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

“别总想掏老百姓的钱”当成代表共识   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车船税法草案进行分组审议，温孚江委员认为税额偏高、差别过大，建议调整。“老百姓纳税够多了，我想我们立法的出发点不要总想从老百姓腰包里掏钱，怎么鼓励消费、拉动内需，又给老百姓减税，这是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北京晚报》10月28日） 曾几何时，增税成为政府调控的主要手段，股市虚火，调高印花税；楼市有病，增加契税，甚至准备出台 房产税 或 物业税 。我所知道的一些城市，一方面，政府卖地频频卖出天价，政府收个盆满钵满；另一方面，政府又继续收高额的契税等税费。一个对于楼市的调控措施，成为政府左右收钱的工具，只有房价像升天的火箭，再也降落不下来。 政府增税，那是出自政绩工程与权力扩张的冲动，增税对政府来说多多益善。可是，令人奇怪的是，作为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言人，那些以监督政府收税为己任的人大代表，竟然与政府一样，同声出气，也异常亢奋地呼吁增税。比如，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增税之声此起彼伏，有人统计，在北京、山东、浙江的两会上，代表委员建议开征物业税以抑制房价；在上海的两会上，有人建议开征“绿税”以保护受到污染威胁的崇明岛；甘肃两会上更有人提案要求开征气候变化税、能源税、碳税、碳排放基金、碳信托交易基金；北京市人大也向中央提出了开征机动车 环境税 的建议。 在这一片增税声中，“不要总想从老百姓腰包里掏钱”就显得那么异类，同时也格外亲切。虽然温孚江委员的话是针对车船税率而言，认为车船税法草案中规定的税额偏高，差别过大，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可以商榷，但是，他的思路是正确的。税收与民众财富增长呈此消彼长的关系，税收增加得越多，民众腰包的钱就越少，税收不是不要征，但是，绝对不是越多越好。合理的税收要考虑到调节贫富差距，要让高收入者负担相对多一些，而不是低收入者也承受相同的税负；税收也要考虑到以最少的钱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不是税收得越多越好；运用税收杠杆进行市场调控时，也必须考虑到是否没有其他有效的手段进行调控，否则，正如通过调高契税 调控房价 一样，卖房者将税负全部转嫁给了买房者，所谓用契税作为杠杆的调控作用等于零，唯一的意义就是让政府的腰包更加鼓了。 作为人大代表，代表民众监督钱袋子，不但不能鼓吹增税，更应当监督和警惕政府增税的冲动，要防范政府那双“总想从老百姓腰包里掏钱”的手。“不要总想从老百姓腰包里掏钱”不应该只是温孚江委员一人的声音，更应当成为全体代表和委员的共识。在满足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决策权”成为潮流的今天，代表、委员不仅仅是要审查政府的预决算，管住政府花钱的冲动，也要审查各种收税的法律、法规，管住政府收钱的冲动。 可惜，今天敢于说出“不要总想从老百姓腰包里掏钱”并付诸行动的代表、委员并不多，相当多的代表、委员在法律、法规审议上的发言更像是为政府背书，给政府的行为进行辩护，这到底是因为代表、委员本身就是官员居多，还是他们在为自身利益考虑？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缅怀前人，奋发我辈——悼梁从诫先生 2010-10-29  城云  北京     2010年10月28日，在一个吹着微风、洒满阳光的下午，中国民间环保NGO的开创者，公共知识分子梁从诫先生走了。     20世纪90年代初，以梁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以他们最为纯真和敏感的心，受到某一种来自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感召，跃身于草根之列，为“无告的自然”在社会面前请命。这是49年之后一批伟大的公共知识份子，他们把公共这颗种子埋在了草根的土壤里，用自己的信仰等待着它的萌发。     十几年后的今天，当前人离开的时候，我们猛然发现，中国的民间环保公益组织已经从大地里、土壤里钻出了它的嫩芽，土地之上原先的阴霾和狂风暴雨也越发变得风和日丽、阳光明媚起来了。也许，是因为天气变好才有了发芽的机会，但更也许是因为发芽的多了、光合作用多了才改变了整个气候环境。     在梁先生仙逝的时候，我们回头看看自己，现在植根于大地上，为“无告的自然”而努力的人们，已然不止于公共知识分子了，更多的专业“做”事的人出现了，做研究、做规划、做项目、做评估、做宣传、做教育、做行动、做政策、做资助，等等。当年那些公共知识分子们的期冀似乎已经带来了另外一个时代，从呼唤和请命，到有耐心有专业性的做。穿过他们打开的那扇大门，许许多多的人们已经在一片泥泞中用脚踩出一条隐隐约约的小路。     我们这些后辈，在悲痛前人的离世、在浪漫的感怀理想与信仰的时候，不能忘记，时代已经将我们推向了另一个世纪，真正缅怀前辈的方式不是效仿和伫立在那扇门前，而是不畏泥泞的往前走；我们感慨和赞扬前辈，是为了鼓舞自己完成这一辈的新使命，我们需要去想，40年后的一天，我们如何去面对再后一辈的人们，那个时候，我们这一辈的青春年华，又给他们带来了些什么值得缅怀的东西？     公共知识分子没有远去，而是更多的从大地中升腾起来；公共环境践行者已然诞生，我们自己将决定他们会改变什么。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作者： 许北方  |  评论(1)  | 标签: 英国政治 其实在海外大约有50%是靠政治避难的申请留在了国外，许许多多这些政治避难者获得了所在国的国籍后，工作和生活有了成就后现在都是爱中国共产党的华侨人士，积极为中共政府为服务，在海外自觉宣传和赞扬中共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可这些当初政治避难取得他国国籍身份后在也不愿意回到它赞扬的“母亲”的怀抱。 这些欧美的老外被这些年中国的大量的偷渡和政治避难者忽悠的晕头转向，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的中国人？欧洲国家本来是没有多少边界警察的，有，也是管理很松，国与国没有那么多的边防军队都是可以很轻松的跨越国界的，现在为这些不折手段冒险偷渡者使这些国家不得不在边界投入大量的管理，来阻止五花八门的偷渡者。 另外，那些更多申请政治避难者，五花八门的政治避难理由也使越来越多国外移民部门从兴奋到晕头转向在到今天的逐渐的清醒。以前这些欧美国家认为那些政治避难者是听他们的话，反对中共政权，期望这些人能改变中共的统治，若干年后发现这些人与他们期望的理想者相去甚远，措手不及大量的政治避难者的涌入使他们晕头转向，这些政治避难者获得政治难民的身份后就举起红旗去欢迎他们说的迫害他们的中共的领导者，这些老外也开始清醒了一些，他们说：如果仅有万分之一的政治难民，能真正象他们所说的那样顽强和坚定的反对迫害他们的政权，在坚固的政权也会摧毁。 所以这些欧美国家也都开始对这些政治避难申请者的理由更加审慎的审查了。 英内政部清理移民“五年遗案”六千华人获身份 　　自从2007年4月份英国政府开始处理“五年遗案”以来，数十万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望眼欲穿地等待，盼望好消息的降临。但英国内政部审理速度缓慢，截至今年10月份，只有13万名外国人获得永居身份，其中华人只有6千名左右。 　　“五年遗案”的背景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批中国人（以福建人为主）“各显神通”进入英国，他们早期通过第三国，如俄罗斯、东欧或南美“曲线入英”，后来较多的是通过真护照假照片飞到英国。这些没有正式身份的福建华人构成了申请英国难民的主力军。 　　根据1951年联合国通过的《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第1条的规定，难民是指因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见解，而有恐惧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籍国领域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 　　来英的大多数中国大陆人是为了“讨生活”挣钱，对此英国移民局也心知肚明，所以华人的难民申请往往会被拒绝，但是由于很多人早早就将身份证件销毁，英国政府很难将他们遣送出境。 　　据移民局的统计，1999年到2009年，共有26,860名中国人在英国提出难民申请，约占同时期外国人在英申请人数的3%。而在这11年中，只有225名中国人被英国移民局真正认可为难民，成功率不到百分之一。而那些申请被拒的中国人，加上来自索马里、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前南斯拉夫等国的难民申请失败者，一共有40多万。庞大的非法移民队伍令历届英国政府非常头疼。 　　“五年遗案”的内容 　　为了提高难民申请的处理效率和质量，英国政府决定在2007年4月后正式实施一种新的申请模式。这种新的措施被称为NEWASYLUMMODEL(NAM)。 　　据内政部估计，英国大约有45万左右的难民申请人身份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了解决新旧制度交接过程中出现的悬而未决的遗留案件问题，2007年7月19日，内政大臣约翰•里德向议会宣布一项新方案，这也就是华人称之为“五年遗案”的方案。 　　五年遗案只适用于2007年4月前提出的几类申请，成功机率又因种类和个案情况有所不同。根据内政部文件，适合提出申请的为： 　　其一，2007年4月前提出难民申请，至今未决；其二，4月前难民被拒继而提出上诉，至今未决；其三，在英生活很久，且组织家庭生儿育女，或已有自己生意者，难民申请和上诉都被拒；其四，重新提出难民申请的人，都有资格申请五年遗案。一般来讲，只有前两类申请的通过机率较高。 　　内政部此举并非大赦，而是为在2011年解决堆积未决的45万件难民申请，所出台的折衷做法。 　　“五年遗案”审理缓慢 　　对于这45万“遗案”，内政部要求移民局自2007年7月开始起的五年内审理完毕。按照计划，移民局官员要在每一个月审理至少11,000个案件。最新的调查显示，移民局实际每月审查案件仅4,500件。 　　根据移民局的数据，2009年在英申请的各国难民有24,250人，比2008年少6%，其中中国人申请难民人数1,165，其中在机场申请的有140人，入境后再去移民局申请的有1,025人。这1,165起个案中，845人在2009年当年就有了审理决定，其中750人被拒，给予难民身份的有50人，没给难民身份但获人道特例照顾获准居留的有45人。 　　直至2009年12月，已有235,000个案经过审理，这些都是2007年3月前的难民案件，82,250人获得英国居留身份，其中中国人为3,550名。截至今年6月份，成功获取身份的中国人为5,730人。 　　英国新政府的政策前景 　　移民政策是华人最为关注的议题。随着对待移民政策非常“苛刻”的保守党上台，恐怕难民申请的前景并不乐观。保守党早在竞选前就已发话：将收紧移民政策，目前的五年遗案、难民政策、留学生高技术移民签证都将有大幅变动，在英国的这些人士在转永居或申请入籍时将面临更严格的要求。 　　特别是很多福建人都申请了五年遗案。获得身份的只是极小一部份人，更多的人还在无奈地等待。 　　但是，申请难民的路不是完全“堵死”的，有两个因素还可以使难民申请者保持乐观： 　　其一，当初在2007年宣布“五年遗案”之际，内政部就承认，在这45万被处理的案件中，有一半，也就是大约20多万人“来历不清”，加上没有证件、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生活条件变迁，内政部永远也不会弄清楚这些人的来历，成为无法驱逐出境的“无解”老案。所以英国内政部不得不承认，这20多万“来历不清”的五年遗案申请人都可能会被批准永久居留。 　　其二，家庭因素可能促进案件的判决。英国政府在处理难民问题时通常比较人性化，一般来说，对有家庭和子女的非法移民似乎处理得比单身案例要快，使之能早点过上安定生活。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许北方的最新更新： 反华的华人 / 2010-10-23 15:11 / 评论数( 3 ) 神秘的诺贝尔奖 / 2010-09-29 22:06 / 评论数( 4 ) 温家宝深圳之行是否透露政治体制改革信号 / 2010-09-03 23:47 / 评论数( 5 ) 政治体制改革的进退到了关口 / 2010-09-03 23:25 / 评论数( 1 ) 我与米尼奇克对话的人对话 / 2010-08-30 22:42 / 评论数( 0 )

最近在学习贝叶斯理论，遇到以下三则有趣的故事，花了不少时间思考。对于这些故事，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解读，所以这里我主要讲故事，只附上简短的评论。 故事一：直觉 有个问题是这样的：某女， 31 岁，单身，外向，聪明伶俐。大学时主修哲学。做学生期间，极度关注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正问题，并参与了“反核游行”。以下八种对该女的描述中，你认为哪一种最可能对（概率最高）？请按照这可能性由高到低排序。 A 她是小学老师； B 她在书店工作，平时还练瑜伽； C 她是活跃的女权主义者 D 她是社工，做心理辅导； E 她是“女性投票者联盟”的成员； F 她是银行出纳； G 她是卖保险的 H 她是银行出纳，并且是活跃的女权主义者。 在很多人的答案中， H 项排在了 F 项前面，但是没人把 H 项排在 C 项前面。 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 H 项不过是 F 项和 C 项的合并，逻辑上，“既是银行出纳又是活跃的女权主义者”的 H 项概率绝不可能大于 F 项，“银行出纳”。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当某人向你讲述一件事时，他讲的细节越多，你越容易相信他讲的是真的。但是，细节越多，可能意味着这些细节同时发生的可能性越小，所以他讲的事越不可能是真的（当然，这些细节必须相互联系，你才会信以为真。所以他们之间不是互不相干“相互独立”的，但是这些联系是你做为听者自己加进去的）。 简评：这则故事被用来说明古典概率论无法解释人类的决策过程，在起点和直觉上就可能错的离谱。这个实验是 Tversky 和 Kahneman 1974 年做的，后者后来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前者本来应该分享这一殊荣，可惜没能活到得奖那天。这里的表述转引自以色列教授 Itzhak Gilboa 的著作《 Theory of Decision under Uncertainty 》 ,   这本书极好。   故事二：固执 某人不知道电视机的工作原理，他相信那个小盒子里肯定有许许多多小人儿，不停地高速运动来更换图像。这时候来了个工程师，一点点向他解释电视机的工作原理，频谱啊，发射接收啊，信号扩大啊等等。工程师讲得生动浅显，这个人也听得很认真，每一步都使劲儿点头。最后，这人说他很满意，完全明白了这工作原理。然后他问：“但是我觉得说来说去，也就是说那小盒子里其实只有很少几个小人儿，对吧？” 简评：这个故事更像个笑话，不过它揭示了个道理：第一印象是很难改变的。第一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彻底消除，以后就算接受了新信息，也往往不过是基于这第一印象进行调整。用现在流行的术语，这叫“锚效果”，第一印象就像一只锚，一旦抛下，很难撼动根本。用贝叶斯的理论说，如果这第一印象（先验概率）很强的话，要消除它或者大幅度的修正它，需要很多很强的新信息。 举个例子，法庭在进行审判的时候，如果犯罪嫌疑人面相凶狠，给法官和陪审团留下了很不好的第一印象，辩方要翻案的困难就会加倍。所以诉方通常一上来的策略就是把嫌疑人描述成一个恶棍。嫌疑人要正装出庭，不止是尊重法律的意思，也是尽量消除在外表上的差异，避免偏差的第一印象。 这个故事据说来自 Douglas Adams, 被 Richard Dawkins 转述。 这里的描述来自理论物理学家 Garrett List 的小文章《 We Are Inefficient Inference Engines 》 .   故事三：谋杀 在审理谋杀案时要庭审大量证据，很多时候要利用逻辑推理来建立因果链条，也要用统计数据来增加说服力，而用错数据和推理，结果可能是致命的。 九十年代，辛普森杀妻案轰动美国，各种证据都似乎证明凶手就是辛普森，而最后辛普森的“梦幻律师团”帮助他成功脱罪。林达曾用了半本书来讲这个故事，极生动，主要讲这个案子的审理程序，想说明当国家机器想给个体定罪是多么容易，个体是多么无助，所以这些必要的程序每一步都疏忽不得。 但是林达没有讲下面这个故事。 为了证明辛普森有罪并给陪审团留下他杀妻的印象，检方举证说辛普森之前有家庭暴力行为，而“扇耳光是谋杀的前奏”。但辛普森的辩护律师说，检方不过是在误导陪审团。辩护律师说：截至 1992 年，美国每年有 400 万女性被丈夫或男友打过，但是根据 FBI 的报告，其中只有 1432 人被丈夫或男友杀死，这概率大概 2800 分之一。怎么能用这么小的概率来推理呢？ 这个辩护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实际上完全与案件无关。问题根本不在于打过女人的男人有多大可能性杀死这女人（这概率，如上所述，是 2800 分之一），而在于被打过且被杀死的女人中，有多少死于打过她的人之手？这后者的概率，根据 1993 年的美国犯罪报告，是 90% 。在辛普森案中，检方从来没提起过 90% 这个数字，显然中了辩方的招。 简评：我做过两学期初等概率论和统计学的助教，讲辅导课时，条件概率和贝叶斯定理很难教。我相信这些概念和推理是合乎逻辑的，但我也相信它们和人类直觉相悖，人通常不这么思考问题，人很容易被愚弄。 这个故事来自加州理工的教授 Leonard Mlodinow 的畅销书《 The Drunkard’s Walk: How Randomness Rules Our Lives 》。   尾声 当辛普森脱罪之后，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认定他就是杀人犯，因为证据实在太多了，但大众也都尊重法律，接受陪审团对他无罪的判决。林达认为这是文明社会的表现。而对研究人类“决策行为”的 Itzhak Gilboa 而言，类似的事件有不同的解读：每个人都坚信嫌疑人有罪，而每个人又都接受法庭判处嫌疑人无罪，并认为这判决遵守程序而合理，这个区别，类似于贝叶斯决策和经典统计学的区别，也是为什么在贝叶斯理论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学习那个经典的大数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