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族主义

爱思想|韩孝荣:如何解决新疆民族问题?

   原文编者按:从事政府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的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韩孝荣博士最近前往新疆,实地考察当地在发生鄯善县鲁克沁镇流血冲突之后的情况。他为联合早报网撰写专稿,分享他在新疆的观察,探讨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一些可能性。    2013年7月初,我在宁夏短期逗留后从银川飞往乌鲁木齐,禁不住回忆起2008年6月那次始于南宁终于拉萨的旅行。这两次夏季旅行最重要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的起点都是一个长期以来平安而宁静的民族自治区,而终点都是另一个刚刚出过大事、在人们的想象中还不那么宁静的民族自治区。那次西藏之行发生在拉萨三一四事件三个月之后,而这次的新疆之行距离导致近30人死亡的鄯善县鲁克沁镇的流血冲突只有两个星期。如果我们把中国所有民族自治地方按照社会的和谐程度做一个排名的话,那么广西和宁夏应该属于最和谐的一类,而西藏和新疆则很可能要被归入最不和谐的一类。不论宁静、和谐与否,每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结构都自有特点。广西与宁夏的宁静呈现着不同的风格和色调,而西藏和新疆的不和谐也是由不尽相同的原因造成的。    高压下的宁静    “在喀什的大街上,武警巡逻队中走在倒数第二排的战士都背着一面大镜子,以便走在最后一排的战友可以随时观察到巡逻队后面的任何可疑人物。这表明在武警战士们看来,危险是真切存在的。”    七月的新疆,有太多出事的理由:四年前的七五事件使新疆的七月变得如同西藏的三月一样敏感,并因此成为一个在人们想象中特别容易生出事端的月份;七月也是穆斯林的斋月。虽然这是一个追求祥和的宗教仪式,但维吾尔族穆斯林在封斋期间所表现出的对于宗教的热诚难免引起当局的关注,而历史上也不乏在斋月期间发生冲突的先例;此外,2013年上半年所发生的几起血腥攻击则使人相信这一年的七月可能会特别不平静。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有关危险事件的预测和警告,新疆的七月却相当平静。当然,这是高压下的平静。新疆省会乌鲁木齐和南疆重镇喀什的主要街道和重要政府机关周围,都有全副武装的武警站岗和巡逻。在喀什的大街上,武警巡逻队中走在倒数第二排的战士都背着一面大镜子,以便走在最后一排的战友可以随时观察到巡逻队后面的任何可疑人物。这表明在武警战士们看来,危险是真切存在的。有些人认为站岗、巡逻这类震慑和防范措施非常有效,是和平的保证,是新疆没有出更多大事的原因。而另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维吾尔族朋友,则认为这是“政府自己吓自己。”显然,在他们看来,即使没有这些震慑行动,也不一定就会出事。    武警、警察、军车和武器,都是有意摆在大街上让人看的,而一般人看不到的还有政府内部的紧张气氛。为了维稳,基层干部们都要加班加点,甚至必须住在办公室,以便随时处理紧急事态。我在去喀什的一趟班车上碰到过某县政府的一个干部。他趁着下午的一点空闲时间去喀什办一点私事,但却不得不在事情办完之前就匆匆赶回,因为晚上九点还有一次点名,如果缺席就要被罚款并通报批评。和全国各地的干部们一样,喀什的干部们也要讨论中国梦,而其中一位干部的中国梦就是希望能多睡点觉,并且能每天和家人多呆一会儿。加班之外,基层干部们还要面对生命危险,因为最近几次武装冲突中都有地方干部丧生。虽然有不少人为他们的付出所换来的宁静感到欣慰和自豪,但肉体和精神上的压力还是使得一些基层干部颇有怨言。    当地的一般民众,在经历了多次流血事件之后,也总结出一些防身之道。其中一条就是避免在他们认为比较危险的时刻出现在他们认为比较危险的地方。到乌鲁木齐的当天下午,我就急着想去二道桥的维族聚居区看看。在向一位行人问路时,他警觉地问,“你这个时候去那干什么?”他解释说,要逛街或找吃饭的地方,可以去汉人聚集的大西门或小西门。七月份最好不要去二道桥。我当天听了他的话,但隔了几天还是禁不住去二道桥走了一遭。感觉不像有什么危险,但我在那的确没有看到多少汉人。在喀什的前三个晚上,我住在市郊一个戒备森严的大院中。第四天我搬到了维吾尔族聚居的老城区的一家小旅馆。当地几位汉族朋友看了我住的地方,便极力劝我立即搬去汉人区住。他们认为那家小旅馆周围的小巷子里充满了危险。其中一个朋友说:“要是某个巷子里窜出个人来把你杀了,把你的尸体扔了,都不会有人知道。”小旅馆的主人是来自东部沿海的汉人。他告诉我说,喀什城里很安全,危险分子都在乡下。一些当地的汉族朋友还告诫我,哈什的东巴扎尔一带最好不要去,因为那儿维族人多。我后来去了那,确实看到了很多维族和很少的汉族。而喀什的步行街一带,则显然是汉族人聚集的地方,但在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到不少维族同胞。恐惧感似乎是单向的:汉族不敢去维族区,但维族却敢于去汉族区。当然,汉族朋友中也有人认为,维族区并不可怕,因为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有个乌鲁木齐的朋友就认为:二道桥其实最安全,因为那儿武警最多。    其实,即使那些最害怕维吾尔人的汉人都知道,绝大多数维吾尔族同胞都非常纯朴、善良,绝不会伤害无辜,而危险分子只是极少数。也有地方干部正确地指出,不能把整个维吾尔民族和伊斯兰宗教当做维稳的对象。但问题在于,没有人能把极少数危险分子从广大的维吾尔人群中识别出来。于是便产生了前述种种关于这些危险分子藏身之处的臆想。有人认为他们隐藏在城市中的维吾尔聚居区;有人认为他们不在城市,而是躲在乡村;还有人相信他们是在没有警察或是警察比较少的地方。大家都赞同的是:危险并非无处不在,但也不是绝对没有。人们都凭着各自的判断去规避危险,但似乎总会有人无法逃避危险,而对于那些不幸被危险吞噬了的人们,民众们私下常常作出的的评论就是:谁碰上了谁倒霉。    也正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准确识别极少数危险人物,政府方面就不得不加强对整个维吾尔民族的社会控制。本来如果知道这些危险分子是谁,那么一个武警小分队就可以把他们解决了,现在却不得不把大批武警和警察布置在大街上,不得不让基层干部们历尽辛劳以图准确掌握每个村镇居民的动向。不只一位维吾尔族朋友向我抱怨:政府不给维吾尔人发护照,限制维吾尔人出境。一位想去澳洲进修的维吾尔族大学生在三个多月前就递交了办理护照的申请,但至今还在痛苦地等待着消息。一位做皮衣皮帽生意的喀什商人希望能去巴基斯坦和俄罗斯进货,但也无法取得护照。显然,政府方面是为了阻止少数维吾尔人出国后加入“三股势力”而不得不限制所有维吾尔人出境。这些针对少数危险分子却给许多一般维吾尔人带来不便的具有株连色彩的防范措施,虽然可能具有阻止危险行为的效果,也有可能使一些维吾尔民众因为感到不被信任而产生离心倾向。    宁静中的不平静    “司机师傅对高速指示牌上汉字和维吾尔字的规格差异也深表不满。‘汉字那么大,维吾尔字那么小。我可以读汉字,所以没有问题,但汉语不好的维吾尔人就惨了。有人向政府反应过,但没有结果’。”    虽然真正属于所谓三股势力的危险分子人数很少,但不少维吾尔人,包括一些官员和学者,都有一些不满情绪。他们的有些抱怨,例如对于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和环境退化的不满,是全国性的和普遍性的,而另一些抱怨则带有新疆的地方和民族特点。这些特殊的抱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不同方面,而这些抱怨所引发的不满情绪的激烈程度也是因人而异。大多数人只是发发牢骚而已。我和乌鲁木齐一位维吾尔族出租车司机的闲聊就触及到好几个方面的不满情绪。我们的谈话从自治区政府中谁是维族中最大的官开始。他说是努尔 白克力。不过,他很快就补充说,努尔 白克力并不是一把手,他事事都要听张春贤的。的确,自赛福鼎 艾则孜之后,就再没有维吾尔族官员做过新疆的一把手,而在全国各自治区中,彝族的伍精华也是最后一任少数民族出身的自治区一把手。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喀什期间,我了解到县、乡一级的一把手也大都是汉族。司机师傅本人是新疆大学大专毕业,而且学的是热门专业,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开出租车。他的太太是新疆大学本科毕业,也是不错的专业,但同样找不到与专业有关的工作,只好去公共汽车上卖票。他们夫妻俩都亲身体验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后来碰到一位专门研究新疆社会和历史的维吾尔族学者。他对当地报纸有关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超过80%的最新报道表示怀疑。他的估算是今年的就业率不超过60%,而其中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远远低于汉族学生的就业率。司机师傅对高速指示牌上汉字和维吾尔字的规格差异也深表不满。“汉字那么大,维吾尔字那么小。我可以读汉字,所以没有问题,但汉语不好的维吾尔人就惨了。有人向政府反应过,但没有结果。”    司机师傅虽然没到过南疆,但认为南疆经济、文化和教育都比较落后。他本人可以说很流利的汉语,但认为南疆维族同胞的汉语水平很差。这些都为我后来在南疆的所见所闻证实。我在喀什碰到的很多人都反复提到南疆的经济发展问题和教育特别是汉语教育的问题。以出产手工制作的精美小刀著称的英吉沙县,民众的购买力很低。县城的新建住宅楼,每平方米的售价只有1000多元,可还是没有多少人能买得起。县城的出租车,只要两块钱就可以坐到县城的任何角落。政府、学者和一般民众都公认南疆的喀什、和田和克孜勒苏是新疆经济最落后的地区。根据10年前的一项统计,这三地州的贫困人口占全新疆贫困人口总数的88%。自1994年国家开始发布国家级贫困县名单以来,新疆一直有27个国家级贫困县,而其中有19个属于上述三地州。教育、文化方面,南疆还有不少年轻人普通话水平不过关。年长的维族同胞受教育程度应该更低。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告诉我说,他所在的村中50%的村民是文盲。最近教育方面的一个积极进展就是政府已经决定为南疆少数民族学生提供12年义务教育。这个9加3模式已经在西藏和南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得到实施,而南疆地方政府也将采行同样的政策。一些地方官员相信,这项新政策不仅能提高一般维吾尔民众的教育水平,也有助于消除不安定因素。他们认为初中毕业就走向社会的年轻人因为思想还没有定型并缺乏谋生技能而容易被极端势力利用,而让每个年轻人多接受三年义务教育将大大降低他们被蒙蔽的几率。    对于维吾尔族同胞们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不同的群体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一些维吾尔民众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外来人群、特别是外来的汉人对于工作机会、市场和资源的抢夺。很自然地,他们也迁怒于允许这种抢夺发生的政府。一些汉族民众和官员则强调某些维吾尔人的懒惰和不思进取,而一部分恨铁不成钢的维吾尔族官员和学者也附和这种观点。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是,维吾尔人所面临的挑战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激剧的社会变迁。在旧的计划经济体系中,维吾尔族民众不需要与汉人直接竞争,他们只要接受政府的安排就行了,但在更加自由、开放的新体制中,他们却要直接与汉人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他们并不占有多少优势。他们在这两种体制中遇到了两种不同的汉人。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汉人大多是官方系统的人员,受政府的严格控制,接受过有关民族政策的教育,到新疆的目的是为了开发和保卫边疆并且帮助少数民族。而新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汉人则大多不受政府的直接管制,不曾受过民族政策方面的教育并因此更容易表现出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他们人数更多,而他们到边疆的主要目的就是挣钱。他们不但没有帮助少数民族的义务,而且为了挣钱有时难免要伤害少数民族。这群“新汉人”令维吾尔人和其他一些边疆民族深感惶惧。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但这种发展的速度、模式和结果往往并不符合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愿望和利益。 要找出新疆民族问题的真正根源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6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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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晋 | 再见 伊力哈木

伊力哈木一直坚持认为,维吾尔人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完全不能脱离汉族人实现自由民主的进程,两者必须是紧密结合的。维吾尔人今日的处境,正是整个中国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产物,只有汉族人也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愿望,维吾尔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民主。“在我哈木看来,只要生活在一个民族平等的自由的国家,是汉族人占多数还是维吾尔人占多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尊重各个民族的权利,是不是尊重彼此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如果我们中国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些周边国家的人才还会因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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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国当局要求维族穆斯林律师家人不得留胡须戴面纱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新疆吐鲁番当局要求维族穆斯林律师签字,保证其家庭中的女性不穿罩袍、男性不留长胡须。有学者认为,这是不明智的少数民族政策。 路透社11月13日的报道说,新疆司法厅网站日前发布信息说,新疆吐鲁番市政府最近要求该市的律师们,在一份谴责极端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保证书上签字,保证各自家庭成员不穿遮盖脸部和全身的长罩袍和留大胡子。新疆司法厅的一项有关声明说,作为保障社会问题的重要力量,律师们必须在反对极端主义势力的斗争中带头。 路透社的报道说,虽然新疆的大部分妇女穿戴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一样的现代服装,但近年来,那里一些妇女也开始穿起类似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穿戴的那种遮盖全身的“罩袍”,这与传统的维吾尔族妇女服装并不相同。 美国西东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经常就中国少数民族问题发表文章的杨力宇教授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显示了中国政府的大汉族主义倾向: “这显示了中国民族政策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其实是很带有歧视性的。中共应该做到尊重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和习俗。在一个多民族社会里,相互尊重是必要的。” 路透社的报道说,吐鲁番政府的这项要求是前不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一起吉普车冲撞人群并起火爆炸事件后做出的。中国当局宣布该事件造成3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并指控肇事者为东突恐怖主义分子。 当局还宣布,除了车上三人当场死亡以外,他们还逮捕了另外5名涉嫌有牵连的维吾尔族人。但流亡海外的维吾尔族人、人权组织和一些学者对中国政府对该事件的定性提出了质疑。 中国官方媒体《新疆日报》今年7月19日曾发表一篇署名新疆师范大学教授曼拜特-吐尔地、题为《戴黑纱穿黑裙不是一个好现象》的文章说,新疆一些妇女的穿戴有极端宗教的色彩。文章表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同一片蓝天下,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不同风俗习惯的人们……。但那里的祖辈从不曾戴黑面纱生活,穿黑袍走路,那里年轻帅气的小伙也从不曾留着大络腮胡子。但现在,不仅是南疆的乡村,就是乌鲁木齐这样的城市,都可以看到很多面戴黑纱,身穿黑裙的女人们。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新疆日報》6月期间还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谈论“吉里巴甫”,其中包括维吾尔族女学者阿不力克木的撰文。 阿不力克木的文章表示,维吾尔族人自古以农跟为主,这与在沙漠地区从事贸易活动的阿拉伯人是不同的。虽然维吾尔族人选择了信仰伊斯兰教,但并没有在服饰文化中完全盲目照搬阿拉伯人的穿戴模式,而是保留并发展了自己的传统服装文化。 此外,香港《星岛日报》7月20日的一则报道说,为了预防恐怖事件的发生,新疆地区政府一个月前开始严禁妇女穿戴那种遮盖全身、只露出眼睛的罩袍。为此目的,新疆各地方政府派出官员到基层乡村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并检查各市场不生产和销售这种罩袍。新疆当局还强调,他们此举是为了严防宗教极端势力。杨力宇教授表示,中国政府需要处理的少数民族问题本来就已经很多了,再介入人家穿什么、能不能留胡子等事情,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少数民族政策: “我觉得中共的心态很有问题,这很有歧视性。你要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少数民族也没有要求你汉人改变你的习俗,对不对?在今天的多元世界里,你要学会相互尊重。本来就问题很多,民族的问题、宗教的问题、与民族有关政治的问题等等,新疆和西藏的问题这么多,如果你知道很好地处理的话,不应该有很大问题。” 《星岛日报》的报道说,新疆鄯善县、伊宁市、霍城等都在前几个相继发出通知,严禁制造、销售以及穿戴被称为“吉里巴甫”的罩袍,并将加大针对违反者的惩治力度。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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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马戎:如何进一步思考我国现实中的民族问题——关于“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讨论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多重曲折,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也出现了一些必须关注的新问题。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者必须面对这些新问题,并在实证研究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可以收到实效并得到全国各族民众接受和欢迎的新思路。对于近期热议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和相关讨论中提及的一些问题,本文认为,我们在强调“一体”时必须兼顾“多元”,要充分考虑我国民族关系的多样性,要尊重和依靠少数民族干部,也要注意警惕和反对“大汉族主义”。    〔关键词〕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发展;中华民族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发表的题目为《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以下简称《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文章引起较大反响,[1]成为我国学术界有关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近期的又一个讨论焦点。由于近年我也发表过一些讨论中国民族制度和政策的文章,这篇文章中有些观点与我过去提出的某些观点有相似之处,所以一些对《第二代民族政策》持批评意见的人把它和我之前提出的一些观点并列。《第二代民族政策》文章作者的学术背景是经济学,文章重点是政策讨论,很少涉及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目前面临而且各族民众也十分关心的许多实际现实问题。而我本人是社会学和人口学背景,更关心各地实际问题的专题调查。也许是由于各自学科背景不同的原因,我与这篇文章的作者在分析民族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提炼观点的客观基础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对一些议题做些说明。    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框架下,“一体”和“多元”两方面不可偏废    费孝通先生在1989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框架,明确提出,中国“五十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多元”与“一体”二者不可偏废。从这个基本框架出发,我们在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同时,对56个民族所呈现出的“多元”必须给予足够重视,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与历史传统,切实保障这些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努力关注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项具体问题。忽视了“多元”,就无法建立巩固的“一体”,唯有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真正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经济认同和文化认同。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程中,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发展基础薄弱、语言障碍和教育差距,西部一些群体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处于“边缘化”的处境,在激烈的实业和劳动力就业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当地民众收入水平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在迅速拉大,当地民族语言和文化观念等也受到大量来自东部沿海汉族人口的冲击,少数民族干部和民众对此十分焦虑。关于民族地区工业化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对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在20多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注意到并提醒我们应予关注,但我们的学术界和一些政府部门至今尚未真正领悟费先生的关注。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一些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在族群分层结构(受教育结构、职业结构、专业分布等)的比较中居于明显劣势,而且这一相对劣势在2000-2010年期间进一步加剧。对于这些带有基本社会结构性质、真正关系到民族平等、民族发展权利的重大问题,中央政府和全社会必须给予关注,及时制定出改善和解决的具体措施。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央政府需要对少数民族社会中存在的就业和贫困等问题予以切实的解决和改善,重视推动当地少数民族民众对西部开发各项事业的参与和发展成果的分享,在国家整体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平等、共同繁荣二者之间保持平衡和兼顾,否则,建设和谐社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各项优惠政策,实施60多年后形成强大历史惯性。我们在反思和分析这些制度与政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效果时,应当尊重这些制度初创时的历史条件和选择空间,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相关政策在初建时对一些地区加快和平统一、促进政治整合的积极作用给以客观评价。同时需要对这些制度和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实施的社会效果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总结,注意倾听各地各族干部民众的反映和建议,思考探讨今后引导我国民族关系的整体方向。在此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和客观效果的分析,因地制宜地进行切实必要和循序渐进的政策调整。我认为应当先拾遗补缺,再矫正过枉,绝不能贸然启动剧烈的政策变动。尤其是对基本制度的调整,必须在已形成基本社会共识、得到大多数少数民族民众认同和支持的前提下进行,同时把握好方向,根据民众反应掌握进度节拍,谨慎小心地“摸着石头过河”。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后,我们看到斯大林民族理论和苏联体制在实践中的惨痛教训。我们今后的目标,就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经济条件下,在思想日渐开放、舆论逐渐宽松、信息越来越畅通的环境下,努力团结各族干部民众,建设一个和谐、繁荣的现代国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们没有任何现成模式可以照搬,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了我们要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绝大多数生活成长在汉文化氛围中的人很容易忽视我国各族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头脑里有“一体”的意识,却很少感知“多元”。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教育和文化宣传长期坚持“政治挂帅”,突出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要求全民统一思想。这样一种文化氛围和“一元化”的思想方法使得一部分中国政治和文化精英们缺少理解和处理多元文化的基本素养和能力,很容易忽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语言、宗教等)的特殊价值和意义,缺乏尊重民族多样性的文化伦理,总想尽快推动以汉族文化为基准的“民族交融”,即使不公开讲出来,内心仍然存在“汉化”的潜意识。有的人总认为只有加强政治控制才能保障国家统一,只有完善行政安排才能有效保障少数族群权益,忽视了少数民族在选择发展模式和路径上的自主性。这是中国社会两千多年长期滞留在传统专制制度下、至今公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的一个具体体现。这种过于强调一致性、忽视甚至不理解多样性的思想定式,成为今天中国迈向政治文明新台阶的主要障碍。    二、必须尊重族群之间的多样性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跨地域流动、各群体在相互交往和学习过程中逐步融合,这是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趋势,也是任何现代化国家发展的方向。经济全球化必然推动世界各国间的人口流动、文化交流和经济融合,欧盟的建立和欧元的实践是这方面的积极尝试。欧洲在应对近期债务危机中更加深刻地显现出要求加强一体化的新趋势,欧洲必须克服各民族国家分散治理的局限性,才能拥有克服危机、持续发展的后劲。我国各族精英都应当看清这一历史发展大趋势,思考我们是否需要重复欧洲人经过400年分分合合、付出惨痛代价后否定的道路。    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族群众多的国家,由于历史发展进程各不相同,各群体间必然在许多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在族际交往和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各族之间的差异性。正因为存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中央政府制订的政策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各族群之间的差异性,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有所区别,不能“一刀切”。在中国历史上,各朝代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特点制定因地制宜的各有差异的制度和政策,一地一制,一族一策,这种尊重差异的政策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这些方面的历史经验,今后我国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对民族政策进行必要调整时可予以借鉴。    在一个多族群国家推动政治整合、经济整合和文化整合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政府必须充分考虑到不同群体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路径、水平和特点方面的多样性,考虑到各族群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起点和各自不同的发展速度,考虑到各族群对于生活和社会的基本态度,在设计和调整相关政策时要注意设定发展目标和发展进度的渐进性,要为不同地区、不同对象设立有所差别的政策、提出不同的发展规划和目标,采用不同的发展速度推进。在许多时候,不顾客观条件,不尊重当地民众的意愿,单凭主观愿望来推动社会发展和族际交往,其结果往往是“欲速则不达”。20世纪20年代列宁曾明确反对把俄语定为“国语”并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我们必须牢记决不做“揠苗助长”的蠢事。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何推动族际交往和政治整合的具体做法和步骤,需要在大量实地调查和广泛征求当地干部民众意见的基础上来确定,因地制宜,因族制宜,设计必要的过渡性措施和阶段性目标,谨慎推进,并随时总结经验和调整措施,一定要避免“一刀切”的粗糙政策和“大跃进”式的政绩工程。    三、坚定地尊重和依靠少数民族精英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边疆各少数族群始终存在很强的向心力,在清末抵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的斗争中,毋庸讳言,有些民族上层人物在帝国主义利诱下曾有分裂祖国的活动,但是同时也有许多少数民族精英人物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并和分裂势力作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中,爱国始终是少数民族精英的主流,这也是西北、西南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国家力量衰微的20世纪早期仍保持对国家的忠诚、在40年代后期得以迅速解放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活跃于国家建设各行各业的我国少数民族精英们,包括广大干部、知识分子、社区领袖、宗教人士、企业家等,绝大多数在1949年后出生,在党领导的学校里接受现代学校教育,在各级政府和不同的社会机构中发挥作用,他们在广大少数民族民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多年来政府推行的民族理论教育和民族干部选拔体制,也使少数民族精英一般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较强民族意识及责任感。在当前社会发展和国内族群政治格局下,民众也把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维护本民族经济利益的期望寄托在少数民族精英身上。由于他们长期接受党的教育,在思考中国民族关系和现存实际问题时,他们既有对本民族前途和利益的深厚感情与关切,又具有较宽理论视野和现代知识,可以从比较理性的角度思考本民族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前途。因此,在各级政府和学术界开展有关民族问题和政策的讨论时,少数民族精英的实质性参与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全面参与是这些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如果少数民族精英群体对政策调整的具体做法不接受,内心有疑虑,情绪上有抵触,那么这些做法就很难在实施中取得真正积极的效果。    我国老一辈革命家们在制定有关民族问题的政策时,始终非常关注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对于这些政策的接受程度,把与他们的沟通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前提。例如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中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2]20世纪50年代后期如果在康区和青海藏区也能按照这样一个精神,在条件成熟时再推动改革,这些地区的“民主改革”进程可能会顺利平稳得多。我们在推动各项工作时不能只从良好意愿、主观认识和价值判断出发,不征求少数民族精英的意见和建议就贸然从事。各级政府必须认识到,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是在民族地区推动各项工作中的重要力量,要充分信任他们和依靠他们,使他们成为少数民族现代化的领头人。 四、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民族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92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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