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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刘道玉:扩招——教育的“大跃进”

刘道玉:扩招——教育的“大跃进” 进入专题 : 高校扩招    ● 刘道玉       一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高歌猛进了二十多年了。期间,从没有反思、调整或整顿,当然也就谈不上巩固和提高了,致使大学的问题频仍,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和民众一片斥责声。最有代表性的评论者是丁学良,他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总评价是:“中国大学当前的问题太多了,哪一方面都存在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          二          1990年代初,是我国高等教育重大的转折时期,教育改革回潮。最主要的表现是,第二次浪潮的“好大狂”思想代替了改革的主旋律,只求发展而忽视了改革,改革的口号不再响亮了,一批改革者受到非难和打击。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指出说:“在第二次浪潮社会中,生产与消费的分裂还产生了一种‘好大狂’,一种德克萨斯人那股好大喜功的迷糊劲儿。”他接着说:“于是,‘大’就成了‘有效率’的同义语,而‘好大狂’就成了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第五条基本原则。”     第二次浪潮亦即工业文明,是指自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上,各种文明都有潜在的法则,工业文明(即第二次浪潮)的思维方法和管理原则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就是六大原则: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作为第二次浪潮时期的人,本能地运用这些原则,坚持和保卫这些原则。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电脑和光电子技术为特点的第三次浪潮,凶猛地向人们袭来。作为第三次浪潮的人,出于要把社会推向前进的需要,发起了向第二次浪潮管理原则的挑战,“好大狂”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非难。     非常可惜的是,我国在掀起现代化建设高潮的同时,却没有号召人们转变观念,自觉地放弃第二次浪潮时期的六大管理原则。在我国高等教育高歌猛进的二十年间,我国教育界却顽固地坚持工业文明时期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这是与信息时代精神完全相悖的。难道不是吗?我国统一办学方向、统一考试、统一教学评估、统一专业目录等,甚至连行政管理机构的名称也要统一,这些正是标准化的结果;1960年前学习前苏联专业化教学的“经验”,至今依然主导各大学的教学,通才教育难于实施;集权化更为明显,国家教育部几乎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剥夺了大学应当具有的独立自主办学权,从而导致全国大学“一副面孔”的局面,等等。在六条原则中“,好大狂”的思想更是受到高等教育界的热捧,几乎成了我国教育界自上而下的指导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好大狂”思想所煽动起来的!          三          中国大学合并运动始于1992年,率先合并的是江西南昌大学,它是由原江西大学、江西工业大学和江西医学院合并而成。平心而论,组建南昌大学确有需要,因为解放前本有南昌大学,1951年院系调整时肢解了南昌大学,把它的有关系科分别合并到其他重点大学,致使本来薄弱的江西高等教育更加落后。新组建的南昌大学,得到了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并顺利地进入到211工程,对于加强江西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在当代中国,素来喜欢“刮风”,群众中也有人习惯于跟风。凡是一个政治运动或是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马上就会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幌子下,一场由长官意志驱动的合校运动,一直持续了十多年。这次合校运动是 1951 年院系调整的“反动”,那次是以剥离为主,这次是大肆吞并;那次只涉及到部分地区和大学,而这次合校波及到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据统计,除了少数几所大学没有合并外,其他二千多所大学和专科学校都进行了合并。有人讽刺说,中国高校的合校堪比大跃进运动,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大学合并绝不是什么重大改革举措,而是追求“好大狂”的典型表现。实行强强联合是一个堂而皇之的托词,追求强是假,贪大求全才是真正的目的。全国把众多的专科学校、干部培训学院和二本、三本大学合并在一起,这怎么是强强联合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学合并后的各种矛盾已经逐步地显露出来了,如校园分散,管理成本骤增;原来各校的特色消失,一个学校重点太多,必然出现“多中心即无中心”的状况;人事关系复杂了,相互争权夺利;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据吉林大学披露,负债已高达三十多亿,按照企业破产法,该校早应该破产了。难怪,该校的一个教授以羡慕的口吻对南开大学的教授说“:还是你们不合校的好!”     1951年院系调整的副作用持续了六十多年,专业化的教学模式,至今还没有消除,以至于通才教育难于实施。可以预见,这次大学合并潜在的矛盾,也会逐步显现出来,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影响我国大学的学风、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四          一个国家应当有若干所高水平的大学,但是这些大学都不是靠规划搞出来的,或是由领导人发出号召而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而自然成长起来的。因此,任何用立竿见影的做法,以刻意“打造”的方式来建设一流大学,都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可是,中国依赖引进和模仿的途径,使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使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在盲目追求 GDP 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刺激了高等教育迅速崛起的冲动。为此,国家以计划经济思维的套路,自上而下先后推出了“211工程”、“973工程”、“985工程”等,目的都是为了打造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1991年7月27日,国家教委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点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报告》,后来演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在全国办好100所大学的计划”,简称为“211工程”。随后,于 1992 年又制定了211工程大学的目标,以及申请和评估的办法。1995年12月北京大学等十五所大学首批进入211工程计划之中。此后,直到2008年先后又有第二批和第三批大学共一百一十二所大学被批准列入211工程。据参加某大学评估的人介绍,学校印制烫金的申请报告,每个评委配备五名服务人员,形影不离,要吃送吃,要喝端喝,并赠送高档礼品,耗资数百万元。其他学校纷纷效仿,并发展到送高档西服、电子产品等物品,其中的形式主义、交易、作弊等黑幕真是一言难尽。有人感叹道:“申请211工程,本是为了争取经费,但为了评估却要挥霍巨资,真是劳民伤财!”     1996年国务院和教育部打算从第一批211工程的十五所大学,选出十所作为重中之重,打造中国的“航母”型大学,国家投入巨资,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就是“985工程”的原型,可是1999 年“985工程”终于揭开了面纱,最后确定的不是十所而是九所。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应当说,最初确定九所大学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既是实事求是又是能够达到的目标。     可惜,在中国一哄而起的思想根深蒂固,主要表现为国家抓重点,下面就出现了千军万马争重点的景观。于是,2004年国家教育部公布的“985 工程”大学名单不是九所,也不是十五所,而是三十四所。但是,这份大名单仍然摆不平,各大学和各省市依然不肯善罢甘休,采用各种手段公关,最后两批共有三十九所大学纳入了“985工程”。国家准备投入中央财政的1%(估计三百亿以上),作为“985工程”的资金,1999年北大和清华各获得十八亿的拨款,令各大学垂涎三尺!     纵观世界各国一流大学的概况,除了美国以外,欧洲是大学的起源地,高等教育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像英国、法国、德国也只有三五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而其他国家只有一所,大多数发展中的国家连一所也没有。很显然,中国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要建成三十九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无论是师资水平或是财力都是不可能达到的,完全是不实事求是浮夸作风的表现。     面对着重点大学不断增加的情况,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于2011年3月7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宣布:“‘985工程’和‘211工程’已关上了大门,不会有新的学校加入这个行列。”可惜呀,门关得太晚了,该进来的都进来了,不该进来的,即使不关门也进不来。问题不在于关不关门,而是指导思想错了,以计划经济思维运作的机制也违背了教育规律。          五          自1999年开始,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全国各大学以大跃进的速度扩招大学生。     据权威人士透露,大学扩招是在1999年6月总理办公会上决定的,理由是:“大学扩招可以满足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提高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又可以扩大教育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还可以缓解目前就业的压力。”这就是持续十年大学扩招的指导思想,除了当年拉动几百亿的教育消费外,其他乏善可陈,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长远的。     在1998年以前,国家高等教育招生都是以8.5%的速度递增,可是1999年决定净增加招生人数为51.32万,相对于1998年增速的幅度为47.4%。与此同时,在九五期间(1996—2000)国民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3%,如果按照与国民经济增加速率来扩招,就完全避免了大跃进扩招带来的恶果。     本来,教育部当年的招生计划早已确定,而且距离7月7日高考只有十多天,有关部门不得不重新调整招生计划。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既不论证也不听证,完全靠拍脑袋作决策,无论如何是极不严肃和草率的。因此,大学扩招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尽管人们对大学扩招质疑声不断,但扩招工作仍一路高歌猛进。2000年招生增速为38.16%,2001年为21.61% ,2002年为19.46%,自1999年到2005年的七年间,大学生增速率平均为24.3%。到2002年,大学生在校人数已达903.36万人,大学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4%骤增至23%,比原计划于2010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15%)提前了八年,真堪为是大跃进的速度。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一般需要五十至一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八年时间,这是以牺牲质量换得数量发展的典型表现。     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当扩大招生的规模是需要的,但我国大学扩招中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扩招的速度太快,十年平均增速为25%左右,最高年份达到47.4%,堪与1958年放卫星的速度相比;二是犯了一刀切的错误,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全国少数重点大学,本不应当承担扩招的任务,因为它们是负责提高的任务,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和研究型的人才。     中国大学扩招十年,带来的不良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扩招致使大学教育质量急剧下降。根据北京市对五十多所大学的调查,65%的大学缺少师资,86%的大学硬件严重不足,经费严重短缺。于是,又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紧急建教学用房,聘任临时教师代课,教学质量完全不能保证。据多数用人单位反映,现在的本科毕业生的工作能力还不如过去的高中毕业生。     第二,导致大量教育资源的浪费。据统计,全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大约不到70%,如果大学招生按照GDP10%左右的速度增长,正好与人才市场的需要相适应。本来,不少农村子弟上大学是为了改变命运,他们花费了不菲的学费,不仅没有改变命运,反而成了蜗居的“蚁族”。     第三,极大地冲击了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进一步强化了文凭至上主义。国家教育部门本应借扩招之际,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使得研究生、大学本科、大专职业和中等职业教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布局,以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可是,国家教育部门忽视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把扩招主要面向大学本科教育,造成了普通本科大学吃不了,而大专职业学院又吃不饱的现象。其结果是,许多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困难,而社会需要的技术人才又供不应求。     第四,大学扩招使义务教育流于形式,导致城乡教育的严重不公。自2006年开始,国家才免除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学费。农村基础教育一直是薄弱环节,教师缺乏,没有教学设备,能够读完初中的学生很少。大学实行收费以后,出现了不少农村高中毕业生“三放弃”的现象,即放弃报名、放弃参加高考和放弃入学(即使考取了也不上)。从长远看,大学农村学生急剧减少的情况,将使社会结构失衡,使重点大学失去了培养杰出人才的宝贵资源。     第五,十年大学扩招,使各大学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与大学扩招的同时,全国各大学疯狂地扩充校园用地,大建楼堂馆所,某些大学原有的校舍本来可以使用,但也要建造一个学院一栋大楼,豪华的办公室、娱乐设施和地下停车场一应俱全。有人评论说:“中国除了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以外,列入‘985工程’的大学,其校园面积、豪华大楼和仪器设备,也都远远超过了世界那些著名的大学,而学术水平却远远落后在人家的后面。”其结果呢?必然导致恶性循环:扩招—贷款—再扩招—再贷款,造成了二千五百亿的债务。          六          对本科教学质量教学评估,是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之一。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进行评估,如果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进行评估,就能够达到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反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助长不良的风气,甚至是造成破坏。     根据国家教育部的安排,自2003到2007年,历时五年对五百余所大学本科教学进行了评估。2008年4月8日,教育部公布了对198所大学评估的结果,160所获得优秀,占被评估大学的80.8%;38所获得良好,占19.2%;没有合格和不合格的。另外,根据我统计,2004到2007评估的427所大学,其结果是:获得优秀的310所,占72.5%;获得良好的有100所,占23.1%;获得合格的仅有17所,占3.98%。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难怪,某些进入优秀行列的大学,年终向全体教职工颁发奖金,以示庆贺。没有获得优秀的大学,虽然无可奈何,但至少没有生存的威胁。     这样的评估结果有多大的可信性呢?人们纷纷质疑,这种轰轰烈烈的评估,有多少货真价实的成分?     首先,自1999年到2005年,是我国大学急剧扩招的时期,平均每年以25%的速度扩招,造成教学资源紧张,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大学获得优秀呢?其次,自1998年提出创建一流大学以后,大学合并、改名、升格等,本科教学怎么会受到重视呢?第三,在建设研究型大学口号的鼓噪下,各大学争相扩招研究生,甚至连那些教学型的大学也拼命争上硕士和博士点,导致大学功能混乱,严重冲击了本科教学;第四,大学普遍存在把教师分为三等,一等的搞科研,二等的上专业课,三等的上基础课。试问:有几个院士、名家和博导给大学生上基础课?如果没有,那怎么保证教学质量?     自扩招开始的大学教育大跃进,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衍生了许许多多的难以收拾的问题,现在应该是静下心来反思的时候了。    进入专题: 高校扩招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53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天涯》2012.2,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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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 生日感怀:后悔做过,以及后悔没有做的那些事儿

一   对镜子里的自己还是有些不满意,可已经换过两套衣服了。今天秘密跟踪的“目标”对我了如指掌,稍不小心,就可能穿帮。想到这里,我“扑哧”地笑了出来。没想到,时隔多年,今日不得不重操旧业,弄到自己竟然要化妆去跟踪监视“目标”。   下午两点才选定了一套平时不常穿的服装,又从衣柜里翻出一个沾满灰尘的公文包。这个公文包与这身打扮,看上去更像毫无特色的上班族。这可能是在澳大利亚悉尼第一次执行这样的“间谍活动”,虽然对我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根本算不了什么,但今天跟踪的“目标”非同一般,我还是小心为妙。   2012 年 3 月 1 日的下午,我按照蓄谋已久的计划,把自己打扮成一位上班族,混在乘客中来到北悉尼圣奥拉多地铁站。目标会从太平洋公路的入口出现。我观察周围地形,选择了喷水池后面靠右侧的一张长凳坐下。按照事先的调查,“目标”可能在 15 分钟后出现,我的目光锁定了方向。除了中途有一位性感的澳洲女子挺着胸脯、翘着屁股两次从我眼前经过,让走神了十几秒钟,我那双著名的、可能是迄今为止间谍世界最锐利的小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入口……   二   就一个多星期前的1月 21 日,中国农历除夕的前一天,有几个网站突然关闭了我的博客。我有些吃惊,毕竟已经写了六年的博客,怎么说关就关呢?震惊之余又转念一想,我不是早就说过最多写五年博客吗?五年时间,已经足够把我想说的都写出来了。可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与读者的互动,又让我多写了一年多的博客。现在博客被关,终于不得不停下来。   没有博客可写,我索性把电脑关掉,连网也不上了。那段时间,国内朋友与读者到处寻找我,海外有七八个媒体要采访我,而关掉电脑的我,并没有去回应,再说,我也失去了回应的平台。六年多来,我第一次过上了没有博客的正常人的生活……   说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并没其他意思,也不是夸张。自从写博客以来,我就过得不那么正常了,工作学习之余,有丁点时间就要上网浏览、写作,活生生把一个人劈开成了两个人:一个活在现实中,一个活在网络虚拟中。活在现实中的那个我变得越来越不真实,也逐渐脱离现实;活在虚拟互联网中的我,倒是越活越起劲,活出了一个更真实的自我。   那段博客被关的日子里,我生活中重新有了澳洲的沙滩与阳光、各地的美景与美女,悠闲的时光也多了起来,与儿子在一起开心时刻以及种种以前被网络与博客占据了的美好时光也悄悄回到身边。   三   下午三点一刻左右,从入口处涌进了一群穿制服的,我调整目光的焦距,没有发现“目标”,应该在第二批里吧。这时我感觉到周围有很多双警惕的眼睛也在搜寻着“目标们”,真是谍影重重啊……   博客被关后,我主动给国内的亲朋好友打电话解释。结果发现他们都知道了,也已经担心好多天了。我说,你们放心,应该没什么事,以前也发生过,等到敏感时期过去了,就又打开了。我又补充了一句:这段时间我正好集中时间工作赚钱,陪孩子到处玩。要是博客重新开了,我也可能不再写了。   没想到,当我说完这几句话时,和我最亲的几位亲戚竟然都说出了类似的话:太好了,你就不写了,今后好好生活吧。   放下电话,我沉思了很久。虽然我的亲人一直默默地支持我,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我是如何的“不正常地生活着”,并让他们为我操心、提心吊胆。深爱我的那些人,大多数早就不想我再写了,只是他们碍于我如此的狂热与执着,没有说出来,或者他们在等我受到挫折后“回头是岸”,现在我自己说出来,我仿佛听到他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这时,我目光锁定了目标!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小小的影子出现了,活蹦乱跳的……   四   写不写博客,其实同父亲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父亲虽不上网,但总有一些亲朋好友向他提起我在网上的写作。他们大多是以赞赏的口吻,有的还转述了我博文的内容,父亲静静地听着,很少发议论。我的博文内容,他并不陌生,最早,就是他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然而,他内心一定很矛盾,也开始后悔了吧。自从他看了我那本《家国天下》,每一次见到我,都会对我说,别写那些东西了,太危险了,不值得,你还是搞好自己的生活吧,你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知道我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我改变了自己。不过,为了不让父亲担心,我告诉他,我渐渐写少了,很快就能停下来,您不用担心,我得让读者慢慢适应,对他们得有一个交代。父亲没有电脑,也不上网,但知子莫若父,我看得出他不太相信我的话。有意思的是,当我的博客被关闭后,我在电话里告诉父亲,我已经不写博客了,父亲竟然立即就相信了。有些高兴,仿佛我是浪子回头。   我很有些难过。那是第一次,我觉得即便不考虑其他原因,也该为了父亲与亲人停止这种带一定危险性的写作。父亲在 49 年后的历次运动与文革中受到过冲击,很敏感,以他目前的身体与精神状态,如果我出点什么事,他老人家绝对挺不过去。看起来,忠孝不能两全并不是古人才遇到的难题。   在那次执行最后一次“间谍任务”时,我脑海中一直想着父亲。我还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场景,那天从北京回到湖北,我告诉父亲,我不在北京外交系统工作了,我主动申请调到另外一个更特殊的部门去为国效力。父亲简单问了我几句后就明白了,当时,他脸上露出了一种极其少见的表情,有嘲讽有悲哀也有鄙视与无奈,这是父亲第一次在年青儿子面前露出那样复杂的表情。直到很久以后,我才能完全解读出父亲当时的内心世界——在内心深处,父亲是鄙视我这种“特务”的,但我却是他亲自培养起来的最得意的儿子。后来有一次,他甚至问过我,你会去当局告发你这个右派父亲吗?我大吃一惊,但很不以为然地说,您误会了,我不是“特务”,我是“间谍”,我是对付外国人,保护中国人的。   也许,误会的是我吧。这时,“目标”从我眼前不远处经过,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朝我这边瞥了一眼,我自信没有露出破绽,但会不会我和“目标”相隔太近,他闻出了我的味道?   五   冬天远去的时候,我都会把父亲送上火车,他从广州回到湖北随州过春、夏、秋。 3 月 26 日,我从澳洲回到广州,这次,我决定把父亲送到随州。这两年,父亲总说出让人伤感的话:恐怕这是我最后一次离开广州了,我走不动,来不了啦。父亲的身体确实越来越衰弱。但,他还是忘不了关心我:你还在写吗?少写点啊。   我扶他上火车时说,爸,你放心,我已经很久不写博客了。实际情况是,我的博客在2月 21 日又都解封了。我也顺手写了几篇短文,但由于第一次隔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写博客,竟然再也找不到六年来支撑我的灵感与激情。不过,我已经事先通知亲朋好友,也在微博上提醒大家,不管我写什么,不要再告诉我老爸,以免一位 84 岁的老人过多联想。   那天和父亲上火车时,还是出事了。我也没想到,短短一节卧铺车厢,竟然有两位乘客认出了我。列车启动后,一位广州的乘客来到我们的卧铺车厢打招呼,他坐下来聊天。父亲觉得奇怪,好几次问我们:你们怎么认识的?   那位老三届的广州朋友告诉父亲,他常常在网络上看我的博客,一眼就认出了我,他很喜欢我的博文,认为温和理性,又说到点子上。他还记得我写父亲的文章。   我心想,坏菜了,我都告诉老爸我好久不写了,你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位六十岁的广州朋友谈兴正浓,没注意到我的表情变化。他告诉父亲他曾经当过小红卫兵,参与过大串联,也去北京见红太阳,但这些年,他的思想渐渐改变了。其中当然也有博客的影响……他又大声说,有人想倒退,有人想复辟“文革”,而我的文章一直在提醒人们警惕这种现象,并在过去两三年,直接点名批评那位位高权重的重庆领导人……   父亲是中学老师,他当时教的学生正好都是老三届,他们两人之间显然比我和他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父亲以前并不看好这些老三届,他了解自己的学生们,他曾私下告诉我,被那样洗过脑的人是不可救药的,得等到他们也死去,中国才有希望。可眼前这位生意人,多多少少改变了父亲的一些看法。那位朋友说,感谢互联网。当那位网友离开时,父亲有些激动地说,老三届有你这样的人,中国有希望啊。   六   隔着一节列车车厢,我借助间谍电影上学到的跟踪知识,观察到“目标”在另外一节车厢里的一举一动,换车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如果换错车,至少要多走 20 分钟的弯路……   还好,他没有换错车。我放心地坐下来,继续想我的父亲,想他对我们姐弟四位付出的代价。父亲就是这样一位矛盾的人,他对国家与民族有感情,但更爱自己的子女。多年前,他用一些原始的、不那么成熟的思考影响了我,而当我经过这些年的折腾,明白了更多道理,也挖掘得更深,并开始用博文影响一些读者时,他却害怕了,一再要求我停止写作。   我理解父亲。他老人家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改革开放后,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子女能够远走高飞,离开这个国家,可当我有一天告诉他,我们全家要到美国去的时候,他竟然伤心地哭了很久。其实,我那时出国是为国效力,不过因为保密而不能告诉他。父亲反而告诫我:不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不能忘本,要教孩子中文。   父亲的这种矛盾性格有时甚至发展到有些变态的地步。我知道这都是 1949 年后屡次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实事求是地说,无论同知识分子,还是当地农民相比,文革中我们家庭受到的冲击与迫害都不算什么,父亲是公办老师,母亲是医院医生,工资有保障,而且并不低。只不过,我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父亲忍辱负重换来的,那些年,父亲为了保护四个子女,低三下四地活过来的,把自己最锋芒的观点与思想都深深掩盖起来,一个 49 年前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明明知道自己是对的,却要配合那些批斗自己的人,高呼打倒自己的口号,那是一种怎么扬的精神折磨?   但父亲“成功”地做到了,付出的是良心与尊严的代价,保护的是自己的四个子女的安全与上学的权利。“文革”扭曲了父亲的心灵。直到今天,他还常常在睡梦中惊醒,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做了噩梦,梦中,他被批斗,我们姐弟四个流落街头——对父亲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其实并不只是噩梦,而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他们身上过。   老天爷可能都想不到,父亲没有做的,他老人家一直语重心长告诫我不要去做的,正好就成了我后半生追求的目标,成了我做人的理想:我绝对不会对邪恶与不公正保持沉默。   但我却没有半点不理解父亲,更不会不理解他,毕竟他那时是为了保护我啊,而我呢?如果我的孩子也在国内,需要我保持沉默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与受教育的机会,我有选择吗?我会去选择吗?我会为了国家、民族和民众的长远利益,去拿我自己的孩子冒险?     七   父亲以长期的压抑与扭曲自己的灵魂来保护子女,我又何尝不会不惜一切保护我的孩子?在跟踪“目标”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想到这些,眼睛都有些湿润了,脚步也加快了,不知不觉就和“目标”拉近了距离,惊动了“目标”,小家伙突然停下来,回头看见了我,喊道: Daddy, 你一直在跟踪我?   曾经有一位学生想研究我的思想变化,我说了一些,他觉得不能说服他,于是他翻开我最早的文章与小说,开始仔细对照一些内容,最后他告诉我,你最早的文章,例如那篇著名的“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还有你的代表作《致命武器》几乎都是写遭受磨难的中国孩子的;而根据你的纪实文章,那段时间,你正在澳洲享受悠闲的生活,并陪着儿子“铜锁”在澳洲的阳光与沙滩上成长,这种反差一定激起了你内心对自己童年的回忆,最终生出了一种信念与力量……   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但我知道他发现了我隐藏得很深的秘密。其实,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为了我自己的孩子,也为了更多的孩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崇高的理想,只不过是为了孩子。为了保护孩子,我什么都能做——这个想法有时让我感到害怕,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始终隐藏着一股很浓的黑暗势力。   这些年,我努力做得阳光,可并没有完全驱除这种黑暗。每当看到一些残害孩子的事情发生,例如有人拐卖孩子、毒害孩子的时候,我就颤栗地想,如果有人这样对待我的孩子,我会怎么办?我还会像我主张的那样,通过“法治”的手段去理智地申张正义?我心中那股黑暗的力量会不会冒出来,让我变成杀手,甚至恐怖分子?去残忍地报复甚至屠杀那些残害孩子的人?我不敢想下去。我们都是天使与魔鬼一体的动物。这让我关注制度建设、追求民主自由的时候,从不敢放松对人性的关注,对性格的塑造。   可能因为那天脑袋里充满了这些想法,让我第一次失去了专业水准,跟踪到家门口,还是被儿子发现了。不过,他没有生气,只是说,他早就感觉到我在跟踪他。他又说,今天好多位同学的父母都去“跟踪”他们同学了,你们真是“过度保护”( Over protective )……   那天是儿子第一天上中学,也是第一天自己坐火车与公车独自上学,我们认为应该陪他一天,让他熟悉路途,知道如何转车,但儿子一口拒绝了,而且很生气,说那样太掉价了,让爸爸这样“不酷”的人陪他上学?同学们看到了,会笑话死他的。最后我只能采取地下行动,重操旧业,对他进行了“间谍”行动。可怜天下父母心,现在想起来,今天去“跟踪”孩子的有好多位父母“间谍”。不过,我也能够感觉到,对孩子进行跟踪的大多来自于亚、非、拉发展国家的移民父母,看到几位白人,结果是说俄语与意大利语的。   八   这次把父亲送回随州后,我又回到北京忙工作。这些天又听到他身体状况不好,又住进了医院。我当即调整了儿子回国过复活节假期的日程,安排他们回随州看望爷爷。   父亲看到两位长大了的孙子很开心,也有些激动。父亲同孙子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我明显感觉到他们之间不但有“代沟”,还有“国沟”。我告诉父亲,儿子对政治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也刻意让他们回避政治、文学写作等人文科目。我说,如果他们今后长大后不同中国做生意,估计关系就不是很大了。我想告诉父亲,我们经历的一切,就到我们为止吧。我还想告诉他,到我这一代,怎么也都该结束这一切了。   但我没有说出来,因为父亲大脑里生了一个瘤子,医生说不能激动,否则会出血的。我想,只要不谈论政治与历史, 84 岁的父亲是不会太激动的。父亲对我说,也好,你也该放下了,别再管那些事,少写点吧。看看你儿子,那些事也不关你的事啊。你要是出事了,被打倒了,没有人会关心你的,我见过多了。   我知道,父亲见过太多,要想改变他,真不容易。我只能使劲地点头。其实,我很想告诉父亲,时代不同了,“被打倒”的概念也不同了。只要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只要你坐得正、行得直,只要你自己不倒掉,其实没有人和势力可以打倒你。我还想告诉父亲,你不是最讨厌文革吗?这些年,我虽然冒一些险,但总算让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到文革的本质,恶制度的弊端,以及自由、民主的好处。过去三十年年,中国取得了多大的进步,这个进步还会持续的,但需要一些人去推动,甚至有些人去牺牲。   我什么也没有说,父亲依旧保持沉默。看着老态龙钟的父亲,我很难过。父亲当然知道任何一点美好的东西都需要一些人的努力甚至牺牲,但他只不过不想要自己的儿子去干那种事。我怎么可能不理解他呢?我自己不是早就自私地把儿子送到了国外?   这次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生出了冲动,想问父亲一些问题:这一生中,你做过什么让你后悔的事?又有什么事,你因为没有去做而感到后悔呢?   但我始终没有问出口,怕激起老人对往事的回忆,所以至今我也没有答案。今天,是我 47 岁生日,我再次想起这个问题,不过我只能问我自己:我的大半生中,做过多少让我后悔的事?又有多少事没有去做,而留下了遗憾?   杨恒均   2012/4/18 生日 于 海口   参考阅读:   致命武器 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 父亲的眼泪 地主老爸放言:又到了大土豪的时候……                                           湖北省随州市 随北“杨家祠”三长老(中间是身为族长的父亲)                                               2012年4月18日,老杨头在海口37度的高温下迎来47岁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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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长江干堤加固砖一捏就碎施工队被曝无资质

这些水泥砖能用手捏碎。 大堤表面看上去施工工艺很粗糙。   中国江苏网4月18日讯 近日有市民向南京晨报84701110热线反映,桥北长江干堤应急加固工程一标段,施工质量有问题,堤面铺设的砖凹凸不平,砖头间缝隙太大。更令人忧心的是,一些一捏就碎的酥砖也用到大堤施工工程上来了。   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附近市民   长江干堤加固工程有点“糙”   郑先生家住南京浦口桥北路附近,他每天一大早都要到南京长江大桥下的江边晨练。郑先生说,桥北长江边正在进行长江干堤应急加固工程一标段的施工,目前该工程已接近尾声。然而,他发现,该标段由东向西约1000米长的干堤上,施工存在质量问题,堤面刚刚铺设好的砖凹凸不平,砖与砖之间的缝隙太大。   郑先生认为,施工工人在铺设砖头时,本应在干堤上方铺砖前,将泥土抹平然后夯实再铺上砖头,可这些工人在干堤上方不平的情况下就仓促铺砖,导致出现堤面刚刚铺设好就凹凸不平,砖与砖之间的间隙太大的情况。更令人忧心的是,一些一捏就碎的酥砖也用到大堤工程上来了。   “说心里话,大桥北堡长江干堤应急加固工程,可以说是一项生命工程,工程质量来不得半点的马虎。该工程施工后,大家一直对长江汛期江水上涨带来威胁而悬着的心,终于感到可以放下了。可现在看到该段工程的质量情况,又不免担忧起来了。”郑先生表示,在他看来,既然是长江干堤加固工程,该工程一定会无任何质量问题,固若金汤,不应存在质量问题。   记者探访   有的堤面凹凸 砖头一捏就碎   桥北长江干堤应急加固工程一标段,位于浦口区大桥北堡段及联合圩段,工程总投资约6798.42万元。郑先生所反映的存在质量问题的地段为长江大桥桥北堡段,1000多米长。   据了解,长江干堤应急加固工程一标段,工程监理单位为江苏省水利科技咨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南京市第二基础工程公司,项目经理为康广鹏先生等。   为进一步求证郑先生所说的情况,昨天上午,记者与郑先生一道来到了现场。   只见目前该段工程施工已接近尾声,不少工人正在背水面大堤护坡上种植草坪。站在刚刚铺设好青砖的长江堤面上,发现青砖局部不平,有的地方凹凸明显,而不少地方砖与砖之间缝隙太大,可以用手指插入,干堤边路牙与青砖之间缝隙较大。“这些地方泥土没有夯实,一旦遇大雨一定会冲刷掉路牙,长江干堤上连排水系统都没有,不可想像到了汛期,大雨倾盆时,干堤怎么应对湍急的雨水流下去。”郑先生说。   在几处施工的干堤台阶上,施工工人正在贴花岗岩大理石,台阶内部正是由郑先生所说一捏就碎的酥砖砌成的。为印证郑先生说法,记者随手在一堆砖头中拿出一块,轻轻一击,砖头就断了,用手一捏砖块就碎,不仅如此,尚未来得及贴花岗岩的水泥台阶都裂开了一道道裂痕,“这些地方,看是小事,水泥台阶上一旦贴上花岗岩,一道道裂痕就看不到了,但随着时间推移,很难说今后这些裂痕不灌水,不会出现险情,真令人担心,这种不该出现的质量问题,更不应该在长江大堤应急加固工程中出现。”郑先生认为。   施工单位   该工程给了无资质施工队   针对这种情况,记者找到了承接该项工程的南京市第二基础工程公司项目部。一提起这些情况,项目部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些工人都不是干堤加固工程专业施工人员,有的确实存在手艺不行的情况,所以在工程上才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不久,南京市第二基础工程公司项目部经理康广鹏先生,与记者一道上了长江干堤加固工程工地,面对刚刚铺设好青砖的堤面不平,以及不少地方砖与砖之间缝隙太大和堤边路牙与青砖之间缝隙较大的情况,康广鹏经理认为确实有问题,不过他说这只是局部问题,目前这段工程他们是劳务分包出去的,由几家施工队来负责施工,一直还没有验收,出现的这些问题,他们马上会要求施工队进行整改。   在调查中,尽管南京市第二基础工程公司在承接了该项工程后,没有再转包出去,但实际上,该项工程在具体施工中,以劳务分包的形式,包给了一些施工队。   那么,具体负责长江干堤加固工程的一些施工队是否有施工资质呢?该公司项目部经理康广鹏先生坦言,他们并无施工资质,只是分片施工,一平方米给施工队多少钱而已。   当记者询问,为什么会在长江干堤加固工程中,使用了一些问题砖块时,康广鹏认为,因为今年春节后老是下雨,砖头很紧张,因此他们便用了一些水泥砖块,这些砖一碰就碎,但他们在长江干堤加固工程中,没有把这些砖用在大堤承重的结构上,只是用在了大堤台阶上,“这个是我们的疏忽,但用了这种砖,长江干堤加固工程质量不会受到影响,质量是一定有保证的。”采访中,康广鹏经理一再表明,欢迎市民对他们工作多多监督,称这是一件好事,对他们今后负责施工长江干堤加固工程工作是一个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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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后的无奈:网友调侃“毒”胶囊

@变态辣椒:“你知道的太多了…你必须死!”谷望着面如土色的旧情人,自己也百感交集。白人惊慌失措:”不能挽回了么…如果一定要我死,给我安眠药,让我死得没有痛苦…”谷摆摆手:“你自己去卫生间找吧。”白人打开药柜,突然看到旁边另外一瓶药,他将药瓶里的胶囊一个个打开倒掉粉末,将所有空胶囊吞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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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离职演说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 ,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政府、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政府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政府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档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 “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2008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2009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党代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谱,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近年来我从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报奖都有人劝我,包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折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有差别,价值多元是好事。 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执行,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的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这是真学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汗,还败坏学风。 我这样的态度,本人身陷矛盾,学校可能也有看法。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意,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钩与捆绑。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ABCD档,近两年的达标120%发足额奖,还有各种学科点、基地之类,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并且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职称有关。我只能尽量跟上趟,无法做到如何出色,让大家满意。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我再次选择退出,不和体制玩了。去年上半年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我说,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无法得到我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 对我的工作,学校如果不满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回归原本的人生角色——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愦愦是昏乱、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身临偏安一偶的危局,仍义无反顾地信奉玄学的“无为而治”,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礼教的回潮,以“务在清静”的文化理念“力撑东南”。 我当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无为而治”理念,也听到一些徐老师不爱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检查,重讨论不重落实等议论或批评意见。从事实上讲,这些看法都没错,提出批评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表示感谢。但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是尊奉“无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根本上讲,教师皆成年人,并具备高等学历,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学生时代研究玄学,饱受浸染,深信“无为而治”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多多,推行、布置的东西,美曰做强做大,加快改革,说白了都是些无聊的折腾,干的事皆违背常识。在教育体制行政化的背景下,“无为而治”是最有效的挡箭牌和解毒药。如搞“精品课”,我也赞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课”。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现在的这套,千人一面:课件、作业、教材、网上互动等等,缺一不可,讲的再精彩也没用。照此标准,过去北大陈寅恪、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陈寅恪仅带一布包,刘文典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这如何是好?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多样化,哪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 搞科研把课题项目强化到如此程度,也违背科学精神:1、研究起点上就渗入功利因素。取经费、应考评、上职称,严重的名利取向破坏了以求道为目的的单纯之心;2、找材料盖过读书。读书本是与智者交心,体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课题则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资料,立论草率,学养无从积累;3、赶时间交任务,忽视质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对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4、成果的通过、发表过程中人格受辱。高级别刊物大家都往上挤,于是水平差不多时看谁敢送又会送,做研究还要赔上人格;5、报账做假。文科研究开销有限,找发票报销就成了少不了的节目。 单纯的科研经过这一系列的干扰与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会道”的“为己之学”还有生存空间吗?怕是多为“凭誉以显扬”的“为人之学”了。研究已严重地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当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将项目与自己的精神需求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极大的干扰和伤害。我怀疑,在如此环境里,真正具备与古今贤哲沟通能力的学者能有几人?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 近两年学校搞的“创新强校”,每年递增20%,更属胡闹。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还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造假也出现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就为了拿到那点年终奖励。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排名,先进教师、科研标兵,优秀党员、团员、家庭,工会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什么“一五一”还分几个层次,这个奖、那个奖、这个级、那个级。这世风如此糟糕,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还值钱么?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除了干扰心境没丝毫意义。每学期、每年还要把学院的老师排个名次,半斤八两的楞要分出个一二三四来,有什么意思?这是幼儿园里戴小红花的套路搬来了,把老师当小朋友对待。搞得学者一个个气局狭隘,争虚名图小利,一到年关就半分半分地算账,跟扛了一年长工似的。过去我们人文学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苏格拉底、黑格尔或孔子、李白的,现在一年到头总在脑子里纠结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挣考评分。 对于这些学校的制度规定、无法回避的管理内容,我的态度只能是“无为而治”,由老师本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待、取舍,反正有关个人考核的政策、结果,学校都有事先规定,学院只是执行而已。可以说,我在院长位置上有意识地抵挡体制污染,对许多事情在学院层面上作淡化和减法处理,不干强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让老师们少受干扰,躲过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点荒唐的瞎折腾。事实上,一些明显的折腾亦长久不了,顶顶也就过去了。如“加速创新”,差不多无疾而终了吧。对我自由主义的理念,老师们认可,我欣慰;有老师不赞同,我亦含笑。这不过是管理观念有所差异而已。民主的要义,不独尊重多数,同时也尊重少数乃至个人,我从不追求所谓的和谐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远,各种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为大学应有的文化生态。对我来说,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学院部分年轻教师在考评体系之外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这才叫学人正道。 最后这段说说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设想。 题目是杨绛翻译的兰德诗《我和谁都不争》中的一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的豁达、善良、雅致、坚韧,最令人钦佩,现在再出不了这样的人了。记得我来人文学院时还念过胡适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话:“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念着这两句话上任,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行政职务卸去了,回归到原本的角色中,当一名历史系的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也令人自足、充实。我会更投入地与学生交流,把历史的真像告诉他们。同时我又不会像以往那样深陷体制生存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论学校里的考评如何。手头还有两个课题完成后,可能也疏远课题了,除非出现与我兴趣相当吻合的机会。目前已考虑或参与的有这样几件事,实际上最近一年中已化不少时间在做了。 1、关注环境保护。最近在新疆、杭州、绍兴等地讲学讲课,重点都是环境保护。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导致自然环境破坏到了可怕的地步,全国整成一大工地,古城古风荡然,大量物种灭绝。2010年9月22日,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卫星检测全球空气质量的PM2.5数值图(2001年—2006 年)。PM2.5小于10为安全值。中国空气质量全球最差,中国东部尤其严重,PM2.5超过50接近80。中国社科院党国英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GDP 每增1%,用地量为日本的8倍。单位能耗亦长期是日本的8倍左右。北岛说,我们近一个世纪被现代化搞疯了。不惜土地、环境代价的繁荣之路,别国不是不明晓,问题在于他们已经把维护一方净土视作首要战略目标,像日本就悄悄地成了资源大国。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又输了一招。所以说,中国的环境保护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2、参与慈善事业。我在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和浙江省正泰集团基金会两个社团中担任理事,主要的工作是:推广低碳生活、关注食品安全、资助困难群体等。 3、研究、反思百年来的文化变迁,尤其是左倾时期的文化灾难及其后遗症。左倾时期所经历的斯文扫地、道德沦丧、文化毁灭,至今没有认真清理、反思。为什么到了人们普遍失去道德底线的地步?少报一元钱事比天大,大白天开着长明灯却视而不见。2009年60周年大庆中,文艺界搞出个“特务年”影响至今,“潜伏”、“暗算”充斥银幕,连《探索?发现》栏目也大播间谍战。世间的善良、诚实不再有人相信。不找关系,不相信会被公平对待。谭嗣同说,中国之旧政,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这话发人深思。 俄罗斯是经过彻底的文化反思了。前苏联的颠覆说到底是文化上的失败,失掉人心,今天的复兴也得益于文化整体的复兴。前些年有人怀念苏联,普金讲,把前苏联说得一无是处是良心出了问题,但想要恢复前苏联则是脑子出了问题。所以要真正恢复俄罗斯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让个人在最大程度上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而不是仅仅是吃饭、生存。 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近几十年最值得庆幸的是解决了吃饭的事情,同时最令人困惑和担忧的症结,乃是权力在社会中膨胀到无以复加,官权与民权极不平衡。就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领域而言,民企500强的全部规模仍不及央企50强的最后一名。以官治民的社会结构没有出现大的改观,也就很难养育出具有理性精神、契约意识和公德自律的现代公民。文化重建要有人来担当,不光说,更要做。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数十年间始终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荡荡就这么过来了。当然我还有业余爱好,我曾在一篇简介里自白: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今天,我辈忝列学人,除了汗颜,还是汗颜,让任何荣誉、名号论之无味。此生倘能在保存点滴文化火种上略尽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篮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爱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满人生了。 尽管生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甚至还会碰到、经历很大苦难,我仍虔诚地认为,上苍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没有受冻挨饿,工作、生活于本人最喜爱的新闻与历史专业中。傅聪说,上帝让我此生与音乐为伍,这已经足够。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苍面前索取多多而无所回报,心存愧疚。因此,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将伴随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 总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来源: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410.html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3482/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离职演说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4/18, 13:13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如果大学能够重新来过 交换生看台湾大学:很人文 很随意 浙江就是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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