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业良

法广 | 关注中国: 夏业良:公民社会是中国的未来

法广:2013年伊始在中国发生的这一连串事件外媒也广泛报道,《世界报》1月引用法国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习近平面临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挑战》为题撰写文章,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受益者中产阶级在社会中不断壮大,中产阶级不再只满足有富裕的生活,他们也开始要求有发言权,您怎么看?   夏业良: 首先新的领导人会有一些改革的举措这是我们所期盼的,但是我们看到的与中国领导人的承诺相距甚远。比如说元旦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南周事件”和“炎黄春秋”在网上被封闭事件,这反映了中国新领导人没有在言论上放开控制。我们觉得中国这一轮的抗争事件结果令人失望,没有看到这言论自由方面有更大的进步。 刚才谈到的基尼系数,官方公布的系数与老百姓的真实感受有相当大的差距,官方提到最高在2008年是0.49,然后是逐年下降,与我们得到的其他数据没法相互认证。比如说西南大学做的独立调查显示中国基尼数据达到0.61,很多包括西方人在内的学者认为这更加接近真实情况。只要基尼数字进入0.4就是警戒水平,社会贫富差距大会引起社会冲突和震荡。现在达到0.61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如果中国对贫富悬殊问题不根本解决,或者大力改变 ,比如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给老百姓更多参与和竞争的机会,我想危机不可避免。 还有中国环境问题严重,虽然中国GDP增长快,但是老百姓生活没有改善,有些方面严重恶化,比如说有害的食品和污染的空气,最明显的是美国大使馆发表PM2.5后,空气污染情况被暴露出来,中国发表新数据也远远低于美国人的数据。前一段北京出现严重的雾霾现象,超过PM2.5的600以上,接近700,简单地说是爆表,因为400以上就是有害的气体,可以想象中国老百姓的健康受到多大的损害。过去还有人认为中国有问题但还是不会威胁到我们的生活,但是空气污染让人无法避免。中国经济发展没有带来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和老百姓满意度的提高。中国的富人也不满意,他们有钱但是在很多反面感到不平等, 他们要付出特别的代价来获得在正常情况下就可以有的许可等,没有公平自由竞争的环境,如果需要什么许可你要去贿赂打通政府各方面环节。他们看到美国的制度很震撼,他们想到美国来发展。中国中产阶级,甚至富人阶层对政府不满,认为他们自话自说,一手遮天的做法不会长久。 法广:现在不少中国人希望中国政府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提供生活的保障,希望中国政府有个透明度,您觉得习李新政在三月份全部接班后他们会这么做吗?   夏业良 :我觉得不会有多大的进步,从目前的迹象和习近平发表的系列讲话来看,他实际上远远不如他父亲开明进步。习近平提到前后两个三十年比较的时候,他反对后面的三十年否定前面的三十年,这六十年一直沿着好的路线在走,只不过前三十年经验不足。他没有否定毛泽东,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做法比邓小平的做法还要倒退许多。另外,他现在的许多讲话,制度的问题,道路的问题,他根本没有选择宪政民主化和法制的道路,他还有坚持原来的老路。他固步自封沿走原来的路。 法广:在1月23日中纪委宣布制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对中国民众痛恨的腐败制定5年工作规划。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也提出要“老虎”、“苍蝇”一起打。您怎么看呢?   夏业良 :听起来决心很大。我在18大之前就写过一篇文章,我当时就提到中共的反腐是打“苍蝇”不打“老虎”。那么他们现在的回应就是即打“苍蝇”也打“老虎”。说起来很好听,但是我们看中国的反腐一贯都是运动性的反腐,而不是制度性的反腐。今天想起来就打一阵,而且打谁,不打谁,几乎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规则可以遵循。而是说,如果一些官员在政治路线上与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是不属于同一帮派体系,可能就是被打击的对象,但是如果是他们集体中的一员,他们就加以保护,根本就不会触及他的利益。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因为中国官员的腐败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如果是一百个官员,他们都是腐败的,无非是选择几个不听话的,不是同一个利益派别的来打击。这样即使他们处理几个政治局委员, 部级干部,并不说明他们要从制度上反腐。 虽然,习近平最近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是网上有很多质疑,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宪政和法制,只有通过宪政和法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信息,媒体的开放,反腐才是最有效的。而他现在做的是笼子的主人把笼子打开,关几个他认为不听话的奴仆,然后这个事情就算完了。这种做法是偷换概念,是狸猫换太子。从习近平做的一系列事情来看,他没有根本性的进步。他向外界宣扬追寻邓小平的路线,他连邓小平也不如。他无论从政治魄力,眼界和各方面改革的步骤来看都远远不如邓小平。 法广;夏教授您在网上撰写文章,提到公民社会是唯一改变中共专制政权的方式,您提出的公民社会理念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夏业良 :比如说在中国不允许成立任何党派,也不可能形成有效的组织,在中国唯一的选择是通过网络发表共同意见, 发出呼声,形成一种网络上虚拟的公民社会。然后,从虚拟式公民社会发展到现实社会中,形成集体性的抗争和集体性的表达。我认为在过去十几年,中国实际上形成了这种网络公民社会,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群体性的事件与网络相互连接,相互呼应的 。所以,我认为通过网络的互动形成真实社会中的群体表达,一开始势力比较单薄,但是会逐渐形成和壮大。 当网上公民社会强大后就会 给政府形成压力 ,最后迫使领导人做出改革的决策。如果他们不敢的话,公民社会的强大力量最终会摧毁他们专制的机器。我们看亚洲的历史,像韩国和台湾都有过这种先例,实际上那些领导人不是主动地来谈一个民主化进程,而是在压力下,在公民社会不断壮大下,最后不得不选择退让。我认为中国社会希望在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壮大。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也看到了种种问题,但是他们有一种旁观者的态度,觉得谁来结束共产党呢?要搞流血暴力冲突吗?谁来付出这个代价,他们很担忧国家会动乱,动乱的话连自己现有的财产都没有保障 。但是他们不知道现在有很多人遭受打压迫害,他们的生活质量无法得到保障。有些人没有看见或者听到这些情况就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里面,不希望有变革。 所以中国未来的前途取决于13亿人中有多少人愿意中国发生变化, 如果大家都不赞成变革的话,这个变革的速度就会缓慢,中国的公民社会,未来的法制是非常的遥远。只有说大多数人都选择觉得这个国家一定要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社会的力量会迅速集结起来,让这个国家向民主化发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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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悼念布坎南

     夏业良     2013年1月9日,公共选择学派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者和领军人物、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教授逝世,享年93岁。     1948年布坎南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芝加哥期间他深受弗兰克·奈特和维克塞尔的影响,直至他去世,办公室中都悬挂着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照片。布坎南开始在芝加哥深造时还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在选修了弗兰克·奈特的价格理论课程6周后,便转变为一个狂热的自由市场支持者。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发表于1896年的文章认为:只有得到一致赞同批准的税收和政府支出才是合理和正义的,用于支付福利项目的税收必须来自这些项目的可能获益者。虽然这些主张与主流观点不同,但得到布坎南的认同并对其后来的相关思考产生影响。     托马斯卡莱尔曾将经济学称之为“沉闷的科学”,而布坎南深入融合政治科学、法学与哲学的独到研究则使经济学成为一种令人惊叹的理论预言。     布坎南持续思考“公共选择”或者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他认为现代政治意味着人们能够将自己设想成一个国王的角色,这也许是在下意识中呼应了激进的再分配倡导者和民粹主义休伊·朗的主题:“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国王”。政治的终极模式是社会契约论,他曾不无俏皮地将经济学称为“交易获利学” (catallactics),即研究人们如何通过与他人的交易而增进自利。     布坎南有关公共选择的研究往往被看作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体现,但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玛蒂亚·森则认为不应这样归类,布坎南的研究不仅引入伦理学、法律与政治学的思考,且的确将社会思考融入经济学。理解布坎南思想体系的关键是他对政治学与政策的区分。   在他看来,政治学是博弈的规则,而政策则聚焦于决策者在给定一整套规则范畴内所采用的策略。质疑何种博弈规则是好的规则,属于社会哲学范畴,而质疑决策者在给定规则范畴内所采用的策略则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正是规则(社会哲学)与策略(经济学)之间的博弈,构成了被布坎南称为“宪政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布坎南开创了有关政治家的自利性和非经济力量如何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的研究, 他为政治经济学注入生机和活力,将政治科学与经济学融为一体,集中研究政治制度,尤其注重政治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布坎南与塔洛克共同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该理论假定政治场景中的个人行为主要出于自利,并且运用博弈论为政治行为者的选择构建模型,希望获得有关政治行为者面临激励时的分析视野。   在布坎南之前,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关注个人如何在私人领域中做出选择,布坎南最先强调类似的自利原则在公共领域中同样可以得到解释。传统上经济学家把政府看作是独裁专断的“社会计划者”,它有能力毫无偏颇地矫正私人市场的失灵。布坎南的贡献是指出社会计划者也对自利性激励作出反应,并且这些有利于决策者本身的激励有时会将决策者推向使得市场更加糟糕的境地。   布坎南对宪政研究的重大贡献是开拓了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宪政经济学,宪政主义的伦理核心是宪政秩序,并可被称为“已实现的康德世界”,在此世界中个人将伦理法则作为行为的一般规则而加以接纳。布坎南认为一部宪法至少是为几代人而创立的,因此它必须能够制衡国家、社会与每一个人之间的利益。   布坎南被认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准成员,他本人曾说:“我当然与奥地利学派有许多相类似的方面,我不反对被称为奥地利经济学派成员。哈耶克和米塞斯也许会认为我是,而其他有些人则不赞同。”布坎南过去并不熟悉米塞斯,直到他1954年撰写一篇有关个人选择与市场投票的文章时才惊奇地发现:米塞斯有关个人行为方面的论述令人惊讶地与他本人想表述的内容极其近似。   笔者深受布坎南研究思维的影响,并曾有幸于2001年到乔治·梅森大学公共选择中心访问研究,与布坎南教授有过若干次面谈,以后也保持一定联系。他对中国制度变革、公共选择和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给予关注和支持,令我们深受鼓舞。虽然大师已逝,但其睿智和丰富的思想以及勇于探索和开创的精神不灭!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pingyixueren/20130111/021914252099.shtml?bsh_bid=18047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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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要求强化中国投资审查

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周三发表年度报告,要求国会强化对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投资的审查,并就相应的网络安全问题予以关注。 美国国会负责研究美中贸易对国家安全影响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周三发布的年度报告强调,针对中国国营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审查必须基于相互对等的原则。报告要求调查目前美国企业遭受不公平竞争现象的同时,还建议国会从国家安全的层面衡量包括网络攻击等这两大全球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行为。 美联社当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虽然中国方面曾抱怨其企业经营活动在美国受到歧视,但经济界普遍认为美国企业的在华投资受到了更多限制。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受到财政优先拨款、廉价土地利用及能源、税收等方面的官方优惠政策支持,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却始终难以进入由国营企业把持的中国电讯及石油、天然气等领域。而目前中国经济在三十余年的改革之后,国有经济仍在整体经济份额中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建议采取投资领域的相互对等政策。对于外国政府禁止美国企业投资的某些领域,美国也应禁止该国企业向美国的投资。 目前在美国担任访问学者的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就此表示: “对等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中国对自己国内的产业利益进行保护的话,那么美国也会进行同样的保护。我们要考虑到,如果中国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是靠特殊的垄断保护而在国内得到了迅速的扩张,那么在海外投资方面就具有优势。这实际上也不利于中国国内民营企业或其他行业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周三发布的报告还指出,伴随军事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中国官方支持的组织机构对美国政府、国防工业或非政府组织开展的网络攻击与日俱增。这些黑客组织尤其在技术手段和资源实力上表现了明显的强势,美国相应的防御措施却已经落后。该委员会要求美国国会就中国网络间谍活动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评估,更对因从事商业间谍活动而受益的企业予以严厉惩罚。 夏业良教授指出,虽然网络间谍或黑客攻击问题已经受到国际性的重视,但来自中国方面的类似活动却有着不同之处,由此必然引发其他国家的警觉: “国家安全有很多的考虑,有国防安全、经济安全。黑客攻击的问题虽然全世界都有,但中国所不同的一点不是一般的私人、社会上的一些个人所做的事情。而中国经常是有组织的、是出于国家利益进行的一些黑客攻击。这种做法就显然与其他国家大不一样,也会影响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虽然说国家可以从更高的角度去要求、去约束它,但如果要是国家有意纵容或组织黑客攻击,这个性质也是不一样的。”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电子工程教授章天亮则认为,美国有关网络安全方面的政策是出于保护国家利益,而中国对美国企业实施特定投资领域的限制,则更多是出于对政权稳定的控制或垄断经济。因此面对美国政策的调整,中国并不会放弃美国市场: “这确实反映了美国和中国两方面对国家安全或者说是对政权安全的考虑。实际上,美国企业的对华投资都是一些私人行为,所以这里美国对中方的(政策)方向应该没有影响。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靠政府投资、扩大出口这两个方面,所以非常依赖欧美的市场。不管美国设置什么样的限制,中方还是一定还是想方设法到美国来投资的。”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谴责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报告内容为冷战思维,并重申中国也是各类黑客攻击的主要受害国。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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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夏业良谈十八大:谁上台对中国都没有进步意义

中共十八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十八大中共政治局常委人事安排每隔几天就有新版本传出。政治评论人士夏业良指出:各派对中共最高权力的争夺,可能要进行到十八大开幕那一天。无论太子党还是共青帮上台,对中国其实都没有进步意义。 距中共十八大召开只有半个月时间,今天不知道明天是不是又有政治局常委人事安排新版本传出。对于中共十八大召开前中国政局乱纷纷的现象,夏业良指出:“关键在于权力争夺非常厉害,有很多事情到眼前还没有定论。虽然已经宣布十八大会期了,但争夺还没有结束。因为中共习惯是权力要集中于一身,如果没有集于一身的话,总会有不同的话语权。所以在名正言顺之前,一直到临开会,甚至到开会之时都可能体现出来。另外传说李源潮被从常委中剔除,这个消息是否可靠我表示怀疑,有的时候是某些派别故意放风。前一段薄熙来问题中央处理之前,也是有很多种说法。” 夏业良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时他又是一位政治评论人士,2009到2011年连续三年被评为华人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目前夏业良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访问学者。 那么,又如何看待争夺中共党内最高权力的两大派别太子党和共青帮呢?夏业良指出:“无论是太子党,还是共青帮,都没有什么好的。中共党内帮派的争夺,是没有进步意义的。如果不给老百姓政治选择的机会,由他们弄来弄去的话,其实无所谓高下。我不认为共青帮这些人有多少正义的成分,也没有看出他们有多大的能力。比如说李克强被习近平夺了总书记的位置,很多人为他抱不平,他当了又能怎么样呢?相比较太子党而言,共青帮更缺人才,他们都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人选来。所以不在于是谁的帮派谁的人,关键是这个选择的过程应该是透明的,具有竞争性的,要给老百姓政治选择的机会。中国政治体制不进行改革的话,那么这个游戏都是他们自己内部在玩,大家只是观看而已。” 夏业良特别指出:太子党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中国的军权,有人寄希望于太子党上台能实行政治改革,但事实可能相反。他说:“军方的势力日益膨胀,对中国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像刘源这样的军方领导人如果占据上风的话,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化的倾向会越来越严重:一方面点燃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民族的仇恨,另一方面对国内老百姓的言论和自由也会进一步限制,这个国家就会重复过去德国走过的路。” 夏业良还谈到,近来海内外有些舆论误读薄熙来倒台的意义。其实薄熙来倒台不是因为他贪污和卷入谷开来杀人案,而是因为他觊觎最高权力。薄熙来只是争夺中共最高权力的失败者。 以上是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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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海内外民间人士抗议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

海内外一批民间人士近日发表致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公开信,抗议授予莫言2012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公开信的首批签名者之一夏业良接受记者访问时指出,莫言缺乏作家应该具有的基本良知。 公开信首批签名者包括古川、北风、夏业良、余杰等人。公开信认为: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这样一个身上充满红色基因、赞美中共体制、摒弃良知、道德冷漠的作家,是对中国民间社会的侮辱,对自由和人权价值的背离和对勇气和良知的咀咒。 目前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作为访问学者的夏业良,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人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谈到自己为什么反对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时说:“他既然被称为中国或者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作家,我们觉得他应该有更深远的影响力。而这种深远影响力在于对中国老百姓经受的苦难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不管什么样的专制特权,他都应该提出一种挑战,能够跟反世界文明的力量进行抗争。但是他没有,或者说至少没有明确的体现出来。” 公开信指出:莫言是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曾公开称赞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曾退出有中国异议作家戴晴、贝岭、徐星参加的法兰克福书展,近来更有参加中国百位作家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行为,并曾对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被关进监狱表示“不想谈”。 对于莫言参加“手抄”,夏业良说:“那样一个做法其实就是承认中国官方对意识形态的管控,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打压自由创作。对作家、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创作自由、思想自由。但他不但没有去争取这方面的自由,反而配合官方来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可耻的。” 而莫言获奖后,对媒体表示希望刘晓波获得自由。夏业良说:“这种说法只能体现一个作家的底线,离他这样一个作家应给承担的责任相距甚远。他应该做得更多,作为新的诺贝尔奖得主,他完全有义务、有责任为对现在还被关在监狱中的另外一位诺奖得主发出呼喊。” 夏业良指出,中国官方称赞莫言是人民的作家,但莫言缺乏的正是一位人民作家应有的基本良知。他说:“他这么多年来,无论对‘六四’,还是对中国官方打压的各种事情,没有公开表达过抗议。所以我们不是在这个时候向他表示祝贺,反而要求他有一个作家应该有的基本良知。莫言如果以前没有做到,我们希望他今后在有生之年,真正对得起诺贝尔文学奖的声誉。” 以上是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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