不愿意看到边界问题成为强化金砖国家合作的障碍。 最后，中印关系也是全球大国政治的延伸。中印两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从实力与潜力而言，两国足以影响亚洲乃至全球的政治格局。大国需要有独立的外交战略目标与手段，不会甘心成为他国的棋子，同时，还需要大国地位被其他大国认可。此轮“帐篷对峙”及其化解显露出中印两国的大国心态。 在亚太格局大调整的“窗口期”，中印都有自己的抱负，中印交恶不过重演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悲剧而已。在中印陆上边界对峙的同时，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的争端趋于白热化，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正是在这样的时机访问了印度，暗示日印联手制衡中国。然而，中印边界对峙很快化解，李克强访印未受影响。 印度外长库尔希德5月访华期间表示，亚洲世纪不可能单单是印度的世纪，亚洲世纪将属于印度和中国。同样，对中国而言，要在亚洲“一枝独秀”也是不可能的，周边外交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前提。印度近期又宣布推出美日印三边联合军演，更愿意将军演限于双边。美日印三边海上军演有明显针对中国的倾向，也使印度介入太平洋地区面临与中国的海上竞争，这并不符合印度的整体利益。 成熟的外交需要中庸与克制。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决策者都已认识到，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与资源经营中印关系。“中印大同”可能是一种过高的理想，而“中印一战”注定是一场噩梦，危机管理和风险管控才是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承认中印之间的矛盾，发掘两国的共同利益。李克强与辛格最新一轮良性互动的基础正在于此。 孙兴杰是吉林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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