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

大家|何三畏:脱光进城

我们应该记住那多出的四千元,那多出的五分之四的房价都是如何产生,又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记住,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这样繁荣,又这样贫困。 ………………………………………… 文/何三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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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新闻 | 社科院报告:中国城乡人均养老金水平相差24倍

核心提示:近日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2年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水平达2.09万元,新农保为859.15元,两者养老金水平相差24倍之多,而这也成为阻碍城镇化进展的关键因素。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逐步深入,社保的作用日益凸显,并已被提到“成败关键”的高度。 “长期以来,我们对城镇化问题的讨论,并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要害,真正的问题是社会保障相对滞后。”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在第五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表示。 统计数据显示,最近10年,我国每天消失80个村落,城镇化率每年都在以1.36个百分点的速度稳步增长,城镇化率已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其中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明显滞后于人口迁移流动的步伐、滞后于城镇化的步伐,而这也最终成为断保问题大面积出现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科院近期发布的2014年《社会蓝皮书》中显示:2012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农保的参保率分别呈上升趋势,其中,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水平已达2.09万元,新农保为859.15元,两者养老金水平相差24倍之多,而这也成为阻碍城镇化进展的关键因素。 城乡社会保障差异巨大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就业人员不断增加,但大量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的保障水平却非常低。 近些年来,农村虽然已逐步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低保等社会保障项目,但是相对城市而言农村社会保障依然存在着项目不全、覆盖面狭窄、保障水平低、社会化程度低等一系列问题。 以养老保险为例,目前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养老金中位数为每年720元,而城镇及其他居民养老保险的养老金中位数为每年1200元,前者仅及后者的60%。同时,城市靠离退休金的占2/3,而农村只有4.6%。 很明显,从保障水平看,城乡社会保障的差异巨大。 “城镇化不是简单的户籍关系转移,而是要让城镇对农村人口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只体现在城镇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文化生活上,还要更多地体现在养老、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上。”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加速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与整合。 而这种衔接和整合不光是涉及待遇核定计发水平方面,同样包括制度模式、筹资机制、运行机制等多方面。据记者了解,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相关制度衔接不够、分散和交叉等缺陷已逐渐显露出来。 社保资金压力骤增 其实,新型城镇化的步伐大不是问题,社保制度存在城乡差别也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相关的社保资金如何跟上。 “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不平等的制度,这个问题在城镇化进程中已经凸显,保持这种形式也可以,只要城乡的保障水平一样就成,但是,在城乡保障水平差距大的情况下资金来源就成了关注的焦点问题。”1月16日,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 据记者了解,由于当前并没有针对失地农民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土地换保障的形式在现实操作中还存在很多难题。 同时,在杨宜勇看来,流动人口所拥有的养老和医疗水平很低,如果一味地将这部分人员的待遇提高到城镇户籍人口的水平,势必会给社保资金带来压力,加重养老金缺口的程度。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但只实现了35%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这意味着,还有2.5亿左右的农民工难以享受到城镇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如果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并轨,仅以这部分数据估算的话,那么仅城乡养老保险并轨过程中总的资金缺口就会高达30.69万亿元,其中企业需要承担23.22万亿元。 据悉,城镇化社保资金的融资渠道将采取多元化,其中重点就是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而在过去,城镇化资金来源主要靠政府,但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只能借钱,导致一些地方债务问题不断,其中应向农民给付的社保资金更是无法得到保障,从而影响了城镇化的进程。 本文来源:华夏时报 责任编辑:NN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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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户籍制度僵化使城镇化窒碍难行

中国城镇化工作会议的结果引起德语媒体的关注。《新苏黎世报》认为,中国欲彻底实践城镇化,必须先改革僵化的户籍制度。此外,德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面临的风险也是当天德语媒体关注的重点。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日前结束了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城市化将成为中国增长的新来源。《新苏黎世报》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国领导层鼓吹城镇化》(Chinas Führung propagiert die Verstädterung) 的署名文章称,共产党首次在城市化发展上划定明确重点,但在资金以及具体实践上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商榷: “上周共产党领导层的一次会议显示, 城镇化 在新政府的政策中扮演着怎样的核心地位。在年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将落实城镇化。虽然仍不见人们期待已久的实施城镇化战略的详细计划,但政府确立了重点项目,旨在使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 会议提出了六个主要任务,涵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设用地、资金保障机制、城镇化布局和管理等方面。文章指出: “若不改革僵硬的户籍制度,便无法建立更大规模城市化的基础。该制度以不同的方式规范农村和城市人口的社会福利,并且使城镇化过程减慢。如何规划农村土地则是另一个尚待厘清的问题。11月中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中已包含了这两点。目前仍未出现真正的户籍制度改革,但城镇与乡村地区的户口差异应该被迅速消除。” 德语媒体认为,中国在城镇化的资金以及具体实践上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商榷 “目前53%的中国人(7亿1000万人)住在城镇中,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法律意义上是城市居民。即使是居住在城市中多年的移民,只要还在原籍地登记户口,就依然是二等公民。” 《新苏黎世报》引述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称,农民工也应被归纳入需被城镇化的人口中:”这使得资金问题自动浮上台面,因为与城市户口与医疗保健、养老金和就学相关联,社区因此必须负担额外的高昂费用。” 文章最后写道: “批评者对加快城市化进程不以为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朱国忠表示,城镇化不仅仅是盖楼房。要使农民成为城镇居民,投资消费产品,挣得更多工资并增加开销,他们便需要工作岗位以及稳定收入……周末通过的部分政策虽然有了新气象,但主要理念仍是一个由上层所操纵的城镇化。” 《世界报》指出,汽车制造商在中国面临着庞大的风险 提防中国市场? 《世界报》在一篇短文中关注了德国汽车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状况。题为 《德国汽车制造商不应信任中国》(Deutsche Autobauer sollten China nicht trauen) 的文章指写道,虽然德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屡创佳绩,但其中也蕴藏着危险。 “基本上,全球的汽车工业都应该能轻松地放眼未来。虽然欧洲–尤其是南欧地区–的问题情况仍然存在……但是美国和中国都是市场需求的重要推动力。德国制造商出乎意料的耀眼销售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赖这两个国家的购买欲望。但仅有这两个市场不足以支撑汽车工业的基础。” 文章指出,汽车销售在美国所面临的问题较小,而中国市场则截然不同: “虽然中国当地市场的需求量比美国更强大,多年来营业额一直向上成长,但是汽车制造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庞大的风险。在专制的政权下,游戏规则随时可能出现变化,通过新的合作或设厂规定…… 如果这个产业无法成功在其它市场上获利,如今的亮眼成绩将只会是昙花一现。” 摘编:张筠青 责编:石涛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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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城镇化副作用:农民变贫民

中国华明——三年前,上海世博会把这个新建成的小镇作为中国从农业国家向城镇化国家转变的典范。100多万名游客参观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展馆,在那里,他们了解了农民是如何通过公平的交易,不花分文便过上了新生活。 如今,华明可能又是另一场变革的代表:中国新兴城镇的贫民区化。 社会失调的迹象比比皆是。在网吧和台球厅消磨时间的年轻人说,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工作。为了维持生计,上了年纪的人则不得不从事卑微的工作。社区和家庭结构遭到破坏。 最令人担心的是自杀现象。当地人说,自杀时有发生。 中国正在推进由政府牵头的城镇化,这项计划预计会在周六开幕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得到认可。在此之际,许多人担心,这里大量的新住宅开发项目可能会落得与西方国家战后住宅项目同样的下场。它们本来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但却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可能会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困扰中国城市。 “我们说的是几亿人,他们正往这些地方搬,但这些搬了新家的人的生活水品实际上是下降了,”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研究搬迁安置地区的政治学者王慧玲(Lynette Ong)说,“首要问题是建筑物的质量,其中存在大量腐败现象,他们偷工减料。”华明还远远算不上危险的贫民窟。这里没有黑帮、吸毒现象或街头暴力。镇上近一半空间是绿地。通往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街道两旁树木林立。 但新居里,墙壁裂缝、窗户漏风、电梯间的地板锈迹斑斑。对那些被要求用自家祖传的土地换公寓的农民来说,生活条件的下降更让他们觉得自己上了当。 “那是他们的土地,”35岁的失业母亲魏颖(音译)说,“你必须要了解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她的父母住在一个粗制滥造的公寓里。 绝望和疏离感透过自杀事件浮现了出来:深夜从阳台跳下、喝农药或卧轨。 “我会出现焦虑症发作,因为我们没收入、没工作,啥都没有,”40岁的冯艾菊说。她有两个孩子,以前是个农民。2008年,她被迫搬到华明。她说自己买抗抑郁药物已经花了1500美元(约合9100元人民币),以当地的消费标准来看,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从来没有发言的机会;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什么。我想回家。”这些新城镇里的情形与其他一些流动人口居住的简易房形成了鲜明对比。许多简易房都是那些选择离开他们耕种的土地,去城市工作的农民建的。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研究流动人口社区的社会人类学家项彪说, 尽管窄小凌乱,但这些简易房里充满了活力和上进的希望。 “大城市里的这种流动人口社区通常被称作贫民窟,但相比之下,要让那些新的安置社区振兴活力就更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和所有生产性经济活动都不沾边,”项彪教授说,“社区居民往往也是同一类人,都是弱势群体。” “无序拓展” 但华明背后的思路却是截然不同。2005年,华明镇被选做成功的、规划良好的城镇化典范。在中国,镇是介于村和县之间的行政单位。华明镇总人口4.1万,居民分散居住在该镇管辖的分布在60平方英里(约合156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2个村子里,其中大部分为农田。对中国北方而言,这里的农田异常肥沃,因为水资源很丰富。华明位于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港口城市天津的郊区,以当地的手工艺品,比如装饰性剪纸,和蔬菜而闻名。在天津,华明产的蔬菜很畅销。 然而,城市规划人员却认为这是个大问题。 一份解释为何要进行改变的宣传稿件称:“自然形成的村庄空间无序拓展,居住建筑密度低,产业空间布局杂乱分散。”(官员拒绝了采访请求,但已发表了大量和该项目有关的文章,让外界得以洞察他们的想法。)村子里没有污水处理设施,“脏、乱、差”。 当时的想法是,把所有村子整合到一个叫华明的新镇上。和之前12个村子占地三平方英里相比,新的小镇占地不足一平方英里。其余的59平方英里中的部分土地将被卖给开发商,以支付工程费用。这意味着,新楼不用农民和政府出一分钱。剩下的土地依然用于农耕,但要由剩下的少数农民用现代化方式耕作。这又会实现另一个目标:不减少可耕种土地的面积。对一个人口众多且历来担心无法自给自足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关键目标。 华明镇从2006年3月动工建设,到完工仅花了短短16个月时间。镇上大多是六到九层的楼房,十来栋这样的楼房就组成了一个封闭小区。商业设施按官方要求集中在两条街上,其他地方则是安静的住宅区,围绕在新建的公立学校周围。镇上还有一个漂亮的公园和湖泊,供居民晚上跳舞和休闲社交。 官方文件上,华明镇最大的亮点是房屋面积的分配方式。 农民农舍里的生活空间有多大,就有可能在华明镇换得多大的公寓。连农舍周围的院子也会计算在内。 实际情况却没有这么简单。大多数家庭每人应该得到322平方英尺(约30平米)的公寓面积。比天津市人均居住面积多出22平方英尺,但华明镇大多数公寓面积只有800平方英尺,达不到一个典型三口之家的配额。从理论上讲,他们可以自己再添些钱,用剩下的配额多换一套公寓,但大多数人最后的居住面积都比在农村时少。 还是有一部分人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方案。在采访中,对这个新方案最满意的人往往是已经找到了非农业的工作,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拥有现代化公寓的机会。 “这就叫优胜劣汰,”25岁的电工兼黑车司机杨华帅说。他家有三套公寓。“如果你不努力工作,你就不配过上好日子。” 但是有很多人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土地。到2008年,政府的这项方案收效不大,只有一半的人选择迁居。但是,在当时的宣传中,政府还是说华明镇项目非常成功,准备让它参加两年后举办的世博会。 “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搬,就会影响世博会,”69岁的前官庄村居民贾秋福(音译)说。“他们说到2009年必须搬过去,因为第二年就是世博会。” 求职碰壁 当地政府施以重压,迫使农民们离开自己的村庄。他们毁坏了村里的道路,切断了水电供应。即便如此,还是有数千人留了下来。他们使出最后一招,拆除了学校——每个村庄有一所学校。由于断水断电,孩子也没法上学,大多数农民都投降了,搬进了华明镇。 除了对他们将得到的公寓面积不满之外,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就业——这在其他安置项目中也比较普遍。官方文件说,华明镇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相对于偏远的农村地区,比如陕西省南部的搬迁项目,华明镇位于交通要道京津高速公路旁边。而且它附近的天津大型机场物流中心也正在扩建,将会新增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 但是,很多农民说自己不能胜任这些工作。 “我们知道怎么种地,但不知道怎么做办公室里的工作。”魏都申(音译)说,他是前官庄村居民,现在居住在华明镇。“那种工作是读书人做的。” 华明镇居民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他们能找到的工作都没有什么前途,地位低下,比如打扫街道或者当一般的保安。这些岗位的工资差不多每月有150美元。 就算是这样的工作岗位,竞争也非常激烈。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贫困农民工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这常常因为他们生活成本更低。比如,华明镇几乎所有公共花园里的园艺工人都来自内陆省份河南,他们在这里工作很短一段时间就会离开。 举例来说,在华明镇精心管理的公园里,正在修剪灌木丛的工人说,他们的工资是每月100美元,对此他们很满意。 “跟河南的标准比,这就是好工作了,“今年58岁的庄伟说,他跟其他5个人合住一个房间,吃的饭菜很简单,是委派他来华明镇工作的公司提供的。“我还会在这里待几个月,然后就回家。” 其他地方的农民工——多数来自山东——则主宰了华明镇的出租车行业,因为他们有许多经验丰富的技工、司机和调度员。 “你竞争不过他们。”本地司机魏真说。“他们都很专业,干这一行已经好多年了。” 华明镇的村民本来应该通过再培训掌握技能参与竞争。官方文件显示,政府为每个居民拨了1500美元的再培训资金。但是,根本找不到接受过再培训,或者谁听说过有人接受过再培训的居民。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问题尤为严重。 大多数居民都说,即便他们能找到那种收入不错的粗活,每月薪水150美元,生活还是入不敷出的。上托儿所的费用每个孩子每月需要100美元,这就占去了一对普通收入夫妇薪水的三分之一。和在农村不一样的是,很多家庭不是住在彼此邻近的地方,所以很难把孩子留给他们的祖父母照料。 生活成本也很高。通胀导致米价上涨了将近一倍,有些居民对此格外恼火,因为在以前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种的。 很多年轻人似乎已经放弃找工作了。网吧里坐满了玩游戏的年轻人。虽然它们本来都只能开在商业街,但很多住宅区里也有用公寓改建的网吧。 28岁的张伟在一间网吧里说,他花了4300美元用于装修房子和装配电脑。公寓里原为客厅的房间现在挤着很多趴在电脑前的年轻人,其中有不少是在玩《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之类的游戏挣钱。 “他们都是本地没工作的人,但是没有文凭他们能干什么呢?”张伟说。 62岁的刘宝华(音译)住在附近一套房子里,他原本是农民,现在也没有工作,他说这些楼到了冬天几乎是不宜居住的。 “这些房子外面看上去挺现代,但其实不行,”刘宝华说。“这是质量最差的房子了。” 刘宝华的公寓天花板漏水,他说维修队的人说没办法修,因为墙上有裂缝。窗户用了双层玻璃,但是质量很差,密封条已经破了,导致窗户上面结了一层雾。他说暖气片里基本上没有热水。他还出示了一月份维修队上门时留的单据,证明当时朝北的卧室温度为55度(合12.7摄氏度)。 “我们要去买取暖器才能在这里活下去,”刘宝华说。他的妻子是马路清洁工,两夫妇另外还拿着社保,每个月有额外的60美元。 对很多人来说,失望的情绪已经促使他们产生自杀的念头。居民们说,最近有一个患有癌症的19岁男子在早上5:30从自家的三楼阳台跳了下去,落在楼下的停车场上,旁边停着两辆卖早点的面包车。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靠社保维持生活,家里实在太穷,无力承担进一步的癌症治疗费用。此事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先后从多位居民口中反复听到。 荒芜的良田 老年人无法适应新生活,没过多久就病死的故事就更为常见了。新住宅楼的居民们反复用的一个词叫“憋死”。 “我很累,太累了,”一位只愿意透露自己姓魏的老太太说。在过去,中国农民希望要儿子,因为他们会住在家里,而女儿会嫁到别人家去。如今情况出现了反转,因为帮儿子找房子或工作是一个负担。魏女士说他儿子用家里的积蓄买了一辆车,但开车是亏钱的。家里的积蓄已经快耗光,她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养个儿子太困难了,”她一边无声地哭泣一边说。“真希望是个女儿。” 有的居民表示不理解,既然几乎看不到什么开发,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的周折。在镇子外,原来的老镇大多是空荡荡的。机场物流中心附近造了一些酒店和办公楼。但多数时候看到的还是一片片的空地——这些曾经是耕地,现在都闲置着,有的地方会用铁皮栅栏挡住,上面刷着繁荣和发展之类的宣传标语。 “看看这些空地,”原官庄村村民魏乃巨说。“这些都是良田;很容易种的。” 驾车和前村民一起穿过一片片被毁的村庄格外令人神伤。有些街道还能用,但多数看到的都是已被拆除、炸毁的地基,上面长满了杂草和小树。 从这么多的荒地来看,农业生产不会受到影响的说法是很难相信的。官方宣传材料上可以看到种蔬菜的温室。事实上的确建造了一些温室,但六月份去那里看到有数十座温室是空置的。门在风中剧烈摆动着,为了采光而使用的透明塑料膜已经破破烂烂,被风吹得哗哗作响。有两座温室看起来是在用的;当地人说里面种的东西是用来送给前来视察的领导的,作为一种波将金(Potemkin)式的证据,证明这里的农业生产依然充满活力。 镇上建了一座博物馆,用来纪念昔日的村镇生活。这座博物馆很少开放参观,但今年夏天里的一天,它的大门虚掩着。里面有原尺寸的村屋和人物模型,重现了旧乡村的生活,精细到挂在屋檐下的风干玉米都没落下。一块牌子上写着序言:“沧海桑田。” 黄淑琳(Sue-Lin Wong)自天津华明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陈亦亭、经雷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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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国城镇化率被高估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透露,中国政府统计数据大幅度高估了中国的城市化率。报告认为,中国城镇化率将于2033年到达百分之七十的拐点。中国专家表示,统计数据失误源于户籍制度带来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星期二发布“城市蓝皮书”。中新社报道说,这份题为《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的蓝皮书透露,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中国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5%,而全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约42.2%,比去年中国政府声称的52%低约百分之十。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社科院的这个所谓“最新数据”其实早已为中国学术界人所共知,也是一个老问题。 “因为政府统计的城镇化率百分之五十而,它包括了农民工,如果剔除农民工,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五,这个大家早都知道。” 有关政府高估中国城镇化率的问题,胡星斗表示,这和政府当局的财政拨款有密切关系,其政策目的性极强。 “在计算城镇化率的时候就算上农民工,但在财政拨款的时候,为了不让农民工享受城市福利,就剔除农民工。有利的时候就算上,不利的时候就剔除。” 按照中国社科院的计算,中国的城镇化率,到2020年约为60%,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达到九点五亿人,约占人口的68%,而到2033年中国将越过70%的城镇化率拐点,到2050年,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居住在城镇,之后这一数字将趋于稳定。 社科院的报告认为,农村人口市民化的过程,涉及到其获得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的演变以及社会身份认同,目前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仅有百分之四十,他们在政治权利、公共服务、经济生活、文化素质等方面与城镇居民差距较大。 中国社会学者刘先生表示,在中国,城镇和非城镇居民的划分和其他国家非常不同。 “外国是通过工作、居住地方和生活方式来划分城镇和乡村。但在中国,这个主要体现了身份,政治和经济权利的不同。” 他表示,根据中国政府的发展策略,未来二十年,城镇化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但中国城镇化面临两个较大的障碍。 “一个是户籍制度,阻碍城镇化进程。第二个是城市高房价,如果大规模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将形成一个城市贫民阶层,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利。” 社科院的蓝皮书也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城镇化的障碍之一。该报告建议中国尽快开展户籍制度改革,从原来的门槛式过渡到阶梯式,使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逐渐获得与城市人口相同的权益。北京的胡星斗教授也是这一建议的支持者。 “进入城市生活,三年五年之后,可以获得同样的待遇。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可以长一些,比如十年,其他城市三五年,小城市甚至一两年,农民工就应该可以获得完整的同城待遇。” 不过刘先生认为,中国八十年代初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城镇户籍人口只增加到35%,显示中国城市的政府部门并不愿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分享利益。他认为,中国应该立即以一刀切的方式改革户籍制度。 “户籍改革最好是一刀切。中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权利平等,中国许多行政法规都违反这个精神,户籍制度改革也是,造成了公民权利的不平等。所以应该尽快一刀切进行改革。” 中国是目前全世界仅有的实行严格户籍管理,并以户籍划分政治经济权利的国家。刘先生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模式,尽快消除户籍歧视和城乡区隔,才能使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更为健康。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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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档案馆】第174期:我们的命运也会像那辆大巴,驾向坠落的黑夜——贵州隔离大巴翻车悲剧引发的舆论风暴

【翻车现场】我得罪了邻居,他把WiFi密码改了,我骂了半天

【真理部指令】禁止转发未经官方证实的和负能量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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