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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图卦20120427】即使杀光所有报晓的公鸡,天,还是会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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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拉萨:由东向西的地方志(二)

拉萨:由东向西的地方志(二) 文/唯色 地理才是重要的。正如萨义德所说:“美洲是个应许之地,因此他们去那里、去殖民,因为它是一个新的伊甸园。……一个新的地理,也就是重新要回这块土地。”【1】——题记。 帕廓街 十多年前,一位都叫他“安追”的德国建筑师Andre,在平生第一次到拉萨的旅行中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于是反复再来。可是某年夏天,他亲眼目睹已有三百年历史的索康大宅土崩瓦解,惊觉在追求“现代化”的口号中,人口由一九四九年的三万飚升数十倍,而在“旧貌换新颜”的速度中,每年平均有35座老房子被拆除,持续下去,剩下的老房子将在几年内消失殆尽。 他于是与几位欧洲的建筑师成立了“研究和保护历史名城拉萨”的基金会,缩写是THF。迄今拉萨老城的许多藏人,有喇嘛也有普普通通的居民还常常怀念他们,说从没见过这么珍惜老房子的人,每次工作的时候比我们还认真、还心疼,让我们感到惭愧,可为什么就非得赶走他们不可呢?是的,2002年,谁也不知道的确切理由,国家专政机关把他们送上了与拉萨不辞而别的飞机。 我见过他们出版的一本小画册:《拉萨八廓街区历史古建筑物简介》,手绘的黑白地图,折叠的书页,宛如藏纸的原生态纸张。像一个小小的、隐形的博物馆,展示的是画在纸上的帕廓。在其精细而质朴的描绘之间,我寻找着拉萨人的生活,它提供给我无穷尽的想象力和怀旧的思绪,怎么看也看不够。然而,已然残缺的形状、斑驳的痕迹、颓倾的阴影,仿佛在述说随之消失的不仅是老房子,还有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我想这定会让宣称很好地保护了西藏文化的当权者恼羞成怒。尤其是,这本画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帕廓街“于1980年始,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使老城区的古旧建筑和街区遭到了不断的破坏。” 拆除即是破坏,建筑乃最大的表象。萨义德说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而今“每一幢新的房子都是一个替代品”,“它们对巴勒斯坦风景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其过错是深远和持久的。”【2】我们的拉萨也如此,处处充斥着替代品,从1950年代以后的一座座军营似的房子,到“西部大开发”时代的瓷砖+蓝玻璃,到今天轰轰烈烈进行的“穿衣戴帽”,也即给建筑物化上所谓藏式的妆,正在潜移默化地、覆水难收地改变着拉萨的风水。而这些替代品的兴隆又说明了什么呢?即便有着鲜艳夺目的“西藏特色”,但一看就是赝品,就像是从小吃大米长大的人非要扮成吃糌粑的人的模样,却毫无那内在的气质。 而拉萨房地产的兴隆说明了什么呢?且不说各类建筑以及到处圈地的小区完全仿若汉地城镇的住宅之所,已经入住的或将要入住的又是什么人呢?藏人吗?有那么多的藏人吗?还是源源不断的打算在此繁衍子孙的外来移民?“帝国主义毕竟是一种地理暴力的行为,”萨义德继续说:“这个过程是无尽无休的。许许多多植物、动物和庄稼以及建筑方式逐渐把殖民地改变成一个新的地方,包括新的疾病、环境的不平衡和被压服的土著悲惨的流离失所。”【3】 十多年前,深夜走在帕廓街上,会听见狗的叫声划破寂静的夜空;如今,街边弥漫着烧烤火腿肠羊肉串的油烟味,小巷深处也有“四川小吃”、“清真拉面”的饭馆还亮着灯开着门,甚至有挂着大幅美人头广告的“成人用品”商店依傍着这个客栈那个酒吧。十多年前,白天的帕廓街上,康巴阿西(康区女子)也好,“卡擦热”(藏人与尼泊尔人的混血子女)也好,纯粹的拉萨人也好,开着店摆着摊或者走街串巷做着本分生意;如今,至少70%的店面被来自西北的回族人租赁,五六个巨大的、气派的商场由汉人所开,为万千信众所崇信的诸佛、菩萨和护法的身像,不是被鲜明地画在了招牌上,就是被鲜明地画在了广告里,出售的基本是浙江义乌或甘肃临夏制造的名为“西藏工艺品”的假货,把白铜说成藏银,把崭新的佛像、唐卡做旧,把不值钱的石头做成假的天珠、珊瑚和绿松石,还有假的虫草、假的藏药……而且漫天要价,宰一个是一个,所使用的骗术全打的是“西藏”这张牌,不知蒙骗了多少对图伯特文化有兴趣的外来游客,不知给图伯特带来了多少坏名声。有的商场甚至禁止藏人入内,穿袈裟的僧人、穿曲巴(藏装)的乡下人或者看上去没钱的藏人都会被拒之门外,被说成是“牦牛”、“野人”,不让他们进去,甚至动手打他们,许多藏人在此遭受了这样的侮辱。 五花八门的“西藏特产”充斥其间,都是近年来开发上市的,不外乎这些:用青稞做的麦片、酿酒,用牦牛肉做的肉干、肉糖,以及速溶的甜茶、酥油茶,还有各类燃香、工艺品等等。五花八门的包装上印着夸张而煽情的文字,似乎所有的这些“西藏特产”都神奇得不得了,可以延年益寿美容健身且富有异域情调等等。而这些“西藏特产”在运往各地销售时,又挟带着什么样的讯息呢?仅仅只是商业的?还是隐含政治的?而且,受益者或者说最多的受益者是哪些人?被剥夺的、不得不沉默的又是哪些人?比如图伯特的水,那绝对是最为洁净的水,在北京地铁里看得见华丽的巨幅广告,在各地超市里充斥着不菲的价格,甚至有了上百元一瓶的水在奢侈地卖着。许多人垂涎三尺地喊着“西藏之水救中国”,但王力雄在一篇文章中质问过,“西藏之水救中国,那么谁来救西藏?!”【4】 如今的帕廓街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小店属于不肯出让的藏人商人坚持做着清淡的买卖,其中一位语气沉重地对我说:“过去游客转帕廓,会看到藏人的习俗,比如节庆期间,藏人会关门去做佛事;可如今,洛萨期间会开门,春节和穆斯林的节日反倒有可能不开门,而外人会以为这才是藏人的习俗。也许十年后,帕廓就不会再是藏人的帕廓了;十年后,再提‘帕廓’这个名字会让我们羞愧的。” 如今的帕廓街上……那天,我骑车至策墨林路,拐向大昭寺广场,迎面而来的是全副武装的五人一组:两人在前,占据左右路边;两人在后,占据左右路边;还有一人,占据的是前后四人的正中间。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因为这步调一致的方队事实上占据的是整个街道,完全是以一种横扫一切的气势咄咄逼人地行进。我浑身不舒服。但我没有下车,还是骑着车从这个方队中间穿过,也许我貌似游客,并未受到阻拦。也有几个路人从这个方队两边走过,看上去像是当地藏人。我有意减缓速度,注意观察他们的神情。他们:端着我叫不出名字的现代武器的年轻而精瘦的军人,提着超市买的那种环保袋的中年藏人,正在错臂而过,却都似乎彼此无视对方,可又都极其严肃地,于匆匆之间,错臂而过了。但我知道,我就是知道,事实上,每个人都把对方看在眼里。 又一天,忽然间,满大街的军警岗哨突然撤了大半,在老城巡逻的军警都换上了黄色运动服或牛仔服之类,屋顶上的特警也半掩着身子,只看见宽沿黑帽忽隐忽现。直到黄昏来临,持枪的军警又像往常似的,忽然间填满了白天空空荡荡的岗哨。而第二天晚上,西藏电视台的新闻介绍说,有境内外记者赴藏联合采访团来到拉萨;镜头里,西藏官员们一本正经地要求他们务必报道“一个真实的西藏”。据说有某外宾团去拉萨市监狱俗称“五支队”参观时,四分之三的囚犯已被提前带走,关在某个大仓库里,只留下百人不到正在玩麻将,厨房里则堆满了蔬菜、水果和肉,当拉萨电视台播放这一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情景时,囚犯的亲人们苦笑道:“看来里面比外面过得好啊。” “你究竟有几套伪装服?”其实黄色运动服或牛仔服很平常,很常态,算不得什么。让人惊讶的是,有时候他们会穿上袈裟,有时候他们会穿上藏装,有时候他们会戴上白帽子装回族。不过拉萨人早已见惯不惊了,传说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幽默地说:如今我们中国实在是太富裕了,所以给保卫我们的子弟兵准备了至少五套不同身份的服装。 当然,有时候也会见到他们在路边展示“爱民”一幕,摆张桌子,放点医药,给路过的群众把脉量血压,一副军民鱼水情的样子,但等电视台记者摄像完毕,就抬腿走人。随着“维稳”的时间越来越长,随着敏感日变成了敏感月、敏感年,大街小巷的警察围坐在一起,吃瓜子,喝甜茶,吹大牛。站岗的、巡逻的军人则目光涣散,状如游魂,或者发手机短信,或者盯街上女孩,或者有一句没一句地相互聊天。我见过傍晚街角穿军大衣的兵,突然放开嗓子吼“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5】;也见过大昭寺广场上的兵,模仿双手合十照相的游客,很不屑的样子。 甜茶馆 拉萨的大街小巷有多少甜茶馆,数也数不清。似乎拉萨的每个角落都藏着一个甜茶馆。那些有名气的甜茶馆,像“载追”(大杂烩)、“革命”、“岗琼”(雪域)、“鲁仓”(羊圈)等若干老字号,每天云集的不知有多少老中青藏人。有的专门云集退休干部,早上在宗角鲁康舞剑摇扇打太极或者转孜廓之后,就去喝恰阿姆(甜茶)吃博图(藏面)或帕勒(藏式面包)。有的专门云集转林廓的老百姓,转着转着就停下来有滋有味地喝杯恰阿姆。有的专门云集单位的干部职工,似乎上班地点就是甜茶馆,一待就是大半天。有的专门云集拉萨之外的藏人,包括做生意的康巴或者来朝佛的藏巴(后藏人)和安多。寺院附近也有甜茶馆,“3·14”以前挤满了朝佛的香客和僧人,要想找个座位十分不易。而且每个甜茶馆里都有妇孺乞丐穿梭其间,不但要得到毛毛钱,肚子也管饱。 每个甜茶馆都是各类小道消息的汇总地,也是各类小道消息的传播地。当然,也一直流传着在各甜茶馆的茶客中都潜伏的有昂觉(耳朵)和密(眼睛)的说法,只要谁说了什么过头的话,当场就会被拍肩带走或者下次再也不见踪影,这类故事也在交头接耳的时候满天飞,说得有鼻子有眼儿,却又好像并没有谁亲眼见过。我认识的一位长辈压低声音说,有个退休干部在甜茶馆很有感情地介绍了嘉瓦仁波切的近况之后,被人彬彬有礼地邀请道:恰阿姆很甜吧,我们现在去喝咖啡吧。这意思是让他去吃苦,因为咖啡是苦的。看来在北京盛行的“喝茶”【6】,在拉萨变成了“喝咖啡”。总之这一切很是诡异,也很是激动人心,拉萨已成了一座流言疯传的城市,而各个甜茶馆既是民间口头文学的传播之地,也是平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很有可能出现在报酬不等的秘密报告的字里行间。 我确实在甜茶馆的墙上,见过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的告示:“坚决打击‘造谣、传谣’违法行为”。那么要如何“坚决打击”呢?一家价格便宜、味道难忘的凉粉店,胖胖的老板娘就因所谓的“传谣”在藏历土鼠年被抓过,听说她还被现身说法,在电视上交代过如何“传谣”。大概她也就是顺嘴说过那么一两句,不幸被美滋滋地吃着凉粉的什么人给告了密,可能因人微言也轻,不久就被放了,继续卖着回头客源源不断的凉粉。但我想她一定交了不菲的保释金,因为不出钱是出不了监狱的。我曾慕名去过她的店里吃凉粉,当然,绝无可能与她聊点儿什么,即使只有我一个顾客,简陋的小店说不定也被安装了秘密的、昂贵的摄像头。那就悄无声息地吃一至两碗凉粉吧,我保证,这是拉萨最好吃的凉粉,除了含有够劲的辣椒,还含有够刺激的故事。不过,唉,我从她的神情里读出了悲苦和惧意。 有一次我在“鲁仓”刚坐下,瞥见身后类似玻璃暖房的小屋,围聚着一群貌似单位【7】里的男女。见我回首,小屋里一下子鸦雀无声,幸好我认出一人是给译制片配音的演员,家喻户晓的明星,他也露出笑容,与我寒暄,并用好听的声音向所在的小圈子做了介绍,众人这才舒了一口气,继续品尝与聊天。其中一位我已忘记容貌的中年男子,在不为人察觉时,端起暖瓶走过来,默默地给我添了一杯甜茶。 甜茶的价格,过去一杯两毛钱,现在一杯五毛钱,而装甜茶的玻璃杯却似乎在缩小。喝甜茶的人太多了,服务员一杯杯地往玻璃杯里倒茶已经忙不过来了,所以现在盛行的是用暖水瓶装甜茶。大大小小的暖水瓶,一磅三磅到八磅,其中三磅甜茶,价格也从三元钱涨到七元钱了。我跟母亲和妹妹常去西郊拉萨饭店对面的甜茶馆,虽很普通,但是茶客食客很多,甜茶做得地道,添加点自己带的尼泊尔咖啡就更香醇了,我边饮茶边记下了已经上涨的价格。 自己家做甜茶,稍微讲究的话,是在熬煮的印度红茶里兑上鲜牛奶,最好是本地农村的奶牛挤的鲜奶。一般都加的是从超市买的牛奶,什么伊利、蒙牛,每箱价格都会比内地多几块,那个特仑苏,在拉萨比在北京贵五、六元钱,竟然理直气壮。也有加奶粉的,经济条件差的,都是去冲赛康小商品批发市场买廉价奶粉。而所有的甜茶馆,都可能是从冲赛康小商品批发市场买廉价奶粉。那种奶粉在电视和报纸上是看不到广告的,在北京或成都的超市里也从不见踪影的,厂家一般都在陕西、甘肃或青海,价格便宜,包装花哨。 在含有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让中国成千上万的婴幼儿变成“结石宝宝”的事情被披露之后,据说发现至少有二三十种奶粉属于“毒奶粉”,甚至连著名品牌的奶制品也有问题,想起我去“载追”喝甜茶,参观过那巨大的、热气腾腾的厨房,看到装廉价奶粉的包装袋堆得像小山,而这只是大半天用过的奶粉袋,很难想象每天要用多少奶粉来做甜茶。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与拉萨的朋友讨论过这件事:“不知道拉萨有多少人患有肾病?”“非常多,我弟弟今年就得了。”“他去甜茶馆吗?”“天天去。”“真应该调查一下。”“谁敢呢!这个真相也许很可怕。” 江苏路 然而这条街是这么地生硬,霸道,就像一柄刺刀斜斜地切入拉萨的右肋,如果我是面朝东方站立的话,这条街就在我的右边。 联想到刺刀不是没来由的,长长的江苏路上最为重要的单位之一,正是早已盘踞半个世纪的西藏军区,刺刀的寒光令平民百姓望而生畏,而我人生的最初四年,却是在那里面度过的,因为我是一个金珠玛米的女儿,生于文革。在我父亲为那时候所拍的照片中,有一张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在街上游行。那天一定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阳光下,一片密密麻麻的刺刀比一旁稀疏的树木更多,更像密集的丛林。然而,树木不会如刺刀一般闪耀着令人心惊的寒光。那片闪耀着寒光的刺刀扛在一个个正举着毛主席语录本并高呼口号的年轻军人肩上,虽然是黑白照片,但可以想象得到无数本红色的小宝书与闪耀着寒光的刺刀所构成的是怎样的一个情景,使得远处的布达拉宫也自身难保。 如今,虽然这条街上云集的有如同中国城市的各个组成部分,党政机关、行政单位、学校医院、报社工厂、旅馆饭馆,以及占地广阔、戒备森严的那个军队大院,但最有名的是它被叫做电脑一条街,可想而知有多少与电脑相关的店面——差点忘记,这里曾经还被叫做“党政军妓一条街”,街道两边尽是一间间色情小屋,天一黑就闪烁着粉红色的灯光,大概因为那样的称呼实在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色情小屋遂被电脑小店取代了。 我也曾抱着电脑去其中的某个店里修过,还去刻录过属于“反动宣传品”的电影和歌曲。有一部是好莱坞拍的故事片《西藏七年》,说实话,影片中有些片断漫画化了,比如下巴上长着一颗痣、貌似或影射毛泽东的解放军军官,冲着年轻的达赖喇嘛一脚践踏神圣的坛城模型,虽然中共的所作所为的确如此,但这样过度艺术化的表现还是夸张了,显然并不了解先礼后兵、先屈后伸、先恭后踞的中国文化。不过我很早就是海因里希·哈勒【8】的粉丝,自然也就成了扮演他的明星布拉德·皮特的粉丝,再说了,那时候要找到这部电影多么不容易啊,竟然换了一个类似港台枪战片的火爆片名流入拉萨的影碟市场,所以须得赶在被揭发之前去复制。 江苏路,这是一个犹如刺刀一般具有杀伤力的名字,但不太记得这条街是什么时候与江苏连接在一起的,大概有十多年了。了解“西藏问题”的人会知道这意味着拉萨的对口“援藏”地区是江苏省。所谓“援藏”实质上就是类似诸侯割据,中国各省份将西藏自治区如切蛋糕似的分成无数块,各自承包,趁着“西部大开发”以自肥尔。且欲盖弥彰地,为了在当地永远地刻下自己的丰功伟绩,纷纷给建筑物、街道等起名或改名,什么广州路、上海广场、泰州广场、山东大厦诸如此类,以飞快的速度覆盖了西藏自治区的地图。 对口“援藏”拉萨的,除了江苏省还有北京市。不过早在文革之前,拉萨城里就已经有了北京路,是从藏人口中的德吉囊嘎改过去的,原来的意思是幸福路。至于文革,更是改名成风,帕廓改为立新大街、朵森格(石狮子)改为新华路、宇妥(绿松石屋顶)改为人民路等等。连山也被改了名字,夹波日(指药王山)成了胜利峰。而法王之宫——罗布林卡被改为人民公园、布达拉宫差点被改为东方红宫。显而易见,拉萨已经陷入一大堆与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完全无关的新名词之中,来自外地的“解放者”喧宾夺主地给这个与己无关的古城,建构了并不新颖且霸气十足的革命地名学。 至于今天的更名或起名比文革时代更胜一筹,它干脆是以中国各地的地名来命名图伯特的地标,不再是充满意识形态含义的名字。根本上,这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或盘算呢?是为了让原住民的藏人们从陌生的地名中感受到帝国的威力,在不得不习惯的过程中失去对本土的记忆与传承?还是为了让越来越多的移民生活在以他们故乡的地名所构成的帝国版图的想象之中?一个个中国各地的名字,为的是把图伯特完全地“中国”化,让图伯特逐渐地消失在“中国”的符号之中,说到底,这完全是一种殖民行为,如果我们用世界的眼光来看的话。 原有的、本来的、属于自己的地名被改变,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是一种抹煞记忆的阴谋,是一把割断与过去联系的剪刀,是一夜之间就已面目全非的悲剧。每次从汉地回到拉萨,我好似不是回到藏人的地盘,而是穿梭于汉人的街道之中。那些路的名字大多是汉地的地名,那些商店的名字也基本是汉地商店的名字,迎面看见的、错臂而过的、回头瞥见的,都是再也熟悉不过的汉人的模样,就像是我根本就没有离开汉地一步,无论走多远、多久,依然还被困在他牢牢攥住的手心里。 太阳岛 一直以来,我对城北的太阳岛很有兴趣。此乃整个拉萨最为光怪陆离的角落,堪称今日拉萨的缩影,值得给那些去采访的外媒记者或去旅游的外族朋友隆重推荐。 从前这里叫做“江玛林卡”(长满可以做扫帚的野草丛林),有树木有沙滩有拉萨河静静流过,小桥的两头挂满了重重经幡。又被戏谑为“古玛林卡”,意思是小偷藏身的园林。1994年,经由一位在西藏最具盛名的汉人画家推介,来自澳门的开发商与当局合作,将这片野生园林改建成了赌场,之后有内地富豪接手改建成中和国际城,很快这里成了拉萨最大的、最公开的红灯区,云集上千名妓女。 网上有篇关于拉萨性工作者的调查报告,称在拉萨流传这么一句话:“没钱的逛二环路,中产阶级进天海夜市,高产阶级拜太阳岛”,并写到:“在拉萨的二环路,三环路和四环路上散布着无数的来自于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的少女、少妇,甚至包括许多中年妇女,在整个拉萨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9】一个从深圳去拉萨的汉人嫖客得意洋洋地在网上介绍嫖娼心得:“中和国际城是拉萨真正的红灯区,高中低档的都有,尼泊尔的,俄罗斯的也有,国外的贵,还丑,建议支持国货,中和国际城到底有多少小姐,没数过,反正中和国际城方圆5公里最多的店子是卖肉的,哈哈”。【10】 除此,太阳岛还夹杂着各地风味的饭馆、藏獒销售中心(墙上挂着十世班禅喇嘛的巨幅照片,桌上摆着毛泽东的像框)、四颗星的大酒店(有西餐中餐藏餐和印度餐等)、出售性用品的众多成人商店,以及拉萨民族文化艺术宫、拉萨市政府的临时办公室等等。 我去过一个叫做“人民公社”的饭馆,里面供毛泽东像,挂毛泽东语录,服务员一律穿别着毛泽东像章的军绿色服装,几分像红卫兵,几分像红色革命电影里的国民党特工,几分像妖怪。披挂一条洁白哈达的毛像两边,挂着一副对联:“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不忘邓小平”,据悉开饭馆的老板就来自邓小平的家乡,看来的确是富了他。 我还在“民族文化艺术宫”看过一场由官商联手推出的歌舞剧《喜玛拉雅》,演出人员基本上来自中国内地,表演的节目有杂技、魔术,夹杂着貌似印度舞、泰国舞、阿拉伯肚皮舞实则乃一场场色情意味的艳舞,还夹杂着青藏铁路和火车、五星红旗和奥运火炬,就差要求全场起立高唱中国国歌了。尤其恶俗的是,还让一位自称叫什么卓玛的“藏族少女”在台上招亲,被邀上台的男性汉人观众如果答应三个条件就可以当“古格国王”,如果不答应,“藏族少女”娇滴滴地宣布:“就惩罚他磕长头”。 这真是一句非常糟糕的台词,一下子就让这个自称“领军西藏文化”的歌舞剧露馅了。磕长头意味着什么?哪些人会以三步一个等身长头的方式来丈量通往圣地拉萨的迢迢长路?难道他们都是遭到惩罚的人吗?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过?对于藏人来说,磕长头的人都是了不起的朝圣者,他们以折损肉体的苦行表达了极其虔诚的信仰之心,值得垂下头颅向其致敬。然而,在这出充斥着藏文化符号的大杂烩里,原本意味着无量功德的神圣行为却被视为“惩罚”,这即便是玩笑,也太过分了。而真正的图伯特,在这样的玩笑中,分明是被贬低了,被辱没了,被亵渎了。 我还认识两个开茶园的回族人,来自西北的马哈桑和冶成晶,算是太阳岛最早的移民,有过在可可西里挖黄金、猎杀藏羚羊以及在安多矿山的山洞里与熊搏斗的惊险经历。起初生意不错,他们种树栽花,还从青海买来两头骆驼,放在茶园门口,打算给好奇骑骆驼的茶客拍照收钱。可是,骆驼运来了,茶园前面的草滩却被财大气粗又有后台的汉人老板给开发了,建起了幢幢高楼。 “骆驼每天要吃很多草的,但没草吃了,我们又喂不起,想杀了卖肉,可养了一年多,有感情了,舍不得杀,只好卖给罗布林卡的动物园。动物园给了我们一万元,可是我们当初买的时候,一头就一万元。这两头骆驼,一头是公的,一头是母的,还生了一头小骆驼,可惜没多久就病死了。这可能是在拉萨生下的第一头骆驼吧。”马哈桑怅惘地说。 我原以为还真是马哈桑带来的骆驼在拉萨生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头骆驼,直到最近从网上看到一段视频,拍的是1943年的拉萨场景,当然拍摄者是西方人,而结尾处,出现了一群驼峰高高的骆驼,没错,就是在拉萨。 蜜蜂量贩KTV 之所以专门为这个场所写一段,是因为藏历土鼠年八月某日,我被“客仓”(他们)【11】传唤,而不得不提前离开拉萨的前夜,几位年纪比我小的亲友为我和W送行的地点,正是蜜蜂量贩KTV,恰巧位于无奇不有的太阳岛。至今,我还保留着印有该KTV小广告的火柴盒,是这样介绍的:“投资上千万打造的星级健康娱乐品牌,以量贩式经营的娱乐场所,……分别设计出48个不同风格、不同蕴涵的星级豪华包房,……内含30000多首新老歌曲在这里让你体验做歌星的感觉,实现做歌星的梦想”。 这里似乎是一个歌舞升平的热闹人间。来这里欢度时光的人,以有权有钱的中年人或接近中年的人为主。公款消费居多,老板请客也有。官商利益集团,当局体制阶层。有地位的不同、金钱的多少之分,无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区别,从而实现了某种大同。闪耀的,金光闪耀;昏暗的,隐秘昏暗;这里可以让企图炫耀或竭力掩饰的俗人都各得其所。欢歌笑语,醉生梦死,一掷千金,五毒俱全…… 这里已经远离传说中的神圣拉萨,而酷似灯红酒绿的异国都市,然而它就在拉萨,甚至就在拉萨的中心,遥对着朝圣者顶礼膜拜的颇章布达拉,旁邻着转经者虔诚环绕的祖拉康,也紧挨着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区党委政府大院和西藏军区大院。这里有恐惧吗?这里有泪水吗?这里有发自肺腑的低声倾诉吗?不知道。不知道。只知道一点:在拉萨,只要你堕落,你就是安全无虞的。 拉萨有不少这类KTV,并且在网上发布如下信息: 1、男女服务员(20名):主要在客房陪客人喝酒、聊天、唱歌、娱乐、休闲等特殊服务; 2、男女公关各20名:日薪2000元以上,要求:18-35岁,青春靓丽,时尚前卫,充满活力、敢于挑战自我的俊男靓女,主要在包房为客人提供喝酒,唱歌,休闲,聊天等娱乐服务等特殊服务!可兼职。 3、夜场酒水推广(20名):主要为本会所客人提供点歌,开酒,推销酒水,等普通服务; 4、KTV兼职人员(名额不限):欢迎在校学生或在职青年兼职,薪水300-1500元/天,可日结。要求:性别不限,高中以上学历,18-35岁,身高女155mm以上,男170mm以上,形象好,气质佳,普通话标准,为人礼貌,思想开放大胆,应变能力强,有良好的敬业精神,以上人员无须工作经验,本酒店有专业人员引导入行。可兼职待遇:底薪8000+小费+回扣,月收入五万左右。招聘热线: 131xxxx7799,联系人:刘姐。  注释: 【1】《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 薇思瓦纳珊编,单德兴译,页336,页33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瑞士)吉恩•莫尔摄影,金玥珏译,页64,新星出版社。 【3】《文化与帝国主义》,爱德华•W•萨义德著,李琨译,页32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王力雄:《西藏之水救中国,谁来救西藏?》 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92 【5】《老鼠爱大米》是2004年在中国走红网络的流行歌曲。 【6】喝茶:所谓“喝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喝茶只是一种象征,也可以说是对异议人士进行的一种政治活动。简单的归纳就是被当局负责内政保卫的机构邀请,并在任何可以落脚的地方谈话或者说威胁就叫“喝茶”。故有异见人士建立网站“喝茶记”。 【7】单位:这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据说有老外不远万里一到中国,就被这个词儿给搞懵了,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类似的机构。简单地说,单位即有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铁饭碗”,人只要端上了这“铁饭碗”,浑身上下就会散发出某种味道,如何形容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干脆就以“单位”来形容、比喻、描绘它吧。 【8】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奥地利人,登山家和探险家,于1946年-1959年在拉萨生活,著有《西藏七年》一书,是达赖喇嘛童年时代的老师。他在拉萨期间拍摄大量图片,发表于美国国家地理。1997年,他的书被拍成好莱坞大片,由布拉德•皮特(Brad Pitt)饰演他本人。2006年1月7日逝世,享年93岁。 【9】 http://blog.sociology.org.cn/maweimingpku/articles/5198.html 【10】 http://www.publicbbs.com/BBSdetail.aspx?id=10728 【11】客仓:安多藏语,他们。在民间的安多方言中属于一个特殊的指示代词,专指当局、警察、军人、国保。 (首发于民主中国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7318 ) 延伸阅读: 拉萨:由东向西的地方志(一)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4/blog-post_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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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王占阳:中国应能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

王占阳:中国应能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 进入专题 : 主义    ● 王占阳 ( 进入专栏 )        “主义”是现代学术思想的灵魂,是它的发动机、指南针和价值尺度,也是近现代社会变迁方向的指示器          从近现代世界史看,大国崛起普遍伴有思想方面的世界历史性的贡献。中国是超大型国家,所以更应能在崛起过程中做出世界历史性的这种贡献。但我们首先应当想明白:如果我们厌弃主义、只究问题,这种贡献究竟还有多大可能?       本文认为,“主义”是人文社会思想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也是近现代社会变迁方向的指示器。无论是空谈“主义”还是厌弃“主义”,都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国应能提出世界性的“主义”。这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主义”的内涵是“至上”            九十三年前,胡适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对子:问题与主义。这在当时虽有偏颇,但也有其合理性。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它又变成一种更加偏颇、也更加固定的对立模式。按照这种对立,主义无问题,问题无主义。但主义之争不是在争“主义问题”吗?近现代的“问题”不也是大多来自于“主义”吗?试想,如果人们认为不平等是理所当然的,怎么会有“不平等问题”呢?如果没有女权主义,又怎么会有“妇女解放问题”呢?      更要命的是,这种虚构的对立严重地禁锢了国人的思维,左右了中国的社会思潮。按照这种对立,国人似乎只能做这样的选择了:或者多研究些问题,或者多谈些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而且必有一错。那么,如果不是“多谈”主义、而是“多研究”主义,如果既“多研究主义”、又“多研究问题”,或者如果“多研究主义”、“少研究问题”,那又怎么样呢?可惜,这些合理的选项都被排除了。      于是,我们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潮就总是在这种人为的两极对立之间来回反复。现在则是在倒向这样一个方向:越来越多的人士正在厌弃“主义”,以至于主张废掉这个词。但这并不是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近,反倒是与之渐行渐远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追本溯源,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胡适误解了“主义”这个外来词。他说:“主义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主义”就是把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这与西语中的“主义”几乎不沾边。虽然当时也有人在论战中强调“主义”的理想性,但也仍然未能搞清“主义”究竟是什么?      “主义”是一个外来词,英文中表示“主义”的就是后缀词尾-ism。ism是“至上”的意思,所以“主义”的内涵是“至上”。“至上”表达的是人的价值选择的结果——价值观。所以“主义”首先就是标志着人的价值选择结果的范畴,即它的首要内涵就是价值取向、价值观。也就是说,在诸种价值之中,你将哪种价值视为你的终极价值、首要价值、优选价值,你的“主义”就是什么。     这就是说,第一,在两种相反的价值中,你肯定哪种价值,就是哪种价值的主义。譬如,在专制与自由之间,你肯定专制就是专制主义者,你肯定自由就是自由主义者。       第二,在多种肯定性的价值中,以哪种价值为首要价值,就是哪种价值的主义。譬如,在都肯定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平等诸种价值的前提下,在这些价值之间又出现某些矛盾因而需要有所取舍时,以自由为首要价值就是自由主义,以民主为首要价值就是民主主义,以法治为首要价值就是法治主义,以宪政为首要价值就是宪政主义,以平等为首要价值就是平等主义。       第三,在全部价值中,以哪种价值为终极价值(最高价值),就是哪种价值的主义。譬如,以自由为终极价值就是自由主义,以幸福为终极价值就是幸福主义,以普遍幸福为终极价值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由此可知,“主义问题”首先就是价值选择问题,“主义之争”首先就是价值选择之争,“主义理论”首先就是价值理论。毋庸置疑,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但“主义”又不限于价值观。“主义”的第二大内容就是“大思路”,也就是如何实现它所主张的价值观的大思路,也就是它的工具性、手段性的大思想。这种大思路既可能是科学的,也可能是幻想的;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既可能是清晰的,也可能是模糊的;既可能是系统的理论思路,也可能是大致理论直觉,或某种经验主义的概括……但无论如何,它都是大思路,而不是细节。大思路属于“主义”范畴,细节及其变动则不属于“主义”范畴。       在基本价值观相同的前提下,这种大思路的差异又会进一步地形成“主义”的多样性与差异。以社会主义来说,在这个层次上就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等至少几十种社会主义。       由此可知,“主义问题”还在于这种大思路问题,“主义之争”还包括这种大思路之争,“主义理论”、福利社会主义也还包括这方面的思想理论。毋庸置疑,所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            “主义”也是现实价值体系            实际上,“主义”不仅是主观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实现为现实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在观念形态的“主义”获得实现的条件下,“主义”还包括它的价值目标赖以实现的整个实践体系。在最广泛的情况下,这个体系包括了为实现这个价值目标所必需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文化体系和社会体系,即包括了整个广义的社会体系。就相对较小的“主义”来说,它所需要的体系自然也相对较小。但所有这类体系都是为特定价值目标服务的,因而也就都属于“主义”范畴。       人们往往以为价值只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但实际上,价值不仅包括价值观,还包括价值实现。前者是主观的,后者是客观的,或者至少也是实际存在的。比如,当民主还只是人们所向往的东西时,它只是价值观,不是客观存在,而当民主获得实现后,它就是人们可以享有的价值物了,因而也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了。     “主义”的实质就是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当它还只是观念形态的价值体系时,它是主观的“主义”,而当它成为实践形态的价值体系时,也就是当它外化为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实践体系时,它就成为所谓客观的“主义”了。在这时,它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行为,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运动,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组织,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制度,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社会……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它们都是一种实际存在,而不再只是一种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观和大思路了。       人的世界是一个价值世界。“主义”不是这个价值世界的全部,而是它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小的价值不属于“主义”范畴,只有具有相当重要性的价值才能属于“主义”范畴;分散的、随机的、自然的价值选择不属于“主义”范畴,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观念和实践才有“主义性”。比如普通的购物没有“主义性”,但为实现重要的某种至上价值目标的购物(比如为某种主义的运动购物)就有“主义性”了。在人的价值世界中,以某种重要的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体系(观念体系和实践体系)具有最强的支配力,因而它也正是这一价值世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人的价值世界中,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以某种重要的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体系”,而无论其是否有“主义”之命名。“主义”一词的提出只是使这类现象有了通用名称,而不是人为地创造了这种现象。     英语中用来表示“主义”后缀的“-ism”源自古希腊语词缀“-ism—s”,它到15世纪被英语所借用,16 世纪开始被广泛使用,构建出许多新名词,并且拥有了现代的“主义”内涵(比如despotism,即专制主义)。“-ism”这个后缀具有极强的造词能力, 许多名词加上它都可以构成新词。16世纪以后,西方“主义”繁多,实际更是现代化时期的价值矛盾、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价值理论和相应的学术理论实现了历史性的重大飞跃的一种表现。     大约在19世纪或者更早, 日本人首先把“-ism”翻译为“主义”,后来中国留学生又把这种翻译搬到中国, 以后就流传开来了。“主义”一词虽然也会被滥用,但我们不应因噎废食,重新退回到没有“主义”一词的古代状态去。       “主义”现在已是全球范围的通用语,而且经常有很高的使用频率。废弃“主义”一词将会使中国再次与世界脱轨。以目前全球使用频率最高的“恐怖主义”一词来说,把它缩写为“恐怖”,意思就全变了,全世界都听不懂,这又如何实现国际交流呢?           没有现代“主义”就没有现代学术,也没有现代文明          “主义”现象贯穿历史,遍布世界,但到目前为止,在学术思想界,还是西方国家的“主义”最多。翻开任何一本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说史,我们都会看到各种“主义”在其中,而且它们的地位很重要,其主要的“主义”尤为学术思想的主流之所在。学说史是这样,学术思想的现状也是这样。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就曾爆发过一场世界性的“主义”大论战,社会民主主义挑战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也介入其中。       西方学术界“主义”繁多,尽管其中也有泡沫,但主流仍然是积极踏实的,成果也是异常丰硕的。这反映了他们的价值理性、价值思维很发达,为实现价值目标而服务的学术思想也很发达,而不是表明了他们比缺乏原创性“主义”的中国学术界要浮躁。这些丰硕成果也是使之赖以在国际学术界居于主导地位和拥有强势话语权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而且在他们的论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范围内,这种话语权也不是所谓话语霸权,而是真理的说服力所形成的影响力。这些丰硕成果更是使西方国家赖以在近几个世纪内崛起的深厚的思想资源,也是其赖以崛起的精神密码之所在。诚然,在西方的“主义”之中,也包含有不少不足、错误和糟粕,但当我们在整体上审视西方学术界的时候,我们更应看它的优点,而不是看它的缺点。因为,看它的缺点并不能使我们学到什么,看它的优点才能使我们获得长足进步。       在这里,我们尤应从中领悟到,“主义”是需要富有思想性和学术性的潜心研究的,“主义研究”也是学术思想赖以深入发展的一种主要途径。这主要表现在,作为“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当“主义”已是一种实际存在时,它需要以适当的“主义”命名获得概括,进而得到专门的系统研究。当它还只是一种模糊的价值理想时,它更需要思想家的深度开崛以形成明确、深刻的价值观和价值理论,并形成和发展它赖以实现的富于科学性的大思路。当学者认为事物的某个方面最重要、进而形成相应的学说体系时,还会形成纯粹学术性的“主义”,如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行为主义、幸福主义等等;在这时,即使是有片面性和失误,这种“主义”也是人们赖以通过“片面的深刻”探求真理的一种主要形式和途径。当诸如此类的原创性的“主义”提出后,以它们的理论文本为对象的“主义研究”也会随之发展起来;这种研究包括理解性研究、验证性研究、评价性研究,以及由此导致的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当“主义”文本形成源流关系后,对于“主义”的学说史研究也发展起来了,进而知识社会学式的学说史研究也发展起来了。当人们对于自己所认同的“主义”掌握到一定程度时,又会根据实践需要发展出对于主义的各种应用性研究。       由此可知,“主义”是现代学术思想的灵魂,是它的发动机,是它的指南针和价值尺度,是它的客观研究的方向和动力,是它的生命线,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从学术上看,没有现代“主义”就没有现代学术。从实践上看,没有现代“主义”就没有现代文明。            大国崛起应能包括世界性的“主义”贡献            我国的现代化首先是派生型的现代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必须首先尽可能地汲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这样才能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毋庸置疑,我们在这方面仍然做得很不够,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只是照搬外国学说固然不行,只把外国发现的普遍价值和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践也不够。我们必须有原创性的基础理论,特别是必须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这样才能弥补“拿来主义”的严重不足,也才能在与全人类的共同进步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我们有这种需要,也有这种能力,更需这种信心与努力。     这是因为,第一,这是一种世界历史规律。从世界近现代史看,任何大国都是在某种程度的新环境中崛起的。这种新环境首先就是世界性的新环境,同时又是在世界历史中具有前沿性的?肽诒涓锏男禄肪澈托履烟狻U饩褪怪?匦肴险娴孛娑孕虑榭觯?岢鲂挛侍猓?饩鲂挛侍猓?蚨?簿捅匦胧迪窒嘤Φ乃枷胛幕?葱拢?庵中碌乃枷胛幕?脖匦刖哂心持殖潭鹊氖澜缌煜刃裕?庋?拍苁怪?ü?饩鍪澜缜把匚侍舛?迪肿陨淼尼绕穑??馔?币簿驼?切滦舜蠊?杂谌死嗨枷胛幕?氖澜缧缘闹匾?毕住S捎谡庵止媛桑?獯罄?毕琢宋囊崭葱耍?⒐?毕琢俗杂芍饕澹?ü?毕琢似裘伤枷耄?拦?毕琢恕度巳ㄐ?浴罚?鹿?毕琢斯诺湔苎Ш吐砜怂贾饕澹?鸬涔毕琢嗣裰魃缁嶂饕謇砺邸??衷冢?丫?值街泄?Φ焙捅匦牍毕啄持侄?鞯氖焙蛄恕     第二,这是在世界性资源、环境压力下实现我国的现代化、世界和平和世界性的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也是我国能够予以满足的需求。由于地球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西方过度消费的现代化实际是不可能普及到全世界的。由于中国不是可以搭便车的小国,而是超大型国家,而且目前又是全球三、四十亿人一起奔向现代化,全球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又已很明显,这就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实现过度消费的现代化,而且全人类也不可能沿着这条道路持久地走下去。由此,探索和创造新型的现代化就成为了全人类的历史任务。但它又不能不首先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历史任务,因为要让发达国家从过度消费退到适度消费非常难,而对中国来说,不仅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很急迫,而且资源、环境的刚性压力也在要求我们尽快解决这个大问题。       实际上,这种新型现代化只能是适度消费的现代化。但要转向这种现代化就必须解决深层次的价值观问题。过度消费的现代化体现的是消费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泛滥又与文艺复兴以来世俗价值观缺乏终极关怀的缺陷密切相关。所以,全球化时代无疑需要“重估一切价值”,而且这种“重估一切价值”已经应当和必须上升到终极价值的层次上了;只有站在终极价值的高度才能“重估一切价值”。这种深植于人性深处而又为时代迫切需要的终极价值实际就是普遍幸福。所以,我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普遍幸福主义就是人类的终极“主义”。普遍幸福主义非常适于解决人类正在面对的资源、环境大问题。因为它告诉人们,实现幸福所需要的财富并不是多多益善,而是适度即可。实现富裕幸福后还有两个无限的幸福源泉,一是利他,二是追求高层次需求满足所获得的幸福,特别是精神幸福。这就可以使人们从追求过度消费的现代化转向追求适度消费的现代化,尽管同时也还必须有制度约束相配套。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就有幸福主义,近年来幸福主义又在复兴,但它还没有明确系统的普遍幸福主义,也没有“普遍幸福主义”这个词,这就表明我国也是能够做出世界性的“主义”贡献的。       第三,我国所拥有的某些重要有利条件也使我们应当和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是我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而且这是一个巨大国家的大变革时期,这使历史的深层次东西也都浮到表面上来了,这就特别有利于人文社会科学实现重要的理论发展。西方也曾经历过这个阶段,但那时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比较低,分析工具比较少,现在又已远离这个阶段,学者们普遍对于这种大转折感到比较隔膜,这就是它的固有局限性。而中国现在则是能够利用现代分析工具认识当前的大变革及其透露的深层历史信息,这就拥有了西方学术界也羡慕的提出重要学术理论(包括纯粹学术性的“主义”)的特别有利的条件。二是中国人聪明。一位德国物理学家评论说:世界上最聪明的,第一是中国人,第二是犹太人,第三是德国人。杨振宁也说,他的主要贡献实际就是证明了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这种在几千年文明熏陶中形成的智能,也是我国的一大优势。三是人口非常多。这意味着我们的天才非常多,而且在相对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就有可能汇集起较多的人才来,而这也是任何中小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的。      由此可知,我国确实应能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应像杨振宁先生那样,敢于和善于挑战世界最前沿、最困难的理论问题,敢于和善于站到人类理论思维、理论创新的最前沿。我们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信心和勇气,才有可能为此付出踏踏实实的努力,也才能取得相应的重要成就。这种成功,不仅将是我国真正崛起的重要标志,而且也将是人类文明的新曙光。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进入 王占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主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71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6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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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權交易 薄案揭大陸亂象

編譯中心綜合紐約21日電 紐約時報通曉中國事務的資深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21日撰文評論薄熙來事件。他說,中國目前人人放言談論薄熙來醜聞,北京當局已無法掌控言論,可能對中國領導層產生深遠影響,因為這個事件凸顯中國政治體制無力,錢權交易普遍,貪腐深化。 紀思道指出,言論大膽的「財新」雜誌,一語中的,它說:「薄熙來失勢事件,凸顯需要限制政府權力。在目前的發展階段,中國提供了太多的誘惑,錢權交易普遍。」 紀思道說,在當今的中國,即使是好人也「收錢」,因為人人如此。動手術的醫生向病人家屬收紅包;記者收賄賂寫報導;校長收錢才讓學生入學。他說,他的一個中國朋友是處理貪腐案的法官,只要收取被告的賄賂,就可富足過日子。另一個朋友是政治局委員之子,只要把自己的名字讓建設公司用一用,就可進帳數萬美元。 中國貪腐的程度令人咋舌,難以想像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竟然富可敵國,在美國和瑞士的銀行坐擁28億美元存款。整個背景是,中國有權有勢的精英分子實在太富有。 紀思道說,在中國字裡,「權」、「錢」發音相近,而且可相互轉換。他說,中國政治體制應付過極為棘手的挑戰,但如今已出現嚴重裂痕。多年來,改革派領袖李瑞環和溫家寶等,力稱應進行政治改革,中國共產黨官員也看出需要加強監督。 中國領導人應多多留意中國記者姜維平多年前的報導,他當時即揭發薄熙來的貪腐和濫權,但中國領導人把姜維平抓起來了。如今,在中共黨內都有人不滿即將卸任的總書記胡錦濤把政治體制「凍結」。預料他的接班人習近平比較傾向於自由化,為了中國的福祉,紀思道衷心希望如此。 他說,中國百姓對薄案為中國領導人帶來的矛盾,心知肚明,目前正流傳這樣一個笑話:在專門監禁高官政治犯的秦城監獄裡,一個囚犯說:「我是因為反薄熙來被關進來的。」第二個說:「我是因為支持薄熙來而入獄。」第三個囚犯說:「他X的,我就是薄熙來。」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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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矢志不渝革命路 风雨铸就生死情——纪念曾山和陈正人逝世40周年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5 次 更新时间: 2012-04-22 10:34:08 矢志不渝革命路 风雨铸就生死情——纪念曾山和陈正人逝世40周年 进入专题 : 曾山 陈正人    ●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从土地革命的开展到新中国的建立,从贫困的农家子弟历炼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地方及部门领导人,曾山与陈正人这两位生长在红土地江西的革命家,抱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在几十年的拼搏奋斗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彼此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今年4月,是他们两人逝世40周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投身革命          曾山与陈正人,一个穷苦学徒,一个贫困学生,在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中找到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并用一生的实践去执著追求。     1899年12月12日,曾山出生于赣江岸边的吉安县永和镇锦源村,乳名洛生,学名宪璞,字玉成,号如柏。说来也巧,8年后的同月同日,陈正人出生于赣江支流遂川县泉江上游的盆珠乡大屋村,原名陈林,乳名辛古。     曾、陈两家相隔100多公里。曾父和陈父都是清末秀才,两人都以教书为生,在本乡本土较有威望。起初,两家的境况还不错,孩子到了读书的年龄都能上学。曾山小时候跟随父亲念书,陈正人7岁时进入私塾。但是,这样的光景没有维持多久,曾、陈两家的家境随着国势的衰微而逐渐破落。     曾山断断续续念了两三年书后便辍学,帮助家里种田干杂活,聊以维持生计。1915年,村里连遭水灾,为了生活,曾山听从父命,到赣州一丝线作坊当学徒,一干就是5年。老板对忠厚、勤恳的曾山十分满意,但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并没有让曾山学到全部的手艺。     1921年,曾山毅然离开赣州回到吉安老家,借了33块钱开店做小买卖。为了防止地痞流氓和军阀恶棍寻衅滋事,曾山一面经营小店,一面拜师习武,练就了一身好筋骨。但是,在那个土劣横行的年代,当地的豪绅还是买通官府,将曾山苦苦经营两年的小店整垮。经历了生活的一个个波折,成年的曾山又一次陷入困顿和迷惘。     陈家也很不幸。陈正人8岁那年,父亲病故,家庭生活内外交困。无奈的母亲在生活的重压下,希望陈正人去学门手艺,做做生意,以减轻家庭负担。但陈正人一心向学,而且很快不满足于私塾学习,渴望到开明的新式小学学习。对此,母亲没答应。于是,他就以逃跑的方式反抗。最后,母亲只好借钱让他入了小学。     1924年,陈正人小学毕业后,背着家里借路费带病往吉安应考,被省立第六中学录取,然后又从朋友那里凑借了20元钱进了学校。因缴完学膳费后身无分文,整个学期陈正人未敢出校门。秋冬季节,衣单被薄,瘦弱的身躯不堪寒冬的侵袭,身体从此落下了肺病病根。     1925年,陈正人遇到了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人——曾延生,即曾山的胞兄。曾延生曾参加领导上海日商纱厂的“二月罢工”,五卅运动后,受党指派,以上海工商学界代表的身份回到江西,被吉安学联委任为“驻会沪案干事部”特别干事。在他的领导下,吉安很快掀起了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帝风暴。陈正人在运动中结识了曾延生,并得到曾的极大帮助。经曾延生和郭佐唐两人介绍,陈正人秘密加入共青团,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他将原名陈林改为陈振铃。     7月间,曾延生回到家乡农村开展革命活动。他召集20多名青年学生和农民组织进步团体——觉群社,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此时,迷惘中的曾山为哥哥火热的革命激情所感染,毅然加入觉群社,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6年10月,经过斗争考验,由曾迎祥介绍,曾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迅速成长          曾山、陈正人分途走上革命道路后,迅速成长为杰出的革命斗争地方领导人和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坚定追随者和探索者。     1926年春,陈正人调中共江西省地委秘书处工作。北伐军攻克南昌后,江西省党组织决定陈正人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指导员身份回遂川组织国民党县党部。同年冬,他秘密建立了中共遂川县第一个党组织——遂川特支,担任书记,领导遂川工农及各界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斗争,点燃了家乡革命的火焰。     刚入党的曾山也在家乡吉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组建了区委和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清算公堂账目,焚烧契约,抗缴地租和解放私婢公娼,实行婚姻自由,开办夜校,禁烟禁赌等斗争。1927年1月,曾山被选为新成立的县农协执行委员。     7月底,江西省委决定陈正人回吉安开展武装暴动,以配合南昌起义。经吉安党组织介绍,陈正人又赴万安任职。11月,与曾天宇、张世熙等人组织领导了著名的万安暴动。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城后,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将身在万安的陈正人调来遂川。中共遂川县委成立后,陈正人任县委书记。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执笔起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代表工农利益的施政大纲——《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施政大纲》。自此,陈正人跟随毛泽东致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先后担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第一届委员和第二届副书记,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斗争中,他按谐音将名字由陈振玲改为陈正人。     1927年10月,曾山被迫离开吉安,前往广东加入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并参加了广州起义。年底,曾山因广州起义失败又回到吉安。在县委领导下,他在芳井建立秘密党小组。1928年初,先后担任泰和边区和官田永福区委书记。4月始,赣西特委领导的东固革命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沟通了联系。5月,为配合井冈山的斗争,曾山遵照吉安县委指示,领导官田暴动,揭开了吉安西区农民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6月,曾山被赣西特委派往吉水组建县委,并任书记。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撤出井冈山、进军赣南后,湘赣边界特委陈正人等和红五军彭德怀部、红四军王佐部留守井冈山。下旬,井冈山失守,红五军杀出重围,特委和地方武装被打散。陈正人夫妇在组织群众撤离后错过时机,未能突围,只好折回井冈山,转入深山老林。在荆竹山党组织的帮助下,陈正人找回一些被打散的战士,重建起一支游击队,苦苦坚持斗争40多天,直到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得知消息,才将他们接应下山。之后,湘赣边界特委恢复工作,继续领导边界群众开展游击斗争。蒋桂战争期间,陈正人与何长工、王佐等率领红三十二团和边界地方武装收复了大部分失地,为红五军打回井冈山和后来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2月,曾山离开吉水,奉调赣西特委工作。中旬,红四军在取得大柏地战斗胜利后前往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师。赣西特委书记李文林在向红四军前委汇报工作时,对曾山作了介绍和评价。毛泽东等听后很满意,希望曾山随军行动,开展地方工作。3月初,曾山随军进驻福建长汀。此时,吉安周围各县因受朱毛红军的影响和推动,革命形势高涨,曾山很快回到赣西。为适应斗争的需要,根据特委书记冯任建议,改名曾如柏为曾山。11月,领导建立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并担任主席。     1930年2月,二七会议召开。会上,曾山提出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为了统一指挥,红四军前委扩大为领导红四、五、六军和赣西南、闽西、东江根根地的共同前委,毛泽东任书记,曾山是五个常委之一。3月,随红四军行动,下旬当选赣西南特委委员、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5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          并肩战斗          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曾山和陈正人并肩战斗在一起,开始了40余年的生死交往。     1930年5月,陈正人由安福县委书记调任赣西南特委北路行委书记,管辖吉水、峡江、安福、分宜、新余、袁州6个县委和吉安县之儒行、坊廓、延福区委以及萍乡党组织,积极为红军攻打吉安努力工作。曾、陈二人的名字第一次在党的同一个领导机构中会合。     6月,从第六次攻打吉安起, 曾山担任总指挥。不久,当选为赣西南特委常委、书记。10月4日,率10万余赣西南地方武装和群众,配合红一方面军总攻并占领吉安城,赣西南广大红色区域连成一片。6日,根据中央指示,赣西南党团组织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李文林任书记,陈正人任宣传部长(不久代理书记),曾山任常委。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中山广场宣告成立,曾山任主席。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和群众领袖,红一方面军和赣东北、湘鄂赣等根据地的领导人共53人组成执行委员会,陈正人是执委之一。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有力推进了全省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0月25日,在毛泽东主持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召开联席会议,即“罗坊会议”。曾山、陈正人在参加峡江会议和太平圩会议后继续参加这次会议。为打破日益逼近的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可当时部分红军和地方干部坚决反对。关键时刻,曾山、陈正人等先后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促使会议于30日作出“诱敌深入”重大决策,为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后,为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曾山领导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进行了筹措给养、设立兵站、坚壁清野、维护交通、组织支前等一系列精心准备。作为省行委宣传部长并代理书记的陈正人要召开各种会议、编写宣传提纲和标语口号、向群众宣讲形势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动员群众参军支前、组织群众开展对敌宣传以瓦解敌军斗志,忙得不亦乐乎。然而,就在第一次反“围剿”期间,发生了富田事变。当时,曾有人诬告曾山是AB团,陈正人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冒死相救,才使曾山幸免于难。     从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相继取得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大苏区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月15日,中央为加强对苏区的领导,于宁都小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曾山为委员。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撤销江西省行委及其下属各组织,于1月17日成立了相当于省委的中共赣西南特区委,由陈毅、曾山、陈正人、朱昌偕、杨成芙5人组成临时常委会,陈毅任书记,陈正人兼任宣传部长。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曾山、陈正人均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并同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月上旬,苏区中共江西省委在兴国成立,李富春任书记,陈正人任组织部长,曾山任常委。在李富春到任前,由陈正人代理书记。     1932年5月1日至15日,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兴国召开,曾山当选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财政部长,陈正人当选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此后,两人的名字不仅经常在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各种训令中同时出现,而且实际工作中也是密切配合、相互支持。曾山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我是省苏主席,陈正人同志是党团书记。在党内,我们大家是在陈正人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他思想敏锐,能力强。在他的领导下,大家心情舒畅,劲头十足,工作大有起色。” 这虽是曾山的过谦之词,但却足见当时他们工作的协调、融洽。          满门忠烈          曾山、陈正人积极参加并领导革命活动,激起了反动派的极端仇恨,他们多次被作为“匪首”遭到通缉,他们的亲属也历经磨难,其中一些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曾山的父亲曾昭藻,在1929年就担任吉安县地下交通站的秘密联络工作,先后三次被捕入狱,每次都受尽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1930年5月,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牢里。     曾山的哥哥曾延生,是江西早期地方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3月,与妻子蒋竞英在中共赣南特委机关所在地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夫妻二人坚贞不屈,4月同时被杀害于赣州城郊。     曾山的弟弟曾炳生,1926年和曾山一起入党,1927年8月因叛徒告密而被捕,被敌人杀害于九江沙河。     1930年11月,毛泽东在路过曾山家乡时,曾亲自慰问过曾山的母亲康春玉,热情赞扬这个光荣家庭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付出的重大牺牲。     1961年底至1962年初,曾山回乡探亲时,曾挥毫写下了感人至深的对联:“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这是对他自己的家庭为革命事业付出巨大牺牲的具体概括。     陈正人的母亲张龙秀由于儿子是著名的共产党人而遭到敌人的追捕。她本是遂川县城人,19岁时嫁给大屋村前清秀才陈治安为妻。她心地善良,为人忠厚,是典型的贤妻良母。1928年2月,敌人抓住陈正人的母亲后,威逼她劝儿子投降,张龙秀坚贞不屈。这个虽然并不懂多少革命道理的老人怒斥敌人,并预言革命终有胜利的一天。敌人残忍地割去她的双乳,又用梭镖在她身上刺了28个洞,最后才射出罪恶的子弹。国民党匪徒残酷杀害母亲的暴行传到陈正人耳中时,他十分悲痛,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     全国解放后,张龙秀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1年春,遂川县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女英烈,在大屋村修建了张龙秀烈士墓。墓碑上刻有陈正人题写的“碧血千秋怀母德,青山万古蔼慈云”的挽词。在烈士墓右边的三角形纪念碑上刻有当时的遂川县县委书记陈元法、县长吴克汝题写的挽词:“悼念母亲,为革命儿子死于敌人刀枪下的母亲,永远光荣。”          严峻考验          中国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一个由苦难到辉煌的历程。曾山和陈正人在党的曲折历史中,为了坚持真理,都经受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     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其中,在福建开展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以及在江西开展的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斗争,实际都是针对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而来的。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由于曾山、陈正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都被划为“毛派分子”。先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正人就曾被扣以“包办特委”、“副书记专政”之名,留党察看一个月。在这场反对“邓、毛、谢、古”的错误斗争中,身患重病的陈正人又被归入“邓、毛、谢、古”的同伙,勒令写检查、发声明。陈正人断然拒绝写任何东西。当时的团中央机关报公开点名对陈正人进行攻击。“左”倾错误领导人指责曾山在省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没有指出“苏维埃系统中没有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原因”,缺乏“自我批判”精神,逼迫曾山反对毛泽东。曾山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在发展中央苏区、壮大红军队伍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而被降职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     1934年9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夕,曾山被委任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留守江西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后,江西苏区的斗争环境更加严峻。为加强江西苏区的军事力量,中央分局将6个连(实际只有300多人)拨给曾山。至11月23日,江西苏区全部县城和交通要道均被敌占领。接着,敌人又设置四道纵横交错的碉堡封锁线,将留守红军团团围住,并设立“绥靖区”,组织分块“清剿”。曾山等率部与“进剿”之敌周旋,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的任务。     长征前夕,病中的陈正人到中央要求随主力红军行动,未被允许。鉴于敌军进攻的严峻形势,腿部负伤、作为留守中央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毅,劝导病中的陈正人转移到白区治病。1935年2月间,陈毅先后两次安排部队护送陈正人转移。4月,陈正人被护送到广东兴宁,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化装成商人安全转移到香港。后又抱病赶到广州,在这里才发现彭儒已脱险,住在广州她哥哥彭瑛的家里。夫妻汇合之后,他们又辗转至湖南宜章县奇石村彭儒的家乡,以教书为名隐蔽下来继续治病。     1935年1月,曾山率省委机关和红二团突破封锁线,到达东固地区,与胡海领导的公万兴特委和红四团会合。3月,敌人发现了曾山在东固的行踪,遂调重兵包围。曾山率红二、四团转往兴国崇贤,与红十三团相遇,部队因此集中了2000 多人,敌人为之震惊,不断增兵加紧包围。为了分散敌人注意力,省委决定分路突围。曾山与胡海分手时,拿出一面写有“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分为两半,曾山留“艰苦”两字的半面,胡海留“奋斗”两字的另半面,相互约定待胜利后再把这面红旗缝合起来。不料,胡海在突围途中遭强敌袭击,被俘牺牲。曾山率红二、四团近千人向北突围,4月中旬到达乐安,月底转移到新干。经过浴血奋战,大部分同志牺牲,部队最终被打散。敌人四处张贴“捉拿曾山,赏洋八万元”的布告。 5月,曾山只身突围,从吉水乘船到南昌,月底辗转到达上海。9月,在上海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奉党指派,赴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西安事变后,陈正人得知党中央已在西北重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是心驰神往。1937年5月,他带着尚未痊愈的病体,毅然离开湖南宜章,经广州、上海、南京,辗转到达西安,找到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又寄了路费给彭儒,使她到达西安。6月,陈正人夫妇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毛泽东为他俩能活着回来感到非常高兴,在听完陈正人汇报主力红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情况以及他们突围找党的过程后,欣慰地说:“你们这些留在苏区的同志能冲破艰险,战胜敌人,来到延安,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但是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它的党员、它的干部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你看,你们不是又回到这里来了吗?”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曾山、陈正人在中央苏区时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处罚给予重新审查并决定撤销。曾山在会场上亲自听见,远在新疆养病的陈正人也收到中央书记处为此发来的专电。他们所坚持的真理最终得到了党的肯定和历史的检验。          生死不渝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曾山、陈正人志同道合、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结下了生死不渝的革命情谊。     1937年11月29日,曾山与王明、康生、陈云等同机从苏联飞抵延安。分别三年后,曾山与陈正人相聚在党的怀抱。     然而,相聚是短暂的。12月底,曾山等奉党中央之命,带领30多名干部离开延安前往武汉、南昌,投入新四军部队的编组和东南分局的筹建工作。两位战友从此天各一方,各自为党的事业奋斗,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相见。     1949 年3月,中央在考虑解放后的江西政权建设问题时,研究了主政江西的人选。由毛泽东亲自提名,中央决定任命陈正人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当曾山得知老战友将要南下回家乡主持工作时,特打电报请董必武转告陈正人:“我愿回江西,在你领导下做一份经济建设工作,只要组织上批准,当遵照随你南下。”谦逊的言辞表达着对战友的信任和对故土的思念。5月, 陈正人任江西省委书记,曾山任上海市副市长。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曾山任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1952 年夏,曾山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家乡吉安探亲。当他在南昌转车时,与久违的战友陈正人相见。返回南昌时,曾山原打算到庐山休息。但陈正人告知,陈毅来电报催他往莫干山相会。曾山只好取消计划,与陈正人匆匆告别,赶赴莫干山。然而,事有凑巧,曾山在当年10月赴北京,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商业部长、党组书记;陈正人也在当年11月赴北京,出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此后,曾山与陈正人虽不在同一个部门共事,但毕竟同在首都北京,同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工作,相互之间往来甚为频繁、密切。     然而,谁能料想,“文化大革命”时,时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的曾山和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都受到残酷冲击。陈正人被指为“二月逆流急先锋”,曾山被当做内务部“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先后被揪出批斗。周恩来总理为了保护老同志,曾安排陈正人等 20多位国务院部委的领导住进中南海,又嘱咐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一份保护曾山的“四点指示”。这样,陈正人在中南海平稳度过了一年零两个月,曾山也因此避免了身体的进一步伤害。     1969年初,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曾山当选为内务部的中共九大代表。在九大上,由于曾山对林彪、江青一伙指名要其揭发批判陈毅一事进行了抵制,在选举中央委员时,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极力反对。最后,毛泽东出来说“在江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曾山才被继续选为中央委员。陈正人最后被造反派关进“牛棚”,隔离审查,连续遭到批斗和毒打,久病的身体愈益虚弱,心脏受到严重损伤,却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病情日益加重。     1972年3月底,毛泽东要看陈正人等几位同志的“检查”,准备“解放”他们出来工作。此时,陈正人病情已相当严重。4月5日,曾山夫妇来探望,叮嘱陈正人要多保重身体。可就在当天,陈正人写 “检查”直到深夜,因心肌梗塞未得到及时抢救,于6日凌晨逝世。曾山闻讯后,第一个赶到陈正人家里,帮助料理后事。面对患难与共的老战友的去世,曾山失声痛哭。他十分感念地对陈正人的儿子说:“你爸爸救过我的命啊!我们比兄弟还亲。”他当即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听后,十分悲痛地说“耽误了!这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八机部军管会本打算草草处理后事,曾山十分气愤,再次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指示说:中央并没有撤销陈正人的部长职务,陈仍是部长,陈的后事由国务院办理,追悼会等他回来开,并且要登报,新华社要发消息,骨灰要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八机部专案组又提出陈正人的所谓历史疑点问题。曾山责问道:“人都死了,为什么还没查清?我和陈毅同志都有证明材料,你们搞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们的证明材料搞没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材料却还在呢?”但军代表坚持要复查,曾山当场同意派专人乘飞机去调查,并证实了陈正人的清白。     4月13日,陈正人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余秋里主持,曾山致悼词。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从外地赶来参加。在讨论悼词时,曾山坚持写上“陈正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等公正评价。为此,他又和造反派争吵,经周恩来审阅后,坚持把这段话补充进去。此时的曾山已身心疲惫。     三天之后,也就是 4月16日,曾山突发心脏病,当夜去世。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为曾山举行追悼会。毛泽东送了花圈,周恩来和朱德等一道参加了曾山的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说:“曾山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努力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十天之内,两位饱经风霜的共和国部长,相继猝死于心脏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然而,真正夺去他们宝贵生命的又岂止是病魔呢?为此,周恩来下决心不顾“四人帮”的阻挠,指示全国各地,对所有老干部,不论是否“解放”,一律立即接回城市检查身体,凡有病者,一律保证住院治疗。后来不少老干部说,他们正是由于这次机会才保住了生命。曾山、陈正人九泉之下若能有知,也会因他们的死换来那么多老同志的宝贵生命而感到欣慰。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今,我们党已经走过90余年不平凡的历程。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曾山、陈正人的英名已被历史擦拭得越来越亮,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也越来越传为佳话。他们的赤子情怀和崇高品德永远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前进的精神力量。           (沈谦芳、周慧芬执笔)    进入专题: 曾山 陈正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550.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矢志不渝革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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