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种强健的悲观主义

悲剧让所有的专业主义念想变得可疑,让一切写作成为绥靖的代名词。远的不说,只拣雪灾、骚乱、地震等二三事略微讲述。从社会灾难骤发的时刻起,我们就被裹胁着进入非正常状态。雪灾有泪,而新闻无语;骚乱在西,而指摘向南;川南地倾,而举国同悲。悲剧构成周遭环境的基本面,要对那么多的人撒谎,或者向所谓的同胞展示曲笔的婉转,这不是奴役又是什么?   新闻当以记史为荣誉,媒体必以直言为担当。实现这些基本的媒介操守正面临越来越多的专业狙击。常识是,追求真相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和价值所在,尽管它总是被各种利益所遮蔽。   然而,真相不明往往是悲剧频仍的一般缘由,构成我们越陷越深、越难堪的职业经历。悲剧在千家报馆里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舆论一律的后果是真相含糊不定,说也说不得,说也说不清。   向悲剧或者真相屈服,不仅仅是新闻从业者的单选题,也是新闻机构必须要站位的新现象。悲剧由个人而演化到媒介领域,新闻机构的分层与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看法是,近三年以来,报纸社会价值范畴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先锋报章群体萎靡不振,这既有外部施压的成分,也有内部妥协的因素。是否体制内取代了理想主义,上升为报纸自查自纠的立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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