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

唯色 | 唯色:拉萨“红卫兵墓地”与西藏文革疑案

拉萨“红卫兵墓地”与西藏文革疑案 文/唯色 七月的一天,我们去了与哲蚌寺遥遥相对的“烈士陵园”。在其周围有几个很大的军营,如直属成都军区的西藏空军指挥部,及其他不知名的军队。许多年前,这里是郁郁葱葱的林卡,可能属于哲蚌寺或附近的乃穹寺。而今除了军营,还有幢幢高楼将盖成,问题是,房地产公司怎么会在陵墓旁建小区呢? 当然这不会是古来有之的墓地群,而只能出现于这几十年间。从网上搜得相关介绍说,“始建于1955年,重修于1991年”,“安葬着为和平解放西藏、修筑川藏青藏公路、平叛改革、中印自卫反击战、平息拉萨骚乱和为西藏发展与建设英勇献身的八百多位烈士,被命名为自治区级国防教育基地、民政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拉萨烈士陵园将被打造成拉萨市的红色旅游景区”,“已列入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项目中,总投资1641万元”。 所以我们去“烈士陵园”时,这里正在大兴土木,被称为“红色旅游景区”的大工程由江西省金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挂在外墙上的“工程概况”牌子显示将在十月底竣工,从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督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多达11个代表的名字中,只看到一个藏人的名字,其余都是汉名。 据有关拉萨“烈士陵园”的词条介绍,两千多座坟墓被划分在四个区域:烈士墓区;领导干部墓区;一般人员墓区;以及“文革”墓区。其中的“文革”墓区位于“烈士纪念亭西北隅。共有74个墓葬,主要是‘文革’期间在大昭寺武斗中死亡人员。”这段文字让我惊讶,对于无数次去过这片“文革”墓区的我来说,对于调查并写作了发生在西藏的“文革”历史的我来说,所了解并看到的是这里有12座“‘文革’期间在大昭寺武斗中死亡人员”的墓,埋葬的不是74个死者,而是12个死者,他们都是红卫兵,而且全都是年轻的藏人。 当然,在拉萨,死于“文革”武斗中的人绝不止12人或74人,也不全都是藏人或学生。在“文革”时代,藏汉等民族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团结,由“亲不亲,阶级分”细化为“亲不亲,派性分”,民族问题反倒显得无足轻重。正如这12位藏人红卫兵,年龄从17岁至36岁,女性三名男性九名,全都是被解放军的子弹打死在大昭寺内外的,但也跟民族问题无关,属于“文革”中的派性屠杀。 走在长满了荒草的“文革”墓区,每座墓都残破不堪,刻在墓碑上的字迹已模糊不清,我再一次逐个拍照,想起十三年前正是在此地,站在12座年轻藏人的坟墓跟前,谈到让他们丧命的却模糊的往事,王力雄鼓励我依据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写一部关于西藏文革的记忆之书,来竭力复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当时还能看得出来,这片墓地最初是受重视的,有高大的墙,十二座围成圆圈的坟墓簇拥着一个小小的水泥广场,广场的中央设置的有花台和路灯,而且,每一座墓都工整、小巧,墓碑上还留有镶嵌死者照片的位置。但当时这里已经长满了萋萋荒草,破裂的广场堆积着牲畜的饲料,墓体裂缝,碑文不清,竭力辨认才依稀可见——第一行是“一九六八年《六•七》大召寺事件死难烈士”;其次是死难者的名字,籍贯和年龄,如果是女性有特别注明;然后是“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西藏军区  一九六八年八月立”。 经过七年的调查与写作,我了解到这是西藏文革史上最震惊的血案之一。概而言之,被文革席卷的西藏自治区和中国各地一样,也有起先“文斗”继而“武斗”的造反派,分化为彼此水火不容、其实性质相同的两大派:“造总”和“大联指”。被“造总”占据的大昭寺,三楼左侧临街的屋子是其广播站,有数十名“造总”成员(多为居委会和工厂中属于“造总”一派的居民红卫兵、工人红卫兵和积极分子,也有拉萨中学的红卫兵)驻守。据说该广播站的宣传攻势很猛,因此在1968年6月7日,遭到支持“大联指”的解放军开枪攻击,造成多人死伤。 但1995年西藏当局出版的《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对此只是简单的一句:“6•7 拉萨警备区部队进驻群众组织控制的……大昭寺时,受到阻挠,发生冲突,造成伤亡。” 事实上,在这场血案中,被打死在大昭寺里的有十人,打死在附近大街上的有两人,平均年龄二十多岁,都是河坝林、八廊学等居委会的红卫兵。当时耳闻枪声的人,形容那枪打得“哒哒哒,哒哒哒”的。还听见广播里声嘶力竭地传出“我们‘造总’被枪击了”。战事很快结束,伤者比死者更多,都被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马车上,推到藏医院大门口展示。 在大昭寺发生的血案令拉萨哗然,甚至震动了北京,毛泽东和林彪均对此作出批示,批评军队“支一派压一派”,西藏军方有关人员因此向“造总”道歉,一些人被处罚。“造总”在其《红色造反报》上予以详细报道,专门制作印有毛泽东批示的毛泽东像章,还举行了大型的游行活动。丧生的十二人则被隆重埋葬在拉萨“烈士陵园”内专门开辟的小陵园之中。 起先他们被追认为烈士,但一年后却被说成死有余辜,被挖开棺木,暴尸野外。在枪击中受伤的广播员的丈夫,接受我的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有五六个棺木被挖开了,尸体已经腐烂了,成了骨头,生了蛆,苍蝇在上面乱飞。有几个尸体后来被他们的家庭认领拿走了,其他的,又重新埋回去了。本来藏族没有埋葬的习惯,但是当时非得要这么做不可,因为说他们是烈士,可是竟然又弄成那样一个惨状……”他语调哽塞,再也说不下去。 四十五年过去了,据说从未有人来这里凭吊这12个死于非命的红卫兵。虽然藏人没有上坟祭奠的习俗,但相关单位总应该在清明节祭奠“烈士陵园”其他亡者时到此看一看。然而,就像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从不见于任何公开文本,如今连“1968年拉萨‘六•七大昭寺事件’”这一说法也都绝口不提,以至于事件本身几近湮没。而如今更是让人挂虑:在扩建为“红色旅游景区”之后,这片红卫兵墓地会被推平,还是犹存? 2013年8-9月 (本文为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相关内容由 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 广播,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西藏“文革”疑案之二:1968年拉萨“六·七大昭寺事件” 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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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谷飞鸿 | 国家公园内的私人墓地

虽然下葬的方式不同,但是各民族无一例外都尊重死者。如果土葬为当地习俗,家族对墓地看得至为重要,除非有特殊的原因,例如中国南宋的朱熹三迁父葬,祖坟是不能动的。只有对仇敌或重犯,才有掘坟鞭尸断其香火的严厉惩罚。 如果国家或地方政府因为公共利益要征用个人的土地,而且被征用的地块上有人们的墓地,那会怎么样呢。今天就给大家举一个美国的例子。 早期的美国的国家公园都位于西部,到了1920年代人们开始开发东部的自然景观,同为蓝山山脉一部分的大烟山(有读者建议译为大雾山)和谢南道尔峡谷地区成为热门。考虑到距离人口稠密地区远近的因素,谢南道尔国家公园的构想比大烟山更早得到州和联邦政府的支持。 一开始,建立谢南道尔国家公园(Shenandoah National Park)的主要动力是开发旅游资源,例如当时主要推动者之一,就在Skyland拥有一处乡村风格的山区度假村,冀望于建立公园道路畅通会增加游客。因为在那之前,联邦政府的政策是私人的房产只要不在开发必经的路段,就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到了后来,为了走出1920年代末期开始的大萧条经济困境,新一届政府将公共建设视为施政重点,寄希望于大规模的政府项目可以消除人们对前景的消极心理,谢南道尔国家公园的建设由罗斯福总统建立的“平民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CCC)负责施工,同时新任国土内资源部部长宣布,在规划的公园范围内的所有居民,无论是土地拥有人还是佃户,包括流民都必须搬迁。 原来政府规划部门想得很简单,只要按照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公平原则给与山区居民合理的补偿,把征地问题推给州政府去做就行了。但是一刀切的政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纷纷向白宫请愿,再加上巴尔的摩太阳报等报章的调查报道,最后不得不由农业部的安置管理局在临近公园的7处地点购买了6291英亩的土地,为那些不愿意离开该地区的人们建立安置社区。 到最后,反对政府公园项目的465户居民中的大多数与政府达成协议搬离,其中有175户家庭搬进安置社区,42位老人可以继续住在他们的老屋,安享天年。他们中间的最后一位,安妮•申克(Annie Lee Bradley Shenk)是在公园建成将近半个世纪后,享年92岁于1979年过世的。当然也有极个别的被强制搬迁。 至于那些在公园范围内的私人墓地,政府的政策是它们仍然属于原来的主人,公园建设项目包括道路与设施都会绕开这些地方。现在在谢南道尔国家公园范围内还有100多处原住民的墓地。 这些墓地多数已经荒废,那些原住民要么早已香火断绝,要么后代远走高飞,难以前来打理先人的阴宅。即便如此,公园的游览指南上列有特别的提示,警告那些喜欢远足登山的人们不得破坏任何包括墓地在内的遗址。去野外露营,搭帐篷距离这类地方要在50码(约46米)以外。 有的墓地并没有被后人遗忘。他们会常来祭祀,整理墓园,重修墓碑。我在一次走山上的小魔鬼阶梯(Little Devil Stairs)小径的时候,路过博伦(Bolen)的墓地,看到那里有一块镶嵌铜牌的碑石,上面纂刻着博伦家族后人写的一首诗歌,感伤他们失去的家园,对先人当年做出的牺牲深为遗憾。诗的题目是“山为什么会发蓝”(Why The Mountains Are Blue),在结尾给出了答案:“因为这里始终萦绕着忧伤”(It’s because there is a sadness which lingers here)。 (所有图片除注明者之外均为Jianan拍摄)   左:几乎荒废的法克斯家族墓地,位于谢南道尔国家公园北部的法克斯坳地(Fox Hollow)小径 右:这张2009年由Ser Amantio di Nicolao上传到谷歌的照片,显示泰勒家族的后人不忘祭祀祖先的墓地 如果从谢南道尔国家公园的山上出发去爬小魔鬼阶梯小径,会经过位于凯瑟溪(Keyser Run)防火道路旁的博伦家族墓地。 博伦家族墓地。上图即本文提到的那首碑刻诗歌。下左:这位富兰克林•博伦死于1954年,应该是公园建成之后才下葬的;下中:这块墓碑显然是后来重修的;下右:这座合葬墓上面有不久前祭奠时摆放的花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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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六四: 六四纪念日官媒噤声 死难者墓地难以进入

天安门母亲张贤玲来到万安墓地纪念,尽管今年当局对难属的看管比往年都严,但10家难属还是得以前往北京万安公墓祭奠亡灵。六四死难者亲属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要到万安墓地扫墓,但他们的聚会受到警方严密地监视。 六四难属张先玲: 04/06/2013 张先玲 :看守比往年都紧。来看守我的人众多,有十几个。而且,现在被看的家属也不少,看得也比较严厉。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怎么今天突然间紧起来了。但是,我们今天去万安公墓去祭扫倒还比较顺利。这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今天去祭扫之前,我还想今天可能会有很大冲突,可能他们会采取一些措施,不让我们碰头,像往年一样,不让我们一起来祭扫,把我们隔开,或者拉着在马路上转来转去……墓园的门口当然还是大门紧闭,所有记者都不让进,也不让我们下车。一直从旁门进到墓园里边,才让我们下车—当然是警方的车,每年如此,但是今年有一个表面上的改进,不是警车,用的是普通车。 中间有些周折,到陵园祭扫之前和祭扫之后这段时间里,我们难属之间的电话都打不通。原先我们几家预计在一起集合,但彼此电话都打不通,只能通过警方来联系。我就去找了这个(看我的)警官,他就去给我联系。过了一会儿他来告诉我说:放心罢,一会儿他们就到了。果然,其他人在十分钟之后就到了。 我们这几家人凑在一起,举行了我们每年都进行的程序:默哀、致敬、念悼词,然后倒祭酒、扫墓、摆花。大家一起说说话,就走了。 法广 :大概有多少人一起去呢? 张先玲 :我们今天大概有十几个人罢。 法广 :丁子霖丁老师也去了么? 张先玲 :没有。她的孩子不在万安公墓。我们几个都是遇难亲人在万安公墓安葬的家庭。所以,他们就有理由不让她(丁子霖)去。 另外,六四死难者到底有多少人?由于中国官方的隐瞒和阻拦,一直没有一个明晰的数字。天安门母亲群体收集的死亡名单是202人。但张贤玲表示,六四当天,她在北京一所医院亲耳听到红十字会的人讲,死亡的人是2600多人,她相信这是真的。 张先玲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的确切有名字的遇难者是202人。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我本人在六四的那一天,亲耳听到红十字会有一位男士回答记者的问题时候说:我们收到的报告是两千六百人左右。所以,我相信这个数字是真的。” 中国官方媒体把六四相关的话题视为禁区,并对所有的社交网络进行严密封锁和删减。星期二,一些关键词比如天安门、比如六四,比如蜡烛都被封锁。 当局还让一些异议人士噤声。维权律师刘晓原通过推特宣布自己的微博在公布一颗蜡烛的图片后遭关闭。艺术家艾未未说,在这个国家,所有的挑战都集中在两个字上:点燃蜡烛或者熄灭蜡烛。 习近平掌权后,不少人对习李政权平反六四抱有期待,当年八九六四的学生领袖王丹对此却不抱任何希望,他说,从江泽民开始,到朱镕基,再到温家宝,现在又轮到习近平,人们一次一次期待平反六四,一次一次落空,吸取教训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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