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

维权者怎么使用媒体，这是他们诸多选择的一部分，倒也无可非议。然而，当他们犹如中邪似地说出下一句“记者是为了流量的”，想要为拒绝记者找到一个说服自己与他人的理由，并且将这种潜意识的怯懦转化为对媒体/记者的攻击时，意味是深长的。

我有一种感觉：威权人格在面对现代社会的众声喧哗时，可能更难调适。因为那明显不是一种一元、可控、有序的秩序，而难免出现各种让他们为之心烦的“杂音”。它的办法则是以攻击性回应，最好让人就此闭嘴。

过去20年，“护城宝”作为一种群体认同，就是这样慢慢建构出来的：伴随着城市化的深入，个人命运与城市发展深度关联（通过房价捆绑在一起），人们为所在城市的发展感到自豪，随着城市的膨胀而膨胀。“护城宝”情绪膨胀到一定程度，就是不能允许批评。

报道三亚，批评三亚，并不等于不理解、不支持、不相信三亚。批判文在三亚疫情舆论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真正“不理解”“不支持”“不相信”三亚的是恰恰是批判文体现的思路，它将游客与三亚、岛内与岛外对立起来，这种自我封闭的岛民心态亟待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