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宣

东网|贝带劲:大外宣战略、审查和自我审查

“亲中媒体”是指新闻报道立场倾向中国政府的传媒,是台湾、香港、澳门或其它华人社区广泛使用的一个名词,有别于大陆传媒生态。其中不乏直接接受中国政府提供的资金的情况。它们大多较少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及方向提出批评和异见、也较少报道中国的负面消息、较少报道中共内政及军事讯息。在对待“政治正确”的禁忌方面,如避称中华民国政府各级机关的正式称谓等,这类媒体则视主要用户地区,而在做法上各有其弹性:如在台湾的亲中共媒体,并不避称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为总统;但像香港文汇报,则会改用其他称呼,如改称“台湾领导”,或者刻意用引号括住,以表达这些媒体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用户可以从这类媒体的专业评论或独立契约工作者的个人活动及政治倾向属性中,了解到该媒体的政治立场倾向。 对于可能带给民众对北京政府负面观感的报道,则会尽量避免,如台湾亲中共媒体对于温州动车事件所采取的回避立场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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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中国新闻审查跨向海外”

“自由之家”5月份就在发布《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时,批评中国加强新闻控制。 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中国逐渐将其令人担忧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伸展到海外。 这项研究报告的作者、人权组织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分析师萨拉·库克追踪了中国政府对中国内外西方媒体、中文媒体以及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其它媒体的影响后,得出上述结论。 库克说:“目前中国超过半数的人口都可以上网,虽然中国国内有审查,但一些政治性消息仍可以迅速扩散,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担心传入中国国内的海外新闻。” 国际媒体援助中心是非盈利机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个部门,这个机构宗旨是促进及推动全球的民主化,并向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及团体提供资助。 国际形象 上述研究将中国向海外媒体的施压分为4种方式:中国官员直接惩罚拒不听从中国对媒体报道限制的海外媒体;通过利诱引导媒体的自我审查;通过包括外国政府或广告商等代理人间接施压;最后是采取网络攻击和人身攻击(但报告表明无法追踪证实中国当局有这类行为)。 美国《华尔街日报》就该报告发传真要求中国外交部置评,但没有得到回应。 中国担心在与美国的软实力较量中败北,此外中国认为外国媒体有反华倾向。而近年来,北京渴望提升其国际形象,其中就包括进一步采取措施控制或影响媒体对中国的报道。 鉴此,中国政府花费亿万重金,扩大中国官方媒体的国际辐射范围,包括效仿半岛电视台的成功,建立中央电视台美洲分台。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加强了对国内海外媒体的限制。 适得其反 在西方媒体方面,这份报告还列举了西方媒体记者取得中国签证时面临的困难、发布批评中国报道的媒体机构遭遇的网络攻击和外国新闻网站在中国被封的问题,包括《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都声称曾遭到中国黑客的攻击。 报告称,中国政府也增加了对港台媒体和其他国家的中文媒体的压力。 报告还列举了一些中国政府对海外媒体高压给其带来的适得其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施压行动在媒体或社交媒体上曝光的情况下。 报告鼓励所有媒体公开其所面临的中方压力,并批评西方政府对中国压力的反应“懦弱”。 (编译:立行 /责编: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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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李世默:中共的生命力

西方遭遇的这些困境都是自找的。由于过分自负自满地相信选举制度是绝对可靠的,西方民主政治已经缺失了自我修正的能力。选举被看作是最终目的,而不是形成良政的手段。在选举政治下,选出出类拔萃的领导人已经困难重重,有能力的领导人若想在现有体制内有所作为,更是难于登天。即使偶尔有少数出色的领导人上台,还是免不了要面对被政治、法律桎梏牢牢捆住手脚的局面,实际上是寸步难行。 居然有人能说出这种话,自己不恶心,看客不恶心吗?说话之前先用钢尺量一下脸皮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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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当今世界: 首位与北京大外宣战略公开决裂的西方记者

故事开始于2009年国会山的圣诞晚会,当时我、妻子和孩子们与一家友善的中国人坐在一起,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就会结束在加拿大的四年任期回北京。杨士龙当时是新华社驻渥太华记者站主任,他告诉我为了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新华社正准备聘请加拿大本地记者撰写政治及经济新闻,以满足快速增长的中国、西方和第三世界读者的阅读需求。 那时我刚结束在蒙特利尔协和大学两年的教学工作,重新做回自由撰稿人,但经济衰退使之前景黯淡,新华社工作的稳定前景对我颇有吸引力。几个月后,他们招聘全职的渥太华记者站英语负责人。但当我和朋友们提及此事,他们的第一反应总是你不会是去做间谍吧? 我当时想这种态度是否过时?加拿大的企业正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加拿大政府也在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把加拿大的新闻告诉中国人呢?那里有着巨大的读者群,新华社的读者比全加拿大人口总数还要多。不过我当时还是心存疑虑,他们真是间谍吗?我是否会成为东方专制政体里的西方帮凶?在应聘前,我对新华社和它的报道做了调查,甚至还给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写信,但没有得到答复。我发现北京只负担新华社40%的费用,其余得靠向西方国家的华文媒体和第三世界的报纸出卖新闻,尤其是经济新闻来赚钱。当时它正雄心勃勃地要把其海外记者站数量翻倍到200家,还要雇请6000名海外记者。 新华社在加拿大规模不大,只有四、五人,两人在渥太华,一到两人在多伦多,一人在温哥华。我90%的工作属于正常与合法。第一次感到意外是在2010年6月,胡锦涛来多伦多参加20国峰会,张大成不仅要我确认抗议者的身份,还要了解他们呆在哪里。我抗议说“加拿大记者不会干这些”。派给我的任务很快被取消,我回去撰写加拿大银行和移民法的新闻。 后来我又接到了一些古怪的指令,如“加拿大如何对待邪教”。我参加过法轮功在国会的新闻发布会和活动,但所写的文章从未被新华社发表,我相信它们被直接寄往了北京。 2012年4月28日,达赖喇嘛在渥太华举行新闻发布会。我和妻子及孩子们刚刚听完达赖喇嘛在渥太华的公开演讲,就接到了张大成的电话,他要我记录达赖喇嘛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内容,并弄清他与哈珀私人会晤的情况。我询问文章是否会被公开发表,张的回答是新华社通常不会发布达赖喇嘛的消息,因为他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当天我给张大成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宣布中断与新华社的一切关系,并通知了国会新闻办公室。 新华社迅速用另一位渥太华的自由撰稿人取代了马克布里,目前加拿大国会新闻办公室还在等待双方前来陈述各自观点。 马克布里从滑铁卢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卡尔顿大学新闻硕士和渥太华大学媒体历史博士及桂尔夫大学的研究加拿大安全情报机构的公共政策及管理学位。他在2001年获加拿大国家杂志奖,2011年出版论述二次大战时期的加拿大新闻管制的畅销书《战争之雾》。曾为《环球邮报》,《多伦多星报》,《赫芬顿邮报》加拿大版以及《国家邮报》自由撰稿,1994年成为加拿大国会记者团成员。回忆在新华社工作的两年,马克布里强调“我给新华社写的东西,不会比写给加拿大媒体的多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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