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族主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多重曲折，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也出现了一些必须关注的新问题。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者必须面对这些新问题，并在实证研究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可以收到实效并得到全国各族民众接受和欢迎的新思路。对于近期热议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和相关讨论中提及的一些问题，本文认为，我们在强调“一体”时必须兼顾“多元”，要充分考虑我国民族关系的多样性，要尊重和依靠少数民族干部，也要注意警惕和反对“大汉族主义”。 　　 〔关键词〕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发展；中华民族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发表的题目为《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以下简称《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文章引起较大反响，［1］成为我国学术界有关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近期的又一个讨论焦点。由于近年我也发表过一些讨论中国民族制度和政策的文章，这篇文章中有些观点与我过去提出的某些观点有相似之处，所以一些对《第二代民族政策》持批评意见的人把它和我之前提出的一些观点并列。《第二代民族政策》文章作者的学术背景是经济学，文章重点是政策讨论，很少涉及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目前面临而且各族民众也十分关心的许多实际现实问题。而我本人是社会学和人口学背景，更关心各地实际问题的专题调查。也许是由于各自学科背景不同的原因，我与这篇文章的作者在分析民族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提炼观点的客观基础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对一些议题做些说明。 　　 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框架下，“一体”和“多元”两方面不可偏废 　　 费孝通先生在1989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框架，明确提出，中国“五十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多元”与“一体”二者不可偏废。从这个基本框架出发，我们在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同时，对56个民族所呈现出的“多元”必须给予足够重视，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与历史传统，切实保障这些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努力关注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项具体问题。忽视了“多元”，就无法建立巩固的“一体”，唯有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真正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经济认同和文化认同。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程中，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发展基础薄弱、语言障碍和教育差距，西部一些群体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处于“边缘化”的处境，在激烈的实业和劳动力就业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当地民众收入水平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在迅速拉大，当地民族语言和文化观念等也受到大量来自东部沿海汉族人口的冲击，少数民族干部和民众对此十分焦虑。关于民族地区工业化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对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在20多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注意到并提醒我们应予关注，但我们的学术界和一些政府部门至今尚未真正领悟费先生的关注。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一些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在族群分层结构(受教育结构、职业结构、专业分布等)的比较中居于明显劣势，而且这一相对劣势在2000－2010年期间进一步加剧。对于这些带有基本社会结构性质、真正关系到民族平等、民族发展权利的重大问题，中央政府和全社会必须给予关注，及时制定出改善和解决的具体措施。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央政府需要对少数民族社会中存在的就业和贫困等问题予以切实的解决和改善，重视推动当地少数民族民众对西部开发各项事业的参与和发展成果的分享，在国家整体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平等、共同繁荣二者之间保持平衡和兼顾，否则，建设和谐社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各项优惠政策，实施60多年后形成强大历史惯性。我们在反思和分析这些制度与政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效果时，应当尊重这些制度初创时的历史条件和选择空间，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相关政策在初建时对一些地区加快和平统一、促进政治整合的积极作用给以客观评价。同时需要对这些制度和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实施的社会效果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总结，注意倾听各地各族干部民众的反映和建议，思考探讨今后引导我国民族关系的整体方向。在此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和客观效果的分析，因地制宜地进行切实必要和循序渐进的政策调整。我认为应当先拾遗补缺，再矫正过枉，绝不能贸然启动剧烈的政策变动。尤其是对基本制度的调整，必须在已形成基本社会共识、得到大多数少数民族民众认同和支持的前提下进行，同时把握好方向，根据民众反应掌握进度节拍，谨慎小心地“摸着石头过河”。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后，我们看到斯大林民族理论和苏联体制在实践中的惨痛教训。我们今后的目标，就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经济条件下，在思想日渐开放、舆论逐渐宽松、信息越来越畅通的环境下，努力团结各族干部民众，建设一个和谐、繁荣的现代国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们没有任何现成模式可以照搬，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了我们要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绝大多数生活成长在汉文化氛围中的人很容易忽视我国各族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头脑里有“一体”的意识，却很少感知“多元”。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教育和文化宣传长期坚持“政治挂帅”，突出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要求全民统一思想。这样一种文化氛围和“一元化”的思想方法使得一部分中国政治和文化精英们缺少理解和处理多元文化的基本素养和能力，很容易忽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语言、宗教等)的特殊价值和意义，缺乏尊重民族多样性的文化伦理，总想尽快推动以汉族文化为基准的“民族交融”，即使不公开讲出来，内心仍然存在“汉化”的潜意识。有的人总认为只有加强政治控制才能保障国家统一，只有完善行政安排才能有效保障少数族群权益，忽视了少数民族在选择发展模式和路径上的自主性。这是中国社会两千多年长期滞留在传统专制制度下、至今公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的一个具体体现。这种过于强调一致性、忽视甚至不理解多样性的思想定式，成为今天中国迈向政治文明新台阶的主要障碍。 　　 二、必须尊重族群之间的多样性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跨地域流动、各群体在相互交往和学习过程中逐步融合，这是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趋势，也是任何现代化国家发展的方向。经济全球化必然推动世界各国间的人口流动、文化交流和经济融合，欧盟的建立和欧元的实践是这方面的积极尝试。欧洲在应对近期债务危机中更加深刻地显现出要求加强一体化的新趋势，欧洲必须克服各民族国家分散治理的局限性，才能拥有克服危机、持续发展的后劲。我国各族精英都应当看清这一历史发展大趋势，思考我们是否需要重复欧洲人经过400年分分合合、付出惨痛代价后否定的道路。 　　 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族群众多的国家，由于历史发展进程各不相同，各群体间必然在许多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在族际交往和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各族之间的差异性。正因为存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中央政府制订的政策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各族群之间的差异性，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有所区别，不能“一刀切”。在中国历史上，各朝代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特点制定因地制宜的各有差异的制度和政策，一地一制，一族一策，这种尊重差异的政策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这些方面的历史经验，今后我国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对民族政策进行必要调整时可予以借鉴。 　　 在一个多族群国家推动政治整合、经济整合和文化整合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政府必须充分考虑到不同群体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路径、水平和特点方面的多样性，考虑到各族群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起点和各自不同的发展速度，考虑到各族群对于生活和社会的基本态度，在设计和调整相关政策时要注意设定发展目标和发展进度的渐进性，要为不同地区、不同对象设立有所差别的政策、提出不同的发展规划和目标，采用不同的发展速度推进。在许多时候，不顾客观条件，不尊重当地民众的意愿，单凭主观愿望来推动社会发展和族际交往，其结果往往是“欲速则不达”。20世纪20年代列宁曾明确反对把俄语定为“国语”并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我们必须牢记决不做“揠苗助长”的蠢事。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何推动族际交往和政治整合的具体做法和步骤，需要在大量实地调查和广泛征求当地干部民众意见的基础上来确定，因地制宜，因族制宜，设计必要的过渡性措施和阶段性目标，谨慎推进，并随时总结经验和调整措施，一定要避免“一刀切”的粗糙政策和“大跃进”式的政绩工程。 　　 三、坚定地尊重和依靠少数民族精英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边疆各少数族群始终存在很强的向心力，在清末抵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的斗争中，毋庸讳言，有些民族上层人物在帝国主义利诱下曾有分裂祖国的活动，但是同时也有许多少数民族精英人物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并和分裂势力作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中，爱国始终是少数民族精英的主流，这也是西北、西南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国家力量衰微的20世纪早期仍保持对国家的忠诚、在40年代后期得以迅速解放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活跃于国家建设各行各业的我国少数民族精英们，包括广大干部、知识分子、社区领袖、宗教人士、企业家等，绝大多数在1949年后出生，在党领导的学校里接受现代学校教育，在各级政府和不同的社会机构中发挥作用，他们在广大少数民族民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多年来政府推行的民族理论教育和民族干部选拔体制，也使少数民族精英一般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较强民族意识及责任感。在当前社会发展和国内族群政治格局下，民众也把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维护本民族经济利益的期望寄托在少数民族精英身上。由于他们长期接受党的教育，在思考中国民族关系和现存实际问题时，他们既有对本民族前途和利益的深厚感情与关切，又具有较宽理论视野和现代知识，可以从比较理性的角度思考本民族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前途。因此，在各级政府和学术界开展有关民族问题和政策的讨论时，少数民族精英的实质性参与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全面参与是这些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如果少数民族精英群体对政策调整的具体做法不接受，内心有疑虑，情绪上有抵触，那么这些做法就很难在实施中取得真正积极的效果。 　　 我国老一辈革命家们在制定有关民族问题的政策时，始终非常关注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对于这些政策的接受程度，把与他们的沟通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前提。例如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中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2］20世纪50年代后期如果在康区和青海藏区也能按照这样一个精神，在条件成熟时再推动改革，这些地区的“民主改革”进程可能会顺利平稳得多。我们在推动各项工作时不能只从良好意愿、主观认识和价值判断出发，不征求少数民族精英的意见和建议就贸然从事。各级政府必须认识到，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是在民族地区推动各项工作中的重要力量，要充分信任他们和依靠他们，使他们成为少数民族现代化的领头人。 四、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民族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9296.html

杨福泉：滥用“国学”不利于中华文化认同 ——呼唤更为整合包容的当代中华文化精神教育(节选) 进入专题 ： 国学 中华文化    ● 杨福泉 （ 进入专栏 ）   　　 　　摘要： 　　当代中华民族要构建56个民族团结和谐的社会及和谐稳定的边疆可持续发展，就应该呼唤一种更具整合性和互补性的中华文化精神和国民教育，要避免当前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学热”的负面作用，避免片面地以”汉学”和”汉文化”来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弊端。在大中小学传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应该走一条创新的路子，即不要局限在只从汉学的典籍诸如”四书五经”里挑好文章，也不要老是囿限在传统的一些汉学典籍里来谈论和界定”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从各个民族的传统智慧、丰富多样的典籍中汲取营养，重新创造和熔铸出我们当代新的中华民族文明和中华民族精神。从56个民族的文字或口传心授的文化遗产里精选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精神熏陶和人格培养的内容，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里精选经典之作。这样做一是会避免过去仅从汉学典籍里挑选传统文化教材的狭隘之弊病，广采博纳必将起到对各民族文化互补的作用;二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不至于在55个民族中造成因为只提在学校里进行四书五经等汉学典籍教学而引起的逆反或反感的心理。通过各民族文化在我国学校教育平台上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来构建互补和互学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新格局。 　　 　　一、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准确定义和认知，是促使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 　　 　　中华民族文明没有中断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互补和相互交融，各民族文化不断进行相互的吸纳和更新。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正确认知和定义，有利于民族团结，边境稳定;有利于我国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认同。 　　不应把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等同于对传统的汉文化的认同。在当代中国，谈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重新认知和学习，谈到传统文化的教育，一般都多谈到”国学”，谈到”四书五经”。重读”四书五经”在很多学校里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浪潮，有的学者不遗余力地鼓吹:应该让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传统经典，尽早回到中国中小学生的课堂。希望中国政府尽早启动这项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改革工程，尽早颁布法律，肯定传统文化经典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教育简单地等同于重新把”四书五经”搬到课堂和对”国学”的弘扬光大。 　　”四书五经”首先应精选地读，不能忽略在读”四书五经”时向学生指出其中的糟粕。我在这里更想说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经典不仅仅就只有”四书五经”，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其非常丰富的经典，相互间有很大的互补性。汉族之外的很多少数民族在生态伦理道德、婚姻伦理道德、敬老爱幼、两性平等方面，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有的在人性化和有利民生等方面远远超过儒家经典，但当今很多学者习惯了汉学典籍至上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观念，翻来覆去老是在说那个实际上不过是”汉学典籍”的”国学”，好像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只有这个”四书五经”。其实，鲁迅、胡适等一批中国新文化的先驱，早已经看到了以”四书五经”等为载体的中国汉学典籍的大量糟粕，所以才振臂呼唤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博采众长，吸收了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通过创新形成了绵延至今的中国新文化。 　　假如没有五四以来的这种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吸收和学习，依旧拘泥于经过历代封建专制者的利用而变异的儒家典籍的故纸堆中，我不知今天的中国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格局。至少我们可以从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育内容的旧中国封建专制下的教育和社会体制等情形推断，其结果不容乐观。面对鲁迅先生等一代哲人深沉理性的苦示和呼喊，今天这些享受着他们创造和引进的新文化福音和果实的我们更不应忘记先哲前赴后继的努力。 　　”四书五经”的不少篇章确实包含了古代汉民族先人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入思索，包含着先哲对道德伦理的深刻思考，但也有很多美化封建特权阶层、崇尚专制独裁、歧视体力劳动、宣扬愚忠愚孝等的论述，对当代中国年轻人来说，有害的糟粕还是不少。不应泛泛地鼓吹将良荞不齐的四书五经重新普遍地在当代中国的课堂上灌输。 　　 　　二、将”国学”等同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利于中国文化认同 　　 　　何谓”国学”，根据1989年版的《辞海》的记载是这样说”国学。①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②西周设于王城和诸侯国都的学校”。英文里对应的”国学”一词一般翻译为 “Sinology”，实际上多指的是汉学。 　　”国学”一词实际上是在中国封建王朝的语境影响下产生的一个特殊学术词汇。它是受中国封建社会”夏夷’之说的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封建王朝统治者和那些时代的士大夫们是不把研究中国汉族的民间社会、平民文化视为”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更没有把丰富多彩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视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20世纪初叶提出”国学”概念的中国汉学家们则是受到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将以研究儒学经典为核心的”汉学典籍”冠之以”国学”，当时的学者邓实对”国学”的定义便可见当时的汉学家对”中国之学”的片面理解，他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显然把经史子集等汉文典籍视为就是”一国所有之学”。 　　因为这种观念的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对中国平民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研究非常薄弱，如二十四史基本上就是在讲封建王朝继替的历史。 　　由于”国学”的缪见，现在国内写过一些研究经史子集的学者常常被冠之以”国学大师”，这样使国外不是从事汉学的学者误以为这是中国学术界认定的研究”中国学术’或研究中国的权威学者。由于这种谬见相沿至今，很多近现代深入研究中国平民社会、民间文化的学者历来被”国学”排斥在外，如费孝通、钟敬文等一批优秀的中国学者，自然就不能算在国学家的队伍里。近年来认为季羡林先生也不是国学家的观点，是把研究印度与研究中国作为划分是否是”国学家”的分野，那么问题是，如果把”国学”视为研究中国之学，难道就只是指那些只研究经史子集等传统汉学典籍的学问吗，如果说过去的学者受历史的局限而把这门狭窄的学科自诩为”国学”情有可原，但在今天，传统”国学”的内涵在现代社会还能标榜是”中国之学”吗，如果不能，当代的中国学者是否应该考虑对这种非常不准确的学术术语定义进行一些改进呢？ 　　传统国学观念导致的另一个不良后果，就是如今对青少年的”国学”教育也局限在”读经”上，一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就是读四书五经等典籍，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国学”一词颇能蛊惑人心，”读经”成了对中国年青一代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代名词。 　　”国学”的提法在国际社会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很容易混淆”中国学”与”汉学”之间的区别。我常有机会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经常碰到不同学科的学者问的一个问题是:你们的”国学”究竟指的是中国学还是汉学，或者是古典汉学？”国学”一词语焉不详，也许”国学家们”认为这是老外不懂中国文化历史的幼稚问题，但中国在进步，一些不准确的学术定义难道不应在新时代的学人手中得以更正吗?非常容易从字面上就误会这是指”中国学”的一个陈年词汇，我们难道不应有所补遗拾闭，不应有所更正吗?难道还要让国外学术界认为今天的中国学者还是不能摆脱一种以”大汉族主义”的观念来审视和定义中国的学问和学科吗？ 　　在当代中国，”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但今天所说的”国学”，其实是囿限在汉学典籍的范围内，且将其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将儒家典籍等同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典籍，其实这些汉学典籍仅仅是中华民族典籍的一部分而已。我们今天是否应该反思，中国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今天呼唤和弘扬的中华民族文化，应该是集中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精华的文化，而不应该仅仅就是今天被我们津津乐道名曰”国学”而实则是”汉学典籍”的这部分古典文化，我认为，如果我们到今天还将中国传统文化局限在过去眼界狭窄的旧时代学者所说的 “国学”，将其视为”一国之学”，那对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认同是非常不利的。 　　除了汉学典籍，中国还有其他五十五个民族的典籍，它们都是当今”中华之学”的组成部分，蕴含很多”四书五经”所缺少的智慧、知识和人文精神，我觉得今天应该是重新审视”国学”、审视如何建构当代中华文化的时候了，不要让国内外的年青一代以为中华民族的”国学”就只是我们今天在国内的高等学校和国外的”孔子学院”里讲授的孔孟典籍和四书五经。我多年致力于在国外讲授和交流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此有深切的体会，中国文化其实是以这种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为根基的，过去我们对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宣传和传播少，很多外国朋友都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才逐渐知道中国的文化原来是这样兼容并蓄。 　　如果所谓”国学”远远没有包容研究中国的内容，那就没有资格至今仍然称之为”国学”，”国学”就其对应的英文词汇来说，应该是研究”The Chinese Nation”的学问;应该是集各民族所创造的精神文化遗产于一体的”中华民族之学”，这样才配称为”国学”。当代学者应该正误，正历史之误、正旧学者之误，而不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地将它用来代表”研究中国的学问”。像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中国名牌大学，成立”国学院”的初衷如果不是致力于研究”中国学”，而仅仅是以研究所谓传统的”国学”为己任，那名之曰”汉学院”或者”古典汉学研究院”等更为确切，这样也能显示一点当代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求真求实、锐意改革的精神，也能使中国众多应该是”中国学”的重要内容而历来被排斥在”国学”之外的学科和民族能看到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进步。 　　我们在大中小学传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应该走一条创新的路子，中华文化的教育应该包括各民族的文化精粹教育。教材选编时不要仅局限在汉学典籍诸如四书五经里，应该从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字或口传的典籍里精选一些经典，精选那些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健康、精神熏陶和人格培养的内容。从中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里精选经典之作，一是会避免过去仅仅从汉学典籍里挑教材的狭窄之弊病，广采博纳必将起到各民族文化互补的作用;二是这也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不至于在五十五个民族中造成因为只提在学校里进行”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的教学而引起的逆反或反感的心理。 　　过去，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统治者带着大文化沙文主义的眼光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鄙视他们眼中的”蛮夷”文化，往往用”用夏变夷”、”以夏变夷”的强制性手段”移风易俗”。固然，被革除的有陋习，但也有很多优良的人性化的少数民族习俗因为被戴着有色眼镜的流官们看不入眼，视为”鄙陋”而被革除，典型的诸如”改土归流”后中央王朝对纳西等一些藏缅语族民族火葬习俗的严厉禁止；基于儒家父系宗族伦理观而对男子上门入赘等传统习俗的禁止，以及对各民族妇女基于三纲五常伦理的种种限制和压迫。 　　 　　三、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应该包括讲授各民族优秀文化 　　 　　多年来，我们在强调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之时，常常忽略了古代汉学典籍文化经过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的阉割、唯统治者所用的改造等等，实际上是良荞共存，精华糟粕同在。现在学术界不少人一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往往就只谈”儒家之学”、”孔孟之道”、”四书五经”，而很少想到由五十六个民族汇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多样化的原典文化，传统文化应该是包括除汉族之外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我们常常以汉学典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甚至忽略汉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样来理解”中国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未免太狭隘了一些呢，是否有不利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各民族互补互学之弊呢？ 　　我认为，在大中小学传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应该走出一条更为胸怀博大且准确的创新之路，即不要局限在就只从汉学的典籍诸如四书五经里挑好文章，也不要老是囿限在传统的一些汉学典籍里来谈论和界定”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从各个民族的传统智慧、丰富多样的典籍中汲取营养，重新创造和熔铸出我们当代新的中华民族文明和中华民族精神。从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字或口传心授的文化遗产里精选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培养的内容，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里精选经典之作和精粹之作，广采博纳必将起到各民族文化互补的作用。这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不至于在五十五个民族中造成因为只提在学校里进行四书五经等汉学典籍教学而引起的反感的心理。需要通过各民族文化在我国学校教育平台上的相互学习和补充，来构建互补和互学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新格局。 　　此外，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还应该有一种”世界眼光”，以一种博大的胸怀来博采众长融入自我。当年”五四”先贤们吸收了来自国外的”德先生”、”赛先生”，形成了具有蓬勃生命力的新文化，它们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有机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来讲，自尊自信、实事求是又冷静虚心的眼光是非常重要的。在挖掘和弘扬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和精神的同时，还应该去发现更多国家的长处，努力学习。同时，认真总结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和发展中的教训，引为我们的前车之鉴，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国策，在不断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甚至从社会主义制度中汲取了不少合理和人性化的因素，所以，我们所讲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也在不断的变迁中。因此，我们向发达国家学习也应该有一种动态的眼光和相应的思路、方法，而不是抱着过去相沿下来的陈旧观念来看待今天的西方世界。这样，我们才能具备一种理性的客观的世界眼光，不断建构蓬勃向上、活水长流的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最终走向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美人所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边疆发展中国论坛2010论文选登”，载《共识》2011春季刊(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编)，此文是《呼唤更为整合包容的当代中华文化精神教育》一文的节选，全文载《边疆发展中国论坛文集》（发展理念卷），中央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 进入 杨福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学 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