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

龙应台: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文史哲?

在台湾,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讲。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跟法学院的同学谈谈人文素养的必要,主要是由於看到台湾解严以来变成政治淹盖一切的一个社会,而我又当然不能不注意到,要领导台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人物里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这个法学院。总统候选人也好,中央民意代表也好,不知道有多少是来自台大政治系、法律系,再不然就是农经系,李登辉是农经系,是不是?(笑声) 但是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么样的人文素养。为什么不是「政治人物」呢?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许就有四个人要变成总统候选人。那么,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笑声)二十五年之後,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笑声)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么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么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二十五年之後,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么样去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和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么地位?甚至於,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叁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么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写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么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么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份仔,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叁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叁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么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么一个迷宫;进去之後,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么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後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於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么意义;他既不清楚来的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於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么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的走出迷宫。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後。历史对於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以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玻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乾草,真正的枯萎,乾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乾掉,枯乾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後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个团枯乾的草,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么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第叁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乾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色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叁个疯狂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的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我楞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再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後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於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於任何东西、现象、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你又有什么资格来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对於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後,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後,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而在於: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座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座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後,对於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後,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後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後又是一回事。然後你也相信过,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後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後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么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那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么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後,你纳闷:为什么这个社会给了你那么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么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笑)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後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待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投影打出《五蠹篇》)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一个多么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後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以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後,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後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於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汤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成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么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会弹钢琴的刽子手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会写迷人的诗词、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於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後,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後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学生问他为什么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行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四个字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於: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在我们的历史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眼前,不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可太多了啊。 一切价值的重估 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是,事实上,什么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着什么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权利我就失去了隐密的权利;你有掠夺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夺的自由。解放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捆绑。而价值的多元是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价值?我想当然不是的。 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考验;一切价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个书名,表示在他的时代有他的困惑。重估价值是多么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於是又回到今天谈话的起点。你如果看不见白杨树水中的倒影,不知道星空在哪里,同时没看过沙漠玫瑰,而你是政治系毕业的;二十五年之後,你不知道文学是什么,哲学是什么,史学是什么,或者说,更糟的,你会写诗、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同时却又迷信自已、崇拜权力,那么拜托,你不要从政吧!我想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诚恻怛」的政治家,但是它却充满了利欲薰心和粗暴恶俗的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文素养的有与无。 二十五年之後,我们再来这里见面吧。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意兴风发的总统候选人坐在台上。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尽其所能读了原典之後对世界有什么自己的心得,希望看见你们如何气魄开阔、眼光远大地把我们这个社会带出历史的迷宫—-虽然我们永远在一个更大的迷宫里—-并且认出下一个世纪星空的位置。 这是一场非常「前现代」的谈话,但是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属於自己的「现代」之前,暂时还不必赶凑别人的热闹谈「後现代」吧!自己的道路,自己走,一步一个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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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 | 宪政改革的瓶颈与突破(上)

2011年09月22日 10:57:45         共识在线第17期:       众所周知,就和法律不等于法治一样,宪法和宪政也是不能互为一谈的两回事。中国验证了这一常识。在1978年开始的经济和法治改革三十年中,不同层级的立法者制定了众多法律、法规、规章,但是中国至今仍然面临着如何落实这些法律规范的问题。对于1982年宪法来说,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更大,因为民法、刑法乃至行政法都可以通过诉讼形式获得一定程度的实施,惟独“国家的根本法”却因为迟迟不能进入诉讼而至少得不到司法的实施,从而使中国长期陷于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困境。     从辛亥革命至今,中国一直面临着“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困境。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中,中国历届政府制定了一部又一部宪法;除了1975年的“文革宪法”和1978年受“文革”影响的宪法之外,每一部宪法都罗列了许多公民权利,但在实践中却难以落到实处。如何实现从宪法到宪政的根本转变,已成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共识网邀请中国著名宪政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与网友共同探讨:宪政改革的瓶颈与出路。          嘉宾:张千帆教授     主持人:邵梓捷     地点:共识网访谈室       嘉宾介绍:张千帆,1964年1月生于上海。1984年7月南京大学固体物理学士,1989年12月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1999年8月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教育部宪法与行政法重点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张千帆教授的主要学术方向包括: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司法制度;中西方政治、道德与法律思想。主要著作有《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控》、《美国宪法与政府体制》、《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译著《宪法决策的过程》等。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我们共识在线所邀请的嘉宾是张千帆教授,来给我们讲宪政改革的瓶颈与出路。现在请张教授与我们的网友先打个招呼。       张千帆:大家好。       主持人:张教授这么多年对于宪政改革的关注一直很深入。       张千帆:对,我的专业就是教宪法。       主持人:您的求学经历中间转变很多。最终怎么会选择“宪政”这个学科呢?       张千帆:我觉得中国比较需要,当时面临选择的时候也是考虑究竟是学法律还是政治学?最后两者都学了,宪政等于是法律和政治的结合。       主持人:您在法学院做教授这个我们也了解一些。今天这个话题是关于“宪政改革的瓶颈与出路”,首先在这个标题上来看,您觉得“瓶颈”是什么?       张千帆:宪政改革的最主要的瓶颈,就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和政治结合起来的既得利益。这个既得利益者在改革过程中会受到冲击,他就会作为一种改革的障碍,这个是我们说的宪政和改革的主要的瓶颈。       主持人:您能给我们稍微具体举一些例子么?比如说目前您觉得哪些既得利益者能够跟宪政改革发生冲突。       张千帆:可以说无所不在。因为我们主要考虑的“既得利益者”就是和公权力挂钩的——凡是和公权力挂钩获得的不正当利益都是作为一种既得利益者。比如说,近两年讨论最多的“征地拆迁”,显然是政府官员的一种既得利益者和开发商的既得利益者两者结合起来。在没有民众参与的时候,这两部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者,就可能建立在多数人公共利益的基础上。       主持人:咱们就这个例子说下去,“征地”这个问题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他的利益在哪?       张千帆:对官员,有政绩、也有好处,而且有的好处是对于整个政府,有的是对于官员个人。对于政府,是提供土地财政,除了满足一些日常的公共需求的开支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三公”消费。最近中央也要求要公开“三公”开支,这是一块。在批地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幕后交易。可以为官员利用公权力寻租提供很多机会。为什么土地问题产生那么多社会冲突?之所以产生社会冲突最直接的就是被征地和拆迁的居民和农民补偿不够。为什么不多给点补偿呢?这就是既得利益者发生冲突。所以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允许改革的。一旦发生冲突,既得利益者很容易成为改革的障碍。       主持人:我们从头说一下关于宪政改革的背景话题。我们国家从新中国以来,有几次关于宪法的比较大的改变或者修订?您能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吗?       张千帆:1949年以来中国有四部宪法,还有一部基础性文件,等于是有五部宪法性文件:49年的《共同纲领》、54年宪法、75年宪法、78年宪法还有现在的82年宪法。50年代宪法和82年宪法有比较多的相似点。中间经历了文革,经过了这么一个波折。到了82年重新制订宪法之后又到现在有四次修订,分别在88年、93年、99年、04年通过,是对宪法的补充完善。       主持人:我们国家从新中国以来,修订宪法的频率和国外对于宪法修订的频率相比,有没有一些区别?比如以美国为例。       张千帆:和美国相比修改的频率要多,但美国事实上也是西方国家的一个例外。比如法国跟我们国家差不多——我们国家从民国开始算有十几部宪法,法国从法国革命也有十来部宪法。即便它在1958年有现行宪法之后,有比较多的修订。到现在我想它修改的频率应该和我们是可比的——从修改的文字上、数量上来说两者可比。我们说美国宪法是一个例外,从1788年开始是很稳定的宪法,而法国、德国也经历了很多波折,但是一旦定型之后,即使对宪法也有修补,那些修补也都是技术性的,比较次要的,大的方面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和补充。因为基本原则在宪法中都已经规定了,在以后的发展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突破。我国宪法和他们是不太一样的。       主持人: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会修订宪法?       张千帆:国家修订宪法无非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认为这个宪法条文和现实滞后,在这个时候他们会选择修订宪法。比如我国1982年制订宪法的时候,虽然进入了改革开放,但是毕竟是初期,有很多理念和今天有很大差距。82年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时间,当中还规定了反革命罪,还有人民公社。尤其是中国社会近三十年发展非常快,当社会快速发展就会出现宪法当中规定的一些东西和社会现实有比较大的差距,这个时候就要修改宪法,不至于拖改革的后腿。我们修改的大部分都是针对“经济体制”方面的。因为原先75年、78年宪法不说,82年宪法也是以公有制至上,后来市场经济发展以后,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之间的这种重要地位发生变化,所以必须通过不断地修改宪法来体现这个变化。“法治国家”在80年代并不是一个定论。当时还有一个争论是我们到底是要水“治”还是刀“制”?人权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等等。       到99年,我们发现这些东西对于中国市场经济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在跟经济相关,但并不纯粹是一个“经济条款”的东西要加进去。到04年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关于“人权”、还有“私有财产”等都有规定。       随着社会发生变化,人民的思想理念,包括学者的想法、官员的想法也都有比较大的变化。这些原则不可缺,或者原先有的一些东西要拿掉,因为不符合现代人的这种社会观念:像“反革命”的概念、我刚才提到的“人民公社”,现在人民公社已经可以说是完全绝迹了、不应该放在任何法律当中了,尤其是宪法当中。       主持人:我们再来回答几个网友的问题。有个叫郑子蒙的网友问关于“违宪审查”这样一个程序性的问题。       张千帆:“违宪审查”任何人都可以申请——任何公民为任何事、只要你认为符合它的条件。比如国民的法规违反了某一个法律,或者某一个法律违反了宪法都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的申请,然后常委会的工作机构来预审一下“违宪审查”的必要性。如果认为必要、就要交给常委会审查。到底什么是“必要”没有一个确切、可能也不可能有确切标准,这样一来就导致82年宪法至少从《立法法》制订到现在十多年时间,没有一起“违宪审查”的事件。       主持人:“违宪“本身这个概念跟我们平时说的违法不是一个概念。       张千帆:对,这个违宪还涉及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体制作用不大呢?很大一个原因是不符合法治的基本原则,自己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违宪一般是指法律和宪法发生冲突。在我们国家,全国人大我们知道每年开会会期很短,它制订的法律很少,大部分法律都是由人大常委会自己制订,由人大常委会自己审查自己制订的法律是否违宪,这个不符合法治的基本精神,因为和他自己的利益有冲突,所以这个体制这么长时间没有发挥作用并不奇怪。       主持人:国外的审查是什么样?       张千帆:国外我曾经做过一个比较研究,对于世界五大洲的规定不一样。但是我们通常说的、由法院来审查的这些国家,在亚洲可以说是比例是最低,但也达到了80%。80%的亚洲国家都有这个规定,当然实施如何还待考察。由一个司法性质的机构来审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这是世界通例。要说美洲、欧洲、澳洲、甚至非洲,他们的比例要比这个还过得多,要超过90%。       主持人:网友21岁小伙爱宪政:请问张老师,您认为目前执政者改革的动力在哪?1982年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及地方各级人大行使国家权力。但是“人民”到底是指谁呢?“人民”和“公民”有什么区别?您觉得我们现在谈论宪政是否是一种空谈,有什么积极意义吗?       张千帆:规定是规定、执行是执行,一旦执行以后就会和既得利益者发生冲突。因为局内人和局外人都能看到,一旦执行肯定会和既得利益者发生很严重的碰撞。       主持人:从这个网友的角度来说,他觉得人民的意义可能会根据具体的事情或者是具体的场景发生变化。       张千帆:人民也可以具体化,这个概念并不神秘,人民指的跟公民有所区别,比如三岁小孩就是“人民”但是没有达到“公民”的条件。公民是指人民当中在政治上比较活跃、有觉悟、至少符合法定条件的这一部分人民。     公民怎么样来推动宪政?最主要的就是通过选举,因为宪法毕竟是政府实施的。这是公民能够发挥的作用。有些国家宪法实施得好、有宪政,有些国家实施不好,有宪法而没有宪政。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政府愿不愿意实施。为什么政府愿意实施宪法呢?因为通过选举或者一些辅助性的机制,他不实施宪法不行、他就得下台,而这就和他最大的利益——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发生冲突。这是他获得其他利益的前提。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公民能够通过周期性选举去控制政府,让它不得不实施宪法。如果做不到,不管你有什么样先进的机制,这个机制都是写在纸上落实不了。       主持人:宪政程度就是和最大既得利益者、或者是说政权,来扩大到一定程度政权的利益。       张千帆:对,宪政就是让这个政府去实施宪法的规定。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或者是法院、国务院这套体制,但是这些机构会不会按照宪法规定去做,有什么样力量可以迫使他们去做?最主要的力量就是人民自己。如果人民自己没有提出诉求的话,政府官员是不会主动去做的。       主持人:下面一个叫做公民社会的网友提问,是两个宪法学中的技术性问题。第一个,记得有人研究过不同宪政形式(政体)对执政绩效的影响。貌似是实行议会制的国家与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间确有不同,在全世界而言,前者的平均绩效似乎要好于后者。请问,这是一个真问题吗?       张千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是你怎么样去单独比较这两个因素?这是一个问题。我想你只能说,可能对于大多数一般情况的国家,可能议会制会更好一点。因为对于总统制的批评也是挺多的。但是如果这个国家已经适应这种机制,那说不定虽然这种机制本身并不是最优的,但是在这个国家运行不错,理论和实践总归是两回事。同时要考虑民族的长期的文化、一种习惯上的因素。我觉得制度之间的优劣倒不是一定是决定性的。       主持人:他说的是关于绩效的比较,其实本身是一个多因素的比较——很多指标都可以提供。但是我们对于总统制和议会制这样的简单概括,其实现在社会国际政治当中,每个国家的制度并不单一是由议会或者是总统来单一使用的。或者某个总统的地位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       张千帆:对,现在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兴的宪政国家,往往是结合两者特点是一种混合型的政府。       主持人:第二,无论这一问题是否为真问题,由于各国人口构成等千差万别的情况,在选择政体形式时,是否应有具体考量?还是所谓各方“合力”共同自然塑造?就中国情况而言,哪种政体形式更为适合?或者均可,只要实行宪政原则,不管何种政体?       张千帆:今年是辛亥百年,其实辛亥革命一结束就实行了混合制,民国当时就有非常激烈的争论,到底是采用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他们双方都不是基于哪种体制对中国更好,而是对自己更好。袁世凯当时已经是总统,他当然主张总统制,而国民党控制国会,他们是希望议会的权力越大越好。一个国家的制度往往是在不同的政治利益碰撞之后,相互妥协达成的一种方案,这种方案不是任何一方获得全胜,而是混合妥协的结果。但是前提是彼此有相互尊重,至少不是背着对方拆对方的台,而是本着合作的精神,双方大致能够接受。我们的问题是最后国民党和袁世凯没有达成共识,所以就落入了不断革命的恶性循环。     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是一种混合制。总理权力也很大,“中央军委”更是以前和各国宪法都没有的一个制度。议会制对于可能控制一些军事强人会有好处,但是中国能否适应这种没有强人的社会?也许中国社会古代就有皇帝,他是掌握实权的最高权力。有这么一种文化延续下去,我们能适应哪种政治体制?还有中央和地方,中国那么大,不可能不考虑地方,而中央和地方的体制可以不同。在中央实行议会制,在地方是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等等都是可以考虑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学者能够解决的,是通过实际的政治之间的较量和磨合才能够确定下来,而当我们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的时候,这基本上就是纸上谈兵的问题。       主持人:其实这种主动选择的这种几率不是很大,是各种力量磨合才有的结果。       张千帆:对,只有我们国家宪法面临大的变化,变成一个真实的政治选择的时候才会变成对中国来说的一个真问题,也确实很复杂,很难一概而论。既然是政治实践当中解决,光是在理论上论证是不够的,还要看以后的政治发展。       主持人:我们来回答下面的问题。有一个叫罗律师的网友问:张老师,您好,很荣幸能与您就中国宪政这一课题进行交流。我的疑问主要有如下几个:法国大革命之胜利之后就立即成立了护法院,而中国从提出立宪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制定的宪法数量甚多,但却不曾见过有护法院这一与宪法实施相关的组织机构,原因是什么呢?违宪的救济和制裁除了通过上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吗?最后一个问题他提的是,如今我国的法律与宪法相违的情况是不是很多?先说一下关于护法院和我们国家对于宪法的实施的组织机构这样的情况。       张千帆:我们国家宪法历代确实对司法审查这类话题不是很重视,这个不仅在民国约法当中没有,后来的立法当中也没有当做很重要的问题。台湾目前还在延用的大法官会议,这个机制是1946年宪法当中规定的。我想它即使对于民国宪法来说也是很长时间都没有真正得到落实。它真正发挥作用是到了87年之后。在大陆的话,49年以后的任何宪法都没有规定司法性质的审查机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以前接受的历史观比较简单。历史是不断地进步,有些方面可能会退步。       主持人: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原因您觉得是什么?       张千帆: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当时也有学者提出是不是要建立一个“宪法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但是后来很快被否定了,这可能是存在一个意识不到位的问题。但是我想至少从2000年之后,这个意识问题已经是比较次要了。因为引入了大量的外国宪法的这种规定制度,我们也都知道像护法院这样的宪法守护者对于宪法的有效实施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想这个意识应该已经确立了。但是因为其他原因,比如说既得利益者的障碍,我们并没有能够在制度上发生任何变化。       主持人:我们刚刚第二个问题基本上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国家现在法律和宪法之间相违背的情况多不多?       张千帆:法律和宪法相违背肯定是不会没有的。但是多不多我没有做考察。我们面临一些这样的问题,首先就是宪法肯定是有的地方规定不完全到位,有时候相反是法律超越了宪法这是经常有的,宪法反而有可能拉立法改革的后腿。     另外一种情况是法律规定很好,至少是按当时水平来说很好,但是却实施不了,这是另外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法律规定有问题,而且是按照那个时候的宪法来衡量也是有问题的。这样的情况我想也会存在。       主持人:现在我们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       张千帆:要解决就是只有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生过,据我所知很少有公民提出直接针对法律的“违宪审查”。往往都是针对国务院的法规,你像两次比较有影响的事件,一次是孙志刚事件,一次是唐福珍事件,都在没有立法授权的时候,或者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或者是剥夺财产,违反《立法法》第8条。这个也可以看出一个什么现象,法律规定往往是问题不大,这不是我们在中国要落实宪法的主要的问题。大量的问题出现在法规、地方规章以及许许多多的红头文件。可以说层级越低问题就越多。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怎么样清理这些法律规范和宪法之间的冲突。       主持人:我们问下面的问题,有个叫做da-le的网友问:我认为中国的一切关键在党,如果没有党内的有力支持,宪政改革根本无从谈起。悉数四九年后的历次改革,都是党内有人推动的。所以他认为当前关在在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增强党内民主,凝聚政改共识,这才是第一步。不知道张老师是不是同意?如果不同意,请问政改的动力和第一步应从何开启?       张千帆:宪政改革要进步一定要有党内的推动,没有党内推动是不可能的。将来社会矛盾过多就发生革命了。但是要改革、要改良、要渐进而不是暴力革命。党内为什么会有人赞成宪政呢?这一直是一个问题,对于中国当代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因为你可以问胡耀邦、邓小平为什么要改革?这个可能跟他们那一代人的理念和追求很有关系。但是以后执政者他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搞宪政?因为宪政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是不利的,要把他们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规定了人大该怎么做,国家主席该怎么做,不这么做就是违宪了,现在不实施宪法他怎么做都可以,当然对他来说是最好。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某些权力放弃掉呢?这对于我们当代来说是很突出的问题。     所以恐怕还不能完全把这个视线集中在党内,党内你看这个派那个派,我们从清末开始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斗争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改革派输了。为什么是屡战屡败?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没有党外的支持。因为真正的动力不可能来自党内,宪政改革的主要障碍是既得利益者。怎么样超越既得利益者的障碍呢?动力不能在党内找,因为党内在既得利益者里面你永远看不到希望,你要到外面找。所以推动宪政改革原动力到底在哪?你要看宪政改革对谁最有利?对谁有利谁就愿意推动。宪政肯定是对人民、对公民最有利。这个时候人民再把目光放在党内,你看我、我看你,最后这个改革永远不可能发生。       主持人:我们要开启宪政的第一步就是我们人民本身的。       张千帆:关键在我们自己。       主持人:本身要有竞争意识。       张千帆:宪法不仅是规定了政府机构的行为、程序,它还规定了人民的很多权利。政府要尊重这些权利,也就意味着他的义务。但是他为什么要尊重?如果你自己不争取,他为什么要尊重呢?他不会尊重。所以要让宪法落到实处公民自己要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些那以后的所有都不可能达成。       主持人:现在我们普通的人民他对于宪法的这种认识跟以前相比是不是意识更强一点?       张千帆:肯定是不断加强。而且近年来公民宪法意识提升非常迅速,比如说孙志刚发生以后也包括法学家的参与,有些法学家提出要进行违宪审查,这样就把公众的视线从一个个案转移到制度问题上去。这样几次以后,公民就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官员个人行为的问题,而是背后制度在发生作用,所以说要让这些个案悲剧不再重演是要改变制度。通过这些事件以后公民宪法意识不断提升。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的公民都有意识的用宪法来维权。尤其是拆迁,经常可以看着挂着国旗,手里拿着宪法。他们基本上空喊宪法,因为宪法规定的制度基本上不起作用。     这是和一百年之前有一个很根本的不同。辛亥革命那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宪法制订很先进,包括湖南省的省宪,公民的公投这些都有,制度规定很先进,但是大多数人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宪法意识。这是和各种各样的战乱、教育水平比较低下、人民生活比较艰难都有关系。现在正好反过来,以前是制度领先于人民的意识,现在恰恰是人民意识领先于制度。       (未完待续)              上一篇: 关闭打工者子弟学校是歧视性回潮   下一篇: 宪政改革的瓶颈与突破(中) 阅读数(5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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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太监

皇帝没死,太监当然没死绝,改头换面又出来了,奇怪的是,昨天还是让你尊敬和喜欢的人,今天就为了一碗红豆汤自阉进宫了…… 早上没事篡微薄,不在意看到下面一段话: 王朔:没选票,没土地,没政治权力的一群人,聚在一起高谈民主的坏处。我仿佛看到,一群太监在说性生活多伤身体,幸亏咱们阉了;或者是一群乞丐在说钱是多么肮脏的东西,还是咱要饭干净 ———— 我看了,哈哈大笑,因为想起我的一个朋友,这家伙看到国内民主派就来气,骨子里,是个主张稳定压倒一切的左派,动辄拿出印度拉美等国民主制度下的诸多惨象说事——看,这就是民主的下场。在我看来,这属于鬼迷心窍那种,但都是朋友,也不好多说什么。 明明自己还是太监,却偏偏跳出来说人家体位有问题,而且还很脏,不但不能怀孕,而且还会得病,有这么不靠谱的么?现实告诉我们:真有这样的场景…… 但看到王朔的段子,禁不住想起这个朋友来。但毕竟这朋友其实才疏学浅,对于欧美政治史一窍不通,我估计他连起码的欧美历史文献都没翻过。所以他的左,属于无知,不属于无耻,但今天同时看到薛兆丰的文章,大吃一惊,这不是无知,这是无耻了,看看下面这段话:   社会上很多所谓民意的呼声,是不考虑成本的。而经济学家是要考虑成本,是要考虑看不见的效果。而这个时候,民主的呼声,民意的呼声很高,不可阻挡怎么办?宪政。  “宪政”是限制什么东西可以拿去民意投票,什么东西不可以拿去民意投票的原则。我娶老婆,娶谁是不能拿来讨论的,这就是“宪政”。大家觉得这很简单,理所当然啊。那我再问,我家里请一个保姆要不要大家决定,大家又理所当然地摇头不要。错了。即使在美国,家里请一个保姆,是要全国人民决定的,为什么?因为美国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最后规定了劳动要有资格。所以进入美国有各种各样的签证,有学生签证,这是不能工作的,非法移民不能工作,所有这些都是有规定的。在美国你愿意出卖劳动力,有人愿意请你做保姆,穷学生愿意帮别人做一点事情,或者留学生的家属愿意给别人做一点事情,但这是违法的。“请保姆”和“娶老婆”本来是一回事,但是投票出来的结果,就是法律侵犯个人工作谋生的权利,就是侵犯个人与他人缔结自愿合约的权利。贸易堡垒目的是保护本国一个落后生产者的利益,这些不合理的政策,在民主体制下最后还是出台了,而且不断出台。即使美国这样的国家,由于宪法还有漏洞,也没有完全堵住。 我们要引进民主,听民主的声音, 但我希望在民主建立之前先要建立的是“宪政”,我们要区分什么可以通过投票决定、什么不可以按投票的方式来决定。 很多人以为英国和美国先有“民主”后有“自由”,但是实际上英国在投票权扩展到大多数的男性之前,就先有了几百年“自由”的历史。美国可不是200年,而是有400多年的历史。美国有漫长的殖民地历史。美国有今天,不是“因为”有民主,而是“尽管”有民主。他们早就有了私产保护、有限政府、言论自由和独立司法。有了这些之后,“民主”才会受到控制。这是我要讲的“宪政”概念。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ixiangpinglun/detail_2011_09/18/9277516_1.shtml ———————————————— 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好的宪法,可那又怎样?美女再火辣,你要大家做太监,那是什么也不提了…… 妈逼,欺负我们土包子没留过洋啊?我们没吃过洋墨水,也懂得上网啊,现如今,这点调调儿,谁不知道?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民主之前必须宪政?宪政和民主是对立的?兆丰同学对某组织的了解,从其过往文字看,不比民运分子差啊,哦,现在混进体制内了,走国师路线,说话就有点帝王师的气派了 宪政是什么?是落实宪法的政治,中国宪法是世界上公民权利最完善的法律,但据北大教授诠释,之所以是最完善的,是因为一开始就没打算实行。以公民自由迁徙权利为例,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法律已经说明了,没有谁傻逼逼的真去投票赞成或者否决这个,但看看限购令和暂住证吧,还用我多说吗? 我在自己的国家是暂住,然后你告诉我,我的投票权不能随便给,因为搞不好会侵犯别人的权利,你妈逼! 宪政,是保护公民权利政治,是将统治者关进笼子的政治,是权力制衡的政治,是魔鬼和魔鬼共存的政治。 英国历史上是无宪法而有宪政的国家,之所以如此,是诸侯贵族限制王权,而王权又抑制贵族的局面,但贵族和乡绅集团的投票权利依然有的,保护私有产权的规则是清晰的,司法是独立的,而英法三级会议投票权利更是源远流长,怎么不见兆丰同学说呢? 这些寡头集团的权利逐步扩散,最后形成全社会的民主。这个历史,兆丰同学不会不知道吧?中国会是这样子么?我现在有些话不能公开说,这权利都没有,何来民主投票限制权利一说? 民主之前必须宪政?那劳驾告诉我三级会议是什么回事?里面那些乡绅不算英国公民? 美国五月花号上面就有民主,是一群白人成年男性之间达成的契约,各个殖民地虽说七七八八各有不同,但美国殖民地底色是五月花契约精神,这个是没问题的——而这背后又是投票制度。这历史,美国大学读过书的,不会不知道吧? 瑞典是福利社会主义橱窗,典型的民主侵犯私产权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烧钱都是吃大户,你光看阿根廷,不看北欧国家,什么意思? 好吧,就算兆丰同学全对,民主投票会带来侵犯公民权利诸多问题,难道这问题会比瑞典、挪威等北欧福利社会主义国家严重?你看看它们那高税收高到什么地步?民主可谓弊端重重,可你看看那里老百姓生活的滋润样子,简直不像话。看到美女,不想着豪乳美臀,却总是惦记着美女菊花里面屎一坨,这是什么?走后门上瘾,也不至于这么变态吧? 至于英国上个世纪60年代工党搞社会主义国有化路线,带来的欧洲病夫病状,地球人都看见了吧?但我们都看到中国人跑到香港,还真没见过谁从香港或者英国跑到内地来。英国老百姓虽然意见多多,但也没见过谁对自己有没有权利这事很怀疑吧? 看到这美女,是男人,你要往肛门屎一坨上面想,我只能说你口味太重…… 微薄上有个段子说,将法律上“公民”二字替换成“书记”,差不多,这法律应该是靠谱的。但我说,这还是不靠谱的,因为这背后缺乏分权制衡的机制设计。你想现在搞出分权制衡来,对不起,老大说过了,五不搞,要是能搞,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基本都还是靠谱的,大家七手八脚自然搞出分权制衡的机制来,但现在没有领导点头,谁也不敢随便贴大字报。 拿文革历史吓唬人不要搞民主,纯粹欺负人不上网不学习。 没老大点头,这调调儿搞得起来?拿民粹吓唬人,中国只有这个了,拿外国民粹做案例,只会引起人们心神往之…… 装逼的公知总是拿雅典人判苏格拉底死刑为例,说明“多数人的暴政”有多么可恶。但少有人知道,当时雅典议会判决的死刑,其实是吓唬当事人的,只要和牢头打个招呼,塞几个银币,就可以逃出去,只不过从此不能回雅典了——因为你是死刑犯了嘛,雅典议会和苏格拉底乃至他的朋友们都心知肚明,判苏格拉底死刑,与其说想他死,不如说,想让这个讨厌的老家伙永久滚蛋。所以死刑执行的夜里,苏格拉底的学生哭泣着请老师逃跑,但倔老头不干,认为既然是雅典人就应该遵守法律,否则就不配是理性的雅典人。 这样的,也叫暴政?真特么的没见识…… 谁见过这样的暴政?暴政是什么嘴脸,大家都清楚吧?除非是乌有之乡那伙人,有点见识的中国人,上上网浏览一下柬埔寨和苏联的视频,大致都能知道七七八八。对于古雅典这样的“多数人暴政”,反正我是心向往之 有些人质疑民主,很简单,那是无知,真的是无知,我接触这群人,无知且自大的令人吃惊,最后变成套中人。而有些人不是无知了,是堕落,是为了称霸学林挥刀自宫,是自愿做在野太监。真看不得那副挥舞拂尘,迫不及待的公公模样,不就是体制内搞研究的嘛,至于嘛, 当然,灵魂有价,贱卖的,我见得多了,也不多这一个。   哎,咱们啥都能山寨,就偏偏不能山寨这个……   —————————————————————————— 徐斌《中国房地产大趋势》现已出版,当当网销售链接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923340&ref=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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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墙 | 常用的爬墙方法分类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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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志 | 中国青年的苦闷与反抗

2011年09月18日 22:55:04 八月盛夏的夜里,我在广州一栋老房子和「城市画报」的朋友喝酒聊天。这个以广州为基地的杂誌被视为是一本小资文艺杂誌,但其实他们有个鲜明的態度:发现当下中国青年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发现那些不同於主流的社会价值和生活方式,不论是艺术创作、独立音乐、独立书店或者公益实践。在那些小清新风格的美丽版面背后,他们关注的是在让人窒息的政治体制或者吞噬一切的商业市场之外,年轻人还能发展出什么样的自由价值与独立选择。   下个月他们要举办一个创意生活节,口號就是「去你的(去!你的)」。     作为一个中国转型的观察者,除了阅读时事新闻媒体,论述分析文章以了解国家与社会的矛盾,我也喜欢透过这样一份刊物去阅读青年的生活,以捕捉这个巨大转型的国家所出现的细微变化。     两天后我继续前往南京演讲,读到一份已经停刊的艺文杂誌「卫週刊」,去年的某期专题正好是「小城青年」,內容是素描南京附近小城青年的生活。文章说,「提到欧洲小城,人们总会想起那些小城的独具特色以及其中充满创意的年轻人。」但在中国,所有城市似乎却越来越相同:「年轻人或许受限於小城,或许也能改变小城。但时代的洪流让人无奈,让人徬徨。」     我想起贾樟柯电影中的「小武」们,那些县城青年的苦闷与困顿。如今中国崛起了,小城青年的生活改变了多少呢?城市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可能性吗?     去年底,城市画报和研究单位「青年志」做了一个大专题「中国普通青年」,调查中国三四线城市青年的生活状態。原本的设想是过去几年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网路世界的来临,会带给这些中小城市青年和大城市同样的参照体系,因而会激发出跳脱他们既有生活格局的新梦想与价值。但最终发现,大部分小镇青年的梦想仍然是房子、汽车、好老婆老公。     这个报告引起不少討论与爭议,毕竟这些梦想也属於一线城市的青年,甚至在全世界可能都是如此,而非中国「普通青年」的专利。在某个意义上,中国小城青年与美国小城青年的感嘆与哀愁是接近的:在他们巨大的土地上,这些青年都只能被困陷在他们的老家。但美国青年有汽车作为他们逃离小镇的魔幻扫帚,中国呢?楼越盖越多了,但飞扬的黄土还是掩盖了他们任何不同的梦想。     这两年中国最火的一支摇滚乐队是来自石家庄的「万能青年旅店」。他们的音乐毫不时髦,而是老派的民谣加上摇滚加上蓝调。他们的成功除了那些迷人的乐曲之外,更来自他们述说了许许多多中国城市普通青年的巨大苦闷与哀愁:「前已无通路 后不见归途 /敌视现实 虚构远方」。   或者   「青春、自由似乎理所应得/面向涣散的未来/只唱情歌、看不到坦克」     这是中国青年的普遍现实:「涣散的未来」。盛世中国的华丽,中国崛起的宏大身影,於他们都如戏院中的好莱坞电影般虚幻。   我问他们,石家庄的年轻人愤怒吗?他们说,对这个国家不愤怒的人都是没想法的人。所有人都充满了不满与挫折,只是许多人不知道问题根源是什么。     万能青年旅店是知道答案的,但没有直接以抗议的姿態写出来,而更多是歌唱生活中灰濛濛的平庸与忧伤,被沙尘染黑的青春。「黑暗」是他们理解生活的关键词:专辑中有超过一半的歌曲中都出现「黑暗」这个词,例如他们已然是小经典的歌曲「秦皇岛」     站在能分割世界的桥/ 还是看不清/ 在那些时刻/ 遮蔽我们 黑暗的心/ 究竟是什么     城市画报的主编黎文没那么悲观,他看到中国青年不断在创造新文化。他说,中国城市新生的次文化群落,也有著对主流文化极强的叛逆心理;但他们属於中国第一代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一代,最关心的是个人怎么可以获得更优质的生活品质,以及在此前提下享受他们所喜欢的次文化。总的来说,他写道,「真正属於中国城市的年轻人文化,无时无刻不在酝酿中准备爆发,也无时无刻地在爆发后发生各种变异。」     黎文的乐观和万能青年旅店的灰暗並不矛盾,因为正是这个光明与黑暗的交错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复杂面貌。只是,要抵抗政治和市场对个人自由的双重侵蚀,除了背向政治、追求个人主义的独立文化,或许青年们还是需要有更强的公民意识去介入公共事务,例如今年中那个十六岁的广州高中生独自在街上举牌呼吁市民签名,反对地铁「统一化」翻新,如此才能真正慢慢改变那乾枯的生活,建造更好的环境让他们可以持续发展属於个人的创意、文化与抵抗。     (亚洲週刊专栏2011.9.9) 上一篇: 台湾公民社会的「微力量」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40)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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