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韩孝荣：如何解决新疆民族问题？

　　
原文编者按：从事政府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的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韩孝荣博士最近前往新疆，实地考察当地在发生鄯善县鲁克沁镇流血冲突之后的情况。他为联合早报网撰写专稿，分享他在新疆的观察，探讨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一些可能性。

　　 2013年7月初，我在宁夏短期逗留后从银川飞往乌鲁木齐，禁不住回忆起2008年6月那次始于南宁终于拉萨的旅行。这两次夏季旅行最重要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的起点都是一个长期以来平安而宁静的民族自治区，而终点都是另一个刚刚出过大事、在人们的想象中还不那么宁静的民族自治区。那次西藏之行发生在拉萨三一四事件三个月之后，而这次的新疆之行距离导致近30人死亡的鄯善县鲁克沁镇的流血冲突只有两个星期。如果我们把中国所有民族自治地方按照社会的和谐程度做一个排名的话，那么广西和宁夏应该属于最和谐的一类，而西藏和新疆则很可能要被归入最不和谐的一类。不论宁静、和谐与否，每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结构都自有特点。广西与宁夏的宁静呈现着不同的风格和色调，而西藏和新疆的不和谐也是由不尽相同的原因造成的。

　　 高压下的宁静

　　 “在喀什的大街上，武警巡逻队中走在倒数第二排的战士都背着一面大镜子，以便走在最后一排的战友可以随时观察到巡逻队后面的任何可疑人物。这表明在武警战士们看来，危险是真切存在的。”

　　 七月的新疆，有太多出事的理由：四年前的七五事件使新疆的七月变得如同西藏的三月一样敏感，并因此成为一个在人们想象中特别容易生出事端的月份；七月也是穆斯林的斋月。虽然这是一个追求祥和的宗教仪式，但维吾尔族穆斯林在封斋期间所表现出的对于宗教的热诚难免引起当局的关注，而历史上也不乏在斋月期间发生冲突的先例；此外，2013年上半年所发生的几起血腥攻击则使人相信这一年的七月可能会特别不平静。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有关危险事件的预测和警告，新疆的七月却相当平静。当然，这是高压下的平静。新疆省会乌鲁木齐和南疆重镇喀什的主要街道和重要政府机关周围，都有全副武装的武警站岗和巡逻。在喀什的大街上，武警巡逻队中走在倒数第二排的战士都背着一面大镜子，以便走在最后一排的战友可以随时观察到巡逻队后面的任何可疑人物。这表明在武警战士们看来，危险是真切存在的。有些人认为站岗、巡逻这类震慑和防范措施非常有效，是和平的保证，是新疆没有出更多大事的原因。而另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维吾尔族朋友，则认为这是“政府自己吓自己。”显然，在他们看来，即使没有这些震慑行动，也不一定就会出事。

　　 武警、警察、军车和武器，都是有意摆在大街上让人看的，而一般人看不到的还有政府内部的紧张气氛。为了维稳，基层干部们都要加班加点，甚至必须住在办公室，以便随时处理紧急事态。我在去喀什的一趟班车上碰到过某县政府的一个干部。他趁着下午的一点空闲时间去喀什办一点私事，但却不得不在事情办完之前就匆匆赶回，因为晚上九点还有一次点名，如果缺席就要被罚款并通报批评。和全国各地的干部们一样，喀什的干部们也要讨论中国梦，而其中一位干部的中国梦就是希望能多睡点觉，并且能每天和家人多呆一会儿。加班之外，基层干部们还要面对生命危险，因为最近几次武装冲突中都有地方干部丧生。虽然有不少人为他们的付出所换来的宁静感到欣慰和自豪，但肉体和精神上的压力还是使得一些基层干部颇有怨言。

　　 当地的一般民众，在经历了多次流血事件之后，也总结出一些防身之道。其中一条就是避免在他们认为比较危险的时刻出现在他们认为比较危险的地方。到乌鲁木齐的当天下午，我就急着想去二道桥的维族聚居区看看。在向一位行人问路时，他警觉地问，“你这个时候去那干什么？”他解释说，要逛街或找吃饭的地方，可以去汉人聚集的大西门或小西门。七月份最好不要去二道桥。我当天听了他的话，但隔了几天还是禁不住去二道桥走了一遭。感觉不像有什么危险，但我在那的确没有看到多少汉人。在喀什的前三个晚上，我住在市郊一个戒备森严的大院中。第四天我搬到了维吾尔族聚居的老城区的一家小旅馆。当地几位汉族朋友看了我住的地方，便极力劝我立即搬去汉人区住。他们认为那家小旅馆周围的小巷子里充满了危险。其中一个朋友说：“要是某个巷子里窜出个人来把你杀了，把你的尸体扔了，都不会有人知道。”小旅馆的主人是来自东部沿海的汉人。他告诉我说，喀什城里很安全，危险分子都在乡下。一些当地的汉族朋友还告诫我，哈什的东巴扎尔一带最好不要去，因为那儿维族人多。我后来去了那，确实看到了很多维族和很少的汉族。而喀什的步行街一带，则显然是汉族人聚集的地方，但在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到不少维族同胞。恐惧感似乎是单向的：汉族不敢去维族区，但维族却敢于去汉族区。当然，汉族朋友中也有人认为，维族区并不可怕，因为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有个乌鲁木齐的朋友就认为：二道桥其实最安全，因为那儿武警最多。

　　 其实，即使那些最害怕维吾尔人的汉人都知道，绝大多数维吾尔族同胞都非常纯朴、善良，绝不会伤害无辜，而危险分子只是极少数。也有地方干部正确地指出，不能把整个维吾尔民族和伊斯兰宗教当做维稳的对象。但问题在于，没有人能把极少数危险分子从广大的维吾尔人群中识别出来。于是便产生了前述种种关于这些危险分子藏身之处的臆想。有人认为他们隐藏在城市中的维吾尔聚居区；有人认为他们不在城市，而是躲在乡村；还有人相信他们是在没有警察或是警察比较少的地方。大家都赞同的是：危险并非无处不在，但也不是绝对没有。人们都凭着各自的判断去规避危险，但似乎总会有人无法逃避危险，而对于那些不幸被危险吞噬了的人们，民众们私下常常作出的的评论就是：谁碰上了谁倒霉。

　　 也正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准确识别极少数危险人物，政府方面就不得不加强对整个维吾尔民族的社会控制。本来如果知道这些危险分子是谁，那么一个武警小分队就可以把他们解决了，现在却不得不把大批武警和警察布置在大街上，不得不让基层干部们历尽辛劳以图准确掌握每个村镇居民的动向。不只一位维吾尔族朋友向我抱怨：政府不给维吾尔人发护照，限制维吾尔人出境。一位想去澳洲进修的维吾尔族大学生在三个多月前就递交了办理护照的申请，但至今还在痛苦地等待着消息。一位做皮衣皮帽生意的喀什商人希望能去巴基斯坦和俄罗斯进货，但也无法取得护照。显然，政府方面是为了阻止少数维吾尔人出国后加入“三股势力”而不得不限制所有维吾尔人出境。这些针对少数危险分子却给许多一般维吾尔人带来不便的具有株连色彩的防范措施，虽然可能具有阻止危险行为的效果，也有可能使一些维吾尔民众因为感到不被信任而产生离心倾向。

　　 宁静中的不平静

　　 “司机师傅对高速指示牌上汉字和维吾尔字的规格差异也深表不满。‘汉字那么大，维吾尔字那么小。我可以读汉字，所以没有问题，但汉语不好的维吾尔人就惨了。有人向政府反应过，但没有结果’。”

　　 虽然真正属于所谓三股势力的危险分子人数很少，但不少维吾尔人，包括一些官员和学者，都有一些不满情绪。他们的有些抱怨，例如对于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和环境退化的不满，是全国性的和普遍性的，而另一些抱怨则带有新疆的地方和民族特点。这些特殊的抱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不同方面，而这些抱怨所引发的不满情绪的激烈程度也是因人而异。大多数人只是发发牢骚而已。我和乌鲁木齐一位维吾尔族出租车司机的闲聊就触及到好几个方面的不满情绪。我们的谈话从自治区政府中谁是维族中最大的官开始。他说是努尔 白克力。不过，他很快就补充说，努尔 白克力并不是一把手，他事事都要听张春贤的。的确，自赛福鼎 艾则孜之后，就再没有维吾尔族官员做过新疆的一把手，而在全国各自治区中，彝族的伍精华也是最后一任少数民族出身的自治区一把手。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喀什期间，我了解到县、乡一级的一把手也大都是汉族。司机师傅本人是新疆大学大专毕业，而且学的是热门专业，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开出租车。他的太太是新疆大学本科毕业，也是不错的专业，但同样找不到与专业有关的工作，只好去公共汽车上卖票。他们夫妻俩都亲身体验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后来碰到一位专门研究新疆社会和历史的维吾尔族学者。他对当地报纸有关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超过80%的最新报道表示怀疑。他的估算是今年的就业率不超过60%，而其中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远远低于汉族学生的就业率。司机师傅对高速指示牌上汉字和维吾尔字的规格差异也深表不满。“汉字那么大，维吾尔字那么小。我可以读汉字，所以没有问题，但汉语不好的维吾尔人就惨了。有人向政府反应过，但没有结果。”

　　 司机师傅虽然没到过南疆，但认为南疆经济、文化和教育都比较落后。他本人可以说很流利的汉语，但认为南疆维族同胞的汉语水平很差。这些都为我后来在南疆的所见所闻证实。我在喀什碰到的很多人都反复提到南疆的经济发展问题和教育特别是汉语教育的问题。以出产手工制作的精美小刀著称的英吉沙县，民众的购买力很低。县城的新建住宅楼，每平方米的售价只有1000多元，可还是没有多少人能买得起。县城的出租车，只要两块钱就可以坐到县城的任何角落。政府、学者和一般民众都公认南疆的喀什、和田和克孜勒苏是新疆经济最落后的地区。根据10年前的一项统计，这三地州的贫困人口占全新疆贫困人口总数的88%。自1994年国家开始发布国家级贫困县名单以来，新疆一直有27个国家级贫困县，而其中有19个属于上述三地州。教育、文化方面，南疆还有不少年轻人普通话水平不过关。年长的维族同胞受教育程度应该更低。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告诉我说，他所在的村中50%的村民是文盲。最近教育方面的一个积极进展就是政府已经决定为南疆少数民族学生提供12年义务教育。这个9加3模式已经在西藏和南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得到实施，而南疆地方政府也将采行同样的政策。一些地方官员相信，这项新政策不仅能提高一般维吾尔民众的教育水平，也有助于消除不安定因素。他们认为初中毕业就走向社会的年轻人因为思想还没有定型并缺乏谋生技能而容易被极端势力利用，而让每个年轻人多接受三年义务教育将大大降低他们被蒙蔽的几率。

　　 对于维吾尔族同胞们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不同的群体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一些维吾尔民众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外来人群、特别是外来的汉人对于工作机会、市场和资源的抢夺。很自然地，他们也迁怒于允许这种抢夺发生的政府。一些汉族民众和官员则强调某些维吾尔人的懒惰和不思进取，而一部分恨铁不成钢的维吾尔族官员和学者也附和这种观点。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是，维吾尔人所面临的挑战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激剧的社会变迁。在旧的计划经济体系中，维吾尔族民众不需要与汉人直接竞争，他们只要接受政府的安排就行了，但在更加自由、开放的新体制中，他们却要直接与汉人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他们并不占有多少优势。他们在这两种体制中遇到了两种不同的汉人。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汉人大多是官方系统的人员，受政府的严格控制，接受过有关民族政策的教育，到新疆的目的是为了开发和保卫边疆并且帮助少数民族。而新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汉人则大多不受政府的直接管制，不曾受过民族政策方面的教育并因此更容易表现出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他们人数更多，而他们到边疆的主要目的就是挣钱。他们不但没有帮助少数民族的义务，而且为了挣钱有时难免要伤害少数民族。这群“新汉人”令维吾尔人和其他一些边疆民族深感惶惧。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但这种发展的速度、模式和结果往往并不符合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愿望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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