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

联合早报 | 贪污弊案大逆转 阿扁判监10个月

贪污弊案大逆转 阿扁判监10个月 (2011-08-27)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79元外交,稳赚不赔 [时事漫画] 美指中军力破坏地区平衡 [名家专评] 姚洋:中国的3.2万亿美元烦恼 [总统选举] 吴俊刚:选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家元首 ● 庄慧良 台北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被控贪污国务机要费案,昨天台湾高等法院更一审出现大逆转,认定陈水扁因公支出的金额超过检方认定的诈领金额,故不构成贪污,改依伪造文书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   除了国务机要费案外,陈水扁所涉及的龙潭购地弊案先前已三审定谳被判刑两年,法官裁定合并执行两年8个月。昨天到场聆听判决结果的陈水扁,听到审判长念出国务机要费案不构成贪污罪时,即露出难得一见的自信笑容。   台湾总统马英九和行政院长吴敦义昨天分别在公开场合被询及此事时,都是礼貌性地微笑而未作答。总统府和马英九竞选办公室都低调地表示“尊重司法”,不愿评论。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回应说:“国务机要费本身有历史的因素,希望法院在判决的过程中,能够考虑这些历史的因素,也持续期待法院及司法单位能独立、公正,也能够保护当事人的人权。”   陈水扁涉嫌贪污国务机要费,从一审的无期徒刑、二审的20年徒刑,到昨天更一审竟然变成10个月,令当初起诉的特侦组大呼:“判决落差太大了!”特侦组主任陈宏达表示,收到判决后将研究如何提起上诉。 后续政治效应 将影响总统选举   陈水扁家族当年贪污腐败,民怨激愤,不仅个人在2008年卸任后即身陷囹圄,民进党也因此失去政权。昨天判决消息传出后,蓝营人士或愤怒或丧气,绿营则出面挺扁。

阅读更多

秦晖 | 对贫民“犁庭扫穴”何时休

2011年04月21日 23:11:46   城市新贫民问题之一      怎么还要剥夺     不久前刚刚读到海南三亚市 “强拆贫民窟”不补偿不安置的报道,今天又看到深圳南山区西丽街道强拆大勘村 “农场”、“200多农民未获补偿”的新闻,不由得感慨莫名:今天我国大讲“民生”,对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基本福利已成热门话题。但是我国仍然有些最弱的群体,在其他国家属于社会保障的第一号对象,在我国某些地方不仅“保障”无门,连他们自力谋生盖起来的简陋家园还要被强大势力犁庭扫穴、扫地出门!     在柬埔寨,前不久发生了金边“万谷湖”拆迁事件。万谷湖周围很多贫困新移民的“违章建筑”,如今柬方招入中资公司搞商品房开发,需要迁走他们。柬政府给的条件是凡能出具收据发票等居住一段时间的证据者,每间棚户(常常简陋之极,甚至就是废纸箱等搭成的小棚)赔偿8500美元(当时合5.7万元人民币,见图1),或者分给一处郊区安置房——当然条件不怎么样。由于贫民们认为赔偿标准不高,迁移到郊区后原有的谋生方式难以继续,他们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虐待,群起抗争,要求提高赔偿、安置标准。一些同情他们的媒体还把矛头指向中资公司,认为中资欺负他们,是搞“殖民主义”。中资公司当然有理由觉得冤枉:我们只管盖房,政府负责拆迁,这怎么是欺负了你们?而柬政府要是看到我们深圳、三亚的做法就更会生气了:我们柬埔寨那么穷,政府不是还给了赔偿、安置吗?要是在深圳、三亚,只要“称政府无此义务,若安置、赔偿,势必后患无穷”,看谁还敢讨价还价?     发达国家的情况就不用说了,我们周边一些更不发达的国家对待类似群体也没有这样做的。人们的常识是:如果国家还保障不了他们,至少不要再剥夺他们。在印度,进城谋生的新移民(他们没有户口管制和“农民工”之说)盖起棚户,只要能出示住了一段时间(四五年)的证据,通常也就是收据发票什么的,你就有了不受驱逐的居住权。如果因为公益或商业开发要你搬走,那就要与你商量赔偿与安置条件。     再看看同属中国一部分的台湾地区,他们的“都更”(都市更新,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旧城改造、城市发展)同样有对待贫民进城自建棚户 (他们也叫“违章建筑”)的问题。他们的做法是:除了强势者仗势欺人的“违章豪宅”拆了就拆了以外,对于弱势贫民存在一定时期的“违章建筑”,拆除时都要予以赔偿与安置。台湾安置“违章”棚户居民的公屋有个专称叫 “整建住宅”,笔者曾去看过几处,其标准低于政府为不“违章”的都市贫民老住户兴建的保障性廉租房即“国民住宅”,但也并不差多少。早期的“整建住宅”后来很多还进行了二次改造(见图2)。台北当年的“康乐里”拆迁和最近的溪州、三莺拆迁都是这样。在笔者看来,对“违章”的贫民给予如此程度的赔偿与安置简直不可想象,但那里的人们仍然认为不够,他们的维权运动 (号称“对抗政府推土机”)仍然继续推进,要争取进一步的改善,而且社会舆论总的来说都是同情他们的。      什么是“违章建筑”     而我们这种对穷人 “不赔偿不安置”的强行驱逐,在世界上恐怕也只有当年白人统治的南非对黑人干过。有关方面这样做,理由无非是这些贫民区属于“违章建筑”。     的确,城市要有规划,随意“私搭乱建”哪个国家都不允许。“违章建筑”的概念也不是不能使用。像南非那样把所有的黑人贫民棚户都限制在郊区的索韦托那样唯一的地方当然是很坏的“章”法(连那样的地方都要驱逐,就是更坏的“章”法),但民主国家自然也不是对贫民建房完全没有限制的。纽约的时报广场、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这样的地方总不可能让贫民棚户存在吧?所以为了都市的规划、秩序和其他公共利益,禁止“违章建筑”的规定是有必要的。但这个“章”必须在尊重人权的前提下。笔者曾指出如下三点:     首先,这“章”不能只是利益有关一方(例如想搞“土地财政”的官员和想赚钱的开发商)下个“红头文件”就算,像扒房赶人这样事关基本人权的事,怎么能不立法、不依法?而且涉及这种事的立法过程也应该有利益相关各方参与,无论代议制还是听证制,都应该有被强拆的一方如所谓 “流动人口”的声音。只考虑“老市民”都是不够的,更不用说只考虑强势者了。     其次,这“章”也应该合乎常人情理,至少回答:如果不违这个“章”,那些弱势者能在哪里安身?过去的做法实际上是想让那些年轻人单身进来打工,自己住工棚,家庭留在乡下。就像当年白人南非对黑人“流动劳工”的设想一样。南非当年的理论家说,如果不这样就会出现贫民窟,我们的官员讲的也是同样的理由,区别只在于南非以美国(因为那里的贫民窟多黑人)为“教训”,而我们的官员喜欢以印度等国为“教训”。但是“流动劳工”制肯定无法永久,进城安家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给提供廉租房,高价商品房买不起,简陋的棚户又“违章”,到底要人怎么办?     最后,这“章”还应该有点严肃性,不能朝令夕改,而且改了还追溯既往。前些年深圳大 “梳理”时就有论者指出:这些棚户“违法”存在有的已达20年,过去不拆,就是行政不作为,行政不作为造成的后果只让这些贫民承受,这样合理吗?      “违章”居住者群体     实际上,我们不少大城市不仅户籍门槛很高,连办“暂住证”也有相当高的门槛,“有固定、合法的住处”就是其一。工厂提供的工棚或集体宿舍是“合法”的。但如果你要安家,不仅自建棚户不 “合法”,租房也有面积(人均不得低于多少平米)与形式(不得合租等等)规定,不达标也“违章”。“违章”就办不了暂住证——现在很多地方进步了,为减少歧视性,暂住证改叫“居住证”什么的,而且办证交钱少了或免了,这当然是好事(就连南非,当年黑人劳工办“暂住证”也是免费的),但是这门槛并没有降低。而“门槛”正是历来歧视政策的关键。例如上海,据调查在2004年该市的打工者有53.5%住集体宿舍和工棚,能够租房安家的不到一半,而就是这些租户中,因租房不达标故而也办不了暂住证的又占了一半。     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违章”居住者群体。我曾经说过:理论上他们都可能因为住得差而被驱逐——而不是因为住得差而获得帮助。但人们也发现,其实一般情况下他们也并未被驱逐。管理当局在很多情况下是心照不宣的:只要这些住所分散、偏僻,不影响“形象”,平时可以给当地带来点收入(由于我国完全不允许他们成为“棚户主”,他们即便是自建棚户,也是租用当地农民的地皮,仍然属于“租户”,要交纳租金的),可以干户籍居民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等。到了想开发这块地皮赚钱的时候,又随时可以把这些连“暂住权”都没有的“违章”居住者赶走,既无需赔偿,也不用安置。     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弱势棚户存在一定时间就形成事实权利的通例。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人毕竟是“理性的动物”,真是在城里无法谋生、或者生存状况还不如故乡的话,经过一个 “试错”期他们多会自行离开。继续留下来的人基本上都出自其理性选择,只要不是违法犯罪,人们没有理由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当地容他们留下这么长时间也是有理由的。有人说贫民占据 “空地”居住就是在侵犯“产权”,仿佛那些“资本主义国家”还不如我们注重保护“产权”,而“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听任穷人“侵犯产权”,那 “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又所为何来?事实上他们与我国一样,一般城市及其周边的土地并非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它们不是公有就是私有,很难说会有什么真正无主的“空地”,贫民能够“擅自”占据相当一段时间而不被赶走,往往都是有原因的:或者是占据者支付了某种代价,或者他们的存在适应了当地的某种需要,或者(尤其在公地上)这种状况体现了政府的某种社会政策,或者就是基于一种人类社会的同情心。     外国是如此,我国也不例外。据报导,在三亚的那些棚户已经存在了十多年。深圳这次强拆的“紫金农场”贫民区更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至今已近30年了。深圳虽然仍然把他们视为“外地(紫金县)人”,但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他们还能“回乡”务农吗?今天对他们如此犁庭扫穴,到底要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      城市新贫民     实际上,这些贫民的成因与性质与前述柬埔寨、台湾都市贫民是一样的。他们都是都市化、工业化时代由乡入城的人口迁徙大潮的体现。只不过别国没有我们这里那种户籍管制,所以没有“农民工”之称,而曾经建议改称他们为“流动工人”的姚洋先生如果知道当年南非“流动工人”制度在世界上的名声,大概也不会坚持这个称呼了吧。     其实按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的通例,他们就是城市贫民。一般地讲,都市化、工业化时代城市新移民中富有的“投资移民”总是极少数,而穷人是绝大多数。另一方面,占有先机的老市民在这一进步潮流中“沦落到贫民窟”的几率也不高。这个时期的城市底层贫民、包括“贫民窟”的住户主要都是由这些贫困的新移民构成。从发达国家当年,新兴工业化地区曾经,到我们现在,基本都是如此。在进城潮持续一代人之后,今天中国这一亿多、有人说是二亿人就其主体而言已经很难逆转 “回乡”,称他们为 “农民工”、“外来打工者”或“流动工人”都会越来越不合时宜。我认为应该就称他们为城市贫民,由于我们过去习惯称的“城市贫民”、比方说“棚户区改造”的对象、廉租房的申请者和其他“困难户”都不包括他们,姑且称他们为“城市新贫民”吧。     有人说,称“贫民”就会导致歧视,或者会导致他们的地位 “固定化”,这真不知如何说起。我们“扶贫”、“脱贫”讲了多少年,没有“贫”,焉用“扶”?过去我们不这样称呼,但他们受的歧视还少吗?而今天我们的城市廉租房等扶贫民生政策一直不考虑他们。承认他们是城市新贫民,就是对改变这种状况提供一种动力或压力。几年前我关于宽容贫民窟的主张引来激烈争论,一些人对此大为光火。其实过去我们一向对事实上存在的贫民窟使用几种区分“身份”的称呼:老市民的“棚户区”、户籍“农民”的“城中村”和“流动人口”的“违章建筑”。正是这后一个称呼使得对这些城市新贫民可以肆无忌惮地驱赶而“不能轻易放过”,可以“不补偿不安置”地驱逐,还有什么样的歧视能甚于此?说“贫民窟”是歧视的那些衮衮诸公对此说过一个字吗?“棚户区”是政府有责任给其居民改善的,“城中村”则会被强制拆除但通常补偿还不少,“违章建筑”则犁庭扫穴不容分说,不给分文。这样不同身份、不同称呼对应于悬殊的不同待遇的状况,难道我们不应该努力去改变 (哪怕是逐步的)吗?     (发表于2011年4月6日《经济观察报》) 上一篇: 新济贫法与新富民观   下一篇: 应当承认“外来人口”的租户权 阅读数(3809) 评论数( 7 ) 7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阅读更多

爱思想 | 姚洋:中国的3.2万亿美元烦恼

姚洋:中国的3.2万亿美元烦恼 标签: 外汇储备 美国债务危机 ● 姚洋 ( 进入专栏 ) 标准普尔下调美国政府债务评级的举措重创了全球金融市场,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有更多理由担心:其3.2万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超过60%——是美元资产,包括1.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只要美国政府不违约,降级给中国带来的任何损失总归是有限的。美元固然会下跌,从而有损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或人行)的资产负债表。但贬值的美元会降低中国消费者和企业购买美国商品的成本。如果美国物价保持稳定,就像目前的情况,购买美国商品得到的好处应该正好可以抵消人行资产负债表的损失。 此外,降级将迫使美国财政部提高新债券的利率,这也能使中国获利。但标普的举措是个在时机不对时作出的糟糕决策。如果美国国债真的已不如过去那样信誉卓著,那它们在8月2日奥巴马总统和国会就提高政府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前,应该更加值得怀疑。  外汇储备多元化或让人民币升值 债务上限协议给了全世界一个希望:美国经济将沿较可预测的道路走向复苏。降级打破了这个希望。一些人甚至预测美国将出现双谷衰退。如果情况真是如此,美国真的发生违约的可能性将远高于现在。 这些新担忧为中国敲响了警钟。许多人认为外汇储备多元化、告别美元独大的状态是中国应该选择的策略。但这并不容易,从短期看尤是如此。如果人行开始大量买入非美元资产,则必须将一些现有美元资产转换为其他货币,这将不可避免地带动该货币升值,从而推高人行的成本。 中国决策层正在讨论的另一个策略是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中国官方外汇储备有一大部分是因为人行控制人民币汇率而积累起来的。人行一直强调把人民币的升值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和渐进的步伐。如果人行允许人民币以更快速度升值,那么它就不需要购买大量的外币。 但人民币升值能否见效取决于减少中国净资本流入和经常项目盈余。国际经验显示,货币升值短期內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而大多数实证研究也显示,渐进升值对一国的经常项目水平只有有限的影响。 如果升值没有减少经常项目盈余和资本流入,那人民币汇率将面对更大的升值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建议中国采取一次性大幅升值的策略——大到足以消除人民币进一步走强的预期,阻止投机性“热钱”的涌入。如此规模的升值还将抑制出口、鼓励进口,从而减少中国长期存在的贸易盈余。 但这样的作法对中国经济来说不啻自杀。从2001到2008年,出口增长占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40%强。也就是说,如果出口完全没有增长,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将下降4个百分点。此外,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将导致就业下降3%——超过2000万份工作。 通胀高企导致结构调整延后 解决中国3.2万亿美元难题没有速效药。中国政府必须依靠较长期的措施来缓和问题,包括人民币国际化。用人民币来结算中国的国际贸易账户能帮助中国免受美国以邻为壑政策影响,即美元对其贸易对手大幅贬值的冲击。 但如果中国不能减少其经常项目盈余和资本流入,那么3.2万亿美元的问题将变成20万亿人民币的问题。国内结构调整在所难免。 要进行结构调整,中国必须增加国内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这一点已列入中国政府的十二五规划。不幸的是,由于通胀高企,结构调整已被延后,控制信贷扩张成了政府的第一要务。然而,实行投资放缓却增加了中国的净储蓄,即经常项目盈余,同时约束了国内消费的扩张。 只要中国的生活水准在追赶美国水平,那么人民币的实际升值就是无可避免之事。事实上,中国政府无法在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情况下压低通胀。人行应该把目标定在人民币实际升值的速度上,而不是币值稳定前提下的通胀率上。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还需要更加关注结构调整,这才是解决中国3.2万亿美元烦恼的唯一有效药方。 作者姚洋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英文原题:China’s $3.2 Trillion Headache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2011. 进入 姚洋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549.html    

阅读更多

联合早报 | 【中国早点-自由席】79元外交,稳赚不赔

【中国早点-自由席】79元外交,稳赚不赔 (2011-08-26)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79元外交,稳赚不赔 [时事漫画] 美指中军力破坏地区平衡 [名家专评] 姚洋:中国的3.2万亿美元烦恼 [总统选举] 吴俊刚:选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家元首 ● 沈泽玮 “近来,美国人越来越猖狂地羞辱中国干部。先是骆家辉自己背着行李带着家眷跑到中国当大使,已经使那些惯于别人为其撑伞的老爷们面红耳赤了,现在又来了个什么副总统拜登,跑到北京小饭馆吃炸酱面,五个人才消费了79元!这不明摆着和那些非茅台不饮的中国官员作对吗?中美关系紧张,责任全在美方。” 这个逗趣的帖子是在新浪微博上看到的,它只是众多与拜登访华和骆家辉抵京相关的帖子中的一个,这类帖子的转发数量已达好几万条。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带着一家五口赴京上任,中国媒体形容他“寒酸”抵京,“没有大量随从,没有警卫,背上一个包,手拎一个包,全家人都没有闲着”。 接着,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跑到北京鼓楼的“姚记炒肝店”吃炸酱面,一行五人才吃了79元人民币(15新元),更是在中国媒体和网民中掀阵阵波澜,网民还根据拜登一行人点的菜色弄出个“拜登套餐”。 贵为副总统,出国访问却如平民百姓般地用餐,这样的举动引起各种解读。 一些中国媒体称之为“面条外交”,认为拜登想借吃面争取中国百姓的好感。一些网民认为,拜登吃得便宜是要暗示人民币应该更快升值,好让美国得以缓解巨大的贸易逆差。结果“拜登吃面”成了新成语,意思是以远低于货值的价格采购到商品。此外,还有舆论把“拜登吃面”和中国国内的“三公消费”联想到一块儿,美国人表演亲民秀,却无意间倒打了中国官场公款吃喝的作风一把。 总之,“拜登吃面”不管怎么解读,广义是“稳赚不赔”。 拜登没有说什么大道理,没有抛出什么理论或思想,就凭一张笑脸和几个出游的场面,就传达了他想传达的美国人的生活态度和软实力。特别是出访鼓楼那一场秀,只花了100元(79元加小费)就搏得那么大的宣传,维安的人力与时间成本都由中国去承担,真是稳赚不赔。 一位受访学者笑说:“拜登到中国来做公关很成功,中方也很重视,也做了很多工作,很尊重他的行程安排,那天他跑到鼓楼去吃小吃,害得这边公安局忙了一天,有好多商店没生意了,就红了姚记一家!”

阅读更多

联合早报 | 姚洋:中国的3.2万亿美元烦恼

姚洋:中国的3.2万亿美元烦恼 (2011-08-26)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79元外交,稳赚不赔 [时事漫画] 美指中军力破坏地区平衡 [全球金融风暴] 专家:还未走出低潮 股价料再跌 [总统选举] 明天,大家请冷静 ● 姚洋 标准普尔下调美国政府债务评级的举措重创了全球金融市场,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有更多理由担心:其3.2万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超过60%——是美元资产,包括1.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只要美国政府不违约,降级给中国带来的任何损失总归是有限的。美元固然会下跌,从而有损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或人行)的资产负债表。但贬值的美元会降低中国消费者和企业购买美国商品的成本。如果美国物价保持稳定,就像目前的情况,购买美国商品得到的好处应该正好可以抵消人行资产负债表的损失。 此外,降级将迫使美国财政部提高新债券的利率,这也能使中国获利。但标普的举措是个在时机不对时作出的糟糕决策。如果美国国债真的已不如过去那样信誉卓著,那它们在8月2日奥巴马总统和国会就提高政府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前,应该更加值得怀疑。  外汇储备多元化或让人民币升值 债务上限协议给了全世界一个希望:美国经济将沿较可预测的道路走向复苏。降级打破了这个希望。一些人甚至预测美国将出现双谷衰退。如果情况真是如此,美国真的发生违约的可能性将远高于现在。 这些新担忧为中国敲响了警钟。许多人认为外汇储备多元化、告别美元独大的状态是中国应该选择的策略。但这并不容易,从短期看尤是如此。如果人行开始大量买入非美元资产,则必须将一些现有美元资产转换为其他货币,这将不可避免地带动该货币升值,从而推高人行的成本。 中国决策层正在讨论的另一个策略是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中国官方外汇储备有一大部分是因为人行控制人民币汇率而积累起来的。人行一直强调把人民币的升值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和渐进的步伐。如果人行允许人民币以更快速度升值,那么它就不需要购买大量的外币。 但人民币升值能否见效取决于减少中国净资本流入和经常项目盈余。国际经验显示,货币升值短期內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而大多数实证研究也显示,渐进升值对一国的经常项目水平只有有限的影响。 如果升值没有减少经常项目盈余和资本流入,那人民币汇率将面对更大的升值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建议中国采取一次性大幅升值的策略——大到足以消除人民币进一步走强的预期,阻止投机性“热钱”的涌入。如此规模的升值还将抑制出口、鼓励进口,从而减少中国长期存在的贸易盈余。

阅读更多

404新闻博物馆(最新)

香港抗争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