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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职工 | “她不死,我也死不成”

蒋贵英今年八十一岁,她忽然觉得,这辈子活得有点累。 前段时间,她花了12块钱,这是她两三天的收入,找人算了一命。 两个问题,为啥活着这么累?还要累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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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V】茅明睿:数据与城市正义

我们自发地在开展一些寻求城市正义的实践,但是仅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力量跟公权力、跟开发商、跟市场的资本去博弈的,因为我们缺乏盟友。这些盟友是谁?就是我们的市民。 演讲者:茅明睿,“城市象限”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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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中国的城市化与分散的政治风险

现年35岁的万家瑞(Jeremy Wallace)是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的一名政治学者。他的新书《城市与稳定:中国的城市化、再分配与政权生存》(Cities and Stability: Urbaniz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Regime Survival in China,牛津大学出版社)讲述了中国如何避免了发生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状况:城市化引起的动荡。在采访中,万家瑞讨论了为何大城市会给威权政府带来危险,中国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削弱这些威胁,以及目前推进特大城市建设的做法是否会改变这一切。问:你为什么会写《城市与稳定》这本书? Courtesy of Jeremy Wallace 万家瑞 相关文章 解析习近平的博士论文 中国城市化目标撼动城乡户籍壁垒 东欧“城市化”中留守村庄的人 空气质量与城市化 中国必须采用全新的城市化途径 答:我一直想探究中国是如何避免形成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似乎随处可见的贫民窟的。当开始为这本书做研究时,我听说中国在担心“拉美化” 的问题——它意味着城市规模巨大、不平等和不稳定。同一时间段,政府还在取消以不同形式存在了2500余年的农业税。理解这些事情似乎很重要。问:针对城市的优惠政策通常会伴随着社会动荡,而你在书中讲述了中国如何通过户口制度来避免了这种动荡。答:中国的户籍登记制度把农村和城市人口分离开来。出生于城市的人持有当地户口,因而能够享受各种社会服务;而那些出生于农村的人在迁居城市后也难以享受到这些服务。为了促进发展,并保证城市居民支持政府,大多数贫穷国家的政策都会向城市倾斜。我认为,此类“城市倾斜”政策或许能平息眼前的抗议活动,但也会鼓励更多乡村民众迁居到享有优惠政策的城市。这些大城市往往到处都是贫民窟,可能某天就会内爆。城市里的抗议活动具备迅速颠覆政权的潜力,连看似稳固的政权也无法幸免,比如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对于这种浮士德式的交易,中国的户口制度钻了空子:一方面为城市人口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又把农民继续留在农村和小城镇里。问:新的改革会不会改变这种状况?答:去年12月初,中国国务院公布了改革户口制度的计划。新的改革使人们迁居中小城镇变得更加简单,但仍然保留了该制度的核心内容:严格控制大城市的人口。问:对于威权主义政府而言,大城市会造成什么问题?答:大城市很危险,因为这里更容易孕育出使经济和政治发生动荡的抗议。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并没有阻止城市化进程,而是在加以管控。它并不是在反对城市化,而是在反对集中化。就连与特大城市占主导地位的印度相比,中国的城市体系都显得比较扁平。中国有许多不那么出名的大城市。问:为什么集中化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答:较为扁平的城市层级体系本身并不能避免动荡,但是基于这种体系,一国出现强大到足以推翻政府的城市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例如,倘若淄博爆发大规模抗议,中国也不会崩溃。但是,如果一两座大城市在一个国家的城市中具备支配地位,那么大规模抗议就能推翻政府,正如“阿拉伯之春”中的突尼斯和埃及那样。问:这是政权能够长久存在的重要因素。答:对。从共产党统治中国伊始,控制城市化和城市威胁就一直很重要。尽管共产党通过农民军取得了政权,但他们随后旋即转而讨论城市的重要性。他们迅速实施了户口制度,以防止农民组成的“盲流”涌入城市。虽然毛泽东被视为农民的支持者,但他的政府并没有替农民谋取利益。问: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倾斜政策的背后是什么呢?答:首先,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常认为,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需求——价格低廉的食物、住房和教育——有利于保证大城市的政治稳定。为了支付这些福利所需要的费用,政府必须向某些人征税,而这种负担往往会落在乡村地区的务农者身上。此外,中国遵循了重视重工业的苏联模式,认为一个国家只有通过工业化才能实现现代化,特别是通过城市的工业化。不过,中国拥有但大多数国家没有的,就是一个能防止人口涌入城市的制度。控制人口流动使得他们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不产生过剩的就业不充分人口——填满其他国家的贫民窟的正是这些人。问:中国还创造了事无巨细的单位制度,使得在城市工厂里工作的幸运儿能够享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服务。答:国家通过城镇务工者的单位对他们进行照顾。单位系统和农村情况的差异突显了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对城市的倾斜。国家没有为农民提供任何东西,而且实际上还在通过向他们收税来为城市工厂的建设和社会服务提供资金。农民们明白,他们并没有从这种制度安排中受益。他们希望能加入这个城镇工人阶级的行列,并开始迁居城市,但是共产党政权无法为所有流动人口找到或提供工作。所以,上世纪50年代,政府开始根据每个人的居住地来对他们进行登记,随即把城市和农村人口分离开来,最终通过户口制度,限制了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地区。在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只能用票券来购买食物等主要产品,而票券的发放又与家在何处挂钩。问:不过,中国已经背离了计划经济。这个制度是否仍然有用?答:即使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中国依旧在通过户口制度来控制城市化。出生在农村然后到城里打工的人,无法享受到同样的社会服务。这些进城务工者往往被视为二等公民。国家试图促使农民留在乡村或搬去小城镇。许多人都把孩子留在农村与亲戚生活,因为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初等教育,而如果去城里上学,就需要缴纳高额的学费。问:虽然存在户口制度,北京等城市仍在迅速扩张。这是否会给政府带来危险?答:北京的确是座非常庞大的城市,不过它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从改革中获益的赢家,这也是事实。他们往往对政权持支持态度,也赞成保持现状。另一方面,这里还存在没怎么获益的外来务工人员。虽然住在城里,但他们并不属于这座城市。由于国家对农民出售土地的能力进行了限制,所以他们往往认为自己不过是临时移居城市。在不久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又因为户口制度,数以百万计的突然失业的务工者离开了沿海城市,分散到了中国内陆的乡村和小城镇。问:为什么有些城市的抗议活动比其他城市更多?似乎有些城市更容易发生抗议。答: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就谈过城市的空间地理。宽阔的大道有利于国家查看并管理它的城市,巴黎狭窄的街道形成了一些瓶颈,这些地方可能会被革命者设置路障阻断。在某种程度上,从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建造重型火炮能够通过的宽阔大道之后,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出现了。同样地,北京也到处都是可供坦克行驶的宽阔大道。就连北京的房屋也往往采用巨型公寓楼的形式。中国的城市里仍然存在墙。在中国各地的城市里,户口制度本身就一直被称作一堵无形的墙,但在城市内部,就有许多能帮政府维持社会控制的墙。中国的大学生也被推向了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的地方。比如在北京,大学的扩张方向更靠近长城,而不是天安门广场。相比之下,香港的情况截然不同。它是一个典型的高密度城市。消息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北京似乎在以一种越发宏大的方式向外延展,六环路就体现了它在体量上的扩大。人们要在交通上花费很长时间。然而在密度更高、更紧凑的香港,抗议活动能够更快地,以更出人意料的方式扩散,就像我们今年秋季在所谓的“雨伞运动”中见到的那样。问: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政府促进特大城市建设的计划,比如京津冀城市群?答:从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我就听到了中国将取消户口制度的说法,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仍然怀疑这些特大城市的计划是否真的会得到实施。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然需要进行权衡。特大城市应该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果说塑造城市化有助于政权的长久存续,经济增长显然也颇为关键。或许政府会愿意放弃分散型城市化的政治收益,从而换取特大城市可能带来的持久的经济收益。而且仍然会存在这样一种状况:这些特大城市里,很可能会充满从政府政策中受益的人,所以他们也很可能会对政权持支持态度。张彦(Ian Johnson)是纽约时报记者。翻译:陈柳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打印 转发 寄信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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