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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精英 诚信不及格 徐 贲   根据《小康》杂志对中国诚信的调查显示，农民、宗教职业者名列最讲诚信群体的前两名，而大约有 7.9% 的受调查网民则认为性工作者有诚信，居调查的第三位。那么其他职业者呢？比如官员、公务员、教师、科学家、医务人员、法律工作者等等？这些人是否也被包括在调查范围内了呢？他们是不是都在第三位以后呢？人们会有这样的疑问，那是因为，对于一个好社会的正常运作，后面这些人的诚信实在要比性工作者的诚信重要多了。   我们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与某种信任有关。孩子一出世就依赖父母的养育 ,从健康成长到教育和成人发展,都离不开父母。父母则必须依赖其他人的帮助,如老师、医生、提供生活必须品和服务的各行各业人士以及政府。信任不只是依赖他人的服务,而且更是相信他人出于善意的服务。若他人的善意不可靠,则稍有不慎,我们就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不负他人信任于是成为一种公共道德。 信任的重要加深了我们对社会制度和体制的依赖。有的人认为 ,象法规、合同、条约或监督这样的外在手段可以代替或者至少部分代替信任,成为社会合作的纽带,因此必须尽可能多地订立各种各样的规定，称之为“法治”。其实,法治的基础必须是，也只能是信任。人们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做生意签合同、办事情按照法规，出发点都是对现有的法律或其它体制条件能保证合同的执行有信心。 法规本身固然重要 ,但法规最终得由人管理。尽管我们可以将人放置在监督制度之中,但我们最终还是得信任那些运作监督制度的人能公正无私,不损害我们的利益。我们不可能依靠一级级的“客观公正”的程序或规章。一级级的程序和规章最终还需要落实到许多个人身上。 公务员，教师、科学家、义务人员、法律工作者的诚信不如性工作者，说明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信任很成问题的社会里。那些我们最需要信任的人往往是最不可信任的人。我们很需要信任为我们服务的公仆 , 但是不会说假话、不会耍手腕是当不了公仆的。我们很需要信任为我们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家” , 但是 , 心不狠、手不辣是当不成企业家的。即便如此 , 我们还是很想信任爱民如子的官员、热心公益的商界人物、为人民服务的警察叔叔、精神导师的清流教授、白衣天使的医务人员，这是为什么呢 ? 这是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生活在一个严重缺乏信任的世界里。 《小康》杂志这次调查反映的不只是具体行业的诚信出了问题，而是社会大环境中的高层制度可信性已经大幅下降了。受影响的中层制度几乎遍及所有的行业、职业或社会活动领域 , 如经济、商贸、教育、医疗等等。人们日常生活中许多常见失信现象 , 如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弄虚做假、利欲熏心、渎职违法 , 其实都与某种中层制度腐败有关。社会腐败严重 , 腐败现象不断在社会上爆光 , 一般人见怪不怪 , 对信任抱普遍的怀疑或犬儒态度。这种情况甚至要比诚信匮缺更为令人担忧。因为它看到的不仅是信任的危机 , 而且是信任的彻底崩溃 , 不是改变诚信匮缺的紧迫感，而是建立信任的根本无望。   这种态度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却并非完全没有理由。许许多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与农民、和尚、牧师或者性工作者打交道，就算这些职业人士的诚信排名在前三位，又怎么样呢？又有什么意义呢？对绝大多数人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决定他们生活品质的社会精英们，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社会职务最重要、公共责任最崇高的人士们。他们的诚信全不及格，又怎么能不破坏和瓦解许多人对诚信本身的信心呢？  

作者： 陈季冰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我小的时候，邻居家有一对孪生姐妹，姐姐叫“超英”，妹妹叫“超美”。一望便知，那是“大跃进”年代的产物——那个时候，“五年超英、十年超美”这样豪情恣意的大字标语贴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和工厂农村。 我比两姐妹小了七八岁的样子。到了我出生时候的时代，“超英”、“超美”这种总算还比较“建设性”的名字已经很少见了，我的同龄人当中有许许多多“卫东”、“卫青”、“胜天”、“进军”……，他们的名字里充溢着想要与天地、生灵、万物（总之是一切现有之存在）展开生死决战的迷情。 上周初看到媒体上刊发的从东瀛传来的数据，说是从今年第二季度起，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坐上了“全球第二”的交椅，而日本雄居这一宝座已有42年之久。当时内心真的很是感慨，不知怎的，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超英”和“超美”这两位儿时的邻居姐姐。 其实早在几年前，中国就已经悄悄地完成了“超英”。当然，它来得比我的邻居姐妹出生的时代整整晚了半个世纪。作为比我们小时侯耳熟能详的“四个现代化”更加科学全面地反映一国整体实力的GDP数据，中国成功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是2007年的事。自那以后的3年来，凭借着自身每年强劲的增长率及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经济的拖后腿作用，中国的GDP总量连续赶超德国和日本，现在突然变成了全球的老二。而且，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考虑到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的因素，也许用不了再过10年，也就是在提出这个雄壮口号的大约一甲子以后，我们将会真的实现“超美”。 我无从知道我的两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邻家姐姐看到今天这些数据，还会不会回想起她们名字寄托的含义？我更不知道，她们及当年为她们取名的现在可能仍然健在的她们的父母，还会不会为了这对双胞胎女儿名字含义的真正落实而激动？学生时代的“超英”和“超美”姐妹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她们在中学末段幸运地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及高考制度恢复，又在大学中途先后离开中国、留学海外，并在那里安家落户、生儿育女，从而彻底改变了各自的命运。很凑巧，姐妹俩一个去了英国，另一个去了美国——两个她们名字里要赶超的目标国家。 但是，我很清楚的是，50年后，在现在的中国大地，很少再有人——从当年发出“超英赶美”口号的政府，到当年全身心信仰的老百姓——为此而自豪激动，他们甚至都不觉得这是一条有必要加以认真对待的新闻。至少，同时发生的“李一道长作假事件”之类显然受到了全国人民多得多的关注。而还有少数人，读罢这条新闻的反应是气咻咻地骂上两句“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的社会现状，仿佛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反而是件应该遭到鞭挞的坏事！ 历史经常这么无情和无奈，许多人们愿意为之付出一切、乃至慷慨捐躯在所不惜的宏大事业，过了不长的若干年后，会在后来者眼里变得毫无价值，甚而贬值成为几声轻得不能再轻的嘲笑。“超英”和“超美”两姐妹的名字和人生际遇，就戏剧性地浓缩了这样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 实际上，类似的境况远不仅仅在过去30年或60年里发生过。近来我每当读到与晚清史有关的书，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被一个问题牢牢抓住： 100年前中国的现代化先驱们（尤其是像严复这样的进化论者和梁启超这样的民族主义启蒙思想家）对国家未来所寄予的希望，根据他们当时设计的蓝图，今天来看，几乎全部都实现了：我们赶走了外来侵略者、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尤为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我们已经成功地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可耻帽子，并成为任何国家都不敢不认真对待的举足轻重的大国。用一句百年来始终在激励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话来说：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如果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们的在天之灵能够亲眼目睹今日的神州大地，他们会认为这就是自己理想中应该是那样的一个中国吗？会由衷地为了自己理想的实现而感到欣慰吗？ 我想，他们也许的确会欣慰，但伴随着这种欣慰同时，我们这些后人还一定会听到他们从坟墓深处发出的一声叹息…… 我知道，绝大多数人会说，不同历史阶段的目标和使命是不同的。这种解释当然是有道理的，例如，在穷凶极恶的外敌大举入侵、亡国灭种就在眼前的危机时刻，首要任务当然是保家卫国，哪里顾得上其他？但是，我很想提醒国人认真思考一下下述非常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为了实现某一当下看来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而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择手段，会不会最终反而成为通往更加根本的目标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就拿国家的现代化这个“终极目标”来说吧，至少在我看来，正因为百余年来始终将“国家”这个东西置于至高无上的神坛上，才把我们一步步引向今天的尴尬境地——当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如此显得富强的时候，这个国家中的许许多多个人反而充满了失落、挫败和愤懑，以至于“超英赶美”的目标在历尽艰辛和牺牲后终于实现之时，竟变得一文不值！ 那么今天又如何呢？“超英”和“超美”确实正在失去它曾经拥有过的感召力，但这个时代也有它的压倒一切的主流呼声和目标。因此，当时下有些人鼓吹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些目标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稍微思索一下发生在我那对邻居孪生姐妹名字里的荒诞剧？不久以后的若干年，今天那些无畏的牺牲在我们后辈的眼里也很可能同样一文不值，甚至反而阻碍了他们追求他们心目中的幸福生活。 我并非历史虚无主义者，在我看来，不同的价值是有高低顺序的。重读中国过去30年、60年、100年的历史，我自己所得到的最深刻也最痛彻的体会是：如果不把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放在核心位置上，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难以走出“超英赶美”式的循环和悖论。 写于2010年8月21日，发表于2010年8月29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陈季冰的最新更新： 特区30年，寻找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 2010-08-30 14:51 / 评论数( 5 ) 银行有没有收费的自由？ / 2010-08-23 15:52 / 评论数( 1 ) 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 / 2010-08-20 14:11 / 评论数( 4 ) 巴菲特最应该做的不是劝说中国富豪解囊 / 2010-08-19 11:00 / 评论数( 10 ) 把审批出来的张悟本审批回去？ / 2010-08-18 14:25 / 评论数( 1 )

来自: 阮一峰的网络日志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29日,  已有 4 人推荐 怎么看待贫富分化？ 这里要分两种情况讨论。 　　 1）贫富分化是政策引起的。 如果某一种政策（比如 我国的土地制度 ），对富人有利，对穷人不利，我认为就应该坚决反对。因为这实质上属于，强行将穷人的财富向富人转移，完全不合理。 　　 2）贫富分化是技术引起的。 比如，总体上看，高科技行业的工资，高于其他行业，这对社会是否有利？ Paul Graham在《黑客与画家》一书中，对第二种情况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回答，下面就是译文。 ================================== 技术与贫富分化 作者：Paul Graham 译者：阮一峰 （本文为 Mind the Gap 的节选） 技术的发展，是否加剧了贫富分化？ 首先，技术肯定加剧了有技术者与无技术者之间的生产效率差异，毕竟这就是技术进步的目的。一个勤劳的农民，使用拖拉机比使用马，可以多耕六倍的田。 所以，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应该会看到，个人生产效率总是保持增长。这种增长会使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吗？这取决于你指的是什么”差距”。 技术应该会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似乎能缩小其他差距。 一百年前，富人过着与普通人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住在大房子里，有许多仆人服侍，穿着华丽但是不舒适的服装，乘着马车旅行（因此还有马厩和马夫）。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富人的生活与普通人的差距缩小了。 汽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富人不购买普通汽车，而是购买全手工制作、售价高达几十万美元一辆的豪华车，对他反而不利。因为对于汽车公司来说，生产那些销量很大的普通汽车，要比生产那些销量很小的豪华车，更有利可图，所以汽车公司会在普通车辆上，投入更大的精力和资金，进行设计和制造。如果你购买专为你一个人定制的汽车，质量反而不可靠，某个部件肯定会出问题。这样做的唯一意义，就是告诉别人你有能力这样做。 再来看手表的例子。50年前，花巨资购买一块名表，真的是很有面子的事情。那时的手表都是机械表，价格越贵，走时越准。现在不是这样了，石英表发明了，一块普通的石英表反而比几十万美元的名牌机械表走时更准。说实话，就像汽车的例子一样，如果你一定要把钱花在手表上，结果只能给你带来更多麻烦：除了时间精度下降以外，机械表还必须上发条。 技术无法使其变得更便宜的唯一东西，就是品牌。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听到品牌的原因。富人与穷人之间生活差异的鸿沟正在缩小，品牌是这种差距的遗留物。但是，品牌只是商品的标签，即使买不起名牌，至少你还可以买普通牌子，这总比根本无法消费这一种商品要好得多。 1900年，只要你有一辆马车，你就是富人，根本没人问你马车的牌子。没有马车的人，就是穷人，只能挤公共汽车或者步行。今天，即使最穷的美国人，也有自己的汽车，那么厂商只好通过广告训练我们识别品牌，以便我们能够识别哪些汽车特别昂贵。 我认识的富人朋友，与其他朋友相比，开着同样的车，穿着同样的衣服，使用同样的家具，吃着同样的食品。虽然他们的房子是在不一样的地方，或者即使与普通人在同一个社区，面积也要大得多，但是他们的生活确实与普通人是一样的。房子的建造方法也是一样，屋里的东西也基本接近。拥有定制的昂贵商品，反而不方便。 富人日常做的事情，也和普通人差不多。无所事事的闲适生活，早就成为罕见情况了。如今，确实有很多人非常有钱，完全不必再去工作，他们之所以还在工作，不是因为感到社会压力，而是因为无所事事使人感到孤独和消沉。 今天的社会身份（social distinction）差异，也要比100年前来得小。Beeton夫人出版于1880年的《家务手册》（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这样写道：”至于说到朋友之间的友谊……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承担家庭生活的责任，女主人可能必须放弃一些她早年认识的朋友。”一个女人嫁给了有钱人，就被认为应该放弃那些没钱的朋友。要是你今天这样做的话，别人会觉得你的行为很野蛮，而且你也会让自己过上一种乏味无趣的生活。今天的人们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互相隔离的趋势，但主要是因为教育层次的差别，而不是财富的差别。 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社会地位上，技术好像都缩小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而不是让这种差距扩大了。 如果列宁参观过Yahoo、Intel、Cisco的办公室，他会觉得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每个人都穿着差不多的衣服，有着同样的办公室（或者小隔间）、同样的家具，彼此直呼对方的名字，不加任何头衔或敬语。列宁会觉得每件事都是他预言过的，直到他看到每个人银行户头上的余额，差别如此之大时，才会感到震惊不已。 技术的发展加大了贫富差距，这是不是一个社会问题？ 好像没有那么严重。技术在加大收入差距的同时，缩小了大部分的其他差距。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