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

    内容提要：本文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即在社会群体之间没有特定长期偏好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更可能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一个中性政府，采纳了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但同时，政府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生产力较高的群体或地区，必然会扩大收入差距。     关键词：社会平等；中性政府；经济增长          一、引言          过去的六十余年，是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的时期。特别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7%（国家统计局，2010），是二战后经济平均增长率持续30年在7%水平以上的十三个经济体之一（The Growth Commission ，2008），被称为经济增长奇迹也不为过。在纯经济学层面上，中国的经济成就来源于不断的市场化改革以及采纳了符合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增长药方（Perkins ，2004）。     但是，为什么中国能够采纳标准的经济增长药方呢？本文作者在一系列文章中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核心思想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依赖于改革初期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中性政府（姚洋，2009，2010；贺大兴、姚洋，2009）。     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指的是不长期偏向某个（些）社会群体的政府。中性政府不是对社会群体毫无兴趣，也不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掺杂自己的利益诉求。相反，中性政府是自利的，也可能对社会群体采取掠夺性行为，只不过它的经济政策和群体的非生产性特性无关。换言之，它采取中性的态度，是它的策略选择的结果。由于它的中性选择，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才可以不受社会利益集团的限制，放开手脚把资源分配给那些最具生产力的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中性政府和几个已有的概念具有相通之处。一个是奥尔森的泛利性组织（奥尔森，2007）。所谓“泛利性组织”，就是其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重合度比较高的组织。奥尔森认为，和其他组织相比，这样的组织更可能做出对全社会有利的事情。把政府作为一个组织看待，中性政府就是一个泛利性组织。但是，中性政府之所以具有泛利性，不是它天生如此，而是出自它的策略性选择。另一个概念是发展主义政府（World Bank，1993）。这是从东亚的赶超经验里总结出来的概念，特指那些主动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府。但是，和泛利性组织一样，发展主义政府要求政府天然地具有发展的冲动。相反，中性政府是一种策略性选择，但正因为此，这种选择才可能更持久，而不是像发展主义政府那样，取决于官员的素质和追求。第三个概念是阿里吉的“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里（阿里吉，2009），阿里吉区分了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国家是资产阶级管理公共事务的委员会；另一种是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国家属于全社会，而不服务于特定的阶级。阿里吉认为，中国实现了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中性政府的概念比“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更具体，有助于对具体政策的分析。     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基本上是一个中性政府，其起点是1978年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在此之前，党的工作被意识形态化，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内部争斗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第一要务。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党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并在十六大提出的“三个代表”中得到体现。本文以上述转变为起点，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有利于增长的经济政策，而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没有？本文的观点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少数发生过类似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革命的国家。20世纪完成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开启了中国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门（费正清，2000），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打破了旧有的等级社会结构，建立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这里的“平等”指的是社会平等，即不存在排他性的强势社会集团，不存在一个集团主宰其他集团的情形。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无须顾虑强势集团的挑战，从而更可能成为中性政府。     社会平等不仅可以解释中国政府的中性性质，而且也可以解释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例如，政治学家Woo-Cumings 就认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为它们战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为了防止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的反抗，日本统治者有意压制这两个地方的商业和政治精英，两地的社会结构因此变得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扁平。“这个变化具有强大的拉平效应，使得收入分配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平均，并为建立有效的干预型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让它可以相对自由地放手建立它认为必要的发展同盟”（Woo-Cumings，1997，p.331）。虽然东亚经济取得了成功，但地区内部的差异巨大，中性政府可以较好地概括所有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因素。     然而，我们的解释似乎不得不面对一个悖论：既然社会平等是中性政府存在的基础，那如何解释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首先，我们的理论预测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中性政府倾向于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其次，社会平等不等于经济平等。即使不存在排他性的强势集团，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变得不平等。第三，本文只探讨了政府的一个侧面，不能解释政府的所有行为。在对待收入不平等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考察政府的其它方面，特别是如何将民意集中形成政府决策的过程。     本文的主体包括两部分内容。理论部分构造了一个考察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以及经济效率之间关系的动态斯塔克伯格模型，经验研究部分给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在理论部分，本文完善和发展了我们之前的理论模型（贺大兴、姚洋，2009）。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仅仅在一个特例下给出了中性政府的定义，并证明了中性政府存在的社会条件，但是没有证明中性政府经济表现的最优性。     本文在更一般的条件下给出了中性政府严格定义，清晰地表达了社会平等透过中性政府改进经济表现的直觉和机制。更为重要的是，本文通过比较所有社会结构下模型的解析解，严格证明了中性政府的效率。     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在接下来的第二节里，我们回顾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讨论本文理论模型在文献中的地位，并评论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已有解释。第三节给出理论模型的基本设置，第四节详细分析和求解模型，给出模型的关键性结论，并对模型进行简短的说明。第五节就模型所提出的命题给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特别讨论一些选择性的、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却扩大收入差距的政策。最后，第六节总结全文。          二、文献回顾          目前已有丰富的理论文献探讨不平等和政府政策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大多数文献研究的是民主国家中经济不平等如何透过投票（Alesina ＆Rodrik，1994；Benabou ，2000；Hassler et al ，2003）或院外活动（Esteban ＆Ray ，2006）来影响和扭曲政府政策。其中，Esteban ＆Ray （2006）的研究和本文的关联较大。在财富和经济能力不平等都影响院外活动的前提下，Esteban ＆Ray（2006）将院外活动视为个体发送给政府显示其能力的信号。显然，较多的财富会使个体更有能力进行院外活动。由于个体的能力分布和她们的财富分布不相关，即使政府追求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不平等也会扭曲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本文的模型提供了关于非民选政府的类似理论。在Esteban ＆Ray （2006）的模型中，经济平等会降低院外活动作为能力的信号的强度；在本文的模型中，社会平等会降低群体权力扭曲政府政策的强度。在两个模型中，平等都使得政府更加有效地分配资源。但是，一个区别是，Esteban ＆Ray （2006）的模型是建立在能力是私人信息的前提下的，经济平等减少了政府获取个体能力信息的成本，而本文假设信息是完全的，平等使得各个群体更有效地表达意愿，从而增进效率。     另一个区别是，我们没有假设政府追求社会产出最大化，因此，中性政府下的社会产出永远只是次优的。显然，研究主题的差异——Esteban ＆Ray （2006）研究民选政府，本文研究非民选政府——自然导致模型在其他方面的差异。     关于非民选政府的研究最近也有所发展，其中大多数的文章着眼于研究为什么非民选政府、特别是那些失败的非民选政府能够长期存在的问题（Padro-I-Miquel，2007；Acemolgu，Ticchi＆Vindigni，2007），但最近的两篇文献研究了为什么一些非民选政府能够比其他的非民选政府取得更好的经济增长表现。Besley＆Kudamatsu（2007）提供了二战后非民选国家经济表现的详细记录，并试图解释部分国家经济成功的原因。在他们的文章中，选举团（selectorate ）决定领导人的人选。在一个简单的声誉模型中，他们发现当选举团的力量不依赖于在位领导者时，它更换领导人的威胁就变成可信的，领导人因此会选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Gehlbach＆Keefer（2008）发现，当执政党有较长的历史时，非民选政府的经济表现更为优异，他们将其视为政党制度化正面作用的证据。特别地，他们的模型将党内信息共享视为政党制度化的最重要特征。信息共享意味着党的成员了解领导人的行动，并通过行使否决权来约束领导人，这会降低领导人对党的成员的掠夺能力，从而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     上述两篇文章都强调了在位群体对领导人的约束作用，本文与之不同之处在于，本文主要研究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另外，在理论上，执政者在本模型中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更重要的是，本文建立了社会平等和更优的经济表现之间的关联。     在最近解释中国经济成就的文献中，钱颖一和他的合作者（Qian＆Weingast，1997；Qian＆Roland，1998）、诺顿（Naughton，2004）、谢千里和张军（Jefferson＆Zhang ，2008）也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解释。钱颖一等人强调财政分权作为一个约束中央政府的承诺机制和约束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但也有部分文献批评钱颖一等人过分强调了财政分权的作用。例如，在比较了中国和俄国财政分权的表现后，布兰查德和施莱弗（Blanchard ＆Shleifer，2001）认为，单独的财政分权不足以产生一个保护市场和促进增长的政策，中国的成功较多地与政治集权有关。事实上，1994年的财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中央再集权的现象。     诺顿基于对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保持一个有效的官僚系统的认知而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官僚系统在很多方面是比较有效的，特别是它能够执行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指令，这是因为经济增长能提高官员的政绩，进而增加官员的收入和升迁的概率（Li＆Zhou，2005）。不可否认的是，有效的官僚系统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成功。但是，我们怀疑它是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科举制度从隋朝起就存在了，但中国至少在过去500年内没有发生较快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诺顿没有解释为什么官僚体系的领导需要经济发展。     谢千里和张军区分了政府合法性的两个源泉，一个是程序，另一个是表现。     他们认为，中国政府采用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因为它追求的是基于表现的合法性。本文的模型也可以推导出这个结论，因为政府必须保证合适的经济表现以安抚社会群体。事实上，威权政府都不注重程序上的合法性，而且大多数希望通过给人民带来福利改进而获得合法性。然而，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单独追求表现的合法性也不足以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前面提到的文献中，Gehlbach＆Keefer（2008）、Besley＆Kudamatsu（2007）也提供了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尽管他们的文章不是针对中国的。     Gehlbach＆Keefer（2008）对政党制度化的关注值得一提。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制度化，如退休制度、平稳的领导更替、更加正规和理性的决策程序以及党内更多的权力共享等等，这些变化有助于中国共产党采取更合适的经济政策。不过，这个理论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采用了有利于整个社会而不是仅仅有利于其成员的政策。在Besley＆Kudamatsu （2007）的模型中，党的领导人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权力比较稳定。但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看作外生给定的，将失去解释的关键效力。在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拥有很高的支持率，但由于前三十年所犯的错误，在改革初期，党的革命红利已经大为削弱。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党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众的高支持率。     …………          五、改革时期的中性政府          本节结合上一节的理论命题，给出并讨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在此之前，我们首先明确几个问题。一是分析单位问题。我国政府层级很多，经济分权体制独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所讲的政府，如果不加特别说明，一律是指中央政府；也就是说，我们的分析单位是全国，而不是局部地区。某个局部地区在政策上可能受到歧视，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受到歧视的原因可能是该地区的生产能力较为低下，因此，政府政策仍然符合中性性质。二是群体的定义问题。中国的社会群体分化不像其它国家那样清晰，但是，当考察具体的政府政策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比较清楚地辨认出不同的利益群体。比如，当我们考察国有企业改制的时候，工人和企业经理就是两个利益诉求不同的群体；当我们考察汇率制度的时候，这样的群体就变成了出口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三是政府政策的所指问题。在我们的模型中，政府决定两个政策，一个是税率，一个是政府服务。在现实中，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决策理解为政府政策对不同群体的损失和收益的实质性影响。     此外，我们还需要明确讨论一下我们的理论模型所暗含的几个对政府的假设：其一，我们假设政府是务实的，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可以根据情形确定自己的政策；其二，我们假设社会群体具有对政府进行“革命”的能力，而政府需要对此作出回应；其三，我们还假设政府可以区别对待不同的社会群体。关于第一个假设，我们注意到，过去三十多年是党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走向务实主义的时期。关于第二个假设，“革命”在此可以理解为任何可以削弱政府执政合法性的行为，如示威游行、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批评文章等。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不成功的革命相当于对政府合法性没有任何威胁的行动，成功的革命则是有威胁的行动，而成功且剥夺了在位群体财产的革命是有严重威胁的行动。事实表明，中国政府非常关注民众的诉求，特别是当这样的诉求会演化为群体性事件的时候。     最后，如果把对社会群体的定义和政府政策联系起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第三个假设。     几乎所有的政府政策都同时制造得利者和失利者，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总是要在社会群体之间进行取舍。如果一个群体从中得益，则这个群体就可以被理解为我们理论模型中的在位群体；反之，它就是在野群体。     最后，在我们的理论模型里，政府是一个全面的、精于计算的行为主体，这个假设在现实中肯定是不成立的。但是，在具体政策上，把政府看作一个精于计算的主体还是合适的，因为具体政策的得利者和失利者是比较明显的。实际上，我们的理论模型也可以看作是对政府具体政策的描述，而不是对它的整体政策的描述。     在完成了以上准备工作之后，我们可以讨论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政府的中性性质。显然，要详细讨论这个问题，需要一篇长文，超出了本文的范畴。这里，我们将采取举例的方式，试图说明，中国政府既没有屈服于精英的力量，也没有迁就民众的短期利益，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以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为导向。     反映第一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价格双轨制改革。于1985年正式开始实行的价格双轨制是在两种倾向——完全抛弃或继续坚持计划定价——之间的一种妥协。价格双轨制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配额之后在市场上自由销售产品和购买原材料，而市场价格往往高于国家计划的价格。     价格双轨制降低了改革的阻力，让我国平稳地完成了价格改革，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Lau ，Qian，and Roland，2000）因此把它称为“没有失利者的改革”。但在现实中，双轨之间的价格差额创造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企业和控制配额的政府官员可以通过把配额卖给其他企业和个人，从而轻易致富。控制配额的往往是党内或政府的强势人物，因此，对很多学者来说，像价格双轨制这样的部分改革会造就一些坐享好处的利益集团，从而使进一步的改革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中国的发展证明，这种预言错了。在1994年，最后的双轨制价格——双重汇率——被取消，双重价格被统一成单一的市场价格。在这里，借着价格双轨制而成长起来的市场力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90年代初已经占到工业增长和出口的半壁河山（Lin ＆Yao ，2001）。     另外，私营企业也在90年代初发展起来。但是，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原材料和产品都依赖市场价格，它们的快速发展是在夹缝里发生的。因此，它们迫切希望改变双轨制产生的“资源错配”，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双轨价格的并轨。     反映第二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国有企业民营化。邓小平南巡之后，广东顺德和山东诸城开始了国企的民营化。经过广泛的调研和讨论，中央政府于1995年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政策，决定保留500到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允许较小的企业租赁或转让。从“放小”政策衍生出来“改制”，在很多情况下，改制就是民营化。到2005年底，1995年的国有工业企业中的76.7%都已经民营化或破产了（Garnautet al ，2005）。与民营化相伴随的是国有企业就业数量的下降。裁员的高峰发生在1998年，这一年国有企业中有二千万员工下岗或失业。从1995年到2005年，近五千万国有部门的职工经历了下岗或失业（Garnaut et al ，2005）。对党而言，这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挑战。但是，政府没有因此停步不前，而是一方面低调进行民营化，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帮助下岗失业工人再就业。这个策略被证明是有效的。到2005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接近尾声，大多数失业和下岗工人找到了新的工作或进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来。下面着重举例说明我们的理论模型中的一个重要推论，即一个中性政府会选择性地采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哪怕这些政策会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回顾一下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所采纳的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就短期而言，它们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而总是偏向某些群体，长期累积起来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些看似歧视性的政策，恰恰是因为它是中性：因为并不特别地照顾任何群体的利益，它才可能放开手脚采取“有偏”但却和生产能力匹配的经济政策。城乡收入差距和对外开放是两个很好的例子。     农村改革一开始是一个“有偏”的改革，它以提高农产品价格为核心，从而让农民得益，城市居民受损。家庭经营的重新确立，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的收入进一步提高。尽管政府对城市居民的食物补贴也增加了，但总体而言，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居民，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城乡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8倍缩小到1985年的1.8倍。但是，自1985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就没有缩小过，到今天已经达到3.5倍（国家统计局，2010）。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政府对城市投资力度的加大难逃其责。然而，从纯粹经济收益的角度来看，在农业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后，投资城市比投资农村的收益大得多，因此，这既符合政府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对外开放是比农村改革更加“有偏”的举措。对外开放以特区为先导，在特区设立之初，中央政府给了它们非常优厚的政策待遇，其它地区对此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中央政府的反应不是取消特区，而是确立了沿海开放政策，给予沿海开放城市和特区差不多的政策。这个政策开启了沿海和内地差距拉大的大门，但对中国经济的起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大陆由此完成了中国台湾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完成的从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型。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入世之前，国内对入世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有许多讨论，普遍观点是，入世将对我国的农业、汽车制造、零售业、金融业以及电信服务业产生巨大的冲击。政府并没有被这些担心所左右，入世之后的结果也表明，入世之前的悲观预测多数是错误的。除大豆和棉花之外，多数农产品的出口增加了；汽车市场发生了“井喷式”增长，自主品牌不仅没有萎缩，而是有了巨大的发展；金融和电信行业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只有零售业受到的冲击较大。总体而言，中国的出口自2001年入世到2007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保持了年均29%的高速增长，速度接近20世纪90年代的两倍（国家统计局，2010）。     改革时期中性政府得益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对社会平等的深化。20世纪的中国革命打破了封建社会关系，把中国领入现代化的大门。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尽管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政体完全不同，但在社会结构和经济政策方面，两者惊人地一致。在农村，两岸都完成了土地改革，完成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遗愿；在城市，大陆没收了官僚资本，但保留了民族私人资本，台湾地区则没收了日本殖民者的资本，但也保留了私人资本。两岸社会都被均等化了，其结果是，两岸都可以放心地采取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     相比之下，其他发展中国家却存在深刻的社会不平等以及由此而生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以印度为例，种姓制度和宗教至今仍然是影响其政治的重要力量，一些政客和宗教领袖以种姓和宗教为依托建立起庞大的政治势力，左右政府政策（Mehta ，2005）。另外，尽管印度政府很早就通过了土地改革法案，但至今仍然有11%的农民没有土地，在印共长期执政的西孟加拉邦，更是达到30%以上（Mukerjee，2009）。尽管印度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凭的比例高于中国，但其文盲率却达到40%，其中多数是地位低下的妇女。另一个例子是菲律宾。在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是发展中国家当中的明星，但是，马科斯长达二十年的独裁统治却毁掉了菲律宾的经济，而马科斯统治的基础是地方上的旧势力。在殖民时代，这些旧势力是殖民者的统治工具，殖民时代结束之后，他们非但没有消失，而且得到发展壮大（陈衍德，2004）。尽管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已经结束二十年，但菲律宾仍然处于地方旧势力的控制之中，2009年11月发生在棉兰老岛的屠杀事件就是旧势力之间火并的结果。世界银行2008年的发展报告发现，土地分配不平等是阻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其背后的原因是大土地拥有者左右着国家政策，阻碍教育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World Bank，2008）。          六、结语          本文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我们通过理论模型和经验例证阐述了如下逻辑：20世纪革命所造就的平等社会结构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社会基础，在此之上，党完成了从激进主义到务实主义的转变，党所领导的政府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它关心的不是短期和局部利益，而是社会的长远利益。我们的解释不是对中国经济成功的唯一解释，而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政治逻辑。     我们想提醒读者的是，在一定意义上，中性政府是一个很弱的概念，它只要求政府不长期支持某些社会集团。但是，中性政府却不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常态，而是特例。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四种政府形态比较普遍，即精英主义、民粹主义、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交替。精英主义政府就是来自精英阶层或与精英基层结盟的政府，民粹主义政府就是用再分配政策讨好民众的政府，前者为少数人服务，后者则置国家的未来于不顾。在当今世界，纯粹的精英主义政府或纯粹的民粹主义政府都比较少见，两者的混合或交替是更普遍的情形，前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南亚，后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拉美。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府完全可能是精英主义的，在存在极端不平等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可能出现。在这样的国家里，精英利用他们的政治和经济优势操控选举，左右政府政策，而大多数普通百姓则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但是，正因为此，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呼声也很高：普通百姓有被剥夺的感觉，因此要通过民主程序要求更多的再分配。中国是少数特例之一，而正是这个看似一般的特别之处，却足以解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表现方面的巨大差异。     由此引出了本文最后一个结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中国不是一个“常态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平等的社会结构和由此产生的中性政府定义了中国的独特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保持这种独特性？中国是否会变成一个“常态的”发展中国家？种种迹象表明，做出一个乐观的回答将越来越难。     一个可能的图景是，当前的收入差距演变为社会壁垒，并最终葬送平等的社会结构。但是，对此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畴，有待作者或其他研究者做进一步的认真研究。          *贺大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hedaxing@gmail.com；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yyao@ccer.pku.edu.cn.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和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制度转型研究”（项目编号04JJD790002）的支持。作者感谢Lee Benham、Daniel Bromley、Michael Carter、Oded Galor、Yukon Huang 、Phillip Keefer、John Knight 、Gerard Padro-I-Miquel 、Debraj Ray、MaryShirley 、彭锋、文贯中等人的建设性意见。文章初稿曾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佛大学、布朗大学、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纽约大学、纽约新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世界银行、三一学院、瓦莎学院、香港大学等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讲过，作者对与会者的评论表示感谢。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阅读全文请下载PDF文档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43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4 10:58:17 刘明：从国际金融危机看泡沫经济 标签： 金融危机 泡沫经济 美国债务危机 ● 刘明        泡沫经济的发展早已经超出了国别经济的范畴，全球泡沫经济使得泡沫经济学进入了更广阔的领域，需要更宏大的全球意识和国际眼光。在泡沫经济的不断演进中，“主权债务”和“国家破产”成为新世纪最为抢眼的经济学热词。我们需要把握一个平衡：经济活力需要市场开放，政策目标需要市场控制。这种平衡对于市场的动态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与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但可能都是存在缺陷和局限的。仅仅从公共债务规模无法判断美国或美元是否已经确实形成了巨大的泡沫，或者这个泡沫是否即将破裂。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再加上美元自身的发行方式，使得它与普通国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引爆，但欧洲和转型经济体等国家却出现远为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2007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发酵，一年之内即已演化为一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但是，超级泡沫的积聚和破裂往往在宏大的历史场景中与多层级、一系列的次级泡沫产生或隐或显的逻辑关联。这些或大或小的危机为我们研究和理解泡沫经济提供了经典的案例。           一、泡沫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破产”          泡沫经济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也是时间和地域上相对的概念，局部性与系统性掺杂其间。从商品泡沫经济、行业泡沫经济，到系统泡沫经济、国家泡沫经济，直至全球性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展现出多样式、多成因、多效应的复杂生态。     泡沫经济可能源自特定经济活动。美国就出现过并购泡沫。兼并、收购本是经济活动的常态。通过数度大规模并购，美国培植出汽车、钢铁、电子、石油、计算机、网络、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大大提高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但是，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联合并购掩盖了企业自身的问题，从70年代末开始，不少超大型联合企业走上了分拆之路。并购浪潮的结束伴随着股市的暴跌。80年代，一些所谓的“企业狙击手”出现，其并购的目的就是再度全部或分拆出售，方式则包括所谓的杠杆收购，动机常常是追求短期暴利。短期的股价上涨制造了巨大收益，但由于大量资金游离在生产领域之外，从事着高风险的“击鼓传花游戏”，并购的最终结果往往是财务困难和再度破产重组，经济和社会损失惨重。     泡沫经济也可能源自国家发展模式和国际资本流动。20世纪60年代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通过举借外债发展经济。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失去偿债能力，打破了“国家不会破产”的神话。继墨西哥之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国也相继宣布终止或推迟偿还外债。在1982—1983年这场震撼世界的拉美债务危机中，近40个发展中国家要求重新安排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提供援助，各债权银行额外提供融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拉美国家则实施紧缩政策，导致投资萎缩，失业攀升，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进入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迄今为止，拉美大部分国家因国际债务危机而丧失了发展的基础，他们曾经有过的“债务繁荣”再也未能出现。     泡沫经济还可能产生于僵硬和扭曲的货币和汇率政策。1990年，英国决定加入西欧国家创立的欧洲汇率体系（ERM），维持1英镑兑2．95马克的汇率水平。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后，索罗斯等投资者认为一些欧洲货币如英镑、意大利里拉等被高估。由于经济长期不景气，英国试图降低利率，以刺激出口，提振本国经济。受限于欧洲汇率体系关于汇率浮动的规定，英国请求德国央行同时降低马克的利率，以免削弱英镑。但是德国央行拒绝了英国降息的请求。1992年9月15日，所谓的“黑色星期三”，索罗斯等投机者大规模攻击英镑、里拉等“疲软货币”，英镑与里拉一起双双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     泡沫经济常常发端于某些特定产业。由于房地产业大多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与国民生活与财富积累息息相关，再加上它所涉及的上游和下游产业众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较高，包括作为一国经济核心的金融和保险行业，因而往往成为这样的“高危产业”。经验表明，房地产泡沫是极常见的经济泡沫。日本金融业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尝试自由化，推动房地产投资者的融资条件进一步宽松，并出现了我们在此后的房地产泡沫中反复看到的商业模式：连续降低利率，滥用杠杆作用，金融机构大面积违规，不动产抵押贷款膨胀，各类企业将大量资金投资房地产业，政府监管形同虚设，土地和税收政策推波助澜，大量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地产不灭”的神话为投资者广为接受，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价格飞涨，号称“卖掉东京就能买下美国”，股市、楼市双双飙升，等等。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此后开始漫长的经济衰退。如同拉美国家一样，日本也经历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同样迄今未能走出阴影。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起因同样源自房地产泡沫——以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和相关“金融创新”为核心内容的房地产兴盛。当然，美国的泡沫经济有其形成的内在必然性和自身的发展轨迹。事实上，房地产泡沫的背后是一个在相当长时期内不断积聚的超级泡沫。早在房地产泡沫产生以前，一系列其他各类经济泡沫就已经相继产生了。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美国仍然存在超级泡沫继续膨胀的可能。     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泡沫经济的发展早已经超出了国别经济的范畴，全球泡沫经济使得泡沫经济学进入了更广阔的领域，需要更宏大的全球意识和国际眼光。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泡沫经济的不断演进中，“主权债务”和“国家破产”成为新世纪最为抢眼的经济学热词。在本轮金融危机演化的过程中，阿联酋第二大酋长国迪拜宣布其最大国企“迪拜世界”590亿美元债务延迟偿付，冰岛金融业危机则导致该国“国家破产”。此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形势的发展形成了一轮迄今仍在发酵的“欧债危机”。泡沫经济正以人们越来越难以预料的方向和方式向前延伸。           二、泡沫经济的可知性与不可知性          在研究泡沫经济的时候，应特别注意其绝对性与相对性、可知性与不可知性以及泡沫经济标志的模糊性与可感知性的对立统一；在进行形势判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把握其两面性、多面性、复杂性、不确定性。     不断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人们继续寻找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答案。“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相对于劳动者有效需求的过剩。导致危机的最深刻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这就要求我们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现实中去求得泡沫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动因。这样的基本经济现实也是泡沫经济能够为人们认识和把握的基础。由此，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集中在“经济基本面”这样的概念上。小到一个经济实体，大到国别经济甚至全球经济，都存在这样的经济基本面，它也是我们进行经济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     但是，决定经济形势走向的是无数的市场行为主体；经济基本面只有一个，市场行为主体对经济基本面的判断和认识却并非必然地趋同。市场行为主体自身的利益需求、价值和信仰、先入为主的见解、教育程度、处境和环境、综合素质等等均有区别，他们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对于信息的选择、分析、反应也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市场行为主体的决策和反应的多样性和易变性。他们对所处经济环境的“正确”认识和“错误”认识，他们对市场未来的各种不同预期，以及他们由此产生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都将影响经济走势。泡沫经济的全球化使上述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全球层面上市场参与者和市场信息的海量增加，市场参与者互动和市场信息传递的加速甚至全球化、即时性，使市场，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具有易变性。     另一方面，市场并不仅仅被动地反映经济基本面，同时也对经济基本面产生能动作用，甚至可能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并由此成为经济基本面本身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方向，市场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可区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类。例如，目前全球粮食价格飙升，它可能导致粮食供给增加，从而平抑粮食价格，这是市场价格正向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的基本模型。但是，粮食价格飙升也可能导致粮食供应商惜售，或者区外市场参与者因为粮食价格继续上涨的预期购入粮食，从而使粮食价格进一步飙升，引发世界粮食危机，这是市场价格负向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的基本模型。无论正向还是负向改变，价格都可能出现拐点，并对经济基本面形成新的改变，或者叫改变的反转。如果在某一拐点，出现急剧的、大规模的改变，我们事后会说，在拐点之前形成了经济泡沫。在引入做空机制后，从数学绝对值的概念上说，无论正向还是负向改变，都可能形成经济泡沫。     超出经济领域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甚至包括偶然事件，在特定的环境下也可以导致大势的方向性改变甚至反转，但也更加不可预测。例如苏联解体、“9.11”事件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甚至颠覆了传统市场模式，它既可能使所谓的有效市场理论更有效，理性市场行为更理性，又不断侵蚀地缘和文化的障碍，加快沟通的速度，提供爆炸性增长的信息，改变着传统市场的功能，影响着包括政府等市场监管者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决策和行为，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因而进一步增加。     当然，由于前文所述基本经济现实或经济基本面的存在，在如何判断泡沫的形成和发展方面也并非完全无规律可寻。按照索罗斯的说法，经济泡沫一般经历（1）发端期；（2）加速期；（3）被成功的检验中断又进一步强化；（4）黄昏期；（5）逆转点或颠峰；（6）加速下跌；（7）形成金融危机。 不过，索罗斯也承认，要准确预测每个阶段的长度和力量是不可能的，尽管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     趋势判断的难度实际上也对进行成功的趋势判断提出了更精致、更复杂的要求。设计模型越包容，占有信息越充分，囊括变量越完备，计算和处理能力越强大，趋势判断越动态，相应的结果就越能与形势的演进相一致。这种理论假定更适用于趋势判断者不是市场行为主体的情形。例如，假定趋势判断者，包括他所从事的研究以及他的研究结论都与研究对象绝缘。但事实上，趋势判断者大都同时也是市场行为主体；此时，则影响、操纵、控制能力越强大，趋势判断的结果就越能与形势的演进相一致。例如政府或者具有相当程度市场垄断能力的特大经济组织、基金会等等，与普通投资者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操纵、控制能力是不一样的。即使在假定存在的完全开放的市场环境里，特殊市场行为主体实际上都试图去主导、控制，或至少具有这样的冲动。在极端的情况下，政府等特殊市场行为主体的目的更多地就是控制，例如军事当局对控制能力范围内的特定区域实施战时经济管制，则经济形势的演变大概就“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了。在这种环境下，形势“失控”或者“非理性泡沫”固然不至于出现，但是人类经济活动中最可宝贵的活力与创新精神恐怕也就离你远去了。     总的来说，我们面对着一个悖论，因而需要把握一个平衡：经济活力需要市场开放，政策目标需要市场控制，或叫市场“引导”。这种平衡对于市场的动态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要问国际金融危机给予市场行为主体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恐怕就是对于自己的形势判断尽可能多地再给一次怀疑、再进行一次检验。不断假设、不断怀疑、不断检验，在经济环境的不断演变中动态把握，可能是所有市场行为主体获取目标收益的最佳方法。这包括最重要的，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市场行为主体——政府，只不过政府的目标收益被设定为公共政策目标。           三、政府与泡沫经济          膨胀——破裂的循环是泡沫经济演进的基本模型。政府或其他外部力量的干预在这个意义上被引入，他们被寄望能打破这一循环，推动经济趋于均衡。     人们寄望于政府干预的基本假定是：无论市场信息如何充分，也无论市场参与者如何“理性”，市场都有形成泡沫的内在动力和倾向。市场参与者认识到泡沫的形成，既可能促使他因为避险而远离泡沫，也可能促使他因为逐利而进入泡沫并助推泡沫的进一步形成。所以市场难以做到自行趋于均衡；即使最终趋于均衡，也是以制造经济危机的爆炸性方式实现的。由此，市场监管被引入，我们需要市场监管者进行反向操作，以避免泡沫的进一步扩大。当仁不让地，政府应当承担这样的监管责任。     但是，从这个基本假定出发，政府干预的困境也恰恰在这里：如果其他市场参与者不能准确判断市场何时形成了泡沫，或者何时泡沫将会破裂，政府是否就一定具有足够的信息和判断能力做出正确的决策？市场监管者同样远非具有绝对的充分信息，他们在与市场参与者的不断互动中做出决策，而市场参与者的初始决策以及对于其他市场参与者决策的反应，包括对于市场监管者决策的再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至少不可准确预测。市场参与者做出决策的背景也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理性预期理论常常在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行为面前不知所措。     这就说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市场监管者获取市场信息存在一个决策——等待——反馈——评估的过程。在危机情势之中，就算市场能够提供充分的信息，市场监管者甚至也无法等待这一过程的完成，即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就被迫迅速地做出决策。监管者在一定意义上也只是市场参与者之一，甚至在特定情形下被其他市场参与者强行逼迫为“被动反应者”，只不过“权重”过于特殊。     市场监管者的决策既可能引导市场趋于均衡，也可能进一步扭曲市场。如果市场监管者远非“独立的第三方”，则情形将更为复杂。例如，政府可能有目的地制造泡沫，或者别无选择，形成泡沫是其不得不接受的代价。这样的假定在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包括美国政府至今持续推进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得到了验证。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埃里克•马斯金教授曾表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的监管失误。” 其实，这样的判断只是看到了美国泡沫经济形成与发展的表象，甚至可以说是本末倒置。     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的局限性推动泡沫的形成，政府干预阻止泡沫的形成。事实上，这是一个典型的“似是而非式”的理论假说。“市场机制可能有缺陷，但政治程序更是如此”。 市场和政府均可推动形成泡沫经济，也都可能是泡沫经济的出口和解决手段。美国政府及其支持的“两房”在“次贷”泡沫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远不是监管者缺乏监管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制造泡沫。     所谓“有意识”，最根本的是指美国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后急需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继续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避免陷入衰退。其结果是美国的政府干预阻断了市场机制，助推形成新的更大的泡沫。“房利美”和“房地美”本来就是由美国政府出资创建的，其主要业务是购买抵押贷款并证券化，然后在市场上出售，从而获取资金并提供给购房者作为新的贷款。美国政府对银行业的补贴、长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使得美国房地产泡沫愈演愈烈。随着“两房”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违约增加，相应的金融机构遭受巨额亏损，“次贷”危机终于爆发，并演化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更深层次看，在资本主义政治现实中，连美联储和白宫都可能为国际资本家所操控，则市场更可能被恶意扭曲。     对应于政府干预与泡沫经济关系在经验世界中的演进，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的理论互动也在延伸。在传统资本主义阶段，或者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亚当•斯密那支“看不见的手”成为广为追捧的教条，被认为实际操纵着我们的一切经济活动。大萧条之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又将政府等同于社会正义和明智，将政府干预视为摆脱危机的法宝。三四十年后，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治国方略重新将市场捧为效率和理性的化身，以致获得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样的“美誉”。在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导国际经济机构的推动下，自由资本主义甚至被作为“普世”的价值，不仅在转型经济体中广为实验，而且试图在全球予以推广，并形成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教条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是，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却批判说，“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华盛顿共识没有给出答案，它既不是成功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其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实践上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这一思潮；特别是本轮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更促使人们全面地重新审视国家发展模式、经济体制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自由资本主义遭遇普遍的质疑。     无论“左转”还是“右转”，政府的角色，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恐怕都难以再度回到某一个原点，或者退回到某个从前的时代。各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时的大规模救助、庞大的经济刺激措施以及随后相继采取的退出政策，勾勒出一个政府、市场以及各市场行为主体互动演进的新型模式。     事实上，市场与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但可能都是存在缺陷和局限的，更遑论“万能”和“绝对正确”。今天，很少有人再度相信单一的充分市场或者单一的全能政府就是“灵丹妙药”。市场与政府将进行日益频繁、强度日益加大的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认识外部经济环境，建立假定，对假定进行证实或证伪，并随着经济形势的演进建立新的假定，重新证实或证伪。“过程论”将成为认识外部经济环境的核心理念。与此同时，包括政府在内的市场行为主体，对于自身的行为也不断地进一步自我反省、自我认知、自我评估、自我校正，并构成整个经济形势持续演进的要素。     更广泛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主体也日益发挥重要影响力，他们“都超出了政府管治的范围，因而有了比government的内涵更为宽泛的governance的概念，用以包含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当然更不用说经济和市场活动。 国家和世界正在加速进入多元化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需要，也的确正在发生系统性、全局性的大变革，它为想象能力、变革能力、创新能力、领导能力的充分发挥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四、“特里芬难题”批判与美国债务危机          讨论政府与泡沫经济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理论问题，它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美国经济是否正在形成更大的超级泡沫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常常更为重视研究“非理性”行为如何制造泡沫，研究政府干预如何避免泡沫。但上述讨论说明，政府行为同样可以制造泡沫。对于这一点，即使不是故意被忽略，也至少是研究远远滞后。这一现象导致另一派学者认为，本轮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政府干预缺失，而是市场远不够自由，是政府干预过度。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推动复苏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否正在催生更大的超级泡沫。美国金融机构事实上正在通过政府补贴走出困境。量化宽松政策的目标在短期内是避免银行体系的崩溃，在中长期内是刺激增长。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将新旧银行业务剥离，通过向金融机构注入资金，使新的银行业务重归正常，引导资金进入有价值的投资领域，特别是私人部门。这正是设计量化宽松政策机制的目标所在。但是，美国的传统产业已经过于成熟，有效需求不足，而新的革命性变革，以及具备担当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业是否能够及时出现，我们还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而如果没有这一肯定的回答，由于量化宽松政策使短期利率几乎为零，那么大量低利率资金投放市场的结果，可能最终并不是流向有价值的投资领域，而是被迫回流美国政府债券。银行完全可能利用这一机会低成本借贷，然后投资政府债券牟利。美国政府债券因此将处于不可持续的危险境地，新一轮的超级泡沫由此可能出现、积聚。这也是部分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持悲观态度的原因。     政府债务原本是非经常性的财政收入，但在如今各国政府的实践中，它实际上“经常性”了。政府可支配资金的增加固然是好事，但债务迟早要偿还。“欧债危机”以及此前的历次主权债务危机早已经打破了“国家不会破产”的神话。现在，轮到当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美国接受这样的检验了。     2011年1月6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致函参议院称，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很快会达到国会设定的上限14万亿美元，接近GDP的规模。他提醒国会要及早行动提高美国公共债务的上限，以避免引起支付困难和市场混乱。 美国国会预算局预测,美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2008财年的40%攀升至2011财年的近70%。 欧元区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中，希腊和爱尔兰的债务与GDP之比高于美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则低于这个数字。有经济学家说，这还不是美国的真实债务。例如，目前美国50个州中的47个州政府和许多市政府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财政危机，按华尔街分析师的说法是“美国百座城市面临破产”。此外还有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还有诸如“两房”债券、美国各大财团的债务等等所有显性、隐性债务。他们说，“如果我们将一个国家看做一个公司，那么国家也有一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果真如此，则美国早已经资不抵债、破产清算了。     但是，美国毕竟没有破产，而且真正认为有此风险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并不多。奥秘究竟在哪里？奥秘就在于国家毕竟不能简单地看做一个公司，尤其是美国。     理论上，由于美元在国际结算、国际储备中的特殊地位，美元的需求是全球性的，因而美元的发行量对应的就是需要以美元来“反映”和“反应”的经济总量。如果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持续复苏，这种持有美元或者美元资产的需求也可能随之走强。在特定情势下，比如战争、政治社会动荡、经济危机等等，由于美元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尤其是唯一的超级军事霸权所“担保”，因而其避险的功能和优势还可能凸显。反之，当投资者重新表现出风险偏好，大宗商品和证券价格可能上扬，美元可能走低。     不管成因分析如何，目前的事实是：世界各国大量拥有美元或者美元资产，拥有对美国的债权，美国则对所有这些国家负债。这是现代杨白劳与黄世仁关系模式的全球版本。但是如果你认为杨白劳可以让黄世仁破产，至少在目前是不现实的。美国和各“债权国”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欠债还钱的问题，而且具有各国至少在迄今为止的时间段里，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美元这种“全球金融服务”的特性的问题。往“合理”的方向说，美国是在收取“世界中央银行”的铸币税，至少是管理费。往“恐怖”的方向说，美国是在滥用国际货币发行的特权，谋一己之私利，说美元绑架了世界也不为过。如果债务真的到了要清算的地步，清算的对象也不仅仅是美国，而是所有使用美元的广义上的“美元经济体”。郎咸平甚至认为“两败俱伤只是痴人呓语”。     在美国国内，债务至少在一个侧面上是个记账问题。美国国会提高美国公共债务的上限，实际上就是美国国会批准美国财政部多发行债券，美联储则在收讫后发行同样多的美元，这是美元发行的方式。如果我们指令国家的中央银行直接发行货币，而并不记为财政部的债务，其结果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国际、国内经济总量会不断上升，美元的需求和相应的发行量将不断扩大，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也会不断上升，而且永远会上升。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是一个货币供应规模的问题，不是通常的“借债”和“还债”的问题。这个“债”是永远还不清的。     5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部分地解释了上述原理。他的基本论点是，“美元被其他国家作为储备资产积累起来，以作为调节国际收支波动的手段，这要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为前提，只有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储备资产不断减少，才有可能向其他国家提供美元。然而美国国际收支的恶化，储备资产的减少又会动摇美元币值的稳定，最终影响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 这里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因此是一个悖论。这一内在矛盾被称为“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罗伯特•特里芬在考虑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必然性时，将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来看待，因而得出了合乎经济现实的结论。     但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在这里同时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错误：使用标准的双重性。当他考虑美元币值稳定性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把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来看待，而用普通的国家与国家间贸易的模式来论证贸易差额与币值之间的关系，从而不能完整解释——如果还不能说是故意掩盖的话——美元币值变动的趋势及其国际、国内的复杂表现。按照特里芬的第一种标准，美国贸易逆差的必然性既然是全球对于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的需求导致的，其相当的一部分也至少在理论上是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之用而游离于美国与各国双边贸易以及美国国内经济之外的。例外的情形只有一个极端的假定：世界各国，至少是各主要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持有者采取集体行动，要求偿付和实物兑现。那无异于推翻美国作为“世界中央银行”地位的“世界革命”或“超级世界大战”，美国维护自身全球统治地位的应对也必然是同样极端的。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罗伯特•特里芬的理论错误反而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因为这一原理“自然地”推导出：美元长期贬值趋势是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的必然结果，美国由此所获取的利益是它作为“世界中央银行”收取铸币税的合理收益。这样的结论掩盖了美国国内经济政策，比如目前推动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于美元加速贬值的核心作用，掩盖了美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对于世界各国财富的有目的的掠夺。即使在事实上，美元发行规模的扩大也并不必然地等于美元的恶性贬值，前提在于它与其所对应的广义上的“美元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是否相当。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平衡，但并不是不可能的平衡。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作为“世界中央银行”获取了相应的权利之后，是否存在法制或者哪怕是道义上的约束，使它同时承担起如同各国中央银行那样的责任，去试图维持这样的平衡。     结论是：美国公共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的确已经存在积聚新一轮超级泡沫的基础，并已经开始出现若干类似病例通常出现的症状；但是，仅仅从公共债务规模无法判断美国或美元是否已经确实形成了巨大的泡沫，或者这个泡沫是否即将破裂。“至于负债，它本身从来都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不创造福利、价值和利润的负债。美国在19世纪同样有过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但那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19世纪后半期美国还超过英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原因就在于这些负债投资到了大量创造价值和利润的、有效率的部门，这些价值和利润不仅足以偿付债务，而且可以用于新的经济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再加上美元自身的发行方式，使得它与普通国家更加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引爆，但欧洲和转型经济体等震中边缘国家却出现远为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这样的基本分析方法是我们判断下一次危机在哪里，危机将如何演进，以及我们采取何种对策的逻辑出发点。          （原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 作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副巡视员 刘明）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金融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852.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刘明：从国际金融危机看泡沫经济 刘明：论民国时期的研究审查与激励 相同主题阅读 刘明：从国际金融危机看泡沫经济 张五常：天下大势：从格林斯潘的一句话说起 郭凯：外汇储备三问 近藤大介：联手抗击美债危机 陈志武：危机倒逼美国财政改革 黄亚生：美国人不疯了 中国怎么办？ 巩胜利：美元贬值，令全球亏蚀500万亿 牛刀：中美金融战一触即发? 费希尔：危机之下西方左派与自由派如何就针对中国达成一致 韦森：美欧债务危机及中国的应对 姚洋：中国的3.2万亿美元烦恼 庞中英：拜登访华与中国二次“救市” 陈志武：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 美债危机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梅新育：中国持有美债数据认识误区辨析 向松祚：华尔街模式、美元霸权和美债陷阱 辛一山：中国的战略短板 张茉楠：摆脱美元陷阱 外储亟待结构转型 迟福林：反危机背景下的增长与改革 颜昌海：美国没有阴谋，但中国权贵愚蠢而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