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

不过，如何将温总理的中国政改蓝图付诸实施，人们至今仍未见到执政当局的只言片语。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近年以来不断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成功经验，也有意无意地被国内舆论所忽略。 FT中文网上作者罗天昊的文章回顾说，事实上，1986年开始的越南“革新开放”，相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政治领域，2002年，越南国会便可以直接质询越共中央政治局等权力核心机构；2006年，越共在其十大上，就已经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同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国会议员也实现了直选，越南国会甚至可以否决其政府总理提出的关于高铁投资的计划；到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的制度；2010年，越南就已经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的干部，都必须公开个人财产。 与此同时，越南基本实现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并且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行政权力基本不干涉法院的运作。在经济领域，越南也是成绩斐然。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的综合经济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居东盟各国之首，在亚洲也是仅次于中国。尤为值得骄傲的是，2005年，越南更是被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高度评价为“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为亚洲国家最低，可谓名副其实的“藏富于民”。 文章又说，打破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在那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革命领袖们的巨大贡献，往往都享有崇高的威望，但由于他们的威望，大都是由革命而派生的，于是，继续革命乃至终生革命，以致于无法完成自身角色转换的革命领袖比比皆是，他们大多都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致使在这些国家，总是要等到那些传统革命领袖们自然老去，第二代领导人才有力量启动国家现代化的计划，而类似的教训，在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屡见不鲜。 在越南，胡志明是无可争议的革命领袖，其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为举国上下所折服，以致于当胡志明于1969年去世之后，越南已经没有了绝对权威。胡志明的继任者黎笋，虽然也很强势，却仍然无法制衡党内的各种势力，这反而为越南政治的多样性，预留了巨大的战略空间。虽然黎笋奉行亲苏反华的政策，并直接引发了中越边境战争，但即便如此，在黎笋当政的十年间，越共党内的中间派和改革派，均有幸保留了相当的实力，并没有像某些国家那样，被残酷清洗一空。因此，当黎笋于1986年去世之后，继任的温和派领导人长征，很快便利用其体制内程序，解放了被称为“越南的邓小平”的改革派领袖阮文灵。正是阮文灵的上台，促成了越南全面走上“革新开放”之路。 虽然阮文灵后来因为改革触动官僚阶层利益而下台，但是，掌管意识形态的所谓“北方派”却始终没有实现一派独大，越南国内亦从未有过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残酷内斗。自胡志明始，越南总共经历过八位总书记，其中，黎笋和农德孟当政十年以上，其它人都是五年左右，代际更替多，新老元老健在者多，越南由此形成了更多的互相制衡的势力。领袖的早死，无意中去掉了越南的历史包袱，使其轻装上阵，缺少强势领袖，反而使越南幸运地加速开启了现代化历程。 罗天昊的文章回顾说，越南在1976年宣布南北统一，1986年即开始革新开放，在此十年间，越南的南北经济模式之优劣，对比明显。南北分治的时候，越南南方基本上由美国人经营，实行现代体制，经济相对发达，具有比较强的市场经济基础。其繁荣程度，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泰国，西贡更是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而在越南统一之后，在南方采取了跟北方一致的政策，对所有的企业实行国有化，对农村实行集体化，把资本主义“扫地出门”。南方“北化”之后，越南人才发现，不仅北方不行了，原本繁荣的南方，亦开始凋敝。整个越南，就开始了反思和对比，在维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南方搞经济的那一套，还是赢得了相当多的越南高层的认同。 同时，大批在南方工作的干部，纷纷进入越南高层，他们相对而言更具有现代眼光，这样，在改革的“顶层”设计上，越南即与中国不同，他们的步伐更大，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富有闯荡的勇气。除越南改革的灵魂人物阮文灵外，前总理武文杰、前国家主席阮明哲、现总理阮晋勇等，都是越南党内改革派的棋手。而现在风头正劲的阮晋勇，正是典型的南方派，他的政治生涯，即从胡志明市发生飞跃。由此可见，越南的革新开放之后，对于现代文明的承接，要比中国成功得多。 文章接着说，虽然中国方面非常忌讳谈论越南的政治改革，但事实上，作为学生的越南确实已经将老师远远甩到了身后。越南政改的最大突破，莫过于越共总书记顺利实现了差额竟选，而这一职位，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至今仍然是讳莫如深，无人敢于对其产生方式提出质疑。事实上，在实现总书记差额竞选之前，越南就先期对其政治局的设置进行了改革。早在2001年，越共就取消了政治局常委，恢复设立了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却不能担任国家元首之职；总理实权较大，但却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只具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总书记也仅有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但却无政权;国会主席职权虽虚，但近年来有一定充实。 文章最后强调说，而正是有了前期的铺垫，使得总书记不再是一权独大，再推出总书记的差额竞选，才不致引来巨大反弹。由此可见，在越共高层，党政军权力相当分散，呈现出程度不同的相互制衡色彩，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越来越接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了。此外，在核心实权职位改革的同时，越南最大的突破，是国会代表这种相对虚职的普遍竞选制度。2007年，在越南第十二届国会选举中，越南推行了国会代表差额竞选制度，从875位候选人当中选出500位新任国会议员。 在很多“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人大代表或者国会代表，要不就是官员，不是官员的代表，也多数是“花瓶”和门面。而越南的直选则是真刀真枪，越南共产党中央推荐的代表，甚至都有两位数的落选。国会代表的竞选，增强了整体政治活力，亦使国会更能代表多数国民的意志。 (注：文章作者为中国长江商学院前高级研究员，致力于国家及企业竞争战略研究。)

薛涌：敬答茅于轼先生：劳动是第一产权 进入专题 ： 茅于轼 自由主义    ● 薛涌       我的《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发表后，引起了茅于轼先生和李华芳先生的反驳。首先，我对茅于轼先生之雅量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这是一场迟到的辩论。在我看来，自由主义者之间如果仅仅是互相追捧、回避公开的交锋，就恰恰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并导致思想懒惰。茅于轼先生的回应，无疑为公民社会中健康的思想交流开了一个好头。     另外我还欣慰地发现，茅于轼先生对于自己过去的一些说法进行了修正：“财富是企业家、工人（甚至还有政府等）共同创造的，缺了谁都不行。”这比过去在媒体上广为报道的他的言论要稳妥得多。不过，我们之间的理论分歧并没有完全弥合。对此展开讨论，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仍然有重大的意义。     我与茅于轼先生的分歧，在某些方面也许仅仅是侧重点不同。茅于轼的理论，针对的是计划经济时代“劳动创造财富，资本家剥削”的教条。我强调的则是劳动价值在市场规则与自由主义中的意义，认为不能因为过去的极左势力过度追捧“劳动创造财富”，就因此贬低劳动创造财富的重要性。为了明快地说明问题，我不妨举三个例子：     一、在文革中，政府号召全民挖防空洞。这就是茅于轼先生所讲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怕苦，不怕累，战天斗地，但是财富没有创造出来”的现象。     二、企业为了利润违规造假，生产了大量毒牛奶，导致消费者中毒死亡。在这种企业里工作的劳动者，似乎也没有创造财富。     三、因为企业的错误决策，导致产品滞销赔本。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在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盲目生产耗油的SUV大型车，最终赔得一塌糊涂，导致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在这个赔本阶段为三大汽车公司工作的工人，似乎并没有创造财富。     按照基本的市场规则，当你的劳动不创造财富时，你就不应该得到回报。但在我看来，在上述三种状态下，劳动者都应该享受回报。这里的基本理由就是“劳动创造财富”；政府和企业家则在摧毁劳动的价值。否认这种劳动的价值，反而导致了计划经济的长期祸害。文革时之所以能够动员那么多人挖防空洞，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挖得起”，劳动无值，政府在这样折腾时基本上可以不计人力成本。这里的种种理论问题，自然涉及到洛克关于产权的劳动理论。     顺便需要提及的是，李华芳先生批评我讨论中国问题非要讲到洛克和辉格党，“更多是穿越带来的喜感”。这让我大惑不解。李先生的文章明确地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主要的评价标准是对自由的贡献，而非经济理论上的成就。我深有同感，才对茅老表示祝贺。我们这一代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成长起来的自由主义者，确实受益于茅老这一代的启蒙。他在八十年代的贡献当然应该受到隆重的承认。但是，我文中讨论的是本世纪的问题。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展开已经不能再靠八十年代那样的标语口号了。同时，自由主义本身也是个充满矛盾的传统，需要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进行厘清和发展。茅老这样的开拓者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几乎不可能有机会去研读洛克和辉格党等等。但是，洛克在西方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思想鼻祖。“光荣革命”时代的辉格党，也可以说是西方第一个以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政党。我们讲自由主义已经讲了三十多年，我辈有着茅老那代人当初无法想象的研究条件，但在关于市场经济和自由秩序的讨论中却几乎鲜有提到洛克者，这本身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失职。如今我提出这个问题，竟让李先生这位有机会到美国读研究院的自由主义者有“喜感”，这难道不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悲哀吗？     事实上，恰恰是李华芳先生误解了洛克的劳动理论。洛克的学说在西方被称为“财产的劳动理论”（labor theory of property）或“所有权的劳动理论”（ labor theory of ownership）。洛克并没有如李先生描绘的那样大谈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的劳动不创造价值。“自然状态”是霍布斯学说的核心理念。洛克恰恰试图有针对性地提出一套不同的理念，用“劳动”来界定产权的起源。在宪政保护下的自由之所以能在西方确立，民主之所以能够成为市场经济的稳定政治框架，都和洛克的这一理论有着重要的思想姻缘。     洛克的劳动产权学说，主要是在其《政府二论》中阐述的，所遵循的是带有神学色彩的自然法（或自然权利）传统。在洛克看来，自然资源是上帝赋予人类整体的。那么，在什么时候可以把上帝赐予人类整体的资源分割下一部分作为某位个人的财产呢？那就是劳动。人的劳动，使其努力物化在其所利用的自然资源中，形成自己的财产，并且享有产权。换句话说，人首先拥有自己，进而拥有自己的劳动。这是人的“自然权利”。人的政治权利，即我们所谓的“自由”，也是由此而来。     这些简单的“常识”，在学理上演绎、论辩会变得非常复杂，也有许多矛盾之处。这些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但是，这一简单的理念完全可以应用到我和茅于轼先生的分歧之中。茅于轼先生说“企业家创造财富，工人则未必”（茅老在其他场合中则说“劳动则未必”）。这当然并不违反常识。比如，一个神经病人摧毁了自己的房屋，这也算劳动，但不仅“未必”创造财富（除非这套房子马上要拆迁），反而摧毁了财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劳动（工人）创造财富，企业家则未必”。这也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大量实证。大家都可以这样各取所需、各持己见，无休无止地扯皮下去。但是，人们往往忘记了：茅于轼先生在此提出的理论问题，并非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找到的某个个例，而是“市场规则的基本预设”究竟是什么。     在我看来，以“劳动未必创造财富”作为市场经济或一个社会制度的基本预设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预设下，政府还是可以把你抓去挖防空洞，虽然最后证明毫无用处，但政府也并不觉得怎么对不起你：“本来你的劳动就‘未必’创造财富，让你多运动运动至少对身体有好处吧。”但是，如果我们以“劳动是第一产权”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预设，整个游戏规则就必须改变：人拥有自己的劳动。这种劳动创造了财富和产权。当政府或企业希望利用这些劳动时，就必须对之进行购买。这样，政府挖几天防空洞就会因为支付不起劳动成本而破产。企业家也则不得不为自己的愚蠢经营而埋单，而不是把失败的后果转嫁给劳动者。     茅于轼先生说：“工人的劳动未必创造财富是不错的。只要看改革前，工人农民累得要命，不怕苦，不怕累，战天斗地，但是财富没有创造出来。原因是没有市场，特别是没有企业家。工人农民的劳动用错了地方。而改革后我们的劳动减少了，财富反而增加了。关键的一点是有了企业家组织生产要素，用低成本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并销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些都不是工人农民做的事。”这段在八十年代让我们听了鼓掌的话，现在则有了重新检视的必要。改革前工人农民的劳动没有创造财富，首先不是因为没有企业家，而是因为工人农民没有拥有自己的劳动，或者说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和产权没有被承认。那年月政府禁止的并不仅仅是交换。你在自留地里耕种自己食用粮食蔬菜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而最先突破这种规矩、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奠定了制度基础的，是小岗村的18位普通农民通过“联产承包”、“多劳多得”建立起的对劳动最起码的所有权或产权，而非茅于轼先生所谓的“企业家”。     在我看来，一旦建立了劳动这第一产权，承认他们拥有自己劳动所创造的财富的正当权利，即他们的基本“自由”，许多工人农民就马上会变为“企业家”，穷人也就不会成为自己办不了事的人。也就是说，每个劳动者都是拥有产权的人，也都是拥有自由的人。这些产权、自由，最终都会不断地创造财富。茅于轼先生把这些劳动者用“企业家”和“工人农民”来区分，并强调一个重要一个不那么重要，实际上反映了他的“自由主义”依然跳不出中国两千多年来“君子”、“小人”的士大夫传统。他在本质上还是位“士人”。这种“士人”的等级观念，和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自然权利”的普世价值有着深刻的冲突。茅于轼先生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讨论财富问题时功利性的局限（或者说中国传统中“实用理性”的局限），距离西方“自然权利”传统对“人”的那种高度抽象化的观念有多远；也没有意识到这种距离恰恰是中国自由主义必须超越的障碍。     以上这些讨论，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中国的现实意义的问题上。茅老指出：“薛涌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必要再去讲市场如何重要，要讲的是劳动的重要性，鼓励诚实的劳动。但是在中国很不相同。中国的市场制度还摇摇晃晃，不解决建立市场的根本问题，劳动还可能被滥用。大炼钢铁，轰轰烈烈，误用劳动的场面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在中国需要强调的不是劳动如何重要，而是市场和企业家如何重要。薛涌批评我有失片面，我愿意接受。这个片面是中国的环境造成的。在中国这个具体环境中，更应该强调的是市场和企业家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劳动创造财富早已强调过了。需要让大家知道的是市场和企业家的作用。”对于茅老的雅量，我再次深表敬意。不过，我仍然有若干保留，愿意与茅老和其他批评者分享。     首先，我和茅老对中国的“国情”有着非常不同的判断。如上所述，在八十年代，我会为茅老的言论鼓掌。因为那时大家被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洗脑三十年，正需要这样的启蒙。八零后九零后则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人。根据GlobeScan在2010年对15个主要国家的民调(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on the free market)，基本上认同自由市场优越性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最高的是德国，其次是巴西和中国，都接近70%；美国的这个比例仅为59%，日本还不到50%。也就是说，中国公众是世界上最相信市场的一族。从国内媒体和网络上我们也能感受到：中国公众反对的不是市场，而是不公正的“市场”。所以，八十年代式的市场启蒙大致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对于学界的挑战，是怎样兑现市场的承诺。     在我看来，在当今的中国，对市场经济的最大威胁未必来自于左派，不是来自“仇富”情绪，而是来自于权贵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竞争。这种竞争的最大受害者，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和产权。利用自家门脸经营的夫妻店被政府大笔一挥而为“开发”让路，小商贩被城管暴打，打工者讨不到薪……这都是每天在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之所以发生，就在于劳动的产权不被尊重。我毫不怀疑，茅于轼先生本人对这些现象同样有着极大的义愤。遗憾的是，他和许多经济学家，很少从市场、产权的角度讨论这些问题。如果把这些小民百姓通过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和产权都加起来，中国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即正当劳动所得的被剥夺）主要发生在富人中还是穷人中？应该优先保护哪里？象美国这种发展了二百多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绝大部分企业还是这类小业主(sole proprietor)。他们雇佣着将近一半的劳动大军。不管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保护企业首先要保护这些小人物。中国市场经济刚刚开始，难道不更要依靠这些起步阶段的小人物吗？当两会充斥着“企业家”时，“为富人说话”究竟有多大的迫切性呢？因为富人没有得到保护，进而大家都不想变富、不努力工作，这难道真是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吗？即使单纯地从“把饼做大”的角度看，难道保护那些仍然处于“穷人”阶段的盖茨、扎克伯格们的劳动和权利，不是更有优先意义的事情吗？     我非常尊重茅老的经验。我本人在中国也生活了33年，大部分时间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度过。茅老对大锅饭的深恶痛绝，我当然能体会。但是，我们也都必须意识到个人经验的局限。否则，过去的经验就赶不上中国目前所经历的史无前例的变革。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42，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最高的美国为41）。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倒成了当务之急？我还希望提醒茅老，十八世纪后半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专门有一段谈到中国。他大意说，中国虽富，但已经走到头了。一是因为没有自由贸易（主要指国际贸易），一是因为穷人缺乏保护，而富人得到了太多的保护。后来历史的发展，戏剧般地证明了他的预见性。在我看来，在北朝鲜式的计划经济和亚当·斯密眼中的康乾盛世（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间，现在的中国与后者更为接近。所不同的时，当今中国已经走出了乾隆时代的闭关锁国，融入了全球化体系。中国更应该注意的是解决亚当·斯密所指出的贫富问题。     我在《怎样做大国》中，也以“人重物轻”总结了欧洲近代的分途：西欧发达地区确立了劳动的产权，人力成本甚高，进而刺激了以节省人力为目标的种种技术进步，最终走向工业革命的道路。东欧落后地区并非没有市场和贸易，但是劳动的产权没有确立，农奴主可以强迫农奴给自己干活，用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廉价粮食进行贸易，并通过这个“比较优势”获得（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如果用茅老的话来描述，这些农奴主就是“企业家”：他们“组织生产要素，用低成本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并销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但从几百年发展的眼光看，东欧恰恰也因此而落后。难道这一历史教训对当今的中国没有意义吗？交换固然重要，也确实能够创造财富。但是，在缺乏权利的制度框架中，穷人越缺乏保护，富人越受到保护，在短时段内创造财富反而可能更容易。因为这大幅度降低了劳动力成本，使低技术能够长期和创新竞争。但长时段内则将导致衰落。东欧的历程说明了这一点。缺乏国际贸易但国内交换相当活跃的明清经济也印证了这一点。当今的中国仍然有着重蹈这些覆辙的危险。要知道，洛克以劳动理论确立的产权，在西方演化为“家宅拥有原则”（homestead principle），即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取决于对这一资源开发的最初劳动投入。这一原则的延伸，则是知识产权的确立：创意的产权属于那些首先开发了有关知识资源的人。中国经济起飞三十多年，在国际上鲜有站得住的中国品牌。这和知识产权缺位对创新的抑制密切相关。说到底，这还是中国的产权理论过于忽视劳动因素的结果。你可以不断地通过把苹果交换成香蕉而致富，但你永远创造不出乔布斯的苹果。     让我特别忧虑的，是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是经济学家）之中所洋溢的沾沾自喜、弹冠相庆的情绪。他们越来越喜欢总结“我们做对了什么”，甚至对印度非常难能可贵的民主经验也表达了公开的鄙视。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奇迹，当然是因为“做对了”许多。但在我看来，这一奇迹背后的一个重要动力，还是在劳动产权界定不清、也不受保护的情况下，使劳动力价格异常低廉。这其实还是一种资源经济。只不过这种资源不是石油、矿产，而是人力资源而已。随着老龄化的到来，这种资源正在枯竭。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必须提出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思想。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国模式”进行全面的哲学反思。     六七年前我之所以对茅老提出批评，一大原因就是这种对现实和历史的不同判断与理解。也许，最近六七年来的发展现实还为时太短，孰是孰非最终要交给历史来定夺。不过，知识界的使命，并不仅仅在于为了对应眼下的现实而设计某种战略战术，而是要创造出能够有长久意义、超越具体历史境况的思想。洛克的理论如果仅仅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现在就没有必要谈洛克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如果仅仅适合于暂时的“国情”，这种“国情”一变岂不就意味着自由主义的终结？所以，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历史使命是建构一套具有长久价值的思想体系。我们必须意识到，自由主义传统不仅博大精深，而且内部充满了矛盾。我等凡凡之人，以有限的才智和生命，唯恐把握其万一而不能。自由主义者之间只有不停地论辩，思想才会有进步。洛克的劳动产权理论，不管在西方引起了多少争议，毕竟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源头，不仅至今仍然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问题，对中国也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这方面的探讨，也很难用八十年代启蒙时代那种左右之争的口号方式来进行。在这一点上，茅老的答复为我们后辈树立了良好的风范。他面对不同意见和尖锐的批评，不是感到愤怒、警惕，而是极具内省精神地承认自己或许有偏见。这也是正常的思想辩论得以进行下去的先决条件。我辈如果不辜负茅老这一代筚路蓝缕者，那么对于不同的意见的态度就不是党同伐异，而是遵循洛克等所开启的“宽容”精神，在深度的激辩（包括对茅老本人的批评）中深化自由主义的思想内涵。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进入专题： 茅于轼 自由主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34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FT中文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剑门碧玉 于 2012/4/13 1:58:0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会员阅读 我们的体制不能提前化解任何危机    赵志骞    我们的体制不能提前化解任何危机。    依据：    А，大跃进危机。    Б，大饥荒危机。    В，文革危机。    Г，方块儿危机。    Д，腐败危机。    Е，股市危机。    Ё，食品安全危机。    Ж，医患矛盾危机。    З，环境污染危机。    И，基尼系数危机。    Й，房地产泡沫危机。    К，意识形态水平和凝聚力丧失之危机。    Л，薄氏畸形政治次危机。    以上之危机，均达到了不应有的超预期规模后，才发生逆转。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    所以：我们的体制不能提前化解任何危机。    所以：我们的体制，须要升级成能提前化解以上危机的体制。    所以：任何粉饰莫用。害人害己。任何粉饰、歇斯底里的粉饰——均能增加了酿成新的、更超预期的、更具规模性的危机的概率值。     愚蠢。                              2012—4—11

核心提示：”邓小平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他究竟是想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中国人自己去猜。就我个人而言，1980年代后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事件，让我彻底清楚地明白了邓小平所说的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就是要让跟中共有关系的权贵精英获得财富，一方面则保护中共的权力。” 原文： The Real Deng 作者：方励之 发表：2011年11月6日 本文由”美国之音”中文部获准翻译转载，”译者”的志愿者做了二次校对，转载自” 方励之文集 ” 【原文配图：1978年10月 邓小平在日本 摄影：Dilip Mehta/Contact Press Images】 假如一项科学实验揭示了一种新现象，科学家会感到高兴。假如一项试验没能显示科学家事先预计的东西，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值得分析的结果。读傅高义（Ezra Vogel）的《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一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种”预计之现象没有出现”的感觉。”人权”这个词没有在书后的索引中出现，而这种忽略并不是索引制作者的疏忽。这本书的特色之一就是系统性地不考虑人权问题。 毛泽东在1976年9月死去。从1979年直到邓小平于1997年死去之前的几年，邓小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虽然有时候名义上不是。在中国之外，尤其是在西方，人们知道邓小平，主要是因为他在1989年决定调遣野战军开着坦克进入北京市中心，进行了后来被广为人知的”天安门大屠杀”——即血腥镇压在天安门广场及四周进行和平抗议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全世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邓小平的决定。在2011年2月22日，在”阿拉伯之春”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说： “挡在坦克前的人被碾过去了。中国的统一要比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更重要。……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坦克调遣到那里对付那些人。这不是开玩笑。我就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这国家的一部分不会被占领。” 邓小平树立了屠杀有用的榜样，卡扎菲可谓心领神会。 哈佛大学荣休的社会科学教授傅高义在书中用了一章来重述天安门屠杀的事情。他给那一章取的题目是”天安门悲剧”。在那一章的结尾，他小心谨慎地（而且似乎也是充满焦虑地）一一探讨了人们可能会评价那一”悲剧”的各种看法。最后，傅高义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可以确实知道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的20年里，中国享有了相对的稳定，以及快速的、甚至是令人惊异的经济增长。……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中国人的教育水平和寿命持续快速增长。跟上一个世纪相比，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 这些话显示了傅高义基本上赞同中国共产党宣传部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宣传的论点，即”稳定”和经济发展证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天安门镇压是合理的。每当外宾或外国记者提出天安门屠杀的问题，中共领导人的回答都是始终一贯的：假如邓小平没有采取”果断的”（也是血腥的）措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获得后来的稳定，中国经济也不可能繁荣。 然而，中国政府这套宣传的另外一些方面则显示，即使是这种论点的鼓吹者也不太相信这套东西。假如邓小平的”果断行动”真的是导致了经济增长，而中国人民也清楚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人们就应当看到，中共的宣传部门会大力宣讲”天安门镇压”。但是，中共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形容当时的屠杀事件的官方描述不断淡化。一开始是说”反革命暴乱”，然后是”动乱”，再后来是”风波”，最后是”折腾”。中共领导人很明白，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历史记录上的一个极端丑恶的污点，于是，他们急于让世人尽快忘却此事。 那么，中国享有了”稳定”的说法又该怎么看呢？当时的镇压真的是带来了 稳定了吗？难道事情就像傅高义所说得那样，跟以往相比，”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吗？假如确实如此，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需要耗费巨资（据报道其数额之高超过中国军费总和）来用于所谓的”维稳”，以便遏制和镇压抗议、示威和其他”群体事件”呢？ 不过，为了辩论，我们姑且假定天安门镇压确实是导致后来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如此假定之后，我们依然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了稳定和经济增长就可以动用天安门屠杀那样的杀伤性力量吗？这里牵涉一种基本的人权原则，即不能用暴力的手段来剥夺一个群体的生命（即使那个群体是少数人）来满足另一个群体（即是那个群体是多数人）的物质利益。 1984年4月27日，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他说： “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导致了美国革命。那是争取人权和独立、反抗殖民统治的第一次大起义。我们当时知道，假如我们不愿意跟所有的人一起获得自由，我们每一个人就不能享受到自由。我们也知道，假如我们所有的人不能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我们的自由就不可能真正安全。” 中国的媒体当时只是部分翻译了里根总统的演说。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里根总统的那些话让他们第一次接触到现代的人权观念。傅高义的书让人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这就是要么书的作者不认同这种人权观；要么他对中国和美国持双重标准。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使命”是让中国”富强”，但他对邓小平可能想到的中国的富强的内部结构却没有谈到多少。中国的富强会类似于美国吗？类似于英国吗？类似于日本吗？类似于新加坡吗？或者，中国要开创一种全新的富强模式吗？傅高义写道，”在1978年，邓小平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可以让人们富裕起来、让国家强盛起来。”　这句话需要分成两半来理解。这话的前一半是正确的。迟至1980年代中期，人们还是难以看到邓小平有什么蓝图。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傅高义这句话的后一半。这一半有一个暗含的答案，这就是邓小平最终关心的是让”人们”获得财富，让”国家”获得强盛。就像现在的傅高义一样，当时很多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愿意相信这一点，至少是姑且相信。但事实却是另外一回事。 在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富强蓝图”开始出现。傅高义在书中用了四页的篇幅讲述中共十三大，却漏掉了十三大的一项关键性决定，即所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策。所谓的”中心”是”发展经济”，两个”基本点”则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 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扭转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策，因此被认为是进步的，受到了中国国内外的欢迎。但关键问题是邓小平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四项基本原则当中，真正重要的是第三项。于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革”（傅高义语）早已经让其他的变革变得毫无意义【原注见下】。第三项基本原则是理解邓小平所设想的”中国富强”的关键。那项原则也为”改革”和”开放”究竟能走多远划定了界限。 就”开放”而言，傅高义告诉我们，”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中国人）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　我不禁想问，”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这种说法是否立得住。我现在想到了唐朝时期的中国（公元618至907年）。当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四处传播，最终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今天的中国又如何呢？在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当中，中国被列为世界上宗教自由记录最恶劣的八个国家之一。 傅高义正确地指出，”开放”政策当中的一个时髦说法是跟外部世界”接轨”。但这种接轨几乎全部是商业和出口的接轨。在报纸和电视方面，中国跟西方国家、台湾或香港没有多少接轨。这方面的轨道依然被堵塞，而堵塞的方式实际上跟毛泽东时代几乎毫无二致。互联网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新的信息来源，但这种信息来源的形成并不是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提倡，而是政府的打压政策未能奏效。在邓小平还在掌管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推出了第一批限制中国互联网的措施。 中国当局如今对互联网的限制措施五花八门，从过滤屏蔽巨量的”敏感”词，到对整个一个地区实行断网几个星期几个月。在2008年北京举办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期间，中国当局为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一度暂时放松了互联网管制。但奥运会结束之后，那些管制措施立即恢复。十分清楚的是，邓小平心中的”接轨”从来不包括国际社会视为人权一部分的信息自由。 邓小平政策当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改革”又如何呢？很多观察家指出，自邓小平时代到现在，”不要政治改革”是中国当局不可动摇的原则。（傅高义选择不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但在题为”被改变的中国”的最后一章里，他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在那一章列举了一大串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所发生的变革，但其中没有一项牵涉政治体制民主化。）于是，坚持党的独裁地位也就使邓小平的”改革”在各方面大打折扣。例如： 军队，傅高义书中有一章，题目是”军队：为现代化做准备”。但是，这里的”现代化”只是涉及武器装备和效率，而不是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之类的事情。中国之外的人大都不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是一支国家的军队，而是一支中共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靠全体中国人民所缴纳的税款养活，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听命于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是中共的一个机构。到了关键的时候，如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的是中共的利益，而不是国民的利益。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但在1980年代关键时期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他很知道占有军队最高职位就让他成为中国最有权的人。 教育，邓小平时代最初的一项改革就是重新开放中国的大学。中国大学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关闭。傅高义解释说，世界银行对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的头一批贷款就是支持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由于这些原因，一些人便认为邓小平从总体上说是”支持教育”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邓小平只是把教育看作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实现他心目中的现代化，而不是给中国社会带来广泛的好处。他知道他需要经济和技术的专业知识来搭配中国廉价的劳工。但对儿童的基础教育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从1980年代开始，千百万来自农村的民工涌入中国的城市。他们在建筑、卫生和其他体力劳动行业出售他们的劳动。他们是邓小平成就其”经济奇迹”的基石。但是，在中国政府的户口登记制度之下，他们依然是农村人，不能享受城里人的各种权利。他们的子女即使是在城里出生，也不能登记为城市居民，因此也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就学。 顺便说一句，这种户口登记制度并非中国的发明，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侵中国的日本人引入中国的。日本人当时是要阻止中国人口流动，以便防止民间的抗日活动扩散。（中文里称呼专门管户口登记的”派出所”一词就是来自日文。）但直到他死的那一天，邓小平这位所谓的”教育改革者”一直坚持这种户口登记制度，不管它给教育带来什么后果。他的后继者也是照样坚持。傅高义在其书中有一次提到了这种户口登记制度，说来到城里的农民”试图偷偷地跟亲友住在一起”，导致中国领导人担心”大批的农村移民会让城市的服务设施不胜负荷，城市难以为他们提供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 个人自由的扩展。邓小平时代在很多方面跟毛泽东时代大不一样。在毛泽东统治下受到残酷迫害的人在毛死后获得了喘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空间也有显著的扩展。在我所从事的科学领域，僵硬的意识形态有所松动，科学家们不再必须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做教本。那本苏联出版的小书即使是按照十九世纪的标准也已经过时。毛泽东死后，所有的人一律穿蓝色衣服的景象开始消失，人们衣着的不同颜色和样式开始出现。罗曼•罗兰的《让•克里斯朵夫》和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之类的书获得解禁。人们一度还可以偶尔地（如在1979年民主墙期间）公开批评政府。 但邓小平为什么要脱离毛泽东式的独裁统治呢？他是出于人道精神，同情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吗？或者，他是看到中国社会正在觉醒，要求更多的变革，于是便采取实用的策略，以便让中共得以继续控制中国社会吗？很有趣的 是，在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说得天独厚，因为上述的很多自由最先都是出现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而我在大学任教。我所看到的每一项自由的进步都是学生和教师奋力争取得来的，而不是中国当局自上而下赐予的。邓小平只要出面，他所发挥的作用就是限制自由的扩散。他在1979年对民主墙的镇压明确展示了他的政治底线，这就是绝对不允许人们哪怕是稍微侵害到我的威信。他在1983年发动的”反精神污染”运动甚至涉及到了女学生的穿着打扮。 经济。这可以说是邓小平政策成就最明显的领域。对此傅高义说了很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上升为世界第二，中国持有11,7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等等等等。西方国家近来处于金融危机阴影之下，很多西方观察家因此便夸大了中国的成就。然而，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的GDP依然是台湾的四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十分之一。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是其有竞争优势的廉价劳动力制造的低价位产品。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有过这种GDP优势。在1820年，在清朝时期，中国基本上是农业经济，中国那时的GDP六倍于工业化的英国。但英国有炮舰。所以，鸦片战争一打响，英国便战胜了中国。 中国政府喜欢声称推行了一个最伟大的经济发展项目，让上亿人脱离贫困，而这种改善穷人生活的经济大发展是史无前例的。一些西方人有时也会跟着中国政府这样说。傅高义告诉我们，由于”中华帝国自汉代形成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所发生的最根本性的变革”，”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　在这种说法当中，”贫困”、”饥馑”之类的词语从来没有足够精确的定义，可以让研究者对历史各个时期进行定量的测量评估。这种情况导致一些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以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像是今天的索马里。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很多贫困和饥馑的纪录。但从定量化的角度而言，很难说中国的贫困和饥馑平均而言比世界其他地区更甚。那种认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是长期的贫困的看法跟我们所知的人口增长和下跌状况不符。战争和外敌入侵常常导致人口下跌，但在和平时期，人口总是快速增长。毛泽东在1959到1962期间制造的大饥荒导致三千万或四千万人死亡。那场大饥荒向我们显示，在饥荒时期，怀孕率大幅度下跌，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停止增长。和平时期的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历史当中的典型现象，说明贫困饥馑不是主流现象。说邓小平推行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除贫困和饥荒的项目，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政治夸张宣传。 另外，所谓的邓小平让亿万人”脱贫”说法也是本末倒置的。在毛泽东之后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亿万中国人的苦力劳动。中国的劳工没有工会，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没有中立的司法，没有美国人所享有的”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规章的保护。出大力的完全是亿万中国劳工。中国的亿万劳工不但改善了自己的境况，更是改善了共产党权贵的生活，许多权贵们的奢华直上云霄。世界银行给出的数据显示，测量人口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邓小平推行其改革前是0.16，现在则达到了0.47，接近于最高点．这种巨大的变化跟”亿万”中国人没有多少关系，倒是跟邓小平在改革开始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很有关系。邓小平当时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他究竟是想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中国人自己去猜。就我个人而言，1980年代后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事件，让我彻底清楚地明白了邓小平葫芦里到底要卖的是什么药。 1987年1月，我在合肥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邓小平政权认定我带头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于是把我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并把我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无论我走到哪里，即使是我到外国参加学术会议，也受到监视。在1988年8月8日到29日，我到澳大利亚珀斯参加第五届广义相对论格罗斯曼研讨会。然后，我到堪培拉、悉尼、墨尔本和其他地方走访了一些大学。我所到之处谈的都是物理学。但一些中国留学生得知我去了，便邀请我谈中国的事情。在堪培拉，他们问我，我对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用来提出问题、表达批评的小字报怎么看。我尽力讲述了我所看到的东西。我记得看到一张小字报说，”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外国银行有存款账户。” 我还没离开澳大利亚，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就开始打电话给我，向我报告了惊人的消息，说邓小平通过中共的渠道发话了，说是方励之说什么”外国银行存款账户”，这是对他的诽谤。这些朋友说，邓小平准备对我提出起诉。听到这些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相信。差不多每一个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和学生都有外国银行账户。（译注：这里方先生可能少交代了一个关键背景信息：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于80年代初出国留学，后来还取得了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这种事情尽人皆知。说有人有”外国银行存款账户”怎么就能构成诽谤呢？而且，假如邓小平真的是想把我拿倒，他肯定不需要走法律途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党的权力超越法律，而邓小平又在党的权力的顶尖，他何必动用法律呢？对他来说，假如他的目的就是想拿倒我，更方便的办法多得很。 我那年9月回到北京之后，在政府内部有熟人的朋友坚持说，邓小平正在准备跟我打官司。他们告诉我说，中共内部通知说，方励之的诽谤将”通过法律解决”。但我还是不能相信，直到销量超过《人民日报》的《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我的名字，并且详细地说明了我的哪些话如何构成了诽谤。 这下子气氛真的是紧张起来了。一些谣言开始四处流传，说是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对我发出传票。一些当律师的朋友开始提出要为我组织法律辩护团队。《参考消息》的一些读者给我发函，告诉我应当在法庭上如何为自己辩护。一些人还主动开始收集中国高级官员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的帐户信息，以便让有关的事实充当我的辩护。一些外国记者闻到了风声，变得非常激动起来。邓小平要跟方励之对簿公堂？太棒了，这绝对是一个大好的新闻标题！ 但法庭的传票始终没有送达到我这里。到了那年的11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奉命到我家通知我说，我不会吃官司。她说，我不会吃官司是因为中国驻联合国使团的一个律师对邓小平解释说，方励之没有提出任何人的名字，所以诽谤官司没法打。 我当时进行了一番反思，终于明白了邓小平或许并没有白费力气。他很可能达到了他一开始就想达到的目的。他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部分人就是北京的学生在小字报中所说的”中央领导人及其子女”。因此，他才对有人公开提出这种事情超敏感。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有这种想法。假如他们有了这种想法，他们就应当明白这种想法绝对不能说出口。 邓小平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一点呢？对我提出法律起诉看似毫无必要，但要我吃官司的消息扩散全国，就能产生一种强力的震慑恫吓效应。邓小平很精明。在他漫长而丰富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这种精明算计的例子。傅高义虽然写了一本745页的书讲邓小平，但似乎是不知道邓小平还有这一套。 西方的一些观察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邓小平一方面如此积极地推进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却如此顽固地禁止政治改革，好像邓小平的政策彼此矛盾。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邓小平的政策就是一方面要让跟中共有关系的权贵精英获得财富，一方面则保护中共的权力。动用党的军队镇压威胁中共权贵的财富和权力的学生抗议，这跟邓小平的那些基本原则完全一致。 傅高义的书的一个好处是收集和组织了大量的材料，显示了几十年来中国上层的权力斗争。我们由此得知邓小平如何运用计谋保护自己的同党，如何瓦解他的敌手；他如何失势，得势，再失势，再得势，最终上升到中共王朝第二代的权力顶峰。傅高义收集的材料对研究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人会很有用处。 但这些事情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显明了中共体制内如何通过内部利益集团的竞争过程来选择高层领导人，而这些过程跟那些利益集团之外的中国人民没有多少干系。因此，那些上升到权力高层的中共领导人一心一意为权贵们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一点也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我们不能指望如此选出来的领导人会关心普通的人民，会在乎怎样做事才会对中国最好。 原注：”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欢迎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如让外国工厂中成立独立工会的细节；空洞的思想现在贴上了”邓小平理论”的标签。 《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作者：傅高义Ezra F. Vogel  出版社：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76 pp., $39.95     本书即将推出繁体中文版 该书的更多书评： 《外交政策》 邓小平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哪儿？） 《经济学人》 邓小平的遗产：伟大的稳定器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