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

“富不过三代”这句古话是否已完全落伍?说出你的看法

LZ发帖: 很多矮挫穷总喜欢酸葡萄的说这句话,事实真的是吗? 或许以前是吧,但现在基本不可能了,阶级划分已经完成、稳定,有钱的越来越有钱,穷的越来越穷,而且有钱人都不是农民暴发户了,学历高的很多,后代也一样,巩固产业根本不是难事,社会最低端的矮挫穷们更多的关心下自己能不能往上跳一个阶级吧,别老说什么富不过3代这种幼稚的话了。 网友回复: 1.说说我的一些想法 都说国人心态浮躁,我觉得是的。但原因就是从无到 有,从穷到富的脚步和机会挺大的。一起啃草皮的小兄弟,6年不见,他开奔驰了,很能激励人奋斗啊,外加上确实日子不好过,所以,一定要奋斗摆脱现状。。“你看隔壁。当初。。。现在。。。”中国很多这样的话吧,父母对孩子,老婆对老公。。。 在说说比利时,加拿大这种国家。底层老百姓起码的保障都不错。经济结构也基本稳定。你说要暴富,创业其实也挺难得。还不如踏踏实实当P民,打工。想比利时貌似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可以休假的。当个老板还没那么闲呢,你开宾利,我开宝马。反正刮风下雨也淋不到。外加隔壁邻居,同学小伙伴里也没那么多“有出息”的人,大家心态都挺平的。当不当富人不像我们国内那么重要。。三不三代的就更没人去想了。。 所以,重要的是让穷的不那么穷。。而不是让富的穷回来。。 2.富不过三代这句话是古代说出来的,那时候大户基本上都是生N个儿子然后财产平分,几代过去就分成普通人了。 3.富不过三代?呵呵,不过是拿来忽悠P民的幌子而已。 手中掌握的资源,信息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说深了也不好,就这样吧。 4.国内外所有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国家统计局前期公布的数据也表明,我国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这些数字充分显示了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也显示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而是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中。 5.有钱人的孩子,只要稍微懂点事,个人成就方面比普通孩子大得多。。 6.哎 LZ啊~ 俺爷爷是处长 不过是管分房子的 权利比局长还大 ~ 我爸爸是正科 要提副处还不知道能不能行呢 俺是普通小老师~ 啥也不是 现在月光族~ 富真不过三~ 7. 社会的资源不断集中,二次分配未能起到真正调配的作用~~~穷二代飘过 8. 那个小概率大概就是那些只知道吃喝嫖赌的富二代了。。 一般守个家业不需要很高的能力了 9.穷人整天都在说 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 10. 还是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的,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抱怨毫无用处,我见过那种快30岁还在小厂混混一个月千把块没有老婆然后花10年时间读到博士后,现在就不说了。 改变自己的命运,完全有机会,只是你不愿意去做。 11.我只知道名牌大学里的学生父母基本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高级中产+ 富人的社会实力比起以前更强了 12.有时富人最大的资本不是钱,而是手上掌握的资源。 来源: http://bbs.hoopchina.com/2746270.html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14392/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富不过三代”这句古话是否已完全落伍?说出你的看法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1/09/26, 18:3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那些让人心动的暴利行业 骆家辉:开放对所有社会进步都有好处 在天朝你需要习惯 大陆课本上那些课文的作者,他们都自杀了 中国已成为被老外玩弄女人最多的国家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盘点40年来灭绝的11种典型动物 (@ipc) 史上4个最有创意的银行劫匪 (@ipc) 用8分钟走遍日本各地的春天 (@zhi) DIY一盏另类的穷人台灯 (@ixiqi) 整容狂人经历前后200多次手术,毁容触目惊心啊!MM们注意啦!![视频] (@ipc)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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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杜君立:中国9?11

  1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19世纪被称之为“帝国的年代”,20世纪则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意识形态的年代”。在这个世纪的最后10年,共产主义集团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土崩瓦解。政治学家福山以“历史的终结”来盖棺时,亨廷顿如同先知一般又提出“文明的冲突”。刚刚进入一个新千年的新世纪,911就如“约”而至,正可谓一语成谶。   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战士成功劫持3架美国波音飞机,撞塌世界资本主义象征物——纽约最高摩天大厦世贸中心;这场工业时代的“行为艺术”使3200多商业精英丧生,损失达数万亿美元。此次事件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几乎将其与珍珠港被袭相提并论。以“9•11”为节点,世界历史刚刚迈出意识形态阴影下的冷战,又跨入文明冲突的恐怖主义时代。   911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下楼买啤酒,在小店的电视里看见一架飞机撞入世贸大厦,就随口问老板:“什么电影?”老板面无表情地说:“不是电影。”我赶紧跑回家打开电视,守着凤凰卫视连续看了24小时……   尽管美国四分之一的民众怀疑政府公开的911真相,甚至认为是美军导弹炸毁了世贸大厦,而不是被本·拉登战士劫持的波音飞机,但无疑911揭开了后冷战世界进入恐怖主义时代的序幕,意识形态之争在恐怖主义背景下几乎冰消雪融。恐怖主义使战争进入到一种没有敌人的、不对称的超限战时代。越是强大的对手往往越是脆弱,越是弱小的对手往往越是危险。   恐怖主义是弱者对强者的战争,首先它是一场战争。恐怖战争拉平了弱者与强者的等级,如同癌细胞与人的身体,如同蚂蚁与大象,恐怖成为一种最有力的武器,这种危险胜过武器本身。   911悲剧在当时曾经引发了愚民教育下的中国青年广泛的欢呼,从这种现象上我们可以看出恐怖主义的世界基础。值得一提的是,911事件半年后,2002年那个不幸的春天,中国接连发生数起严重空难,数百人遇难。中国民间同样是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坐飞机的不是贪官污吏就是为富不仁的暴发户”。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共同信念下的世界国家的话,那么中国则是一个被唯一一个社团用暴力和权力统治的封闭政治体。开放外向的美国更多地面临着来自传统文明和其他不同文明的杯葛和挑战,封闭内向的中国则主要承受着内部的压力和冲击。因为去公民化和去竞争化,再加上信息极度不自由,透明度极低,缺乏普遍信仰与共识的中国社会基本处于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暴力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手段,法律与道德几乎已经失去应有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强者以暴力掠夺,弱者以暴力抗争;强者以暴力伤害弱者,弱者以暴力伤害更弱者。一个中国逻辑的“和谐”社会下,已经不再有是非之分,而只有强弱之争。   2   当人们都在关注震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美国911”之时,或者我们更应当低头反思“中国911”,虽然它没有改变世界,甚至没有改变中国,但它却是中国人不幸的当下,甚至是预示着一种不祥的未来。在人们做出应有的改变和努力之前,这种事件将以不断重复的方式为人们带来更多悲剧,从而成为这个时代标志性的印记。   2004年9月11日,美国人正在纪念911事件3周年。这一天,41岁的杨国柱携带汽油和水果刀,闯入苏州市小剑桥幼儿园。20分钟之内有28名儿童被砍伤烧伤。   因为右腿微瘸家境贫困,杨国柱虽然在苏州辛苦打工,但一直未能成家。2002年,政府催逼约4万元的统筹款提留款,并威胁要拆他家的房子。杨柱国的父母吓得双双自杀。杨国柱随后不间断地上访,但无人过问。在这个陌生而又冷漠的城市,这个本分内向、爱小孩子的老实人只能把怨气积压在心底,直到最后崩溃。可以说杨国柱是郑民生的前传而已。虽然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难以避免崩溃的杀人狂出现,但我们似乎应当避免杨国柱郑民生们的批量生产。   在杨国柱的“911事件”一年之后,2005年9月11日,31岁的河南农民工艾绪强劫持出租车冲进王府井步行街,制造了3死6伤的又一起“中国911”。 熊培云曾经写了《艾氏911》,来分析这个中国911悲剧的原因。   艾绪强来自河南农村,离婚后到北京一建筑工地开铲车为生。来北京打工5年,但经常拿不到工钱。“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我选择了与王府井同归于尽!”艾绪强在法庭上慷慨激昂。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开车撞人?   艾绪强:因为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选择王府井步行街?   艾绪强:因为我觉得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公诉人:你想致富吗?   艾绪强:(沉默)想。   公诉人:你有致富技能吗?   艾绪强:没有。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   公诉人:你怎么认定来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报复的人吗?   艾绪强:没有。在我的认识里王府井是富人旅游、散步、购物的地方。   公诉人:那你认为被你杀害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富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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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别忘了,你是“纳税人”

人一生中永远无法避免两件事:死亡与纳税。纳税额度、税收名目等都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中国人究竟一生要碰到多少名目的税种?要交多少金额?这样的问题,绝大部分国人,甚至征税的部门都无法讲清楚。   在现代社会里,税收的本质是政府公权力对公民一定数量私有财产的剥夺,税收是政府和公民达成的一个契约,它以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和承诺保护公民财产权为前提。在公民社会下,公民纳税首先具有个人委托国家代为完成自己所必须而又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性质,也就是说,纳税人是在为自己纳税。   税之责任   俗话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民间认可的道德规范。政府也得遵循这个道德。大家把税交给你,你就得为大家服好务。   纳税人最需要什么?肯定不需要建立一个超大、豪华的政府出来。我们每年的财政收入的37%-38%是用来养活政府的,政府公布的数据是20%多。但实际算上预算外是不会低于37%-38%的。我们每年的GDP至少有三分之一被政府拿走了。2007年GDP是24万多亿,政府拿走了9万亿,我们老是讲,搞社会保障没钱,买房子也买不起,为什么?是我们大家不勤劳?创造的收入还不够高?都不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吃苦、最能将就,也最善良,最好说话,最好管理。中国人都被逼急了,就是相当有水平的统治了。   GDP增长这么快,我们没有看到社会福利有很大的改善,没有看到社会上中低收入者更滋润一点。大家都很累,虽然吃得好点,但是压力很大,这说的是中产阶级。还有低收入阶层者,相当一批的农民生活状况很不乐观。这可以说是国家在GDP生产很高的情况下,创造社会财富最多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你拿了人的钱财,没有与人消灾呀。   税之公平   税的公平是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就是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该承担相同的税负,或者说,征税前相同收入和福利水平的人,在征税之后,他们的福利水平还应该是相同的;纵向公平就是纳税能力不同的人他们的税负也应该有所不同。或者说,对福利条件不同的人必须区别对待,交不同数额的税。公平是很难做到的,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税收政策实际上对解决社会的贫富没有起什么好作用,反而加大了贫富差距。   不合理的税制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目前数据很多,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了,有一种说法是0.4%的人掌握了70%的社会财富,这种财富的集中度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我们国家本来是计划经济,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一方面经济增长举世震惊,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快。最富有的是些什么人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撰写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2004年)表明,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二是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者,约占5.5%;三是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占约4.5%。(载《同舟共进》第5期)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忍受这样的现状存在,我们大家都看着却没什么办法。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7以上,警戒线是0.4,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别忘了,你是“纳税人”   曾有评论略带夸张地形容:与西方,或者在西方制度下成长的华人地区相比,中国内地的绝大部分打工者缺乏“我是纳税人”的认知,不但不去(不能)接触自己的税单,更缺乏对各种税收的认知,大家做的只是交税,并由公司或单位代扣,仅此而已   在民主法治的社会里,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民向政府缴纳税收,这里,税收既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获得的报酬,也是公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价格,而税收负担的高低则主要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很像是市场上的交易者,体现的是一种利益交换、平等互惠的关系。   既然双方是一种平等的法律关系,如何征税也就不能只由政府自家说了算,而必须事先取得另一方—纳税人的同意、许可。纳税人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按照立法程序制定各项税收法律,除此之外的一切征收行为都是无效的和非法的,人民有权拒绝。   当然,只有缴纳义务而没有享受相应的权利,那就只是个“税款的缴纳者”,而不是“纳税人”。   “出了钱”的纳税人有充足的理由要求国家为自己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有权选择管理社会的方式,有权通过一定方式参与政治(如人大),将治税权和预算权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权要求政府所征之税只用于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不能用它来谋取自己的私利。   把征税权关进笼子   征税权按照税收学的界定,应该在人民,也就是在公民。法律上也有规定,我们国家的征税权应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在执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并没有落实,并没有成为社会现实。在征税的时候,实际上大部分税种还是由政府单方面决策,想怎么征收就怎么征收,这完全不合乎法治社会的最基本常识。如果说,在建国之后短时间内我们国家法制还不健全,需要逐步完善,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是这种状况的话,这就说明我们没有真正地在建设法治的社会,这些方面是严重欠缺的。   原来我们寄希望于提一些政策建议,现在再抱有这种期望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在有一种力量就是在维护这样的模式。当这种模式复活,重新变成一个我们社会的主导力量时,我没有看到再提出什么政策建议有什么用处。   我更希望我们社会能够有更多的人更快地清醒,更多的国民起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能够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发出抗议的声音。公权力的持有者们总会有所顾忌的。实际上这要靠媒体,靠每一个博客和微博后面的每一个网民,每一个国民,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要把征税权关进笼子里。这可能会成为若干年中国民伸张自己作为纳税人的权利,然后质疑公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泛滥的唯一的一个办法。比如说在加名税、月饼税的问题上,国民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还是不含糊的。我觉得希望在这儿。   珍惜机会   人们的权利意识已经苏醒,下一步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不在民间而是在我们制度建设的层面上,该做的事情不做,一而再,再而三的丧失机会,机会并不是总有的,像“中国国情不具备”、“没有这样的传统”、“以后慢慢再说吧”等等论调,早晚有一天,想改革,已经改不了。路易十六那时候想改革,方向没有错,但最终还是被砍头。中国的崇祯皇帝,裁减冗官,提高政府的效率,应该说不是一个昏君,但明朝也很快就完了。就是你改是死,不改也是死。所以改革并不总是有机会的。   摘自《李炜光:税收与道德的脉动》、《李炜光:别忘了,你是“纳税人”》、《李炜光:要把征税权关进笼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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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 | [李迅雷专栏] 缩小贫富差距与抑制通胀的悖论

李迅雷 当 前CPI环比仍在上涨,尽管8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已经创了六年来新低,M1增速也比去年同期降低了近一半,但物价上涨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为何12次上调存款准备率、五次加息,还是不能控制住通胀呢?通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为何不受货币紧缩的影响呢?原因在于通胀不仅是货币总量扩张过快导致的,与货币相关的收入结构变化对通胀的影响或更大。 货币超发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却无高通胀 传统货币数量论认为,假定一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基本不变或稳定,则该国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应该等于物价上涨率加经济增长率之和,即ΔM=ΔY+ΔP;当一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大于物价上涨率加经济增长率之和,即ΔM>ΔY+ΔP时,就意味着该国出现了超额货币供给。大量超额货币的存在往往会导致严重的通胀或通胀压力。但是,中国从2000-2010年的M2平均增速超过18%,GDP增速在10%左右,但CPI平均涨幅约为2.5%,没有引发严重通胀。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在1993年把这种大量超额货币供给与低物价水平并存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即货币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其实,从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角度看,是容易解释“货币之谜”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来量化中国因外汇占款增加而导致基础货币投放过多的证据,则可以从2003年4月开始发行央行票据来估算货币创造的量:至2010年末,大规模对冲操作持续八年,对冲率(存款准备金余额+央行票据余额/外汇占款余额)约为75%-80%,还有约5.5万亿元没有回收。没有回收的巨额流动性导致主要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如房地产、黄金、有色金属等矿产品,其中大类资产如房价从2000年至今上涨了五倍以上,黄金涨幅也在五倍左右,原油价格上涨了三倍多;而小类资产如珠宝玉器、古玩书画等涨幅更大,这是因为超发的货币都去追逐稀缺性资产,从而也导致了资产泡沫。 因此,过去10年中国的超发货币实际上是通过资产价格的膨胀所吸纳,对普通消费品的价格影响不大,如猪肉价格2000-2010年的10年间大约上涨了1.1倍左右,因为一方面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产能在过去10年中大幅增加,供给过剩抑制了物价上涨;而另一方面,贫富差距的扩大也抑制了低端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从城乡收入差距看,从2000年的2.8倍提升至2010年的3.3倍,而贫富差距则拉得很大。 从保姆紧缺到CPI“补涨” 据说2011年深圳保姆缺口达15万,而一年以来保姆工资的涨幅达到50%左右,是所有行业中涨幅最大的。实际上保姆工资的大幅上涨,是因为低端劳动力原先的工资偏低,而富裕阶层群体人数的增加与收入的大幅提升,刺激了对家政服务的需求,最终抬高了家政服务的市场价格,并导致家政服务人员的短缺。而家政服务人员收入提高的同时,也拉高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机会成本。据统计,年初至今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长20.1%,工资形成正从“生存成本定价”转向“市场型劳资谈判定价”。外出务工人员收入的增长,拉高了务农人员的机会成本,从而导致农产品成本的上涨。从逻辑上讲,不同品种的农产品成本中,劳动力成本所占比重较高的,则涨幅更大。 随着城市地价快速上涨,拉动了城郊地价,并进一步传导至农业地价。此外,一些农业龙头加工企业和种植大户,大规模租地经营,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地价,从而抬高农产品生产成本,推升农产品价格。另外,如化肥、农机产品涨价等,也同样会推升农产品价格。 因此,本轮通胀的主要特征就是成本推动型的,其中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是通胀居高不下的主因,因为一方面它拉动了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由于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的提高,也相应增加了对日常消费品的需求,从而导致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家电等非食品的涨幅,如8月份猪肉比去年同期上涨了45%,远超CPI涨幅。 如果把2000年北京蔬菜批发市场部分蔬菜的年均价与2011年9月14日这些蔬菜价格作比较,发现过去11年土豆上涨了43%,大白菜上涨了84%,韭菜上涨了50%,西红柿上涨了20%,胡萝卜上涨了105%。在食品中,蔬菜价格的涨幅要小于肉禽类的涨幅,这与蔬菜不宜储存有关,因而蔬菜价格更能反映消费的供求关系及人工成本的变化,即便是小麦、玉米等相对适宜储存的,过去10年的涨幅也都不足一倍。 由于粮食、蔬菜价格在过去总体涨幅不大,这也是导致农民收入低下的原因,将来要缩小贫富差距,就必须让农产品的价格涨上去。此外的手段是,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比例,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减少农村人口,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见,缩小贫富差距与粮食、蔬菜价格的平稳之间存在悖论。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收敛趋势已经形成,这就意味着今后的通胀压力会长期存在。 应对通胀最好方法:少干预多补贴 今年以来,中国用于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已经明显增加,说明在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5左右的时候,再不增加在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的投入,社会平稳将难以维持。而市场经济本身在这个时候,也会发生自动调节收入结构的功能,使贫富差距趋于收敛。基于这样一种判断,预计CPI的“补涨”过程还比较漫长,9月份CPI将在6%左右,11月份大约回到5%左右,但明年恐怕还是会维持在4%左右的偏高水平。 通胀是货币总量投放过多引起的,但货币总量投放过多还导致通胀之外的结构性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等。若为了抑制通胀而过多地干预价格,则非但不能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反而导致加重价格结构问题,导致资源的错配。 例如,对汇率的过多干预,压低人民币汇率,导致出口高增长,外资及热钱大量流入,从而使得基础货币的超量投放,导致资产价格膨胀,最终触发通胀。为了应对通胀,减少中低收入群体的抱怨,就不敢对老百姓生活关联度大的水电煤气价格实施涨价,导致发电企业不愿发电,人为导致电荒。同时,还通过进口农产品,如粮食、猪肉等来平抑国内物价,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因此,无论是金融领域的汇率、利率,还是商品领域中的部分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价格,都存在“被管理”的现象,其结果是价格被扭曲,各类制度性、结构性问题盘根错节,成为经济转型的巨大障碍。 因此,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模式,那就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化解诸多问题,只有市场化方式解决不了的问题,才属于政府的职能范围,如为缩小贫富差距所采取的财税政策,用来转移支付,增加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贴等。既然在缩小贫富差距和抑制通胀之间存在悖论,那么,就不应该采取人为调控物价的方式来抑制通胀,而是通过市场化机制来理顺金融和商品领域内的价格,该涨的就让它涨,该跌的就让它跌,只要在财政上给予中低收入群体相应的物价补贴,就可以来弥补通胀对老百姓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的损失。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都采取过物价补贴和对存款和购买国债实行保值贴补等人性化的举措,现在应该更有能力实施了,因为财政收入的增速和规模比过去高很多。今年财政收入预期超过10万亿,拿出其中的2%来作为对中国低收入家庭的物价补贴,基本上就可以完全抵消通胀对低收入家庭的负面影响了。 (本文作者1996年进入原君安证券从事债券研究,1998-2008年先后担任原君安证券和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现为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是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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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波:中国外汇储备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一、引言   目前,下面这些意见似乎是普遍的看法: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累积形成的外汇占款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美国国债危机和可能进一步的量化宽松给中国外汇资产的安全性敲响了警钟。中国的对策则应该是人民币汇率走向市场调节,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同时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大海外投资规模。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仅在业已形成的外汇储备中做文章是不会有多大效果的,要压缩外汇储备(外币占款),根本是要扭转投资和贸易双顺差的局面,扩大内需,加大进口和对外投资,将多余的外汇用出去。应该尽快推动人民币实行完全可兑换,从而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扩大海外人民币购买当地货币的市场需求,进而压低人民币汇率,抑制热钱流入,控制乃至压缩中国外汇储备和汇率损失规模。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余永定先生认为,中国为了摆脱美元陷阱,中国央行必须停止买入美元,尽快将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中国早就应该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在短期内,中国必须在升值和增加外汇储备之间做出选择。长期来看,中国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本文认为,上述看法没有完全理解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这件事的含义。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累积是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中国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内需不足的结果,是中国因素和美国因素叠加的结果。解决中国外储问题,离不开中国政府主动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这一关键环节。考虑到汇率决定机制的复杂性和中国的经济安全,价格机制至少在相当时期内不可引入汇率的形成当中,资本进出需要严格管制。使用外汇储备与其让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如让外资企业退出去。“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意义不明,本文以为,建立“主权信贷搞建设,地租与资本社会化”经济体制才能真正克服资本短缺、消费不足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应该累积任何外汇储备(包括黄金在内)。   本文的逻辑需要从头说起。   二、外汇储备累积的原因与解决办法   经济的成长需要货币的相应增加。历史上的一些案例表明,仅仅是贵金属货币供应量增加,就促进了贸易量扩大和经济发展,货币的流出往往制造“钱紧”,引起经济萧条。金属货币时代,通过采掘矿藏,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使得货币供应满足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但终究有致命的弱点,根据凯恩斯的总结,坚持货币金属论,存在三个无法克服的问题,影响经济发展:1、金属货币生产弹性很小,近似为0,无法扩大供应,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从而导致生产扩大受货币供应量制约。2、金属货币的替换弹性近似为0,同样导致供应量难以扩大。3、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价值,而且具有周转灵活性和流动性,人们乐意储藏,需求旺盛,带来实际流通数量减少,影响经济发展。历史经验表明,金本位时代的经济衰退和萧条频率反而高于纸币时代。   主权货币乃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制度发明。避免了以前贵金属货币的一些弱点,可以随时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而随时增发货币,主权货币的发明,等于一国央行有一个米粒大小的神奇空间,其中可以取出无量金银,可以储藏无量金银。当然,政府乱发货币也会剥削人民,它是一把双刃剑。   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需要不断地给经济注入基础货币。假如美联储直接向美国财政部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由于美国财政部通常以新债还旧债,因此只要美联储持续、稳定地购买国债,则美国财政部就可以永远维持相应的债券融资额度,这些基础货币也就会永远保持流通,不被美联储回笼。所谓美国国债,是国债形式下伪装的美元基础货币发行而已。经济全球化下,美国政府供应贸易货币美元,美国国债就必须增加。无论是央行购买国债还是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债务,因为这些债务一般情况下只能持续扩大。   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经过几项看起来是政策性的改革措施塑造的。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进行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学校、医院等社会组织的改革,这是私有化、市场化的主要领域,在整个过程中大批量地消灭了资本社会化企业组织;更关键的是中国进行了货币体制改革,从1993年开始,为了加入WTO,我国大幅段降低关税并没有限制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经过房地产制度改革,在城市建立了类似于香港的土地制度。93年宏观调控和94年外汇体制改革,是根本转折点。至中国加入WTO,转变基本完成。后面就是贫富分化与社会矛盾急剧恶化的10年,是房价高涨的10年,是外汇储备跃进到三万亿的10年,是少数人财富爆炸性增长的10年。这些政策有两个后果,一个是中国放弃了运用主权信贷发展经济,财政不能向央行透支,转而利用外资;一个是形成了所谓制度性内需不足问题,由于分配的极度不均和社会保障缺失,中国内部形成严重产能过剩,只有依赖外需,形成贸易顺差。这本来是中国经济的大问题,但被当成成绩褒扬   面对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内需不足。中国经济当局似乎不明白主权货币和主权信贷的性质,不明白印钞搞建设和印钞消化产能过剩的原理。当前,中国的货币运转,主要是通过两个中介进行的,一个是美元,一个是土地。简单来说就是,进口美元以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抵押土地以完成人民币信贷资金投放。   主权信贷原理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印钞搞经济建设。经济体中,从微观角度发现了经济机会,此时万事俱备,只欠资金,那么企业组织就在银行申请贷款。银行的意义在于能够扩张信用,银行信用的源头在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所以最终而言是印钞搞建设。其过程不是印钞在先,而是经济发展的潜力逼出印钞,经济发展的潜力催生了资本,而不是资本促进了经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竟然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是非常荒谬的,经济发展要求不断增加基础货币。中央政府向央行发行国债难道是真的借钱?这只是一种公平的基础货币发行办法。周其仁称上述银行法为一项意义深远的制度安排,是关闭了政府主动超发货币之门。同时又指出,在主动超发货币之门被关上之后,又开出了一个被动超发货币的口子。我国每年新增的国家外汇储备,全部是央行用基础货币买进来的。   由于关上了自主增加基础货币的渠道,由于没有重视银行、企业等组织建设,同时社会资本和信任机制流失,中国面临制度性资本短缺,所以只能利用外资,通过美元流入来发行基础货币。   主权信贷搞建设能促进资本社会化企业的成长。经济发展主权信贷起主要作用,意味企业资本的社会化、意味着内需的强大,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资本社会化企业有利于技术的累积和成长,同时劳动者成为强有力的消费者;相反,外资主导、银行成为土地当铺、企业成为项目而资本完全私人化、非本土化,内需必定不振。由于资本特别是外资崇拜,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特别是房地产改革形成土地资本化和“攒钱买地”,社会保障不到位,中国形成了制度性内需不足。   中国不能印钞搞建设既是资本短缺又是内需不足的原因,土地资本化也同时是资本短缺和内需不振的原因。从个体来看,土地资本化可以获得资金,但从整个社会看,土地资本化却造成资本短缺。土地资本化的前提是地租和土地增值收益归占有者。地价是社会财富的耗散,掠取地租的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内耗,高地价是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良性发展的桎梏。我国封建社会土地买卖的存在是地价存在的基础,而地价的存在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对于通过购买土地而发展成自耕农的农民来说,地价占去了他们一个相当可观的财富,而这部分财富本来是可以用于生产垫支的。希望上升为自耕农的佃农,也会把一定的经济力量储备起来,以便支付地价,从而减少了他们的生产垫支。地价的较早出现,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也是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个经济上的浪费现象(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97页)。当土地信贷为主时,中小型实体企业必然发生极度资金紧张的情形,只有银根极度宽松,发生大水漫坝,资金才流入实体企业;银根稍紧,紧缩的就是实体中小企业。由于社会成员普遍需要攒钱买地,所以内需更加不振。   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需要同时是地租、资本社会化的过程,否则只能陷入攒钱买地的锁死状态当中或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中。中国唐朝中叶之后,进入土地食利和高利贷的恶性市场经济,“攒钱买地、读书做官”成为一般性的社会活动,其危机逻辑可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分析,但后果恶于马克思时代的欧洲资本主义,因为连工业化都无从诞生,只有周期性大规模社会毁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中国内需不足,乃是地租的私人竞争性占有和资本私有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个经济体制,需要同时解决信息问题(多中心决策的市场经济)、激励问题(按劳分配)、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问题(地租与资本的社会化)。在制度空间中,存在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经济体制,迷信于小岗范式与资本崇拜的中国经济学家却不进行任何探索。   内需不振、生产过剩有个短期的解决办法,就是印钞消费。由央行买国债,国债搞社会福利和公共工程增加中下层群众的消费资金。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原理,主张发行没有储备物的纸币,政府干预经济,解决消费不足问题。战后西方意识到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的不平衡,自觉利用无成本的纸币发行机制,解决消费不足问题。中国的做法是出口拉动经济,实际上也是印钞消费,不过是美国人印钞消费中国。因此,美国的预算平衡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句话总结,出口创汇挣美元,和中国人自己印一些人民币发给中国的老百姓让企业来挣,是同一逻辑而更惠及中国人民。米尔顿o弗里德曼设想用直升机撒钱,只是这个钱撒在美国而已。本文主张的中国外储问题短期解决办法之一,也是这个逻辑,只是钱撒在中国,国家级贫困县要多撒一些。   今天,中国外汇储备累积到3万多亿美元,是因为中国的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消费不振,因此需要美国人印钞雇佣中国,美国人印钞消费中国。制度问题造成美国人不印钞,我们的经济就要停摆。中国经济发展客观需要基础货币的增加,但外汇占款是一个恶性的信用膨胀过程。因为基础货币的增加不能完全对应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要输出物质财富和让渡股权,白白对外交上一笔铸币税。只要中国不能解决制度性资本短缺和制度性内需不足问题,则外汇储备的累积不可避免,调整汇率不能起什么作用。外汇储备花不出去,变成美国国债或美元资产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在这个链条中,外汇储备只有不断累积,才能实现中美贸易过程中资本的利润,外汇储备就是中国过剩产能的货币表现,就是中国制度性资本短缺的货币表现。外汇储备累积作为一个恶性的信用膨胀过程,类似于当年国民党统治时政府印钞用于军费、解放区收缴法币到国统区抢购物资,国统区所发生的恶性信用膨胀。当下中国的经济困局表现的所谓通货膨胀,并非是政府直接印刷基础货币“重敛于民”,而是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美联储成了中美联合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它是中国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最终提供者;因为中国内需严重不足,因为美国人社会福利降不下来,客观上形成了美国人印钱消费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是中国经济政策和美元地位、美国政策自然而然的结果。   外汇储备之累积是中国经济在目前制度下能够运转的条件,改变这个困局,长期看,在于认识到主权货币和生产过剩的原理,花大力气进行社会组织建设和法制体系建设,以主权信贷取代外资(包括并购外资企业);通过地租与资本的社会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来根本改变内需不足的问题,无需美国印钞来雇佣和消费中国。短期来看,中国解决其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不能依赖美国印钞消费。中国需要大幅度降低或根本取消出口退税,用节余的中央财政资金投资水利、环保、中西部卫生教育;废除人民银行法29条,中央财政向央行发行国债,所产生之基础货币用于按人发放、社会保障建设等来扩大中下层群众的消费能力,以中国内部凯恩斯主义取代国际凯恩斯主义(美国印钞给大众来消费)。当然,印钞消费只是一个临时措施,不能长期使用。总的来说是主动发行基础货币替代原来靠外汇占款发行的那部分,以平衡的方式挤压热钱、外资出境,这样逐步使外汇储备降低和消灭,做到降低外汇储备的同时国内就业状况不恶化同时收入分配趋向平等。   主权信贷搞建设印钞和生产过剩时印钞消费和财经纪律无关,偏偏中国人以此自我束缚。恶性的信用膨胀,是土地抵押信贷和印钞作为财政手段。当一个政权遇到极大的困难,通常是战争,妄图用印钞解决财政缺口,往往引起恶性通胀货币彻底崩溃。如果丧师失地,货币流通范围缩小,同时生产破坏,一定如此,这样的故事中国历代有多次。上面两种货币发行,形式相同实质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目前的数量型货币紧缩,实际配合了美国将印钞作为财政手段的恶性信用膨胀。中国正确方式货币数量宽松,实施的是第一种印钞,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外储,遏制美国不遵守财经纪律的行为。如果连两种印钞行为的实质都分不清,却株守货币主义教条来控制所谓的通胀,只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更深的伤害。   中国现在能够采取措施: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废除其29条,然后央行购买长期国债1万亿,宣布国债用于大众医疗、教育,但万不可用于投资。看市场各方反应如何,看是否还有人民币升值预期,热钱是否还要涌入,加息空间是否可以打开?   中国外汇储备不可能完全靠贸易逆差消化,与其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如回购外资企业,对美元投资者来说,当年,你们是带着美元来的,现在,你们带着美元走吧,咱们两不相欠。这是一个换血工程,换血完成后,中国经济体将恢复健康。   思议可思议之事,不思议不可思议之事。汇率、通胀、GDP为不可思议或难以思议之事,失业率、劳动者恩格尔系数、居民基尼系数、各项商品比价,为可思议之事。中美汇率固定如1:7,则比较名义汇率下中国美国社会生活之各项成本–衣食住行工排,工为雇工或购买人力服务,排为制造负外部性–这些为可思议之事,中国唯技工和服务员工资不可思议低廉,做坏事给他人和后代制造祸害代价则更低,住房价则太高,因此当分别调整各项以使两国接近而不是调整汇率,使中国工价大升、排价暴升、房价降,这是可以思议之事。汇率宜固定,唯有分别调整各项以使汇率合理,此即为卢麒元先生讲的以税制汇,取消出口退税,收资源、环保税,此为可思议之经济政策也。   我国目前的汇率改变牵扯到一种利益调整的问题,哪些人会取得利益?进一步来说哪些钱是流动的,哪些人是需要跨境进行移动的,有需求变成一种美元回到美国或回到其他地方去?老百姓的钱没有这个要求,只有套利的资金、热钱、海外的资本、国内的贪腐资本在这个过程当中,用升值了的人民币去对兑换更多的美元,然后才流出境外。目前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只能导致外汇储备更多。只有改变升值预期,才能阻止热钱流入。   解决外汇储备巨额累积问题只能是经济政策的调整,其关键则在于中国货币主权的恢复与收入分配大幅度向劳动者倾斜的措施,汇率云云都是浮云,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更是风险巨大之举。   三、为什么不是国际化而是封闭自主的人民币体系   黄奇帆作为深通经济的高级官员,他的看法具有代表性:面对国际热钱不断涌入中国、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巨额增长的局面,我们应从三方面使力:一是建立多层次的外汇储备体系,藏汇于民。国家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存量可保持不变,新增的外汇储备应转为企业储备、家庭储备。二是坚持“走小步、不停步”,适当加大汇率调整力度,既可使国内企业逐步适应,又可平衡进出口,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三是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促使全球市场和资源为中国经济发展配置格局的形成。   本文看来,即使美国国债没有违约风险,美元不是一直在缩水,中国也不应该积累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仅满足日常进口机动即可。本文甚至主张,即使世界货币体系恢复了金本位体制,中国都不应该积累黄金储备,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应该累积外汇储备。对于中国而言,外汇储备归零应该是其经济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其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无论我们面临的是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还是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中国都应该坚决维持独立自主的人民币主权信用货币体系。   经济全球化格局下,中国必须坚持货币主权、坚持资本流动的严格管制。中国资本走出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原因有两个:一是走出去不是培养中国诞生的跨国私人资本,他们与中国人民利益无干,失去了国家控制的海外圈地,发生粮食危机他们也只会把粮食运给买得起的人;二是海外资源投资不能仅仅遵循商业逻辑。促使全球资源为中国经济发展配置不能落入殖民主义的老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年,外国资本跑到我们的土地上,收购我们的资源,我们很愤怒,今天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那些第三世界国家里面,为什么他们就要欢迎我们?因此,不要忘记我们的光荣传统,堕落到和西方人一样,要坚持公平合理地取得资源,使得当地人民受惠而不是感觉被剥削。   人民币国际化今天似乎很大程度上成为共识,但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是开放资本市场、汇率自由浮动。本文则认为,审慎地考虑需要大踏步后退,走向金融锁国,建立自主封闭的人民币货币体系。原因如下:   人民币完全介入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无非是成为日元、英镑那样的角色。但是,日本、英国、巴西都遭遇金融危机,英国和日本、巴西也是美国国债的大额持有者,仍然累积巨额外汇储备。民族国家、主权货币和资本自由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身有严重的无法克服的问题,因此不需要参与这样一个坏游戏、愚蠢的游戏。为什么不能笑看国际货币体系风云变幻,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   货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比如英语和蒙古语间的关系。语言的使用情况是这样,用的越多则使用的人就会更多,使用的人更多就导致所有的人都使用它;如果一个语言使用的人越少,那就使用的人更少,就会只有极少数的人使用它,最后导致无人使用。同样的道理,一个人持有美元的原因,是因为别人也在用美元。在这个意义上,所说的汇率,不要说一般商品,就是和投资品的市场价格机制都很不一样。当今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价格机制是汇率的决定或形成机制这个观点是荒谬的,因为价格机制和汇率的决定因素可能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件事情。比如,A国战败,A国生产的鞋子并不降价,A国首都的投资性住房也不见得降价,但A国货币可能化为废纸。   人民币和美元自由兑换,意味着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化导致资金可以大进大出,人民币基础货币随之大增大减,杠杆方式(倍增方式)导致商业信贷资金之成倍宽松与紧缩。设想一下资金运动之潮起潮落之情形,资金进来,发生资产泡沫,由于土地彻底资本化,商业银行的土地金融机制根本上只能是制造而非防止金融风险,放贷的原因是已经放贷。资金潮退,则必然发生大规模坏账,沙滩上充满了裸泳者。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日本、香港、东南亚、美国的实践,都说明金融危机就是这么来的。   人民币货币体系,必须隔绝于强势美元的扰乱,才可运转。人民币闭关守城有余、攻城野战则不足。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同美元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陷入战斗当中,到时怕连原有的中国地盘也可能丧失。中国货币战略应该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高筑墙”即金融锁国,严厉限制外资;“广积粮”即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和高端、完备的工业生产能力,“缓称王”即不要过早国际化和美元直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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