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

　　谈到蒙古，多数中国人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因为辛亥革命时，蒙古才从中国分离出去，它是近代中国那段积弱落后遭人宰割历史的产物和象征。另一方面，蒙古又是一个陌生的邻居，它曾长期紧跟苏联，与中国为敌，是苏联百万重兵威胁中国的集结地之一。 　　苏东巨变后，蒙古令人惊叹地成为政治转型最快且最稳健的国家之一。转型20年来，蒙古的转型之路走得怎样？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因为这场历史性的改革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有着怎样的现状？ 　　在与中国隔绝往来几十年后，蒙古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开始迅速频繁密切起来。但在两国渐行渐近之后，蒙古社会却传出民间反华排华的不和谐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何方？蒙古对中国的重要性究竟如何？ 　　如上种种，是我们这个专题想要告诉读者的。     　　　　　 蒙古系列报道之一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身   提要： 虽然 1980 年代末，蒙古紧跟苏联开始其政治转型，并因缘际会成为前苏东阵营中政治转型最平稳顺利的国家；但蒙古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在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经济基础，从来不曾有真正的充分发育，甚至缺少独立管理自己国家的能力和经验，相比之下，蒙古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来得远算不上成功。   文 记者  段宇宏  周宇 　　“我准备写一本书，把蒙古这几十年的历史梳理一遍。” 　　也许没有人比包尔德·巴特尔更适合这项工作，这位前蒙古人民革命党（也称蒙古共产党）的第二书记，今天是国家宪法法院现任“九大长老”之一，同时兼任国立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作为一个具有声望的政治家和历史学者，蒙古各高校的蒙古史教材多出自于他之手。 　　1990年，“蒙古共产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发起了一场“把现代民主模式与我国特点相结合”的政治体制转型。一夜之间，蒙古实行多党制，并于同年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首任民选总统诞生。 　　蒙古的政治转型在前苏东阵营中被视为典范。转型至今的20年间，蒙古经历了四次总统大选、五次国会大选，有过政党轮替，但原执政党人民革命党却能在大多数选举中稳胜，保持执政地位，却也算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一道奇景。 　　谈及蒙古的制度转型，巴特尔不忘对《凤凰周刊》记者强调：“蒙古能和平转型，人民革命党是核心领导力量和最大推动者，并不似今天很多人所说那样，功劳全归于民主党。”在对蒙古自由民主制度深感自豪的同时，巴特尔也对当下的社会弊病痛心疾首。 　 　【第16个加盟共和国】 　　在国歌中，曾特意强调邻国执政党的伟大并歌颂其两任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这样奇特的国家，世界上也许只有蒙古一个，而国歌中“对世界上所有正义之国，我国都愿加强联系合作”被戏称：这个“所有正义之国”是且仅仅是苏联。 　　而苏联的国歌则为《牢不可破的联盟》。蒙古变革前，蒙古就一直被视为苏联的“不加盟共和国”或“第‘十六’加盟共和国”（苏联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戈尔巴乔夫就说过，苏联和蒙古“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我国政府各部门压根儿把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向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有些政治家，包括蒙方，郑重提出过蒙古并入苏联问题。” 　　蒙古作为“牢不可破的联盟”中的一个非正式成员，来得甚至比苏联的某些加盟共和国历史更久。 　　1911年12月29日，外蒙在沙俄策划支持下宣布独立，但沙俄还来不及吞下这个到嘴的果子，“一战”爆发，接着又是“十月革命”。待内战结束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才腾出手来打理沙俄遗产。 　　1921年，苏联红军在蒙古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虽然不被国际承认，但苏联对它的改造也绝不含糊，它不但政治经济模式完全照搬苏联，甚至连政治斗争模式和步调都如出一辙：1926-1928年，斯大林在苏联清洗民族主义分子，蒙古也清洗民族主义分子；1929年斯大林推行集体化并导致大规模叛乱，蒙古也集体化也大规模叛乱，苏联大饥荒，蒙古也大饥荒，斯大林清党，蒙古清党，斯大林大清洗，蒙古大清洗——在消灭本国人口方面，蒙古人民革命党取得的成就，按人口比例并不逊色苏联。 　　到了二战结束时，蒙古是否正式加盟苏维埃大家庭已不重要，因为它早已完成了“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意识形态上完全效忠苏联，政治上完全仿效苏联”的全面改造。 　　蒙古的全面“苏联化”，首先体现在党的苏联化：人民革命党的重要干部都必须在苏联学习培训（三分之二的省委书记毕业于苏联中央党校），谁得到莫斯科青睐，谁就能在党内脱颖而出。谁有苏联背景或苏联妻子，谁就有了快速上升的重要资本。泽登巴尔能成为蒙古第二代领导核心，多少因为他的岳父是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将军，而蒙古的中层干部中，娶苏联人为妻者高达20%。 　　其次，在苏联同志的无微不至的帮助下，蒙古社会完成了彻底的文化和社会改造：语言上大量吸收俄文词汇，文字上斯拉夫文代替了蒙古文，服饰上苏式服装替代了蒙古长袍，饮食上俄式西餐在城市推广，历史上成吉思汗被抹掉，宗教上上层喇嘛被集体枪决、中下层僧侣被强制还俗……一句话，除了人们的长相和语言，蒙古与苏联已无区别。 　　当然，蒙古政治上的高度依附，苏联并非全无代价。虽然蒙古自1920年代后向苏联源源不断提供了肉、皮毛、矿产等大量物资，尤其是二战时蒙古向苏联捐输了远超实力的金钱和物资，为战争贡献不菲（其中黄金300公斤、美元10万、马匹50万），但1948年，苏联从二战中缓过劲来，便开始大力回馈这位贴心的小兄弟。1968年蒙古被拉入“经互会”这个温暖大家庭后，得到的经济实惠就更多，它一半的国家收入直接来自援助。 　　本质上，“经互会”这个高度封闭的计划体制，对各主要参与国来说是一种双输选择：东欧各工业国不满自己被安排的分工，同时抱怨苏联用质量低劣的工业设备盘剥自己，而苏联则抱怨自己的工业品和原料低于国际价格是亏本买卖。尽管1960年代，有蒙古领导人质疑加入“经互会”是否合算，但事实表明，对蒙古、朝鲜、古巴等少数国家来说，“经互会”的确是一个奶妈。 　　从1960年代起，蒙古由单一的畜牧业国逐渐变成拥有矿业、动力、燃料等工业体系的现代工业国，工业产值由由1940年的12.77%上升到1980年的42.5%。城市人口比重从1956年的21%上升到1989年的55.7%。 　　但上述成绩并非蒙古的骄傲资本。蒙古的牲畜存栏数量，从清末到民主化转型前夜，整整一个世纪都在一个很小的区间内浮动，集体化期间还曾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大牲畜。蒙古的工业体系，非由自身传统畜牧业积累而来，只不过是作为温顺的不加盟共和国，获得苏联特殊关爱的结果。当然这个照顾也有中国的一份，在中苏交恶前，中国即向蒙古提供了4.6亿卢布的援助。 　　苏联对蒙古的援助主要为优惠贷款和直接援助，此外，由于自家兄弟贸易往来不必钱货两讫，蒙古逐渐欠下经互会各国的巨额债务，仅苏联解体时，蒙古对苏联就有117亿转账卢布的债务。欠“大哥”的钱甚至是不必还的，2003年底俄罗斯宣布免除其中的98%。 　　进入1980年代，苏联和其他“经互会”国家对蒙古的主要援助形式是“交钥匙工程”：你几乎不用做任何努力，一切由兄弟国家包办。它使蒙古加剧了依赖，完全不曾学会这些现代工业项目的基本管理和运行，其灾难性后果要在若干年后才会显现。 　　考虑到1990年蒙古人口仅有215万，上述天文数字般的贷款和援助，足够帮蒙古在草原戈壁上堆出一个工业化来。 　　虽然蒙古的商店里除了蜡烛和盐外，别无他物，但比起苏东阵营的其他国家，人们不必为肉蛋奶等食品去浪费时间排队或挖空心思走后门。于是，像千百年前的祖先一样，蒙古人不缺肉吃不缺奶喝。 　　蒙古不像东欧国家有过物资丰富的记忆，不像他们知道隔壁资本主义的橱窗里琳琅满目。自清代并入中国版图起，蒙古人几乎就中断了商品经济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只中断了30年的商品记忆，而在苏联，被中断的历史记忆长则70年，在东欧则为45年。当这些国家先后打开市场经济的大门时，这一历史记忆的长短和有无，成为一笔对其市场经济转型成败具决定意义的文化财富。 　　转型前的蒙古，就物质而言，不消说是人人平等而基本满足的——除了大约三四千个特权家庭有极高收入，可以通过内部特供商店弄到各种普通蒙古人根本没见过、也不曾知道的消费品。他们惟一的不满，是自由的匮乏和对专政的恐惧。即使是1962年的“政治小阳春时期”，蒙古中央宣传部长铁木尔奥其尔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主张举办纪念活动，也惹得苏联大发雷霆，蒙古人民革命党党中央第一书记泽登巴尔立即谴责：“成吉思汗是一位恐怖主义份子，不是民族英雄。”这位宣传部长被解除一切职务。 　　【老大哥送来的政治转型】 　　反讽的是，向民主化转型的政治变革，同样是苏联向蒙古主动输入的。 　　1984年8月，68岁的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这位任期经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时代的政坛常青树，在苏联授意下，因为“年龄过高”被解除总书记和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职位。时年58岁的巴特蒙赫担任总书记。继任的领导集团，大多是拥有苏联博士、副博士(苏式学位制度，无硕士，副博士相当于硕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无疑为其后的顺利转型扫清了障碍。 　　1985年3月，54岁、精力充沛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在国内掀起改革风潮。从来脚步紧跟“正义之国”的蒙古，也迅速拐进了政治转型的快车道。 　　包尔德·巴特尔是人民革命党内最早思想解放的一批年轻人。1979年， 31岁的巴特尔在苏联社科院攻读副博士时，还是思想“非常单纯”的青年，他的导师悄悄塞给他一些书籍和文章，这些来自苏联异议人士或西方左翼民主社会主义读物，对巴特尔造成巨大震撼。 　　而曾为著名作家的蒙古通讯社社长巴桑苏仁当年原本认为“整天写工人、医生、牧民如何把生涯献给社会，是记者职责所在；上级随意删改稿件、不经主管审批新闻不得刊发，也没有什么不对；新闻自由就是保护人民利益，或是保护党的政策、原则”，但在去了苏东和日本等不同阵营国家后，突然意识到本国原来是有马克思所说的新闻审查制度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官方媒体突然出现了批评政府的声音。巴特尔等人立即心领神会：“看来我是正确的，戈尔巴乔夫和我想的一样。”巴特尔成为当时在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和蒙古总工会机关报《劳动报》积极撰文抨击官僚主义、呼吁民主的主力。 　　尽管巴特尔的出格言论引来蒙古“国安”的同志找他喝茶谈话，但善意提醒后的默契共识却不言而喻：“天还没亮，说话注意点。”巴桑苏仁认为，媒体和知识界对当时的变革起了奠基和催化作用。     曾有作家因小说中记载苏联军车压死人扬长而去，结果因“侮辱俄罗斯人”被开除公职；有作家因书中提到成吉思汗，出版被停止……这些民族意识与文化上的压抑、政治不独立带来的个体不自由，使得变革思想很容易征服蒙古精英阶层。     1985年，苏蒙两国政府打算在有“瑞士风光”之称的库苏古尔湖附近开发矿藏，两国新闻界认为它会污染库苏古尔湖，同时会导致蒙古断水，贝加尔湖也将不保（贝湖水大部分自库湖灌入），发起共同的揭露与抗议活动，结果赢得两国民众支持，最后两国政府居然妥协，放弃开发协议。 　　参与此事的巴桑苏仁认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令他永生难忘的“大胜利”。他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带着自己的助手翻译《人权宣言》和《美国新闻记者守则》，广为传播。他们的确很快羸来另一次胜利。1986年，驻各媒体的审查机构撤销，“他们搬走了，我们搬进了他们宽敞的办公室！” 　　1988年，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放弃对各“卫星国”的内政干涉，要求各执政党拿出决心改革，获取本国人民真正的支持，而不是依靠苏联的武力庇护。 　　第二年，苏联启动从蒙古撤军。 　 　【自己决定命运的时刻】 　　苏联老大哥决定彻底撒手不管，蒙古人的命运第一次由自己掌握。 　　1989年12月10日，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出现了非官方组织的群众游行，这是半个多世纪里的第一次。青年人喊着口号、散发传单要求民主改革。受此影响，全国各地陆续爆发规模不等的游行。 　　尽管总书记巴特蒙赫等人显示出与前代领导人明显不同的宽容与开明，但这样的局面，没有任何人经历过。 　　历史舞台呼唤新的英雄。于是，28岁的卓力格应声出场。 　　卓力格，时为蒙古国立大学科学共产主义课程的青年讲师，外祖父是俄罗斯地理学家，死于乔巴山时代的大清洗。1988年卓力格建立名为“新一代”的持不同政见地下青年团体，传播改革和民主思想。 　　柏林墙倒塌一个月后的1989年12月，卓力格领导成立蒙古建国后的第一个反对派组织——蒙古民主联盟（今蒙古第二大党民主党的前身），宣称该组织有成员4万，支持者10万人。 　　在12月17日的集会上，卓力格明确提出联盟章程和纲领，要求“全面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允许各组织存在”，要求“同苏联、中国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要求推行自由市场经济。 　　1990年1月12日，卓力格们无视游行集会的禁令，在苏赫巴托广场发起抗争活动，要求实行多党制，建立独立的经济和“向人民讲出蒙古人民革命党沾染着鲜血的历史”。参与者由数百积极分子迅速发展成7000余众。 　　2月18日，民主联盟举行首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蒙古民主党，其指导纲领是“马克思主义”。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巴图蒙赫向大会发去贺信，并为他们提供会场，允许对大会进行实况转播。反对党似未领情，仍然做了对蒙古人民革命党提出激烈批评和指控的报告。 　　因全国局势持续动荡，人民革命党高层决定派兵清理广场，恢复秩序。战士们在执行任务时，与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发生拉扯打斗，人群一时剑拔弩张，卓力格当机立断，立即站到几个同志的肩膀上，拿起喇叭声嘶力竭呼吁激动的民众冷静，坚决不可使用暴力。 　　时间在这一刻凝固，全场情绪迅速平静。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被阻止，悲剧未在蒙古重演。 　　这个被抓拍下来的历史瞬间，从此成为蒙古和平民主革命的象征。这几分钟影响了蒙古今后的进程。卓力格一跃成为蒙古家喻户晓的政治领袖。 　　今天，乌兰巴托中央邮局门口的街中心，立着一尊卓力格的铜像，他被誉为“蒙古民主之父”。     人民革命党在大时代面前并非无所作为。1986年5月的第19次代表大会后，改革早已是全党共识。但全国持续的抗议，让人民革命党倍感压力，内部分化也日益严重。公安部长吉姆萨森吉夫、国防部长莫罗扎姆茨纷纷表态，反对武力弹压，要警察和军队中立。 　　1990年3月，苏和巴托广场上的游行已发展为绝食，抗议者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党被迫紧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经协商，巴图蒙赫因“反应迟钝、拖延改革”，率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集体辞职，元老贡布扎布·奥其尔巴特接替总书记一职。 　　党的新领导班子宣布，今后的任务是“坚决深化改革”，将蒙古从苏式社会主义制度转入多党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响应人民清算历史的强烈呼声，下台后一直侨居苏联的泽登巴尔被开除党籍，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亦被剥夺。 　　1990年5月，蒙古修订宪法，删除“一党专政”条文，正式开放党禁。6月，人民革命党依法重新登记注册。令人意外的是，人民革命党在应对危机的特别大会结束后，居然吸纳了近7000新党员，此后党员数量不降反增。 　　1990年7月，蒙古国首次由多党参加的大呼拉尔选举揭晓：执政的人民革命党以85%的席次获得压倒性胜利（422名代表席获357名）。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人民革命党的领导层皆为民望极高的学者、作家，对选战极为有利。而各新兴党派候选人大多初生牛犊，组织能力、基层布局、人脉威望皆有待提升，老百姓支持他们争民主，但对他们执政能力则持观望态度。此外，反对党缺乏同质政党的整合，力量分散，选战不利自是必然。 　　9月，由大呼拉尔选出人民革命党籍的总统彭萨勒玛?奥其尔巴特。 　　人民革命党和它的国家一起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历史的危机时刻。 　 　【伟大的妥协】 　　在苏联庇护下独享了近70年权力的人民革命党，在1990年7月的大呼拉尔选举中获胜后，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为缓和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冲突，放弃了单独组阁的机会，吸纳了各党派联合力量组成第一届民选政府。 　　事实上，人民革命党权力传承到1980年代时，中高领导层几乎全为高知阶层，往往又是蒙古知名的各力量学者，与党内外年轻政治领袖之间有师生之谊，彼此戒备心低，信任感强，对改革进程有着极其微妙的正面影响。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笼罩在蒙古人头顶上那片北方的阴云完全解除，改革进程突飞猛进。     两个月后，在奥其尔巴特领导下，制订出蒙古第四部宪法。这部宪法明确宣布保障人权和自由，抛弃之前宪法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为强调“民主主义政治”；此后总统由直选产生，呼拉尔席次缩至76席；同年更改国旗国徽国号，修改国歌歌词，一切皆为体现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色彩，正式告别“苏蒙共产主义时代”。 　　那段时间，任人民革命党中央部书记的巴特尔跟党内外反对派领袖们夜以继日沟通，“经常我们开完会，天都快亮了”。当时党的总书记已由哲学家达世?江东继任，以他为首的核心层每天都在思索党和国家的前途。     “国家走到一个生死关头，一着不慎都可引起分裂动荡。”巴特尔回忆道。 　　1992年新宪法公布后的国会大选中，人民革命党再度得胜，获76席中的71席。 　　但这次人民革命党席位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占93.4%），并非民意的准确体现，因为26个复数选区全额连记法选制下，不易形成两党制，造成反对党过于分散，故人民革命党以56.9%的选票却赢得了93.4％的席位。 　　有趣的是，1993年蒙古首次总统直选，人民革命党提名图德夫作为候选人，卸任总统奥其尔巴特与需要一个有名望的候选人的社会民主党一拍即合：奥其尔巴特退出人民革命党，投奔社民党。结果，奥其尔巴特战胜图德夫，高票当选总统。 　　议会选举让人民革命党胜，总统选举让民主党胜，“我们蒙古百姓似乎很懂得制衡的道理”，巴特尔笑着说。这样的情况，此后屡见不鲜。 　　异常顺利的政治转型，甚至造就了某种宽容的政治和解氛围：声名狼藉的前总书记泽登巴尔很快又被恢复党籍，而在广场危机时因表现不佳而辞职的前总书记巴图蒙赫，一度被留党察看，也很快被恢复名誉。 　　为使蒙古尽快形成稳定的政党生态，在时任总统奥其尔巴特和反对党的催生下，1996年，蒙古通过选举法修正案，将26个复数选区改为72个单一选区，大幅压缩了小党的生存空间，迫使反对党整合。结果在当年的选举中，由蒙古民族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绿党等结盟组成的民主联盟战胜了人民革命党，实现了蒙古的第一次政党轮替。 　　【蒙古大夫的休克疗法】 　　比起政治转型，经济问题才是真正考验蒙古社会的最大难题。 　　作为一个经济体，蒙古不过是苏联这个大型组装厂的一个小车间，对外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0%，世界罕见，而对苏贸易则占80%。 　　苏联1980年代末因自顾不暇开始减少对蒙各项援助，接着一夜之间解体，完全依赖苏联血管才能完成经济循环的蒙古，遭此重创，经济从1990年开始剧烈下行，到1993年方到谷底。 　　对外贸易，1993年比1989年下降了60%；对苏贸易，1991年比1989年下降了70%。遭遇打击最沉重的，无疑是其工业，自1990年，每年递减额20.77%，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其次是仰赖苏联物质供应体系的种植业，因机械、燃料、化肥等基本生产资料供给的中断，1995年，谷物的产量不足1989年的1/3。 　　而当年的“交钥匙工程”在苏联专家们走后，变成了“断奶工程”。早期进入蒙古的中国建设者们发现，蒙古人甚至分不清建筑物内各种管道的用途。乌兰巴托的男人们似乎还不适应如何去工作。中国施工队在建设，一大群蒙古人围观。 　　蒙古经济转型为人诟病最多的，还是暴风骤雨般的私有化方式。 　　1991年1月15日，蒙古国政府决定将60%的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定价，由于这个国家经济几乎瘫痪，并且，蒙古不像苏联人只是忘记市场经济好多年，而是压根就不曾有过，价格信号并未如期刺激生产，蒙古遂很快成为世界通货膨胀率最高的10个国家之一。 　　蒙古需要私有化，但几乎没有人懂经济，尤其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于是Naidansurengiin Zholzharga这个关键先生及时出现了。 　　Zholzhargal是担当这一历史重任的不二人选：他父亲是蒙古前商务部长，母亲是前财政部长，哥哥是中央银行行长。Zholzhargal本人曾在匈牙利留学，但这段经历让他对计划经济彻底失望并对市场经济产生了兴趣。 　　1989年，供职于蒙古中央银行的Zholzhargal因为一个联合国项目的资助，得以在美国待了半年，并在那里有机会学习西方经济。 　　在Zholzhargal看来，蒙古国这个经济体毫无疑问是病了，病得很重，需要一个根本性的治疗方案。于是，Zholzhargal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与几个哈佛大学毕业生朋友，在一间屋子里闭门造车地制定了蒙古私有化方案。 　　此时，这位年轻的“蒙古大夫”只有27岁。 　　Zholzhargal的方案最初形式被认为是采用了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采用的“投资权力证书”。这种证书将国有资产按1万图（蒙古的货币单位）面值分为1股，平均地向蒙古每个公民发放。投资权力证书的最初动机是将国有资产快速、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蒙古公民。 　　1991年5月31日，蒙古国小呼拉尔通过《财产私有化法》，除铁路、航空、有点、矿山工业等国民经济核心部门外，对当时国有固定资产的44%通过向公民发放“投资产权证书”的途径私有化。 　　私有化的第一阶段，是服务业和其他小企业的私有化，每人领到一张粉色的券，上面印着有成吉思汗发头像，可以竞购牲口、小商店和其他小企业；第二阶段，是确立私有制在国家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人们领到一张蓝色券，可以购买工业企业的股票。 　　Zholzhargal坚持认为，缓慢变革会产生腐败，只有快速推进的“休克疗法”才能将国有资产快速、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蒙古公民，从而实现私有化。但Zholzhargal没想到，“快”同样可以导致腐败，而且能快使得普通民众更无还手之力。 　　在蒙古，善于经营管理、富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群体不存在，强大的市场、法律约束机制和廉正高校的政府同样不存在。由于没有成熟的资本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健全的法律体系，权力证书持有者实际无法约束和监督企业，企业经济阶层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企业唯一的主人。 　　更糟的是，大部分民间百姓对游戏规则一无所知，甚至对他们解释都无从解释，不但牧民们丢弃股票的现象非常普遍，就连北方某省一位金矿领导及现在蒙古BTV总经理这样的人物，也因为不知道股票该干什么用而把手上的证书弄丢了。 　　丢弃股票的另一原因是，由于没有成熟的证券市场进行流通，股票一开始几乎一文不值。直到1994、1995年间，股票才逐渐涨价，在一个破旧的自由市场门口开始有人站着收购。 　　畜牧业私有化同样因没有成熟合理公平的方案，导致原农牧业合作社的管理阶层及其亲属利用权势，将大量集体财产和牲畜占为己有，公平平均分配的设计方案最终流产。 　　根据1996年的推算，53.75%的牧户拥有的牲畜不足100头只，少数牧户则达到1万头只。 　　不过，蒙古灾难性的经济困境未酿成全面崩溃和社会动乱的惨剧，除了政治转型稳定外，另一原因是其传统畜牧业的支撑。尽管畜牧业私有化过程中，分配并不公平，但牧民的积极性依然被极大调动，1997年比1989年，牲畜总头数增长了近乎1/3，是蒙古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未取得的奇迹，这个数字依然在飙升。 　　更幸运的是，仅有的两个邻居中，北方的邻居撒手不管时，南方的邻居及时找上门来，与蒙古正好形成一种互补：蒙古遍地丢弃无用的废铜烂铁，以及苏军撤退时留下的各种废旧物资，中国商人当作宝贝收购回来；与此同时，中国商人们源源不断输送到蒙古的各种时尚花哨的假冒伪劣商品，正为蒙古人所急需。 　　此外，不能不提的是，苏联老大哥无力庇护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美、德、世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近40个国家和组织对蒙古紧急援助，在1990-1995的阶段，国际社会对蒙古实际援助累积达9.2亿美元。 　　【贫穷但幸福着】 　　经历过社会转型初期剧烈的经济震荡后，蒙古经济自1993年就开始恢复性的缓慢增长，有段时间搭上矿产品价格上涨的便车，经济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中国。尽管2008年的经济危机重挫蒙古，但其人均GDP早已从1989年时的人均600美元上升到今天的1600美元，与中国已相差不远。 　　今天，蒙古精英普遍认为，蒙古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贪腐低效和全社会的依赖症。 　　尽管蒙古今天的基尼系数还远低于中国，但蒙古国的贫富分化以一种特殊的直观情形让人触目惊心：2000年后，乌兰巴托市睡在下水道、涵洞里无家可归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在乌兰巴托寒冷的冬季，贴近下水道里的供暖管道能让他们渡过严寒。 　　下水道越聚越多的人群成为一个著名景观，甚至成就了一些国际摄影师的江湖地位：英国摄影师James W. Hill的作品《爱与和平（Ouynaa And Tsetsegee）》获得尼康2002-2003年度国际摄影比赛一等奖，而美国独立摄影师Paula Bronstein的镜头中，下水道居民中出现了18个月大的婴儿。 　　下水道居民的后备大军似乎还在不断增加：失去工作也不愿找工作的酒鬼、游牧到首都附近干脆扎个帐篷住下不走的牧民、被亲人抛弃的流浪儿。1990年代中期的转型中，蒙古地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的不对等逐渐扩大，这导致大规模的农村向城市移民现象，以及失业和贫困。 　　据蒙古政府公布的数字，全国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而根据世行的标准，蒙古则有70%的人仍在贫困线下。不过，在此线下生活的不少蒙古人不但没有一点自怨自艾，甚至幸福、自信溢于言表：“有酒喝有肉吃我怎么算是穷人？” 　　贫穷的原因有多种，但在蒙古，懒惰恐怕是重要因素。 　　懒惰不只是蒙古人留给外国投资者最深刻的印象，在其国内，从前总统奥其尔巴特到议员、学者，几乎所有被《凤凰周刊》采访到的蒙古精英知识分子都提到：蒙古人应该更加勤劳。 　　与懒惰并行的是习惯性酗酒。到目前为止，许多蒙古人依然是有酒有肉，就可以快乐地生活，即使是住在简单的蒙古包里，甚至下水道中。 　　在社会主义时期，蒙古买酒需要凭票，很难如愿。一些酒鬼只好去商场买香水喝，或是闻汽油味来满足酒瘾。转制之后，蒙古人再也不愁买不到酒，酒鬼顿时多了起来。 　　多年前，蒙古国会就通过《同酗酒行为作斗争法》，规定每月第一天严禁卖酒，但歪歪斜斜的醉汉在乌兰巴托随处可见。今年前9个月，这个人口只有270万的国家，刑事案件发生14511起，醉酒犯罪案件同比上升了1.9%。 　　酗酒极大损害了蒙古男人的身体、精神、家庭、人生，甚至是国家经济。这也成为部分蒙古人贫穷的重要原因。 　　一个蒙古人说，有人捡两天垃圾挣来的钱，宁愿买酒喝掉，也不愿意给孩子买面包。流浪汉凑钱买酒喝的情况亦是乌兰巴托的常景。而美国摄影师Paula Bronstein2000年在拍摄下水道里的蒙古人时，拍到了11岁的醉鬼：他醉醺醺地爬回洞口，然后在镜头前酣然如梦。 　　酗酒造成的家庭问题，甚至迫使不少国际慈善机构不得不代为照顾被蒙古男人抛弃的女人和孩子。据乌兰巴托官方2009年统计，该市37%的儿童因家境贫困辍学，每日有1500名儿童流浪街头。 　　蒙古科学院政治研究所主任额尔德尼谈及蒙古社会的懒惰和依赖症时，对今天蒙古两大政党为讨好选民，动辄承诺给每个公民发钱、给公务员加薪的办法极为痛恨。2008年大选，民主党承诺要给每人发100万图（约合人民币5000元），人民革命党则喊价150万图（果然在大选中胜出）。 　　今天，依然有牧民从遥远的牧区骑着马来到乌兰巴托，为的就是要求全部兑现人民革命党竞选时150万图的红包承诺。 　　“除了导致通货膨胀和人民懒惰，（这种承诺）什么作用都没有，”额尔德尼摊着手说。 　　蒙古知识分子们大都对成功转型的民主制度自豪溢于言表，但谈及贪腐低效率，则倍感痛心。 　　蒙古政治转型成功后虽运转经年，但离一个成熟的民主体制尚有相当距离。 　　“民主之父”卓力格在实施新宪后两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98年成为建设部部长。他对政府很多市场化改革措施提出质疑，认为某些方案不公平并将不少人推进贫困线。 　　1998年4月，蒙古因为复兴银行的私有化问题发生府院之争，最后各党达成妥协，商定让卓力格出任总理。没想到，他在10月2日晚被两名凶手入室杀害，凶手逃走前在冰箱里“偷”了一瓶醋一瓶酱。前途无可限量的卓力格意外死去，迷案至今悬而未破。 　　外界揣测，卓力格可能是因为上台会妨碍某些利益集团，才遭此惨祸。他离世后，加深了政治危机，无数人到广场为他做烛光守夜，直到乌兰巴托市长纳兰察茨热勒台被指定为总理才化解。 　　2008年6月，首都再次迎来一场震动：反对者因为不满人民革命党在大选中胜利、指责选举舞弊而游行，但大批流浪汉、酒鬼的加入，使政治游行最终演变为一场骚乱，人民革命党的中央部大楼被人纵火焚毁。 　　胜选的人民革命党再次使出“妥协大法”，获得单独组阁权的人民革命党最终把反对派也拉进来，组成了“联合政府”。 　　这届联合政府似乎解决了以前各派只为反对而反对、导致蒙古各级政府不断扯皮、决策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在变成最稳定、最高效的一届政府的同时，又因在联合中实现利益共享，出现了反对党消失、多党合伙腐败的问题。 　　被当地人认为是合伙腐败最直观的戏剧性场面，是蒙古的公路上，左肽车（方向盘在左）和右肽车（方向盘在右）同时乱跑。这一景象被认为是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车被不同的利益集团各自维护、彼此放行的结果。 　　有新闻自由，监督力度够大，为什么用处却不大？尽管新闻媒体不断揭露各种腐败，但平时公共参与度很低的老百姓似乎对此漠不关心。蒙古科学院政治研究所主任额尔德尼对此痛心疾首，但他坚信，随着时间推移，除法制建设之外，加强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公民意识教育，可以逐一改善这些问题。 　　不过，对那些深为本民族陷于依赖症为忧的蒙古精英来说，即将到来的矿业繁荣未必将全是好消息：“荷兰病”（自然资源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现象）风险和“挥霍的民粹主义”回归，并非远在天边的一片阴霾。一个尚在谈判中的矿产开发项目还未敲定，预定将会产生的红利已提前派发给选民，这在蒙古并不是新鲜事。   详见《凤凰周刊》第381期 订阅《凤凰周刊》，请访问 http://ifengweekly.com/

2011年09月09日 18:52:59 　　本报评论员张曙光   　　自200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落户大连以来，论坛的议题从“变化中的力量平衡”、“下一轮增长浪潮”、“重振增长”、“推动可持续增长”，到今年的主题“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终于从经济增长的数量说到增长的质量了。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就已经从短缺经济变为相对过剩的经济。那时就应该着重关注“增长的质量”问题了。遗憾的是在指标管理考核体系下，数量管理，速度管理容易得多，而质量管理却非常不容易。在先易后难的思路指导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提出一再延后，已经到了实在无法回避的时候了。   　　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光鲜得很，不但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得一枝独秀，而且还大有力挽世界经济狂澜的气概。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接近10%，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3%。3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排名第十位跃居到世界第二位。按照当初“先把蛋糕做大”的思想，现在“蛋糕”是做得很大了，但问题却越来越多，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最突出问题是贫富分化严重，基尼系数早已超过警戒线，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   　　而解决的方式是什么，重新切分蛋糕吗？各种资源权益范围归属基本划定，重新切分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那只好继续做大“蛋糕”，在逐渐做大蛋糕的过程中来满足各方面的要求。然而做大蛋糕已非易事。     　　 一是环境制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关于“90年代中期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估算”报告，2005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了5,187亿元，占当年GNP值的3.27%。而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 的10%左右。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官方权威人士称，环境问题已经不是什么贻害子孙的事了，而是我们这一代人就快过不去了。 二是资源制约。我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铁矿石进口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几百万吨到目前的几亿吨，铁矿石进口依赖程度一直在50% 以上，属于极度依赖。而石油对外依存度逐年扩大。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2007年为49%，2008年突破50%，2009年达到53%，2010年达55%，今年1至5月则升至55.2%，仅次于美国。有机构预测，2020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超过60%。而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美国的依存度近年来却是下降的。   　　那只有提高蛋糕质量了。而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必须依靠技术。但我国在建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方面并无技术优势。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迈向低碳和社会可持续未来〕分析：我国要实现未来低碳目标至少应掌握60多种骨干技术，但目前有70%的技术我国并不掌握。如果完全购买这些技术，不计代价地实现减排目标，到2050年为实现减排的投资成本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这又是一个吃不起的蛋糕。   　　所以，即便是关注经济质量，我们也面临着进退两难，左右为难的窘境。这恐怕不仅是达沃斯论坛，而且是所有关注中国未来的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上一篇： 完善法律，更要完善道德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9月09日 12:32:26 　　——评走反了方向的关于“月饼税”的宣泄   　　近来，关于所谓“月饼税”的讨论在各种媒体上沸沸扬扬，在一片压倒性的抨击声中，质疑其合法性的有之，责难其即使合法也是不合理不合情的恶法有之，嘲笑税务机关抓小放大、无事生非者有之，总之，“月饼税”一时间成了万夫所指、无情无义的愚蠢之举。事情真的是这样吗？究竟谁是这场围观盛宴的真正受益者和受害者？须知在我们今天这个浮躁的社会中，不经思考的宣泄，伤害的未必就不是自己。就如各地频现的众人起哄欲跳楼轻生者“快跳”，也许满足了围观者一时莫名的快感，损害的恰恰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困境中最需要的社会援助。   　　 “月饼税”的利弊得失   　　首先，有“月饼税”吗？当然没有。这不过是把已经实行了16年的个人所得税征税对象中包括实物、有价证券的规定重新挑出来煽情的说法。有人说这个税只是企业员工要交纳，这显然是有意或无意的曲解，因为税法明确所有中国境内居民都要交纳。又有人说，税法不是规定福利费免征个人所得税吗？其实个人所得税的实施条例里解释得很清楚，个税法该条款所说的福利费，是指支付给个人的生活补助费。按规定比例列支的福利费，可以计入成本，即可以免征公司所得税，但向个人发放时不能免个人所得税。还有人自作聪明地论证，月饼已经包含了相关商品税，再征个人所得税属于重复征税。但是，我们拿到的税后货币工资难道不也是要去购买商品，那些商品不也是已经交纳了商品税吗？把这全世界通行的复合征税方式当成新发现而且得到众多捧场，是要让人笑话的。   　　其次，“月饼税”真的合法而不合理吗？说中秋节月饼是中国人的传统不应征税，那么，元宵节的元宵是否也不该征税，端午节的粽子也不能征税。那么国庆节、元旦的小礼包呢？月度季度对职工的慰问品呢？春节过大年的年货呢？母亲节、父亲节、教师节的孝心和馈赠呢？是否要把个人所得税的税法中加上从月饼开始的一长串食品名单就合理，就凸显了中国人的习俗和温情而不会贻笑大方？况且，同样是月饼，有几十元、几百元、几千元的，税法是否还要在每个物品后面再加上数量和价格限制呢？世界各国的一般免征额即中国俗称的个税起征点就是考虑了这类无法一一列举的基本民生需要。实物和有价证券纳入个税征收范围是国际惯例，中国的税法一定要创新地加上月饼一类的实物免税，让大家从单位领米领油领月饼就会显得合理而不是荒唐？况且，对月饼等等节日特色佳品的特殊免税是否又会变成对从来不发月饼的中小企业的成本压力和管理压力？再进一步，同样是月饼，有人喜欢广式，有人喜欢苏式，发月饼显然不如发月饼卡更适合每个人的口味需要；发月饼卡不如发点心卡，不愿吃月饼还可挑其它食品这样更人性化；发食品卡不如发购物卡让人有更大选择更能体贴民情，等等。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问题的本质，真想在节日增加职工的福利为什么不象国际上通行的那样，简单合法地增加货币工资或奖金？直白地说，这里的国情论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民俗，而主要是为了进行中国特色的避税即逃税。因此我们看到，今天不需自己去买就有月饼的人，是从不需要去交什么个人所得税的。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价格越来越昂贵、包装越来越豪华的月饼，基本上不是个人购买，而是官方和民间单位在中秋前购买去用来打点各相关方面的礼品。当然更不可能有任何人会去要收礼者上交个人所得税。中秋之际，中国工薪阶层的主体更不用说农民既够不着纳个税，也没有人给他们发月饼。但一部分有头有脸的强势群体，经常为太多月饼和月饼卡大闸蟹卡发愁，并由此造成受迫性不健康饮食或巨大的浪费，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目睹这些，你是会为莫须有的“月饼税”愤慨，还是会为在中秋节的名义下太多的单位和个人在传统习俗背后盛行腐败和浪费而不平呢？   　　 “月饼税”触动的隐性收入潜规则   　　所以，今天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发工资是一定要被代缴代扣个税的，但全国可说没有一个人因为中秋节领了月饼被代缴扣税从而少领了工资。原因在于月饼不能当工资发。职工不会认同雇主发了月饼，就扣他的工资去交个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国人调侃的“月饼税”，如果真有个别单位交了也可说是雇主税而非工薪税。而更大量和更昂贵的送礼月饼和购物卡当然绝无纳个税一说。向个人发放实物和有价证券必须征收个税其实早有法律明文规定，现在说税务部门是无孔不入、见缝插针、锱铢必较，实在是太抬举了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平。因为他们如果稍微尽责点也不会有今天的礼品和购物卡满天飞了。而且估计经过这场轰动社会的“月饼税”审判，他们更加可以顺应“民意”，乐得坐在办公室里“不申报、不追究”，只要你单位的帐本和购货发票上不注明是月饼，让税务下不了台，随便写个什么用品之类，就概不深究了。但是，这样一来究竟维护了谁的利益呢？   　　显然，从来都是自己买月饼的老百姓境况仍旧，发月饼的单位会继续发，不发的仍然没有。但估计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各类公司的公款消费会更加嚣张。不太受欢迎的送月饼会更迅速地被月饼卡、购物卡代替。要知道，去年仅仅购物卡即商品储值卡一项，在全国发行和消费的年规模已超过一万亿人民币。这种给商家先送钱后消费的商品储值卡显然不会有多少个人购买，它们基本上都是公款消费和行贿受贿的载体。更严重的是，这一万亿也不过是冰山一角，因为更大的隐性收入，显然不会通过购物卡这样麻烦的中介进行。   　　反过来，如果严格执行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月饼一律不能报销，必须由个人税后收入购买。那么，受损害的恰恰不是普通工薪族和消费大众。真正依法办事，月饼的公款消费就会全消遁了。送礼必须自己个人掏腰包，豪华包装的月饼必然滞销降价。商家必须改换思路生产个人消费者喜欢的物美价廉的月饼。中秋节真想对员工有所表示的单位就直接发钱了，消费者拿着钱可以随意购买自己喜欢的更便宜的月饼。如果推广开来，对烟、酒、茶、干货补品、车辆、住房等公款支出、个人消费的项目均如此办理，就会极大地节约社会资源。与普通人绝缘的名酒更会大幅度跌价。显然，这样改善的恰恰是普通大众的民生和福利。可见，非货币化的实物福利从来不是公众的利益，而是权贵者们隐性收入的通道。   　　有人说，现在的关键是要减税，所有增税的事就是错误的。但问题在于对个人所得的实物、有价证券征个税早已有之，并未增税。普通老百姓本来就是用自己的税后收入买月饼。如果是单位购月饼并如实申报的，也不存在多交税。唯一受影响的是那些买月饼和月饼卡而从不缴税的官方或民间单位，他们用公款（公共款和公司款，后者中应缴纳的税款也是公共资金）消费送礼，一直逃税，对这种公款消费的打击和限制，使税负公平，有什么不对？为什么要拿与此无关的老百姓税负来说事呢？   　　 税负扭曲与腐败黑洞   　　真正说到税负，中国现在的宏观税负中，正儿八经的税收收入反而不高，到去年底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仅为18.39%，比发达国家低很多，在同类发展中国家中也只是居中下水平，但非税收入如土地出让金和行政性收费等很多。地方政府不靠税，各界精英不靠工资过日子，是中国财收税负扭曲的典型现象。因此，税负要减的重点，首先还不是税，而是非税收入。在税收中，又主要是各类商品流转税，而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占比极低。股神巴菲特呼吁美国政府增加对富人征税。其实美国富人现在交的大多数税，如财产税、资本利得税、一年内买卖股票所得征缴的个人所得税、赠与税和遗产税等等，在中国还全都没有。对富豪和权贵来说，中国是比美国要美好十倍的免税天堂。这是中国贫富分化极为严重、远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国际比较表明，即使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一般贫富差距还是很大，以税收为主体的二次分配后才能大幅降低基尼系数。现在一些人一面大声谴责贫富分化的扩大，一面又极度敏感和坚决反对调节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任何税收，使人不知道他们究竟想要什么。实际上，极左和极右从来都是相互依存和补充的。现在社会上个别领域极左思潮的回光返照，正是与若干经济领域和价值取向的极右发展相关联的。显然，极端平均主义和极端贫富分化都不是中国社会的福音。   　　中国税负问题上更突出的问题不仅在于税制不合理，还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情枉法，监管漏洞太多，只征容易收的流转税和工薪税，使一般劳动大众和消费者承担主要税负，而大批富人和权贵者偷税逃税，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从这个角度说，小月饼映射的是大问题。月饼只是一个标志，它反映了我们对于公款消费和以公司开支名义逃税、大规模转移财产的态度。如果对这些隐性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自流，甚至如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自己头上有癞，就不准别人说亮，明知有严重的税收漏洞也不准提不准堵，还反过来讥讽任何征管都是为蝇头小利不通人情人性，中国的隐性收入还会恶性膨胀，社会阶层的分化、固化和对立会日趋严重。反过来，如果我们真正堵住这些漏洞，一方面可增加这些逃税者的税负，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另一方面公款消费的报销源头会被封堵，这样被公款消费刺激的高价月饼、天价名酒等必然巨幅下跌，这既可增加普通消费者的购买力，反过来也会促进商品流转税负的降低。   　　还有人说，人们其实并不在意多交一点税，或扎紧税收的篱笆，而是对税收的支出太不满意，财政透明度低，许多都被三公消费挥霍掉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不该去抨击税务部门堵塞逃税漏洞，而应该聚焦社会去关注政府开支。特别应当看到，税收是法治社会促进社会公平的第一道防线，堵塞税收漏洞恰恰击中的是公款消费和化公为私的软肋和要害。试想，如果月饼、大闸蟹、烟、酒、茶等等都不能入帐报销，必须个人购买；如果公款宴请发票必须注明事由、个人姓名，每人每餐报销标准不能超过自己日工资的几分之一；如果所有单位除公务接待和礼宾车外，凡固定个人使用的车辆一律不能入账报销，而如国外一样，必须由个人税后收入支付；如果单位提供的私人住宅，必须按市场价格计入个人收入，照章纳税，如此等等，三公消费的空间就会极度缩小。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严格执行个人所得税关于一切发放给个人的实物、有价证券、货币均需依法缴纳个税的规定，其实是反腐、反公款消费和反公司洗钱的一把利剑。   　　那么，从公私分开的发票和个税入手，是否只是一厢情愿的理论设想，根本没有实行的可能性呢？恰恰相反，这正好是国际上成熟的反腐败反洗钱的成功经验。更不要说在今天的电子信息条件下，明细入票、无法造假、税务直达早已是简单的电子技术手段，发达国家均已实行多年，安全可靠、卓有成效。所以国外时有高官或议员报错一张小发票就被问责甚至丢官的案例。台湾前领导人陈水扁入狱也与发票有关。因此，遏制发票乱开和造假，非不能，乃不为也。媒体和公众，本当扮演促“为”的角色，而不是为了自己偶尔也可以报销的一点小私利，忌讳谈论这个当今中国社会重疾的医治。   　　 “月饼税”风波的反思   　　面对人为炒作出来的“月饼税”风波，其实首当其冲应当反思的是媒体。月饼只是个人所得税中包含的一种实物。多少年来，平民百姓从来是自己用税后收入买月饼的，只是有相当一部分机关单位和公司企业，用公款购买月饼和月饼卡用于发放给职工和节日送礼，并不如实申报纳税，这才闹出所谓月饼也要纳个税的“新闻”。我们的媒体和评论家，不去质询这种逃税和公款消费对于中国绝大多数自费买月饼的普通民众是否公平；不对月饼和各种公款巧立名目的实物消费、以及满天飞的公款礼品卡、购物卡掩盖的惊人腐败去探根究源；不去挖掘在月饼、购物卡背后掩盖的更大规模虚假发票、隐性收入的泛滥；也不去介绍国际惯例中根治这种公款消费、乱开发票、公司洗钱、行贿受贿的各种可行制度和办法，相反在无端指责实物纳入个税范围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都不能成立之后，仍然坚持和公开宣扬要考虑民俗和人情选择性执法，这不能不说反映了当下许多人的浮躁、偏激、媚俗和机会主义心态。须知民主与法治是一对孪生兄弟。现代凡能有效运转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按规则反映和过滤民意的复杂法治体系。没有法治理念和遵循法治精神，制造引人眼球的民众跟风和羊群效应，形成舆论偏见暴力，对中国的健康发展和民主法治进程有害无益。   　　是的，我们许多未经思考追随附和的民众朋友也要反思。全国交个税的人口总共不过百分之一、二，其中为月饼交个税的更不知有几人，我们作为从来自己买月饼的纳税人，作为领了月饼自己并未因扣税少领工资的受益者，我们去盲目附和反对对月饼征个税，不仅是与己无关无益，而且是反过来在帮那些吃月饼从来不必自己买的人张目，帮那些公款消费者、发票洗钱者和行贿受贿者发声。将特权冒充为民众的利益，也算是“月饼税”风波的一大发明。作为普通百姓，我们也许无法辨析那些蛊惑人心的口号，但至少要认清什么是自己的利益。   　　当然，我们的为政者更要反思。民众对任何涉税话题如此敏感和激烈反应，不管如何缺乏理性，但确实反映了公权腐败和公款挥霍引起民众的强烈怨恨，反映了公共开支的透明度和参与性差导致的民众误解之深。政府部门如果再不痛下决心，从自身做起，治理膨胀的公款消费和泛滥的收礼受贿，那么无论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喊得多么响，再说多少大话、空话、套话，也不会有自己希望的社会稳定。   　　总而言之，月饼本来是小事，但小小的月饼能神通广大地逃脱个人所得税，而后掩盖和牵动的是人人心知肚明的发票管理的无边和无底黑洞，后者才是今天隐性收入泛滥、行贿受贿风行、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源头之一。也正因如此，这个隐性收入源头的治理必然阻力巨大。我在收入分配研究的开篇报告中就说过，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到人们既得利益关系的调整，真改革是会很疼的。如果我们仅仅因为自己的一点小疼或想象出来的可能疼痛，拒绝任何改革和利益触动，从而保护了既得利益的权贵者，中国社会贫富两级分化的恶性发展，最后会让所有人付出惨重的代价。正如在二手房市场上，多年来全国盛行偷税漏税的阴阳合同。其结果不仅造成法治松弛，同时也奖赏了房产市场上的投资投机者，从而推升了住房的需求和价格。可以说，一个不良的制度如果能够长期通行无阻，在一定意义上，我们都是共谋者。反之，如果这场不大不小的所谓“月饼税”风波，能够让人们多少认识到收入分配改革的真正方向，中国传统的中秋月饼就又增添了一份现代含义和贡献。 上一篇： 老三农问题的终结与新三农问题的…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50)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中国大陆目前，各种税收多得无法数清、无法说清。据《北京晨报》报道，中国税收分为流转税、所得税、资源税、财产税、行为税五大类，但每一个大类分为多少种、具体有哪些税，五花八门，甚至连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官方网站上，也是各说各话。比如，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上有城市房地产税，而财政部却没有。 2010 年 5 月 5 日 ，北京市地税局网站介绍说，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共设有 25 种税，按照其性质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 8 大类，这一说法与高中的教科书不同，与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的说法也不同。中国大陆的官员，还特别不原意承认中国是低福利国家，因为他们自己的福利都很高，至于说老百姓低福利，那无关紧要，因为老百姓只是屁，各级政府都是由领导来运转的。 大陆网民只好在网络上针砭时事、调侃嘲讽、质疑慨叹……。尽管中国大陆互联网受到官方的控制，网络还是成为普通民众随时抒发各种见解的主要阵地。每时每刻，网上都有很多热点消息、热门话题、热门微博。 前一阵中国物价上涨、老百姓怨声载道时，有专家预计今年下半年物价会有所回落。但是，这几天，很多东西的价格没有出现即将下跌的趋势，反而涨个不停，连鸡蛋都涨了。过去人们说，没办法谋生，饿肚子，只好到街上去喝西北风了。现在，一波又一波的涨价潮让很多网民说，就剩下西北风没涨了。因此 这几天，鸡蛋涨价、月饼税等问题是网络舆论的焦点。 网易北京市昌平区网民“别删了我错了”说：就剩西北风没涨价。网易山东省济南市手机网民 ip ： 119.163 表示：没有鸡蛋的上涨，哪有鸡蛋皮（ GDP) 的上涨。网易河北省手机网民 ip ： 211.143 说：鸡蛋是奢侈品，该收税！ 在腾讯网上，网民嫣然的日志：鸡蛋价格达 30 年最高水平，我们连鸡蛋也吃不起了。这个日志的浏览量超过 160 万。很多腾讯网民说，不让老百姓活了？中华网的网民核武器说：鸡也要吃饭 . 所以蛋张价了 . 下岗职工要吃饭 . 你们工资涨了吗？中华网网民我爱中华表示：物价越调越高，越稳定越涨，怎么相信政府？！ 除了物价上涨以外，中国 9 月 1 号新个税法的实施也引起很多议论。本来，很多人不必交税了，这是件好事，但从这个新个税法背后显示出来的巨大的贫富差距却让很多人心理不是滋味。新浪网民开创完美新世界说：根据财政部的数字算了一下表示说，财政部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是中国只有 8400 万人的月薪在 2000 元以上，二是中国只有 2400 万人的月薪在 3500 元以上。全国还有 13 亿的人在 2000 元以下。新浪网民本杰明 _ben 表示：个税起征点改成 3500 ，偶们这种连税都不用交的，才是真正的穷人啊！新浪网民 Phoebe_YJ_Xu 用反讽的语调说：今日新闻感慨《五粮液出厂价提高 3 成》，这意味着中国的腐败成本又将进一步提高；《明日起全国 6000 万人可免交个税》，这说明跟 13 亿人口基数相比，咱们国家的穷人绝对是极少数，人民小康生活已经“被实现”。 中华网论坛也就新个税法和贫富差距展开讨论。作者夏天发表文章说：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程度极大，庞大的社会财富被极少数人所掠夺所占有，绝大部分人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这也正是中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部关于纳税人口数据的权威说法大体上能够反映中国人的收入结构状况，按 13.39 亿人口计算，全中国仅有约 1.8% 的人工资每月在 3500 元以上，这说明绝大多数人收入很低，收入高的只是极少数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富人的挥金如土和奢侈无度！ 与此同时，中秋佳节之际，北京地税局工作人员有关各公司中秋节所发放的月饼在缴税范围内的说法令网民啼笑皆非。在很多网民看来，月饼也要交税，难道真是雁过也要拔根毛？ 中华网论坛作者维扬卧龙发表文章调侃：我吃了交过税的月饼，腰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这位作者在文章中结合中国新个税法的实施分析说，全国只有约 2400 万人需要纳税，现在国家的那点资金来源都要落到 2400 万人身上去了，这么重的重担让他们这一点人扛，咱们更加感觉对不起国家啊。 14 亿人，只有 2400 万人纳税咱们国家不容易啊。现在知道咱吃个月饼也要交税，咱终于找到点安慰感了，咱也帮那 2400 万人分担了点担子，虽然轻如鸿毛，毕竟那也是咱的心意，咱的能力，咱为国家尽了力 ! 咱吃一块月饼，也交了税，咱心里舒坦，咱知道咱纳的税可以给海军修破船了，可以帮助非洲的小朋友读书了，可以帮助高铁提速了，可以资助局长市长们出国考察了 ! 新浪网民“半世界的清晰”说：月饼税这个先例要是有了以后，饺子、汤圆、粽子啥的不都得交税啊？这谁还盼望过节啊？部分企业就能给员工这么丁点福利也逃不过缴税么？让不让人过日子啦！新浪网民消逝不迷失说：明天我可以免交个税了。但我要交月饼税了。估计很快还要交微博税…… 新浪网民卖阿宝的衣服的阿宝说：拟征月饼税一事说明， 1 、在我们国家做公务员真威风，没有想不到的，只有做不到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2 、税收比例过大就该考虑还富于民，可是他们还在歇斯底里； 3 、京城月饼消费量超大，而且多数贵的和好的都会流入官府，既收礼，还收税，高效执政； 4 、税收最后还要加在消费者身上，继续增加。 新浪博客作者张鸣发表博客说，这个月饼税让他想起了民国年间一个四川军阀在成都向进城挑粪的农民开征粪税的事情。当时有一个打油诗说： “ 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唯有屁无捐。 ” 这个博客作者表示，个税的征收，无论在任何国家，一个关键的原则，是要公平。如果福利要征税，那么所有的福利都得征，不能只欺负弱者，单冲工薪阶层下刀子。否则，这样的税连同征税者，就成了一种恶。 “月饼税”、“加名税”等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人们不禁要问：税务机关征税为什么在民众中产生如此大的反响？民众的“税感焦虑”背后反映出什么问题？！笔者以为，至少“月饼税”反应了一个事实，即中国中国大陆权贵阶级现在是穷凶极恶的征殓苛捐杂税。权贵阶级现在要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全国经济下滑，中小企业成片的倒闭，工厂倒闭之后税收减少，整个国库的收入下降，所以要增加、扩大各种各样的税费来维持这个权贵统治。 据《福布斯》双周刊最近发布的报告称，在全球调查的 52 个国家中，中国的税赋仅次于法国，位居世界第二 。前不久看到一个资料，按 GDP 的比例，中国的税占全世界第二名，第一名是法国。可是法国虽然税很高，可是你一出生到死，她给你几乎有终身的各种各样的福利。据资料显示，法国念大学是免费的，不管是本国学生还是外国学生，外国学生也是免费的，并且还有医疗保险。法国她虽然税收那么高，她给老百姓很多回馈和福利。法国的国家预算，里边的 25% 是给文化部的，所以法国对文化尤其是她的传统文化非常关注、保护。而养老、医疗各种各样的补贴，都是从税收的都回馈的。这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法国人做到了。那么中国大陆呢？有没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呢？没有！大陆权贵阶级大部分钱用于维稳、国防经费，供养官僚们的吃喝玩乐。老百姓的医疗、社保、养老、生态环保、妇女、小孩、学生这些都没有得到照顾。 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 GDP 的角度分析 ，中国 GDP 每年的增长率平均为 10% ，可是中国大陆税收增长率为 30% ，是国民经济增长率的 3 倍。人们百思不解：大陆本没有生产出那么多钱，怎么能拿走三倍的税收？！但中国大陆权贵阶级无法无天，就这样干了。税收从哪里来？当然是从老百姓头上刮。 一个人头上刮两根毛，集堆起来就成了大仓库里都是毛了。以致现在经济整个下滑，要扩大税种，扩大税种就扩大到月饼上了！可月饼也是季节性的，两个礼拜以后就过去了；仅仅这一点点小小的汗毛，大陆权贵也要刮。 有文章指出，如今 中国人的各种税赋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恐怕也是世界历史上数一数二的 。 中学语文课本上有一篇课文叫做《苛政猛于虎》，说的是孔子和学生在泰山的见闻。孔子过泰山时遇到一位在坟墓上哀嚎的妇女，孔子让子路去问。哀嚎的妇 女告诉子路为了逃避沉重的苛捐杂税，一家人逃进深山，丈夫和儿子先后被老虎吃掉。孔子问他们为什么不出山逃避老虎，那个妇女回答说：“山里无苛政 ” ，孔子就说：“苛政猛于虎”。 如今中国人的各种税赋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恐怕也在世界历史上数一数二。中国古人可以逃进深山去躲避苛捐杂税，但现代中国大陆人，却无处可逃。 如前文所述，《福布斯》双周刊发布的报告称，在全球调查的 52 个国家中，中国大陆的税赋仅次于法国，位居世界第二。考虑到法国的透明和中国大陆的不透明，实际上应该是中国大陆第一，因为中国大陆有很多难以调查、甚至无法调查的税种。如果把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即变相收税算进去，恐怕要把法国远远得甩到后头去。如果追问税收的用途，那就更加让人感慨万分了。法国、瑞典、丹麦、新西兰这些税收较高的国家，都是高福利。瑞典从小学到大学，全都免费；至于说医疗免费，在所有高税收的国家都是这样，即使是印度这样的穷国家，也是全民免费医疗，而印度的税收比中国低得多。与法国、瑞典、丹麦、新西兰这些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完全相反，中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高税收、低福利的国家，这大概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中国大陆人中间流行很多顺口溜，几十年中国大陆刚夺取政权的时候，民间就流传“ 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 ”的顺口溜；但大陆政权建立 62 年来，“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原来不多的“税”，现在也多如牛毛、不可胜数，已远远超过去的国民党。 2011 年 9 月初， 中国大陆主办的“亚洲政党专题会议”广西南宁召开。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参加开幕式并发表讲话，他承认中国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如何做大蛋糕，同时分好蛋糕，是中国面临的重大任务；中国十二五规划强化民生优先导向，并将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和住有所居”。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也在发给会议的贺信中提出，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说，中国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兼顾速度和质量、效率和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由于 近年以来，中国贫富悬殊问题日益突出，被视为中国大陆未来主要领导人的习近平提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引起广泛关注。在美国的中国学者程晓农表示， 中国贫富悬殊日益加大，并开始危及社会稳定，已成为中国大陆当局无法不面对的一大问题 ；“我觉得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已经无可回避也无可粉饰了。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人能否定这一点。政府也无法否定，媒体是反复报道。中国贫富之间的差距之大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是无法回避，也没有办法遮掩或者是巧言伪饰的。” 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 1990 年代，中国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平均每年上升 0.07 ，到 2004 年达到 0.47 ，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严重的国家之一。随后，中国大陆不再公布相关的数据，也禁止一些非官方的学术机构从事相关的调查与研究。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大约占中国 GDP 比例的 40% 左右，比世界上通常占 70% 的比例少很多。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由官僚机构和权贵资本家占据，这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的问题。“贫富不均也好、财富向高层集中也好， 最关键的问题是大头拿走的是这些权贵阶层。这些阶层它现在已经形成一个牢牢的利益共同体。所以这个最大利益集团它控制着司法，控制着行政，控制立法，控制舆论 。中国老百姓没有均等的财物机会的情况下，他们要面对的是这么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谢田表示，中国的贫富悬殊日益加剧是一个十分明显的现实，两极分化的结果，导致中国官民对立，冲突增加，民怨不断，社会难以稳定。“现在老百姓确实显得非常无力。我想这种无力和无奈的感觉在中国社会非常强烈地弥漫。以前还有点相信政府，现在绝对是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党。民间弥漫着非常强烈的憎恨，仇恨的心里，对上层有非常强烈的憎恨。” 事实上，中国大陆政府和学术界近来也提出了不少解决中国贫富悬殊的方法。如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做大蛋糕”论和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分好蛋糕”论。程晓农就此分析说，薄熙来提出的“分好蛋糕”，需要有一个限制和监督分蛋糕者的机制，但从薄熙来强调的方法看，他似乎在走回毛泽东的老路。“薄熙来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如果习近平要采纳薄熙来的方案，无非是中国再走一轮儿，重新走回毛泽东当年那套把戏。国有经济为主，然后不行了再恢复计划经济。这套模式是因为失败了，才走上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 目前， 中国大陆领导层深刻认识到贫富悬殊问题的严重性，但却缺乏改善这一问题的手段和方法 。中国大陆若真想要找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那么就应该去检讨： 过去的２０年贫富差距是怎么扩大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体制是谁的体制？是谁在维持这个体制？ ！ 虽然， 2011 年 9 月 5 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认为目前中国更应该重视共同富裕的问题，不过该文却没有探讨造成过去 20 年中国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的原因，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但 广大老百姓心如明镜：中国大陆要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就要改变现在的政治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