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党

今天的香港的“明镜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称章沁生被停职并非因为涉及贪污腐败，而是他在军中有主张“军队国家化”的言论，军委主席胡锦涛因而下令对章沁生停职。今天的墙内新浪微博上，此事的帖子也有许多转发，有多名北京消息源证实此事，但相关的讨论帖子都被很快删除。 本台从多处信源获知，章沁生的确已因最近的公开言论被停职，但是否确因“军队国家化”言论还不清楚，目前，从官方正式渠道还无法求证此事。 此前北京有传言称，“在年前军委的团派会上，章沁生大骂军中高官的公子，以权谋私，弄了百亿身家，轰动会场。”也有传言说，可能是章的这一行为激怒了军中大佬。 章沁生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大前天（2月27日），根据《解放军报》的报道，当天，军方总参谋部今天召开军师职领导干部理论培训班，暨在团以上党委机关开展“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学习教育活动会议。 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陈炳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章沁生作为排名第一位的副总参谋长和马晓天、孙建国、侯树森、魏凤和、蔡英挺等总参领导出席会议。 章沁生，1948年5月生，山西孝义人。公开简历显示，他历任坦克团排长、军区装甲兵司令部作训参谋，总参谋部军训部参谋，军区军训部部长，国防大学战役教研室主任，国防大学教育长，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等职。 中国和俄罗斯“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章沁生是导演部中方参谋长。2006年7月，他晋升中将军衔，2007年，他出任广州军区司令员。2009年12月出任排名第一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此次出事的章沁生中将，则被认为是中国军中的技术派官员，他被视为军中“战略意识、现代意识和改革意识甚强的将领”，“尤擅长现代联合战役理论和训练”，被认为是这代中国高级将领中观念“比较现代化”，并被认为本有可能成为总长或防长的候选人。 此前不久，中国军方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涉嫌腐败落马，引起军中以及社会的不小震动。 56岁的谷俊山长期从事军队后勤工作， 2001年7月任出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副部长，2007年6月出任被视为军中“肥缺”的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 一般认为，谷俊山落马，与总后勤部政委、太子党刘源上将有关，1月19日的澳洲《悉尼晨锋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报道说，刘源日前在向一批军官的演讲时声称，腐败在解放军中已经根深蒂固，广为蔓延，已威胁中共和军队的生死。 刘源是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八十年代步入政坛后转入军界，最近1年来，刘源在多个场合做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表态，引起外界关注。 在总参谋部的上述会议上，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陈炳德称，中国军委主席胡锦涛最近对“全党全军”作了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重要论述”。 陈炳德上将说，胡的指示，反映了即将召开的中共的十八大对全党全军提出的特殊政治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全局指导作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抵御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的必然要求。” 陈炳德还呼吁，解放军全军要“对党忠诚”，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靠严格的政治纪律确保政令军令畅通，靠坚强的党性原则查处违法违纪问题。 类似的呼吁对党“忠诚”的“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教育运动最近已在中国军中普遍展开，根据解放军报的相关报道，军委下属的四总部、北京军区、武警总部等驻京的军事单位在2月份均召开了类似的，在十八大前呼吁效忠的教育运动。 因为中国政治尤其是军方政治的特有的封闭，是否这项运动是针对章沁生或者刘源等军中“异动”，外界很难完全掌握。 微博上有评论说，“当年，他和张胜（80年代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等人是抱团在一起锐意进取的少壮派青年军官，他们是真正把眼光放在军队现代化和对外作战上的先行者，这些年过去了，他们的结局让人唏嘘。”  

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１９９９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 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叁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叁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 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叁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 　　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２０１１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而且他们在这叁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 　　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但２０１０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６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同时＂高调拾起＂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９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 　　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 　　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２０１０年２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２０１０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叁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 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１９９９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 　　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１９８９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 　　这些年我在观察中国政局时，始终觉得军队情况不明是一个隐患；现在，２０１０年由刘亚洲等高级将领公开亮相，就让我们看到了＂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说，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坏方式＂。而且还要看到，改革开放叁十年，军队一直是高干子弟的聚集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太子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时代，军队少壮派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军队干政的危险性将大大提高。 　　而军人们永远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并永远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都会随着军队干政而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军国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基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中国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等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太子党在２０１１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２０１１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４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 　　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而在２０１１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叁。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叁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 　　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７０％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 　　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叁，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１９５７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反右运动＂，聚而歼之。但是，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 　　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 　　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 　　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叁十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引起警惕的。其二， 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 ，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１００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１００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或许是这样吧。 　　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来源：选举与治理网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星期二在北京举行记者会，遭遇自称独立学者杜建国的现场抗议。杜建国抗议世界银行建议中国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是要国有企业私有化，“诚心破坏中国的经济”。 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前联合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研究报告在中国引起意想不到的争议。 报告刚刚公布，代表左派思想的中国“乌有之乡”网站上一篇评论就称其为“一篇用心险恶的研究报告”。 星期二，杜建国又大闹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记者会，中国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常伟博士表示这只是个人事件，不会引起多大涟漪： “这也说明他背后什么都有，这一块因为并不是那样问责。国内确实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这也是正常的。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参加一些会议，包括政府官员参加会议、包括群众、包括工人起哄的事儿也经常出现。” 中国国有企业究竟要不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要不要破其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垄断地位和许多特权？ 曾领导起草中国《破产法》的北京知名经济学者曹思源教授表示，他对中国国企和私企问题40多年的研究表明，“中国国有企业误国误民，灾难深重”。 “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非常重要的是所有制问题。如果生产者的单位、生产资料是无主的就产生了两个问题，谁都不爱惜这个生产资料，谁都不为这个生产资料盈亏经济后果负责任。在这两个前提下效益也就谈不上了。多么深重的教训，还有人在那里迷恋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实际上是一大二空。” 曹教授强调，在讨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是否私有化问题时，中国政府不应回避问题，不应遮遮掩掩，应该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杜建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可以质疑研究报告的结果， 凡事都可以讨论。 “我想国企改革是不可阻挡的，尽管有很大的阻力。国有企业要分红，国家的投资最后国有企业的职工干部自己吃， 那不行的。现在已经开始了。它根本的出路不是国企分红的问题，而是国企要股份化。国有企业它的所有制的形式应该是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完全作为独立法人股份化，只维持少量的国有独资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主要用于那些公益性的产业。” 虽然曹教授以上说中国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广东的私营企业主帅先生表示，杜建国认为“国企不能私有化”不能说没有道理，他至少为中国百姓“提个醒”。 “并不是说国企私有化不好，而是说目前中国的法制和体制根本不允许这样。因为你国企私有化，最后的受益者都是中国的太子党，那些当官的。之前也发生过很多那些国有资产被侵吞的事件嘛。这样只会对老百姓造成更大的伤害。其实我认同世行的那个报告，就是国企不要占垄断地位，不能利用国家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力来垄断这个市场。开放一些平台让实体进入去竞争。这样国企就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世界银行佐利克表示，研究报告只是建议没最终如何执行还要由中国人决定。 中国有学者也认为，研究报告的确只是建议，最终如何改革还是在中国政府手中。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法国世界报编辑部主任阿兰-伏拉松（Alain Frachon）2月17日撰文分析中美关系说，中国未来的一号领导人在北京登基之前，都要去一趟华盛顿。美国是唯一让中国人承认的超级大国，而这样的礼节性访问，好像走亲家，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而被指定的北京接班人在白宫举行会谈，对其在国内完成塑造自己的皇帝形象也有用处。 中美关系：怪异的探戈舞 58岁的中国现任副主席习近平今年10月中共18大后，将掌握中国最高权利，他将接过胡锦涛的中共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并在明年被任命为国家主席。集三权于一身的习近平将在未来两个五年任期领导中国。 华盛顿这一站，是习近平缓慢进入这十年执政期，领导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个序曲。此举也在中美特殊关系上，打下一个标记。而这个“特殊关系” 就像一场怪异的探戈舞：跳舞的双方，因在经济和金融方面不断增加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得不相互拥抱，但接踵而来的是，超级大国美国和窥视美国位置的中国不可避免地互不信任，甚至公开敌对。 习近平风度与胡锦涛相反 习近平在很多方面吸引美国人，他的风度举止与胡锦涛正相反，胡锦涛是漫画式的开化共产官僚形象：精致的眼镜，笔直的头发，秘密低调的作风。而习近平则有点儿像美国西部片演员约翰-韦恩的样子：高高的个子，强壮的肩膀，刻意显出一副漫不经心而愉快的样子。世界报说，习近平属于北京太子党，是毛泽东时代中共领导人的后代，出生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曾经多次到过美国，他的女儿在哈佛上学，他有个兄弟在香港，还有个姐妹居住在加拿大。 美国盼结束胡锦涛的不做为 但是，这样的履历表仅仅是新一代中共领导人的标志，却不一定代表他们未来新的执政方向。美国并不指望习近平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但习近平接班之时，正值中美关系陷入困境，美国希望习近平上台后，能够改变胡锦涛任内在中美经济和战略领域的不作为状态。 近些年来，美国每次大选，空气中总是飘着反对中国的口号。美国舆论指控中国偷走美国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并且从各个角度看，都认为中国采取不公平手段进行竞争。 美国著名印度裔记者法里德－扎卡利亚在2011年11月28日《时代》杂志，引述美国皮优研究中心的民调指出：超过半数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坏事情。 他还指出，这次民调出现的新情况是：原先一贯呼吁华盛顿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美国商界正在转变立场，他们从心满意足地赞叹中国，转变为对北京的政策焦虑不安，北京的这些政策包括：优先中国企业，排挤外国企业，对外企关闭政府采购和公共市场，拒绝尊重知识产权等等。美国商人开始怀疑北京是否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北京从“输出革命”变“反革命”？ 中美在战略关系层面也不平静，华盛顿批评北京在国际舞台过于畏缩。胡锦涛的外交政策秉承邓小平的“低调”和“不干预”方针。北京将外交重点锁定在保障能源供应。中国对外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强国。 对于北京来说，最理想的国际舞台，就是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出现政权更迭。做为毛主义的继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最痛恨的，却是起义，革命，和游击队之类的事情。总之，中国痛恨一切可能改变世界秩序，进而可能影响中国发展的因素。 中国还将国家主权神圣化。除去极特殊情况，北京几乎总是反对经济制裁，反对军事干预。北京这样做的原因，不仅是要在其对内政策，特别是对西藏和新疆的政策受到外部谴责时，进行自我保护，同时也是出于真正的谨慎，那就是，北京需要消化如此快速得到的强大经济优势。北京不知道怎样将这个经济优势转变成政治优势，似乎也不想这么做（除了在南中国海）。 北京只谋取不贡献？ 中国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获取利益，却不做贡献：不论是反恐斗争，还是防止核扩散，或者是中东的稳定，中国几乎什么都不做。对于有人批评中国从毛泽东的激进革命行动转变成不作为的消极主义，中国竟然惊讶有人敢如此批评。对于国际批评，习近平在2009年2月访墨西哥时曾回应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美国希望中国多做贡献 世界报这篇文章说，但奥巴马会亲切地告诉习近平：他希望看到一个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更加活跃的中国；一个参与防止核扩散，而不是暗中破坏国际社会对伊朗制裁的中国；一个在联合国安理会不那么紧跟莫斯科的中国；一个对遏制地球气候升温有更多热情的中国。总之，美国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更多，而不是更少。

国际形势的分析，像刚才说的刘源他们的这些想法，都存在一些基本的误区。国际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跟国际主流相一致。至于国内的分析，我觉得伟东的这几条都很过硬，肯定是绕不过去的。大变动，不管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反正都得变，这是非出现不可的。反正这一年不出事就行，然后下一届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不这么变就那么变，不那么变就这么变，不变好的就变坏的，不变坏的就变好的。不管怎么变，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判断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