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率

纽约时报 | 中国经济放缓 突显就业不平衡

 香港——王君平曾在河北老家当过农民,也在内蒙古干过矿工。但在最近的一个下午,49岁的他穿着体面的西装,在一个职业介绍所等待上课,他将学习如何使用扫帚和拖把来清洁北京庞大的地铁系统。去年,高中毕业的王君平在工资减半后辞去了矿场的工作。不过,因为工资实在太低——月薪大约为320美元(约合2000元人民币)——他决定不当清洁工。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房地产机构的销售人员集合在门外听老板讲话。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数年来,中国农业领域的工作一直在减少,这是城市化和中国持续进行的经济转型的结果。 相关文章 在社会与职场四处碰壁的中国女性 大学生就业成中国新领导人挑战 中国经济增速降至7%,六年来最低 中国经济“新常态”改变投资格局 习近平称无需担忧中国经济减速 “北京是首都,是文化和政治交流的窗口,”王君平说。“我以为找工作会很容易。但其实没那么容易。”中国的就业市场存在技能与需求不匹配的现象。数年来,由于城市化和中国持续的经济改革,农业领域的工作一直在减少。此外,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也表现出了新的压力迹象,有些企业在债务增加和产能极度过剩的情况下苦苦挣扎。包括物流、零售、信息技术和环境卫生等行业在内的中国服务业正在蓬勃发展,推动了整个经济体中就业机会的创造。目前共有大约3亿人在中国的服务领域工作,在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大军中占将近40%。但是,工人适应这种转变并不容易。目前,随着外来务工人员数量的增速变缓,像王君平这种没有技能或技能不足的人可以更挑剔一些。与此同时,大学入学人数的飙升意味着应届毕业生往往难以找到他们所期望的高薪白领工作。就业市场及其供需失衡现象给决策者带来了严峻考验。十年多来,中国的城市劳动力人口大量增加,收入呈两位数增长,与这些年飞速的经济增长相匹配或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如今,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正在减弱。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这是自2009年初以来经济增速最慢的一个季度。旧金山铭基亚洲(Matthews Asia)的投资策略师安迪·罗思曼(Andy Rothman)表示,“我们处在一个奇怪的位置,共产党领导层似乎满不介意经济中的方方面面,包括每年的GDP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都将以越来越慢的速度增长。”北京的领导层曾反复表示,只要就业市场形势稳定,增长放缓是可以接受的。尽管最近几个月,中国采取了一些扶持经济的措施——两次降息、两次放松银行借贷限制——一些分析人士称,仍然稳定的就业市场是政府还没有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的原因。“其实,为了维护稳定氛围,中国只采取了最基本的必要举措,”中国褐皮书国际公司(China Beige Book International)总裁勒兰德·米勒(Leland Miller)说。该公司对全国各地的数千家企业进行了调查。“这与日本或欧洲大刀阔斧的情况正好相反。”最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试图淡化GDP增长目标的重要性,表示他更愿意关注经济是否在以创造新就业机会的方式增长。目前为止,它似乎是在这样做着。去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1320万个,超出了李克强所设定的1000万的官方目标。不过,李克强的就业目标是个总数,并不包括被淘汰的工作岗位。更重要的是,收入的增长势头正在放缓,从两位数下降到了去年的8%左右。随之而来的任何消费支出的减少,都将对服务业继续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造成直接影响。北京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中国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尤尔根·F·康拉德(Jurgen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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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反节育派逗你玩:低生育率造成中国劳动力危机

最近中国官方公布数据,称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净减少。立刻有不少反节育派(自称是反计生派)大呼“人口危机来临”,认为必须迅速调整生育政策,否则“在持续低生育率之下,未来将产生不可控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系列的困局将无法逃避”。持这种观点的人或是不具备专业知识,或是欺负没有专业知识的人,编造出这个“逗你玩”的假命题。中国的失业远比官方承认的严重中国官方公布的2014年失业率有两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9%;调查失业率是5.1%。过去五年来,中国的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1%不变,以不可靠闻名于天下,实际情况远比官方宣称的严重。前总理温家宝曾在2010年3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公开宣布:中国失业人口有2亿。必须指出的是,这2亿之外还有很多未充分就业人口,因为政治原因不得不列入“就业人口”行列。以钢铁业为例,中国约有800家钢铁企业,就业人数超过350万人,不仅是地方拉动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更是地方财政税收来源与重要的就业渠道。这些年钢铁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2012年达21%),即使如此,各地的钢铁厂却不敢关门,在亏损的状态下也坚持生产,因为各地政府“眼睛都在盯着企业,要完成GDP和税收指标,以及保障当地就业。如果一停产,银行就会上门,政府也会上门,职工也不会答应。”(《人民日报》10/10/2013:【中国“失速”的真相】(二)亏损也要过剩生产)。中国产能过剩的行业有几十个,不少都处于亏损也要生产的状态,企业勉强雇佣的工人实际上处于半失业状态。此外,由于就业市场一直处于供给过度状态,已就业人员当中有不少人的收入仅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廉思《中国底层青年的生存困境和出路》集中分析了这一问题。另外一种现实的压力就是中国这一“世界工厂”正进入萧条时期,将导致数以亿计的工作岗位丢失。1月22日,原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在2015冬季达沃斯论坛表示,由于工资上涨,中国将有1.24亿人的制造业岗位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4亿,一旦失业人口达到3亿,真实失业率相当于32%。如此高的失业率,加上大量50岁以上的人被迫提前退休,这种状况下,夸大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减少的危机,纯粹是反节育派“逗你玩”生造的一个伪命题。移民潮高峰引发各国遣返潮中国在数年前就已成为全球第四大移民输出国,通过各种渠道释放本国的人口压力,其中不合法的移民数量超过合法移民。中国究竟往外迁徙了多少人口?中国政府也想理清这笔糊涂账。国务院侨办为此做了《华侨华人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这一课题,其中的数据是,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约5千万,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移民约占近4千万。自21世纪以来,东南亚在外移人口当中的占比已降至73%左右,北美、欧洲、大洋洲、日本与韩国等地的华侨华人增长较快。4千万人仅及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总数14亿的3%左右,因此中国并没感到人口压力减轻多少,但对于世界各国来说,移民与中东非洲难民的涌入,都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仅2014年上半年即有6万名非法移民登陆意大利,最后转道到了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引起欧盟国家强烈反应。在经历了人道与本国现实的两难考虑后,不少国家开始提高移民门槛,用高额罚款惩罚雇佣黑工的雇主,并陆续遣返非法移民。《中国新闻周刊》曾发过一篇《国际民工返乡潮:被遣返的梦想》,该文引用了一些资料:2006年中国向境外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82万,以后外派劳工仍在增长,但“黑工”的数字可能远高于合法外派者。在全球失业潮背景下,“黑工”们如同过街老鼠一样被追打,最终被迫回国。从2008年11月开始,北京接收的境外遣返人员显著增长,仅2008年就接收了5024个境外遣返人员,比上一年增长了10%。这个数字不包括自返和当地移民局未通知的人员。必须说明的是,在欧美各国打“黑工”被抓的大陆华人,只要是非法入境者,就不会在出入境管理机构的档案库中留下指纹,这些人可以任意编个名字与出生地,中国方面查无此人就不能遣返。因此,被遣返的人只占非法移民当中的极少数。俄罗斯的中国非法移民据说高达100万,2008年2014年,加拿大据说共遣返2472名中国人,其中206人系逃犯。中国移民非洲,难免新殖民主义之讥目前世界人口突破70亿,其中82%的人口即57亿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移民成了最快捷的方式。据2013年联合国“国际移民和发展”高级别对话公布的数据,2013年世界移民人口数量达到2.32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2%,2000-2013年间,移民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截止2010年,从发展中国家迁往发达国家的移民人数约7429.7万人,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约有7315.8万人,二者数量接近。非洲国家人口增长速度高居全球之首,该地战乱和自然灾害频发,宗教和政治冲突纷繁,艾滋病高发,不少非洲国家长期为难民问题所困扰。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公开资料,非洲大陆目前有1700万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部分难民通过各种渠道偷渡至美欧等发达国家。即便是这样一个充满各种风险且盛产难民之地,居然也成了中国人移民淘金之地。据《动荡非洲:中国移民新沃土》(《广州日报》2013年11月13日)援引数据,2012年底非洲华人总数已超过100万,成为中国冒险家的“新乐园”。只是这些冒险故事并不全然灿烂,比如广西上林县(国家级贫困县)有1.2万人在非洲加纳非法淘金,因对当地生态破坏严重,引发冲突,有逾千人被遣返。哪怕是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国企巨头,也因为与当地政府、民众因环保、劳工权益等问题发生不少冲突,每次冲突就导致部分移民被遣返。非洲国家自身的人口负担很重,当然不可能接纳大量外来移民。据国际劳工组织新闻今年1月公布的资料,2015年南非的失业率将排到全球第8位。但中国移民在这国家有20万之多,其中一半左右是非法移民,南非警方正在想法缉拿遣返(据Peter Gastrow《南非中国黑帮与犯罪组织》)。随着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增加与移民涌入,不仅发达国家指责中国在非洲掠夺资源,非洲人也纷纷指责中国人在那里进行掠夺资源的新殖民。非洲国家遣返移民的方式可不象欧美国家仁慈,中国移民因此遭罪的不少。中国失业人数与全球总数接近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新闻)每年都发布全球就业人数报告,但都是按地区列明数量,比如中国所在的亚洲列了东亚、南亚,却未列国别。据该机构《2014年全球就业趋势》数据,2013年全球失业人数已达到近2.02亿。失业率为6%。这个数字应该未包括中国的实际失业人口(最多是登记失业率人口)。其中约7450万在15至24岁年龄组的人为失业者,青年失业率为13.1%。今年1月20日,该机构发布2015年全球就业形势预测报告,称今年将再增300万失业人口,而在未来4年内还将再增800万。综上所述,可以归纳本文结论:一,在全球失业率普遍偏高、青年就业危机普遍化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减少并非“危机”;二,人口增长是否合理,必须与本国失业率、资源承载能力综合考虑;三,中国的移民潮与移民遣返说明,世界不会再无限制承接中国人口。在中国现有失业人口高达2亿、还有1.24个中国人行将失去工作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减少将引发一系列危机纯粹是反节育派“逗你玩”的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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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 | 中大发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3报告

前日,由中大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编写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3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广州正式发布。报告根据抽样调查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10612户家庭和16253人的样本分析而成。《报告》表示,国内全部有工作劳动力的人均年总收入为2.83万元,近六成的劳动力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而目前中国劳动力的失业率为9.14%。 劳动力人口不在业比例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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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立观察】G20:如果中国不再刺激经济

搞好政策协调诚然重要,但各主要经济体要“首先办好自己的事”。对中国而言,就是以全方位改革应对经济“换档”减速与转型阵痛 面对相似的经济困境,同在G20峰会之际,中国做出了不同以往的政策选择。在刚刚结束的第八次G20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此举显示,中国决策层将坚持“稳增长”,但给予“调结构”更大权重。中国不会再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外部不应对中国继续充当“全球经济火车头”抱以不切实际的希望。 目前,全球经济仍笼罩在“大衰退”阴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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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论坛: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民工的影响

核心提示 : 2009年城市里的农民工在就业、工作时间和收入方面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原文: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China’s migrant workers 作者:Sherry Tao Kong,Xin Meng and Dandan Zhang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发表时间:2010年9月1日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中国的出口订单大量减少和经济增长的衰退。而因为中国的出口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并且大多雇佣农民工,外界普遍相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民工的就业和/或工资水平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下岗的农民工在关闭的工厂外示威,数百万人可怜地失去了工作,踏上回家的路,这些情况都反映了农民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受到的影响。 去年,我们估计全球金融危机会对中国就业的冲击在13%-19%。但是我们当时强调,对就业的负面冲击事实上是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国内政策立场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突出的是中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新劳动合同法》的施行。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施行的财政和货币扩张,以及外部需求的逐步恢复,中国的经济强劲反弹,GDP增速从2009年第一季度的6.1%,增长到了第二季度的7.8%。到2009年年底,GDP增速已经超过了8%的预定目标。 现在,最紧急的危机已经过去,我们对它对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影响再次作出了评估。而再次评估的结果显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况。 通过“中国和印尼的农村—城市移民调查项目(RUMiCI)”进行的“从农村转向城市的移民和农村家庭”的小组调查,我们比较了2008年和2009年城市中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结果。让我们大感意外的是,我们观察到,农民工的就业只受到了很小的影响,而且工作时间或者工资几乎没有减少。那些在2009年决定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在就业,工作时间和收入方面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反而影响到了农村地区——失业农民工从城里返乡的地区。失业农民工手里没有太多钱,这就抑制了农村的消费需求,反过来,这更加抑制了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岗位的出现。这种“乘数效应”影响非常大,而且在之前的文献中没有得到什么关注。 以统计术语来说,2009年,至少有1,500万农民工回到了农村(占农民工总人数的10%以上)。他们中间大约有80% 回到了农村重新务农,平均来说,只实现了全年工作量的52%。全球金融危机除了造成农民工返乡,我们发现,农村非农就业人数下降了3,800万(占所有农村户口总人数的7.5%)。但是对那些已经获得了农村的非农岗位的人来说,我们没有发现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收入有所减少。 在我们的发现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农村的农业部门很可能给返乡的农民工和农村的非农雇工提供了就业缓冲。因为这种缓冲效果,我们没有观察到普遍的失业。当然,这对政治稳定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同时它也意味着农业生产率的降低。 从长远看,小规模农业将不可避免地要被大规模、高生产率的农业取代。这会自然地导致农田的集约化,许多小的土地所有者得卖出他们的土地。那么,对这些人来说,需要有其它手段来缓冲未来的就业冲击。 真正的问题是,这种缓冲将会怎样实现?中国将怎样走向全民福利体系,赋予农民工卖掉土地的权利?如何有效地从一个基于土地的,低效率的传统福利体系,转变成一个更适合现代经济的福利体系? 在未来数十年,决策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将会对中国农民工的福祉产生巨大影响。 Sherry Tao Kong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商学院的一位研究员。Xin Meng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商学院的一位教授。Dandan Zhang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商学院的一名博士后 这篇文章是 Ross Garnaut , Jane Golley 和 Ligang Song ( eds )的 《中国未来20年的改革和发展》[英] 一文的概述。该文氛围三大部分【注:我们在考虑部分翻译该文,如果你愿意合作,可以发邮件给我们:xiaomi2020#gmail.com】: 1 . 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户口改革的需要 2 . 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 3 . 双城记:2009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和2010年的改革重点 相关阅读: 东亚论坛:渐进主义——对中国政治矛盾的一种解释 福布斯博客:中国式资本主义的赢家和输家 生存杂志:金融危机对中美对抗的影响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国面临着艰难的经济转型 经济学人封面文章:咱们工人有力量 墙内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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