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韩寒来了。6月11日，腾讯网与韩寒首次深度合作，独家推出的全新互联网产品《一个》和 韩寒官方交互平台《韩寒》 正式上线。其中，《一个》是 以腾讯网为唯一网站平台，由韩寒为主编带领原独唱团全班人马推出的全新互联网产品，其宗旨就是希望读者在复杂的世界里，可以沉下心来，放慢速度，每天纵深的去阅读一个报道、一个评论、一个文艺，帮助读者找到他想问的人，回答一个问题……   《一个》倡导的是，“复杂的世界里，有一个就够了”。正如韩寒对《一个》的解读：“对待不停涌现的热点，我们不强调速度，而强调有趣的视角；对待海量资讯，我们不强调数量，而强调文章的质地；对待纷繁万象，我们不强调浅尝辄止，而强调慢速的纵深的阅读。” 针对《一个》电子刊的出版规划，腾讯网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初步计划，电子杂志的周期为1期/天，每周5期，周末暂不出刊，但以后会考虑推出慢阅读版块。” 作为韩寒官方交互的唯一网络平台，《韩寒》网络频道是韩寒所有动态信息、活动策划和内容的唯一出口。在此平台上，网友可以看到韩寒的文章，韩寒的视频，韩寒的照片，以及他的最新赛事，他的新闻，他的乐队 …… 关于韩寒的一切信息都会聚集在这里，而韩寒也会经常出现在这里与网友交流。 据了解，为了更方便韩寒与网友定期互动交流，《韩寒》频道专门建立了讨论区，目前网友可以通过“你好，韩寒”、“今天的世界与今天的你”等话题来与韩寒及团队成员直接对话交流。此外，讨论区更与腾讯微博实现贯通，并将相关话题及讨论内容同步到韩寒腾讯微博，让网友全方位、多维度了解韩寒的同时，更可以通过腾讯平台的多个渠道与韩寒进行互动。 除此之外，腾讯微博端将专门开辟“韩寒微频道”，在微频道内，网友不仅可以看到微博上与韩寒相关的优质内容，甚至能看到互联网上有关韩寒的所有内容。 在做客腾讯微博微访谈时，韩寒表示，腾讯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不仅聚集中国最广大的年轻群体，更有很多优秀的服务于用户的交流平台，他希望与腾讯合作推出非常好的产品给大家。 对于此次腾讯与韩寒的合作，尤其是双方即将合作出品并运营的电子杂志《一个》，不少业内人士充满期待， “被网友称为‘80后作家领军人物’的韩寒，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大众瞩目的焦点。韩寒的犀利、睿智、敢于表达的个性更为他赢得了大批粉丝及拥护者，其中以80后、90后居多。而作为中国最有活力的门户网站，腾讯网不仅聚集着众多年轻群体，更在用户体验、互动性方面表现突出，双方合作势必擦出新火花。” 对此，腾讯网副总编李玉霄表示，此次与韩寒合作，腾讯将最大限度整合最优质的资源，希望给网友带来最有意思、有趣味的阅读体验。 此外，《一个》编辑团队所有成员集体入驻腾讯微博（团队成员为原《独唱团》全体），一个、亭林镇独唱团在腾讯微博上以更独特、更亲切的视角，给喜欢韩寒的人带来一个更亲近、不一样的韩寒，更通过独唱团每个成员的交互分享，全面渗透韩寒及其周边，解析韩寒背后的故事。 电子杂志、官方交互平台、微频道、独唱团全体成员落户腾讯微博，网络形式一个都不能少的形成了“韩寒网络矩阵”，也是韩寒首次尝试以网络形式全方位的展示自己。 一贯个性鲜明、思想新奇的韩寒，此次为何选择与腾讯合作呢？业内人士分析，韩寒的受众以80后、90后的年轻人居多，而腾讯用户多为充满活力的年轻受众，且有良好的成长力，他们在思想上与韩寒能达到普遍共鸣，这是韩寒及韩寒团队选择与腾讯深度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分析人士指出，韩寒此次与腾讯的深度合作，不仅仅开启了名人与门户网站合作的新模式，刮起一股“优质原创”的网络风潮，势必也会带来一股“名人矩阵 ”的合作浪潮，名人与门户的合作形式将会更加多样化。   源地址：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191749.htm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人物简介：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苏州人。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后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在1960年起被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她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书写了二十万字的血书与日记。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决。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字第16号两次判决，宣布林昭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为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而1981年1月25日上海高院的“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刑事判决书中认为80年的判决书宣告无罪的理由为精神病不妥，“在病发期间的行为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反罪……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撤销了1980年“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书，但依旧对林昭宣告无罪。另在1980年12月在北京举行追悼会。 寻找林昭 2004年08月11日 03:17:26 本报记者 江菲 “林昭？那是谁？” 如果不是5年前在和朋友聊天时偶然问到这个问题，胡杰根本不会和这位40多年前死去的、与他毫无关系的女性产生什么联系。 他也不会想到，这个简单的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却日渐漫长，以至于他不得不辞去公职，将其作为一个“个体事业”。5年里，在对80多人的寻访过程中，他倔强、百折不挠地坚持着，使许多紧闭了几十年的嘴终于张开———关于林昭，他们甚至对家人也很少提起。胡杰越来越认识到：找回林昭，重新审视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对于今天的我们，绝对是一种精神财富”。 林昭生活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了。对于中国的青年一代，仅仅过去不到半个世纪“反右”时期，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曾存在”的时代。在他们的印象中，它甚至不如“秦始皇”和“唐太宗”那样为人所熟悉。 然而历史总是要顽强地呈现出本来面目。冥冥之中，飞机机械师出身的胡杰，像组装上万个飞机零件一样，重新组装这段历史，重现那个被人遗忘的杰出的中国女性。 这笔“财富”，现在以一部纪录片的形式，被无数人默默传看着，虽然它还尚未完成，还在不断地补充新的材料，不断地更新。纪录片引出泪水、震惊、愤慨和无尽的沉思。 林昭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林昭被枪杀时，胡杰只有10岁。他那时是一名在学校里高喊口号打倒老师的“红小兵”。 “打倒反革命———” 胡杰握紧拳头，向天空挥舞着。他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人是“反革命”，这三个字又代表了什么。如今再次回想当时的场景，他觉得可笑又无奈。林昭就在被小胡杰要“打倒”的那群人之列。但在今天的胡杰看来，她的一生，却是最最坚定、最最“革命”的。这种革命精神，在她十几岁，面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时，便已萌发。 在胡杰寻访到的一份林昭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她家庭及历史情况的简略描述： 母系苏州民革委员、政协委员，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又参加国民党，抗战时期偕同林昭一起坐过牢；父系伪官吏，反革命管制分子，管制期间畏罪自杀。 这并非林昭家庭所有成员的实际情况。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 她出生前5年，她的舅舅许金元，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的负责人，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遇难，尸体被沉入长江。 母亲许宪民，自16岁便在哥哥影响下投身革命。1946年，在史良的支持下，许宪民参加国民党伪国大竞选，并当选。在一系列有利身份的掩护下，她资助共产党地下电台的建立，提供收发电报的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他又任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镏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 “那个时期，这个家庭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胡杰说，“妈妈瞒着家人暗中帮助中共地下党；父亲虽然表面不声不响，但多次为中共地下党人开脱罪名；而他们的大女儿，虽然表面上在苏州教会学校上学，可暗地里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那时的林昭只有十五六岁，她依靠自己的辨别力，不仅积极猛烈地反抗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而且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找到了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 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向胡杰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948年9月的一天，令昭忽然来到我家，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来不及坐下，她就说有事要告诉我，我问什么事？于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门旁，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这位同学注意到，林昭那天头发经过整理，发辫上扎着红绸带，上身穿着雪白的府绸衬衫，下面是蓝底白点的裙子，那双皮鞋也很光洁，她的眼睛光亮，脸上泛起红晕，整个人换了一副样子。 这位同学立刻欣喜地小声说：“我也参加了组织。” 那一天，两个年轻人面对面，兴奋地交谈着。两个人都面泛红光，心情异于平常。 没过多久，彭令昭的名字出现在了苏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上。为保存实力，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的人紧急转移。但林昭没有参加这次撤退。从此，她与地下党断了联系，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来的“荣誉”。 “我一定要争取再次入党。”带着悔恨和自责，林昭在解放前夕报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个纯洁的愿望，再也没能实现。 那一年，她17岁。出于对时局的担忧，许宪民要求林昭出国留学，或报考北大。面对母亲“出去了就别再回来”的气话，林昭立下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字据，并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决绝。 “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 一年多后，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幸运地，胡杰找到了林昭当年的朋友倪竞雄，从她保存的部分林昭的信中，了解到林昭当时对新生的祖国和政权的热情拥护与赞扬。 “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 “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在信中，她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 土改队努力地工作着。为了让农民看到工作队的权威和力量，他们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显示改革的决心，灭掉地主的威风。 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林昭写道：“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那时只有19岁的林昭无法意识到，11年后，当她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窗向外张望时，同样是这种“决不能让祖国受难”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望向了更远的未来，更广大的后代。 土改工作是艰苦的，但林昭以此为乐。她的苦恼来自另外的方面。 她的一些行为仍被认为具有小资情调，比如读的书，写的诗；她因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抛弃了乡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而遭到某些人报复性批判；她写信要求家里“交待”清楚他们的“罪过”，却被认为没有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线；在几次大会上，她曾被公开点名批评，以至于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机会，回家休养…… 但林昭依然追求着“进步”。在一封长达6000字的信中，林昭这样写道：“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遗毒、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 胡杰找到了一张林昭此时的照片，她将两条长长的辫子卷在耳后，晒得很黑，一身白衣，人很瘦，面色憔悴。她或许处于痛苦的折磨中吧，或许正为自己的“不上进”感到焦灼。 “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在文学方面基础深厚，但她还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毛泽东时代最优秀的记者。 “她笑着，两条小辫子从后面挂出来，穿一件白色的衬衫，工人裤，剪裁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张玲，林昭北大的好友，向胡杰形容她记忆中的林昭：“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觉得她走起路来轻柔的样子，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几句词：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迎……” 在这里，林昭疯狂地阅读了大量她喜欢的书籍，同学们常常看见她从图书馆抱出满满一怀的线装书。没人知道她阅读和思考的结果。她观察到现实生活并非如她想像得美好，从而陷入了“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气中，她成长着，思考着。在想到自己曾亲自揭发过母亲的“罪行”时，她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这种对亲情、对人性的反思和皈依，也许是林昭在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转折。 张元勋，林昭当年的北大同学，向胡杰讲述了林昭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一幕：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在胡杰的考证中，林昭并非因为赞同张元勋的言论而跳上桌子为他申辩。她感到痛苦而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这段时期，她在日记中写道：“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成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这个数字占当时北大学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还多），并因此永远没能毕业。 “刀在口上之日”，这句精彩的即兴演讲，成为林昭短暂一生的缩写。 “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陈爱文，另一位北大“右派”回忆说：“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有人对她说，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林昭回答：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林昭的另一名同班同学在接受胡杰的采访时说。这名同学一直是“左派”，但林昭心无芥蒂，仍然同他谈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他“都没敢吭声”，也“从来没和别人谈过”。 “但我们那时处于历史的低谷，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面对胡杰，他激动地挥着右手，一遍遍地重复：“实际上就是这样：说出常识就是反革命！” 这名“左派”同学在经过长时间考虑后，同意接受胡杰的采访。 这位70多岁的老人，电话里沉稳平静，在为胡杰打开家门的那一刹那，却突然嚎啕痛哭。他哽咽着对惊呆的胡杰说：“马克思说：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他顿了顿：“我觉得，林昭就是一个有着那样骨气的人。” “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 林昭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有骨气”。她被划为“右派”后，曾经自杀，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众人都没有意识到时，这个娇滴滴的林姑娘，却慢慢地在内心生长出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刘发清在校门口碰到了林昭，被强拉出去吃饭。他没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脸地吃不下去。林昭边吃边咯咯地笑着，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们只见她流泪，却不知她心里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说：“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全国划了多少？”她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谁也不知道，林昭寻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此后两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劳动，随着北大新闻系并入人民大学，林昭也转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监督劳动。在那里，她结识了另一位右派，开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对的恋情，在申请结婚未果后，男方被发配新疆劳改，林昭也因病被母亲接回了上海。 刘发清再次与林昭发生联系，已是两年后在甘肃某地劳动时。那是1960年，他的口粮已减至每月20斤，没有菜，没有任何副食，每顿全靠一块三两多的玉米面馒头。因为饿得全身浮肿，他甚至把医药室的药都吃光了，而周围的村庄，更是“饿殍遍野”，“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林昭从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夹了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看———惊呆了。 “一张粮票，两张粮票，三张粮票……”在胡杰的镜头前，他含着泪，一张张地数着，好像那些粮票现在仍在他手中：“啊，一共是七张粮票，每张都是5斤的全国通用粮票。看到这些粮票，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林昭在信中说：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 刘发清连忙回信以示感谢，还真诚地敦促她要“认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怀抱”。 林昭的回信很简单：吾与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 靠着林昭支援的这些粮票，刘发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粮食，撑过了最艰难的两个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肿渐渐消退时，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 “我们都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就觉得，不做不行啊！”另一位因《星火》案获罪的人士，在肝癌第一次手术出院后，瞒着家人接受了胡杰的采访。他已是满头白发，瘦骨嶙峋，虚弱地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儿摇着头说：“鲁迅先生说，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真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被划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实是很低调的。她对当时的政策有看法，但并不完全赞成激烈的反对的方式。”经过多方查证，胡杰没有找到林昭直接参与《星火》编辑出版工作的证据。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由于主创人员纷纷入狱，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狱似乎给了林昭一个充分的理由，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 林昭开始了她近8年的牢狱生活。 8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这些借鲜血喷涌而出的文字，或许正是几年前，她还在北大校园里时，下决心认真思考并努力找寻的答案。 林昭这样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记录中，这样写道：“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她的宗旨和立场的确从未改变。无论是革命时期、土改时期，还是反右之后，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爱、和睦。狱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时期的信仰，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人性！ 这两个简单的字，不仅是她为“右派”辩护的理由，也成为服刑时期她进行血的反抗的最终目的。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副……” 可就是在这惨无人道的处境下，这个柔弱的女子依然给迫害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这就是林昭的立场和宗旨———为了他人不流血，为了他人能找回“作为人的一切”，她宁愿流尽自己的血，只要“一息沿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这些血书能够最终保留下来，并传递到胡杰手上，有赖于数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人告诉胡杰，他们中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张元勋，是胡杰采访到的惟一一位见过狱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张元勋结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后，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了林昭。监狱同意他与林昭见面的条件是：说服林昭翻然悔悟，好好改造。 “我给她买了些奶粉和蛋糕，每件物品，包括蛋糕，武警都用铁扦子一个个插进去检查。 “进来十几个武警，每个都带着枪，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接见场面。又有脚步响，林昭来了，一个女狱医搀着她，后面有两个武警带枪跟着。 “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很破旧。手里抱着一个破布包。头发很长，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血写的字———冤！ “她一进门，站住了，看见我，嫣然一笑。整个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后来别人告诉我，从来没见她这么笑过。 “她对我说：我现在趁此机会告诉你，万一有一天我死了，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请你多多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她就哭了。” 临别时，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给张元勋一件礼物。张元勋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纸叠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一下子想到了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20多年后，风浪归于平静，沧海上的那一叶白帆却永远消失了，但风浪带来的恐惧却并没有消失。 林昭当年的朋友和同学，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寻找并说服他们，接受这样一部历史纪录片的拍摄，就像他们幸存于那个时代一样艰难。 面对胡杰，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他们面前的这个40多岁的汉子，当过兵，身体强壮，一脸大胡子，既拿不出介绍信，也没有工作证明。他只是一再诚恳而温和地说：“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一个初次接待胡杰的人，把他关在防盗门外，隔着铁栅栏，严厉而冷漠地说了40分钟拒绝的话。他最后打开门时，只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林昭，我绝对不会让你跨进这个门一步。” 另一个最初很坚决地拒绝了胡杰的人，答应在胡杰离开前最后与他见一面。胡杰并没有再次要求他回忆林昭，而是同他聊起了从小到大的生活：参军，去朝鲜战场，因家庭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劳动……老人说着说着，突然老泪纵横。他亲眼看见许多人被饿死，他和另外几个还算强壮的人负责把死人拉出去埋掉，但第二天再去时，都会发现新坟都被刨开了，那是周围的老百姓来偷走裹尸的棉被和死者的衣物。 之后，他离开了农场，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被“保外就医”的林昭。没过多久，便因与林昭相识，开始了另外一次服刑……” “我要开始拍！”胡杰擦擦溢满眼眶的泪水，坚定地说。 对方默默地点点头。这一天，他们在胡杰住的简陋的旅馆聊了五六个小时。直到离开时，这个人才承认，他本来打算一字不吐，来挨胡杰一顿臭骂，然后便坦然回家的。“绝不能让我的孩子知道这段痛苦的经历。”不止一位受访者这样对胡杰说，“太残忍了。” “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另一位老人讲述了自己在狱中的遭遇后反问道。他只不过因为说了几句至今仍坚信是正确的话，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入狱14年，和杀人犯关在一起。 “没有人是天生的右派。”这位老人说，“是我们亲眼看到老百姓冻死、饿死，让我们认识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出真相吗？我们当时对党和国家是有深切感情的呀！” 他突然笑了，有点神秘地问：“你说，把这些说出来有什么意义？教训吗？”他顿了顿，“给谁的教训？” 虽然都在拒绝，可一旦开始了回忆，这些人便陷入不可控制的激动。 “不，大多数人不哭。”胡杰说，“过去的经历，使他们变得都很硬。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表情和情绪，会让听到的人想哭。” 沈泽宜，林昭北大的同学，和张元勋共同创作的诗歌《是时候了》，成为1957年北大张贴的第一张大字报。胡杰在湖州一处狭小的住屋里找到了沈泽宜。沈泽宜缺了几颗牙齿，头发稀少花白，坐在一把竹椅上，在昏暗的光线下，点燃一支烟，背诵他为纪念林昭写的一首诗，双眉不时紧蹙，目光神往而忧伤：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想起，山那边的一盏灯。在冷雾凄迷的夜晚，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孤独地、美丽的、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以她的光，尽可能远地摒弃着黑暗……” 甘粹，林昭那段被中断的恋情的男友，1979年平反后回到北京。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音乐人帮助，将林昭当年创作的一首歌的词曲记录下来。 胡杰找到他那天，天飘着雪花儿，老人坐在局促的小屋中，用二胡一遍遍地拉着这首他们年轻时共同歌唱过的《呼唤》：“在暴风雨的夜，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你……” 当所有人的“罪行”被一纸文书宣告平反时，他们已年近半百。他们在牢狱中度过了最有创造力和智慧最发达的年华。 林昭看不到这一天。 1968年4月29日，她被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里，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枪决。家属要交5分钱子弹费。” 母亲许宪民听到后，立刻晕倒在地。有人说，她不久后就疯了。7年后，这个当年坚定的抗日分子、热情帮助过共产党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滩街头。 她的亲友后来从一位狱医的口中得知，林昭被枪决那天，是从提篮桥监狱卫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来人高喊：“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一直在咳血，但始终在反抗与呼喊。这位狱医吓得躲进隔壁的病房，听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对他道“永别”。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决书上，林昭愤然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血书。12年后，她的预言应验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但林昭的大部分朋友是在中央为右派平反后，开始内心平静地相互联系时，方知林昭早已不在人世。北大的部分同学和老师在那一年年底为林昭召开了追悼会，没有骨灰，只摆放了一束林昭的头发，和一张遗像。照片上，林昭梳着两条麻花辫，双眼沉静、忧伤而略带笑意。 在这个追悼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的挽联——— 上联是：？下联是：！ 事隔20多年，当胡杰再次追寻那个充满了回忆的悲恸与无奈的惋惜的场面时，却无人能回忆起这副挽联的作者，但他们都承认，这的确是对林昭一生最好的诠释与哀悼，或许，也是对他们所共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一副含义最为深刻的挽联。 5年来，胡杰并不孤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为他提供经济援助，或尽自己所能寻找线索。在这支日渐庞大的队伍中，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有声名显赫的中年人，更多的，是步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胡杰从未与他们见过面，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98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写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里面简要记述了林昭的命运，“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但穆青“解释”了胡杰们这样做的意义———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 有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源地址： http://media.163.com/special/007625CB/zgqnb.html © 胡扯吧 |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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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今晚我讲点小故事吧……” 江青与毛泽东 本文摘自《中国外交隐秘故事：外交风云亲历记》，张颖 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11 1972年，原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维特克，受邀到我国访问。1972年8月12日下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维特克。8月25日，江青又在广州接见了维特克，当晚9点，江青宴请了维特克，席间，江青向维特克披露了许多她个人的私生活，以下便是当事人张颖对两人当时的部分谈话实录。 “我几乎被流氓给骗了” 江青：“今天请你吃广东饭，中国有句老话：吃在广州，穿在杭州，死在柳州。因为柳州的木头特别好，而广州人特别会吃。这是盐鸡，味道不错，还有清蒸鱼，这种芥兰菜只有南方生产……你最好同群众接触接触，到越秀山去看看，我现在不能去了，否则成了展览品了。我在这儿必须保密，因为广州军区要为我的安全对中央负责。因为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会给我保密，所以我请你到这里来。” 维特克：“希望你有时间好好休息。” 江青：“对，我应好好休息。但我怕把电报和文件压得太久，怕落后。我应有责任，我在这里同你谈话，我对广州军区的讲话已经经过政治局批准，我们是严格遵守纪律的。” 维特克：“我相信。” 江青：“当然我们不是从早到晚都很严肃的，不是这样的。过去当我能同主席经常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各种问题，经济、政治、文艺等等，我们从来不枯燥。你一定知道毛主席很会游泳，也很会打乒乓球。” 维特克：“这方面的照片我都有。最近我买了几幅毛主席打乒乓球的丝织画，我想带回去送给我爱打乒乓球的朋友。我知道毛主席早在1917年时就写过关于体育的文章。” 维特克：“你1933年入党，作为一个青年，你入党后的职责是什么？” 江青：“责任很大。我做各种超过我能力的事。我冒了生命危险找党。因为穷，几乎给流氓骗了。当然他不能骗我，但欺侮我。” 维特克：“什么样的流氓？” 江青：“有一次我弄了点钱，只够买三等舱的船票，是日本船。我的朋友送我，我朋友的朋友介绍了这个朋友给我，让他在船上照顾我，因为我晕船。我坐过三次海船，还爬过崂山，爬山我是老虎，在女学生爬山中我是冠军。坐船是狗熊。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非常坏。我晕船，吐。因为他听说我下船时有朋友来接我，他就起坏心了。他说我们到上海，你的朋友不来接你没关系，我们开旅馆去。这样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人。那时我知道上海有专门为女人开的旅馆，我想女人总会帮女人的。如果没有人来接我，一下船我就叫个黄包车到女人旅馆去，那是我当时的想法。实际上后来我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不行的，因为要住那个旅馆，先得交15块钱的押金，所以我就绝望了。总向外边看，也不晕船了。这个坏蛋站在我后面，提着我的小行李，对我说咱们开旅馆去，我没有理他。下船后看到没有人来接我，我决心叫黄包车。就在这时候，来接我的人从人群中突然走过来，我什么都忘了，高兴得跳起来了，把那个坏蛋也忘了。他把我的行李拿走了。你对这一定最感兴趣。” 维特克：“你逃掉了。这是你作的最有战略意义的安排，通过这个例子可看出你在那时就有军事战略天才。” 江青：“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今晚我讲点小故事吧……” “贺子珍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 江青：“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儿，那是假的，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 维特克：“我知道那是假的。” 江青：“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他是个叛徒，那时还不知道。他给毛主席拍了一个电报，毛主席回电说，‘我学孙中山’。” 维特克：“恐怕那时孙中山已经去世15年了。” 江青：“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约30岁。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是她要求离婚的，我不愿和你讲这个。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她非常固执，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 维特克：“她哪方面不关心毛主席？” 江青：“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她马上就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她自己的家是地主，同时还是个商业资本家，当时毛主席不知道。她家开了一家茶叶店，我不太清楚，也不问毛主席。你书里不要写这些。” 维特克说：“不写。这和革命没有关系。” 江青：“她什么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这是很大的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她要求去苏联，让她去了，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非常艰苦。她打孩子，苏联人看到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把她关起来了。她本来有个男孩，毛主席很喜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 维特克：“什么？她有个男孩？” 江青：“她把那个男孩放在一个农民家里，自己到莫斯科去了。她在莫斯科精神失常，被送到精神病院。苏联的精神病院是很残酷的。” 维特克：“我知道。” 江青：“毛主席和我经常劝这个女儿去看她，因为她就剩下这个女儿了。她还活着。她的脑子在莫斯科时坏了，连健康人被送到那个医院也得变疯。他们还用‘电疗’治疗。过去她没命地打孩子，生活很艰苦，她感到很烦。她在莫斯科说，我是休养来的。但苏联人说，不劳而获是不行的。这是我们大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说的。我们那个女儿叫李敏，李讷是我生的，他们都随我的姓。” 维特克：“杨开慧被杀害时，毛主席还有一个妹妹也同时被杀害了，是不是？” 江青：“我不清楚。总之，他有一妹妹也牺牲了，不是亲妹妹，是堂妹，叫毛泽健。有个展览，看了就知道她是怎么牺牲的，你也可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 维特克：“我愿去。贺子珍的女儿叫李敏吗？” 江青：“是的，她随我的姓。” 维特克：“谁把她带大的？” 江青：“她母亲在苏联，后来我们把她送到苏联，我们的同志把她的妈妈从疯人院里领出来，然后找到这个孩子，她不愿意跟她妈妈，愿意跟我们。她早就结婚了，现在有两个孩子，她学自然科学。李讷是你的同行，学历史。另外毛主席还有个侄子叫毛远新，是我当儿子养大的。现在是辽宁省委副书记，可能也是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我不大清楚。他是造反派，参加过武斗，他还没有结婚。李讷比他大半岁。” “我男朋友可多了” 江青：“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今晚我讲点小故事吧。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那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唱给你听听……”于是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不舍不得离……咿呵呀嗬唉……哈哈，哈哈，哈哈哈。” 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吧，是不是？” 江青：“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不说他们吧。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   源地址： http://fujian.people.com.cn/n/2012/0418/c337160-16952756.html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011年8月27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第四座万达广场开业。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前方左一）到现场和有关领导一起参加开业仪式。 生于红色家庭、当过18年兵的王健林，在短短24年间建起了万达商业帝国。从为政府分忧解难，到政府上门求援，王健林对官员追求政绩心理的准确掌握，使万达的商业综合体模式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拿地到开发我们能实现在十八个月内开一个万达广场。对于五年一届急于出政绩的地方政府来说，万达模式是再受欢迎不过的了。” “万达只跟政治上有追求的官员打交道。有些地方政府哼哼哈哈的这种，我就坚决不去，反正请我的有的是，何必跟你扯这个。” 57岁的王健林斜倚在椅背上，脖子上挂着万达的胸卡。在这个矗立于天安门东8公里、北京中央商务区核心地段的万达广场B座顶层，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拥有一间两个巨大套房组成、坐北朝南的办公室。 王健林早年有过18年的行伍生涯和2年的公务员履历，现在则是中国不动产领域的“教父”。在最新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他以255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排名第15位。 自从四年前他将总部从大连迁至北京，几乎每天都有地方官员造访，他们渴望在这里见到王，并“带回”一两个万达广场。 王健林也热衷于出席“体制内”的各种会议。3月21日，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他受到领导的接见；次日，作为少数几位嘉宾之一，王健林又被邀请座谈党建工作经验；4月10日，他作为“中华慈善奖”获奖代表赴中南海接受领导接见。 在房地产行业，王健林走了与大多数同行们不一样的路——不是简单地卖住宅，而是致力于商业地产。但3月中旬以来，王健林被调查传闻一出，几乎摧毁了王健林着力塑造的万达形象，这家公司早年的崛起及近年来的快速扩张更为引人猜疑。 2012年4月9日下午，王健林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回应坊间的诸多传闻。他自辩说，“没有任何人到万达做任何调查。我跟大连现在被调查的企业家，没有关系。” 红色家庭，军人出身 1954年10月24日，王健林出生于四川省都江堰一个典型的红色家庭。王健林的父亲是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最高官至西藏自治区副主席。 14岁的时候，王健林初中毕业。从电影《林海雪原》中获得的激情，促使他奔赴军营，成为内蒙古边疆扎鲁特旗边防部队的一名战士。 王健林当年的战友于学颜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虽然是干部子弟，但王健林在部队并没有得到什么优待。当时边防部队条件极其艰苦，长年住在帐篷里，每天以玉米粥充饥，从部队出发去最近的集市也有五百多公里。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健林由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军官，并入党。 1978年，王健林被部队推荐到大连陆军学院读书。毕业后，王健林被军校的领导看中，破格留校任用，并被提升至团级干部；1986年，“百万大裁军”的大背景下，王健林转业任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1988年，西岗区房管处下属一个刚成立不久的房地产公司，因总经理的经济问题负债几百万，濒临破产。西岗区政府为了拯救这个“烂摊子”，面向全区公开招贤——34岁的王健林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当年年底，王健林成为了大连市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以下简称“西岗开发”）总经理。工商资料显示，成立于1987年的西岗开发即大连万达集团的前身，当时还是西岗区区属国有企业，其1989年营业收入为1285.8万元，净利润291.2万元。 据万达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多年以后，王健林有一次在公司内部提起自己的军旅生涯时笑言：“如果不转业，现在最多混个将军，那有什么意思？” 但18年的军旅生活，给王健林的一生都打上了深刻烙印。直到今天，王健林的作风依然是雷厉风行。他每天早上7点就到公司，参加任何活动从不迟到一分钟。 老板的这种军人风格，也直接影响到了万达集团。万达从高管到基层，男员工必须穿深色西装打领带，女员工必须穿职业套装，必须化淡妆。公司要求是8点半上班，但因为老板从来都是7点来公司，因此员工基本上都提前一个多小时到岗。据万达集团企业文化部总经理刘明胜称，因为老板的准时，就连万达上千人参加的“万达年会”也无一人迟到，整齐划一地按时开场。 搔着政府的“痒痒肉” 创业之初，当时开发房地产首先要有计划指标，拿到指标后才能申请用地，而大连能拿到计划指标的只有三家国有房地产公司，万达没有计划指标，只能花钱向国企买指标。王健林辗转拿到大连南山住宅项目，并开发成功。南山住宅所挣的200万元成为王健林的第一桶金。此后，他又迅速抓住大连旧城改造的机会，崛起为大连首屈一指的地产开发商。 “包括后来砸钱玩足球，都为王健林在当时的市领导那里，争得了一个很高的印象分。”大连一位开发商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满足主政官员的政绩诉求，搔着政府的“痒痒肉”，是王健林过去二十多年里开疆辟土的利器。 而早在1992年，处于事业起步期的万达集团，在并不十分富裕的情况下，就替政府做了众多公众建筑。1990年，企业刚刚成立两年，王健林就捐赠100万元建设了大连西岗区幼儿园；1993年捐资2000万元兴建了大连市西岗区体育馆；1994年，万达又出资5亿元建设了大连大学。 在没有“招拍挂”制度的1990年代，政府当然会投桃报李，给予王健林不少土地实惠。然而，更大的绿灯在于西岗开发的改制上。1991年，国家体改委和大连市体改委准备在大连市选择3家企业，作为东北地区首批股份制试点单位，西岗开发成为首批试点单位。 工商资料显示，1992年8月，大连市股份制改革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在西岗开发的基础上，成立大连万达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8000万，40%的股份为企业内部职工认购，另外60%的股份分别是向中国工商银行大连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渤海饭店集团和大连万达房地产集团募集而来。 这其中，大连渤海饭店集团的法定代表人为汤闯，大连万达房地产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健林，都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 1997年6月，大连万达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增至1.2亿，其中大连万达房地产总公司以7000万出资占58.33%股份，中国工商银行大连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1500万出资占有17.5%的股份，企业内部职工认购股份减至20%，其他股东分别为大连渤海饭店集团公司、大连煤气公司、大连电业局供用电技术服务公司等国企。 资料显示，大连万达房地产总公司也成立于1997年6月，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其对万达集团的7000万出资来自西岗计划经济委员会。 此后的十年间，通过多次极为复杂繁琐的转让，在2007年1月，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结构变为：由王健林为法定代表人的上海万尚置业有限公司占股49.25%，尹海（大连万达集团副总裁）为法定代表人的北京万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控股30%，大连一方集团占有6.5%股份，北京合兴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亦为大连一方董事长孙合喜）占股14.25%。国有股和内部员工认购股此时均已退出。 商业综合体“芝麻开门” 在1990年代，让王健林声名鹊起的招牌莫过于大连万达足球队，中国足球专业联赛的“八冠王”，后无来者。 2000年，王健林在声望的顶点退出足球圈，同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决定淡出住宅地产，转向商业地产开发。 故事的开头后来已经成为业内公开的桥段。在经历第一代单体盒子以及第二代盒子组合的试错后，2006年，宁波万达广场开业，王健林的第三代综合体——“盒子+街区+高层”综合体一下子开启了宝藏之门。 随后的几年里，万达广场以每年十几家的速度迅速在全国批量诞生。以万达广场的就业、税收和形象效应低价获取核心地段的紧缺土地资源，以万达广场周边住宅销售支持商业地产运营，是王健林实现“资金平衡”与“快速扩张”的主要筹码。 “一座万达广场，一个城市中心”的口号开始在全国叫响。商业综合体变成了品牌，地方政府引进万达也构成实在的政绩体现——万达在随后几年里确立了议价权。 对此，王健林也并不避讳。王健林称万达每年做二三十个项目，百分百来自政府“邀请”。每年来万达北京总部上门邀请的城市超过一百个，他一方面抱怨过多应酬挤占了私人时间，一方面为万达对地方城市的议价权而得意：“但我们还没有这么多能力，只能筛选其中最多30%的项目进行开发，现在稍微贵一点儿的地方我就放一放，放一放他着急了，可能第二年把价钱降下来了又请我去。” 显然，地方政府视王健林为解决就业、提升城市形象的骑士。王健林也称万达是一个跟政府关系比较良好的企业，核心原因来自万达的商业模式，“凭借着万达的执行力，从拿地到开发我们能实现在十八个月内开一个万达广场。对于五年一届急于出政绩的地方政府来说，万达模式是再受欢迎不过的了。” 2009年两会期间，宁夏的领导到万达集团总部会见王健林，亲自邀请万达去银川做个万达广场。宁夏当时还没有进入王健林的战略布局中，“但是人家亲自来访问，邀请我去做一个项目。我就去做一个，开业以后效果很好。银川市的领导又来邀请我们做第二个，我当时想银川才70万人，有必要开两个吗？但是人家就在我们这连呆两天，我一看这不答应不行，就又去做了一个万达广场。” “万达只跟政治上有追求的官员打交道。有些地方政府哼哼哈哈的这种，我就坚决不去，反正请我的有的是，何必跟你扯这个。”王健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被麦格理忽悠错过上市 依托城市综合体的这一商业创新及团队的超强执行力，万达攻城。王健林甚至对记者声称要在中国开1000家万达广场，然而令他感到头疼的，是IPO之路。 “也怪我，2006年本来就有机会在香港红筹上市，当时找了JP摩根、摩根士丹利等，框架都搭好了，被麦格理一忽悠，说我别做IPO了，做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多好，于是错过了最好的机会。”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当时REITs的形式是万达与麦格理合资成立一家基金公司，万达以物业出资，麦格理以资金出资，这样，万达就拿到了自己进一步扩张所需要的资金，又同时享有物业收租的回报。 更重要的是，基金公司也可以上市，又不受增发的限制，另外，因为基金股东的分散性，万达不必担心自己失去对项目的管理和控制权。 “当时麦格理这么一说，我想这个似乎很好。”王健林于是跟着麦格理去澳大利亚学习REITs管理，还考了一个REITs经理人证书。等他考完证书并成立了全国第一支针对商业地产的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2006年7月，国家外管局、商务部、发改委几部委联合发文《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严格限制境外公司收购内地物业。 等万达那时候再去改IPO，香港红筹上市之路也被监管部门封死了。不得已，王健林在2007年回头来做内地A股IPO，但没想到刚做完架构，2008年又来了金融危机，万达上市之路再次搁浅。 “2010年事实上我是有机会上市的，当时有两个上市公司净壳卖给我，我当时没想去要，光想着不缺钱，就自己上市吧。结果没想到一等等到宏观调控来了，眨眼2012年了。”王健林说。   源地址： http://www.infzm.com/content/74356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